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苏鲁皖为中心之探讨

梁家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的政治、社会均出现了极为混乱的局面。在中国拥有相当影响、历史悠久的教门、帮会势力乘势迅猛发展，并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以及日本侵华势力三大股政治、军事力量企图利用与控制的对象。作为中国执政党的国民党为了抗日、反共，同时也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维护自己的统治，对教门、帮会势力采取了利用、控制与取缔的策略。本文选取苏鲁皖的会道门为主要研究对象，拟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有关策略形成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其演变、主要影响诸方面作一探讨，以期得出某些历史启示。

一

         教门、帮会团体是封建落后社会之必然产物，最初成立大都是由于群众忍受不了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压迫，而组织起来的一种朴素的反抗组织。江苏、山东、安徽紧密相连，均为人口大省，封建势力素来极为雄厚。近代以来，这一地区是农民起义的多发之地，并屡次遭到外敌入侵，此后又长期处于封建军阀统治之下，再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社会尤其是民间社会时常处于无序状态下，人们的正常生活时常遭到冲击，命运极为悲惨。这便给教门、帮会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因此，这一地区的教门、帮会种类很多，分布极为普遍。仅以山东为例，就有150余种[1]，此外，山东境内还有一些合法或半合法的宗教团体，如孔教、道教、理教、佛教、回教、耶稣教、天主教等；山东教门、帮会的势力也极为强大：有的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如一贯道；有的在华北地区产生影响，如八卦教、皈一道、九宫道、圣贤道以及以红枪会为中心的各种枪会。应该说，同全国其他省区一样，这一地区的教门、帮会势力主要集中在农村，但有些教门、帮会在城市中也有着巨大影响，如九宫道、中央道、一贯道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大举南侵，华北一些省区迅速沦陷。苏、鲁、皖三省连接华北与华中，为沟通中国南北交通、屏障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之重要省区，加上拥有丰富的人口、物产资源，因此，在日军整个侵华战争计划中，夺取这一地区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1937年10月初，日本侵华军华北方面军在山东德县附近集结，并占领恩县、平原，遂将战火引入山东境内，至1938年5月下旬徐州会战结束时，山东完全沦为日军后方。此后，江苏、安徽相继沦陷。国民党军队的迅速后撤致使许多地区陷入无政府状态，千百万百姓彷徨无主，广大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些教门、帮会等封建迷信团体，依仗其在民间巨大的影响，迅速地活跃起来。随之，众多的杂色武装应运而生。据统计，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民间武装至1938年已达100万之多。[2]巢南（指巢湖以南的无为、巢县、庐江、含山、和县五县边界的广大地区）几乎村村有会堂、家家有会员。每户人家十七八岁以上，甚至十三四岁以上的男性都参加了大刀会[3]。

　　日本侵略者已充分认识到教门、帮会的重要作用，并专设有教门、帮会工作部，有目的、有计划地培植、利用汉奸教门、帮会为其侵华反共服务：一是创造教门、帮会，这些会门实际上是一种汉奸组织，如道德会、协和会、大同会、新生会等；二是进行改造教门、帮会，把旧有的教门、帮会加上伪政治工作（派政工人员）使其质变名不变，如侵占山东的日本特务机关花大力气改造了的安清道义会（青帮）、一贯道、秘密教、提篮子会、硬拳道、黄沙会等；另外，以“万道归一”的口号企图统一教门、帮会，如将红枪会、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一贯道等教门组织成为“山东宗教联合会”；1942年，京师普济佛教会为适应东亚和平的需要，在日军的授意下改名为“未来和平宗教会”，不久在济南组织分会并建立“山东保卫团”，协助日军进攻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三是利用会道门，这不同于改造，而是相互利用。这些教门、帮会更多，如青洪帮、铁板道、皈一道、部分天主教，据统计有二十多种。日本侵略者利用教门、帮会主要做下面工作：

