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文起

宝卷是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的专用经典，是从事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资料；宝卷又是流传在中国下层社会的一种通俗文学，亦是从事中国民间俗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外学者都对宝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搜集到著录，从整理到研究，兴起了一股宝卷研究热，出现了一门新学科——宝卷学（注：“宝卷学”一词，首先由著名民间秘密宗教研究专家李世瑜教授于90年代初提出。），从而推动了中国民间秘密宗教史与中国民间俗文学史研究，也带动与深化了中国宗教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史等学科研究。笔者不揣浅陋，仅就知见，略述梗概。

一

“宝卷”一词究竟起于何时？学术界至今尚未取得共识。有始于宋代说（注：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有始于元代说（注：车锡伦：《中国宝卷的发展、分类及其社会文化功能》，载《语文·情性·义理——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1996年7月。），还有始于明中叶说（注：李世瑜：《民间秘密宗教史发凡》，《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1期。），这是中国大陆学者的几种看法。 中国台湾与日本、欧美等国学者的观点，也大致与此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宝卷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其源头可以上溯到唐代佛教的俗讲（记录这种俗讲的文字名叫“变文”）。

所谓俗讲，就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佛经故事，也讲民间传说或历史故事。讲述时，有讲有唱，讲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韵文，因而深为当时群众所喜爱。俗讲不限于寺院，民间也很流行。唐代后期的俗讲僧文溆表演时，“其声宛畅，感动里人”（注：《乐府杂录》。）。“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注：唐·赵璘：《因话录》卷四。）本世纪50年代，王重民等先生编纂出版的《敦煌变文集》，收录了唐末宋初变文78种，可以窥见当时俗讲之风貌。

宋初真宗时，曾明令禁止僧人讲唱俗讲（注：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六章“变文”，上海书店1984年8月影印本，第252页。）。于是，这一文学形式便朝着两个方面向前发展。一是进入勾栏瓦肆中，导致了宋元话本的勃兴；一是继续留在佛教寺院中，演化为“说经”（注：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六章“变文”，上海书店1984年8 、月影印本，第182页。），后又吸收了鼓子词、诸宫调、散曲、戏文、 杂剧等形式，最终形成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这就是“宝卷”。其出现的时间，笔者赞同郑振铎先生的观点，即元末明初（注：同上书，第十一章“宝卷”，第308页。）。 那时的宝卷是佛教向世人说法的通俗经文或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世俗故事的蓝本，僧侣借这种形式宣扬因果轮回，以弘扬佛法（注：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现存元末明初金碧抄本《目连救母生天脱离地狱宝卷》，可为佐证（注：明中叶正德年间问世的无为教五部经卷中，已大量称引××宝卷作证，如《圆觉宝卷》作证、《弥陀宝卷》作证等，证明在此之前，曾有大量宝卷流传于世。）。

宝卷的出现与流传，引起了民间秘密宗教的注意。早期民间秘密宗教因其尚未形成定型化的教义，一般是借用其他宗教的典籍，如五斗米道曾借用《道德经》，太平道曾借用《太平经》。后来民间秘密宗教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又曾借用佛教某些宗派及摩尼教的经卷。明朝初年，民间秘密宗教经过千余年的发展演变，其教义思想已趋向成熟。为了使自己的教义思想在民间广泛传播，民间秘密宗教便采用了“拿来主义”的态度，借用宝卷躯壳，装进自己灵魂。迄今所见最早的民间秘密宗教宝卷，是宣德五年（1430年）刊刻的《佛说皇极结果宝卷》（注：天津图书馆收藏。）。

然而，这只是民间秘密宗教中的个别现象，并没有普遍意义。成化末、弘治初，山西王良、李钺利用白莲教起事，为官军所获，追出“妖书图本”即民间秘密宗教经卷共计88部（注：明·朱国桢：《涌幢小品·妖人物》。），没有一部采用“宝卷”名称，这就证明直到此时，“宝卷”还未成为民间秘密宗教经典的代称。

