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功

姚文宇，字镜山，号汝盛，道号普善。谱行“远七十二”。“浙之括苍庆元松源东隅（今浙江省庆元县松源镇玉田姚家村）人也”（1）。他是继承我国明清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罗教”（又称“无为教”），而独创教派——“姚门教”（又称“龙华会”、“一字门”、“老官斋教”等）的教主。自诩为“罗教”的第三代传人（2）。教内尊称为“太上无极圣祖”。他的後裔则逐代乃至至今犹称之为“太老爷”。要说到姚文宇及其“姚门教”，那得先从“罗教”说起才好。 

罗教的创始人是山东省即墨县人罗清（又名“因”或“英”）。亦名“梦鸿”。因创立“无为教”而被教内信徒尊称为“罗祖”。他生於明正统七年（壬戌•1442年），卒於明嘉靖六年（丁亥•1527年）。他幼年失父，跟随叔父长大。原先，他家祖辈当兵，十四岁时他也从了军，隶北京密云卫古北口军籍。退伍後，拜临济宗宝月和尚及无诤禅师为师。明成化十八年（壬寅•1482年）他取法名“普仁”，法号“悟空”。在北京密云“雾灵山”设“直指堂”。自封：“大乘正宗”，尊达摩为“始祖”，而自称“八祖”。遂创立罗教（3）。 

罗清集佛教经典及民间神话传说而编撰经卷《龙经五部六册》（4）作为教门经典。供奉“天地君亲师”。严守“三皈”、“五戒”。他以佛教的空论作为罗教教义基础。“以现象之空，参正本体之空，阐发‘真空’真谛”。他以这种观点和理论来创“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真诀。同时，“又吸收了道家无为思想，以无极为宇宙本源”（5）。因而，“罗教”又称为“无为教”。 

罗清亡故後，其教权一度由其子女掌管，後仍以“无为教”之名传继。在後继之逐代传人中，则以殷继南最有影响。殷继南（6）是浙江省缙云县人。法名“普能”。是“无为教”处州一带的教主。因他自诩是罗清转世，故教内尊称为“二祖”。之後，殷继南被明朝政府以宣扬邪教为罪名而处死，教派一度衰落。是“姚文宇重新统一教派，称‘龙华会’。姚文宇以无为教主罗清为一世，殷继南为二世，自己为殷继南转世，称三世，任‘龙华会’教主（7）”。并称是“现为天上弥勒”，号“无极圣祖”。 

姚文宇生於明万历六年（戊寅•1578年）三月十九日亥时。终於清顺治三年（丙戌•1646年）五月二十九日午时。享寿六十九岁（8）。少年时，父姚公及母俞氏过早身亡。他没有兄弟姐妹，成了个孤儿，家中非常贫苦，养鸭为生。相传，他经常在“弥陀冠珠”山麓一带（有人说是在“镜山”北麓）的田中放鸭。他“胎里食素，……每日看牧绿鸭，终朝见物伤心。良言：‘蠢动狷飞，皆有佛性，每日之间，不知性命几何。於心不忍，欲图别业。”一天，他在“准提阁”（9）边凉亭内碰到一个游方道者，俩人共同憩坐谈心。他对道人透露了自己的身世和理想。道人劝导他说：“何不归道门？自有超凡入圣之日。”於是，他就“买粘米三升，就此而行”地离家出游了。而人们就说他是“遇仙”了（10）。 

姚文宇离开故乡後，首先是到处州府（今丽水县城）开了一间餜（粮？）店。一开就是三年。他“日间店中生意，夜则止静参功”。终致“豁然心中大悟”而得了道。一日，有一位族兄听说他已经发了财而来探望他。由于他是个天生食素之人，而这次款待族兄也是“以素膳待之”。族兄见状，大为不满地说：“老弟如今已是发财了，如何还是这般吝啬小气？我路远迢迢来到你这里，你该以丰食来款待我才是人情呀！”他听了，歉意地回答说：“老兄有所不知，我是生性就是如此度日的。今日这样简单地款待您，实在是失礼了，等我去买点肉来请您吃。请老兄少待，我去去就回”。说着就出门去了。岂知他出门一走，就如痴如梦地莫名其妙往前走，竟一直走到“缙云吴谷阏殷祖坟边挨足占一年。”之後，他又“十方访道三年”，始终“无人肯信”，还是没有一个稳定的落脚点。 

天启元年（辛酉•1621年），他云游到了浙江省武义县逆溪地方。在那里，他碰到了一男一女法名分别叫做“普理”和“普波”的“龙华会”信徒。姚文宇与他们论道，他俩十分悦服，遂拜他为师。同时，他还接交了一个在逆溪种“靛青”的福建汀州府连城县人李老麻（法名“普敬”），李老麻以“积资十两”来资助他。於是，他就在普波家中“开堂接众”，正式步入了创立宗教教派的人生。乃至“以後道法大行矣！” 

有关姚文宇是殷继南转世一说，当地民间还有一个传说：说是他“年至五岁，不曾言语，如梦未觉”。在万历十年（壬午•1582年）他五岁这一年，殷继南被明朝政府斩首处死之时日，他竟以这“壬午年八月十三日子时，满室光辉，明亮三日，〔禀〕（倂）性还〔原〕（源），纔开言语”云云。言外之意即是说殷继南是日又转世於人间了。 

姚文宇一生的主要活动地区多在婺州一带。他在首次“开堂接众”後不到二年馀的时间内，入其门信受教法者，竟达到3700人之多。之後，直至崇祯四年（辛未•1631年）这十年间，他在婺州各地连续召开了三次“龙华大会”，兼做“千佛会”等等。讲经说法，传播教义。一时间，甚得影响。就连殷继南的嫡派传人“普福”竟也於天启三年（癸亥•1623年）转拜他为师了。 

