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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传说的文本定型——《崔府君神异录》研究
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22年第2期。 作者: 程浩芯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22-04-16

摘要:《崔府君神异录》是记录崔府君身世传说及灵验传说的一部信仰文献,历来为研究者忽视。目前所知有明确纪年的最早刊本为明成化二十年磁州本,其后屡有增编;迄今所见七种版本分别来自河北、山西、浙江、陕西等地。《崔府君神异录》涵盖了神灵传说、历代封号、各地碑记、文人题咏等多方面内容,在崔府君信仰传播和传说演进过程中起到文本定型的关键作用,也为考察《唐太宗入冥记》《崔府君断冤家债主》等文学作品的产生、流传提供了文献证据,是研究同类民间信仰文献的有益参照。

关键词:《崔府君神异录》;崔府君;文本定型;《唐太宗入冥记》;

崔府君是华北地区常见的民间崇祀神灵,也是传统小说戏剧中经常出现的文学形象。它涉及宗教、历史、文学等不同方面的话题,故而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经过多年的学术积累,崔府君信仰的基本样态和古今变迁已经得到了较为清楚的呈现,像“泥马渡康王”传说与南宋政治、府君祠庙与地方社会、崔府君信仰的当代复兴等话题,也有了比较充分的讨论。[1]在有关崔府君的历史文献中,《崔府君神异录》(或名《崔府君神异实录》《崔府君实录》等,以下简称《神异录》)应该是最核心也最重要的一种。王国维作于1919年的《唐写本残小说跋》,就抄录了《神异录》所载的唐太宗入冥故事,指出它与《朝野佥载》《唐太宗入冥记》等前代记载的关联:“近代郑烺作《崔府君祠录》,引《府君神异录》,正与《佥载》同,惟以冥判为崔府君。”[2]后世关于崔府君的研究,也时引及这条材料。但《神异录》一书本身的作者及其时代、文献性质、成书与流传情况等,至今仍缺乏清晰的梳理。如刘荫柏所编《西游记研究资料》中,误将该书等同于《太平广记》所引同名文献“《神异录》”,而将其年代定至唐代[3],未免过于疏率;王见川的《〈西游记〉崔珏由来与宋元崔府君传说考察:兼谈〈(崔府君)神异录〉〈唐太宗入冥记〉的成书年代》,是目前唯一集中讨论这部文献的论作,该文重点比较了《西游记》和《神异录》所载唐太宗入冥故事的异同,还考察了历代碑记关于《神异录》及其关联文本的记载,一定程度上勾勒了该书的成书脉络,对笔者颇有启发。其对《神异录》成书时间的探究,主要依据两方面证据:一是文本中出现的“义勇武安王”“三皇庙”等信息,根据它们的产生时间判断《神异录》成书不早于元代元贞元年(1295);二是对比其他记载,“元代中期崔府君叫崔珏的说法,已逐渐成为主流说法”,而《神异录》所载也是如此,作者得出结论:“由此来看,《(崔府君)神异录》写于此时期:元代中叶。”[4]这样的研究思路有一定合理性,但具体到《神异录》,情况可能更加复杂,上述问题有必要重新考虑。

关键在于,和王国维一样,前辈时贤研究和引用的《神异录》内容,都来自清道光郑烺《崔府君祠录》辑录的部分,而未注意到它本身是有完整传世本的。本文首先梳理现存《神异录》各版本的基本情况和整体面貌,明确该书的内容、性质和年代,进而探明它在崔府君传说与信仰传播中的作用,最后对其文献价值和文化意义展开讨论。

一宋元时期的崔府君传说

现存崔府君传说的最早记录可以追溯到唐代敦煌写本《唐太宗入冥记》。其中的崔判官名为崔子玉,在阳间为辅阳县尉,在冥府解脱唐太宗,而被授“蒲州刺史兼河北廿四州采访使”[5]。而作为信仰对象的崔府君及其祠庙,最早文献见于北宋。《宋会要辑稿》中记录了东京、磁州、西京庆州三座崔府君庙在北宋的创修和加封情况。《续资治通鉴长编》根据《仁宗实录》记载提到:

封崔府君为护国显应公。府君,唐贞观中为滏阳令,再迁蒲州刺史,失其名。在滏阳有爱惠名,立祠后,因葬其地。咸平三年,尝命磁州葺其庙,而京师北郊及郡县建庙宇,奉之如岳祠,于是因民所向而封崇之。[6]

滏阳即今河北磁县,是后世崔府君信仰的中心。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传说来自山西长子,当地的《长子县令崔公祠堂记》撰于宋大观二年(1108):“长子县旧有唐县令崔君祠堂。君讳元靖,尝宰是邑,以异政称,而唐史不载……特故老相传云:‘山有虎害人,君祈诸神,不以强弓毒矢,而以一介之士,追虎至而杀之。’”[7]这里提到的长子县令名为崔元靖,降服恶虎则是后世崔府君传说的核心情节之一。整体来看,崔府君在唐宋时期记载零散,府君姓名和身份也歧说不一。但至晚到元代中期,它的传说经历了一个明显的整合过程。在大德元年(1297)立于山东潍州(今山东潍坊)的《府君崔公灵应之碑》中说:

府君姓崔名珏,本祁州鼓城崔公让子玉之子也。唐贞观中举孝廉,得潞州长子县令,政迹过人,明如神断。郡人皆曰:昼理阳间,夜断阴府,捡人善恶,以降罪罚,或减寿禄,或堕子孙。人每惊异之。初,雕黄岭猛虎截道伤人,令勾至,虎触阶自死。表迁磁州釜阳县令。尝整太宗阴府之事,决杨叟二子负债之冤,杀水害巨蛇,所在立祠,崇其德也。一日,黄衣执符云:上帝请。遂书百字碑,遗二子而去,时年六十四矣。逮玄宗应梦建庙,封显圣护国嘉应侯。[8]

