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教三十年一小反，五十年一大反”。 

“山东人好大胆，反反当会赶”。[1] 

上面两句话，由两位农民说出，是陈白尘先生于1950年代在山东堂邑等县调查宋景诗起义事迹时记录的。从中可看出两点，一方面，白莲教一类教门的叛乱性质非常明确，另一方面，不同的教派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叛乱表现，山东等地的白莲教支系八卦教、天理教、清水教及河南湖北等地的混元教、收元教等教派特别容易“作乱”。清代秘密教门发动叛乱之多，规模之大，远胜以往。其中王伦清水教、川楚白莲教、林清天理教、四川灯花教等教门发动的叛乱均为著名者。促使秘密教门走上叛乱之路的因素是什么呢？这就要和秘密教门的教义核心——“劫变观”与“无生老母，真空家乡”八字真言及其对民众现世苦难、民众信教心理的影响联系起来看问题了。  

佛教“劫变”思想对教门教义的影响 

简单地说，“劫”就是灾难，“劫变”观念在秘密教门教义中非常重要，它来源于佛教中“劫”的思想，在形成过程中又吸收了摩尼教等宗教教义。“劫”或“劫波”是梵文kalpa的音译。佛教对“劫”的说法不一，一般将劫分为大劫、中劫、小劫。一大劫包括成、住、坏、空四个时期，即“四劫”，每一“劫”中包括二十中劫，中劫之下又包括无数小劫。[2]这些观念在中国佛教教义中广为引申。如《隋书·经藉志》云：“天地之外，四维上下，更有天地，亦无终极，然皆有成有败。一成一败，谓之一劫”。《佛祖统记》则把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称为三劫。所以，劫在佛经中是一个时空观念，意即宇宙所经历的时空和成败往返的过程。[3]在佛教世俗化过程中，劫又泛指天灾人祸，如劫数、浩劫等：“大则水、火、风而为灾，小则刀兵、饥谨、疫厉以为害”。[4] 千千万万生活在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民，自卫能力脆弱，经常遭到天灾人祸的侵袭，所以，劫-灾难的思想在民间信仰中生根、在秘密教门中发芽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世界上既有“劫”，便有“救劫”者出现，佛教中的救劫者便是弥勒（maitreya），据魏晋时译成的《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记载，弥勒先佛入灭，上生兜率天院内，经四千岁（等于人间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当下生人间，于龙华树下成佛，广传佛法，拯救众生。弥勒信仰对下层民众产生吸引力的地方主要有两点，一是西方极乐世界兜率天，一是弥勒佛降生于龙华树下，三行法会，救度芸芸众生。大约在南北朝时出现的《龙华誓愿文》、《弥勒三会记》、《龙华会记》等经文将这种思想讲述得更加明白。“弥勒救世”思想一出现，即成为农民叛乱的思想武器。明清之际，秘密教门的“弥勒救世”演变成为“三佛应劫救世”，并在清代教门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信仰体系。据嘉庆二十一年清茶门教王秉衡、王兴建等人供称： 

 “世界上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佛轮管天盘，过去是燃灯佛，管上元子丑寅卯四个时辰，度道人、道姑，是三叶金莲，为苍天。现在者是释迦佛，管中元辰巳午未四个时辰，度僧人、尼僧，是五叶金莲，为青天。未来者是弥勒佛，管下元申酉戌亥四个时辰，度在家贫男贫女，是九叶金莲，为黄天。……此时吃的现在佛的饭，修的未来佛的道，将来弥勒佛仍要转生到他家（滦州石佛口王家）。凡皈依他吃斋的，可避刀兵水火之劫，免堕轮回，不入四生六道”。[5] 

这便是刺激清代教门叛乱的“三佛应劫救世”思想（又称“三阳”劫变，即青阳、红阳、白阳）。美国学者韩书瑞（Susan Naquin）曾这样描述教门教义与叛乱的关系：“清代华北的许多‘叛乱’是白莲教煽动起来的。乍一看，各次‘叛乱’似乎是互相独立的。但在这些起义之间隐隐地有着种种不很明显但有是力的联系。白莲教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组织体系，是这些联系的基础：盼望千年盛世的虔诚的思想以口头和文字的形式流传下来，而教派的会堂和师徒关系网在不同时期向不同地点发展”。[6] 

