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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文益书局石印宝卷始末
来源:《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 作者: 尚丽新,张一帆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21-10-06

摘要:文益书局是清末民国时期石印宝卷的开创者和龙头老大。从1909年到20世纪30年代,它大约石印了近80部宝卷。文益书局通过保护版权,广告推销,聘请名家题签、插图和校对等营销手段,成功地将宝卷刊印推入到近代化的出版业中。从来源上说,文益书局石印本宝卷中只有5种新编宝卷,约三分之一源自经房本、善书局本宝卷,其余的都是整理民间流行的抄本宝卷而来。这些卷本或是最经典的,或是最流行的,或是最有社会影响力的。由此可见文益书局石印宝卷,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消费,是在尊重宝卷特殊性的前提之下来实现商业价值的。文益书局石印宝卷使得世俗故事为主的案头本宝卷大量产生,客观上在向通俗文学方向靠拢,半自觉地汇入到近现代的都市通俗文艺之中。总之,文益书局石印宝卷是吴语区宝卷城市化、商业化、娱乐化的产物。

清末民国时期,上海、杭州、绍兴等城市石印宝卷的书局有文益书局、惜阴书局、文元书局、广记书局等十家左右,大约刊印了200种左右的宝卷。这些书局中以文益书局和惜阴书局为翘楚。文益书局石印宝卷始于宣统元年(1909),在诸书局中当属开风气之先者。文益书局石印宝卷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大约石印了近80部宝卷。它是当时石印宝卷的龙头,其石印宝卷精工足料,纸墨精良,其他各书局不仅在工艺上不能企及,且均在不同程度上盗版翻印文益书局的石印宝卷。

清末民国时期,是宝卷发展的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民间宝卷兴盛,宝卷的世俗化、娱乐化倾向明显,江浙地区又因为通商口岸的开放,推动了近代城市的崛起,而吴语区的宝卷也被卷入城市化之中。清末民国时期的石印宝卷就产生于此种背景之下。对石印宝卷的研究,有助于从近现代出版业的角度深入探讨宝卷的城市化、宝卷与通俗文艺的关系。因此很有必要对石印宝卷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益书局本先做一个全面的清理。

一、文益书局石印宝卷的书目

笔者目前所见的文益书局出版的最早的石印本宝卷是宣统元年(1909)的《珍珠塔宝卷》。该卷扉页题“宣统纪元仲秋月杭州聚元堂石印”,封三题“印行者文益书局”“批发所聚元堂书庄”“寄售所各省大书坊”;应是在杭州石印,在上海、杭州发行。文益书局石印宝卷截止到什么时候?笔者目前所见的是民国十四年(1925)的《孺贞宝卷》,但还有为数不少的文益书局石印本宝卷没有标明刊刻时间。1922年,文益书局出版了《莲英宝卷》,此卷是根据1920年轰动上海的阎瑞生案编写的;1923年,又据当时上海滩妓女蒋老五殉情的热点事件新编了《蒋老五宝卷》。但对后来成为媒体盛宴的黄慧如、陆根荣案,文益书局却未置一词。黄慧如事件约在1928年开始炒作,1929319日黄慧如病逝,随后的20世纪30年代是黄慧如故事流行的高峰期,出现了以其为素材的信札、小说、唱词、评弹、电影。1933年,《黄慧如宝卷》出版,但出版商不是文益书局,而是惜阴书局。可见在20世纪30年代,文益书局的石印宝卷事业已经走向衰落。

根据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近年学界的相关研究以及孔夫子旧书网相关拍卖网页,笔者目前所知见的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文益书局出版的石印本有77种,现分列于下:

宣统元年(1909)1种:《珍珠塔宝卷》。

宣统三年(1911)5种:《碧玉簪宝卷》《回郎宝卷》《七七宝卷》(附于《回郎宝卷》之后)《龙凤锁宝卷》《新抄经卷合刻》。

民国二年(1913)9种:《刺心宝卷》《黄糠宝卷》《双花记宝卷》《张三娘卖花宝卷》《太平宝卷》《刘香女宝卷》《黄氏宝卷》《红罗宝卷》《如意宝卷》。

民国三年(1914)16种:《何仙姑宝卷》《湛然宝卷》《妙英宝卷》《庞公宝卷》《香山宝卷》《雪梅宝卷》《玉蜻蜓宝卷》《玉英宝卷》《福缘宝卷》《乌金记宝卷》,以上宝卷见《中国宝卷总目》著录,亦可从印本上找到出版年。以下宝卷从民国三年出版的《何仙姑宝卷》卷末“文益书局出版书目广告”推知:《兰英宝卷》《百花台宝卷》《梅氏花閷宝卷》《赵氏贤孝宝卷》《花名宝卷》《龙图宝卷》。

民国四年(1915)23种:《福缘指迷宝卷》《八宝双鸾钗宝卷》《白蛇宝卷》《何文秀宝卷》《鸡鸣宝卷》《龙凤宝卷》《抢生死牌宝卷》《双凤宝卷》《双玉燕宝卷》《杏花宝卷》,以上宝卷见《中国宝卷总目》著录,亦可从印本上找到出版年。以下宝卷从民国四年出版的《鸡鸣宝卷》《黄氏宝卷》卷末“文益书局出版书目广告”推知:《欢喜宝卷》《忠良宝卷》《双剪发宝卷》《双玉玦宝卷》《双蝴蝶宝卷》《洛阳桥宝卷》《西瓜宝卷》《红楼镜宝卷》《梅花戒宝卷》《还金镯宝卷》《游龙宝卷》《延寿宝卷》。另有《双雕宝卷》,《中国宝卷总目》未见著录,仅见于裘兆远《苏州宝卷研究——以中国昆曲博物馆馆藏宝卷为中心》。[1](P64)

民国六年(1917)1种:《双贵图宝卷》。

民国七年(1918)1种:《四郎宝卷》。

民国九年(1920)1种:《刘文英宝卷》。

民国十年(1921)1种:《目莲宝卷》《双珠凤宝卷》。

民国十一年(1922)1种:《莲英宝卷》。

民国十二年(1923)3种:《雌雄杯宝卷》《金不换宝卷》《蒋老五宝卷》。

民国十三年(1924)5种:《猛将宝卷》《唐僧宝卷》《唐化钗宝卷》《赵千金宝卷》《梁山伯宝卷》。

民国十四年(1925)1种:《孺贞宝卷》。

不明出版时间者9种:《金牛宝卷》《刘中宝卷》《孟姜女宝卷》《群花仙卷》《双金锭宝卷》《雪山宝卷》《玉连环宝卷》《育王宝卷》《珠花宝卷》。其中的《雪山宝卷》是袁蔚山题签的,袁蔚山题签的文益书局石印本宝卷,从民国三年到民国十年都有,所以这部《雪山宝卷》的刊印时间约在民国三年到民国十年之间。