　　（一）、在沦陷区，以教门、帮会形式组织群众，提出“报家防匪”的口号，组织抗日武装深入其占领区活动，如在“治安区模范县”山东峄县，日军强迫当地农民参加红枪会组织，每天晚上都要开讲、练功夫，即使农忙季节也不例外，有时还胁迫他们去峄南抢粮[4]。

　　（二）在边缘区，则以发展教门、帮会作为向抗日根据地封锁或蚕食的先锋队。

　　（三）在国统区或抗日根据地，则利用教门、帮会作特务活动线网之掩护；其次利用国、共政策弱点（如负担重、差务多、站岗放哨多等），组织群众反抗政府，“扫荡”时作内应，或武装暴动，有的则长期埋伏[5]。

　　此外，中国共产党相应采取了争取、改造教门、帮会的对策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中共在抗战初期将争取教门、帮会作为发动民众运动的主要工作[6]，此后，对教门、帮会对策作了具体的规定：（一）在根据地，明令禁止，向人民宣传、解释敌人利用封建组织破坏根据地的阴谋，并指出某些证据。对某些会门头子与日寇勾结有破坏行为的，号召会门群众起来反对。会门头子必须向抗日政府自首、具结，宣誓不再进行会门活动。对广大会门群众，则予以深入教育并吸收加入各群众团体。（二）对日军占领区或边缘区之会门，则派人积极打入，争取与团结会门群众，孤立其中汉奸分子，推动会门打击敌伪下乡抢掠的便衣队、特务分子，拖延、减轻对敌负担，广泛揭露敌人残暴，反对抽壮丁，利用矛盾打击汉奸[7]。1942年1月，中共山东党组织明令取缔教门、帮会组织[8]，1943年3月，中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布法令，禁止教门、帮会活动[9]。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教门、帮会问题已对国民党稳定社会秩序、维护自己的统治、反共与抗日构成了严重的挑战。能否积极、稳妥地解决这类问题并为国民党所用，成为国民党能否“保持我国家之人格”、实现“抗战建国”[10]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二

　　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未铲除中国教门、帮会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因此，进入民国时期后的中国教门、帮会仍然得到继续发展。与明清时期不同的是，民国时期的教门、帮会，无论是明清时期延续下来的，还是民国时期出现的冠以“会”、“社”名目的，并没有动辄遭禁的命运，大多数都能畅行无阻。这主要是由于军阀、官僚、政客、外国势力的参与、扶植乃至操纵、利用所导致。教门、帮会在中国政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益发凸显出来[11]。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对教门、帮会的存在极为重视。为有效地利用并将教门、帮会组织纳入到自己的施控范围，南京国民政府将中国的教门、帮会分别列入宗教团体和慈善团体中，如万国道德会作宗教团体，世界红 会作慈善团体，理教会则作为公益会社。1929年7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制定宗教调查表，1932年6月又制定宗教团体调查表，对全国的教门、帮会予以调查、统计[12]。同时，国民党积极利用教门、帮会袭扰中共创建的根据地。在红色根据地内部，也有红枪会、扇子会等武装进行颠覆政权[13]。闽赣地区的大刀会曾配合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并不时地袭击红军，扰乱社会秩序。九一八事变后，各地新的帮会团体纷纷成立。这些组织多为国民党政府所控制，在动员帮会成员组织抗日救亡活动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4]。抗战初期，国民党鉴于中国政治、社会局势的极度混乱以及会道门势力的强大，积极地扶植甚至创建教门、帮会，企图利用教门、帮会的力量来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达到抗日、反共的目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全中国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教门、帮会原有的观念、体制，迫使他们纷纷投入到抗日行列中，而国民党的有关决策又极大地促成了他们抗日行动的实现。上海八一三事变后，蒋介石委派大员同帮会头子杜月笙、向海潜、王晓籁、钱新之等协商将上海的帮会力量组成别动队，“配合国军作战，在上海近郊牵制阻击日军，并协同保安部队，严防和肃清敌谍、汉奸的骚扰活动。”[15]在蒋介石的授意下，1937年9月，杜月笙牵头成立了专门组织和领导上海一带青洪帮力量的帮会组织——“苏浙皖行动委员会”，并在该委员会下成立了一个别动军，共两万人，全是青洪帮分子。日军登陆时，别动队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16]。1938年1月，戴笠在皖南祁门宣布，将苏浙皖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皖南部队改编为“忠义救国军”教导一团（也称“第一支队”）。此后，忠义救国军在帮会势力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发展，至1939年春已发展到拥有14个支队、4个直属大队、2个教导总队，号称50000人[17]。上海沦陷后，国民党在杜月笙的建议下成立“上海统一委员会”，协调上海“孤岛”上江苏省党部、中统、军统特务机关等组织的活动。上海统一委员运用上海的帮会势力，采用恐吓、劝说等方法逼使上海金融工商界人士、技术工人、知识青年等向大后方转移，即使为离开上海的，也尽量劝告他们不得与日伪合作。1940年3月，南京汪伪政权成立后曾盗用上海各同业公会的名义通电拥护，上海委员会为了抗日反汪，以正视听，即联系各同业公会登报否认[18]。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后，在沪西、浦东、崇明、启东、江阴一带的“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义勇军”、在常熟一带的“民众抗日同盟军”都是帮会的力量或利用了帮会的力量而组织起来的抗日组织。