自崇祯二年（己巳•1620年）起，姚文宇开始对教门内的组织进行整顿。他把教内骨干分成左、中、右三支，及礼、义、廉、耻、孝、悌、忠、信、和等九个辈份向各地传播。“礼”辈最大，但人数最少，仅他自己和普理、普波三人。他自己统领中支，普理、普波分掌左、右两支。在各个辈份中的教徒，“每人只能引进七人（11）”作逐辈发展。就这样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庞大组织。而“不论前辈或是後辈，均以‘普’字（後面加上一个字）取法名（12）”。因而，该教门又称为“一字门”。而姚文宇为了现实其“以家治道，以道治国”的教义，就把教主改称为“相公”，且定“相公”得由其姚氏子孙世袭。故该教又称为“姚门教”（13）。在姚文宇亲自掌管教务时期，“姚门教”的势力不仅覆盖两浙，且波及赣、闽、苏、皖，成为教势连跨数省的大教（14）。到了清代雍、乾年间，有姚文宇的後人在福建建安、瓯宁一带传教，因当地“入会吃斋之人，乡里皆称为‘老官’（15）”，于是，对于这门让教徒茹素食斋的教派，曾经一度（其实是一部分）称之为“老官斋教”。 

说到姚文宇在社会上的影响，还得提到一件鲜於人知的故事，这事不仅是地方史料失载、民间未有传说，就连家族内也未闻传言。说的是：姚文宇与当时的庆元县知县赵璧（16）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原因是赵璧“一日染疾，灵性被邪祟摄去”（大约是在半夜里），至半路，适逢姚文宇“葛巾素服，近前大喝一声，魔即不见”，就这样，姚文宇救了赵璧。之後，他俩就“谈玄讲论，两相契合”交成了好友。姚文宇曾邀请赵璧入教。赵璧回答说：“吾因仕途所羁，难以入道，文出必从。”意思是说：“目前我官职在身，不能如愿。待退休之後，我自然是会参加的。”于是，姚文宇在故乡的宗教活动，很得赵璧的关照，“十年之间，悉赖护持”。崇祯九年（丙子•1636年）三月间是姚文宇的六十寿诞期，这时候，他的信徒们要来为他祝寿。他怕“各方云集，犹恐人众不便”，就先对赵知县提出告知。赵知县问：“（来客）谅有几何？”他回答说：“大约有千多人。”知县听到後说：“不得了，这么多客人来聚集小邑，上司追查下来，如何得了？我看还是在偏僻之处为事为好。”。原来，当时庆元这座小邑之城垣，全部的居民总数也大不过是千把、数千人而已，而此时一下子就来了这么多人，县官怎能不怕？难怪他不敢答应。之後，他这六十大寿就只好改放在菊水村举行了。说来也怪，当时的菊水也只不过是一座居住着数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它一时间又怎么能够容纳得下这么多外来客人呢？估计是在其村外“槎溪”滨临时搭起一座座小茅蓬，来举行这场热闹的庆典罢了（17）。 

由于姚文宇是孤儿出身，家境贫寒。长大了也是个穷汉。壮年後还成不了家。一直到了成名之後才迟迟地娶了亲。夫人夏氏（法名“普道”）。籍贯欠详。她生於明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年），比姚文宇年少三十一岁之多，属“老少配”之婚姻。他（她）俩的婚嫁时间至早在天启元年（辛酉•1621年）即姚文宇发迹之後。此时，姚文宇已经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了。由于夏氏未生子（或许是子女夭亡），文宇年到中年还没有子嗣，故只好领养义子来作继承人。他在金华领养来一个金姓人家的小儿，取名叫“佛寿”。岂知：金佛寿却是个不肖之徒，是个无赖。他“幼年颇颇（18）。及长，憊懶不仁，结交不善。”在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年）时，他大约也只不过是十几岁的光景，就与乃翁“为争家计，两相不合”了。众人劝文宇暂时“出堂”，到外面去散散心。于是，他谐众在正月底去了杭州城。他在杭州“逐日盘桓。乘舟览观湖景；步行遍玩名山。徘徊云水之间；笑傲西湖之上。”并瞻拜了杭州的所有名刹古寺。他对众人开了个玩笑说：“你们说金佛寿是个好人还是坏人？”众人说：“他是个歹人。”他说：“不，他是个大好人。要不是他和我作对的话，我那有这闲工夫来此游山玩水？”後来，姚文宇当然是把金佛寿逐出了家门。 

姚文宇还娶了二房夫人。夫人姓周（法名“普正”），亦欠详其家世，後裔称其为“周奶奶”。她生於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年），比乃夫年少三十七岁之多。他（她）俩的婚配至早在崇祯四、五年间，是老汉娶少女。更是典型的“老少配”。後来，周氏生一子，取名姚铎。成了姚文宇的嫡系传人。如今，在姚文宇的後裔中，除迁居於外地的无法统计的除外，仅在当地的就有三百馀口。他（她）们均是姚铎的子孙。 

经过了半世的努力，姚文宇竟由一个穷汉改变成了富豪之家。即所谓：“独是未经纪于婺州，衣粗衣，食粝食，淡如也。今倏焉而人衣其衣，人食其食。……矧广第良园，旋易夫荜门圭窦之常，朽贯腐仓。顿改夫一丝一粟之素（19）”了。成了富户之後，他不吝啬而慷慨济世：“贫穷者给之衣粮，暴路者助之棺櫬。涉渡之水，架以桥梁；难行之路，砌而平坦。”比如，在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年），县城筑建“杨公桥”之际，他就乐助白银五百两（20）。在当时的经济状况来看，这五百两银子应是个不菲的数字了。足见其乐善好施。然而，他的暴富竟也引起了社会恶势力的对他睽睽妒视。从而埋下了祸根。 