从上述文益书局石印本宝卷的出版编年大约可以推知:文益书局石印宝卷始于清末宣统元年(1909),民国二年(1913)步入正轨,民国三年(1914)、民国四年(1915)进入高潮,这两年一共出版了39种宝卷,占出版总数的一半左右。此后平稳发展,每年出版的宝卷不多,甚至有些年份诸如民国五年(1916)、民国八年(1919)都没有新出版的宝卷,主要是重印旧版。民国十一年(1922)、民国十二年(1923)还将当时的热点事件新编成《莲英宝卷》《蒋老五宝卷》,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努力。笔者目前尚未见到20世纪30年代文益书局出版的石印宝卷,大约随着惜阴书局石印宝卷的崛起,文益书局对石印宝卷不再投入,持续了近二十年的石印宝卷事业走向终结。

二、文益书局石印宝卷的商业化营销

较之其他书局出版的宝卷,文益书局的石印本宝卷,排版比较疏朗,纸墨精良,美观大方。每部宝卷都有版权页,一些宝卷上还有广告页,文益书局还聘请名家来题签、插图和校对,从这些营销手段来看,文益书局成功地将宝卷印刷推入到近代化的出版业中。

()版权页与版权意识

文益书局出版的宝卷均有版权页,版权页的位置或在封二、或在封三。版权页的上方印有“不准翻印”或“翻印必究”或“版权所有”,下方印有发行和寄售单位。

1909年到1915年,版权页的位置和格式不固定,比较随意。1909年的《绘图珍珠塔宝卷全集》封三上题“不准翻印”,下题“印行者文益书局”“批发所聚元堂书庄”“寄售所各省大书坊”;1911《绘图秀英宝卷碧玉簪》封三上题“翻印必究”,下题“印刷所上海文益书局”“总发所上海聚元堂书局”“分发所杭州聚元堂书局”“寄售处各埠大书庄”;宣统三年(1911)《绘图回郎宝卷》封二上题“版权所有”,下题“印刷所上海文益书局”“发行所上海文益书局”“分发所杭州聚元堂”“寄售所各大书庄”。1913年,分发行的书局中加入绍兴聚元堂书局,例如1913年的《刺心宝卷》封二上题“版权所有”,下题“发行所上海文益书局”“分发所杭州聚元堂书局”“支卖所绍兴聚元堂书局”“代发行所各省大书局”。1914年,分发行的书局中又加入“南京聚珍山房”,1915年“南京聚珍山房”仍高频出现。例如1915年的《黄氏宝卷》封二上题“版权所有”,下题“总发行上海文益书局”“分发行”“杭州聚元堂书庄”“绍兴聚元堂书庄”“南京聚珍山房书庄”“分售处各省大书坊”。从1916年开始,版权页稳定为封二上题“版权所有”,下题“总发行上海文益书局”,“分发行杭州聚元堂书庄”“绍兴聚元堂书庄”。

从版权页来看,文益书局有着鲜明的版权意识,而其他石印宝卷的书局则鲜有这种版权意识。惜阴书局石印宝卷最多,但它的宝卷上是没有版权页的。其实,其他书局的石印宝卷大多盗版文益书局。文益书局石印宝卷虽然是最遵守行规的,但确实是被盗版得最厉害的。经过比勘,可以发现凡是惜阴书局与文益书局同名的宝卷,文字都是照搬文益书局的。不仅惜阴书局,其他各书局的石印宝卷,十有八九也是盗版文益书局。

()广告页与广告营销

文益书局石印本宝卷上的广告有三种:一是为书局做广告,二是为其他书局的商品做广告,三是为出版的宝卷做广告。一些宝卷上有为文益书局出版书籍做的营销广告,《赵氏贤孝宝卷》卷末“文益书局出版书目广告”页下方印有:“本书局批发各种宝卷善书、学堂应需读本、名家法帖、各种尺牍、医卜星相,以及各种小说、闲书、唱本、图画、京戏,一应俱全。如蒙惠顾,价目格外克己。外埠函购,原班回价,庶不致误。本局主人谨白。”民国三年(1914)出版的《妙英宝卷》的版权页上也有相同的广告词。不少宝卷的封三被用来为其他书局做广告。例如民国三年(1914)出版的《玉蜻蜓宝卷》的封三即为民国元年(1912)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算术》教材打广告,民国六年(1917)出版的《忠良宝卷》的封三为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年(1913)出版、民国五年(1916)重印的供高等小学校使用《新国文教授法》打广告。

