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长期以来，学界对驱蝗神的研究聚焦于八蜡神和刘猛将军，而同为驱蝗神的金姑娘娘往往为人忽略，研究尚付阙如。本文通过细读地方志和《坚瓠余集》等材料，挖掘并呈现了驱蝗神金姑娘娘信仰的源流与传播范围，探讨了地方官员在金姑娘娘信仰传播中的作用，阐发了金姑娘娘作为单一职能神在历史长河中隐而不彰背后的深层原因。

主题词：驱蝗神；金姑娘娘；地方官；职能神；

蝗灾是农业生产的天然大敌之一，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莫大的影响。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历史上因蝗灾导致人民流离失所、易子而食的惨剧比比皆是，甚而影响王朝存续。面对蝗灾，邓拓认为我国古代采取的方法有三种，即积极预防、消极救济和巫禳。[1]章义和归纳出当时治蝗的两种流行观念，即德化说与力灭说。[2]驱蝗神信仰，属于巫禳的处理方式。

目前关于驱蝗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八蜡神和刘猛将军方面。[3]而对金姑娘娘的研究鲜有触及，只有代洪亮在探讨山东驱蝗神信仰时有百字陈述，且仅依据山东地方志，得出“似乎主要集中于济南府”[4]的模棱两可之观点，有失偏颇。金姑娘娘信仰源于何处?为什么各种方志记载中皆援引褚人获的《坚瓠余集》?主要在什么范围传播?谁在推动这种信仰的流传?文献阙如是否与金姑娘娘信仰的发展规律有关?面对种种疑团，本文拟从金姑娘娘信仰的来源、时空分布和地方官员的参与等方面进行研究，同时考证清朝金姑娘娘信仰的传播路径，阐释作为职能神的驱蝗神，特别是单一职能的金姑娘娘的发展规律和历史变迁，以补研究之阙。

一、金姑娘娘信仰出处

关于金姑娘娘信仰的起源与发展，早在清朝光绪年间便有此问，“（金姑娘娘）神何时，何地人，何时为神，俱未详书”[5]。据现有文献资料，关于金姑娘娘，最早见于明末清初褚人获[6]所著的《坚瓠余集》。记载如下：

康熙癸未夏，吴中乏雨。有人自江北来，传有一妇，趁柴舡行数里即欲去，云：“我非人，乃驱蝗使者，即俗所称金姑娘娘。今年江南该有蝗灾，上帝不忍小民乏食，命吾渡江收取麻雀等鸟以驱蝻蝗。汝传谕乡农，凡有蝗来，称我名即可除。船钱百文在汝家门首，可归取之。”俄不见。已而常州一带果有蝗从北来，乡农书金姑娘娘位号，揭竿祭赛，蝗即去。后闻人言：崇祯庚辰、辛巳间，向有金姑娘娘纸马。六十年来并不刷印，至今岁复兴，大获其利。予家庭中秋间果无鸟雀，至冬复集。[7]

此段文字中最需要注意的是时间。其一，崇祯庚辰辛巳间，即1640年至1641年。章义和把我国历史上出现的蝗灾年份分为四个等级，一级为较弱发生年，四级为特大发生年。[8]1636年到1641年，连续6年皆为四级。[9]苏州、常州未能幸免[10]，故“向有金姑娘娘纸马”，可晓当时人们拜金姑娘娘驱蝗的情形。其二，故事发生时间为康熙癸未（1703）。此段文字言常州有蝗灾，现不可考。原因在于现存最近《常州府志》为康熙三十四年（1695）刻本。乾隆时期尽管有重修《常州府志》的安排，最终不了了之。[11]笔者查阅民国时期《江苏省通志稿》之《灾异志》发现，只有康熙四十一年（1702），江苏盐城发生过蝗灾。即便范围扩展至整个江南，现存文献皆无记载。因此，此段文字所言蝗灾无法证实。但是，60年前的金姑娘娘纸马，到了1703年又开始兴盛，或可成一旁证。也证明江苏存在金姑娘娘信仰。除了时间，这个故事中的“即俗所称”“纸马”等透露出金姑娘娘信仰在民间广为流传。还有“凡有蝗来，称我名即可除”，“乡农书金姑娘娘位号，揭竿祭赛，蝗即去”，这两段文字说明了金姑娘娘的驱蝗仪式，比刘猛将军信仰仪式[12]简洁。

