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恩良

【内容提要】咸同贵州号军起义并非一次单纯的农民起义或民族战争，而是一次综合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等多种因素在内的民间教门起事。这从三个方面可以得到证明：第一，咸同贵州“号军”的名称乃沿袭历史上民间教门起事的传统而来；第二，咸同贵州号军起义的领导阶层与主干力量皆以民间教门的成员为基础；第三，咸同贵州号军起义以民间教门的“无生老母”信仰和“三期末劫”观念作为思想武器，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王国。

【关 键 词】民间教门；贵州咸同号军起义；无生老母信仰

Folk Sects and Guizhou "Hao Army" Uprising During Xiantong Period

OU YANG En-lia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Politics,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niyang 550001, China)

Abstract：Guizhou "Hao Army" Uprising is not a purely peasant rebel or national war, though lots of peasants and nationalities take part in it. Accurately, it is a Folk Sects uprising,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First, the name of "Hao Army" is followed the tradition of the Folk Sects uprising; Second, the member of the Folk Sects is the mass basis of Guizhou "Hao Amy" Uprising; Third, the belief of the virgin old mother and free from disaster in the Folk Sects is the ideological arms of Guizhou "Hao Army" Uprising, and its supreme objective is to found a kingdom in which politics and religion are combined together.

Keywords：Folk Sects；Guizhou "Hao Army" Uprising；the belief of the virgin old mother

咸同贵州号军起义，从咸丰八年（1858年）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历时14载，“招集兵马数十万，分扰贵州数十州县”，[1](P41)不仅是贵州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太平天国史及中国秘密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性质，以往学术界大都以“农民起义”或“民族斗争”相对待，这些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确切。准确地说，咸同贵州号军起义乃是一次综合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等多种因素的民间教门起事。下面从三个方面予以说明：

一、咸同贵州“号军”的名称沿袭了历史上民间教门起事的传统

以刘仪顺为首的咸同贵州起义军有“白号”、“红号”、“黄号”、“青号”等名称，但这些名称并非始自咸同年间，亦非刘仪顺所独创，而是承继了历史上民间教门起事中以不同颜色的服饰作为标识的传统。

东汉顺帝时由张陵在巴蜀创立的五斗米道，以及汉灵帝时张角在华北创立的太平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民间教门组织。而正是在太平道发动的起义中，便有了“（起义者）皆著黄巾为标帜”[2]的记载，因此，历史上称这次起义为黄巾起义。此后，以头巾或素冠练衣等为标识的做法在民间教门起事中时有出现。如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汾州等地少数民族冯宜都、贺悦回成等“服素衣，持白伞白幡，率诸逆众，于云台郊抗拒王师。”[3]隋大业六年（610年），“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花，自称弥勒佛，入建国门”。[4]唐永隆二年（681年），四川万年县女子刘凝静“乘白马，着白衣，男子从者八九十人，入太史局，令升厅，床坐勘问”。[5]元末白莲教大起义中，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郭子兴等领导的起义军，无不以红巾裹头，因此而被称为红巾军。

清代，乾隆六十年（1795年）十二月，白莲教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等在枝江、宜都一带制造兵器，囤积粮食，缝制红、白布帽。[6]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张正谟向教内人宣称：凡人教的人分为上下、文武两班。竹溪、房县、保康各处为“上头武仙”；枝江、宜都、宜昌为“下头文仙”。届时武仙与文仙会齐，杀人无数。只见头带白布号帽，身上带有黄绫等贴，就晓得同教中人，可以免难。[7]嘉庆二年（1797年）五月，襄阳白莲教“总教师”王聪儿率部与四川起义军实现了著名的东乡会师，对湖北、四川两支起义军进行统一编号。湖北襄阳起义军中，以王聪儿、姚之富为首的一支称“襄阳黄号”，以高均德、张天伦为首的一支称为“襄阳白号”，以张汉潮为首的一支称“襄阳蓝号”。四川起义军中，以徐添德为首的一支称“达州青号”，以王三槐、冷天禄为首的一支称“东乡白号”，以龙绍周为首的一支称“太平黄号”，以罗其清为首的一支称“巴州白号”，以冉文涛、冉天元为首的称“通江蓝号”。[8]

