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编撰《中国宝卷总目提要》的必要性及其困境

宝卷作为中国民间仪式文艺的一个特殊文类，从学界共识度上说，至少在元明之际已经产生，其附着对象经历了从体系化宗教到一般性民间信仰的漫长演变过程。它本性是开放和包容的，不单融汇了儒释道三家的主流文化，尤其在清中叶之后，它在许多地区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成为民众生活实践的仪式文本，有些地方还演变为单纯的通俗文艺表演形式。这样丰富的内涵特质吸引了越来越多海内外学者的持续关注，使得宝卷之学骎骎然有成为显学之势。但它毕竟主要为下层民众的信仰活动服务，且向来在体制内不具备充分的合法性，为文人士大夫所不屑（虽然个别时段也曾受到过一些王公贵人的重视)，盛衰无时，聚散不定，加之在中国北方和南方呈现出巨大差异，故宝卷的完整面目始终难以呈现。

前辈学者如郑振铎、胡士莹、傅惜华、李世瑜、泽田瑞穗等都努力在编制各类宝卷目录，车锡伦先生更在众多先行成绩的基础上，以数十年之功独力编撰《中国宝卷总目》[1]。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该总目是目前中国宝卷领域最完备的工具书，泽被学界，功德无量。但要更大化地发挥其功效，笔者以为编制一部《中国宝卷总目提要》势在必行，它不光可以为宝卷研究者提供极大的便利，更能为不以宝卷为主要对象之学科提供无限的滋养，比如古典文学、民俗学、宗教学、艺术学等等。惟其如此，宝卷之学才能获得巨大而持续的发展空间。打个比方，《四库全书》耗费巨大、成就卓著，却正是因为有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它才真正成为了各学科取之不尽的可操作资源库。

笔者初涉宝卷之学时，曾天真地设想：既然《中国宝卷总目》已经完成，其总量为1585种5000首先，收藏分散，难探其底。车锡伦先生孜孜矻矻穷其大半生心力达成如此成绩，无论怎么赞颂都不为过。但随着现代信息交流的急剧提速，公私收藏之宝卷文本层出不穷，不用说国内各类图书馆逐渐披露各自收藏宝卷的信息，海外像哈佛大学图书馆、早稻田大学的“风陵文库”等也都全面开放，更有像孔夫子旧书网这样超大型营利性的私有实体，其中未被《中国宝卷总目》收录的卷种时有出现。何况，一些收藏单位的藏本由于种种原因，想要目验实物绝非易事。目前我们没有编订《四库全书》那样的国家力量的支持，连宝卷到底有多大蕴藏量也心中没底，要想直接完成《中国宝卷总目提要》，恐怕时机尚未成熟。

其次，同名异实，异名同实。退一步说，即便是《中国宝卷总目》中所列举的那些卷种，其名实关系也颇费周章。由于宝卷长期处于民间自由生长状态，从来没有人去为之建立文类规则，民间社会的具体使用者也从来不需要将“宝卷”视作一个通约性的文类。研究宝卷的学者都清楚，一部宝卷在封面、题名、正文、开卷偈、结卷偈等处时常出现不同的名称，即便在当今的同一地区，也经常发生同名异实、异名同实的现象，何况《中国宝卷总目》是将古今、各地的宝卷汇聚一处的，要想辨别清楚每一种宝卷列目下的实际文本情况，大多非要目验不可，这在目前的状况下，显然只是一个美丽的幻想。

再次，活态存在，不断创编。更重要的是，宝卷不是纯粹的古典文献，它在当今许多地区依然活态存在着，例如华北中原、河西走廊的多个地区，尤其在广义的江南，像太湖流域、宁波绍兴地区等，宝卷都还在民众生活中实际发挥着功用。它们随着社会变动的需要，旧的卷本有的被淘汰，有的被改编，而新的卷本也会不断被创造出来。单以笔者调查有年的常熟为例，属于本地自创的宝卷就有100种左右，它们主要只在本地及周边地区流传，很少被公家单位收藏，故大多未被《中国宝卷总目》收录，其创编时间更多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目前依然昌盛未衰。[2]

第四，仪式实践，功能语境。基于民间文学的专业敏感，我们还发现，宝卷虽然主要是“照本宣扬”，比口头性的民间文学要稳定得多，但其宣扬过程也并非一成不变。不用说随着时代演变，原有较长的卷本会被缩编、太多过去社会的内容会被改造，就像常熟宣卷先生常说的那样：除了《香山宝卷》，其他宝卷没有不被动过手脚的。其实，就以我们在常熟的采访经历而言，《香山宝卷》也有被缩短唱诵的。更何况像靖江的讲经宣卷活动，讲经先生并不太依赖卷本，即兴发挥的色彩非常浓烈，他们会根据仪式的功能以及现场的情况选择不同的表演策略，绝对一点说，每一次宣讲都创造了一个新的宝卷文本。如果实践中更改太甚，是否就会形成同一卷种的亚类文本或者干脆可以被归为另外一个卷种了呢?

