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少卿 李良玉

（一）

重视社会史研究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1949年以前学者们就程度不同地有过相当不错的理念和著作。吕思勉、顾颉刚等人曾在自己的研究中涉及社会史的内容。1948年，吴晗、费孝通等人组织过一个关于中国社会结构问题的讨论班，历时半年，中心内容是在中国传统结构中皇权与绅权怎样合作和冲突，它们的性质如何，又如何演变，旨在运用功能学派的方法，通过分析权力结构来认识传统社会。据冯尔康等《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注：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1911年至1949年，国内学者共出中国社会史书籍114种，1949至1956年共出版58种。 不过，这些著作绝大多数属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的范围。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发展起来的。五六十年代学术界在从政治史角度研究太平天国史、辛亥革命史的过程中，不少学者对秘密社会史发生兴趣，在民间秘密结社尤其是天地会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十分卓越的成就。天地会研究开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先河，成为新中国社会史研究起步最早的领域。1950年至1976年期间发表的专著有：《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版。）（谢兴尧）、《苏松太会党起义》（注：《云庐丛刊》之八，1959年油印本。）（吕舜祥）、《上海小刀会起义》（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方诗铭）等等。60年代初，大陆学者就会党问题展开了学术争鸣。争论主要集中在会党的成分、会党的性质两个方面，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很好的见解，例如荣孟源、魏建猷、邵循正对天地会成分和性质的分析，陈守实对明末遗老创立天地会的传统观点的批判，都有相当的意义。

天地会起源问题上影响最大的观点是“康熙甲寅说”（1674年）和“乾隆二十六年说”（1761年）。

“康熙甲寅说”的首倡者是罗尔纲。1932年，广西贵县修志局在搜集当地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批天地会秘密文件，罗尔纲将这批文件抄录下来，后来，他先后发表《〈水浒传〉与天地会》、《明亡后汉族的自觉和秘密结社》两文，提出天地会是在康熙十三年由汉族反清志士创立的。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大陆学者和台湾学者的支持，并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论证。

1964年，蔡少卿在《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一文中认为，天地会起源于福建漳州地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由漳浦和尚万提喜创立。蔡的根据是清朝档案和汪志伊上奏的《敬陈治化漳泉风俗疏》。1979年至1986年间，秦宝琦连续发表文章支持“乾隆二十六年说”，他的主要依据是新发现的档案资料。1983年以后，郝治清连续发表了《天地会起源“乾隆说”质疑》、《论天地会的起源》、《天地会盟书誓词辨证》、《略论天地会的创立宗旨》等文，多方面地论证了“康熙甲寅说”，他的主要依据是“西鲁传说”和“严烟供词”。

在天地会的性质问题上，影响最大的是“反清复明说”与“团结互助说”。对反清复明说作出学术解释大约要从罗尔纲开始。三四十年代，罗尔纲、萧一山、周贻白分别写了《〈水浒传〉与天地会》、《天地会起源考》、《洪门起源考》等文，都认为天地会是明朝遗民或郑成功创立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团体。罗尔纲的“反清复明说”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因此，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

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进行过关于天地会性质问题的讨论。有人拥护天地会创于康熙十三年的说法，认为反清复明是它的政治纲领。也有人把它的出现和福建商品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从而指出天地会较多地反映了城市平民阶层的要求。这个看法对于证明会党在辛亥革命过程中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利用，也许更加便当一些，但似乎过分看重了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似乎过分提高了天地会的规格，从而遭到不少人的反对。魏建猷指出天地会的参加者大多为破产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即农民中的游民阶层，不能把这类人的江湖“义气”和近代民主主义挂起钩来。邵循正指出天地会的阶级成分仍然以破产农民、手工业者、运输工人和流氓无产者为主。因此，把它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联系起来是不妥当的。他还指出，不应把天地会看作一贯地具有明确革命目标的组织，破产劳动者有要求互助的一面，又有反抗压迫的一面，而前者是它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陈守实从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的关系方面论述了秘密结社的性质，指出，如果民族矛盾产生秘密结社，必须民族矛盾占有全部社会生活的关键部分才有可能，换句话说，就是民族矛盾迫使群众无法生活下去，才会起而组织这种团体。一些不甘屈服的明朝知识分子可能会有强烈的民族情绪，但广大分散的农民不一定有这种情绪。