代洪亮据此段文字，得出“江南的金姑娘娘信仰是由江北传播过去，‘江北’是否包含山东，尚未可知”[13]的结论。此观点过于仓促，证据不足。笔者以为明朝金姑娘娘信仰的起源与传播路径，限于资料难以考证。但是清朝中后期金姑娘娘信仰，有可能是从江南传回华北。首先，地方志中记载金姑娘娘庙皆是清中后期修建，引用的是江苏人褚人获所记述故事；其次，这些祠庙皆由外来任职官员筹建，或者饬立，没有民间商贾、乡绅、平民倡建的情形；其三，驱蝗檄文中引用上述故事中所讲方法抵御蝗灾。后两点下文详释。

二、金姑庙的时空分布

如前所述，这些祠庙建于清朝中后期，结合地方志，可归纳出其多集中在乾隆和道光年间，其中乾隆年间5座（包括1座重建），道光年间4座，3座无法确认时间，如表1。就所知的建造时间而言，基本处于蝗灾肆虐前后。用章义和的等级划分，即灾害处在二级或三级。比如，德平和历城的金姑庙建于乾隆二十九年，即1764年。这一年，“夏……山东东、安丘、淄川、益都亦蝗……秋，山东聊城蝗”[14]。章义和将之分为二级。[15]再如，灵宝县金姑娘娘祠，道光十七年（1837）建造。灵宝县位于河南省西部，与山西和陕西交界。这一年，山西南部、河南阌乡（今并入灵宝），皆大蝗。[16]章义和定之为三级。[17]概言之，金姑娘娘庙的建造与蝗灾程度有着密切关系。正如陈正祥所讲：“有八蜡庙或刘猛将军庙存在的地方，一定有严重的蝗虫灾害；反之，没有蝗灾，或偶尔有蝗灾而并不严重的地区，也就不必此等神庙了。”[18]

表1 金姑娘娘庙建造时间表

序号 名称 时间 资料来源

1 金姑庙 乾隆二十九年 乾隆《德平县志》卷1

2 金姑娘娘庙 乾隆二十九年 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卷21

3 金姑庙（东岳庙内） 乾隆三十年 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5

4 金姑娘娘庙 乾隆三十二年 民国《齐河县志》卷7

5 东岳行宫内钦赐仰殿（金姑娘娘殿或金师娘殿） 乾隆三十五年重建或乾隆三十八年修 嘉庆《松江府志》卷18 嘉庆《上海县志》卷7

6 金姑娘娘庙 道光六年 民国《淮阳县志》卷4

7 金姑娘娘（伏波除蝗庙内） 道光十四年 同治《浔州府志》卷7

8 金姑娘娘祠 道光十七年 光绪《灵宝县志》卷7

9 金姑庙 道光十九年 光绪《海阳县续志》卷3

10 金姑祠 不详 光绪《永城县志》卷10

11 金姑娘娘庙（城隍庙内） 不详 同治《黄县志》卷2

12 金姑娘娘庙 不详 乾隆《怀庆府志》卷5

相较于建造时间，空间布局则明朗很多，如表2。其中山东7座，河南4座，广西1座，上海1座。华北平原历来是蝗灾多发区，不仅金姑娘娘庙聚集此处，八蜡庙、虫王庙和刘猛将军庙亦如此。至于广西为何会有，这受到官员的影响，下节详述。上海的金姑娘娘殿宇，可以看出金姑娘娘信仰的影响边缘。原因在于，嘉庆《上海县志》卷7有载：

《沪城备考》云：有驱蝗神，名金姑娘娘，或者金四娘。其祀盛于崇祯间，田家赛神多用之……又颜志县境图作金师娘殿。[19]

产生于南方的刘猛将军信仰，足见江南地区蝗灾亦不少见。再者上文有言，苏州一带存在金姑娘娘信仰。上海有此信仰，亦是当然，盛行于崇祯年间，便可为证。但此段文字中出现了“金四娘”，着实蹊跷。笔者搜集的关于金姑娘娘资料中，只此一处谈及“金四娘”。后查光绪《宁海县志》卷4有载“金四娘”:

建雄古庙……祀南宋尚书金殿公第四女。庙旁墓题曰：金四娘娘之墓。按庙碑，四娘，太平人，宋恭宗朝尚书金殿公女也。……越明年，帝如海，文武海死者十余万人，金殿公亦与焉。时四娘闻君父没，遂与胞妹七娘激烈自尽。祝治民等，停柩胡心田。后，至元十九年夏五月，疾风迅雷忽迁柩与福心田。里人异之，爰封土作墓，且立庙以祀。……赫濯声灵，有求必应。娘娘行四。四娘，父之唤。呼娘娘，俗之尊称云。[20]