其中的崔府君身世已经比较清晰。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山西、河南等地的崔府君庙还有多通碑记内容和语句均与之相似[9],元刊《新编连相搜神广记》(以下简称《搜神广记》)“崔府君”条的记载也近略相同,可作为其中的代表性文本。笔者将崔府君传说分为家世、宦迹和灵验三部分,《搜神广记》所载内容大致如下:

家世传说:府君为隋唐时祁州鼓城人。父母纯良积善,年将知命祷于北岳,吞玉生子,生而不凡。

宦迹传说:府君初登仕途,为长子令,于阴府惩罚违禁猎射者,又拘审恶虎,为民除害;后迁磁州滏阳令,“整太宗阴府君在之事,决杨叟二子负债之冤”;再迁卫县令,斩蛇平水,后受神诏而殁,遗命训子。

灵验传说:唐安禄山起兵,府君梦慰唐玄宗而受封;宋高宗避难庙中,得府君白马相渡,后于杭州立庙供奉。[10]

元明以后,《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列仙全传》等神谱文献,以及各地方志、碑记中的崔府君传说,基本都延续《搜神广记》的记载。与之相比,《神异录》呈现了更加丰富的传说内容和更加完整的情节叙事,可被视作记录崔府君身世传说及灵验传说的一部信仰文献。

二《神异录》的内容及其流传增编

笔者通过各地图书馆、旧书网等渠道检得现存《神异录》共七种,其中明代版本二种,清代版本四种,民国版本一种。以下按时间顺序就现存版本与内容对比作一概览性叙录。

1.嘉靖磁州本

书名《崔府君神异实录记》,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中有嘉靖二十八年重刊《神异录》序(纪行简撰)、后序(任希召撰),及成化二十年(1484)先刊序(刘湜撰)、后序(杨贵诚撰)。内容分六部分:历代碑文录、崔府君神异目录、封号、王之后代、今时崔府君神异实迹目录、诗文。其中正文“崔府君神异目录”为崔府君传说,共25则,每则前标出题目。按笔者在上文的分类,其中“王父母阴德”“公祈嗣生王”为家世传说,讲述府君父母积德行善、梦玉得子之事。从“王初登仕”“王迁外任”至“王薨葬于磁”共23则为宦迹传说,历述府君在各地为官时的神政,如“除冯氏之祟”“剖刘氏之奸”等条凸显府君审阴断阳的神通,像“祛猛虎之害”“决隐巢之狱”等传承了宋元以来崔府君传说的核心内容。最后的“今时崔府君神异实迹”,为“王示异于武公”和“王显异□钟鸣”两则嘉靖时期府君显应的灵验传说。

该书序跋为我们提供了了解现存《神异录》相关信息的直接证据。其中“先刊《崔府君神异实录》序”为时任磁州(今河北磁县)儒学学正刘湜撰:

大明成化十有四年,予来教滏阳。谒府君庙,观其《实录》,询诸父老,乃有以知其出处与其政绩之详也。公讳珏,祁州人,筮仕为滏阳令……卒于官,遗命葬滏阳,滏民立庙祀之……吾僚杨先生择其政之尤异者若干条,辑录成编,名曰《崔府君神异录》。致政千户张承锓梓以广其传,皆可谓乐善敬神之笃者欤。

“后序”由磁州儒学训导杨贵诚书,其中说到:

愚奉命来官,一旦谒庙,披《实录》而味玩其间,言多浮诞。公暇据旧录,删其言之伪者,无非使人人易知府君之神政。

嘉靖重修序言为纪行简撰,亦提及:

旧有《神异录》,言冗词芜,弗堪传示。成化间,新都杨贵诚删其繁,山阴刘湜序其事。迨今世远,板刻凋落,乡人王资召等恐其久而失传也,谋诸庠士任生希召校正重修,以垂不朽,请余记其岁月,乃嘉靖二十八载也。[11]

据这些记载可知,《神异录》是记录磁州崔府君庙神灵信仰与传说的地方文献,现存本初刊时是由成化年间杨贵诚辑录编定的。而在杨贵诚之前,当地已有名为“实录”或“神异录”的同类文献流传。目前所见最早的这部《崔府君神异实录》,是嘉靖二十八年(1549)重修本。

2.万历蒲州本

书名为《崔府君神政实录》,明万历间刻本,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12]笔者暂未得见。据公开题录及书影,该本内有刘湜序、纪行简序、张惟恕序及任希召后序,可知其是在嘉靖磁州本基础上重刊的。其中新增的张惟恕序作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序中有“余奉盐台教来督草务于盐池”等语,所指地点疑为山西运城之盐池。又综合年代、宦迹等信息检索,作序者张惟恕或为安徽铜陵人,万历三十三年(1605)恩贡,后任蒲州判官,万历四十四年(1616)任武冈州同知。[13]由此推测,该本可能刊行于山西蒲州(今属山西运城)。