　　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相继沦陷后，一些不愿与日寇为伍的教门、帮会随国民政府内迁至大后方，但抗战的民族激情仍未泯灭。青洪帮首领张树声“慨国难之严重，痛民族之颠危，知帮会往昔复国御侮之精神如能加以调整足以为抗建大业之助”，先后编写了《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续录》等，启发帮会的抗战意识，号召青洪帮徒众奋起抗日[19]。镇江青洪帮头目向春亭在川期间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驮运管理所高等顾问，负责自四川叙府至云南昆明的抗战物资运输。他利用教门、帮会中的各种关系确保了从叙府到昆明长达五百余华里的驮运路线畅通，“此后驮运所就能安安稳稳地做买卖和运输紧缺的货物，业务是相当顺手和有丰厚利润的。[20]”

　　苏鲁战区的国民党部队也积极利用教门、帮会力量从事抗日。鲁西南的红枪会、安徽凤台一带的以王鹏举、尚四猴子为首的红枪会、巢南大刀会郑旭初部等等都在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之下。1937年，张空五利用所有的无极道，宣扬佛法神力，倡联乡自卫的组织势力除鲁西各县外，远及冀南之清丰、南乐、濮阳、东明、长垣，豫北之内黄、商邱、虞县，皖北之蒙城、苏北之丰、沛一带，纵横不下30余县，至1940年，从众达200万人以上。1938年，张空五采取拥护国民党中央之意，将无极道改称“中央道”，规定道友以三与五为旗帜（三代表三民主义，五代表五权宪法）。1941年，张空五部同日军在曹县的冉ｇù＠①集激战，因此日伪不敢在各村镇肆意骚扰；同时，张空五的无极道还掩护国民党政府人员来往于苏、皖、鲁西一带，即所谓的“快道路线”。[21]

　　国民党还积极发展教门、帮会势力、编制教门、帮会体系以达到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目的。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眼见青洪帮势力强大，便于1938年下半年出面将有帮会关系的国民党员组成精忠社并在全省各县设立分会，由当地原来的青洪帮头目担任分社长。贵州各处的青洪帮由此转而公开活动，大开山堂，广招徒众，国民党势力迅速壮大[22]。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在“袍哥抗日”的口号下，派人四处组织哥老会，致使国民党的公教人员和知识分子把注意力转向袍哥帮会。同年成都行辕还专门制定了《领导与运用汉流办法》：“（一）拣忠实党员加入公口，运用其行动，激起其精神，使为本党工作。（二）吸收其首领与有力分子，提高其知识，匡正其思想，使能接受本党之领导。”[23]1939年11月，被任命为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的李品仙在赴任时，带了湖南洪帮首领欧阳长松为随从。在欧阳长松的介绍下，李品仙在路经黄安时会见了当地洪帮头目王贵和并任命他为豫皖鄂边区党政分会上校专员。在李品仙的支持下，王贵和创立了“大别山祖堂”，将洪帮势力引进大别山区。[24]此外，山西的阎锡山创建了青帮组织——“安青进步委员会”、洪帮组织——“进步总社”；西康的刘文辉指使刘文彩在大邑安仁镇成立了袍哥组织——“公益协进社”。