明末清初之际，浙南一带是群雄割据局面，“风烟满道，戈甲盈衢。仕宦以创义作虚名；豪强以立营为常事”。各路兵马自树一帜且各自筹饷。青田“诚意伯”刘府兴兵之际，曾向姚文宇提出要求助饷。姚文宇欣然应诺。他助饷到刘府後，受到了一个多月的生活款待。最後得到“赠匾旌奖，鼓乐〔送〕（迎）之而归。”在道经龙泉县时，盘踞在那里的军阀杨鼎卿问：“是何人如此喧闹过境？”左右回答曰：“此是庆元姚善人‘伯府’助饷而归。”鼎卿说：“他处助得，我处助不得乎？”此时，冤家狭路相逢的是，被姚文宇赶出家门的养子金佛寿就偏偏投靠在杨鼎卿的帐下，充当武职。此人正好“谗言相谤”地说：“他家田连阡陌，米烂陈仓，珠宝盈〔箱〕（厢）。人人说他得一面宝镜，可以除妖服怪，遣将驱神。”于是，杨鼎卿就强迫姚文宇也要为他助饷。岂知姚文宇就是不肯答应。杨鼎卿就强行把他抓走。 

姚文宇在被人劫持而走出家门时，家人抱着他的週岁幼子姚铎（乳名“长生”）与他告别，他“接过手中，以口呵之〔曰〕:‘留此一脉，与诸佛〔栽〕（裁）根耳！’”当时，“合家大小泣送之，”他“竟游然不顾而去。”到了龙泉，杨鼎卿再三令他认饷，他总是不答应。鼎卿大怒，竟派兵数百到他家，“将房宅团团围住，地〔下〕（上）掘深数尺，〔将〕其家资尽数抄掳而去。”杨鼎卿还不罢休，说是：他“徒众儘多，若（还）释放〔还〕，以後反受其害。”于是，就残忍地将他杀害。当时是在清顺治三年（丙戌•1646年）五月二十九日午时。他享寿六十九岁。时值大暑天气，酷热之时。据说他的尸体“面貌如生，容颜不改。秽气全无，蝇蚁不侵。惟闻异香氤氲，环绕七日不散。”杨鼎卿知道後，大有悔心。叹道：“非我罪也，汝子佛寿之过耳。”将责任推给了金佛寿。同时“延请僧道大作佛事。以解其愆。”龙泉“大佛寺”的僧人早就仰慕姚文宇之为人，於今更是大发慈悲地将其备棺收敛，并差人报知家属，使得“扶棺而归”以“暂厝镜山东麓焉。” 

家庭发生劫难後，家人是四处逃生。大夫人夏氏带领一帮人逃到了福建政和县的“西表村”（此村原名“山表”）。不久，她的追随者陈普想、刘普就之流一班人竟欺她是个女流，不听她的指使，说是：“吾师既以归天，香信无人可掌。”“竟将三乘封止，另出机关，名曰：‘直指’。”即另外组成一派叫做“直指派”来。之後，夏氏就一直受到“直指派”的控制。行动得不到自由。甚至在家难平静了之後也还是回不了家。她没有亲生子，养子又不肖，自将其逐出家门後，未再收养义子，故她没有後裔（21）。後来就寡身一人度世。最後於清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年）六月初三日在避难地“归天”。享寿六十九岁。灵柩未回老家，就埋葬在西表村（22）。 

二夫人周氏抱着幼子，带着一帮人是避难福建政和县的“前山”。她得知大奶奶“被直指所霸焉。”乃事态严重，遂於顺治五年（戊子•1648年）召集乃夫信徒多人於前山计议，当众宣读祖师遗言，树立正宗。 

清朝初年，浙南一带的局势很不平静。大、小军阀在抢占地盘，更有南明势力的反搏。庆元城在顺治五年（戊子•1648年）和顺治六年（己丑•1649年）间，分别两次遭遇南明军队的攻城厮杀。可谓是庆元县在有史以来所遭受的最大一次兵祸。足见当时很不太平。于是，“周奶奶”就一直避难在“前山”。待到顺治七年（庚寅•1650年），“四方平定，豪恶敛踪（23）”之后，方才“回堂”、返归故里。甫归家，就急於做两件事：其一是“延请地师”为乃夫择地建墓安葬。其二是将被杨鼎卿破坏了的故居老宅以作修复。坟墓建筑在“镜山”的最中心地带。规模宏大，建制精致。兼铺筑一条石头路直至山麓。墓地下还附建寺庙一座。工程总费时三年多。以顺治十年（癸巳•1653年）八月初十日酉时，将乃夫葬於镜山之阳（24）。重新兴建房舍仍是在旧址进行，滨“松源河”而建。即所谓“建造楼臺五叠，曲径数湾”，成了一处建筑群了。主楼坐南朝北，面对“镜山”的姚文宇墓地，每日可登楼隔河远瞻，故雅称为“望夫楼”（25）。 

清康熙十年（辛亥•1671年）五月十七日，二夫人周氏在故里“归天”。得年五十七岁。子姚铎将她埋葬在“望夫楼”西侧之“百花亭”地段（26）。周夫人是个很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以少女成为名人少妇之後不久，旋遭家庭变故。在家难当头之际，她“智而且才（27）”地处理事务。在事态发展到紧急关头，能果断行事，以得到挽救局面的结果。她虽曾“流离困苦（28）”地度日，但终能以东山再起地达到中兴。在“姚门教”的发展中，起着承先启後的作用。她是该教门中的一位关键人物。 