3.嘉庆交城本

手抄本,题为《崔府君神异实录》,见于孔夫子旧书网。[14]书前有序,落款署“嘉庆丙寅江西抚州府知宜黄县事弟子丁湛沐手谨序”。嘉庆丙寅即嘉庆十一年(1806),作者丁湛为山西交城人。[15]交城崔府君庙创建于清康熙年间,丁湛之子丁镇午撰有《重修崔府君庙记》,其中说道:“至若神累朝之封爵,旧有明文。神之《神异实录》,余先君莅任宜黄县时,曾刊数百本,邑中人无不详知。”[16]由此判断,这部《崔府君神异实录》应是嘉庆之后在交城流传的版本,但未见具体抄录时间,笔者暂名之为“嘉庆交城本”。书影还展示了“化捕生之恶”“王薨葬于磁”等页,其基本内容和体例应与嘉靖磁州本相同。

4.道光绛州本

书名题《崔府君神异录》,见于孔夫子旧书网。[17]书首有绛州(今属山西运城)人李养亨作于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的“重刻神异实录序”,末有乾隆二十八年(1763)郭森荣跋。据序跋和目录页书影判断,该本与下述第7种民国华县本都源自乾隆时绛州刻本(下称“乾隆绛州本”)。目录次页有乾隆时主持刻事、本庙主持、刻工等人姓名;全书末页列“古绛敬印姓氏”若干,署“道光十七年丁酉十月日敬送”;封底页居中写“古绛梁楷、梁全志、石成嵩、郭景元、吉肇昌敬印二百本”,未署时间,且暂称为“道光绛州本”。它代表的应是清中后期在山西绛州流传的《神异录》版本。内容分析参见下文第7种民国华县本。

5.道光《祠录》本

《崔府君祠录》,或名《崔府君祠祷嗣集录》,以下简称《祠录》,为清道光间杭州人郑烺所辑,今多见,有道光十八年(1838)刻本、光绪《武林掌故丛编》本、《怀豳杂俎》本等。作于道光十二年(1832)的序言提到本书缘起:郑烺向崔府君祷子有应,“因思有以酬之,遂辑此录,以府君宦迹始末附于其后”[18]。《祠录》前半部分辑录历代文献关于杭州崔府君祠的记载以及相关碑文,后半部分为“神异录”[19],下分“府君生卒宦迹始末”“治长子五事”“治滏阳八事”“治卫一事”“治蒲二事”“历代封典”以及“嘉靖以来显应事迹”,内容取自前述磁州本。其中“府君生卒宦迹始末”为整合嘉靖本家世传说诸条而成;治长子、滏阳等地共十六则宦迹传说,与嘉靖本宦迹传说一一对应;惟“嘉靖以来显应事迹”部分在嘉靖本两则基础上,新增明崇祯至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间灵验传说10则。

《祠录》本的具体表述与嘉靖本有较大差异,也未提及“神异录”的内容由来和原刊情况,故既往研究多难明察。常见的《武林掌故丛编》本等不分卷册,更易造成混淆。[20]但南京图书馆藏的道光十八年(1838)刻本,著录为《崔府君祠祷嗣集录一卷附神异录一卷》,扉页由“钱塘项尔康”题“崔府君祠祷嗣集录附神异录”[21],就清楚地显示了《祠录》与《神异录》的关系。就内容来说,《祠录》所附“崔府君神异录”基本从磁州《神异录》移编而来;从文献性质考虑,《祠录》本身也可以算《神异录》在杭州的一个“翻版”。

6.光绪磁州本

书名为《崔府君实录》,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扉页有“光绪乙巳重刊保定府富文斋刻字铺”“板存磁州本庙”等语。其后为图画24幅,各有榜题,组成完整的崔府君传说。图后为磁州知州岳龄序和刘湜原序,书末有修订者陈敬基的跋。跋语中说:

迨明成化十四年,杨广文贵诚录其政之神异者,逐事标目,辑而成编,易名《神异录》……自后凡修庙立碑,灵应纪事续订于后,以致层次参差,文辞亦不雅驯。敬不揣鄙陋,去芜撮要,分世系、政绩、灵应、封号、碑记、诗歌为六事,将庙所悬二十四幅画图,照绘列诸简端。仍名之曰《实录》。[22]

其中也述及成化本和嘉靖本由来,并指出《神异录》不断编入新的灵验传说之特点,以及新刊本体例内容的变化。如其所言,该本分世系、政绩、灵应、封号、碑记、诗歌共六部分。“世系”述崔府君家世、宦迹及后代;“政绩”为治长子、滏阳等传说共16则,内容与嘉靖本同;“封号”也几无变化;“碑记”和“诗歌”新录清代碑文诗作数篇;“灵应”部分收录灵验传说共18则,其中乾隆至光绪间7则,为该本新增。

7.民国华县本

此为乾隆绛州本的另一重刊本。书名为《崔府君神异录》,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明善书局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等藏。有重刊序言两篇,述陕西华县(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赤水镇洪龙观奉祀崔府君,本镇商人集资重印观内《神异实录》之事。书中原序跋和正文全部录自乾隆绛州本,与第4种道光绛州本相同,未见新增内容。正文分上下两卷,逐一标目,上卷从“济世阴德”“祈嗣生王”至“遗文训子”“薨葬磁阳”共25条,述崔府君家世宦迹,内容与嘉靖本“崔府君神异目录”一一对应;下卷“始受唐封”至“灵感明朝”10条为历代封号,灵验传说部分来源稍杂,自“药疗时疫”至“感化道人”16条,加上“后代官爵”,下卷共27条。

这里将上述7种《神异录》版本和相关信息列表如下:

表一《神异录》已知版本信息对比


我们也知道,现存《神异录》所知最早明确纪年的刊本刊于明成化二十年(1484)。该本信息如下:

表二《神异录》初刊版本信息


上述第1567这四本,笔者已掌握全书,体例内容对比如下。又因第7种民国华县本实为乾隆绛州本的重刊本,为更准确对比各版本时间和内容信息,表中该本暂以“乾隆绛州本”替换。