 

摩尼教“二宗三际”说的影响 

在佛教弥勒信仰演变为教门“劫变”思想过程中，还受到了其他宗教思想的影响，这里着重谈谈摩尼教的二宗三际说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摩尼教即末尼教，又叫“明教”、“明尊教”，公元三世纪由摩尼（Mani）在琐罗亚斯德教基础上，吸收基督教、佛教等思想而创立，唐时传入中国，并曾两度被允准公开传播。唐武宗灭佛，累及摩尼教，摩尼教转而成为秘密宗教和农民起义的组织工具。五代母乙首先利用摩尼教发动起义，北宋方腊起义及南宋浙赣等地的农民起义，其份子多为摩尼教徒，为此，宋朝政府竭力防范，诬为“吃菜事魔”。元明以后，摩尼教逐渐溶入其他民间教派之中。 

摩尼教的根本教义称为“二宗三际”说。“二宗”即光明与黑暗；“三际”即初际、中际、后际，也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该教认为，初际时存在着光明与黑暗两个王国。中际时，黑暗侵入光明王国，大明神（又叫大明尊）为摆脱世界的黑暗，率领使者与黑暗王国的主宰——凶神及其下属展开斗争。斗争中，大明神通过其使者善母创造出人类始祖“原人”，但原人被凶神打败，投入地狱。为了拯救原人，大明神派出先知摩尼，在摩尼感召下，后际到来，光明终于战胜了黑暗。[7]摩尼教对明清秘密教门教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光明与黑暗的对立，光明终将战胜黑暗，实际上是号召广大身处黑暗包围之中的下层民众起来反抗。 

三际说与佛教中的弥勒佛“龙华三会”说结合，产生了秘密教门的“三阳”劫变思想。 

宋元时期的“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之谶、明清时期的“十八子”之谶以及无生老母的信仰，从中无疑可找到大明神与善母的影子。 

    明末，秘密教门的“劫变”思想正式形成，对有清一代的秘密教门及其发动的叛乱影响至深且巨。《龙华经》云：“天上龙华日月星，地下龙华水火风，人身龙华精气神，三才配合天地人”。又云：“初会龙华是燃灯，二会龙华释迦尊，三会龙华弥勒祖，龙华三会愿相逢”。[8]燃灯、释迦、弥勒是什么模样、什么心性呢？据称：“燃灯佛子，兽面人心；释迦佛子，人面兽心；弥勒佛子，佛面佛心”。[9]三佛掌管世界的时间、名称各不相同，据称：“红阳法者，现在释迦掌教，，过去青阳，现在红阳，未来才有白阳。因此添出燃灯掌青阳教，弥勒掌白阳教之说”。在未来“白阳”世界中生活，如同天上神仙一样：“一十八劫已满，改换形体。十八个月为做一年，十八时辰为昼夜，正合九甲，四十五日为做一月，昼夜一百四十四刻，总计八百一十日为一年。天地无圆无缺，人无老少无生死亦无女相，才是长生大道。寿活八万一千，又立乾坤世界”。[10] 

秘密教门改换历律、将释迦佛比为“人面兽心”，显然是将斗争矛头直指现世的统治阶级。对弥勒佛开创的“白阳”世界的描绘，表现了下层民众对光明、长生、极乐净土的向往。 

三、“无生老母，真空家乡” 

“三佛应劫”思想产生于明清之际，它对清代教门的影响主要在于为教门中人描绘了一幅从现实通向梦幻彼岸的蓝图，弥勒佛是应劫而出的救世主，但在清代，他还必须接受最高神即无生老母的指派。 

