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军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起源于直鲁交界，磅礴于华北大地，曾经震动了当时的中国和世界。这一运动是历史时代的产物，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性质，同时，它又根植于华北地区乡土文化的土壤之中，受到该地区民俗信仰的深刻影响，因而又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本文拟从民俗信仰的角度来考察义和团运动的面貌，以期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作初步探讨。

（一）

义和团运动产生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深，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的时代。义和团的基本斗争口号——“灭洋”，正是当时民族矛盾极端尖锐化的反映。但是，由于义和团的基本成份是来自下层社会的乡里民众，他们不可能具备科学的理论知识，其用以观察民族危机的认识工具，仍然主要是民俗信仰中的“天运”观念。所谓“天运”，是表达天与人、天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神秘性信仰。它是乡里民众在长期的经验积累和文化传承过程中形成的，有着质朴、模糊而又复杂的内容。它既把天看作是有序运行的自然体，又认为天是有意识的神灵体；认为天象和人事互相关联、互相感应，而天运又是变动不居的。中国老百姓之所以敬天、畏天，祈祷天运变动能够符合自己的利益和愿望，在社会矛盾尖锐的年代，甚至衍化出变化乾坤的要求，就是源于他们这种对天的信仰观念。而以乡里民众为基本成份的义和团运动，其反帝斗争意识又势必要渗进民众对天的信仰观念，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义和团“灭洋”斗争的精神武器。

义和团根据天人感应的观念，在许多揭帖中愤怒控诉了洋人洋教上干天怒，下激民怨的罪行，他们说：“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义和团史料》上册，第18页。)”世道将大乱，此天意注定，不能挽回。混乱扰攘均由洋鬼子招来，……其罪擢发难数”。(《义和团史料》下册，第541页。)洋人洋教“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荣孟源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506、507页。)以致“天地怒、神仙惨，雷电收，霖雨敛。红灯照，义和团，力无穷，法无边。烧铁道、拔线杆，枪无药，炮无弹。洋人灭，尸相连”。(《义和团史料》上册，第10页。)义和团在这里借助传统的“天运”观，表达了民族斗争的新内容。他们宣称激起天怒人怨的洋人洋教“气运已尽，天意该绝”，(《庚子记事》第12页。)而自己的使命则是“替天行道，出力于国家而安社稷，佑民于农夫而护村坊”，(荣孟源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506、507页。)“保护中原，驱逐洋寇”。(荣孟源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506、507页。)

不难看出，义和团对于民族危难的感受以及由此所建立的“灭洋”意识，是包含在神秘的“天运”宣传之中的。这种宣传与民俗信仰中的“天运”观念，在思维内容和方式上是相通的。义和团凭借这种宣传，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灭洋”斗争的正义性、必然性和权威性。在民俗信仰中，天是最高层次的信仰对象。现在义和团宣布外国侵略者的罪行已经”怒恼天庭”，(荣孟源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506、507页。)他们必定要遭到天谴，所以，中国百姓理所当然地应该遵从“天意”，对侵略者群起而攻之，将其“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义和团》丛刊第1册，第12。)然而，义和团有关“天意灭洋”的宣传，毕竟是文化闭塞的产物。他们只能用天地神佛遭到洋人挑衅而赫然震怒的宣传，去激起民众的反侵略情绪，却不可能科学地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也不可能把利用先进技术的侵略者同先进技术本身区别开来。因此，他们提不出科学的反帝斗争口号，他们的“灭洋”斗争也只能采取笼统排外的落后形式。