宁海，位于浙江东部沿海地区。明清属台州府，现属宁波管辖。由此段文字，可知金四娘崇拜始于浙江，大概故事是南宋末年金四娘听闻其父随南宋皇帝身死大海之后自尽。这与金姑娘娘驱蝗信仰没有任何相关的情节。因此笔者推断上海出现的“金四娘”应是指浙江金四娘崇拜。上海出现的这种状况，大概是因为此地是北方金姑娘娘信仰与南方金四娘崇拜交错处。

表2 金姑娘娘庙空间分布表

序号 名称 所处省 资料来源

1 金姑庙 山东 乾隆《德平县志》卷1

2 金姑娘娘庙 山东 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卷21

3 金姑娘娘庙 山东 民国《齐河县志》卷7

4 金姑庙（东岳庙内） 山东 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5

5 金姑庙 山东 光绪《海阳县续志》卷3

6 金姑娘娘庙（城隍庙内） 山东 同治《黄县志》卷2

7 金姑娘娘庙 河南 民国《淮阳县志》卷4

8 金姑娘娘庙 河南 乾隆《怀庆府志》卷5

9 金姑祠 河南 光绪《永城县志》卷10

10 金姑娘娘祠 河南 光绪《灵宝县志》卷7

11 金姑娘娘（伏波除蝗庙内） 广西 同治《浔州府志》卷7

12 东岳行宫内钦赐仰殿（金姑娘娘殿或金师娘殿） 上海 嘉庆《松江府志》卷18 嘉庆《上海县志》卷7

通过上述时间与空间布局两方面的分析，金姑娘娘庙集中在蝗灾严重的山东和河南，江苏和上海一带是它的边缘。湖南《宁乡县志》提到北方存在金姑娘娘信仰。这与陈正祥总结的我国蝗灾范围大体一致。其总结出我国蝗灾以黄河中下游最多，尤其是山东、河南、河北，华中以南渐少。[21]同时，建造时间不仅呈现出金姑庙与蝗灾严重程度的关系，结合褚人获的《坚瓠余集》，还表明，在清朝初期，金姑娘娘在民间记忆业已模糊。

三、地方官员所起作用

金姑娘娘在清中后期的复起，与地方官员直接相关。因为地方志记载中的金姑庙皆是为政一方的官员所建。据现有资料，这些官员主要集中在乾隆、嘉庆和道光时期。乾隆年间有4位，嘉庆年间有两位，道光年间有3位。

乾隆年间的官员分别是：山东巡抚崔应阶、德平知县彭宗古、曹州同知龚孙枝、齐河知县万绵前。山东巡抚崔应阶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改历城县刘猛将军庙为金姑娘娘庙。[22]德平知县彭宗古，忠州人（现重庆），在山东蓬莱、日照、德平等地任官。[23]龚孙枝，江苏江宁人，任山东曹州府桃源军捕同知，负责剿抚山东、直隶和河南交界处盗贼。[24]万绵前，浙江仁和人，在山东滕县、齐河、章丘、临清等地任官。[25]关于这四位官员修建金姑庙的记载寥寥数语。但是从时间顺序上来讲，崔应阶和彭宗古是同一年，即乾隆二十九年（1764），龚孙枝是乾隆三十年（1765），万绵前是乾隆三十二年（1767）。笔者认为其余三位官员应是受崔应阶推崇金姑娘娘信仰的影响。彭宗古在德平任官之前，已在蓬莱、日照等地为官多年，其中不乏蝗灾较为严重的年份，但是并无金姑庙的痕迹。再者，崔应阶任山东巡抚时间恰好处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

嘉庆年间的两位官员，皆是巡抚，即河南巡抚马慧裕和山东巡抚铁保。[26]此二人分别于嘉庆八年（1803）和嘉庆九年（1804）发布驱蝗檄文。马慧裕发布的檄文内容如下：