从罗教教义中提炼出来、被清代秘密教门广泛接受的无生老母形象，对芸芸众生来说，亲切慈祥，她不仅是创世主，还是救世主。据教内传说，无生老母于康熙年间在清苑县国公营转世，出家后生一子，被丈夫休弃，子又被雷殛，遂于国公营大觉寺内习教传徒。看得出，这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母亲形象。她之所以要转世救度众生，是因为世界上所有人原本都是无生老母的儿女。无生老母住在太皇天都斗宫，即“真空家乡”。还在世界一片混沌之际，无生老母创造出天地日月、两仪四象、五行八卦以及山川河海、草木虫鱼、春夏秋冬，最后她又创造出“人根老祖”伏羲和女娲。《龙华经》是这样描述的：“元始以来，无天地、无日月、无人物”，“古佛出现安天地，无生老母立先天”，“无生母，产阴阳，先天有孕；产先天，怀圣胎，变化无穷；生一阴，生一阳，婴儿姹女；起乳名，叫伏羲，女娲真身”，“李伏羲，张女娲，人根老祖；有金公，和黄婆，匹配婚姻”，“混元了，又生出，九十六亿；皇胎儿、皇胎女，无数福星。”这些皇胎儿女在老母膝下，在真空家乡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由于“乾坤冷静，世界空虚，无有人烟住世，”无生老母遂将众儿女发往下界[11]。 

    可是，儿女们一到凡间，就被滚滚红尘迷住了本性，酒色财气、生老病死、天灾人祸象魔鬼的影子一样缠住了他们： 

  “昔日我佛在灵山，慧眼遥观，娑婆世界，大地男女，自从灵山会失散，旷大劫来，迷失正终，不想回家，只贪酒色财气，恩爱儿女，争名夺利，惹下无边叶障。只贪人间虚景，不顾未来性命。百年命尽，又转四生六道，受百般苦恼，无个出身之终，不能超凡入圣。”[12] 

各种劫难由此而生，或者赤地千里、或者洪水滔滔、或者瘟疫遍地，以至草木枯萎，五谷不收，禽兽横行。刀兵劫时，人们互相残杀，血流成河，尸骨遍野。这一幅幅惨景，在《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未劫众生品第十八、地水火风品第二十二以及其它教门经卷中都有大量“形象逼真”的描绘。无生老母怎能忍心自己的儿女遭受这等劫难呢？遂大发慈悲，派遣诸佛下世，拯救众生回归真空家乡。如《五仙传道》中说： 

“一个弥陀念的清，老母灵山泪渶渶。 

  眼看红尘大劫动，差下诸佛几十名。 

  诸佛下凡来传道，普度原人回家中。 

  先点一字元关路，后传无字九节工。”[13] 

《销释收圆行觉宝卷》中说： 

“无生母，在家乡，想起婴儿泪汪汪。 

  传书寄信还家罢，休在苦海只顾贪。 

  归净土，赶灵山，母子相逢坐金莲。…… 

  无生老母当阳坐，驾定一支大法船， 

  但渡失乡儿和女，赴命归根早还源”。[14] 

救度的途径是：“无生老母令太上老君在无影山前排造大法船一只、大金船三千六百只、中金船一万二千只、小法船八万四千只、小孤舟十万八千只，又令五千数百佛祖佛母真人，及九十六亿皇胎儿女、八万四千金童玉女、十万八千护法善神齐领船只，救度众生”。[15]另一说法是，无生老母在三期未劫时，降下云城一座，方圆八百里，凡入教领有合同者，均可进入云城。否则只能死于刀兵水火之灾，堕入十八层地狱。 

在明清教门中，由于教门名目繁多，所奉救世主、教祖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如明末《龙华经》指点当时著名的教门及其教首有：“红阳教，飘高祖；净空教，净空僧；无为教，四维祖；西大乘，吕菩萨；黄天教，普净祖；龙天教，米菩萨；南无教，孙祖师；南阳教，南阳母；悟明教，悟明祖；金山教，悲相祖；顿悟教，顿道祖；金禅教，金禅祖；还源教，还源祖；大乘教，石佛祖；圆顿教，菩萨祖；收源教，收源祖，”。[16] 除了这些真佛正神以外，还有成百上千、名色不一的杂神，以至土地公、土地婆、猪八戒、土行孙、哼哈二将等等，都是“保命护身”的救星。无论这些佛祖、教祖、众神如何法力无边，他们最后都逐渐归依到身兼创世主和救世主二职的慈母——“无生老母”的名号之下，在末劫总收元时，由无生老母派弥勒佛等菩萨降临人间，救度众生，回归老母所在的极乐世界——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真空家乡”被教门中人称为“八字”真言，在我们看来，它既是清代教门思想信仰的高度概括，也是清代教门叛乱的一面旗帜。 