　　在沦陷区、游击区，国民党派出政工人员在宣传、鼓动各界人士联合抗日的同时，一方面协助国民党建立保甲制度，宣传“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力图巩固国民党统治，一方面发动青年，普遍发展三青团，组建武装，扩大队伍，并积极利用、掌握教门、帮会和群众团体以达到预定目的。

　　另外，蒋介石还曾利用上海沦陷后居住香港的杜月笙同日本秘密交涉，并且成功策反汪精卫派要人——高宗武、陶希圣。1941年，杜月笙受蒋介石委托，在香港劝说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梁漱溟等民主人士赴渝，充当了蒋介石软化民主人士的说客。

　　反共是国民党利用、控制教门、帮会的又一重要目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推动、争取下，中国建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包括全国各民族在内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胆放手地深入敌后，广泛地发动人民，创建了大片的抗日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恐慌。为遏制、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力量，除直接参与、制造军事摩擦、政治攻击等反共活动外，国民党还积极利用教门、帮会势力破坏中共领导的抗日活动。国民党是刻意利用和操纵教门、帮会的，常利用它们来组织团结群众，破坏中共刨建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各地方组织在暗中策划反共阴谋时也注意利用和操纵教门、帮会，甚至组织暴动，从而达到反共的政治目的。国民党山东党部在制订的反共计划实施办法中便明确提出了利用、操纵迷信团体的策略：（一）利用民众迷信心理，拉拢全省各地道门、帮会、基督教民之领袖分子，假借不伦不类之名义，先使入伙，使在不知觉中为吾人效死；（二）收买全省各地道门、帮会基督教民之顽固激烈分子，加以训导，使在不知觉中服从本党指导为吾人效死；（三）分别各项民众迷信团体之性质，选派本党中熟悉该团体内幕之干练同志，假借该团体所需要崇拜之人物，如道门中之师傅、宫长、坛长、法师、道长…，诡称由为该团体素昔认为之圣地到来渡世救人，如对道门则称由昆仑、峨眉、珞珈、灵鹫等地，以坚定其精神上崇拜尊敬信念……，民众头脑简单，如此一行，则莫不为信仰之团体效命致死，而实际则为本党效命致死；（四）假借迷信方式，……，复将本党训民众之方法秘密融化运用，使其自己虽入钩而不自知；（五）利用以上方式，假借各该团体崇拜人物训示命令为号召，发起对中共之大规模暴动屠杀行为；（六）在进行过程中，应随时运用其固有组织与反抗心理，使其不断流血，俾其与中共结成百世不解之仇[25]”。在类似的策略方针指导下，国民党不断操纵、利用教门、帮会势力与共产党对抗。