部分石印宝卷的卷末会有“文益书局出版书目广告”,列出各种宝卷的卷名,且在卷名之下标明册数和定价。现列举几种:大约民国三年(1914)石印的《赵氏贤孝宝卷》1的书目广告页列有17种宝卷:《珍珠塔宝卷》《碧玉簪宝卷》《晚娘宝卷》《黄糠宝卷》《百花台宝卷》《花閷宝卷》《卖花宝卷》《花名宝卷》《琵琶宝卷》《刘香宝卷》《龙图宝卷》《刺心宝卷》《太平宝卷》《如意宝卷》《回郎宝卷》《龙凤锁宝卷》《双花宝卷》。民国三年(1914)石印的《何仙姑宝卷》的书目广告页列有22种:《何仙姑宝卷》《兰英宝卷》《碧玉簪宝卷》《珍珠塔宝卷》《晚娘宝卷》《黄糠宝卷》《百花台宝卷》《花閷宝卷》《卖花宝卷》《花名宝卷》《琵琶宝卷》《玉英宝卷》《刘香宝卷》《龙图宝卷》《刺心宝卷》《太平宝卷》《如意宝卷》《回郎宝卷》《龙凤锁宝卷》《双花宝卷》《湛然宝卷》《香山宝卷》。民国四年(1915)出版的《鸡鸣宝卷》《黄氏宝卷》的书目广告页列有47种:《太平宝卷》《晚娘宝卷》《黄糠宝卷》《双花宝卷》《刺心宝卷》《龙图宝卷》《琵琶宝卷》《玉蜻蜓宝卷》《妙英宝卷》《如意宝卷》《香山宝卷》《龙凤宝卷》《回郎宝卷》《珍珠塔宝卷》《碧玉簪宝卷》《百花台宝卷》《刘香宝卷》《卖花宝卷》《花名宝卷》《梅氏宝卷(花閷宝卷)》《何仙姑宝卷》《雪梅宝卷》《湛然宝卷》《玉英宝卷》《兰英宝卷》《双凤宝卷》《抢生死牌宝卷》《何文秀宝卷》《欢喜宝卷》《延寿宝卷》《忠良宝卷》《鸡鸣宝卷》《八宝鸾钗宝卷》《白蛇宝卷》《黄氏宝卷》《双剪发宝卷》《顾鼎臣宝卷》《福缘宝卷》《福缘指迷宝卷》《正德游龙宝卷》《徐子建双蝴蝶宝卷》《洛阳桥宝卷》《西瓜宝卷》《还金镯宝卷》《红楼镜金枝宝卷》《梅花戒宝卷》《杏花宝卷》。民国四年(1915)出版的《抢生死牌宝卷》的书目广告页列有36种,比《鸡鸣宝卷》《黄氏宝卷》的书目广告页上的宝卷了少11种:《顾鼎臣宝卷》《福缘宝卷》《福缘指迷宝卷》《正德游龙宝卷》《徐子建双蝴蝶宝卷》《洛阳桥宝卷》《西瓜宝卷》《还金镯宝卷》《红楼镜金枝宝卷》《梅花戒宝卷》《杏花宝卷》。民国五年(1916)出版的《游龙宝卷》《双蝴蝶宝卷》的书目广告页列有45种,较民国四年(1915)出版的《鸡鸣宝卷》《黄氏宝卷》的书目广告页上所列47种宝卷少了《梅花戒宝卷》《杏花宝卷》。民国十年(1921)出版的《目莲宝卷》的书目广告页列有48种,较民国四年(1915)出版的《鸡鸣宝卷》《黄氏宝卷》的书目广告页上所列47种宝卷多了《目莲宝卷》。

这种“文益书局出版书目广告”是后世研究文益书局石印宝卷的珍贵资料。从书目中可以推测一些宝卷的出版年份,也可以推测文益书局石印宝卷的盛衰。

()名家题签、插图、校对

名家题签是民国各书局常用的营销策略。文益书局为题签宝卷请的名家有朱斗南、李节斋、袁蔚山、陈希颉。朱斗南是长洲(今属苏州)人,著有《普通白话尺牍》,他题签的宝卷有1911年出版的《碧玉簪宝卷》《回郎宝卷》《龙凤锁宝卷》《新抄经卷合刻》。李节斋,上元(今属南京)人,他是清末江浙地区书法名手,著有《新编笑话新谈》《增像征西后集薛家将全传》等书。李节斋题签的宝卷主要集中在1913年、1914年。诸如1913年的《黄糠宝卷》《双花记宝卷》《黄氏宝卷》《如意宝卷》《红罗宝卷》,1914年的《湛然宝卷》《妙英宝卷》《雪梅宝卷》《玉蜻蜓宝卷》《玉英宝卷》《赵氏贤孝宝卷》。袁蔚山,海陵(今属泰州)人,作家、编辑、书法家。他题签的宝卷较多,从1914年到1921年都有,诸如1914年的《何仙姑宝卷》、1915年的《黄氏宝卷》《白蛇宝卷》《何文秀宝卷》《鸡鸣宝卷》《抢生死牌宝卷》《双凤宝卷》、1916年的《双剪发宝卷》、1921年的《龙图宝卷》。陈希颉生平不详,他题签的只有1917年的《龙凤锁宝卷》。1915年之后,文益书局石印宝卷的名家题签越来越少,大多数宝卷的封面仅是浓墨重笔题写“某某宝卷”,并无落款。

文益书局石印本宝卷中出现的最早的校正者是李节斋,李节斋不仅是为宝卷题名,而且可能对部分宝卷做了校勘,例如《红罗宝卷》《赵氏贤孝宝卷》的版权页上分别题有“上元李节斋校正”“校正者李节斋”。李节斋之外,李虎目、谢少卿、朱芝轩、金陵寓世子、沪江奇庐、吴下逸民都曾作为校正者出现在版权页上。李虎目校正的宝卷有《雪山宝卷》;谢少卿校正的宝卷最多,有1915年的《八宝双鸾钗宝卷》《双凤宝卷》《抢生死牌宝卷》,1916年的《红楼镜宝卷》《梅花戒宝卷》《洛阳桥宝卷》《还金镯宝卷》《游龙宝卷》,1917年的《欢喜宝卷》《百花台宝卷》;朱芝轩校正的有1917年的《双贵图宝卷》《忠良宝卷》;金陵寓世子校正的有1923年的《金不换宝卷》;沪江奇庐校正的有1923年的《蒋老五宝卷》;吴下逸民校正的有1925年的《孺贞宝卷》。

文益书局石印本宝卷的插图是各书局中最为讲究的。文益书局石印宝卷插图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时期,宣统年间石印本的插图比较粗糙,而且人物的衣饰常为清末装束,与人物时代脱节;但从1913年开始,插图风格开始统一,精美工致,通常一册有四到六幅插图,一半是人物插图,一半是重要情节插图。而惜阴书局的插图一般只有两幅,且都是人物插图。可惜文益书局并未公开插画人的姓名,那些风格统一的插图究竟是出于何人之手,不得而知。上文提到的校正者朱芝轩也是一位插画师,1899年上海文益书局石印的《三国志》即为朱芝轩编绘,200多回配有200多幅插图。朱芝轩是否为文益书局的石印宝卷绘图,仍需专家考证。石印宝卷的插图均在每册封二之后,正文之前,即使是情节插图也不插在相关情节之处,插图放在开篇显然是为了开卷就能吸引读者。这种插图方式其实继承的是明清坊刻通俗文学作品的绣像传统,而非宗教仪式中的供奉宗教画的传统。