大约是受到《三世因由宝卷•庆元三复》中姚文宇临难、告别家小时，有“留此一脉，与诸佛〔栽〕（裁）根耳！”之言的误导，後来有的资料都说是姚文宇之子姚铎继承了乃翁的教权而成了“龙华会”（即“姚门教”）的教主。还说是姚铎在康熙初年就“举家迁至温州永嘉县（29）”云云。更甚者是将“姚铎”竟错成了“姚绎”，把他的曾孙说成是他的儿子（30）。其实，这些都是错误的：姚铎少孤，赖寡母抚育成人，以一介书生处世。他坐寒窗，攻经史；赴科举，取功名。後名震儒林，功垂梓里。惜英年早逝，令人惋惜。他热心公益事业，献身地方建设。更以投笔从戎、跃马疆场为己任。刚逾而立之年，则事事已累累。其稳步正道尚且少暇，又何能偷闲以履迹江湖？故说他参与教务之说不可信。至于有的文献中有他的“相公法名”之记载，其实那是其後人为了该教复兴的需要，尤其是依其教主“以家治道，以道治国”的教义，在教内实行封建家长制的需要而强行地将他的名声拖入教内而已。也就是说，他身未参与而名被人利用，被棒上了名誉的座位。成了“名誉人物”。做了个“姚门教”的“名誉相公”而已（31）。 

真正秉承了“姚门教”的教权而成了“相公”的是姚文宇的两个孙儿，即姚铎的儿子姚轼（字“景瞻”，法名“普高”）和姚辙（字“景由”，法名“普宗”）。他俩人一个“兴东欧之行（32）”，一个“栖建安而居（33）”。致力教务，确实继承了乃祖的衣钵。他俩对于“姚门教”的传播很有能力和影响。尤其是姚辙，他的社会活动力较乃兄要强得多。他存远志、广交游，“纵迹所至，悉把酒赋诗，临景舒怀。”以至“闽中巨乡，豫章达士，金陵骚客，罔不识松源有姚公也。（34）”。从目前在姚氏家族的墓葬群里发现了许多姚轼的後裔之坟墓，而未发现姚轼本人的坟墓来看，可以证实他在迁居永嘉後，就确实没有再返回故乡。最终老死於他乡。但他的後裔却依然有着许多人继续在故乡衍生。其中包括後来乾隆年间在京任过“军几处”的“汉军几章京”的姚梁，他的少年时期也还是在老家度过的（35）。即使是姚梁的嫂子、姚宋的夫人季氏，也还是本县黄坛村季氏人家的女儿。看来，姚轼的後裔是作逐渐外迁的，只是到了清代道、咸年间才迁之至尽。如今，在庆元居住的姚文宇後裔中，就真的没有姚轼的後人了。与姚轼不同的是姚辙，目前在故乡也没有发现姚辙和他的续娶夫人之坟墓，可见他也是老死他乡的，可是，他的後裔除小部分外迁之外，其馀的大多定居家乡。目前还有三百馀口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其长子姚家震的後代。 

姚文宇的後裔逐代频频外出传教，在他们的鼓舞和诱导下，社会低层贫苦民众为了摆脱痛苦，听其所惑而大量地加入了其组织，致使这门被视为邪教，而频受打击的民间秘密宗教，却偏偏得以壮大和年久不衰。于是，在社会活动时，就每每酿成一些历史事件来，给社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那场福建建安“老官斋教起义”和浙江鄞县“龙华会教案”事件等，就是“姚门教”在历史上留下的一些记录。 

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年）正月，建安、瓯宁两县的“老官斋教”举行了一次反对清政府的武装行动。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乾隆十二年（丁卯•1747年）十一月十五日，“遗立村”的“老官斋教”“斋堂”在搞其宗教活动时，因事属“邪教”活动，故该乡乡长即向瓯宁县署报告，该县知县得知後，即派县丞带兵前去干涉，并当场拘捕了五个为首的教徒。这事引起了众多教徒的不满。他们集议，打算劫狱。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年）正月十五日清晨，在女首领“普少”带领下，聚集了千馀人，各执鸟枪、短枪、腰刀、叉械等物，分为三队，向建宁府进攻。事件旋遭镇压，以失败而告终。处死及受刑者数百人（36）。闽浙总督咯尔吉善在办理此案中发现该案与“浙江庆元县姚姓”有关，于是，就拘捕了在福建活动的姚必起和姚家震。俩人均受到了处罚（37）。 

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年）间，鄞县一带的“龙华会”之组织和活动大炽。地方官出来干涉。拘捕了多人。他们供出是发自温州永嘉县的老“祖堂”的姚姓子孙姚必彪等人。于是，杭州知府吴作哲即派人前去查拿。最後查明姚必彪等人俱已“去邪归正”，遂派人前往庆元县搜查姚文宇祖居各家及姚文宇坟前庙宇（38）。于是，“望夫楼”建筑群又一次受到冲击。而姚文宇坟前的庙宇也毁之一旦。 

罗教之类民间秘密宗教，由于“它们的组织、信仰、活动同封建统治阶级及维护这统治的正统观念有所抵触，因此被视为‘邪教’（39）”而频受统治阶级的取缔和打击（40）。“姚门教”当然也不例外。在後来“姚门教案”频频发生之际，清政府对姚文宇之後裔总是每每加以压制和迫害。他们不但在政治上受到打击，甚至连心身都受到侮辱。相传每次派员来查抄信物时，姚家家人不分男女都得“赤身点卯”，接受搜查。然而每次的搜查总都是空手而去。于是，上官总是怪责办事人员不得力，不负责。甚至有认为其根本未到庆元云云。某一次，一位受过责备的差官来到姚家，适逢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名“娇珠”）坐在门槛上玩，在问清是某“相公”之女之後，差官二话不说，就抽刀将这女孩的耳朵割下而去，以作为到过庆元搜查的证据。可见，姚家之人，苦不堪言。据说曾经有位“相公”决定抛弃这门传教的生涯，他竟将用以作传教的信物——“照魔镜”和“方天印”等统统沉入“石龙潭”底。以示洗手不干了。于是有人说，正统的“姚门教”早已失传了。 