四、清代教门的“反清复明”思想 

清代教门教义与前代相比，有两点重大改进，一是无生老母信仰的正式形成，一是注入鲜明的反清复明思想。 

“反清复明”思想，在清代秘密社会史的研究中，主要集中于秘密会党方面。确实，由于洪门与“反清复明”思想的关系比较明显，有关资料比较集中，以及洪门与辛亥革命有着密切关系，人们的眼光似乎仅仅关注洪门中的“反清复明”思想。相反，教门中的有关资料比较零散，教门叛乱充满了浓厚的迷信色彩，对其中的“反清复明”思想，人们往往忽略。实际上，清代教门的“反清复明”内涵十分丰富。下面试加论述。 

清代教门“反清复明”思想的形成及其特点。 清代秘密教门的思想信仰，扎根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土壤，反映了广大小农生产者的愿望。秘密教门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从清初以来就一直未曾间断过。他们的斗争，尽管主要以“劫变”观为指导思想，但“反清复明”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清代教门“反清复明”思想的根源，显然受到传统的儒家思想中的“严华夷之辨”——也就是强调所谓“华夏正统”——的影响，但教主进行了改造，掺入了弥勒信仰、劫变观念等思想，并主张由本教门教主登基称帝，如清茶门教的“清朝以（已）尽，四正文佛落王门”即是。此为教门原初信仰的流亚，但不足视为民族主义之萌蘖。 

清代教门中的“反清复明”思想，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继承了历史上“借前代反当代”为号召的做法，二是借用民间文化因素尤其是谶语作为宣传工具。 

    明代及其以前的教门当然不会有“反清复明”思想，但“借前代反当代”历来就是现世叛乱者利用的手段。早在两汉之际的王莽新朝时，绿林军立刘玄为帝，赤眉军立刘盆子为帝，借汉刘后裔名目以反王莽。 

元朝系蒙古族入主中原，元代农民起义多打宋朝旗号，即“重开大宋之天”，最著名者系韩山童、韩林儿。韩山童被擒后，“其子林儿逃亡，与刘福通聚众十万。声势浩大，尊林儿为幼帝，称小明王，据亳州，国号宋”[17]。 

    明代的农民起义，多借用复汉、复宋名义，如明中叶石龙起兵称汉王、赵景隆“自称中原宋王”。万历二十八年，赵古元于徐砀丰沛之地谋反：“造《指南经》邪书，并且自以宋朝后代，生有异姿，久蓄不轨之念，将发大难之端”。[18] 

即便是李自成，也利用了此种思想。他在攻克太原后，自称其祖是建文帝的孽子。 

到了清代，又是“异族”统治中国，“借前代反当代”——“反清复明”思想在各个地区都普遍存在着[19]。秘密教门由于其教义中“劫变”思想的影响，它们总是对现世的统治阶级充满了仇恨。清朝由满族人建立，秘密教门又借用民族感情来号召民众，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应该说，在秘密教门中，“复明”是工具，“反清”是目的——“复明”之外，还有复汉、复唐、复宋等名目[20]。此外，“反清”还往往与“劫变”、“无生老母，真空家乡”信仰混合在一起。 

（二）教义更新——清代教门“反清复明 ”思想表现之一。清代教门多有在经卷、教义中注入“反清复明”、改天换地思想的情况。据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上谕称： 

    滦州石佛口王姓，其先世王森自前明以来倡立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流传至今二百余年，已阅十辈，屡经破案，其子孙仍怙恶不悛，改称教名，为清水教……实为各项邪教首恶，所有起出《三教应劫总观通书》……书内逆词不一而足，如‘清朝以尽’、‘四正文佛落在王门’、‘胡人尽、何人登基’、‘日月复来属大明’、‘牛八元来是土星’等语，阅之真堪发指。……须照大逆办理。[21] 