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失败之后，湖广号军又于1813～1814年在万小一、苗小一、杨荣、胡二等的率领之下发动反清起事。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各色号军发展到五千多人，在攻下周至县佛爷坪后即分成五号。[9]

在咸同贵州号军起义之前，刘仪顺在1817年前后就已先后在14个省区传教，进行号军起义前的一系列筹划工作。并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正月亲自主持发动号军起义的汉口会议，具体部署了湖广、四川、江西等省的行动计划。咸丰七年（1857年），刘仪顺、刘汉忠、刘文礼领导三千号军在四川涪州鹤游坪起事。起事很快即告失败，刘文礼牺牲，刘仪顺潜往贵州，刘汉忠仍回湖广。1857年6月，另一号军首领朱永倡在湖南澧州举行起义，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宣告失败。

因此，从历史渊源看，咸同贵州号军起义直接秉承了嘉庆川楚陕白莲教起义的传统，是刘仪顺所组织、领导的众多民间教门起事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咸同贵州号军起义的领导阶层与主干力量皆以民间教门成员为基础

在谈到咸同贵州号军起义的领导阶层时，身为灯花教教首的刘仪顺无疑首当其冲。

关于刘仪顺的籍贯、生平，在以往学者的论述中已做过比较详细和令人信服的考证，在此不再重复。下面就刘仪顺“依元祖师”的称号及灯花教的渊源做点说明。

治咸同号军起义史者都知道刘仪顺在广大教徒和号军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其中一个尊号便是“依元祖师”。但“依元祖师”到底从何而来，在灯花教中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以往大多数学者或不明就里，或语焉不详。

据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三月二十六日湖广总督裕泰奏折称，道光七年（1827年）青莲教（灯花教的前身）为清朝当局破获，受到严重的打击，其教内骨干有的被捕，或入狱，或被杀，有的充军云贵、新疆，侥幸漏网的则四处逃亡，隐蔽活动。十余年后，风声渐平，幸存的教内首领与骨干便商议对青莲教的组织进行整顿，以期复兴。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李一源在四川约陈文海、彭超凡等商议复教之事，但无结果。次年二月，青莲教教首、骨干再次商议其事，认为大家都在四川传徒，空间有限，且容易被破获，遂决定分别前往各省传徒。有人又提出，必须扶乩判出字派，方好传徒。事后，众人相约前往湖南善化县进行复教活动。陈文海等人来到善化后，在该县东茅巷以行医、算命为掩护，租房居住。恰有江宁人刘瑛来到湖南长沙贩卖杂货，与素识之湖南人莫光点相遇，拜师入教。莫光点将刘瑛带往善化县，与彭超凡等人相见。刘瑛时常帮人扶乩，彭超凡便请他设坛扶乩，定出十七字派，即以“元、秘、精、微、道、法、专、真、果、成”十字，都用“依”字加首，称为“十依”。又定“致温”、“致良”、“致恭”、“致俭”、“致让”五名。恐人多不敷使用，再添“克”、“特”二字，共凑够十七字派。教内分出内五行五人，专管乩坛，外五行五人，同五致字为“十地”，分别往各省传徒。