表三现存《神异录》体例内容对比


不同版本灵验传说的重合或新增情况可以反映《神异录》的流传增编过程,见表四。[23]

表四现存《神异录》灵验传说对比


由该表可以看到,《神异录》内容随其跨时空流传而时有更新,主要表现在不断增编新的灵验传说,即陈敬基在光绪磁州本跋语中称“自后凡修庙立碑,灵应纪事续订于后”,这就使现存七种《神异录》层次参差而各具特色。它们分处不同的时空坐标,合而观之,则可见该书不断流传、层累更新的动态过程。

以乾隆绛州本为例,李养亨序言说:“(绛州府君庙)庙中有明先达陕西布政司参议陶公手书《神异录》册页一部,整齐端楷,合社轮转收藏。后又得磁、祈(祁)二州所刊《实录》二册,并藏之。”郭森荣跋语道:

恭惟我圣祖仁皇帝御极之癸酉岁,客有磁来者,以《崔府君神异录》相赠。先君子讳世芳,字子秀,廪膳生员,敬受之……既而以斯录未能家喻而户晓也,乃道本郡南岳行宫,以便人人抄录,或有力者藉以梓之以公焉,迄今已七十年矣。[24]

结合表三,该本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其灵验传说与《祠录》本、光绪本重合处只到康熙三十年的“祷雨立应”条,可证跋语所述“圣祖癸酉”,即康熙三十二年(1693)《神异录》从磁州被带到绛州的传播时间可靠;第二,该本明代传说“药疗时疫”“感修先茔”等五则为其独有,其中两则发生在祁州(今河北安国)府君庙,或来自序言所说的祁州“所刊《实录》”;第三,该本在磁州本基础上“续其显灵于绛者”,编入明清两代本地府君灵应叙事和地方传说五则,即“孝感成毡”以下诸条,展现了崔府君传说新的地方特色。

各地《神异录》的重刻契机和经过各不相同,主事者或官或商,或像《崔府君祠录》这样完全出于个人行为。官方倡导鼓励《神异录》的刊刻,多看重崔府君信仰及该书的教化功能。如李养亨所说:“学士大夫可以此肃官箴,可以此达民隐;田夫野女可以此感善心,可以此惩逸念。其有补于人心世道匪浅。”[25]对普通民众而言,崔府君的神威和灵验更加重要,他们从《神异录》中感受到的是“善恶之报,历验不爽”的朴素观念。可以说,经过不同人手的整编传播,《神异录》在记录神灵传说的同时,也成为了一部宣扬和巩固善恶伦理的道德书、劝善书,既满足了普通民众的精神期待,也契合社会精英对道德秩序的追求,这是它流通传播的现实动力。

还需要补充的是,现存版本以外,文献提示其他一些地方也有《神异录》的踪迹。比如山西长子,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重修崔府君庙碑记》中说,崔府君庙重修完成,当地社首来求碑记,“挟府君政绩一帙,所记幽冥神怪之事,诞诬弗经,不足取”。[26]王见川认为“府君政绩一帙可能是《(崔府君)神异录》之类的书”[27],这是很有道理的。再如河北祁州,传说崔府君是“祁州鼓城人”,除了有上引“磁、祁二州所刊《实录》”的证据,又据清同治时磁州知州程光滢记录,他上任伊始,崔府君庙“庙祝以一编进,则荒唐鄙俚,使人轩渠”,“及晤乡人静垣黄君,始知乙丑岁曾应祁州牧姜君之请,编削成书,尽除鄙秽”[28]。此事不见《神异录》光绪本等后世文献提及。但程氏所见该本《崔府君事录》,既是静垣黄君应祁州知州之请编订,应该是在祁州刊印流通的。

另外如民国山西《翼城县志》“崔府君大庙”条,提及“有《神异录》一册藏于府君庙”[29],就说得更为明确。至此,本文提到的《神异录》流传地共计9处,分别来自河北磁州、祁州,山西长子、蒲州、绛州、交城、翼城,陕西华县以及浙江杭州,其中5处在山西。这个比例与崔府君祠庙分布情况相吻合,据王华艳资料统计,全国崔府君庙“总数接近130个,山西占50个左右”[30]。《神异录》的跨地域传播,背后是同一信仰网络下各地府君庙之间的往来沟通,在现存版本之外,它应该还有更丰富的地方文本和记录形式。

三《神异录》的形成及其对崔府君传说的影响

《神异录》为理解崔府君传说的演变脉络提供了重要的文本证据,许多历史文献记载也能通过《神异录》得到合理解释,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再详细展开。

其一,《神异录》的“前文本”与汇编过程。

前文提到,成化磁州本之前,磁州府君庙中已有《神异录》或类似文献,但具体形态无从知晓。可以确定的是,崔府君传说的搜集记录传统可以上溯到宋金时期,这些记录构成现存《神异录》的“前文本”。

南宋楼钥《中兴显应观记》撰于嘉定三年(1210),历述宋仁宗以来崔府君祠庙的敕封和兴修情况。其中说到磁州府君庙:“宣和三年,郡守韩景朝辞,承上命葺治,祠曰敷灵,观曰显应,且按旧碑为之记,其说略与《实录》同(指《仁宗实录》———笔者注)。又言唐太宗梦得之,俾诏入觐,刺蒲州河北采访使。因命刑曹曹弋编录神之灵迹五十余条,传于世。”[31]这说明,北宋时就已经出现了记录崔府君灵应传说的书。皮庆生在研究宋代祠神信仰时注意到,州县民众要为神灵申请封号撰写申报材料,一般应包括神灵身世、灵验、碑记题咏等各种材料,“官方的神祠政策刺激了民间神祇资料汇编类著作的产生”[32]。曹弋受命为磁州府君庙编录的,很可能就是《神异录》的渊源,它同样是受官方鼓励倡导而产生的。