《三教应劫总观通书》遭到禁毁，现已无存，我们只能从上述史料中窥见一斑。除了该书外，有关思想在其它教门经卷中亦多有反映。如乾隆三十七年山东邹县八卦教案内，官府在案犯孔兴己家中搜出《五女传道书》一本、“无名邪书”一本及寻常道教书本等物，经查，“无名邪书”内有“走肖木易卯金刀来争战”、“贼星八牛火焚幽燕”，以及“朝廷离幽燕，建康城里排筵宴”等句，“皆悖逆之极”。山东按察使国泰在奏章中认为，“走肖木易卯金刀来争战”及“八牛焚幽燕”，必系赵、杨、刘、朱四姓有谋逆之人。但他不能肯定，又认为“亦似将前宋隋汉明等姓杂凑成文，希图蛊惑众听”[22]。实际上，刘、杨、赵、朱确指汉、隋、宋、明诸朝，目的不仅是“蛊惑众听”，且意图竖为叛乱旗帜。另一方面，“卯金刀”之刘字，不单指汉朝刘姓，而且暗指创立八卦教的刘佐臣家族。 

我们要注意的是，与会党相比，教门教义中的反清复明思想更浓厚地表现了教主及其家族的称帝野心（如清茶门教之王姓、八卦教之刘姓）——虽然会党的“反清复明”一般也是打着“复明”的旗号，干着破坏社会秩序、发动叛乱的勾当。 

（三）教名与行动——清代教门“反清复明”思想表现之二。很多资料表明，清代有些教门直接以“牛八”作为教门名称，不少教门在起义中明确打出“大明”旗号。 

在清代有档案记载的100余种教门中，有好几个教的教名都与“反清复明”内容有关，如“牛八教”、“太阳经教”、“明天教”等[23]。“牛八”直取“朱明”之意，“太阳经教”奉怀念故明的《太阳经》为经文。“明天教”不知是否与“复明”有关，但它系由八卦教改名而来，“反清”之举昭然。下面对“牛八教”作些介绍。 

“牛八教”系闻香教、清茶门教的分支，主要在嘉道年间流行于河南、湖北一带。嘉庆二十四年，河南邓州破获牛八教，教首王柯供称：“自曾叔祖王四潮（王怀玉）、叔祖王法僧就习白莲教，起的又名牛八教，均已破案问罪。……至白莲教又名牛八教，原系伪托明朝后裔哄人，多称朱姓、刘姓”[24]。该教教义均系清茶门教内容，改称牛八教，一方面是“伪托明朝后裔哄人”，另一方面是在等待时机起事。果然，道光年间，河南、湖北的牛八教便纷纷开始采取行动。 

此外，清代教门在起事、起义中打“大明”、“牛八”、“兴汉灭胡”的旗号，也是很普遍的。如嘉庆十八年林清、李文成起义，在攻入紫禁城的队伍中，就有“大明天顺”、“奉天开道”、“顺天保民”等旗号[25]。咸丰年间宋景诗起义时，出现过“兴汉灭胡”、“扫清立明”的口号。类似的例子很多，目的很明确——煽动民族感情，号召民众加入反抗队伍，与清王朝决裂。 

（四）诡托“明裔”扩张势力——清代教门“反清复明”思想表现之三。清代教门活动中，诡托明朝后裔，将“牛八”信仰与弥勒信仰结合起来，吸引徒众，扩张势力，制造谶语，树起“叛乱”旗帜，是一条比较常见的从传教到造反的路子。 

清初，“朱三太子”是明遗民反抗清朝入主中原的一面旗子。后来，在秘密会党中，诡托“朱三太子”、 “朱洪竹”、“朱红桃”引导会众造反的例子极多，在秘密教门中，借“朱三太子”、“朱九龙”的名号造反的事例也很普遍。实际上，教门、会党之外，普通的农民反抗也有这种情况。这种作法到底谁是始作俑者，目前还无法搞清楚。我要指出的是，以明朝后裔作叛乱借口的事例，在嘉庆朝以前，教门要比会党普遍一些[26]，如上述《三教应劫总观通书》，如雍正、乾隆之际的云南张保太大乘教案中的“李开花要当皇帝”之谶都是[27]。这里，对乾隆末年的一起伪托朱明后裔起事的大案略作分析。 