因此，刘仪顺被尊为“依元祖师”，也就说明他在灯花教字派当中属于最高的辈分。

关于灯花教的历史渊源，以往治号军起义史者都笼统地称它是白莲教的分支，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人们习惯上将元代以后所有的民间教门都看成是白莲教的余脉，但据马西沙等的考察：“如果谈论明代的白莲教，就历史传统而言，它仅具其名而不具其实了。从绝大多数教派的活动中，人们再也看不到弥陀净土信仰的影子，几乎都信仰起弥勒救世观念了。”[10](P157)特别是明代中叶罗教的出现，更是改变了白莲教独统民间教门的局面。罗教与白莲教是两个互不统属的系统，白莲教是由弥勒教、白云宗、白莲宗等几个佛教异端教派经过长期融合，在元末大起义中逐渐形成的，其核心信仰是念弥陀佛号，往生西方净土，归属于佛教净土宗。罗教信奉的却是不假外求的禅宗顿悟说，否定西方净土的存在，认为净土只在人的心中。罗教后来成为刘仪顺所传灯花教的第一个源头。

灯花教的另一个历史源头是明嘉靖年间直隶人李宾创立的黄天教。黄天教是一支佛道相混、以道为尊的教派，受道教内丹派的影响尤为明显。它以修炼内丹、超度生死为追求，吸收、借用了罗教的部分教义，与白莲教的关系并不明显。

灯花教的名称也并非刘仪顺首倡，早在清乾隆初年就已出现。据文献记载：“有灯花教者，诱男女为徒，燃灯拜之”。[10](P1140)灯花教的又一名称为“金丹教”或“金丹大道”。据档案记载：“刘汉忠是三佛军师，所习名金丹大教，又名灯花会，到处结有党羽，谋为不轨。”[11]

“灯花教”、“金丹大道”其实都是青莲教的别名。青莲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支具有重要影响的民间教门，民国时期的“一贯道”就是直接从青莲教分裂、演化而成的。据秦宝琦先生考证，青莲教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明季以来在浙江、福建、江西等省流传的姚门教。姚门教又来源于处州缙云县应继南的“无为教”，而处州无为教实际上乃是来自北方的黄天教，只是在应继南时融入了罗教的因素，并以罗教自居，该教便被一些学者称为江南罗教。另一个是清康熙以降在江西流传的“大乘教”。据档案记载，乾隆年间，江西贵溪人吴子祥先加入了姚门教并成为姚门教在当地的教首，后来自北方的圆顿大乘教传入江西，吴子祥又与之融合，改称大乘教。而这支圆顿大乘教，又是罗祖大乘教与圆顿教融合而形成的。圆顿教又是来源于北方黄天教的支派。[12](PP106～126)乾隆五十年（1785年），吴子祥之徒何弱在江西临川县传教时被当局拿获，发配贵州龙里。何弱到贵州后，仍然暗中传徒，王道林、袁志谦便是其得力弟子。后袁志谦又传教杨守一、徐继兰等。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贵州大乘教案发，袁志谦逃往四川，并将大乘教改名为青莲教。刘仪顺便是在道光初年拜杨守一为师传习青莲教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春后，刘仪顺因与青莲教骨干成员陈依精、安依精等人“彼此不睦”，于是从青莲教传教中枢分裂出去，不久即将青莲教改名为灯花教。

因此，严格说来，灯花教并非白莲教的分支，其渊源在于罗教与黄天教。

除身为各色号军总头领的刘仪顺外，其他号军首领也多为民间教门的信奉者，有的甚至是教门中的头目。如打响起义第一枪的铜仁红号，其组织和领导者“徐廷杰、梅济鼎皆府属举人，平日师事毛家寨巫者。……廷杰谓瑞龙前身为蜀汉赵子龙以愚众，谓大仙子位元为释迦佛，大仙弟士福为白鹤仙。”[13]（卷二）早在咸丰四年（1854年），徐廷杰等便带头反对折征，倡议仍以实物缴纳，集众担谷入仓纳谷，官府不收，群众将谷物扔在府署而去。咸丰五年（1856年），民议如前，时有灯花教教徒吴劳苟借此机会“铸军器，置旗帜号衣”。“九月二十八日集数千众，阳称纳粮，担谷诣郡，而阴备军械随之”。十月初二日，“冲陷北门，劳苟、福林等各率其属盛陈刀矛旗帜蜂拥入城”，攻占铜仁城。[14]因起义队伍“以红巾蒙首，名红号。”[13]（卷二）在黄号军中，“安化济安团胡黑二（名胜海）久传灯花教，叛于乾溪梅林寺，是为黄号。”[13]（卷五）