元大德三年(1299),磁州王德渊所撰《崔府君庙记》提到一份崔府君“墓志”的发现和记录过程:“太和元年,郡幕官豆衍发所瘗墓志于西阁,得王世系灵异事为最详,因请上党簿潘溪孟记之。”[33]潘溪孟之文后世无存,但其中既然有“王世系灵异事”,光绪磁州本跋就将其视作《神异录》“是书所原始”[34]。还有一条资料来自元代的山西长子,据撰于元至正十五年(1355)的《崔府君庙碑记》:“……摭其神之始末而书之。其显应事实五十条,亦既报行于磁观矣。”[35]这说明了当时长子和磁州两地府君庙间的联系。将其置于《神异录》的文献脉络中理解,各地提供的灵验传说,无疑为磁州本庙《神异录》的汇编提供了丰富的内容积累。乾隆绛州本李养亨序言中也提到:“斯录也,先是感德之处各颂异政,攒刻行世,陶公所录或本此。厥后磁、祁等地多为重刊,删冗分类,较前刻尤称便览。”[36]结合长子县的记载,此语说明了《神异录》的成书和流通机制,各地崔府君传说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互相传播、逐渐整合的。

其二,《神异录》与《搜神广记》中的崔府君传说之关系。

前已述及,元刊《搜神广记》对元明以后的崔府君传说叙述影响甚大,而《神异录》记录的府君家世、宦迹传说(下合称“身世传说”)与其核心情节基本相同。《神异录》内容是否一定来自《搜神广记》呢?

从现存文献时间来看似乎如此,但也许还有另外的可能。从《搜神广记》来说,据郑振铎判断,现存《搜神广记》“刻于至正间(约1350年)”[37];贾二强指出,此书“称元作圣朝,复有至元、大德、延祐年号,其成书应不早于元中期”[38]。与我们掌握的碑刻资料对读,前引潍州《府君崔公灵应之碑》立于1297年,另有河南卫辉《齐圣广佑王碑》(1312)、山西运城《重修护国西齐王庙记》(1325)等,除缺少“泥马渡康王”情节,其余内容字句与之基本相同。[39]这也许说明《搜神广记》与各地碑记有共同的文本来源,此书流传或也更早于二位先生推断的成书时间。从《神异录》来说,上文论述表明,它的成书渊源早至宋金。故笔者大胆推想,《搜神广记》“崔府君”条的内容,很有可能来自《神异录》的“前文本”之一,其基本情节至晚到元前期就已经定型并开始流传了。从传说采录的角度来理解,《神异录》所载的是更丰富、却未必比《搜神广记》更晚出的崔府君传说,它保留的反而可能是更原生、也更具地方性的传说样态。

以《搜神广记》为参照,首先,《神异录》收录了崔府君治长子五事、治滏阳八事等具体传说,多数不见于其他文献记载。其内容一类讲述府君明察秋毫、断狱如神,另一类讲述他祛妖除恶、保境安民。《搜神广记》或各地碑刻记载崔府君传说非常有限,只提到“郡人皆言知县昼理阳间,夜断阴府”[40]。《神异录》则通过更多传说文本,呈现元明时人心目中的崔府君形象。这些文本很有可能就是对长子、磁州等地长期流传的地方传说的汇编。

其次,《神异录》的叙事情节更加丰富,它将独立零散的传说相串联,完整勾勒府君的生平。如崔府君家世传说,《搜神广记》记载简略,《神异录》开篇两则却详述府君父母扶危济困的“济世阴德”及“祈嗣生王”的详细过程。“初登仕籍”“迁居外任”等条,还以编年形式详述崔府君宦历,这显然不是民间流传的地方传说,而更像有心人的刻意编创,也许就出自杨贵诚或更早的《神异录》辑录者之手。经过这样由虚到实的加工,崔府君传说的信实性大大增强,《神异录》的史传性质和文学色彩也得以提升。如果说《搜神广记》提供的是崔府君“简历”的话,《神异录》就是一部充实的府君“传记”。

其三,《神异录》与崔府君传说的文本定型。

纵观崔府君身世传说的演变脉络,宋代时还“史逸其传”[41]、歧说纷纭,在元明以后的各类文献记载中就逐渐清晰而较为一致了。[42]笔者以为,《搜神广记》和《神异录》这样的文本在其间起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它们汇集了之前各自独立、零散流传的传说,以文字写定的方式为崔府君身世及灵验传说整编出一套合理、连贯的叙事,再通过刊刻传播,一方面进入公共知识领域,为《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等同类书籍以及地方文献、文人论著接受引用,另一方面在各地庙宇间流通保存,使崔府君的形象和神力深入人心。笔者将此称为传说的文本定型过程。经历了文本定型的崔府君传说并非不再有各种异文,而是逐渐出现一种作为主流说法的“通行叙事”,这正是由《搜神广记》或《神异录》提供的。在受众间的流传度和书面化的权威性是这类文本的显著特征。推及来看,从司马迁著史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43],整编出一套系统的古史谱系,到当代“新编的地方主流性传说”[44],都可见传说文本定型的生产过程。从“记录史”和“生命史”[45]两方面来理解《神异录》这类文本,可以对民间传说在口头讲述与书面记录、地方知识与公共知识之间转换传播的演进轨迹有更深入的认识。