在石印技术普及的基础上,文益书局使用近代化的营销手段,成功地将江浙宝卷的刊刻推入到近代化的出版事业中。

三、文益书局石印宝卷的来源

上海文益书局石印宝卷并非独家经营。从版权页上来看,宣统年间文益书局联合了杭州聚元堂,民国二年(1913)加上了绍兴聚元堂,民国三年(1914)又有南京聚珍山房加盟,从民国四年(1915)开始稳定为上海文益书局、杭州聚元堂、绍兴聚元堂三家联手。大约出版与发行分开,出现在封面上的书局是出版单位,而出现在版权页上的则包括了出版和发行单位。在封面上署杭州聚元堂只有少数宝卷(1909年出版的《珍珠塔宝卷》、1913年的《刺心宝卷》、1917年的《忠良宝卷》),且这些宝卷的版权页还是将文益书局放在印行位置的首位。总体上说,上海文益书局、杭州聚元堂、绍兴聚元堂这三家是相对稳定的存在。可以做一个假设,文益书局的出版发行地与其石印宝卷的来源应具有某种对应关系。也就是说,从地域上来看,文益书局石印宝卷地域来源主要是杭州、绍兴、上海和苏州一带。

从文本来说,文益书局石印宝卷的来源有三种:一是照搬经房本和善书局本,版式虽不同,但在文辞上与经房本或善书局本高度相似乃至相同;二是整理民间搜集的抄本宝卷;三是新编宝卷。先看照搬经房本和善书局本宝卷。

()照搬经房本和善书局本宝卷

经房因佛道二教而起,大约唐代就已有抄经的经房,经房刻书之盛在明清,明清的经房除了刊刻佛道二教的宗教典籍之外,也刊印民间宗教的文献,宝卷即是其中之一。善书局与经房的源出不一,善书局的兴起与明清劝善运动密切相关。善书局刊印的主要是善书,广义的善书就是劝善之书,而宗教文献多带有劝善意味,且道光之后新兴民间教团的人士多参与到善书局之中(例如先天道对善书局的控制极为明显),所以经房与善书局在刊印书籍上虽各有侧重,但多有重合。清末民国时期,江浙著名的经房有杭州慧空经房、杭州玛瑙经房、苏州的玛瑙经房,著名的善书局有常州培本堂、常郡乐善堂、金陵一得斋善书坊、上海翼化堂善书局、上海宏大善书局等。下文即以杭州慧空经房和玛瑙经房、常州培本堂(常郡乐善堂所刊宝卷与培本堂基本相同)和上海翼化堂善书局为例来分析文益书局石印宝卷中照搬经房本和善书局本者。

据刘正平《经坊与宗教文献的流刊——兼论玛瑙经房、慧空经房》一文的考证,杭州玛瑙经房、慧空经房从明代就开始刊印佛道二教的宗教典籍,清代刊行一些民间宗教典籍;“玛瑙寺明台经房”“杭州玛瑙寺大字经房”“玛瑙寺前经房”“杭州弼教坊玛瑙寺经房”之类都是指杭州玛瑙经房;且苏州玛瑙经房很可能是杭州玛瑙经房的分部。[2](P61-63)笔者比勘了部分杭州玛瑙经房、苏州玛瑙经房和慧空经房刊刻的同名宝卷,发现确实有出自同一书版者。这表明三家之间的确实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从《中国宝卷总目》的著录来看,从清代咸丰年间直到民国时期,杭州的玛瑙经房和慧空经房刻印了大量的宝卷。教派宝卷有《大圣弥勒化度宝卷》[3](P36)《护国佑民伏魔宝卷》[3](P106)《结经分句略解》[3](P123)《天缘经偈略解》[3](P265)《明宗孝义达本宝卷》[3](P172)《弥勒佛说地藏十王宝卷》[3](P184)《如如老祖化度众生指往西方宝卷》[3](P217)《清源宝卷》[3](P208)《众喜宝卷》[3](P374)《何仙姑宝卷》[3](P80)《七真宝卷》[3](P203)。民间宝卷的数量更多。笔者在参考车锡伦先生民间宝卷分类的基础上[4](P16),将民间宝卷分为神灵信仰宝卷、修行故事宝卷、世俗故事宝卷、劝世文宝卷、科仪卷、小卷六类。玛瑙经房和慧空经房刊刻的神灵信仰宝卷有《香山宝卷》[3](P308)《雪山宝卷》[3](P315)《悉达太子宝卷》[3](P316)《慈悲观音宝卷》[3](P23)《目连宝卷》[3](P165)《梁皇宝卷》[3](P145)《五祖黄梅宝卷》[3](P282)《三官宝卷》[3](P220)《祖师陈善宝卷》[3](P360)《湛然宝卷》[3](P378)《洛阳桥宝卷》[3](P142),修行故事宝卷有《白侍郎宝卷》[3](P7)《庞公宝卷》[3](P201)《刘香女宝卷》[3](P153)《妙英宝卷》[3](P171)《三世修行黄氏宝卷》[3](P225)《秀女宝卷》[3](P304)、《玉英宝卷》[3](P350),世俗故事宝卷有《刺心宝卷》[3](P18)《回郎宝卷》[3](P73)《葵花宝卷》[3](P135)《雷峰宝卷》[3](P147)《龙图宝卷》[3](P159)《兰英宝卷》[3](P163)《梅氏花閷宝卷》[3](P177)《雪梅宝卷》[3](P314)《珍珠塔宝卷》[3](P367)《张氏三娘卖花宝卷》[3](P376)《赵氏贤孝宝卷》[3](P378)《现世宝卷》[3](P313),劝世文宝卷有《纯阳祖师说三世因果宝卷》[3](P30)《劝世宝卷》[3](P215)《三世姻缘宝卷》[3](P226),科仪卷有《斋天科仪》[3](P380)《法船经》[3](P59),小卷有《吃素经》[3](P26)《七七宝卷》[3](P202)《花名宝卷》[3](P82)。从上述卷目来看,杭州的玛瑙经房和慧空经房与宝卷结缘甚深,清末民国,尤其是光绪年间,它们不仅刊刻佛教宝卷、教派宝卷,而且也刊刻了不少的民间宝卷。所刊刻的民间宝卷中,不仅有《三官宝卷》《祖师陈善宝卷》这类神灵故事宝卷,且有大批像《葵花宝卷》《雷峰宝卷》《龙图宝卷》这类世俗故事宝卷。杭州玛瑙经房和慧空经房在刊刻宝卷上的这些特点,已经表明江浙的出版印刷业与当地民间宝卷的发展是同步的,也是与时俱进的,民间性、世俗性开始越来越强烈地侵入宗教性中。从光绪年间杭州玛瑙经房和慧空经房大量刊印佛教修行故事和世俗故事宝卷来看,这两种类型的宝卷是最受欢迎的,它们使宝卷信仰和娱乐功能达到了平衡。也就是说,清末江浙经房已经建立起刊刻宗教宝卷和民间宝卷的传统。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的常州培本堂刻印的宝卷如下:教派宝卷有《何仙姑宝卷》[3](P80)《灶君宝卷》[3](P358),民间神灵信仰宝卷有《目连三世宝卷》[3](P168)《三茅真君宣化度世宝卷》[3](P223)《延寿宝卷》[3](P335),民间修行故事宝卷有《刘香女宝卷》[3](P80)《妙英宝卷》[3](P171)《杏花宝卷》[3](P302)《刺心宝卷》[3](P18),民间劝世文宝卷有《钱孝子宝卷》[3](P212)《三宝证盟宝卷》[3](P219)《惜谷宝卷》[3](P317)《醒心宝卷》[3](P330)《忠孝节义宝卷》[3](P366)《真修宝卷》[3](P372)。《中国宝卷总目》著录的上海翼化堂善书局刊印的宝卷有:教派宝卷有《观音济度本愿真经》[3](P68)《观音十二圆觉》[3](P70)《何仙姑宝卷》[3](P81)《韩湘宝卷》[3](P101)《孟姜仙女宝卷》[3](P175)《善才龙女宝卷》[3](P245)《张氏无常宝卷》[3](P377);民间神灵信仰宝卷有《香山宝卷》[3](P308)《鱼篮宝卷》[3](P353)《三茅真君宣化度世宝卷》[3](P222)《目连三世宝卷》[3](P168)《延寿宝卷》[3](P335),民间修行故事宝卷有《刘香女宝卷》[3](P153)《王氏女三世化生宝卷》[3](P224)《妙英宝卷》[3](P171),民间世俗故事有《回郎宝卷》[3](P74)《黄糠宝卷》[3](P97)《兰英宝卷》[3](P163)《妙莲宝卷》(即《何文秀宝卷》)[3](P169)《菱花镜宝卷》[3](P148)《鹊桥图宝卷》[3](P213),民间劝世文宝卷有《仙传立愿宝卷》[3](P296)《潘公免灾救难宝卷》[3](P200)《真修宝卷》[3](P371)《五常宝卷》[3](P278)。从上述卷目可见常州培本堂和上海翼化堂善书局刊刻宝卷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与民间教派关系密切,刊刻了一定数量的教派宝卷,大部分的教派宝卷有强烈的劝世意味;第二,热衷于女性修行故事宝卷;第三,刊刻的世俗故事宝卷不多,对世俗故事宝卷不及经房热心;第四,青睐劝世文宝卷。总之,善书局刻印宝卷与经房有相同之处:在先天道等新兴民间教派大盛的背景之下,二者都把教派宝卷作为主要刊刻对象;且在劝善运动继续发展,新教团成为劝善主力的背景之下,以编刻劝世文宝卷为主,在教派宝卷和民间宝卷中刻意强化劝善思想,有选择地接纳世俗故事宝卷中特别有教化意义者。