不仅各色号军首领与民间教门多有牵连，民间教门在贵州亦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早在清雍正年间，张保太创立的云南鸡足山大乘教便传入了贵州，并在贵州形成了以魏明琏及其妻魏王氏为首的传教家族，教团势力如日中天。当时贵州所设鸡足山大乘教经堂之多，为各省之最。据黔督查报：“贵筑县查出魏王氏经堂三间，坐落僻地，应改设义学。马任氏经堂二间，贴近城门，应拨作堆铺。修文县查出杨进孝之父杨世英经堂三间，……定番州查出陈应魁等经堂三间，……镇远县查出孔成龙经堂三间，接近营房，应拨作堆铺。施秉县查出杨李氏经堂二间，……南笼府查出王福圣等经堂四间，王好述经堂二间，……周德传经堂三间，……普安州查出简可文经堂一间，王楚玉经堂三间，……印江县查出张宜人经堂一间，……毕节县查出付永魁经堂一间，……清镇县查出陈嘉谟等经堂，……臣计查出经堂一十四处。”[15]嘉庆年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失败后，很多白莲教教徒潜入贵州，在各族人民中进行传教活动。在贵州号军起义前夕所发生的各次民变事件中，也大多带有民间宗教的色彩。如道光十八年（1838年），“仁怀县穆法贤等假神佛倡乱温水，会川、滇兵三省剿办始平。实为遵、桐贼乱之始。李沅发之乱，贼屡入黎平，从贼者众。”[13]（卷一）咸丰四年（1854年）“春二月廿七日，都匀府独山司斋匪杨元保倡乱丰宁上司。”[13]（卷一），“秋八月，桐梓县贼起，贼首杨凤（一名杨龙喜）世居九坝场，……会遵义大溪里卖卜人舒犬（一名舒裁缝）先在独山以邪说诱杨元保，元保诛，逸回，复与傅乔寿、蔡三保诱凤。凤遂谋作乱。”“九月，黔西州贼首王三等假神佛惑众，以符水洗目，辄见古衣冠人，金珠璀璨，人皆信之，因敛钱聚众。为首者称教主，入教者曰缘上人，是为缘匪。”“冬十月，……兴义府普安县贼起，贼首涂令恒……亦以神佛相扇结。”[13]（卷一）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二十五日，上江斋匪罗光明、罗天名等起，攻八寨厅城，……是时汉民习邪教者，群诵《五公经》，谓能避劫，互相扇结。苗贼亦多效教匪所为，与为依附。”[13]（卷二）

贵州作为灯花教的主要根据地，刘仪顺在此传教多年，教徒甚多，势力渗透到各民族之中。据曾召南先生考察，灯花教进行的群众组织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灯花教组织力量较强大的地区，如湄潭、思南、贵定等地，利用统治阶级号召“办团”的机会，自办私团，直接组织革命武装；或趁豪绅办团时，大量输送教徒，使之变为教徒能控制的武装。前者如刘仪顺和何恭言在安化县江家寨办起了致和团，兵士皆为教徒，这是以后白号的基础武装；后者如胡胜海（又名胡黑二）趁协助冷鸿才筹办济安团的机会，尽量将教徒接收入团，全团人数一万多，奉教者上万，不奉教者不及千人，后成为黄号的组成部分。另外还有一个由安某组办的灵觉团，基本群众仍是教徒，后成为白号的组成部分。第二，在灯花教力量较弱的地区，如铜仁、黔西等地，则在群众自发斗争的基础上，相机组织革命武装，待时机成熟时举行起义。铜仁府的红号就是这样组织起来的。[16]