二、两种编撰思路

综上可知，单纯以《中国宝卷总目》按图索骥编撰《中国宝卷总目提要》是不合理的，也不切实际。必须改弦易辙，寻找到更合理且可操作的编撰策略。笔者千虑一得，认为应从两个方向齐头并进，或许可以对《中国宝卷总目提要》的编撰工作有所推进。

其一，文献视域。

以收藏宝卷较为集中的各主要处所为单位，对各自的藏品做全面的数据记录并逐一撰写提要。这方面可以郭腊梅主编的《苏州戏曲博物馆藏宝卷提要》[3]为模板，此书为苏州戏曲博物馆所藏236种宝卷都做了颇为详细的情节提要，并对所涉共1119种版本也都做了信息交代，其凡例已很精细。笔者唯一觉得略有遗憾的是，该著作如能与《中国宝卷总目》的序号相对照，或许可以发挥更大功效。不过，这一做法也能理解，正是因为《中国宝卷总目》没有提要，各收藏单位光靠卷名恐怕有相当一部分是无法确定与《中国宝卷总目》中卷种之对应关系的，由此也越发彰显编撰宝卷提要的必要性和紧迫感。无论如何，该著作的首创之功不可磨灭。

这样的工作，如果推广到首都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等公家收藏点，乃至杂书馆等私人收藏处，则必能无限接近于中国宝卷历史文本之全貌。当然，这样的操作方案会有相当部分的重复劳动，笔者以为这是可以接受的代价。再说，如果有多部像《苏州戏曲博物馆藏宝卷提要》这样的目录学著作面世，则后之撰写者即可有所参照，相同卷种单写“同于某部著作之某个卷种”即可，其重复性便能大大降低。事实上，我们团队目前正在对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所有宝卷进行目录提要的编撰工作，即是这一思路的具体实践。

其二，实践视域。

如果说上一种视角主要聚焦于历史文献，可以解决前述的第一、二两项困境的话，那么，对于第三、四两项困境的解决之道，就必须落实到各地的田野调查了。笔者以为，应该以宝卷实际存在的生态出发，以不大于市县一级的行政区划为单位，在充分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力图搜集最广泛的地方卷本，掌握全局，从而编制出各地方自己的宝卷总目提要。它非但具有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可以呈现宝卷在当地的具体使用情况，此类语境信息是光看文本难以达到的。理想来说，如果各主要宣卷活动昌盛地区都能编撰出自己的总目提要，出现一批市县级的如“无锡宝卷总目提要”“绍兴宝卷总目提要”“张掖宝卷总目提要”乃至更小单位的如“沙上宝卷总目提要”“同里宝卷总目提要”等等之类的话，那么，全国性的《中国宝卷总目提要》才有成立的理由。

相对而言，第一种思路可以借鉴传统文献目录学的基本原理，且已经出现了《苏州戏曲博物馆藏宝卷提要》这样的代表作，本文不再赘言。而第二种思路目前尚无先例，笔者驽钝，尝试以我们团队长期定点调查的江苏省常熟市为例，初步编撰了十余万字的《常熟宝卷总目提要》，从实践中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教训。特将其编撰凡例及分类方案芹献于下，以求教于同行贤达，并希望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三、《常熟宝卷总目提要》的编撰凡例