四《神异录》与相关文学作品的互文参照

作为文学形象的崔府君或崔判官,出现在不少小说戏剧中,唐代《唐太宗入冥记》和元杂剧《崔府君断冤家债主》是最常被提及的两种。《神异录》记载了与之相关的传说异文或相似情节,不同文本的对读将为探究这些作品的产生、流传过程提供可靠参照。下面从元人记载之“尝整太宗阴府之事,决杨叟二子负债之冤”[46]说起,兼议唐太宗入冥故事异文。

“整太宗阴府之事”指唐太宗入冥见崔府君的故事。《神异录》所载略不同于《唐太宗入冥记》《西游记》等其他作品,前辈学者已从《崔府君祠录》中看出端倪。王见川认为:“万历二十年版《西游记》中的阴间判官崔珏这个角色,显然受到崔府君《神异录》之类文本的影响,而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如学者所言直接参考《唐太宗入冥记》。”[47]此言大致不错,从判官身份来说,“崔判官—崔子玉—崔府君—崔珏”的统一到明代几无异说,这正源于“《神异录》之类文本”,即本文所谓传说的文本定型之强大影响。但从情节内容来看,《西游记》中唐太宗入冥是因泾河老龙告状,太宗赴地府“三曹对案”。崔珏和太宗路遇建成、元吉前来揪打索命,这只是整段故事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在《神异录》“决隐巢之狱”条:“王令滏阳,忽奉东岳圣帝明旨,敕王决隐巢等狱。王令二青衣请唐太宗于阴府对证曲直。”[48]后魏征教太宗只言治世安民之功,勿与建成、元吉争曲直,崔府君赞其厥功至伟,送其还阳。显然,后者延续了这个故事在唐代《朝野佥载》《唐太宗入冥记》中的一贯主题,即“辨明‘玄武门之变’的是非”[49]。只是在情感倾向上,《神异录》对唐太宗功绩宣扬有加,《唐太宗入冥记》则故意刻画唐太宗理屈词穷的窘状,卞孝萱就将其看作“是一篇在佛教果报掩护下谴责唐太宗的政治小说”[50]

从故事流传来看,宋代关于崔府君的记载中已经有唐太宗入冥故事的踪迹,如前引楼钥碑记有“又言唐太宗梦得之,俾诏入觐,刺蒲州河北采访使”等语,卞孝萱认为:“他们著书立说时,可能不是根据《入冥记》,而是根据其他文学作品。既然唐太宗入冥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应不止一篇《入冥记》。”[51]笔者也同意此说。按本文的判断,既然《神异录》的文献基础来自楼钥所说“编录神之灵应事迹五十余条”,其中的“决隐巢之狱”可能就延续了该传说唐宋以来的另一种异文。针对王见川的观点,经过本文对《神异录》的重新考察,我们看到的是唐太宗入冥故事在《神异录》和《西游记》两个明代文本中的不同样态,二者各有源流,或不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将视野进一步放大,唐太宗入冥故事和崔判官引导游冥故事都是明清通俗文学中的常见情节,后者还出现在《三宝太监下西洋记》《咒枣记》等小说中,此前研究常过于强调《西游记》对这些作品的影响,《神异录》则提示了此类故事更多的演变脉络和地方面貌。

再说“决杨叟二子负债之冤”。元代文献未详述此句所涉的内容,笔者在《神异录》中找到了对应,即“释棋叟之忧”条,节录如下:

王理任后,刑清政平,公府无事,尝与邯郸七袠叟杨君棋。一日,叟仆来曰:“长子暴卒。”叟棋自如,归葬其子,复来棋。一日,叟仆又至,曰:“次子亦以疾卒。”叟忙然自失,渧泪如雨。王曰:“忍于长不忍于次,恐非父母之心乎。”叟曰:“长子逆而破家,次子孝而成家,是以思其次也。”叟又归葬,复来,王见叟其容戚戚不舒,恐忧成疾。与叟青综马一匹,乘自东门出猎于野,以舒怀抱。至合流村漳河退滩柳林之侧,陡然朔风,吹沙走石,天地晦暝。叟于马上心怖,但听人声喧闹。叟开目视之,见一城,纵马而近,于市中遇长子,即呼其名,长子曰:“尔夙世渡船,图我钱货,将我推入水中。今到你家,索我财物完足,我与你是何父子?”言毕而去。又至一沟,见次子在桥上,叟喜而呼其名。次子曰:“我夙世借君钱债未还,特来与你竭力经营。填还钱债完结,两无相干,我与你是何父子?”言毕亦去。叟忽惊觉,乃是一梦……[52]

元杂剧《崔府君断冤家债主》讲的是崔子玉与张善友为结义兄弟,一天,张家被贼偷去五两银子,张妻反吞没五台山和尚钱财。三十年后,崔子玉任磁州福阳县令,张家生两个儿子,长子持家兴旺,次子挥霍无度,家中纷争不断。后来二子及张妻先后去世,张善友悲愤交迫,到崔子玉处告状。崔子玉让他睡熟,在梦中亲见二子。原来长子是数年前盗钱者转生偿债,次子是五台山和尚转生索债,债务两清各自离去,张妻因赖了和尚银子,正遍受地狱之苦。张至此恍悟因果。