         巢南大刀会郑旭初部在国民党的唆使下散布谣言、**、蒙骗不明真相的大刀会员，掀起暴动。1938年6月，针对共产党实行的“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有力出力”的原则，国民党山东省民政厅厅长兼鲁西行辕主任李树椿提出了“鲁西行辕三不要：一不要枪，二不要人，三不要钱粮。”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便由此利用长清的黄纱会、阳谷的忠孝团等会道门发动暴乱，破坏了鲁西北的抗日根据地；1939年12月，鲁西南曹县发生红枪会暴动，直接威胁了共产党在改地的统治地位[26]。国民党山东第九区专员蔡晋康组织会道门分子成立“暗杀团”并将同义社改称“抗八小组”，大肆搜捕杀害抗日干部和群众，骚扰破坏抗日根据地”[27]。1938年8月2日，国民党苏鲁战区第十一纵队参谋长杜广乾、三支队队长杜孝先挑拨红枪会袭击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四支队，开枪打死前去谈判的参谋长杨涤生，用红缨枪刺杀15名干部战士[28]。1940年秋，国民党朱世勤、时锡九部勾结山东金南杆子会（无机道），制造谣言、欺骗群众，提出“反对八路军，带打县政府”的口号，并以联防自卫为名乘共产党动员群众破路、征粮之际，以反破路、反征粮等借口纠集群众近3万人，手持红缨枪、大刀片，猖狂地破坏抗日运动。8月初，金南杆子会5000多人乘湖西军区部队在单东南李田楼一带休整，突然包围金乡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大冯庄，同时，单东黄杨庄、陈蛮庄一带的杆子会也乘机暴动，朱世勤部也大举向共产党的根据地进犯[29]。1945年，国民党山车保安三师张景月部组成暗杀组织一神兵队，成员都是逃亡的地主、富农分子及流窜在外的流氓、教门、帮会分子等。他们装神弄鬼，战前“上法”，吹嘘刀枪不入，到处袭击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权，暗杀进步的干部、群众，派款绑票，骚扰四方[30]。

三

         抗战初期由于国民党中央及各地方军政部门的倡导和纵容，中国各地尤其是国统区的教门、帮会得到迅速膨胀。当然，国民党的利用、控制会道门的策略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自己的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加强了对民间力量的控制，但是国民党不可能完全地利用、控制所有的教门、帮会。伴随着势力在各地恶性膨胀，教门、帮会固有的落后性、破坏性日益突出地暴露出来并严重危及国民党的经济秩序、社会秩序，某种程度上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

         教门、帮会扰乱国统区的经济秩序，影响了国民党的财政收入。时任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全省保安司令兼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吴鼎昌在所著《花溪闲笔续编》中较为具体地陈述了帮会的表现：1.逼迫或诱惑商民入会，收取‘压贴钱’，少者百元，多至千元以上，并有所谓‘带粮上山’，按月向粮台纳粮之事。2.商店如不在帮，或未得帮会关照者，辄有帮徒滋事，扰害其营业。3.凡帮会中人宴客，多由帮徒‘拉网’，不付价款……[31]。鄂西袍哥头目刘惠钦就曾规定，当地的田赋亩捐要由他这个本地人征收，1939-1940年间设法使驻军不再过问境内种鸦片、设税卡以及其自卫队向地方摊派勒索等[32]。教门、帮会还严重扰乱国统区的社会秩序。教门、帮会大多参与开设鸦片馆、贩运鸦片、私运金银及其它违禁物品甚至买卖枪械。在教门、帮会的势力范围内，商人要向帮会头目纳税、艺人演出前要向帮会拜客，甚至军政官员也对帮会头目言听计从，俨然是教门、帮会首领的独立王国。五圣山礼德堂头目明德控制着陇海线，铁路局的副局长、段长和副段长大都是他的把兄弟，不论何方派来的局长遇事都要请教他，否则就寸步难行。

         一些教门、帮会还直接危及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世界红 字会镇江分会员张沈运松以会长名义攻击蒋介石，“对于人类大敌蒋介石设若再不加以驱逐惩诛，则我教行负救济全人类之大使命，将何以保存……”[33]。一些会道门武装还直接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1937年冬，山东五莲夏家庄的铁板会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34]1942年贵州同善社在黔东发动暴乱；1943年，闽东又发生反蒋叛乱；1944年，福建罗源同善社提出“既要打倒国民党，也要反对共产党”，自己要“打天下当皇帝”的政治目标……。[35]