江苏省常熟市宣卷活动历史悠久，卷本蕴藏量大，种类多样，变化丰富，在全国范围内独树一帜。《常熟宝卷总目提要》的取材范围为现行体制下的常熟全境。

所谓“总目”，其实永远不可能竭泽而渔、毫无遗漏，不用说那些消失在历史烟尘中的曾经存在，即便当下的实际流通，我们也不敢说穷尽，何况常熟地区新创或改旧的作品层出不穷。但我们有信心以“总目”示人，首先是因为常熟市政府职能部门从2003年开始即启动宝卷的调查收集工作，组织过几次大规模的普查，其成果主要体现于《中国常熟宝卷》四大本皇皇巨著。其中选印了260种宝卷全文，又附录有《常熟宝卷存目》一文[4]，共计宝卷472种，并有不同版本的附列，基本代表了常熟地区宝卷流通的全貌。这些文本我们大多有原样副本可以随时覆检，也是《常熟宝卷总目提要》的立身之本。此外，我们团队从本世纪初就开始在常熟地区持续进行民间文艺的调查研究，宝卷始终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面向。除了全程参与普查、收集和统稿、出版等工作之外，在《中国常熟宝卷》出版之后，我们的工作仍在向纵深发展，进行过多次大小规模的宝卷专题调查。在将近20年的历程中，我们跟当地与宝卷相关的各色人等结下了广泛而良好的互动关系，获得了更多的文本和资讯。目前来说，对于常熟宝卷的总体存在，我们团队掌握的数据应该是最全面的。

《中国常熟宝卷》列印了许多宝卷全文，提要则可以为学界提供更简便有效的学术资讯，何况还有许多未付印甚至未被列入《常熟宝卷存目》的作品，提要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其概貌。而且，正是因为撰写提要，使我们对于宝卷的种类与版本之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知。《常熟宝卷总目提要》区分卷种的主要依据有二：其一，是实际仪式中的使用目标。比如当地荤台上最为重要的《太姥宝卷》，另有《太郡宝卷》《五圣宝卷》《家堂宝卷》《感应宝卷》《佛说家堂圣众宝卷》等题名，它们都用于宣颂太姥及五位灵公之事迹，实为一种，这是同实异名；反之，比如《刘神宝卷》，有的说的是刘猛将，有的说的是中山永定公，实为两种，此为同名异实。其二，在上述前提下再看宝卷的情节内容。情节基干相似者均视为一种，局部情节有明显差异者，仅在“备注”中予以说明，只有情节基干发生变异者，才被视为另一种而置于相邻位置予以单独介绍。比如在《中国常熟宝卷》列于首席的《玉皇宝卷》，共收2个文本；《常熟宝卷存目》中列有6种共7个版本。但我们从情节基干角度认定它们只是一种，即便其中包括“十三尺”这样特殊形式的使用版本，我们也只在“备注”中予以提示；反之，同样宣颂中山永定公事迹的《刘神宝卷》，却被列为三种，因为其展示的身世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当然，如果情节基干相似但被稍加改编后成为了另一个目标的卷本，则亦视为两种宝卷，并尽量在备注中说明其间的借鉴关系，比如余宝钧乙亥（1995)年抄本《孚应王宝卷》与余鼎君藏本《千圣小王宝卷》即是。总体来说，《常熟宝卷总目提要》的总数要远小于《常熟宝卷存目》的472种，读者欲作深入研究，仍须与《常熟宝卷存目》互相参比。

历来学者以及常熟民间对宝卷的分类颇为复杂多样，本文第四部分将予以专题讨论，此暂搁置。由于《中国常熟宝卷》采用的是“素卷”“荤卷”“冥卷”“闲卷”和“科仪卷”五分法，《常熟宝卷总目提要》亦仍之。但实际撰写只针对前四类有情节的卷本，“科仪卷”大多没有情节，而且相关科仪各门派之间差异较大，不胜罗列。此外，还有一类佛偈子、民间时调（如“十二月花名”“五更调”)等劝善小品，它们简单易懂、随编随唱、兴灭无据，经常穿插在宝卷的宣颂过程中，也可以独立成文。这些我们虽然也搜集了不少，但无提要可写，编目也总显得挂一漏万，故仅延续《中国常熟宝卷》已付印全文的部分列目，聊备一格而已。