文益书局以经房本、善书局本为蓝本的宝卷有28种。经过比勘后可以发现二者文辞高度相似或完全相同。《珍珠塔宝卷》《回郎宝卷》《七七宝卷》《刺心宝卷》《张三娘卖花宝卷》《刘香女宝卷》《黄氏宝卷》《何仙姑宝卷》《湛然宝卷》《妙英宝卷》《庞公宝卷》《香山宝卷》《雪梅宝卷》《玉英宝卷》《兰英宝卷》《梅氏花閷宝卷》《赵氏贤孝宝卷》《龙图宝卷》《白蛇宝卷》《欢喜宝卷》《洛阳桥宝卷》《目莲宝卷》《雪山宝卷》,文益书局石印的这23种宝卷与杭州玛瑙经房本或杭州慧空经房本文辞相同。文益书局的《何仙姑宝卷》《延寿宝卷》《目莲宝卷》《刘香女宝卷》《妙英宝卷》《杏花宝卷》《刺心宝卷》与常郡培本堂本文辞相同。文益书局的《何仙姑宝卷》《孟姜女宝卷》《香山宝卷》《目莲宝卷》《延寿宝卷》《刘香女宝卷》《黄氏宝卷》《妙英宝卷》《回郎宝卷》《兰英宝卷》《黄糠宝卷》《何文秀宝卷》与上海翼化堂善书局本文辞相同。至于诸如《何仙姑宝卷》《香山宝卷》《目连宝卷》等经房本与善书局本文辞相同或高度相似者,一般是经房本在前,善书局本在后,善书局本盗版经房本或以经房本为蓝本。文益书局石印本与经房本、善书局本文辞相同的宝卷如表1所示。

1 文益书局石印本与经房本、善书局本文辞相同宝卷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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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益书局石印本大量以经房本、善书局本为蓝本可以推测文益书局石印宝卷其实是继承了经房、善书局刻印宝卷的传统。文益书局在宣统三年(1911)刊发的《新抄经卷合刻》包括了《花名宝卷》《高王经》《心经》《往生咒》《太阳经》《太阴经》《弥陀经》《灶经》《大悲咒》《怀胎经》《报娘舅》,这几种经卷是中国民间社会最流行、最实用的经卷,是民间信仰教化的浓缩。如果是文益书局所为的话(笔者尚未见到比文益书局更早的版本),不得不佩服它的眼光。这是经房、善书局刻印宝卷的信仰、教化传统的延续和发展。