虽然遭受了打击，但“姚门教”却依然在发展和活动。 

浙东南一带，以姚轼最先在永嘉县创建的“老祖堂”为中心向四边发展，其主要力量是向北渗透。在当地的影响力较小。但当然也还生存着和延续着。比如，青田县的“姚门教”残余势力，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还有死灰复燃之势。後以受取缔而告终。 

浙北方向主要是姚轼的後裔之势力范围。其活动区域多在宁波一带。虽然经过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年）的鄞县“龙华会”教案之後，姚家子孙大都隐处蛰居，但仍有人暗中传教不止。清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年），官方又查获姚瀛松、姚汉楫及其弟子在金华、湖州、严州、杭州等地活动（41）。清道光七年（丁亥•1827年），姚汉楫之弟姚海渣（42）在旧货摊上买回《传灯蜡敕单》等资料，他就自刻“太上正宗”和“太上心宗”两颗图章，又开始传教。後来，姚海渣还将教务传授给了其侄姚秉信。虽然在该地区的“姚门教”一时还能得以逐代相传，但致终终以绝其迹为了事。 

杭州地区的“姚门教祖堂”始於何时乃史无明载。那里是姚轼的後裔和姚辙的後裔彼此合作，同舟共济的教区。目前可知的是在清嘉、道间，姚辙的五世孙姚律成（字“凤仪”。1800年——1859年）在杭州活动。同时还在杭州娶妻陈氏。後来，其长子姚蕃（字育椒。1826年——？年）就因而定居杭州。不但在那里做了个“相公”，还捐了个训导的职务。族人称其为“学老师”。清季，“相公”由其长子姚会封（字“定扬”。1853年——？年）继任。杭州地区的“姚门教”一直沿及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一九五零年十二月，杭州市开始取缔“反动道会门”时，“相公”普兴（本名姚长寿）召集道首庐梦麟、夏希甫等人商议，决定由夏希甫出面登记。“相公”普兴隐为道徒。在“祖堂”中保留“无为”二字，取下“天地君亲师”座位，换上释迦牟尼像。并将姚祖像匿入夹墙中（43）。欲作蒙混过关。结果当然是受取缔而告终。 

江西教区也是闢自姚辙。此公颇具才能。他不仅栖建安（闽中）而居，且履迹南昌（豫章）、南京（金陵）。由于史料失载，目前很少知道其教派的早期活动情况。仅以江西贵溪“姚家斋堂”来说：清道、咸年间，姚辙五世孙姚上奁（字“凤阶”。1823年——1873年）任“相公”。此君“文有奇思，兼工书画（44）”，是历代“相公”，（亦称为“生佛”）中较有作为者。清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年），姚上奁客死江西传教所，并厝葬在那里。而“相公”之职务，则由其年仅七岁的儿子姚育华（字“光水”。1862年——1905年）继任。“斋堂”的大权掌握在其母手中，日前事务由一些上层的教徒——“前辈”主持。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姚育华病死。“斋堂”的权利由其（在江西娶的）第四房夫人黄氏（45）掌握。十一岁的儿子姚尧封（字“定礼”号“敬承”。1895年——1918年）继任“相公”。一切礼仪照旧。民国七年（丁巳•1918年），“相公”姚尧封病亡。由于姚尧封的幼子姚炳长已夭亡而无嗣。故“相公”之位空缺。黄氏急电告庆元老家，要求派去一位姚家嫡系传人作为姚尧封的嗣子，以继承“相公”之位。岂知此事竟被姚育华的嫡妻之侄吴某(庆元八都人)得知。他知晓这是有大利可图的大好事。于是他就找来庆元姚氏另一支系的一个姓姚人（46），捷足先登地到贵溪去冒名顶替做“相公”了，黄氏不知实情，当然接纳。待姚文宇的嫡裔来到时，那里早已有了一个“相公”。时任姚文宇一族的族长姚育楠（字“子伯”。1837年——1921年）闻知此事，知道事态严重，即命五子姚桐封（字“定昌”。1886年——1938年）带着《家谱》赴贵溪去辨个真假，去作事实的澄清。贵溪“斋堂”的信徒们在得知事实的真相後，一时大发火，要打死那个假“相公”。後来还是经姚桐封调和了事。之後，由族中公议定派姚建封（字“定泉”。1874年——1941年）的次子姚炳均（字“安武”。1896年——1940年）前往嗣位，奈以其母不许而受阻之。後另派姚荣封（字“定锜”。1839年——1921年）四子姚炳庆（字“安信”。1898年——1942年）前往，又受到个别族人的反对而未果。後由黄氏选定由姚桐封的长子姚炳敬（字“安钦”。1907年——1959年）为嗣。就这样，姚文宇的十一世孙、十二岁的姚炳敬取法名“普禾”，拜了黄氏为祖母，做了仅比他年长十二岁的族叔姚尧封之嗣子（47），成了“姚门教”贵溪“姚家斋堂”的末代“相公”。他一年一度地到江西去做“生佛”，直至抗日战争时期，黄氏病故，“斋堂”毁於日寇的战火而告终。 

庆元县地邻福建北部，这地区让姚氏後人传教有着短途捷径之便利，自从姚辙“栖建安而居”之後，其後人也每每以那里作据点而向邻县发展。且发展得迅速。虽然经过“建安事件”的冲击之後，这里各县依然有着多处的“斋堂”。更是在清乾隆年间，“姚门教”还跨过海地传到了台湾去。至民国初年已传至二十八代了（48）。看来，时至今日，“姚门教”这门民间秘密宗教就仅在台湾地区还存在着一点馀烬罢了。 