《常熟宝卷总目提要》对每一种宝卷选定一个代表性版本予以介绍。代表性版本的甄选原则是：入选《中国常熟宝卷》者优先，以便读者查找全文；如未入选或入选不止一版本者，则选择最早或最完善之版本为代表。每一种宝卷下列“题名”“封面”“内文”“收藏”“提要”和“备注”诸项目。由于民间宝卷同实异名现象突出，前三项中会出现该版本的各种名称，其中作为目录名的“题名”，如“封面”与“内文”中的题名一样则无问题。如不一样，则又分两种情况分别对待：第一种，内文和封面并非同一个人抄录，则首选“内文”，因为“内文”才是该版本的本体，封面经常是辗转他手而后加的，有些甚至是时空差异很大的复印件再加封面的，这些都会予以说明；第二种，内文和封面是同一个人抄录，则封面也代表了抄录者本人的认知，故以与情节概括之恰当程度及其不与别的卷本同名为原则予以选定。出于同样原因，抄录时间也首重“内文”，再看扉页（有时未必是扉页，只是早先的封面)，最后才看“封面”，这三个时间假如不一致的话，一定是按先后顺序排列的，我们只挑选该版本列具的最早时间标注公元年份，在没有内文时间的前提下，也为封面时间标注公元，毕竟可以提供一个时间下限。由于多数宝卷的时间标注法都使用干支年，个别版本很难确定到底对应于哪一个公元年份，我们则加“?”表示；至于抄手及“收藏者”之间的同异，也会根据条目实际提供的信息予以区分。“提要”为内容简述，不必解说，实际也不出现“提要”二字。“备注”栏其实是《常熟宝卷总目提要》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使命有二：第一，介绍该“种”宝卷下的主要异名和异文情况，当然仅限于常熟。至于同种类的其他版本，一般只列举民国之前的如常熟图书馆所藏等，此外就是比较有特色的也偶一为之，并不成例。第二，介绍卷本外部的使用情况及相关信仰，此方面主要参考《中国常熟宝卷》在每部宝卷前的“题记”文字，它们基本都是余鼎君所作，而刊印出来的“题记”比余氏原文有所删减并出现一些讹误，在余鼎君先生的订正和同意之下，本“备注”从他“题记”最终版中摘取了许多有效信息，已在正文中一一说明。原本我们想对应标注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中的序号，但考虑到常熟宝卷有很大部分并未入选该总目，加上前述宝卷名实之间的复杂关系，终于放弃。

四、《常熟宝卷总目提要》的分类辨析

“文献视域”下的宝卷目录很少进行性质分类，通常只按照语音或笔画排列顺序，这对于大范围文献总汇来说有其合理性，但在“实践视域”下就会失去许多地方性知识信息。故《常熟宝卷总目提要》作为地方性宝卷目录之作，必须充分关注当地原有的分类传统。

任何分类都不是天然存在的。常熟宝卷在学者和当地人心目中，有着不同的归纳，每一种归纳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地呈现其全部信息。在学者方面，车锡伦先生早在2008年就根据自己的一次实地考察，写出了《江苏常熟的“做会讲经”和宝卷简目》一文，后收入其专著《中国宝卷研究》之中。其中主要根据余鼎君和赵宝元两位宣卷先生当时的收藏，为152种卷本编订了简目，其一级分类原则是：

笔者编目仍按照吴方言区民间宝卷的一般分类方式分为“神卷”“小卷”“科仪卷”三大类。神卷指讲唱各种神道故事的宝卷，主要是各种民间信仰的神，也有佛教的佛菩萨、道教的尊神。小卷主要指根据弹词、民间传说和其他民间演唱文艺题材或民间流传的唱本改变的宝卷。另外是做各种会的仪式使用的卷子，可称作“科仪卷”，其中有一些也讲传说故事。[5]

车锡伦先生是民间宝卷研究的集大成者，始终具有全局视野。他说得很明确，其分类方式是为了能涵盖整个吴方言区的宝卷情况，使用的是科学命名而非各地的经验命名。

美国民俗学家丹·本-阿默思（Dan Ben-Amos)于1969年发表的《分析类别与本族类型》（Analytical Categories and Ethnic Genre)一文，对两者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反对以科学普适的“分析类别”遮蔽地方文化的主体性和多元性，提倡重视特定社群文化自身的“本族类型”。[6]照此而言，车先生科学命名的三分法即为“分析类别”，所谓“神卷”“小卷”“科仪卷”的名称，在常熟当地实际并不存在，这样的分类也未必通行。这一点，丘慧莹教授在《江苏常熟白茆地区宣卷活动调查报告》[7]一文中已经指出，该文列举了在常熟实际流传的一些经验命名比如“正卷”“荤卷”“素卷”“闲卷”“白相卷”等等，并分别予以解说，但她没有择一而从，在文末附录的《白茆地区流通使用宝卷目录》（共96种)，完全以笔画为序，其实也是一种不分类的“分析类别”。