（二）

在民俗信仰中，对神灵的崇拜是一个基本的内容。1935年所修《莱阳县志》对当地的神灵崇拜曾有如下一段描述：“迷信者专事祈禳，或祷天地，谓之天地口愿，或祈寺庙，作俑焚化，谓之替身，或媚于灶。或佞于佛，或祈灵于狐狸，或延请巫觋。痘有神，谓之痘哥哥、花姐姐，疹有神，谓之疹痘娘娘。腿疾则许杖于铁拐李仙，足疾则许鞋于翘脚娘娘，腹疼则许五脏于宝藏爷爷，筋疼则许麻经于筋骨老爷，目昏则许眼镜于眼光菩萨，耳聋则许耳包于耳光菩萨，小儿咳嗽则许面饼于吼狗老爷，甚或好事妄传，而污潦之水，岩石之罅，枯朽之本，败墙之隙，亦莫不有神”。(山曼等著：《山东民俗》第345—346页。)这段文字虽然写的是莱阳民俗，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华北民间神灵崇拜的特色。而义和团所信奉的众多神灵与华北民间诸神的性格和功能则是一致的。其共同特征主要有三个：

1、包容性。多神主义是民间神灵崇拜的一个显著特点，其所信仰的神灵，不仅儒释道三教合一，而且几乎天地万物，莫不有神。在这一点上，义和团的神灵崇拜与民俗信仰可谓如出一辙。团民们尊奉的神灵，从古圣先贤、神仙佛祖，到小说，戏曲中的英雄人物，以至野史、传说中的豪侠之士，其数量之多，在中国农民战争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充分表现了在神灵崇拜上兼容并包的特征。

2、求索性。中华民族是积极务实，面向现世的民族。中国民间崇拜神灵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追求来世的欢乐，而是为了索取现世的功利。与此相同，义和团的神灵崇拜，也是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他们之所以唤起这些已死的人物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人物作为神来崇拜，是希望把这些神的力量引渡到自己的身上，使自己更有力量来击败他们的穷凶极恶的敌人”，他们不是“引导人们等待死后的天国，而是引导人们从敌人手里夺回已经失去的现实世界，鼓舞人们以最大的勇敢与殉道精神为自己的命运而战”。(翦伯赞：《义和团运动》、《历史教学》1958年第5期。)

　　3、具体实用性。民间对神灵信仰的浓淡，主要是根据自身具体需求的程度，而不是根据神的地位的高低，其信仰的众多神灵是为了满足各种不同的具体需要。义和团的神灵崇拜也明显地表现出这种特征。为了同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外国侵略者进行斗争，义和团民们希望自己具备超人的勇敢、智慧乃至神通。因此，他们既崇拜英勇善战的赵云、马超、也尊奉多谋善断的诸葛亮、刘伯温，还信仰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二郎神。尤其是智勇双全、忠义如一的关羽，更成为义和团普遍崇拜的对象。崇信关羽本是民间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如“山东各地的关帝庙象土地庙一样多，大自宫殿式的庙宇，小至墙壁上挖的佛龛，几乎城市的每条街，乡下的每个村，都有一座”。(山曼等著：《山东民俗》第357页。)关羽不仅曾经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勇冠三军，而且他还曾赚城斩车胄，放水淹七军，富于谋略。关羽的这些品格，都是义和团在斗争中所需要的。关羽的信义，也是义和团普遍对其崇拜的一个重要因素。义和团讲究“道德为本”，(荣孟源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506、507页。)其中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在内部成员之间注重信义，患难相扶。生死与共。关羽一生忠义的品德，恰恰能够在这方面作人们的表率，因而便成为义和团增强内部凝聚力的道德标准和精神纽带。

应当指出，民间神灵崇拜是与巫术密切相关的。而义和团的神灵崇拜，也以所谓降神附体作为表现形式。义和团的降神仪式和咒语都很简单，人人可学，一学即会。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许多平素与拳会、教门并无联系的民众，也纷纷设立坛场，加入到义和团的行列，其降神仪式与一些义和团的老坛相比也毫不逊色。义和团运动中出现的这种降神附体时尚，与华北地区的巫术一般缺少严格的仪式和规范有关，如“山东民间的巫婆、神汉之类，一般很少有直接的传承关系，他们常常是一些对巫术见闻多的人，骤然之间宣布有神灵附体。”(山曼等著：《山东民俗》第373页。)义和团的降神附体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条件下风靡一时的。