照得螟蝗为患，关系田禾。地方官竭力扑捕，尽心人事。尤当虔诚祈祷，为民请命。昔礼有蜡祭八神之义，诗有秉炎火乞灵田祖之文。则知禳灾一法，古人所重。查我朝康熙癸未年间，吴中传有夫人，趁柴船，行数里，欲去。自云：“我乃驱蝗使者，即俗所称金姑娘娘。今年江南有蝗灾，上天不忍小民乏食，命吾渡江取鸟雀，以驱蝗蝻。可遍谕乡农，书金姑娘娘位号，供奉祭祷。”倏忽不见。继而常州一带果有蝗虫北来。乡民如言尊奉，蝗即驱除。详载志乘。现据考城商丘等县，各禀报飞蝗入境，延飞西南，除己饬属扑捕外，并应齐心虔祷，遍谕乡农，恭书金姑娘娘神位祈禳，以期上格苍穹仰邀神佑云云。[27]

从此檄文不难发现，其所引金姑娘娘故事与褚人获《坚瓠余集》基本一致，因此金姑娘娘信仰的二次传播应与此相关。铁保檄文内容缺失，但沂水县奉文在八蜡庙设金姑娘娘牌位[28]，海阳县饬立金姑庙[29]。故其檄文中应该有金姑娘娘相关内容。而且海阳县金姑庙采取的是春秋两祭，这是官祀才有的待遇。[30]再者铁保与马慧裕二人发檄文的年份，刚好是山东河南蝗灾严重时期。[31]

道光年间官员分别是：桂平知县张显相、灵宝知县严正基和海阳知县朱家学。张显相，河南武陟人，广西桂平知县。[32]严正基，湖北溆浦人，曾任河南武安、禹、孟息、新郑和灵宝等县知县。[33]朱家学，云南石屏人，曾任山东海阳、文登、蓬莱、泰安等县知县。[34]张显相于道光十四年（1834），在桂平伏波将军庙中加祀刘猛将军、冯仙翁、相国陈文恭公和金姑娘娘[35]，因此该庙也称为伏波除蝗庙。据张显相所作《乌江伏波除蝗庙记》，道光十三年桂平出现蝗灾。[36]不过，在此文中，张显相并未提及金姑娘娘。他加祀的刘猛将军由清政府推行，冯仙翁是广西贵县一带民间传说中冯克利仙翁的九世孙，陈文恭是桂林陈宏谋，历经雍正、乾隆两朝，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傅。与此相比，金姑娘娘身份略微尴尬。笔者推测概是张显相行文中故意抹除金姑娘娘信息。伏波驱蝗庙中的金姑娘娘应是张显相所修，首先张显相是河南武陟县人，属金姑娘娘信仰区域；其次金姑娘娘信仰在北方流传，“今北方有虸蚄庙、刘猛将军庙、葛知县庙、金姑娘娘庙，皆驱蝗之神”[37]。

上述官员，除了河南张显相和江苏龚孙枝之外，其余官员出生地皆不在此区域。而且这些官员生活在乾隆时期及之后，晚于康熙年间的褚人获。因此，他们受褚人获影响的可能性很大，亦或受地方主政官员的政策影响。除此之外，笔者发现，这些金姑庙的修建没有记录当地乡绅、商贾和平民，也没有地方流传的金姑娘娘相关显灵故事，而且除了《坚瓠余集》，再无相关记载，很是诡异。陈正祥认为：“蝗灾的爆发在地方上是大事件，方志必然会逐一加以记录；不敢马虎。”[38]更何况，嘉庆时期河南巡抚马慧裕的驱蝗檄文中，采用《坚瓠余集》中的故事进行驱蝗。因此笔者推测，清中后期的金姑娘娘信仰，是从江南传回华北。《坚瓠余集》的故事或许唤醒了人们驱蝗信仰中遗失的记忆。

四、金姑娘娘信仰的兴衰规律分析

韩森将列入祀典的称为官祀，未列入祀典称为淫祀。[39]但是民间还有类似金姑娘娘这种民众崇拜，官方认可，但是没有列入官祀的神灵存在。王建将其视为私祀。[40]赵世瑜称其为杂祀。[41]从当时的官员观念可窥一斑。“夫神庙载在祀典，固宜虔祀；其不载在祀典，能为民御灾捍患，居民祷祀，亦例所不禁。”[42]再者，金姑娘娘庙与虫王庙、八蜡庙、刘猛将军庙等共存，甚至取而代之。其中的信仰逻辑，便是古人崇奉的灵验论。韩森认为：“（中国）世俗民众视灵验与否来选择宗教人士与神祇。”[43]德平的金姑庙载有灵验事迹：“（光绪）十八年，飞蝗遍邻境，邑不为灾，知神之捍御周矣。”[44]