我们在当地多年的调查过程中，从来没有听到过宣卷行内有某种公认的分类命名法则。目前笔者所见最早对常熟宝卷进行分类的是常熟徐市的女宣卷先生王杏南，她有一本“甲戌年”（1994)编订的自己使用卷本的《卷文目录》，共收122部，分为三大类：“愿卷”（84部)，“度亡卷”（17部)和“闲卷”（21部)。尚湖余鼎君是当地最活跃的宣卷先生之一，他在2007年将卷本分为四类：“素卷”“荤卷”“地狱卷”和“白相卷（闲卷)”。[8]两者相较，趋同性很明显：

表1王杏南与余鼎君宝卷分类对比

可见在常熟民间，宣卷行业隐含的分类共识还是比较强的。后来在编撰《中国常熟宝卷》时，余鼎君与外地学者及政府文化工作者经过多次讨论，共同决定分为“素卷”“荤卷”“冥卷”“闲卷”和“科仪卷”五大类，其中“冥卷”的类别没变，只是把原先的经验命名“地狱卷”给雅化了。唯一多出的“科仪卷”，则是完全吸收外部知识的“分析类别”，此前“科仪卷”分别归入不同的仪式卷本类别之中，并不单列。而所谓仪式卷本，即“素卷”“荤卷”“冥卷”这些跟仪式直接关联的宝卷文本，也就是常说的“正卷”，其对立概念是“闲卷”，因为闲卷是纯粹玩耍娱乐的（又称“白相卷”)，几乎没有信仰和仪式上的功能。可见，这个五分法是以“本族类型”为主并结合一定“分析类别”的混合分类法，它在分析当地宝卷的实存情形时，具有很强的涵括性和解释力。而且，随着《中国常熟宝卷》的公开出版，这一分类法在当地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许多宣卷先生在各种场合、文章中也都使用这一五分法了。

但这五分法只是第一级分类，每一类里面依然包含有大量的文本，它们之间的性质未必均等。《中国常熟宝卷》在每一大类下面都不加细分，多数卷本处于随机排列的状态，其设计者余鼎君先生最近看完笔者正在编撰的《常熟宝卷总目提要》后来信说：

《中国常熟宝卷》中按宣读顺序排列是我排的，是无所适从的无奈之举。其实，这样排列是无法连贯的。实际上只是（排列了)素卷、荤卷的开头几本，之后就无法排序了。这是因为：1.各个场合宣讲宝卷不同；2.各个地方也不同；3.有些宝卷只在特定场合宣，如韦驮；4.闲卷基本不宣了。作为《总目》，沿用这个排序不太好。您在“第一级分类”下面做了“细分”，很好的。[9]

可见，作为地方性宝卷总汇的《常熟宝卷总目提要》来说，必须为一级分类下属的众多卷本找到较为合理的逐级排序。我们的原则是：首先遵从现实仪式流程的固定顺序，比如素卷以《玉皇宝卷》开端，荤卷以《太姥宝卷》居首、以城隍类宝卷收尾等。其次，在没有现实流程的秩序可参时，只能寻找一定的分析指标予以排列，以便为这些看似芜杂的卷本作一个较为清晰的系统性勾勒。这实际也从一个侧面展示着当地仪式与观念中的卷本定位及其序列，从而方便“深描”（thick description)当地宝卷的类型结构。下文分别述之。

“素卷”是用于“素台”上宣讲的，很多时候光有素台就足以构成一次讲经宣卷的仪式。“素台”上的神灵主要是佛道两教的知名大神，在民俗观念中大多为上界天神，具有无可争议的神圣属性。但仔细辨识，素卷中的神灵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全能神，如玉皇、如来、观音、吕纯阳、济公等等；一类是职能神，如寿星、财神、龙王、火司等等。另外还有一些是针对特殊的信仰仪式而创编的卷本，如《受生宝卷》《庚申宝卷》《仙桥宝卷》，分别对应于受生活动、庚申会、走仙桥仪式等等，此类也相当于职能神，它们都带有明确的功能指向。在当下实际的仪式过程中，大多以《玉皇》《祖师》开卷，然后进入最核心的《香山宝卷》，再依次进入《三官》《路神》《财神》《上寿》《家堂》《灶皇》等各种功能性卷本。在此大框架下，可以允许适度的选择和调整。《中国常熟宝卷》的素卷部分，基本是按照这一顺序排列的，只是贯彻得不很彻底。有些全能神比如韦驮、济公、吕纯阳、王灵官等散落在职能神里面，未免有些刺眼。我们只是将此类个别现象调整位置，并在全能神里面、在《香山宝卷》之后原本不再排序的卷本，按佛教和道教两大类予以区隔，而在佛道两教中，则按其通行的位阶序列略加整齐而已。至于职能神部分，由于各职能间没有高下之分，只在常用程度上略有差异，我们就完全按照《中国常熟宝卷》的顺序，不再变更。只有一本《天宫三师宝卷》，因余鼎君考证实为师娘卷，相对而言与其他职能神还不在同一层面上，故移至素卷之末。它是师娘卷中唯一一本素卷（其余均为荤卷，详后)，据说是因为其名“天宫”，故必须高尚其事。这倒也体现出民众联类推断的观念逻辑。总之，整体上说，素卷在仪式流程之后，以全能神与职能神为首选分类依据。全能神主要是为了烘托神圣性，带有“压阵”的性质；职能神则在观念中直接对应着各种现实诉求。在此框架内，我们按照同类相从的原则对各卷本予以归类。

