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

       一、儒家与儒教

儒家学说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两汉以降，它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基本上起着主导的作用。那么，我们能不能把儒家视为一种宗教呢?对此，本世纪中外学者都有许多争论。赞成者认为，从儒家以天人关系为核心的信仰本质以及外化的仪式与崇拜对象来看，儒家已成为一种宗教。非议者则认为，儒家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核心，建立了一整套政治伦理学说，是地地道道的“人学”。我认为，儒家身上有许多宗教的与非宗教的因素，非宗教因素决定了中国政治伦理思想的“入世”特色，这一点主要体现在统治阶级包括知识分子身上，宗教因素则迎合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神道设教”的口味①。从唐宋以后“三教合一”的趋势来看，视儒家为儒教未尝不可。

首先，儒家学说形成之时，受到了“天”、“神”观念的影响，在孔子所推崇的周代思想中，主要包括敬天、法祖、保民三层。在后世，“祭天”成为帝王的特权，“祭祖”实际上是祭鬼，则是帝王臣民必不可少的一项宗教内容。

其次，儒家在发展过程中，也吸取了许多宗教思想，道教、佛教固不待言，既便是被视为旁门左道的巫术、阴阳等派，也是其补充营养的来源。如儒家所奉经典之一的《周易》，其中既有许多合理的哲学思想，也包含了许多术数、阴阳五行、谶语的内容，成为儒教与道教、佛教甚至巫术(巫教)沟通的桥梁，后世堪舆占卜、符咒等术莫不奉为经典。

下面分别谈谈“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谶纬”对儒家的影响。

战国时阴阳五行家的代表人物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1]。他将阴阳学说应用于政治生活中，创立了“五德始终说”：“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2]。然后，朝代便以“五行”顺序更替，从以“土气胜”的黄帝之时开始，即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周而复始。“五德始终说”是邹衍学说最为荒诞不经的部分，也是其学说中对儒家及统治阶级影响最大的部分。孟子也曾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话，后世不少有政治目光的农民“叛乱”领袖往往借为动员群众的宣传工具。

西汉时，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说掺入儒家学说之中，提出“天人感应”学说，恢复宗教化的“天”是“天人感应说”的主旨。他说：“天者，百神之灵也”[3]。“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4]。“受命之君，天命之所予也”[5]。“天人感应”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天降灾异对人的影响：“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6]。灾异之说，不仅被统治者用为争权夺利的武器，“叛乱”者也往往引为“蛊惑人心”的法宝。

两汉之际，在天人感应说及象数易学的影响下，谶纬思想盛行，这是宗教儒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谶也叫谶语、谶记或符命，即“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宗教预言。谶语自古已有，秦始皇时的两条著名谶语是“祖龙死而地分”、“亡秦者胡也”(“胡”即胡亥)。刘秀起兵时作《赤伏符》：“刘秀起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即代表火德的刘秀将在西汉立国二百八十年之际登基。

所谓“纬”，就是假托孔子对儒家经书所作的迷信解释。谶的起源早于纬。谶直接假托鬼神，纬则假托孔子。西汉哀平之际，谶纬发展成一种社会思潮，谶与纬合流，谶中有纬，纬中含谶。两者均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为思维前提，有人甚至说：“谶讳的本质是巫术迷信”[7]。近年对谶纬思想作过精深研究的冷德熙博士认为：“如果以巫术为人类在没有正确认识自然因果律及其必然性的情况下，幻想通过意念、语言(符咒)或其它行为性操作改变或影响自然和宇宙秩序，则政治神话中圣王与天帝或天命意志之间的这种感应(决定圣王政治命运)活动之实质是一种政治巫术，而圣王也就是一种处于特殊地位的国家大巫。这种政治巫术是建立在一种特殊的世界观或宇宙观念的基础上的”[8]。可以说，后世江湖文化之堪舆、相面、符咒等重要内容并非完全由巫术、道教两方面促成，其中还有作为宗教的儒家学说所起的作用。

儒家发展中，神学迷信思想渗入，并不限于两汉，两宋时期理学的兴起，其“天理”观中的神学成分也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可以说，儒家也是一种宗教，由于宗教内容的不完善(如传教方式、信仰方式)，我们可以视为一种“准宗教”，从本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宗教社会学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向：把社会功能上近似于宗教的非宗教现象称为“非宗教的宗教”或“世俗宗教”。有些社会学家把共产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甚至热爱科学、推崇民主等等都当成类似宗教的“世俗宗教”。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社会意识形式和社会文化现象都起着维系社会秩序、决定社会伦理价值的功能，与宗教的社会功能等价。而且，宗教体验的突出表现，如崇拜、忠诚、入迷、自我牺牲等现象，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社会意识中、也可见到。[9]我们不妨将这种趋向与本文观点做个比较。