1977年以来，中国会党史研究取得了空前的成果。1984年10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一届中国会党史讨论会，讨论了会党的起源、性质、地位、作用等问题，会后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关于会党研究的专题论文集。（注：《会党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会后还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民间学术团体——中国会党史研究会。1988年10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二届中国会党史讨论会，讨论了会党的阶级结构、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民国时期的帮会以及会党与其他民间结社的关系。70年代末以来，一批富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开始出现，发表了一批较有影响的学术成果。

70年代末再次掀起了关于会党性质问题的争论。1979年胡珠生在《天地会起源初探》一文中认为，天地会早期原是反满派地主进行反清复明斗争的工具；天地会拥戴明后裔而以郑成功为创始人；天地会起源于清初郑成功经营福建、台湾，再转入广东、四川，因而郑成功创立天地会说不应轻易否定。秦宝琦对此提出了异议，他在1982年发表的《郑成功创立天地会说质疑》一文中指出：天地会系明朝遗老为“反清复明”而创立的论点，并无确凿的史料根据，在现存史料中，未见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的记载；这个口号在嘉庆初年才在天地会逐渐出现。1984年的讨论会有两种意见：天地会是一种互助团体；天地会是“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互助只是手段，政治斗争才是目标。在天地会的阶级属性方面有四种意见：是下层劳动者的互助团体；是游民的秘密结社；其阶级成分因历史条件变化而变化；没有统一的阶级属性。

（二）

80年代后期，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进一步发展起来。1986年10月，由南开大学、天津人民出版社、《历史研究》编辑部等单位共同发起，在天津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这次会议大致上可以看作学术界有计划地恢复社会史研究活动的开始。会议的规模不大，讨论内容集中在社会史的研究对象问题上。1988年10月，由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历史研究》编辑部等11家单位联合发起、在南京召开的第二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是一次产生了较大学术影响并对社会史研究起到有力推动作用的会议。此后，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不间断地举行每两年一届的全国性研讨活动。1993年6月， 南京大学还举办过一届专题性的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国际研讨会。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大学等院所先后组织了一批社会史研究课题，或建立了研究室，不少高校开设了社会史课程。1986年至199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率先推出社会史丛书4种。1989年起浙江人民出版社与南京大学合作，前后历时7年，组织出版了中国社会史丛书全套20种。据粗略统计，仅1986年至1994年间出版的中国社会史图书就有120多种，同期发表论文700多篇，其中中国近代社会史240篇。进入90年代以后，社会史研究呈现更加强劲的势头， 每年均有数百篇论文发表。1992年，乔志强等著《中国近代社会史》出版。1995年前后，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中国社会民俗史丛书共10 种。 1998年，江苏人民出版社亦与南京大学合作，出版中国秘密社会丛书，两年内已出8种。似乎可以说，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走向繁荣的阶段已经开始了。以下介绍的是各主要专题的研究进展情况。

一、秘密社会史。1987年，蔡少卿的《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出版。作者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会党史研究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完整地揭示了18世纪60年代至本世纪中叶近200 年会党演变的过程，在哥老会、斋教等问题上，也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看法。作者对会党和中国民主革命关系问题的探索，为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革命开辟了新领域。次年，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出版，该书对天地会起源问题作了有力的论证，并对嘉道年间天地会的各支派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叙述。1993年，周育民、邵雍的《中国帮会史》出版。作者揭示了近代帮会与秘密宗教、民间武术、游民的关系，它们在历次社会反抗运动和民族危难中的表现以及国共两党对它们的政策。中国秘密社会通常分为会党与教门两大门类（也有的分为会、帮、教三类），90年代起对教门的研究趋向繁荣。1990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影印再版了李世瑜的《现代华北秘密宗教》。次年李的助手濮文起所著《中国民间秘密宗教》出版。该书对元明清以来白莲教、明代8种教门支派、清代19 种教门支派以及白莲教的经卷、教义、社会成分与组织形式等问题作了大致的叙述。1992年，马西沙、韩秉方的《中国民间宗教史》出版，该书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中国民间宗教的历史。1999年，徐小跃的《罗教、佛教、禅学》出版，对罗教经卷《五部六册》作了开创性专题剖析，对罗教与佛教在教义方面的联系分析比较独到。此外，苏智良的《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提出了从租界社会华洋杂处多轨异质的特点方面认识黑社会的成因，较有启发性。黄建远的《清、红、黑》一书，对近代青红帮与西方黑手党进行对比研究，也很有新意。刘才赋的《通天教主》叙述了杜月笙的一生。