荤卷是荤台上使用的卷本，其神灵多被视为地位低于素卷诸神的中界神祇，一般都有从凡人转化成神的经历，需要专门立庙塑像血食奉祀。常熟自古巫风盛行，地方性土神层出不穷，故荤卷神灵最为丰富庞杂。大致说来，除了个别班子要先宣一本被视为“小香山”的《妙英宝卷》之外，大多数荤台均以太姥为首，太姥是荤台的灵魂，甚至有“没有太姥就没有荤台”之说。然后是各区域性的社神，其中以刘、李、周、金“四殿侯王”为代表，即便像关公这样列入国家祀典同时也是道教中的著名大神，因在常熟民间祂主要只是社神性质且被供奉的范围并不很大，故只好屈身于刘、李、周、金这类风光无限的“土神”之后。这一类里面还包括“三朝奉”这样的陪神以及“太保”之类的神灵差役。再后面则为解决日常生活中具体事项的功能性卷本，比如疑难杂症、溺水雷击、精怪鬼煞等。最后以城隍收梢。这是荤台仪式的基本流程，《中国常熟宝卷》的编排便大致依循这一程序。以素卷来比况，社神相当于是缩小版的全能神，而功能性卷本则相当于职能神的作用。但随着余鼎君先生揭示出“师娘卷”的存在，我们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深知“师娘卷”确实是常熟最具特色的一类卷本，它与作为代神立言的师娘角色有着紧密的关联。[10]于是，《常熟宝卷总目提要》将原先混为一谈的功能性卷本作了更细致的区分，将溺死、雷击、难产之类自然困境归入一般的功能性卷本，而将必须由师娘视香口判的精怪鬼煞之类疑难杂症，统归于“师娘卷”，其性质判定基本依照余鼎君《常熟宝卷的私娘和私娘宝卷》（未刊稿)一文，略有出入者，也是跟余先生商量酌定的。不过，该文将“师娘卷”分为三类：1.附身于师娘之神灵的宝卷；2.不附身但用来解除精怪鬼魅的宝卷；3.讲师娘自身故事的宝卷。这是从师娘的理想传统来划分的。事实上，根据我们的长期调查，目前常熟师娘的附身现象变得非常复杂，当地人的认知很不统一，有些人认为可以附身的，另一些人却予以否认。尤其随着时代的变化，附身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连玉皇、观音这类素台大神都有附身的了，故以此为指标就很为难。我们还是按照文本内容和功能，区分为四类：1.祛除精怪，以《大仙宝卷》《猴仙宝卷》为主；2.祓除冤鬼，以《贤良宝卷》《贤才宝卷》为代表；3.讲述师娘事迹，如《贤惠宝卷》《贤德宝卷》等；4.各地多有但面目不同的“神医”。基于这样的标准，我们将《中国常熟宝卷》中散乱的排列重新梳理了一次。