二、“儒教”对民众的影响

儒教理论在封建社会一直被统治者奉为圭臬，它对社会各阶级包括农民阶级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敬天法祖”观念和社会伦理思想。

关于祭天、祭孔、祭祖。儒家的宗教性仪式主要体现在祭天、祭孔与祭祖方面。“祭天”是“天子”的特权，是“天命”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北京的天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的场所。祭天大典为皇帝抹上了一层宗教光环。“祭孔”从汉代已开始，以后历朝，从皇帝到士大夫阶层都经常举行。如果说官方祭孔是将孔子作为“至圣先师”来祭祀的话，民间则把孔子作为神来祭祀。“文昌帝君”、“文曲星”虽是道教神祗，但在普通民众的概念中，也是“孔圣人”的化身。一般“积有余庆”之家，所供“天地君亲师”牌位中，“师”即孔子;在寺观中人们将孔子与佛教、道教及民间诸神摆在一道礼拜。这种状况也深深影响了秘密社会。拿民国时期察南(今归河北)万全县的黄天道来说，据李世瑜先生调查，除了庙中供有教祖普明的佛像外，信徒家中另设牌位，写法不统一。在张杰庄苗姓家中，共设三个牌位，中间的是“至圣孔子先师”之神位，一方供张祖紫阳、六祖华阳、魏祖白阳之神位，另一方供马祖丹阳、伍祖守阳、张祖三丰之神位。在赵家梁赵姓家中，中间供奉“大成至圣孔子”、志明老祖、刘复恩老祖之神位，一方供奉南无普明金光佛、普光旧圣佛、普贤古佛、圆通古佛之神位，另一方供奉释迦牟尼佛祖之神位[10]。在秘密会党中，也往往有供奉孔子牌位的现象。

尽管孔子曾说过这样的话：“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远之”，但后来的历史表明，祭祖(即祭鬼)逐渐演变为儒教的重要内容之一，祭祖观念及仪式目前在中国城乡许多人家中依然存在，可见其影响之深远。祖先崇拜是古代鬼魂观念的进一步发展。《礼记》上说过：“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淮南子·精神训》说：“精神者天之有也，而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门，而形骸反其根”。鬼神观念是宗教产生的前提，费尔巴哈在《宗教本质讲演录》中曾说：“唯有人的坟墓才是神的发祥地”，又说：“若世上没有死这回事，那亦就没宗教了”[11]祭祖即祭鬼，鬼有多种多样，祖先鬼可入“善鬼”一类，有人曾说：“就信仰对象而言，祖先的本质仍是鬼魂，所不同的只是与信仰者有血缘方面的关系，被化为本氏族、本家族的神秘保护力量”[12]。在封建社会，祖先崇拜及祭祖仪式，基本上可归于儒教系统。清代各秘密结社不仅都有虚拟血缘关系的现象，如教门之师徒父子关系，洪门、袍哥之兄弟关系，还将“祭祖”观念引入其教义及仪式之中，如罗教、青帮之敬达摩、罗祖，黄天教之敬普明夫妇，天地会之“拜五祖”等等，祭祀仪式则往往在’开香堂”、“拜会”之时举行。

关于社会伦理思想。“三纲五常”是儒教的治世原则，也是其社会伦理思想的核心。唐宋以后，儒教思想的世俗化是在统治阶级对民众不断的“教化”过程中完成的，这种教化的两种基本形式是教育生人，表彰死者。在档案及官文书中，在不胜枚举的地方志文献中，人们每每看到无数孝子、节妇、烈女受到旌表，这便是表彰死者。在儿童启蒙阶级，《三字经》、《千字文》、《朱子家训》、《圣谕广训》之类的读物，必不可少，这便是教育生人。梁漱溟在评论中国的伦理与宗教问题时曾说：“伦理有宗教之用，意谓中国缺乏宗教，以家庭伦理生活来填补它。但我们假如说中国亦有宗教的话，那就是祭祖祀天之类”[13]。

三、儒教对清代秘密社会的影响

有关儒教之社会伦理思想对中国民众的影响问题，很多人都作了精深的论述，如清初王夫之、顾炎武等思想家，如鲁迅的小说、杂文。这里着重谈谈儒教伦理思想在清代秘密社会中的两种表现方式。