古人视为灵验的金姑娘娘，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为何资料如此稀少?为何在清朝中后期又突然出现，随即湮灭?笔者以为这与抵御灾难型职能神的兴盛与衰落规律有关。职能神是某种社会职业的原始创建者或成败操纵者。[45]崇拜职能神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对此项职业的本质和规律尚未完全认识，对生产和经营过程尚无把握。[46]学者们把驱蝗神归为农业神或者行业神。比如杨庆堃以社会功能为依据，将驱蝗神列入经济功能部分的农业神。[47]

驱蝗神，其不似木匠神、药神、财神等职能神因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而长期存在。其只有在灾害严重的年份，才会被人们记起，正如褚人获《坚瓠余集》中的故事中所言，“后闻人言”才知以前有过此事。从明朝崇祯年间到清朝乾嘉年间，100多年的时间，除了个别年份，其他时间蝗灾只发生在很小的范围。[48]“崇祯庚辰、辛巳间，向有金姑娘娘纸马。六十年来并不刷印。至今岁复兴，大获其利”[49]，今岁复兴源于常州一带发生蝗灾。因此，金姑娘娘为代表的驱蝗神信仰的兴盛与衰落的规律便是如此，循环往复。当然，这种结论更适于单一职能的职能神。似八蜡神有八神，昆虫神有驱蝗的功能，其他七神有防水患、旱灾，督促播种，疏通沟渠等功能[50]；似刘猛将军驱蝗神，除了驱蝗功能，还可保护渔业、蚕业，甚至保境安民[51]。故而这两种驱蝗神在古代能够长期存在。

到了近代，职能众多的八蜡神和刘猛将军都没有逃过消亡的命运，代洪亮认为这是因为“在国家政权和社会精英大力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刘猛将军、八蜡庙等庙宇被视作愚昧、迷信的代表，视其为现代化的阻力而加以摧毁”[52]。除此之外，笔者以为还有随着技术的革新和人们认知水平的提升，预防和治理蝗灾更加科学，从而使得驱蝗神渐渐衰落，慢慢地淡出民间信仰的舞台。

五、结 论

以往学界对民间信仰的研究，多聚焦于流传广泛的官祀，或者由淫祀转变为官祀的神灵，而类似金姑娘娘这种介于官祀和淫祀之间的杂祀，言及甚少，表述不多，以致出现研究的空白。本文挖掘并呈现金姑娘娘信仰的发展概况。首先通过对褚人获《坚瓠余集》中金姑娘娘故事的分析，知晓其在明中后期业已存在；其次考究该信仰的时空布局，时间上金姑庙主要建造于清中后期，空间上以黄河中下游为主要流传区域；再次探析地方官员面对蝗灾，建庙驱蝗；最后分析金姑娘娘信仰的兴衰规律，即灾年兴盛，反之衰落。同时也推测出清代金姑娘娘信仰由江南传至山东、河南的情况。金姑娘娘信仰之所以难以广为流传，一定程度上源于八蜡神、刘猛将军等其余驱蝗神对该信仰空间的分割。

明清时期金姑娘娘的兴衰规律反映了宗教学理论中部分职能神的发展规律，即单一职能、抵御灾害型（或者短期所需型）职能神的兴衰与灾害的发展规律密切相关。而且，单一职能的金姑娘娘相较于其他多种职能的驱蝗神，在无蝗灾或少蝗灾时期更易被束之高阁；同为单一职能的金姑娘娘、药神、木匠神等，短暂所需比长期所需更易被淡忘。目前学界对职能神的发展规律谈之寥寥，是因为“神灵职能的复杂化”[53]。诸如龙王也管道德善恶，婚姻神也监护家庭，土地神也能施雨，管文运的魁星也可驱邪辟煞等等，不一而足。[54]神灵职能的复杂化，改变了某些职能神的发展规律，正如前文所讲八蜡神和刘猛将军。似金姑娘娘这般独特的单一职能神，可以更直观地反映出某些职能神的历史变迁。

注释

[1]邓拓：《中国救荒史》，邓拓著：《邓拓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第2卷第192-197页。

[2][8][9][10][14][15][16][17][48]章义和著：《中国蝗灾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2、51、81、338-343、367、87、379、90、81-87页。