()整理民间流行的抄本宝卷

抄本宝卷与印本宝卷有很大的不同,抄本宝卷更能代表宝卷的民间性。那些被刊印的宝卷通常是被认定具有某种权威性,像明代经厂本的教派宝卷是得到了权贵阶层的认可,清末民国江浙经房本、善书局本刊印宝卷多由教团人士左右。而抄本宝卷则活跃于民间,为民间信仰服务。清末民国江浙民间宝卷中出现的新动向之一是世俗故事宝卷的大发展,弹词、滩簧等民间说唱和地方戏的流行曲目被改编成宝卷,民间宝卷的娱乐性和艺术性大大加强。尽管文益书局石印宝卷承接经房、善书局而来,但它与经房、善书局的重信仰、重教化不同,它石印的最多的是世俗故事宝卷。经房、善书局也刻印世俗故事宝卷,但选择的都是经典的、特具劝世意义的,相比之下文益书局显然要自由得多。经房、善书局刊刻的世俗故事宝卷只有《珍珠塔宝卷》《回郎宝卷》《刺心宝卷》《张三娘卖花宝卷》《雪梅宝卷》《兰英宝卷》《梅氏花閷宝卷》《赵氏贤孝宝卷》《龙图宝卷》《白蛇宝卷》这几种,而文益书局又增加了《碧玉簪宝卷》《龙凤锁宝卷》《双花记宝卷》《太平宝卷》《红罗宝卷》《如意宝卷》《玉蜻蜓宝卷》《乌金记宝卷》《百花台宝卷》《八宝双鸾钗宝卷》《鸡鸣宝卷》《龙凤宝卷》《抢生死牌宝卷》《双凤宝卷》《双玉燕宝卷》《忠良宝卷》《双剪发宝卷》《双玉玦宝卷》《双蝴蝶宝卷》《红楼镜宝卷》《梅花戒宝卷》《还金镯宝卷》《游龙宝卷》等等。那些由弹词改编而来的世俗故事宝卷明显篇幅变长、人物增多、情节结构复杂化、主题多元化。清末民国的世俗故事宝卷与其他通俗文艺一样与时俱进,进入了用新的叙事方法讲新故事的新的发展时期。

上文已经推测文益书局石印宝卷的地域来源主要是杭州、绍兴、上海和苏州一带,那么,文益书局搜集的民间抄本宝卷也来源于上述地区。较之大多数民间文艺,宝卷的一个绝对优势是它有文本。清代较早的鼓词文本的产生是书商促成的,书商请来鼓书艺人现场表演,同时雇佣记录者将唱词记录成文本,然后在整理者加工整理的基础上付梓。宝卷则不需要记录演唱这个环节,得益于宝卷“照本宣扬”的传统,宝卷文本是现成的。江浙宣卷的地域范围不小,环太湖流域、杭州、绍兴、四明,书商不可能在这样大的区域内遍地撒网,其实最有可操作性的就是使用城市里宣卷班社的本子。清末民国时期,由于部分宣卷艺人进入苏州、杭州、上海等城市,宣卷方式发生了改变,乡村宣卷仍然保留着简单的木鱼宣卷的传统,而进城的宝卷则发展为多种乐器伴奏的丝弦宣卷。在江浙城市中发展的宣卷,在娱乐化、艺术化上越走越远,出现了向戏曲靠拢的“书派宣卷”“化装宣卷”。这种戏曲化的表演反映在文本上就是“起脚色”的出现。只有世俗故事宝卷才有“起脚色”,神灵信仰、女性修行故事宝卷是没有“起脚色”的。笔者所见的起脚色的抄本宝卷有绍兴宣卷人收藏近现代抄本《风碑亭宝卷》《三官堂宝卷》《双凤宝卷》等;还有藏于山东大学图书馆的《瑞珠宝卷》《双英宝卷》《葵花宝卷》《鸾钗宝卷》《花閷宝卷》《仁义宝卷》《梅英宝卷》《玉钗宝卷》《平安宝卷》《太平宝卷》《如意宝卷》《孺贞宝卷》《兰英宝卷》,它们是清末民初苏州的宝卷,也可能是苏沪之间青浦、松江一带(其方言接近于苏州话)的卷本。而文益书局石印的起脚色的宝卷除了以经房本为蓝本的《珍珠塔宝卷》《花閷宝卷》和《赵氏贤孝宝卷》之外,还有《碧玉簪宝卷》《龙凤锁宝卷》《太平宝卷》《如意宝卷》《玉蜻蜓宝卷》《乌金记宝卷》《八宝双鸾钗宝卷》《龙凤宝卷》《抢生死牌宝卷》《鸡鸣宝卷》《双凤宝卷》《双玉燕宝卷》《红楼镜宝卷》《梅花戒宝卷》《双剪发宝卷》《双玉玦宝卷》《还金镯宝卷》《百花台宝卷》《忠良宝卷》《雌雄杯宝卷》《梁山伯宝卷》等。文益书局石印宝卷中大量存在着“起脚色”的宝卷,这也说明这些宝卷的底本源自江浙城市中的宣卷班社。

对于搜集到的民间抄本宝卷,文益书局必须进行加工整理才能出版发行;因为这些出自宣卷艺人之手的抄本宝卷存在诸多文字上的讹误。文益书局石印本宝卷版权页上出现的校正者应该不是虚名。抄本宝卷常有的错别字、文辞口语化是校正的主要内容。试将清抄本《游龙宝卷》与文益书局石印本《正德游龙宝卷》来作对比。二者开卷偈、结卷偈以及韵文唱词都基本相同,白文也高度相似,基本可以肯定清抄本《游龙宝卷》属于文益本《正德游龙宝卷》的底本系统。文益书局《正德游龙宝卷》的开卷偈是:“《游龙宝卷》初展开,诸佛菩萨坐莲台。在堂有缘来听卷,大众尽心要虔诚。自从盘古立乾坤,三皇五帝到如今。前朝后代说不尽,且说正德坐龙庭。”清抄本《游龙宝卷》开卷偈:“《游龙宝卷》始展开,一心恭敬念如来。闲言杂语休提起,家中闲事尽丢开。静心端坐听宣卷,能消八难免三灾。自从盘古到如今,三皇五帝定乾坤。不宣前朝并后代,且宣正德坐龙定()。”2清抄本开卷偈后的白文是:“且说大明宣德年间,正德武宗登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四海清平。吾寡朕欲往乡村游玩一反(),且将朝纲大事托于太后娘娘执掌,即扮了军民,自坐龙驹一只,单身独出京城,一路而去矣。”文益本《游龙宝卷》开卷偈后的白文则是:“且说大明宣德(正德)年间,正德武宗登基,万民乐业,四海清平。寡朕欲在乡村闲游玩耍,私行察访。朝纲大事托于太后娘娘执掌。正德思想,扮作军民一样,身坐龙驹,独自一人,出了京都,一路而去也。”可见经过校正,错别字被改正了,文辞也变得干净凝练,雅正了不少。