一是成为秘密社会教义中的一层光环。戴魏光曾说：“洪门之立足点为何?即儒家之礼教是也。儒家以孔孟为祖，孔孟提倡礼教最力，其有功于世道人心者为钜。洪门先进有鉴于是，故特别强调礼教色彩，用以巩固组织。举凡吾国之固有美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以及四维五伦，莫不包举靡遗”[14]。再如嘉庆末年方荣升收圆教一案，方荣升所造“邪经”之一将孔子及其思想抬到了很高的地位：“孔子周朝辟混沌，可使一字千万金。大人原来是孔子，一点暗藏谨随身。只因天下人不惺(醒)，才去叩头敬泥尊。善在自己家中求，克己时刻孝双亲。……”。不仅如此，他还把孔子打扮成“收元”的天神，也就是由孔子“传一部中正儒理，方可收元”、“天生大圣非寻常，能知变化通阴阳。每视天下同一体，故存人义施万方。孔夫子，下天宫，暗暗的，传理性。戊己土上把神定，穷理尽性人难晓。密密绵绵胜归经，男女都把功来用”[15]。方荣升又制定了内外“三纲”，外三纲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内三纲为：心以性为纲、气以志为纲、动以定为纲[16]。也有的秘密结社是儒道佛“三教”并收，其中以儒教为本。如有些地方的理门即是：“所谓在理者，言在儒释道三教之理，奉释教之法，修道教之行，习儒教之礼。其宗旨以正心修身克己复礼为本，其习俗戒酒而不禁茹荤，……不设像，不焚香，多用咒歌偈语，众以其禁烟酒有益习俗也。入者渐多，势以益甚。今满洲马贼多属是教”[17]。这种情况在其它秘密结社中也深浅不同地存在着。

二是成为秘密社会内部标榜的日常行为准则。秘密社会尤其是秘密会党，其行为准则往往是互相矛盾的，一方面在内部以“义气”维系，以“忠义”相标榜，另一方面则经常性卷入为匪为盗等反社会活动(发动或卷入“叛乱”需要特定的时机和气候)。尽管如此，并不妨碍我们探究儒教伦理思想对它们的影响。洪门中有一首“五伦令”称：

“五伦大令往下传，在园哥弟听我言，

自古汉留重五伦，五伦之首是君臣，

上安下和天心顺，父慈子孝一家春，

兄宽弟忍多亲近，夫唱妇随敬如宾，

朋友结交久而敬，德行无亏效古人。

五伦大令讲完了，忠义堂前把令交”。[18]

再如“三纲五常令”：

“银烛辉煌喜气洋洋，咱们兄弟站在忠义堂，

大哥有志天下往，小弟今日称豪强，

说三纲来道五常，三纲以内有衷肠，

君有纲来天心顺，自有良将保家邦，

父有纲来子孝顺，父慈子孝家道贤，

夫有纲来家和睦，夫妻和睦世世昌，……

三纲大令讲完了，再把五常说端详———

为君者，待黎民，要恩高义广，君有道，民安乐，风调雨顺。

为臣者，保君王，要忠心赤胆，臣有功，君有赏，扶保朝纲。

为父者，对子孙，要堂前教训，父要慈，子要贤，子孝孙贤。

为夫者，对贤妻，要时常礼论，讲三从，和四德，孝敬双亲。

为子者，待父母，要如臣伴君，报养育，学前期，二十四孝。

为妻者，对丈夫，要相敬如宾，孝公婆，敬叔伯，和睦乡邻。[19]

“五伦令”中之所谓“五伦”，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令”中之所谓“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信。我们可以将上述两条洪门“令”与孟子的一段话作个比较。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20]如果将孔孟语录与上述“大令”放在一起，人们哪里会想到洪门在清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叛乱”组织呢!

因此，不难发现，儒教伦理思想是清代秘密社会思想信仰的一个来源。思想信仰的落后性、保守性，是清代秘密社会活动存在极大局限的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①　当然，“神道设教”本身就是封建统治者的一种统治方法，《礼记·祭义》云：“合鬼与神,教之至也”。就是说，对鬼神的信仰与崇拜，是教化人民的真理。

[1]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2]吕氏春秋·应同.

[3]春秋繁露·郊义.

[4]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5]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6]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7]张岂之。中国思想史。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11页。

[8]见冷德熙。超越神话—纬书政治神话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12页。

[9]参见吕大吉。宗教学通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54页。

[10]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90年，第27页。

[1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103页。

[12]赖亚生。神秘的鬼魂世界。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15页。

[1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87页。

[14]戴魏光。洪门史。河北人民出版社影印，1990年，第7页。

[15][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二十年九月初四日两江总督百龄奏折附件之一。

[17]金老佛。九流三教江湖秘密规矩。上海大通图书社，1936年，第6页。

[18][19]朱琳。洪门志。河北人民出版社影印，1990年，第158页，第148—149页。

[20]孟子·告子上。

文献来源：《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