冥卷基本按照仪式流程排序，联类相从而已，没有太多好说的。

闲卷因为没有任何信仰和仪式的支撑，使用起来十分随意，所以《中国常熟宝卷》排列得非常凌乱，看不出任何类属感。为此，我们只能在阅读全部文本的基础上，根据内容区分出五个“分析类别”:1.神灵身世。只有《沉香》和《哪吒》寥寥数本。其实素卷、荤卷大多皆为神灵身世故事，从文本上看毫无区别，它们之所以被列入闲卷，是因为其所叙神灵没有被常熟民众单独供奉，既非社神又非职能神，大家关注的还是劈山救母、哪吒闹海等传统叙事的娱乐性，故归入闲卷。2.神仙度化世人。此类讲述观音、吕洞宾等一些常见神佛从正反两面来试探人心，度脱有缘之人，《三度宝卷》之类即是。3.修行。即主要靠自我修行而获得脱化升天的结果，其中多有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像《回郎宝卷》中的杀子救母之类。4.劝善。此类主要讲因果报应的小故事，结果不一定要成道升天，只是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信条，除了韵散相间的文体特点之外，与通俗劝善书几无区别。5.世情故事。这一类最多，大多与弹词、戏曲、民间传说等通俗文艺互相影响，大致又可以分为家庭伦理、公案纠纷和才子佳人三个小类，虽然也大多挂着些劝善惩恶的基本信念，但重点全在曲折离奇的情节过程，是纯粹的娱乐作品。当然，这五类互相之间并不能截然区隔，神仙度化的对象肯定是一心修道的善人，有的包含有较为复杂的现实情节，这就可能同时含括了后四类。我们只是据其主旨略加归类排序而已，不具有严格的定位意义。

科仪卷是各种仪式的操作程序手册，只按各类仪式联类排列而已，无甚可说。而且此类大多没有叙事情节，故只需列目，不必撰写提要。

笔者将《常熟宝卷总目提要》的明细分类表简列如下：

需要注意的是，在上述宝卷文本分类介绍的总体格局中，存在着程度不等的错位与交叉现象。

所谓错位，又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归类偏一。即某些神灵具有多重属性，但其卷本在《常熟宝卷总目提要》中只能出现于一个大类中。比如《弥陀宝卷》，既可以在寺庙里宣颂，也可以用于亡事，依师娘和宣卷先生而定。我们只是延续《中国常熟宝卷》的成例，将之仅置于冥卷之列，但在“备注”中会说明其他情况。当然，其中也有可商榷者。比如东岳大帝，现实中祂的地位很高，几乎可视为本地民间神灵的最高统帅，每年三月二十八常熟的东岳庙会，境内诸多社神会被抬出来前往东岳庙朝拜，其盛况在明代以来的地方文献记载中就屡见不鲜，目前可见江南“解钱粮”习俗的最早记录，也是以东岳为主神的。祂在各类发符请神的文书中，总是占据“中界神灵”的第一位，其现实职能远非只是管理阴间，其宝卷却仅仅因为这一因素而被《中国常熟宝卷》归于冥卷，事实上，在现实的度亡仪式中从来不讲《东岳宝卷》。这类错位是需要改正的，我们在与余鼎君充分沟通后，已将《东岳宝卷》置于素卷之列。其二，同类分置。即指同一种功能被归入不同的宝卷类别。最典型的莫如医药之神：《药师宝卷》《华佗宝卷》归入素卷，而诸多“药王”“神医”却又被归入荤卷。不过，这是我们这些文化他者基于外部知识的困惑，若了解地方性知识，就不难理解了。在常熟（甚至整个江南地区)，人们将疾病分为“实病”和“邪病”两种，前者靠求医问药来解决，素卷内的药师、华佗，其实就是医药神，是医药功能的最高体现；后者则由各种鬼怪邪祟所致，不是医药所能治愈的，信者会根据师娘的口判去寻求解决方案，故此类卷本都是师娘卷，自然要归入荤卷之列了。

所谓交叉，则是指同一个卷本，在某些条件下可以跨越其所属的类别，其跨越幅度有大有小。可以是在同一个大类中跨越下属小类，比如《甘露宝卷》，它既是靠近无锡甘露镇一带居民的社区保护神，又带有瘟神的职能属性，同时由于“甘露”与“甘罗”的方言发音相同，它又与早慧的典型人物甘罗发生了联系，其卷本大多在讲甘露十二为宰相的解难题故事，则该卷又可用于为小孩祈福的仪式之中。有时，它也可以跨越大类，比如《猴王宝卷》完全只是仪式程序，是典型的科仪卷，但一般都被当作送猴三爷的卷本来读，通常被归入荤卷之列。再比如《天仙宝卷》《济公宝卷》归入素卷，《关帝宝卷》《岳王宝卷》归入荤卷，这是看重其信仰效用，但在不是特别崇信该神灵的社区，它们都可以被当作闲卷来随意宣颂。即如闲卷里的第一小类“神灵故事”，一旦沉香、哪吒被某社区塑像供养，其卷本也完全可以变为荤卷，而像《西湖白蛇宝卷》《鹊桥宝卷》等，在某些地区确实是被当作有仪式功能（应付蛇害、七月七走仙桥)的荤卷在使用。