三、咸同贵州号军起义以民间教门的“无生老母”崇拜和“三期末劫”观念作为思想武器，其最终目的是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王国

“无生老母”信仰与“三期末劫”观念是民间教门教义中的核心内容，也成为咸同贵州号军起义的思想武器和舆论工具。

无生老母崇拜的形成，有一个逐步发展演变的过程。早在罗梦鸿创立无为教之前，民间就流行着崇拜“无生父母”的信仰。台湾学者王见川在《龙华教源流探索》一文中说：“‘无生父母’是当时信仰弥陀的宗教结社所持念的真言。”[17](P44)罗梦鸿在研习《金刚科仪》的过程中，通过对宇宙起源问题的思考，否定了民间流传的有关无生父母是弥陀佛的说法。之后，他又杂糅儒释道三家经典中的某些内容，加以改造，创造自己的教义。他首先利用道教有关宇宙形成的说法和佛教有关虚无的观念，创造出“无极圣祖”这个人格化的神，把他作为宇宙万物和人类的始祖。为了解决“无极圣祖”是男性不能生育儿女的矛盾，他又提出“母即是祖，祖即是母”的说法。这样“无极圣祖”也就是“无极圣母”了。所以，在罗梦鸿眼里，“无生父母”也就是万物的本原，即“虚空”或佛教禅宗的“本来面目”。到了罗梦鸿弟子时代，“无生父母”又进一步具体化。在罗梦鸿弟子大宁和尚所著的《明宗孝义达本宝卷》中，把宇宙万物包括人类本身都说成是由无生老母创造出来的，无生老母既是宇宙和人类的创造者，同时又是人类的主宰。罗教第四代传人孙真空所著的《销释真空扫心宝卷》中，更创造出无生父母的完整故事。到了黄天教出现后，有关无生老母崇拜的内容被编造得更为丰富，而且明确提出了“无生老母”的名号。[18](PP122～128)

民间教门“三教应劫”又称“天盘三副”说，它是在传统的“弥勒救世说”、“末劫说”的基础上与“无生老母”崇拜相融合以后所发展而来的。

从西晋开始，三佛应劫救世的观念便在下层社会中流行。据《三教应劫总观通书》记载：“世界上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佛轮管天盘。过去者是燃灯佛，管上元子丑寅卯四个时辰，度道人道姑，是三叶金莲为苍天。现在者是释迦佛，管中元辰巳午未四个时辰，度僧人僧尼，是五叶金莲为青天。未来者是弥勒佛，管下元申酉戌亥四个时辰，度在家贫男贫女，是九叶金莲为黄天。”[19](P65)

民间教门吸收了传统的“三佛应劫”观念，在《普明无为了义如来第三十分》里，最早出现了“三教应劫”的思想，不过经文中仍然使用“无极圣祖”的概念。明末圆顿教的经卷《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卷》对“天盘三副说”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在该教经卷中，“天盘三副”又被称为“龙华三会”。其中写道：“三世诸佛龙华会者，乃是三佛交宫，同聚一处。燃灯佛铁菩提树开三叶青莲，乃是龙华初会；释迦佛铁菩提开五叶红莲，乃是龙华二会；弥勒佛铁菩提开九叶金莲，乃是龙华三会。有三世诸佛万祖同来聚会，请龙华经作证，讲说三乘九品，九十六亿贤圣，愿得相逢，有龙殊菩萨助道，凡圣交参，这便是过去未来三世诸佛龙华三会也。”