二、婚姻家庭与社会风俗。任寅虎认为婚姻与家庭是一个统一体，是一个生产、消费和生活单位，其基础取决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严昌洪的《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大致叙述了近代风俗的演变。不少学者对戊戌维新运动对近代风俗的进步作用持肯定态度。王奇生分析了民国时期的离婚现象，指出了它对民国社会风气、婚姻状况和妇女运动的影响。邵雍研究了民国时期女性土匪首领的婚姻问题，认为她们私生活放纵，人格低下，精神扭曲，但与男性的关系仍不平等，是一种病态的婚姻形式。朱小田认为近代江南妇女职业的变动与家庭棉纺业的没落有关，这个过程从19世纪70年代上海近郊开始。苏智良多年从事日军侵华期间慰安妇问题调查，确认上海杨家宅娱乐所是日军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慰安所，中国慰安妇达20万人以上。

三、人口与人口流动。姜涛的《中国近代人口史》从人口数量、人口分布迁移、人口结构三方面入手勾勒了近代中国的人口状况。行龙分析了近代人口中儿童所占的比例，揭示了近代依然盛行的溺婴现象。王笛认为四川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出现于晚清。陈克对天津人口的分析大致与此相同。池子华的《近代中国流民》分析了流民问题的产生原因及其双重效应：抛弃土地无序流动的负面效应和推进城市化近代化的正面效应。李良玉提出了近代人口城市化的分析模式，即从流动性质上看有知识性流动、雇佣性流动和寄生性流动，而从流动起因上看则有交际型流动、灾变型流动、非农型流动和出口型流动四种类型。

四、知识分子与社会思潮。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产生于何时，这是知识分子研究的前提问题。姜义华、李喜所、李良玉等人认为萌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催生于洋务运动，甲午至本世纪初大致形成独立群体。他们指出，代表早期近代知识分子意识的主要标志是资本主义民主意识的形成和传统纲常意识的淡化。当然，近代知识分子的民主意识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从总体上看，它具有缺乏理论思维的必要准备，传统经学意识经常回潮和政治实践中的异化三个特点。这是近代知识分子数量不足、受市场经济哺育不够等原因造成的。李长莉认为， 19 世纪60年代后，知识分子开始向科举制度外寻求出路，这导致了他们的趋利之风的养成，对于促进近代思想解放有利。桑兵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是清末知识分子社团史的较好著作。李良玉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书，结合近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构成和群体意识的分析，研究近代社会思潮与社会历史走向的关系，富有新意。高瑞泉等所著《中国近代社会思潮》透过中西文化冲突并在精英文化的层次上阐述了近代思潮。吴雁南等长期从事思潮研究，前有《清末社会思潮》，近有四卷本《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作品。

 五、商人与商人社团。马敏的《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等，是研究商人问题的代表作。它们已经涉及到这样两个问题，第一，近代商人及其社团与近代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第二，原有中国宗族组织在近代商人促进商品流通、构建市场网络方面的作用问题。由这两点出发，中国市民社会问题和近代化形式问题将有可能出现极富特色的研究成果。

六、近代绅士和其他社会问题。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兼与日本士族比较》是研究绅士问题的专著。前者界定了这一社会集团，并描述了它的历史命运，后者把绅士阶层与日本士族进行比较，指出了绅士集团与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互动关系及其再社会化的过程。蔡少卿等著《民国时期的土匪》与蒋跃明、朱庆葆的《中国禁毒历程》，则是近代匪患问题和毒品问题方面的著作。