()文益书局新编宝卷

绝大多数的宝卷都是无主名的,教派宝卷的署名隐晦而又神秘,民间宝卷一般无主名,尤其是抄本宝卷,有抄卷人的姓名而无编卷人的信息。而文益书局的石印本宝卷中出现了5种有主名的新编宝卷:1915年赵福缘编《福缘宝卷》,1916年赵福缘编《普通福缘指迷宝卷》,1922年我爱人编的《莲英宝卷》,1923年浙绍居士编《金不换宝卷》,1923年吴门董氏编《蒋老五宝卷》。

赵福缘所编二种是善书型宝卷,作者现身说法,劝世人为善。赵福缘活动于清末民国时期,是浙江绍兴府人士,自幼父母双亡,由祖母抚养成人,以外出帮工为业,三十一岁时娶常熟人黄氏为妻,黄氏与人通奸,赵福缘愤而做宝卷以劝诫世人。《福缘宝卷》《普通福缘指迷宝卷》都是劝世文宝卷,开篇加了目录,标出每回的回目,诸如《福缘宝卷》“第一回恭谢天恩”“第二回福缘根由”“第三回凡圣两全”“第四回劝孝双亲”“第五回七言千字文”“第六回劝少贪花色”“第七回再劝孝亲”“第八回良言解劝”等等。《普通福缘指迷宝卷》的部分回目有:“第一回君子以文会友”“第二回君子正其衣冠”“第三回君子义以为上”“第四回君子先慎乎德”“第五回句子所贵乎道”“第六回君子欲纳()于言”“第七回君子遵道而行”“第八回君子敬而无失”……二书均是反复劝善,赵福缘文化水平不高,不免言辞粗糙。《莲英宝卷》据轰动上海滩的阎瑞生案改编,用宝卷的形式重新演绎了洋场恶少阎瑞生谋杀了名妓“花国总理”王莲英的案件。《蒋老五宝卷》据妓女蒋老五殉情事件改编。《莲英宝卷》《蒋老五宝卷》都是改编热点事件,当时这两起事件在媒体上大热,据之改编的时事京剧、评弹、文明戏、无声电影等轮番登场,宝卷也卷入其中,以善恶报应模式来进行独特的演绎和解读。《金不换宝卷》虚构了光绪年间金不换被浪荡子引诱、误入歧途、又浪子回头的故事,劝世意味极浓,文辞贫乏、情节平淡,这种宝卷不可能被宣演,浙绍居士可能是一位心忧教化的善人。

《福缘宝卷》《普通福缘指迷宝卷》《金不换宝卷》都是善书型宝卷,这类善书型宝卷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它们是清末民国时期持续发展的劝善运动的产物。《莲英宝卷》《蒋老五宝卷》则可以说是市民文化入侵宝卷的结果,是大都市娱乐消费与宝卷教化传统相结合的产物。

文益书局石印本宝卷中有三成多是源自经房、善书局的,这类宝卷大多服务于民间信仰,有强烈的劝善意味;文益书局石印本宝卷中有六成来自于从民间搜集的抄本宝卷,这些宝卷绝大多数是娱乐性和艺术性较强的世俗故事宝卷;此外,文益书局的石印本宝卷中还有5种新编宝卷,是宝卷教化传统与都市娱乐消费相结合的产物。

四、文益书局石印宝卷的动因

文益书局的石印本宝卷,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是民间信仰类的,有《香山宝卷》《雪山宝卷》《欢喜宝卷》《洛阳桥宝卷》《延寿宝卷》等,《刘香女宝卷》《黄氏宝卷》《妙英宝卷》《玉英宝卷》《庞公宝卷》《杏花宝卷》这些修行故事宝卷也可以归入此类中;第二类是善书型的劝世文宝卷,数量不多,只有《福缘宝卷》《福缘指迷宝卷》《金不换宝卷》《育王宝卷》数种;第三类是世俗故事类,这一类的数量最多,《回郎宝卷》《珍珠塔宝卷》《碧玉簪宝卷》《龙凤锁宝卷》《刺心宝卷》《黄糠宝卷》《双花记宝卷》《张三娘卖花宝卷》《太平宝卷》《红罗宝卷》《如意宝卷》等等,不一而足,内容有孝亲、公案、婚恋、继母虐儿、宫斗、忠奸等等,这类宝卷的艺术性和娱乐性最强。

从上文分析的文益书局石印本宝卷的来源来看,文益书局石印本宝卷中有三成多是源自经房、善书局的,这类宝卷大多服务于民间信仰,有强烈的劝善意味。也就是说,文益书局石印宝卷首先是继承了经房和善书局刻印宝卷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得以建立是由于信仰的原因,是宝卷长期服务于江浙民间信仰的产物。神灵信仰和修行故事这两种题材是宝卷题材中的常青树,这是从佛教宝卷时期就建立起来的传统,它们传达的是通过敬奉神灵和虔诚修行来达到解脱生死、荣登彼岸的信念。所以这类题材是刊印宝卷的各书局的首选。像《香山宝卷》《洛阳桥宝卷》《延寿宝卷》这类神灵信仰宝卷并不以故事情节取胜,它们都是在正规的仪式场合使用,有明确的信仰目的,《香山宝卷》可用于多种事由,《洛阳桥宝卷》用于还受生,《延寿宝卷》用于男性延寿;而《刘香女宝卷》《黄氏宝卷》《妙英宝卷》《玉英宝卷》等几种女性修行故事宝卷则是民间女性修行的圭臬。神灵信仰和修行故事类宝卷的读者群应当是宝卷的拥趸者。其实在早于石印本的经房本、善书局本时代,就已经出现拥趸宝卷的读者群。近代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农村人口大批迁往城市。吴语区宝卷的进城问题,不仅仅是宣卷艺人的进城,也是农村宝卷信仰者的进城;当然,在城市中也存在在原有的宝卷信仰群体。这两个体群体结合起来组成了江浙城市中的宝卷信仰群体。江浙宝卷与民间信仰的渊源尤深,深深扎根于民间,服务于民间信仰,不管是经房本、善书局本,还是石印本,都是在信仰的基础上追求商业价值。