总之，民间教门“天盘三副”说的基本内容，就是宣扬无生老母乃是人类的始祖与主宰，她看到东土无人居住，便派遣所生育的96亿皇胎儿女来到东土，可是这些儿女们由于受到酒色财气的迷惑，贪恋尘世的浮华享乐，以至“埋没灵根”无法再回到“云城”。无生老母日夜思念他们，便在青阳、红阳、白阳三个劫期先后派燃灯佛、释迦佛和弥勒佛到尘世去拯救这些“失乡儿女”。在青阳劫和红阳劫期，燃灯佛和释迦佛分别只救回了2亿。剩下的92亿将由弥勒佛在红阳劫之末全部度回天宫。红阳劫之末，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劫期，人类将要遭受水火刀兵等三灾八难，世界也将毁灭。只有加入民间教门，在劫难来临时才能得到无生老母的拯救。

民间教门的“无生老母”崇拜与“三期末劫”学说主要是用以招徕信徒的舆论工具，但在教门的势力强大以后，又往往成为反社会、反时政的理论依据。

贵州号军起义的舆论宣传中同样渗透着“无生老母”崇拜与“三期末劫”的观念。

据同治五年湖北被捕灯花教教徒杜守材的“供词”：“教内经卷是《误性穷源》、《金丹载要》、《指路宝筏》、《玉皇心经》……供神是瑶池圣母、无生老母、燃灯佛。”湖北方面的教徒更是几乎每人都用红纸书写“无生老母”的睥位供奉于家中。可见“无生老母”是该教最受崇敬的神。为了发动起义，灯花教作了大量的舆论宣传工作。他们通过扶乩造言：仙人降鸾，已判出清王朝天下不久了，要由新皇帝出来扭转乾坤。这个新皇帝是弥勒佛降世，已降生在东门外李家，“是咸丰元年生的……定是真明（命）天子”。并说灯花教是“黄红白三甲会合，又是刘朱李三教会合”，“红甲头目朱士洪，即朱牛八，是广西人；白甲头目郭老板，名见（建）文，是四川人；黄甲就是刘先保，是四川梓桐县人”，着三甲共同辅佐李皇帝，“将来同扶李皇帝登基”。他们还编了不少歌词，如“弥勒佛来转乾坤，龙虎口口传法言。三甲会合刘朱李，莲花国中反后天。”[16]

贵州号军起义以“争江山以定国，夺社稷以安邦”为奋斗目标。那么，贵州号军所要建立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呢？

据贵州号军所刊发的“誊黄”中可以看出，刘仪顺所要建立的政权名称为“大明”，年号“江汉”（“江汉”年号乃沿用此前斋教首领杨凤起义时的年号）。在这个政权内，宗教教阶与世俗王权等级并存。刘仪顺则以“无极统宗受命三天教主总理红黄白头开国黔宁王”的身份集教权与王权于一身。在其下，宗教系统有大师傅、二师傅等，或称大老板、二老板等，又有“引恩”、“保恩”、“天恩”等教职；在世俗王权系列，有王、公、侯、乡正；在军事上，则有军师、元帅、将军、千里等职。军师先是湖北天门县人刘汉忠，后因刘仪顺年高，立朱明月为嗣统真主时，就自任军师。军师以下是五营，即“三合营都统大元帅”刘汉忠；“左营大帅王姓”即王超凡；“右营丞相秦姓”即秦魁榜又名秦崽崽；“前营元帅罗姓”即罗光明；“后营副帅廖姓”。五营统领可以兼“开国侯”，以下便是“开国将军”、“副将军”、“正都督”、“副都督”、“开国先行或先锋”。[20]

因此，从“大明”政权的组织形式来看，贵州号军所要建构的无疑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王国。其所发的《号军安民布告》中使用“钦奉玄旨都督大元帅”[1](P52)这一称谓，本身就说明大元帅是奉玄旨（即玄都法旨）而封的，这正是政教合一的集中反映。

综上所述，咸同贵州号军起义的准确定性应该是一次民间教门起事，虽然其中有广大农民群众的参与，但与单纯的农民起义有着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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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倪英才.刘仪顺与贵州咸同大起义[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6).

文章出处：《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6期，第74～78页。

作者简介：欧阳恩良，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