         教门、帮会日益暴露出来的破坏性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改变已有的有关教门、帮会对策。1938年8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按蒋介石的指示对教门、帮会问题进行研究，此后，向蒋介石提出书面建议：“1.党政军机关公职人员不宜参加帮会，如已参加者，限期退出。2.帮会不宜采取硬性取缔，以防滋生乱萌。”1940年，国民党动员委员会制定摧毁迷信神权办法五条，严禁公职人员参加邪教并将提倡者加以严重处罚[36]。1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帮会问题应付原则三点》，对中统所提出的建议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修改：“（一）帮会力量广及各地，深入各阶层，本党对之固应注意，惟以其中品类不齐，且系社会重大病态，为严守本党革命立场计，务须处置郑重，不宜与之发生直接关系，助长其声势反致多所流弊，影响本党声誉。（二）自后本党对帮会问题，可推定少数熟谙其中情形之同志负责，随时以个人资格与之周旋，并配合特务机构督导其活动，以免荡检逾闲之虑。（三）各地帮会组织其以呈准备案者，暂时不予置理，设法使之不作公开活动，并由社会部负责严加督导，其未备之者律妥为劝阻，如发生困难问题，可即由少数负责同志妥为调处。”1942年春，蒋介石亲自核定了《严禁党员、团员及公职人员参加帮会办法》：严禁党员、团员、政府官吏及国营企事业机关员司、军警和教职员学生参加帮会组织，同时，对帮会分子的行为作了具体规定。

　　可以看出，国民党在这一时期对教门、帮会制定的对策主要着眼于，禁止公职人员加入帮会，并试图规范教门、帮会行为，因势利导，将之纳入施控范围。不过，国民党这种针对教门、帮会的对策实际收效甚微。为维护长远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国民党针对教门、帮会的态度渐趋强硬。1942年10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宣布：“帮会或帮会分子与否一律依法办理，决不稍事姑息，……多方督导，审慎取缔，本党同志则严禁开门受徒，以免招摇生事。”在此前后，国民党在一些省区如贵州、四川已采取取缔教门、帮会的对策。1942年，吴鼎昌下令取缔精忠社，并以“妨碍抗战，被民先队利用，谋为不轨”的名义逮捕了本地和外地的青洪帮首领20余人。蒋介石在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期间下令，对各地哥老会“亟应重申禁令以遏乱萌”，要求有关部门坚决执行[37]。

　　当然，国民党取缔教门、帮会主要限于国统区，在游击区、沦陷区以及共产党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依然采取利用、控制的策略。

四

　　抗战时期国民党针对教门、帮会的策略并未达到抗日、反共、巩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的目的，是极不成功的：

　　首先，教门、帮会的破坏性、落后性直接损害了抗日救亡大业。在战争期间，教门、帮会利用国民党有关部门的袒护、纵容，欺行霸市、榨压平民、抢劫财物，甚至谋财害命、毁尸灭迹，犯下了滔天罪恶如，青洪帮头目马祥生以抗日旗号专门抢劫海运帆船[38]；贩运鸦片、走私枪支，有的会道门甚至凭意气而投降日军，如1939年5月青洪帮头目、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何行健因与他人相互倾轧失宠于戴笠在苏南地区率部5万多人投降日伪[39]，严重扰乱了抗战正常的社会、政治、军事秩序；抵制各爱国团体的民主进步要求，逮捕、暗杀爱国进步人士，刺探共产党情报、制造摩擦，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削弱了抗战力量。对此，国民党有关人士曾痛切地指出：“八一三之后，我政府联络流氓，欲以抗日，结果失败。实为流氓见利动心，人格扫地，不可信用之铁证，……上海流氓，恶习甚深，今日我军在上海得胜，彼等假爱国之名，讹诈人民，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作威作福，无所不为。明日我军放弃上海，彼等即做汉奸工作。”[40]应该说，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国统区统治黑暗、民怨沸腾与此都有一定的关联。