（三）

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人们对有关理论方法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形成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成果。

一、关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 这是学术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 1986年和1988年讨论会上，都有过详细的讨论。《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杂志刊发过多篇文章。归纳起来，大致有六种意见。

第一，认为社会史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亦即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组织、社会结构、人口社会、社会生活方式、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揭示其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认为社会史应当是一种全面的历史。因为真正能够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史学研究应当注意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与一定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因而，由此延伸出来的以经济活动为基础的种种人际关系都应成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

第三，认为社会史的专门研究领域是社会，亦即不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生活。此种观点认为，社会史的内容应当包括三个层次，即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近似的观点认为社会史的研究领域包括社会环境、社会构成、社会关系、社会意识、社会问题、社会变迁等方面。

第四，认为社会史应以社会为中心，从社会结构、社会功能的运行机制方面入手，广义的目标是再现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狭义的目标是研究社会结构变迁时期普通人的经历，其中，必须对社会的日常生活给予较多的关注。

第五，认为社会史不是一个特定的史学领域，而是一种新的视角，新的路径，亦即一种“自下而上”地看历史的史学范式。

第六，认为社会史应当关注社会的宏观文化背景并对其作出价值取舍，以便真实地发掘、认识和再现历史上的人类社会生活。有人甚至提出，社会史研究应当以“人”为轴心，注意自觉地造就人，准确地把握人，真实地再现人，合理地批评人，强烈地感染人。还有人指出，社会史以“人”为核心，不是指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作为某个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整体意义的人。所谓注意人，就是注意不同历史背景下处于不同地位，从事不同职业，保持不同传统和风格，坚持不同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追求不同理想的人的日常行为、相互联系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

二、关于社会史的学科地位。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问题相联系，人们自然而然地要思考它与历史学的关系。这个问题大致上有六种看法。第一，社会史是社会的历史，反映过去时代的全貌，因此，它应该是通史。第二，社会史旨在再现人类社会过去的经历，它揭示人类社会的结构、功能及其运行机制，描述社会变迁时期普通人的经历。第三，它是历史学的一门专史，与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人口学等学科有交叉的内容，因此具有边缘学科的性质。第四，它是历史学的一门专史，与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相并列，构成历史学的3+1格局。第五，它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在历史中有它的专门研究内容，因此，它是历史学的专史，但目标是面向整体史。第六，社会史根本不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孔史学。

三、关于社会史的科学方法。这个问题的讨论尚不很充分，人们已经发表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社会史反映了当代史学变革的时代需要，也为历史学的创新提供了现实机遇，因此，它必然要实现学术方法上的革命，这是一次从外延到内涵，从观念到方法的全面的、创造性的转变。

第二，社会史拥有历史学的根本特性，因此，历史学的某些基本的学术方法永远不会过时，比如重视史料。要大力挖掘、系统整理中国社会史资料，将散见于地方史志，文集笔记，轶文野史，戏剧小说，诗词歌赋，民族俚语，家谱族谱，墓志碑文以及社会考察、民俗调查中的资料收集整理出来。

第三，田野调查在社会史方法中应当大力提倡。在某些社会史课题中，尤其是在小社区研究中，通过实地调查可以增加对社区内部的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社会联系的了解，增加对当地宗教、宗族、风俗、基层组织和生活方式的直接感受，收集到极为丰富的民间文献，例如族谱、碑刻、书信、账本、契约、民间唱本、宗教书籍、日记、笔记等等，并且可以听到大量关于族谱、村源、村际关系、区内关系和其他方面的种种故事或传说，从而有助于站在社区传统的本来立场上达到对它的文化理解。

第四，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一样，社会史必须十分注意消化吸收相关学科的学术方法，比如社会学、文化学、民俗学、民族学、心理学、地理学、哲学、宗教学、统计学、甚至数学等等。在途径方面，可以采取各学科的联合、课题整合和理论方法融合等办法，来形成多学科的综合优势。