如同义和团的神灵崇拜是出于现实对敌斗争的需要一样，义和团的降神附体，也是为了在战斗中用神力来抵御枪炮。义和团临战前，一般要进行降神活动：“如欲赴某村讹抢，则分送传单，先期征召。迨齐集后，逐一吞符诵咒，焚香降神，杂逻跳舞。为首者指挥部署，附会神语，以诳其众，临阵对敌，……群向东南叩头，喃喃作法，起而赴斗，自谓无前(《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93页。)对于手持低劣武器，仓促走上反侵略战场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抵御枪炮的需要是十分现实而紧迫的。在得不到先进思想指导的情况下，广大民众希图借助神力来满足这种需要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义和团的降神附体，对于扩大其社会影响，动员群众起来参加“灭洋”斗争，也起了重要作用。据时人记载：“北直保定、遵化州、锦州一带，喧传有神师降世，专收幼孩为徒，教以咒语，……教以练拳练刀，功候满足，即能刀枪不入，刀箭不伤。未几，即日盛一日，强年壮丁，举信从之，乡野村庄，无不有坛，始大张义和拳旗号”。(《义和团》丛刊第1册，第305。)事实表明，义和团能够在不长的时间内从直鲁交界一隅之地，发展到几乎遍布华北大地，并影响到全国其他地区，其降神附体的宣传作用是相当大的。但是，神灵崇拜与降神附体终究是一种迷信。神灵本身并不存在，反帝战场也不是刀枪不入的信念所能制胜的，降神术虽能动员群众于一时，但却不可能把群众的反侵略斗争提高到自觉的水平。

（三）

在民间习俗中，信仰与禁忌具有密切的联系。禁忌是以对神灵的信仰为基础的。禁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冲撞神灵，并防止邪魔恶神的侵害。在万物有灵的观念支配下，各种禁忌几乎覆盖着乡里民众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乡里民众中产生的义和团，自然也受到了民间禁忌的深刻影响，这在义和团的纪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义和团“入坛者先向神牌稽首，誓无改悔。老师戒之曰，‘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毋犯朝廷法，……行于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顾，遇同道则合十，”。(《义和团》丛刊第2册，第142页。)团民们遵守“避妇人”(《义和团》丛刊第2册，第9页。)的戒条，平素生活“不饮酒，不茹荤”，(《义和团》丛刊第1册，第470。)“吃素，喝白开水”。(《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78页。)就连一些清朝官吏也说义和团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义和团》丛刊第1册，第250。)甚至慈禧太后在逃往西安下令屠杀义和团之后，也不得不在清廷上谕中承认义和团“不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义和团案档史料》下册，第945页。)事实表明，义和团的纪律就其基本方面来说是好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义和团纪律中的多种戒条与民间禁忌具有相同的特征，即义和团持戒的目的，主要在于防止冲撞神圣。他们认为，违反了戒条，就不能神仙附体，刀枪不入，将会遭到报应，导致临阵伤亡。

由于义和团的纪律在本质上与民间禁忌相通相合，因而它带有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这种禁欲主义实际上是农民群众质朴生活的抽象化。它使义和团民们把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生活方式对立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与之敌对的意识。另一方面，义和团的纪律并不是对民间禁忌的简单重复，它是从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对民间禁忌作了选择取舍，并加以一定程度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使之成为带有强制性的行为规范，以便起到协调内外关系，维持战斗力的作用。