此剧的年代、作者不详,因其与郑廷玉的《看钱奴买冤家债主》主题相近,常有学者认为它也是郑氏所作,或说它“是模仿《看钱奴》而写成的一个剧作”[53]。但对比《神异录》中的杨叟故事,二者情节结构有很高的重合度。[54]后者在元代记载中以“决杨叟二子负债之冤”一句带过,或许是因为它在当时已如“整太宗阴府之事”那样为人熟知。那么,《崔府君断冤家债主》的创作过程就值得再做讨论,它很有可能取材自磁州地方传说。元杂剧中,崔子玉和张善友都是晋州古城(即祁州鼓城)人,后迁福阳(即滏阳),与崔府君的身世宦迹相符,《神异录》此条也正是崔府君治滏阳八事之一。笔者以为,崔府君以地方神灵形象进入文学作品,“神异录”这样兼具信仰功能和传说叙事的文本,应该在其间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这也将为讨论元杂剧创作与民间传说关系问题提供新的个案。总之,此前我们对元明时期崔府君传说的了解,只限于《崔府君断冤家债主》《搜神广记》《西游记》等几个文本构成的冰山一角,《神异录》则揭开了海平面下更丰富的文本集群,并提示着不同文本关联互动的可能线索,其价值仍有待进一步开掘。

结语

《崔府君神异录》在崔府君信仰传播和传说演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历来为研究者忽视。本文在叙录现存《神异录》版本的基础上,尝试从不同角度对该书展开讨论,基本厘清了它的文献源流、传播过程、增编和重刊情况等。将《神异录》视为关于崔府君传说和信仰的记录传统,我们不仅在前代记载中发现了它的“前文本”,也在与《新编连相搜神广记》《崔府君断冤家债主》《西游记》等相关文献的对读中,明确了它的内容性质及独特价值,为进一步研究崔府君传说信仰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作为一部不断流通的神灵传记,《神异录》在推动崔府君传说文本定型的同时,也传递了善恶果报、法理人情等现实的伦理观念。进一步说,民间信仰的整合和教化功能,常常都是通过《神异录》这样的通俗文本得以实现的。如姜士彬(David Johnson)所言,这类作品“通过沟通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之间的鸿沟,在中国文化的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5]。地方传说的讲述传统、普通民众的信仰需求、现实生活的道德秩序共同形塑了它们。它们的文本内容、主题意蕴、功能导向,及背后的创编过程、流通机制、传播动力等,都值得细致探究。《神异录》为我们认识同类民间信仰文献提供了有益参照。

注释

[1]相关研究成果有:吉田隆英:《崔子玉と崔府君信仰》,《集刊東洋学》第29期,19736月;高橋文治:《崔府君をめぐって--元代の廟と傳説と文學》,田中谦二博士颂寿纪念论集刊行会编《田中謙二士頌寿記念:中國古典戯曲論集》,东京:汲古书院,1991年,第35-81页;邓小南:《关于“泥马渡康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黄正建:《关于唐宋时期崔府君信仰的若干问题》,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王颋:《宋、元代神灵“崔府君”及其演化》,《社会科学》20073期;宋燕鹏:《南部太行山区祠神信仰研究:618-136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王华艳:《山西、河北等地崔府君信仰的当代复兴》,《民俗曲艺》第195期,20173月;吉田隆英:《崔府君再考》,《集刊東洋学》第124期,20211月;等等。

[2]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32页。

[3]刘荫柏编《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24页。

[4]王见川:《〈西游记〉崔珏由来与宋元崔府君传说考察:兼谈〈(崔府君)神异录〉〈唐太宗入冥记〉的成书年代》,载范纯武主编《善书、经卷与文献》(二),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20年,第185页。

[5]项楚:《敦煌变文选注》(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986页。

[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七,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745页。

[7]周一梧纂著《(万历)潞安府志》卷十六,王连成主编,太原:山西出版集团·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90页。

[8]常之英修,刘祖干纂《(民国)潍县志稿》卷四十,凤凰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41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94页。

[9]此问题在下文第三部分讨论《新编连相搜神广记》和《神异录》关系问题时还将详述。

[10]详见秦子晋编撰《新编连相搜神广记》,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第78页。

[11]杨贵诚辑《崔府君神异实录记》,嘉靖二十八年(1549)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12]佚名编《崔府君神政实录》,“中研院”史语所善本古籍资料库,http://ifggadb09582e933a4970svk5669ooxqkf6xxb.fhaz.libproxy.ruc.edu.cn/ihpkmc/ihpkm_op?.b73b00E9E00001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100A100011041411b,发布时间不详,浏览时间为20211222日。

[13]李清岩纂修《(乾隆)铜陵县志》卷七,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第204页;许绍宗修,邓显鹤纂《(嘉庆)武冈州志》卷六,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40册,北京:中国书店,2007年,第56页。

[14]作者不详,《崔府君神异录》,孔夫子旧书网“泛海楼”店,http://ifgga9df71f2717154f59hvk5669ooxqkf6xxb.fhaz.libproxy.ruc.edu.cn/278324,发布时间不详,浏览时间为2021412日。

[15]江西宜黄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宜黄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135页。

[16]夏肇庸修,许惺南纂《(光绪)交城县志》卷十,凤凰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25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409页。

[17]作者不详,《崔府君神异录》,孔夫子旧书网“绛州人氏的书摊”店,http://ifgga0760d738d3c147d3hvk5669ooxqkf6xxb.fhaz.libproxy.ruc.edu.cn/104242/628882834/2021-02-15/2021-12-20

[18]郑烺辑《崔府君祠录》,载徐吉军主编《杭州文献集成》第1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14年,第840页。