　　其次，国民党利用教门、帮会积极反共的目的也未达到。抗战期间，共产党成功地收编、改造了皖中、皖南等地的大刀会，华北、华中各省大多数的哥老会、红枪会等教门、帮会组织，如被人称为“新八路”的八路军一一五师陇海大队就是以帮会成员为主建立起来的[41]。共产党的力量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日益壮大：至抗战结束时，共产党创造了遍于华北、华中、华南十九省地区的解放区，解放人口9550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全军总数计91万正规军，民兵220多万人[42]。这一巨大成绩雄辩有力地证明了国民党利用教门、帮会反共目的的失败。

　　最后，教门、帮会的所作所为激化了国统区的各种矛盾，严重地破坏了国民党在民众中的执政党形象，动摇了国民党统治的基础。教门、帮会的行为冲击了国统区的经济、社会秩序，增加了包括地主、商人、资本家在内的广大民众的不满。同时，教门、帮会还拉拢、收买公职人员从事违法乱纪行为，阻挠政令之推行，甚至同国民党政府分庭抗礼，严重腐化了国民党政治，冲击了国民党正常的政治秩序。教门、帮会带有浓厚的封建性，组织分散、山堂林立、教派繁多、门户森严，同国民党各派的结合使得本已矛盾重重、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分化更严重、斗争更加激烈。

　　另外，国民党也未能成功地取缔教门、帮会。国民党正式下达取缔教门、帮会的方案后，国民党的有关部门在实际工作中仍与会道门打的火热，有的地方组织甚至要求国民党中央厘定有关办法，暂缓转令实施取缔方案[43]，国统区的教门、帮会势力依旧非常强大。

　　抗战时期国民党针对教门、帮会的有关策略之所以失败，首先是因为该策略的内容、执行均逆历史潮流而动。抗日战争本身是一场保卫家乡、挽救民族危亡的自卫战争，任何一个稍有国家民族观念的中国人都不愿做汉奸。教门、帮会也深受影响。他们在“抗日高于一切”、“保卫家乡”、“保卫祖宗坟墓”的口号下，纷纷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民族抗战中，创造了许多奇迹。国民党也曾力图改造教门、帮会，如1939年夏，国民党社会部颁发各地帮会运动小组组织及工作办法，规定：“凡有帮会活动地方应即依照组织帮会运动小组，以建立本党领导力量，”[44]但由于错误地提出并执行：“宁匪化，毋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以不打”的方针，极大地挫伤了教门、帮会成员的抗日爱国热情，从而也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反感。相反，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坚持民族抗战，反对投降，深得广大民众拥护、爱戴。抗战期间，国统区发生的多起教门、帮会暴乱、愈来愈多的教门、帮会接受共产党的收编、改造或者同共产党合作，都说明了这个道理。

　　国民党统治区域经济、政治的混乱无序，决定了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教门、帮会问题。抗战期间，中国民众惨遭战争的巨大打击，生活极端困苦。国民党非但未能发展生产、改善民众生活，反而横征暴敛，加剧了民众的负担，最终迫使他们重新组织教门、帮会或以原有的教门、帮会的形式起来进行反抗。1939年春，山东五莲地区铁板会同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1941年4月，湖北竹山同善社以“官逼民反，替天行道”为口号发动暴乱，都属于这一类。从政治角度看，教门、帮会同国民党各派政治势力的日益结合，使得教门、帮会实际拥有了政治上的保护伞，一定程度上成为国民党政治力量的延伸。这非但使得教门、帮会势力盘根错节、无法根除，也导致国民党的政令不畅，政治更加黑暗。

　　抗战期间国民党针对救门、帮会策略的失败之影响是重大的、深远的。它未能有效地利用教门、帮会势力，也未能遏制住教门、帮会势力在这一时期的迅速膨胀，从而扰乱了国民党的经济、政治、社会秩序，激化了国民党内部及其统治区内的各种矛盾，削弱了国民党的统治力量。更为严重的是，教门、帮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势力更加猖獗，从而导致国民党的政治更加腐败、治安秩序更加混乱，成为国民党在国、共两党殊死搏斗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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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土加固
资料来源：阜阳师范学院学报 社科版 2002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