五、结语

任何一个学术领域要想积聚同仁、持续发展，首先必须对其对象有一个整体性把握，并为之设置较为全面合理的基础平台。宝卷作为一种特殊的仪式文艺门类，由于本身性质多歧、面向驳杂，且长期不被主流文化重视，甚且经常处于濒临禁毁的局面，故其实存状态是自由散漫的，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规则可循，此间正需要学者倾注心力予以统理。前辈学者在搜寻资料、考订文本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并出现了车锡伦先生《中国宝卷总目》这样的总览性著作，方使宝卷之学得以确立并逐渐走向繁荣。目前，要使宝卷研究持续深入地开展下去，编撰一部全局性的《中国宝卷总目提要》，应是众心所望。但具体操作又存在本文列举的诸多困境，如何突破瓶颈，学界多有反思和尝试。

本文芹献了两种思路，其一是“文献视域”，即各重要收藏单位先做出各自的总目提要，则全国性的庶几可成。其二是“实践视域”，则完全依赖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必须对一个宣卷活动较为兴盛的区域（建议不大于市县一级)内的所有文本进行搜集、比勘，并以其在当地民众仪式实践中的使用为核心，尽可能立体地展现本地宝卷的各种信息。相对而言，第一种思路可以借鉴传统文献目录学的原理，且出现了一些尝试之作，故不事详析。本文重点在于介绍我们在长期调查基础上尝试编撰《常熟宝卷总目提要》的经验教训，试图以一个具体案例，在排比材料、编撰凡例尤其如何进行地方性宝卷分类等方面提供一些心得，以期抛砖引玉，为第二种思路的开展进行更具学理性的探讨。

最后，我们也可以畅想一下，这两种思路双线并行的某些宏大愿景。首先，两者虽然可以在局部有所取资借鉴，但各自的基本目标和操作原则皆不相同，故总体上应该各行其是，不必左顾右盼互相掣肘。其次，等两种思路都做出足够多的总目提要之时，那么可以先将“文献视域”的数据汇聚一处，比勘异同，删除重复，条列主类型和各亚类型之间的层次关系，则无语境的纯文献总目提要即可成立，其一级分类只能是无差别的音序或笔画之类的“分析类别”；然后将“实践视域”下各地总目提要与之比对，将失收的地方卷种补入，并为相同卷种提供更多地方性的变体及其具体使用信息，当然这些都须根据地方调查结果而决定其多寡与有无，不必成为所有卷种的通例。如此，则理想中的《中国宝卷总目提要》可望真正实现，它应该以无地方语境差异的“文献视域”为主轴，而以有语境的“实践视域”为辅配。其间“实践视域”似乎有所损伤，比如其地方性分类就不可能得到完整呈现，这是总体研究强调统一性之所需，无法两全。但这也表明，假如全国性的总目提要真能成立，那么“文献视域”下的各单位总目提要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而“实践视域”下各地方的总目提要却依然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此殆所谓天道公平欤!

注释

[1]参见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余部，那么按图索骥，在每一种的诸多藏本中选一本作代表撰写提要，然后总汇而成《中国宝卷总目提要》，其事虽繁，似亦不难完成，何以前辈时贤均不措手呢?其后浸淫渐深，方知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大致说来有如下几点困境：

[2]参见陈泳超:《江南宝卷创编的地方性进程——以常熟宝卷为中心》，《民俗研究》2021年第4期。

[3]参见郭腊梅主编:《苏州戏曲博物馆藏宝卷提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

[4]参见常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中国常熟宝卷》，古吴轩出版社，2015年，第2487页。该文作者余鼎君为常熟市唯一获得江苏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称号的宣卷先生，也是我们团队的重要成员之一。

[5]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05页。

[6][美]丹·本-阿默思:《民俗学概念与方法——丹·本-阿默思文集》，张举文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04页。

[7]参见丘慧莹:《江苏常熟白茆地区宣卷活动调查报告》，（台湾)《民俗曲艺》第169期，2010年9月。

[8]参见余鼎君:《常熟尚湖宝卷概况与我的收藏》，《余氏佛祖宝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91-93页。

[9]见余鼎君2020年9月16日给笔者的邮件。

[10]参见陈泳超:《江苏常熟师娘现象的调查报告》，（台湾)《民俗曲艺》第213期，202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