[19]清道光十八年刻本作“崔府君神异录”,《武林掌故丛编》《怀豳杂俎》等作“神异录”。

[20]如王见川根据《崔府君祠录》所辑,说“现存《神异录》,只有收录崔府君任长子、滏阳、卫三县县令时神异事,不见任何他死后显圣事迹”。显然将“历代封典”“嘉靖以来显应事迹”误认为是《祠录》增编,其实它们原本就在《神异录》中。这也导致王文只通过前半部分文本内容和其他外部证据判断《神异录》成书于元代的疏误。参见王见川《〈西游记〉崔珏由来与宋元崔府君传说考察:兼谈〈(崔府君)神异录〉〈唐太宗入冥记〉的成书年代》,载范纯武主编《善书、经卷与文献》(二),第202页。

[21]郑烺辑《崔府君祠祷嗣集录一卷附神异录一卷》,道光十八年(1838)刻本,南京图书馆藏。

[22]杨贵诚辑,陈敬基订《崔府君实录》,光绪三十一年(1905)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23]表中嘉靖磁州本、乾隆绛州本各则原有题目,其他两本有与之重合者借用其题,余者由笔者自拟。若某则传说各本都有,则在最右列注出传说中事件发生的时间。

[24]刘廷丰辑《崔府君神异录》,明善书局1935年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25]同上。

[26]冯俊杰等编著《山西戏曲碑刻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04页。

[27]王见川:《〈西游记〉崔珏由来与宋元崔府君传说考察:兼谈〈(崔府君)神异录〉〈唐太宗入冥记〉的成书年代》,范纯武主编《善书、经卷与文献》(二),第182页。

[28]程光滢:《购存崔府君事录原板跋》,载程光滢纂修《(同治)磁州续志》卷六,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29]马继桢督修,吉廷彦编纂《(民国)翼城县志》卷十七,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582页。

[30]王华艳:《山西、河北等地崔府君信仰的当代复兴》,《民俗曲艺》第195期,20173月。

[31]楼钥:《攻媿集》卷五四。对引文末句,前人有不同的断句和理解方式,涉及究竟何人何时下令编录崔府君灵应传说的问题。《全宋文》断作“又言唐太宗梦得之,俾诏入觐,刺蒲州。河北采访使因命刑曹曹弋编录神之灵迹五十余条,传于世。”(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64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61页。)这样实割裂了传说中崔府君被授“蒲州刺史兼河北二十四州采访使”的完整性。前引王见川文将此句理解为“唐太宗梦得之……因命刑曹曹弋编录……”(第183页);宋燕鹏则引作宋“(高宗)因命刑曹曹弋编录……”(宋燕鹏:《南部太行山区祠神信仰研究:618-1368》,第186页)。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此事是“宣和三年”,即宋徽宗时所为,楼钥碑文所述为宋代崔府君祠庙事,且所编为“神之灵迹”,不应是唐太宗下令为作为地方官的崔子玉编撰。曹弋,或为北宋时人,曾任河北地方官,赵鼎臣(1070-?)有诗题为《任邱道中值雪赠权邑宰曹弋取道曹河间同僚也》。

[32]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26页。

[33]周文龙修,孙绍纂《(嘉靖)磁州志》卷三,上海书店出版社编《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三),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924页。引文中太和元年或许应为金泰和元年(1201)。

[34]杨贵诚辑,陈敬基订《崔府君实录》,光绪三十一年(1905)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35]豫谦修,杨笃纂《(光绪)长子县志》卷七,凤凰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8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327页。

[36]刘廷丰辑《崔府君神异录》,明善书局1935年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37]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25页。

[38]贾二强:《叶覆明刻〈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探源》,载黄永年主编《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二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31页。

[39]分别见宋燕鹏《南部太行山区祠神信仰研究:618-1368》,第206页;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776页。

[40]秦子晋编撰《新编连相搜神广记》,第78页。

[41]《崔府君封护国显应公诏》,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一三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85页。

[42]用前人研究的话说,就是“迨至后世,传说中的‘崔府君’,生平越来越详细,个性却越来越模糊”。王颋:《宋、元代神灵“崔府君”及其演化》,《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43]司马迁:《史记》卷一三○,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319-3320页。

[44]王尧:《新编的地方主流性传说之研究---以湖南永州的尧舜传说为中心》,《民间文化论坛》2012年第6期。

[45]陈泳超:《民间故事的记录史和生命史》,《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46]撰者不详,《府君崔公灵应之碑》(1297),常之英修、刘祖干纂《(民国)潍县志稿》卷四十,凤凰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41册,第194页。《新编连相搜神广记》中此句的字句稍有差异,为“整太宗阴府君在之事,决杨叟二子负债之冤”。秦子晋编撰《新编连相搜神广记》,第79页。

[47]王见川:《〈西游记〉崔珏由来与宋元崔府君传说考察:兼谈〈(崔府君)神异录〉〈唐太宗入冥记〉的成书年代》,载范纯武主编《善书、经卷与文献》(二),第203页。

[48]杨贵诚辑《崔府君神异实录记》,嘉靖二十八年(1549)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49]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厦门:鹭江出版社,2003年,第8页。

[50]同上书,第10页。

[51]同上。

[52]杨贵诚辑《崔府君神异实录记》,嘉靖二十八年(1549)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53]张正学:《中国杂剧艺术通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70页。

[54]日本学者高桥文治、福田素子等已注意到这一问题,不过他们参照的是郑烺《崔府君祠录》中的相关记载,也就未能从地方传说记录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二者关联。福田素子还将此传说置于中国讨债鬼故事类型中予以解读,对其蕴含的文化观念做了阐发。参见福田素子《雑劇〈崔府君斷冤家債主〉と討債鬼故事》,《東方學》第121期,20111月。

[55]David Johnson,“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and Its Contexts,”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1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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