檀江林

太平天国既是一场反清政治运动，也是近代农民阶级依据自己的理念进行的一场社会改造运动。具体而言，太平天国为了建立起“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对近代中国的农村与农民进行了诸多改革尝试。

重塑国人的外在面貌。洪秀全等人主张对国人的精神面貌进行全面重塑，以彻底根绝那种男子拖着大辫子、抱着鸦片枪，女子脚踏小弓鞋的奴性外型。主要有： 1 改革服饰。运动初期服饰比较简单，一般为“布衣蓝褛”，再缝数寸黄布于衣襟以为记号。定都天京以后，开始“变易其服饰”，并制订严格的等级服饰制度。但一般士兵的服饰简洁明快，多以裹头、扎巾、短衣、散裤腿、花鞋为特色。这种装束在南方很多地区一时成为时尚。（2）废弃“辫发顶戴”陋习。官兵一律蓄发不剃，并恢复传统束发于顶的旧制,在过渡阶段，则是前脑头发蓄而不剃，长可过尺，以五彩丝绒编成绦子，紧扎发根，将发挽髻，以所余之绦将髻盘于头周围，或贯以银簪，或以包巾裹头，这成为当时太平军最突出的特色李长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 。 3 禁止妇女缠足。在太平军辖区，“湖北、安庆、江宁、扬州妇女皆令放脚，女匪获未放者，斩其足”；“着其放脚，妇女皆去脚带，赤足而行。” 沈隽曦：《金陵癸甲摭谈补》

重构民众的精神寄托。一方面全面禁绝传统儒学和佛道，另一方面借助来自西方的基督教，改换门面为拜上帝教，不遗余力地在辖区倡导与推行。如在南京、镇江、苏州等地，“遇庙悉谓之妖，无不焚毁”。正如英国人呤唎在其《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中记载：“两千多年来的传统积习，古代圣贤的名教格言，世代相仍的放荡淫佚和偶象崇拜，全都涤除于一旦。”

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在中国传统纲常礼教下，妇女处于社会底层，太平天国则主张男女平等。《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女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颂赞祭尊天父上主皇上帝。”还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女，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凡男妇，每一人自十六岁以上，受田多逾十五岁以下一半。”呤唎对此评价说：“据我看来，太平天国社会制度中最值得称赞的就是妇女地位的改善，她们已经由亚洲国家妇女所处的卑贱地位提高到文明国家妇女所处的地位了。”

禁绝传统陋习和封建迷信。《粤匪纪略》中载：“伪令禁食鸦片烟、黄烟。”《金陵纪事诗》中说：“骨牌、骰子，烧酒、水旱烟皆为贼中禁物。”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也主张：“禁酒及一切生熟黄烟鸦片，先要禁为官后期者，渐次严禁在下，绝其载植之源，遏其航来之路，或于外洋入口之烟，不准过关。走私者杀无赦。”除禁烟、禁赌、禁酒等陋习外，太平军还严禁娼妓，禁卖人为奴。

改革传统婚丧制度。《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民众在行“婚娶吉喜等事”时，应尽除一切旧时歪例。

惩治地方恶势力。在太平天国辖区，枪船势力是专门残害人民的反动武装。清政府对其束手无策。太平军兴起后，清军以重金收雇，作防堵太平军之用。这些枪船势力在地方胡作非为，成为封建恶习娼、赌、毒的主要依托。太平军对之进行坚决持续斗争后，“赌匪逃匿净尽，各镇各乡无枪船踪迹”，“自是赌局豪横之风始息”。时人评价道：“余生三十余年，目不见赌，独有此时，窃叹长毛号令，清时地方官所不逮也。”（《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180页）

改革文教制度。太平军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变革特色明显。其一，重新编写、出版书籍供将士阅读，并随处向群众散发。据史料记载，有案可查的太平天国印书达几十种，每种书印量巨大，当时收集太平天国情报的清方人士记载，太平天国印书“汗牛充栋，人人习见”（《贼情汇纂》卷九）。太平天国的印书很多以诗歌、白话等易懂好记的形式出现，便于以通俗语言向一般群众宣扬教育。其二，每到一地发安民告示，有目的地召集群众听“讲道理”，内容多是宣传起义的目的、过程和意义以及拜上帝教的教义。其三，建立新的科举取士制度。天京事变前，除“天试”外，还有“东试”、“北试”、“翼试”等，其后，仅有“天试”一项。考试内容尽弃旧式儒家经典。考试分为文武两类，不论门第出身，所取人数均无定额，取中者依次赏予官职。

对太平天国的上述社会改革措施，我们当如何认识？首先，作为中国社会最庞大的农民阶层，太平天国提出的革新社会的理念，代表了社会进步的方向当勿庸置疑。如太平军禁止缠足、抽吸鸦片、禁止剪发等，对当时乃至后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呤唎在其著作中就这样评价：妇女摆脱了缠足的恶俗，男子摆脱了剃发垂辫的奴隶标记，这是太平天国最显著、最富有特色的两大改革，使民众的外貌大为改善，和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人的外貌显出了巨大的区别，表现了巨大的改进。

其次，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根据自己的理念，全面改革近代农村社会，涉及面广，其总体方向基本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但这样一种系统工程中的很多举措，包括禁娼妓、禁奴婢、禁烟酒、禁赌等，或前后不一，或有始无终，未能得到彻底贯彻是至为可惜的。

三，太平天国社会改革难竟全功，除战争环境下统辖地时得时失、难以进行较长时段的有效管理和传统陋习的顽固性外，实际上也与这些政策措施的内在缺陷有关。如全部否定传统文化，理论上难成立，实践上更行不通。取而代之的又是来自异域的“拜上帝教”，就更容易在民众中产生抵触情绪。

最后，太平天国对农村社会的改造给后人留下的经验教训值得深思。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长期影响已严重深入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巨大的惯性作用，传统的彻底破除有赖于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不断导入、渗透、取代。洪秀全等人欲重构中国农村社会，对其表层如改变服饰装束、毁木偶、泥塑神像等，容易取得成效，但其里层根深蒂固的影响，仅靠外部力量的冲击是难以动摇的，更会遭到传统文化的顽强反抗。连洪仁玕在《钦定士阶条例》中都说：“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乎天情道理亦多。”总之，洪秀全等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知显然有其缺陷，改造举措则带有空想色彩；从西方所移植、嫁接的“拜上帝教”，更非先进文化。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05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