就姚文宇而言，他从一个贫苦的下层民众，经过一番努力之後，一跃成为一个受万人痴信的神化人物。变更了他自己的人生命运。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他是个大能人。但他所创立的“姚门教”却是与正统宗教有所抵触的一门“邪教”。其创教思想，虽然表现了封建时代贫困落後、苦难愚昧的农民在黑暗之中向往光明、欲摆脱困境的希望和理想，说是有着积极的一面的，但是，它毕竟与科学是相对立的。是存在着破坏力的。它的存在，确实隐藏着引起社会动乱的危险之因素。于是，其自然是属于应该受到打击的对象，以受到镇压以致绝其迹。这是历史的趋势。今日我们对此其人其事作个旧事重提，是对这段历史来作一个回顾，且为地方逸史以作一则补充。 

﹝附录一﹞：《庆元姚氏总谱》远七十二公（讳文宇、字汝盛、号镜山）传： 

闻之：有无欲而无无欲者，佛也。有有欲而中其节者，儒也。谁其中处于佛于儒之间，如我姚公镜山其人者乎？不饮酒，不茹荤，不可谓非佛也！然父子、夫妇之懿，依然文物之盛，又不可谓非儒也！儒耶？佛耶？比而同之。吾无以名之。亦循声而和，群推而尊之。曰：“善人”而已。夫以儒而诋佛则曰：“缁髡者流”。以佛而诋儒者则曰：“肉食者鄙”。如“善人”则何诋乎？善而人，其耳目同，其心思同，可知也！人而善，其聪明异，其知虑异，不可知也！由可知穷其所不可知。此岂真得异人之授乎哉？独是未经纪于婺州，衣粗衣，食粝食，淡如也。今倏焉而人衣其衣，人食其食。且不啻若田横之士五百，孟尝之门客三千。众实甚也！矧广第良园，旋易夫荜门圭窦之常，朽贯腐仓。顿改夫一丝一粟之素。以为异，异莫异于此矣！以为善，善莫善于此矣！如谓千金之裘，仅恃一狐之安；臺榭之榱，徒资一木之力。谁其信之？公殆自少而壮，自壮而老。享年七十有四。两般心目，予人以可知不可知之数欤？要之，其生也不待章服以为荣，而声闻及远。此温处道林吉安、御史邹一旌之曰：“修身善世”，一旌之曰：“褆躬高洁”所由来也。其没也，不畏强悍以自怡，而经营善後。故髪配夏氏抚一子，发迹西表；继娶周氏育一子，争光祖堂。均继迹绳绳。正所谓土积成山而橡樟生；水积成川而蛟龙出。刘向之言不我欺也！儒耶？佛耶？善人耶？峙而为三，不变不灭，又何异焉？还以质之于公，其无欲而无无欲者〔欤〕（与）？抑有欲而中其节者欤？公必居一于此否？ 

五云郑载颺拜撰 

﹝附录二﹞：秦宝琦先生《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新发现》中有关“姚门教”的教务活动及行教仪式等的部份章节： 

姚门教的佛堂其前厅所供皆系一般佛像，设有香炉、烛台、供品等。後厅是“祖师堂”，只供姚文宇一人之画像。为了伪装，画像外面套有夹板，上面罩有一个“天地君亲师”牌位，将夹板拿开，才能看见姚的画像。该画像中的姚文宇头戴九阳巾（即纯阳巾），身穿直襟道袍，端坐在椅子上，两旁有童男、童女侍立。坐椅左首画有一枝桃树，右首画有一匹白马。 

入教者进入佛堂後，要把姓名、年龄、籍贯、住址及“引进”本人的法名写入单内，交给“表房”登入“挂香簿”内。入教者要缴纳“香根钱”三十三文，寓意可登“三十三天”。然後由“当头”起“願科”，颂“願单”。其文曰：“（略）”。 

在“当头”读过“願单”之後，入教者便自认一願，如“刀山地狱”、“血湖地狱”等。然後再由“当头”宣读《皈依化願》。其文曰：“（略）”。 

读毕，由“引进”带领入教者在一位老教徒陪同下行叩拜礼。叩拜之前，“当然头”还要诵念四句偈语：“（略）”。 

叩拜之後，“当头”便在“祖师堂”内对入教者面授四句“法宝”，或曰二十八真言。其文曰：“（略）”。 

念毕，“当头”还要极为郑重、神秘地告戒教徒说：“这法宝非常秘密，父子不传，金银不换”。 

入教後，男教徒叫“阿太”，女教徒叫“太娘”，或将男女教徒统称“师兄”。 

注： 

（1）：引自《三世因由宝卷•庆元三复》。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此。 

（2）：这是大多数资料的定论，但有学者却认为“姚门教”是“黄天教”的一个支派。此说可作另一说。见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学苑出版社•1993年•13页及229页）。 

（3）：对于罗清的出身，《聊斋志异》中有《罗祖》篇叙其事。内容虽也是说他出家修行的经历，但却是怪异之说。这只能说是小说家对他的另一说之渲染描写罢了。 

（4）：即《苦功悟道》、，《正心除疑》、《破邪显经》（上下册）、《泰山不动》、《叹世无为》等五种经文。 

（5）：见《中国民间秘密宗教辞典•无为教》词条（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年•330页）。 

（6）：殷继南其实是姓“应”的。可参见《三世因由宝卷•庆元三复》中如：“转身缙云投应家”等句，及秦宝琦《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新发现》（清史研究•1995年•第三期•87页）之说。 

（7）：见《中国民间秘密宗教辞典•龙华会》词条（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年•176页） 