河南鹿邑县人刘松，于乾隆四十年樊明德混元教案内被牵连，被发配至甘肃隆德县。刘松之徒刘之协于乾隆五十三年至配所探望刘松，商复旧教。刘之协恐不能动众，复与刘松商量，“欲觅一人捏名牛八，凑成朱字，伪称明朝嫡派，将来必然大贵。又指刘松之子刘四儿为弥勒佛转世，保辅牛八。入其教者，可免一切水火刀兵灾厄，并推刘松为老教主，希图哄诱众人，敛得银钱送刘松处收存，凑成总数，再为分用”[28]。以后数年间，刘之协收徒宋之清，宋又收齐林、伍公美等，教徒队伍发展迅速。嗣宋之清因传徒日多，不肯将敛得银钱与刘松、刘之协分用，遂自立一教，另拜河南人李三瞎子为师，称为真弥勒转世，并以李子卯金刀（小名卯儿）“将来必定大贵”，将刘之协教内之人尽行勾去。由此宋刘争教，宋之清说刘四儿不象弥勒佛，李三瞎子才是真弥勒佛，现在黄沙盖面，等时运一到，眼目就开。刘之协不服气，在安徽觅得太和县杨家集人王廷章之子、十一岁的双喜儿作为“牛八”。 

宋刘之争的结果是遭到清廷破案。宋之清、齐林等19人被斩决。“之协远扬不获，下各省大索”[29]。湖北、河南的混元教、三阳教徒众纷纷落网，刘之协、姚之富、王聪儿（齐林之妾）等遂定于辰年（嘉庆元年）辰月辰日辰时大举。宜都张正谟、聂杰人先期举事，襄阳王聪儿、樊人杰等继之。一场连绵八、九年的教门大起义就此掀起。[30] 

简言之，清代秘密教门的“反清复明”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如果加以进一步的研究，对于我们了解整个清代的历史是大有帮助的。陈登原先生曾评论道：“牛八之目，显为假借朱字，而其目标，盖以篝火狐鸣之事，寓复明之意，仁人志士，血泪可见，……读史者徒以文献之无征，未能详当日之时势，名之为匪，名之为盗，而未能指为洪王之先驱，辛亥之驺道也”。[31]进一步而言，清代教门由于其浓烈的巫术、宗教、迷信色彩，人们往往忽略其中的“反清复明”含义，如果不加以辨明，就很难窥其全豹。 

清代秘密教门的“反清复明”思想，表面上看来带有强烈的汉族中心主义和宗教谶纬的神秘色彩，实际上，如同其教义中的“无生老母、真空家乡”一样，属于一种思想武器。对叛乱领袖来说，叛乱的目的，不是要“挂大红袍上天”（凌迟处决），也不是为不着边际的前代帝王后裔“复兴大业”，而是推翻现世的统治者，打出一片自己的江山。 

现世苦难与入教信教——叛乱的阶梯 

    教门信仰如果仅仅停留在对“未来”世界的描绘上，就与一般正统宗教所描绘的“天堂”没有什么两样了。教门教首为了个人目的（一般以敛钱为主，在特定条件下则发动叛乱），积极号召人们“入教避劫”——躲避红阳、白阳之交的大劫难。这一号召与身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民心理正相吻合。农民信教的目的，是为了宗教信仰的满足，为了逃避苦难、进入彼岸世界，为此，他们可以节衣缩食，勒紧裤带，向教主交纳“根基钱”，但在不自觉中，他们很容易就踏上了教首组织的、或是政府激成的叛乱阶梯。 