但是，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形成的民间禁忌，不可避免地带有严重的封建性。这对于义和团的纪律又必然要产生消极的影响。辟如，民间禁忌认为妇女是不干净的，她们的不洁物与神灵的圣物是相克的，此种偏见反映到义和团运动中，就表现为对妇女的鄙视。义和团的“避妇人”，固然具有约束团民使之在妇女面前行为检点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是要约束妇女的行动，怕她们冲破义和团的法术。为此，义和团在天津就曾出令：“凡铺户居民之有妇女者，七日不可入市，七日不可立门外，七日盘膝坐炕上，足不可履地，七日不可梳头洗面，七日不可缠足”。(《义和团》丛刊第2册，第147页。)在义和团运动中，红灯照的地位很高，但这并不表明对妇女的尊重，而是因为义和团“尚畏秽物，红灯照则一无所忌”。(《义和团》丛刊第2册，第163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红灯照系妇女组织，她们本身有“秽”。此外，义和团用防止法术失灵来要求团众维持纪律也是不能持久的。当实战证明法术不能抵御枪炮的时候，这种约束便会失去效力，不贪财、不掳掠、不好色等戒条也就不可能始终如一地得到遵守。可见，受到民间禁忌深刻影响的义和团的纪律，虽然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它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自觉的纪律。

（四）

通过以上不同侧面的考察，我们对民俗信仰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似可得出这样几点概括性的认识：

其一，民俗信仰对义和团运动有着多方面的重大影响，是义和团运动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之一。义和团的斗争意识、斗争方式和纪律，无不带有民俗信仰的深刻烙印，这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义和团的形象。我们把民俗信仰作为义和团运动的文化背景之一，当然决不是要把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归结为所谓的“东西方文化冲突”。但是，我们也不否认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含有文化冲突的内容，只是这种冲突具有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如所周知，义和团运动是以1898年冠县梨园屯起义为起点的，而这次起义的起因则是冠县教案。一位外国学者曾对此写道：“此案就因修建教堂的计划侵犯了当地老百姓的宗教信仰，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所造成的。……义和团起义期间，许多地方聚众闹事似乎都不外此基本模式”。(（美）包德威：《山东的基督教、白莲教与义和团三者关系的一个新解释》，《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第534页。)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义和团之所以反洋教，正是因为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侵犯了”中国民众的“信仰”中国民众被迫起来反抗，而在这场反抗斗争中，民众的信仰又成为重要的精神武器。

其二，义和团之所以广泛吸收民俗信仰的观念作为精神武器，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曾经从西方引进了基督教的外在形式，归纳并发展了中国农民战争的传统要求，掀起了一场空前的农民战争风暴。然而时过三十多年，同样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却从民俗信仰中吸取种种观念，给自己披上了一件原始落后的神秘主义外衣。出现这种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时代条件的变化。太平天国时期，农民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义和团运动时期，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则已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尤其是外国宗教侵略势力的日益深入，使中国人民大众对其深恶痛绝，已根本不可能再像太平天国那样从基督教中去寻求斗争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已发生变化，资产阶级已登上政治舞台，农民领袖担当先进思想界主男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任何一个义和团的首领。都不可能再像当年的洪秀全那样提出一种发动群众的新理论。然而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并没有担负起领导农民的责任。义和团运动的发动者们只有到民间世代相传的神灵世界中去寻找武器，而民俗信仰中天运变动的观念，降神附体的风习和禁欲主义的信条等，都适合农民群众朴素的反侵略要求，从而使两者自然地结合起来，在陈旧的神秘主义外衣下迸发出一场新时代的反帝爱国斗争。

其三，神秘主义是民俗信仰的重要特征，它对义条团运动有着双重的作用，对此应作历史的分析和评价。应当承认，在当时的历史的条件下，如果不借助神秘主义，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是难以想象的。神秘主义对民众反侵略力量的凝聚和壮大确曾起过明显的催化作用。但是，神秘主义的落后性，又使义和团运动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导致运动最终必然要遭到失败，成为“中国民族革命之悲壮的序幕”。(陈独秀：《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向导》第81期。)因此，我们对于民俗信仰带给义和团的神秘主义，不应作无原则的赞颂，更不应因此而去指责农民的愚昧落后，而是要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从中汲取必要的鉴戒。

                                          资料来源：《民俗研究》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