（8）：对于姚文宇的生、卒年及享年，此说是依《三世因由宝卷》之说。但《庆元姚氏总谱•姚文宇传》却作：“享年七十有四”。由于现存的《庆元姚氏总谱》是一部不齐全的残书，不见其《世系表》。故未知孰是。 

（9）：“准提阁”是庆元的一处古建筑。早已圮废。遗址的具体地点已不详。《庆元县志•建置志》载：“准提阁：在四都黄堂冈下。早废”。另据《余氏宗谱》载其余氏庆元始祖余启墓是在“准提阁下”来看，估计其遗址是在“东嶽庙”附近一带，或者就在“仑山”山顶。 

（10）：对於姚文宇的“遇仙”故事，民间传说是说：他在“弥陀冠珠”养鸭三年，每天所带的午饭都被人偷吃了，他就整整挨了三年的午餐之饿。有一天，凑巧给他碰到是一个长着白长胡子的老头在偷吃他的午饭，他一看情况，知道是个贫者，就不迁怒於他。老人很感激，承认确实整整三年偷吃了他的午饭，并自表身份说自己是个“狐仙”。说是受到他的多年接济，是会感谢他的。老人送他一面“照魔镜”和一颗“玉印”。说以後是会大有作为的。果然，以後姚文宇就是凭着这两件宝贝成了一门大教主云云。其实，这个故事传说是有人在半懂不懂地读了《庆元姚氏总谱•远七十二公（讳文宇、字汝盛、号镜山）传》中：“如谓千金之裘，仅恃一狐之安。”这句子後编造出来的。 

（11）：见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学苑出版社•1993年•229页）。 

（12）：同上。 

（13）：见《无为教的沿革》。 

（14）：见《中国民间秘密宗教辞典•姚文宇》词条（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年•371页）。 

（15）：见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学苑出版社•1993年•231页）。其文引自《清高宗实录》（卷三0九•乾隆十一年二月甲申）。 

（16）：赵璧，安徽省太湖县人。举人出身。明崇祯六年始任庆元县知县（後升任建宁府）。他的夫人徐氏是一个很仁慈的妇人。相传每逢赵璧办案时，她都提着小矮凳坐在屏风後面听。倘若赵璧办错案或量刑过重时，她都会站出来纠正或说情。民众很爱载她，将其神化成“佛”。後筑建“徐夫人庙”以祀之。其庙成了县城近郊之“八社”（即八座“社庙”）之一。 

（17）：事详《三世因由宝卷•庆元三复》。 

（18）：此语含意不明，大约是说他“幼年还可以”之意。 

（19）：见《庆元姚氏总谱•姚文宇传》。 

（20）：见光绪版《庆元县志•杨公桥》词条。又：在康熙版《庆元县志•杨公﹝祠﹞（楼）》词条中，犹有他买田产以供“杨公祠”的香火之经济投资记录。。 

（21）：虽然夏氏或许後来又有重新认领义子的可能，但可能性不大。最大的可能是後来有人冒认是她的义子而充当姚氏後裔以混迹江湖。因为：一是在《庆元姚氏总谱•姚文宇传》中有：“髪配夏氏抚一子，发迹西表。……均继迹绳绳。”之语。二是在大量的资料中都发现有姚正益、姚焕一、姚成武、姚际媚、甚至有“姚文谟”之类的名字。而这些名字在《庆元姚氏总谱》的姚文宇派系下的传人《世系图》是找不到的，可见他们都是别姓人在江湖上冒充为姚氏後人的。 

（22）：我曾托族人对西表村作了采访，得到的结果是：其一，西表村目前已绝无一户姚姓居民在那里居住了。其二是，那座姚姓人家的，据说“会出王”的“风水宝地”之大坟墓，也早已被盗墓贼盗掘了。可见夏氏的坟墓在兴建之时，规模也是比较可观的。 

（23）：见《庆元姚氏总谱•姚铎传》。 

（24）：姚文宇的墓地处于镜山正中心。占地约300平方米。以花岗岩铺地及筑四围。用河卵石封墓顶及其它结构。於山下建石道拾级而上，直至墓地。这座墓不管是规模或是建制，均为邑中古墓之最。墓碑中行竖刻“善士姚公镜山之墓”八字。边款“孝男姚铎泣血立石”八字。左侧刻“顺治十年癸巳八月初十酉时”十二字。右侧刻“其地作壬山丙向观音坐莲形”十二字。此墓碑不管是形式还是碑文都很具特色，在庆元地区可谓是独一无二。首先是下款：特具悲哀。体现出墓主人的不同寻常的遭遇。其二是，将墓葬的时间和墓地的方位刻在侧边，实属罕见。另外，从碑文的下款仅刻“孝男姚铎”来看，可证诸文献载其“正妻夏氏无子”，及仅周氏一人葬夫之说。当时，夏氏尚健在，居在距之咫尺的邻县。况当时的局势已比较太平。她是否已经另有了新的养子？她们母子为何不回乡定居？为何不回家葬夫、葬父？是遭“直指派”劫持而不能如愿？抑是因家庭的矛盾所至？此事终是个谜。实情待考（此墓的地面建筑部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被破坏，石料被挖掘一空。墓穴於1986年及1988年遭两次盗掘，文物为劫之一空。盗墓案虽已侦破，但结案不了了之。据说墓内文物甚少，仅一只铜香炉及几件瓷器而已。1989年12月，裔孙集资合力重修。当时埋葬入穴中有文物三件：其一是将其被盗墓贼砸成三截的古墓碑用胶水胶好，立在其中。其二是将在墓墟中检到的一只由他的安徽信徒奉献来的石香炉放在其中。此香炉虽石料班驳，但色彩暗黑而有光泽。长约尺许，宽半之，高七、八寸。正面镌莲花饰。中刻文曰：“永奉香炉”四字。左刻：“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立”，右刻：“新安弟子俞普吉男普静同奉”字样。其三是拙文《善士姚公镜山墓志铭》一块。因当时不具备刻石的条件，于是我只好用图画纸书写，用两块玻璃将其用“万能胶”胶合，立在墓碑後面的香炉之上）。原先在墓地的下葬之日，堪舆师曾画过《佳城图》一幅。後传交後裔留存（此图今犹在，只是略有破损而已）。其实，这是一幅墓地的地图，是以山水画的形式来表达墓葬的地理位置。图画的两边书写着一首七言偈语，以对联的形式来作为画边的装饰。其文曰：“天门行龙天厨工，独向南极一秀峰。岽岽水去无差错，儿孙富贵两全隆。”这大约是堪舆师对其“风水宝地”的赞叹。 