教首正是利用了农民祈福消灾、保命护身的心理来吸引他们入教信教的。为了达到目的，教首们不惜捏造词句，耸动人心。乾隆十八年直隶南和县混元教案中，教首王文臣劝人入教时说：“将来水淹正定府，地陷郜城县，若入了他的教，可免灾难”。 [32]同一案子中，教首冯进京对人说，他的法力很大，“泰山不推自倒，到了天老地坏的时候，鸡叫一声天下明，狗叫一声天下乱，有活佛出头，不消动的兵马争斗，就做中京了”。[33] 从整个案件来看，两位教首的目的只是在于敛钱。 

乾隆二十二年河南收元教案内，教徒中普遍流传着一首“盖世荒歌”： 

“盖世荒，盖世荒，我佛哭的泪汪汪。五谷又不收，百病从天降。好个时光，好个时光，错过一年落空忙。修一寸落在旱地上。早早找，早早找，看看南方祸起了。北方癸水动，中央土星闹，闹闹炒炒，水火三灾都来到，教男女，快忙逃，死到眼前不知道”。[34] 

    乾隆年间，混元教、收元教在中原大地广泛蔓延，有些教首在拥有一定势力后，往往蠢蠢欲动。嘉庆元年川陕白莲教起义前，混元教等教门中流传着四句咒语：“一日一夜黑风起，吹死人民无数，白骨堆山，血流成海。”[35]这种末日恐慌在鄂豫等省教徒中广泛流传，最终导致了波及五省、绵延九年的川陕白莲教大起义。 

有些教首更是将敛钱与造反结合起来。道光三年，河南虞城县敬添会竖旗起事，事先会首卢照常诡称另一会首廉方成“能知劫数，不久七日七夜天地昏暗，人都闷死，地土粮食无人收管。入会出钱之人，不特可免劫数，事后更可掠地分粮”。[36] 

可以说，清代各主要教门无不从敛钱开始，以谋反告终。 

真空家乡的美景，无生老母的召唤，为生活在痛苦、迷惘中的下层民众带来了希望。在明清之际，各秘密教门将这一套信仰体系逐步完善——一个以无生老母为最高崇拜，以弥勒佛与龙华三会为信仰核心，强调入教避劫，重视内丹修炼方术，按照九宫八卦建立组织，以及通过“十八子”、“卯金刀”、“木易”、“走肖”的领导来实现太平盛世的思想体系开始建立起来。这套思想体系虽然借用了其它宗教的教义，但它主要是按照下层民众的心理、愿望来设计的。最主要的是，这套思想体系鼓动那些一向被封建统治阶级诬为愚夫愚妇、实为下层社会中的精英分子（即教首），去冲破朝廷和儒释道等宗教为人们设置的思想牢笼，敢于称佛做祖，创立教派，并以“十八子”、“大王朱相”等名义号召与组织民众，终于使“弥勒佛当主世界”这一教义思想变成了行动，因而带有浓重的涉世精神与叛逆色彩。[37] 

当叛乱发生时，秘密教门领袖更把勇于反抗、勇于献身的精神与“回归家乡见无生”联系起来，这种情况在清代秘密教门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兹引黄育楩的一段话： 

“邪教谓问成活罪能免地狱，不能上天，问成绞罪即不挂红上天，问成斩罪即挂红上天，问成凌迟即穿大红袍上天。……凡习教者皆视死罪为乐境，则刑罚亦无从禁止矣。不知问成死罪即能上天之语，实为旧日邪经所未有，明系近来邪教所增添。……其存心愈毒，其为害愈深”。[38] 

他在《破邪详辩》中还说：“邪教敢为此言，是近世邪教尤更邪于邪经，既欺人于生前，复欺人于死后，诡诈巳极”。[39]他的话，道出了统治者对“邪教”及其叛乱思想的的恐惧。 

可以想象，有清一代秘密教门的叛乱为什么会屡仆屡起、不绝如缕呢？原因在于广大教徒思想中有一种强烈的信仰。这种信仰隐藏在广大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中，淹没于烧香上供、念佛炼气的功课中，待到特殊的人物、特定的时机出现时，便汇聚成一股汹涌澎湃的叛乱力量。 

 