第五，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社会史研究不可忽视的思想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活力，在于它的理论逻辑和它诞生时期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经济基础的重视，对阶级问题的重视，对社会形态问题的重视，对社会历史问题的整体的辩证的分析方法等等，是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应当自觉遵循并灵活运用的基本方法之一。

第六，应当注意有机地吸收西方学术理论。中国的历史、国情、社情、民情与西方有很大差异。西方学术理论的范畴、概念、体系、方法是根据它们自身的国情、民情、社情、历史总结概括出来的。无论作为一种观察社会认识问题的方法，还是作为一种现代学术范式，它对我们都是有益的。但我们拿来分析本土时应有一些调整，亦即进行西方学术理论与我们的本土情况之间的对称性校正。

第七，学术理论与方法的讨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扎扎实实的深入研究，用有说服力的作品赢得读者，证明社会史的生命力和对当代学术的贡献。

 以上关于社会史理论方法的讨论成果是有意义的。它们代表了学术界的革新意识，体现了作者各自的学术实践和风格，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学术思想空前活跃的状况。我们感到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应当正确理解年鉴学派史学理论。在西方，社会史是由法国年鉴学派开创的一个史学流派。70年代后期以来，年鉴学派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年鉴学派的历史观念、方法，对中国学者是一种很好的参考。但是，应当指出，年鉴学派“总体史”、“全面的历史”等等口号容易引起误会。我们似乎应当更多地从年鉴学派对兰克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的批判角度去理解它们。所谓“全面的历史”、“整体史”，是指抛弃传统政治史概念，全面关注经济、文化和人类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达到对历史的全面的总体性的认识。这更多地应当视为一种史学观念和方法，而不应当理解为某项具体的史学成果——著作或者论文。

第二，开放人文社会科学是时代的要求，我们需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当代史学。历史学处在全面的进步之中，社会史提出的那些变革主张与历史学各领域所要求的变革，　肯定具有相近相似或相通的性质。　1949年以后，人文社会科学由于片面学苏联，划分过细，导致相当程度上的封闭性，形成了过于强烈的学科意识。现在需要适当淡化这种意识。历史学需要扩大知识面，改良知识结构，融汇多学科的知识方法，以达到新的境界；社会史当然也不需要自我封闭，以求得自成系统为目的。

第三，创造性地实现多学科的综合。应当承认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在科学功能、科学规范和学术方法方面是有差异的。提倡多学科的互相借鉴互相渗透，并非主张千篇一律地实行拼凑，甚至套用概念、术语就完事。重要的是利用相关学科的范畴、概念和研究路径构建全新的解释体系去表达研究对象。

鉴于以上三点理由，我们更加倾向于认为，社会史是当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是一个具有极大学术穿透力并将对历史学发生重大影响的流派。社会史在历史观念、史学方法和课题之间应有一致性，这对保持它的历史学的基本特性非常有益。可以给予社会史一个比较宽泛的界定，承认它的研究成果容许知识性描述与范式性描述并存，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并存，总体性研究与部类性研究并存，群体研究与社区研究并存，社会运动研究与社会心智研究并存，等等。以形成一个开放的全方位的学术场所。这将是一个百花齐放群芳争艳的史学新园地。

以上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作了一个初步的回顾，可能有些方面的介绍并不全面，但仅仅这些已经足以令人欣慰了。从80年代后期学术界恢复社会史研究以来，只有短短的十余年时间，就目前已经达到的水平而言，不能不承认它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开辟了新的领域，带来了新的活力。当然也应该看到，在这个学科中，基础资料的工作还缺少投入，学术争鸣不够热烈，对社会史与通史的关系的理解有待深入，有份量的著作还不多见。就某些社会生活面或社会问题的描述性研究较多，而通过社会生活条件、方式、精神状态、技术、市场、物价等方面的综合分析，来立体地观照社会进程的范式性研究尤少。我们预祝学术界同仁更加解放思想，瞄准国内外学术前沿，在下一个世纪拿出更多无愧于新世纪的学术成果。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第104～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