（25）：“望夫楼”是一处建筑群，至今已历过了三百多个岁月。其间受自然之冲击；得人为之改变。已是面目全非了。主建体於清季遭回禄（之后，族人将大门石料一副移运别址建房。而这些石料如今犹在，且成了“望夫楼”所遗留下的唯一之文物了。），其遗址於民国初年被洪水冲走了大半，留下了一块直角不等边矩形的废墟。上世纪七十年代，由“大队”（即村里）调拨给村人（也是其裔族人）建房。古迹消失。 

（26）：“百花亭”位於今姚家村的中心位置，作为历史上的一座亭子之“百花亭”早已是圮废无存了。今人已不能知道它的确切座落地点。于今，它已成了地段的名称。且被讹称为“百花坪”。这里原有庆元後田姚姓第二代传人“仁三公”姚国华的墓地。此墓建於元季，坐东朝西。在“子孙环而居焉”（姚氏总谱•姚国华传）之後，墓之四围竟然扩建成了村落。周氏之墓在“仁三公”墓之东，坐北朝南。东北距“望夫楼”仅数十步之遥。墓地占地约五亩馀，墓上封土原高二丈馀。其建制与姚文宇墓同。墓前是水田一丘，面积亩馀。为春秋二祭的场所。田中种植所获，供祭祀的经济开支。田之南是鱼塘一口，面积亦是亩馀。乃是取土封墓所形成。引水养鱼，收获亦供祭祀。整片墓园（包括水田及鱼塘）围之以垣。园门朝东开，面向本宅“望夫楼”。门额额曰：“姚门周氏奶奶茔域”八字。别具建构风格。此墓下葬後，逐年受到祭祀。直至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方才终止。其墓园虽经受三百馀年的风雨冲击，尚属完好。只是围墙偶成了断垣而已。可是不久，就连同“仁三公”墓一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公开盗掘。当时棺木尚较完好，旋遭破坏。墓室中的文物被洗劫一空。墓地於七十年代被挖平以筑建民房。今仅留下遗迹。在五十年代初破坏墓园、拆毁残垣时，这墓园的那副大门石料曾经作过迁移改用。这是“周母墓园”中，唯一的一件能作暂时保存的古文物。但後来它依然是毁坏无存了。 

（27）：见《庆元姚氏总谱•姚铎传》。 

（28）：同上注。 

（29）：见《中国民间秘密宗教辞典•姚〔铎〕（绎）》词条（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年•372页）。 

（30）：同上注。 

（31）：对于姚铎的生平，可参阅拙着《姚铎年谱》。 

（32）：见《庆元姚氏总谱•姚轼传》。 

（33）：见《庆元姚氏总谱•姚辙传》。 

（34）：同上注。 

（35）：《括苍彙纂•姚梁传》：“……其祖迁居永嘉，籍犹隶庆元，後侨寓省城。” 

（36）：见《史料旬刊•老官斋案》（乾隆十三年三月十四日•福田将军新柱奏摺），及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学苑出版社•1993年•231——234页）。 

（37）：姚必起是姚轼的长子姚大霖之第三子。姚家震是姚辙的长子。行“乾八”。家族中确有他“发棺（即“搬运灵柩”）归葬”的传说。可证其受处罚的事实。他的坟墓在“小坑（即‘大坑溪’）”与“松源河”汇合之三角洲西。据说是棺木运回後，在此暂厝以等待寻找吉地。岂知过了不久，棺木就被藤本植物所缠绕。故认定此即吉地。旋以砖石砌之而成。此墓毁於上世纪八十年代。 

（38）：见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学苑出版社•1993年•239页）。其文引自：《史料旬刊》（第二十四期•乾隆十八年八月初六日•闽浙总督咯尔吉善奏摺），。 

（39）：见喻松青《明清时期民间秘密宗教》（《文史知识》1986年第七期•21页及《历史研究》•1987年第二期•110页）。 

（40）：明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年），明朝廷严禁罗教。连《五部六册》亦被毁版。清顺治三年（丙戌•1646年）清廷明令严禁无为、白莲、大成、混元等教。此类事件，比比皆是。 

（41）：见《中国民间秘密宗教辞典•龙华会》词条（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年•177页） 

（42）：姚瀛松是姚轼三子姚大霦之长子姚黄的长子。姚汉楫是姚黄的次子。姚海渣是姚黄的四子。他们都是姚梁的堂侄。 

（43）：见《无为教之沿革》。 

（44）：见《玉田姚氏宗谱》。 

（45）：黄氏是江西贵溪人。其生平欠详。据说是黄维先生的堂姑。 

（46）：此人是庆元城内“姚千五公”派下的姚文林之长子姚思朋。 

（47）：姚炳敬承嗣了姚尧封，有人说是应了姚尧封字“敬承”的预言。 

（48）：见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学苑出版社•1993年•230页）。其文引自：《台湾省通志•台湾斋教的渊源及流变》。 

一九八八年二月初稿 

二零零七年三月重稿 

摘自《中华文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