从经房本、善书局本到文益书局石印本,最大的变化是世俗故事宝卷的增多。而且是改编清代新出世俗故事的那类宝卷尤其多。除了像珍珠塔、赵五娘、包公案这类经典世俗故事,《八宝双鸾钗》《太平宝卷》《如意宝卷》等都改编自新出的世俗故事,这类宝卷人物繁多,结构复杂,多线并进,在艺术技巧上有了很大的提高。那么,石印本世俗故事宝卷是否具备了供案头阅读的小说的性质?清末民国时期,通俗文艺作品在南北书肆中都极度繁荣,石印技术的推广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鼓词、弹词、木鱼书、戏曲剧本乃至不明曲种的各种唱本源源不断地被刊印,又因其价格低廉而风行全国。宝卷何以在其中取得一席之地呢?在江浙的世俗故事宝卷中,有很多是从弹词改编过来的;那么,清末民国时期石印本弹词甚至比宝卷还要繁荣,同样是珍珠塔故事,弹词中有,宝卷中也有,弹词的情节更复杂,叙事更精彩,改编自弹词的宝卷其实是弹词的缩略本,为什么二者能并存?什么读者会选择弹词,什么读者会选择宝卷呢?尽管石印本的世俗故事宝卷在向通俗小说靠拢,但不难发现,不管故事被怎样改编,变得多么复杂,修行和报应永远是反复出现的主旋律,所有的故事都被打上了信仰与道德的烙印。在通俗文艺的世界里,同一个故事可以有不同形式的讲述,形式的改变往往意味深长,形式往往是性质和功能的标志。

印本宝卷有一个因信仰聚合起来的读者群,购买印本宝卷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消费。文益书局石印宝卷的初衷,大约是因为相信这个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读者群是可以带来一定的商业利益的。当然,清末民国时期的宝卷在民众眼中是并非仅是服务于信仰的神圣文本,更何况民间信仰自身就具有极大的随意性。那些被注入修行信仰思想、套上“某某宝卷初展开”“某某宝卷宣完成”的形式模式的世俗故事宝卷,也可以当作通俗文艺文本来对待。世俗故事宝卷也确实在基层社会里充分发挥了娱乐的功能。凡圣的界限是模糊的。《唐化钗宝卷》演述李翠莲舍金钗、刘全进瓜的故事,在香火神书中是神圣的信仰文本,但在宝卷中却降格为世俗故事宝卷。文益书局的《孟姜女宝卷》照搬了上海翼化堂善书局的《孟姜仙女宝卷》,而《孟姜仙女宝卷》是教团人士改编江浙民间流传的孟姜女故事而成的,其中加入了教团思想,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孟姜仙女宝卷》是教派的故事宝卷,而非民间的世俗故事宝卷。但对于非教团的普通读者来说,未必能发现《孟姜仙女宝卷》的传教思想。《何仙姑宝卷》也是教团人士改编的,既有教派的思想,也有浓重的劝善意味。劝善运动的持续发展,又造成了善书型的劝世文宝卷的产生,而作为劝善运动中坚力量的教团人士,他们时常又要在劝世文宝卷中增加传教的内容。由此可见,清末民国的宝卷仍是一种多元的存在,教团的、无宗教归属的民间信仰的、通俗文艺的、善书的,这些基本元素可分可合,造成了宝卷性质和功能的多元性。文益书局的石印本宝卷也没有把宝卷单纯定位到通俗文艺文本上,虽然事实上大部分的世俗故事宝卷可以归类到通俗文艺文本之中,但神灵信仰宝卷、修行故事宝卷,劝世文宝卷和教团改编的故事宝卷,这些也都是无法忽视的客观存在。文益书局石印宝卷,是在尊重宝卷的特殊性的前提下,选择最经典的、最流行的、最有社会影响的宝卷来实现其商业价值。

结语

20世纪30年代,文益书局的石印宝卷事业已经走向衰落。惜阴书局崛起,在大量照搬文益书局宝卷的同时也刊刻了一批新宝卷。惜阴书局刊印的宝卷,排版紧密,通常只有两幅插图,工艺上无法比肩文益书局,但成功地节省了工料,降底了成本,价格更为低廉。不可否认,文益书局是石印宝卷的开创者和龙头老大;且精工足料,工艺上在所有石印宝卷书局中堪称最佳;它出版了近80部宝卷,在选择卷本上颇有眼光,其他书局的石印宝卷基本都在不同程度地“盗版”文益书局。

文益书局石印宝卷,使得案头阅读本大量产生,宝卷刻本的流通功能更为强大。文益书局的石印宝卷发售全国,甚至被北方的说书艺人、宝卷艺人作为说唱底本收藏。在石印本宝卷产生之前,印本宝卷主要是经厂、书坊、善书局刻印的教派宝卷、神灵信仰宝卷和劝世文宝卷,石印本宝卷则带来了大量的世俗故事宝卷,从重视宝卷的信仰、教化功能向娱乐功能上倾斜,客观上会吸引更多的读者。

文益书局石印宝卷是吴语区宝卷城市化、商业化、娱乐化的产物。宝卷的进城、城市宝卷信仰群体的聚集、石印技术的推广,为石印宝卷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石印宝卷也卷入都市商业化、娱乐化的潮流中。文益书局新编《莲英宝卷》《蒋老五宝卷》恐怕不是为了劝世,更有可能是在都市娱乐的旋涡中赶时髦。世俗故事宝卷的案头化,新编的拟宝卷都在向通俗文学方向靠拢,力图汇入近现代的都市通俗文艺之中。但文益书局石印本宝卷的娱乐转型是不成功的,当信仰教化的土壤失去之后,在历史变迁中它淡出历史舞台也是必然的。

1这部宝卷并未写明出版时间,但民国三年(1914)石印的《何仙姑宝卷》的广告页所列22种宝卷中有《琵琶宝卷》,《琵琶宝卷》即《赵氏贤孝宝卷》;且《赵氏贤孝宝卷》的版权页上题有“校正者李节斋”,李节斋校正的宝卷刊行于民国二年(1913)、民国三年(1914)。因此,《赵氏贤孝宝卷》应刊印于1913年或1914年。

2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游龙宝卷》,收录于鹅湖散人《古今宝卷汇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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