[3]可参阅陈正祥著：《中国文化地理》，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第50-58页；章义和著：《中国蝗灾史》，第172-191页；代洪亮：《民间记忆的重塑：清代山东的驱蝗神信仰》，《济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31-35页；李为香：《清代济南地区旱蝗灾害与地方信仰》，《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29-33页；龚光明、陈玲玲：《皖北刘猛将军庙研究》，《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4期，第268-272页；陈泳超：《互文形塑：刘猛将传说形象的历史辨析》，《民族艺术》2020年第2期，第19-29页；陈国安：《从八蜡到猛将：民间驱蝗神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3月24日。

[4][13][52] 代洪亮：《民间记忆的重塑：清代山东的驱蝗神信仰》，《济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33、33、35页。

[5] [清]岳廷楷修，吕永辉纂：[光绪]《永城县志》，光绪二十九年（1903）刻本。

[6] 关于褚人获生平考证可参考于盛庭：《褚人获的生平及〈隋唐演义〉自序问题》，《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4期，第48-57页。

[7][49] [清]褚人获辑撰，李梦生校点：《清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册第2106、2106页。

[11] 张波、赵玉敏：《乾隆〈常州府志〉纂修未果之憾》，《中国地方志》2009年第9期，34-37页。

[12] 刘猛将军信仰仪式可参阅臧俊改著：《南宋以降（1840年之前）驱蝗神刘猛将军信仰研究》，暨南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第35-38页。

[18][21][38] 陈正祥著：《中国文化地理》，第52、52、54页。

[19] [清]王大同修，李林松纂：[嘉庆]《上海县志》，嘉庆十九年（1814）刻本。

[20] [清]王瑞成修，张濬纂：[光绪]《宁海县志》，光绪二十八年（1902）刊本。

[22] 崔应阶生平可参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5册第10612-10613页；第26册第7677、7683-7684页。

[23] [清]多泽厚修，陈于宣纂：[乾隆]《涪州志》，乾隆五十年（1785）刻本；[清]吴友箎修，熊履青纂：[道光]《忠州直隶州志》，道光六年（1826）刻本。

[24] [清]吕燕昭修，姚鼐纂：[嘉庆]《重刊江宁府志》，光绪六年（1880）重刻本。

[25] [清]张度修，朱钟纂：[乾隆]《临清直隶州志》，乾隆五十年（1785）刻本；[清]吴璋修，曹楙坚纂：[道光]《章丘县志》，道光十三年（1833）刻本；[清]王政修，王庸立纂：[道光]《滕县志》，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本；杨豫修，郝金章纂：[民国]《齐河县志》，民国二十二年（1933）铅印本；张自清修，张树梅等纂：[民国]《临清县志》，民国二十三年（1934）铅印本。

[26] 同注[22]，第37册第11280-11282页；第26册第7746页。

[27] [清]景纶修，谢增纂：[嘉庆]《密县志》，嘉庆二十二年（1817）刻本。

[28] [清]张燮修：[道光]《沂水县志》，道光七年（1827）刻本。

[29] [清]王敬勋修，王兆腾纂：[光绪]《海阳县续志》，光绪六年（1880）刻本。

[30][39][43] [美]韩森著，包伟民译：《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1、82、72页。

[31] 同注[2]，第89、372-373页。

[32][35][36] [清]魏笃修，王俊臣纂：[同治]《浔阳府志》，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33] 吴剑佩修，舒立淇纂：[民国]《溆浦县志》，民国十年（1921）活字本。

[34] 袁嘉榖纂修：[民国]《石屏县志》，民国二十七年（1938）铅印本。

[37] 周震麟修，刘宗向纂：[民国]《宁乡县志》，民国三十年（1941）活字本。

[40] 王健：《祀典、私祀与淫祀：明清以来苏州地区民间信仰考察》，《史林》2003年第1期，第52页。

[41] 赵世瑜著：《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58 页。

[42] [清]尹继美纂：[同治]《黄县志》，同治十年（1871）刻本。

[44] [清]凌锡祺修，李敬熙纂：[光绪]《德平县志》，光绪十九年（1893）刊本。

[45][46] 吕大吉著：《宗教学通论新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35、137页。

[47] [美]杨庆堃著，范丽珠等译：《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5页。

[50] 郑玄认为八蜡神分别是先啬、司啬、农、邮表畷、猫虎、坊、水庸、昆虫。可参考[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02-804页。

[51] 车锡伦、周正良：《驱蝗神刘猛将的来历和流变》，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中国民间文化——稻作文化与民间信仰调查》，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总第五集第12页。

[53][54] 王守恩：《论民间信仰的神灵体系》，《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4期，第80、80页。

上传者：郑静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