注释： 

[1] 陈白尘撰述：《宋景诗历史调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9页 

[2] 参见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第484页。 

[3] 参见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91页。 

[4] 道世：《法苑珠林·劫量篇》。 

[5]“录副奏折”，嘉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湖广总督马慧裕等奏折。 

[6] （美）韩书瑞：《“叛乱”与“叛乱”之间的关系——清代的教派家族体系》，载《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7] 对摩尼教的研究，前辈王国维、陈垣、吴晗等均有著述，此处参考了法国沙畹、伯希和撰：《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以及林悟殊：《古代摩尼教》，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8] 《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混沌初分品第一。 

[9] 《普静如来钥匙通天宝卷》。 

[10] 《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 

[11] 《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混沌初分品第一、古佛乾坤品第二。 

[12] “录副奏折”，嘉庆二十年九月初四日两江总督百龄奏折附件。 

[13] 《五仙传道》，清刊本，第14页。该书即《五女传道书》，又名《五圣传道》、《五女传道宝卷》，为八卦教经典。另外，“元关”一句，属教门气功内容。气功是绝大多数教门的一项主要功课，此处从略。 

[14] 黄育楩：《三续破邪详辩》，载《清史资料》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15] 《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排造法船品第二十一。 

[16]  《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天真收圆品第二十三、万法归一品第二十四。 

[17] 凌惕安：《咸同贵州军事史》，贵州慈惠图书馆，1932年，第262-263页。另参见权衡：《庚申外史》。 

[18] 《明神宗实录》卷344、卷345。 

[19] 孙中山、陶成章等人认为此种思想仅仅存在于南方的秘密会党中，参见陶成章：《教会源流考》，载汤志钧编：《陶成章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20] 在秘密会党尤其是天地会中也不止于复明，如嘉庆八年，江西广昌、石城等地天地会起事，“竖立唐天子旗号”，见“录副奏折”，嘉庆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江西巡抚秦承恩奏折。 

[21] 容安辑：《那文毅公奏议》卷42。另见“上谕档”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上谕。“日月”即“明”，“牛八”或“八牛”即“朱”，这类拆字隐语在面相术、文人游戏中常常使用，在秘密社会中也应用得很多。 

[22] “朱批奏折”，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九日山东按察使国泰奏折。 

[23] 参见刘子扬：《清代秘密宗教档案史料概述》，载《历史档案》1986年第3期。 

[24] “朱批奏折”，嘉庆二十四年正月十六日河南巡抚陈若霖奏折。 

[25] 参见昭梿：《啸亭杂录·癸酉之变》。 

[26] 天地会 的“反清复明”思想，在嘉庆朝以前并不十分明显，拿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三年的林爽文起义来说，仅见的一例是在一份“盟书誓词”中有“明主传宗”之句。参见清史资料丛刊：《天地会》（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 161-62页。美国学者王大为持同样的观点，见David Ownby, Brotherhoods and Secret Sosieties in Early and Mid-Qing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1996,Chapter 2 and 3.   

[27] 关于云南张保太大乘教案情况，参见《清实录有关云南史料汇编》第4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15-635页。 

[28]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初六日陕甘总督勒保奏折。 

[29]《清史稿》卷31，“勒保传”。 

[30] 关于此案缘由及起义各阶段情况，参见《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1-5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以及《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史料》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19-831页。 

[31]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3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35页。 

[32]“录副奏折”，乾隆十八年七月初九日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折。 

[33] “刘氏供词”，见“录副奏折”，乾隆十八年八月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折附件。 

[34] “盖世荒歌”，见“录副奏折”，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河南巡抚胡宝腺奏折附件。 

[35] “录副奏折”，嘉庆元年三月二十六日湖北巡抚惠龄奏折。 

[36]“录副奏折”，道光三年二月十五日河南巡抚程祖洛奏折。 

[37] 参见濮文起：《弓长论》，载《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冬之卷（总第22期）。 

[38] 黄育楩：《续刻破邪详辩》，载《清史资料》第三辑。 

[39] 黄育楩：《破邪详辩》，载《清史资料》第三辑。 

 

资料来源：孔祥涛、刘平主编：《我看中国秘密社会——蔡少卿先生执教五十周年暨七十华诞纪念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0-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