宝卷真正成为民间秘密宗教经典的载体，始于明中叶崛起的新兴教门无为教。其创始人罗清演述的“五部经”，即《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正钥匙卷》、《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其中后两部名称均带有“宝卷”字样，并于正德四年（1509年）刊行。罗清是明清时期民间秘密宗教世界第一位继往开来的宗教改革家，他创立的无为教是明清时期涌现的数以百计的民间秘密教门之滥觞，他演述的“五部经”集宋元明初以来民间秘密宗教思想之大成，对当时与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无为教的出现和罗清“五部经”的问世，在民间秘密宗教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以无为教为蓝本的各种教门纷纷建立，罗清“五部经”也被后起的各教门奉为共同经典而竞相仿效，如西大乘教五部经、弘阳教五部经等（注：西大乘教五部经是：《销释大乘宝卷》、《销释圆通宝卷》、《销释显性宝卷》、《销释圆觉宝卷》、《销释收圆行觉宝卷》。弘阳教五部经是：《弘阳苦功悟道卷》、《弘阳叹世卷》、《弘阳秘妙显性结果经》、《弘阳悟道明心经》、《混元弘阳佛如来无极飘高临凡经》。）。另外一些教门创始人撰经写卷，少者一部两部，多者八部十部，也大都冠以“宝卷”名称（注：如黄天道创始人李宾撰写的《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等。）于是这一名词便成为民间秘密宗教经典的专用称谓。

自明中叶罗清“五部经”问世始，到清康熙年间，是民间秘密宗教刊刻宝卷的鼎盛期，几乎是“每立一会，必刻一经”（注：清·黄育梗：《破邪详辩》卷一。）。当时刊刻的宝卷不仅数量大，而且印制精美，装帧考究，较之佛道经卷尤有过之。以罗清“五部经”为例，自明正德四年首次刊刻以后，直至清嘉庆元年（1796年），共刊印了十八次（注：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第五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再加上尚无法确认具体年代的翻刻本，共有二十余种之多。除刊本宝卷之外，还有大量手抄本在下层社会流传，如明末龙天道的《家谱宝卷》、清初大乘天真圆顿教的《佛说定劫宝卷》，等等。

与这种专门叙述民间秘密宗教教义思想的宝卷大量问世的同时，一些教门还撰写刊行了许多以佛道故事和民间传说为内容的宝卷，如《救苦救难灵感观世音宝卷》、《灵应泰山娘娘宝卷》、《清源妙道显圣真君二郎宝卷》、《先天原始土地宝卷》、《销释孟姜女忠烈节贞贤良宝卷》，等等。

约从清雍正年间起，清政府加大了取缔、镇压民间秘密宗教的力度，于是宝卷便成为“邪说”、“妖书”的同义语，搜缴销毁宝卷也就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的重要任务，这就遏制了宝卷的编写和刊行，此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嘉庆年间。在此期间，民间秘密宗教中的一些教门，虽然也编写了一些宝卷，但主要是对明末清初宝卷的抄袭或改编，没有太大发展，这可从清档记载和目前国内外现存宝卷中得到证实。

进入道光朝以后，民间秘密宗教为了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除了继续在各教门内奉读宝卷之外，还发明了一种名叫“坛训”的经卷，内容均为扶鸾通神降坛垂训的乩语。坛训比宝卷简单，多是十言韵文，偶有五言、七言，字数多者一二千，少者几百。坛训的编写制作极为简单，不论是印本，还是抄本，数量都很大，晚清以来，在民间秘密宗教中广为流传。与此同时，一些教门还打着佛道旗号，利用宝卷这种形式，编写了大量佛道劝惩故事，在民间广为宣唱，如《刘香女宝卷》、《韩湘宝卷》、《何仙姑宝卷》等等。此后又加进一般民间故事或戏曲故事，如《白蛇传宝卷》、《龙图宝卷》、《梁山伯宝卷》、《珍珠塔宝卷》等，宗教色彩也随之减弱，有些纯属民间通俗文学作品。

宝卷自从成为民间秘密宗教教义思想的载体以后，往往成为各个教门创始人与后继者“称佛作祖”，掌握教内领导权或另立教门的根据，常常是秘不示人的。而宝卷的宣唱，则由教门专职人员或一般教徒承担，间或也有已经背离了正统佛道而加入教门的僧人、尼姑、道士担任。自从增加各种故事之后，宝卷则渐渐流入坊肆楼馆和居民之中，形成了一种名为“宣卷”的曲艺，宣卷人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他们编写的宝卷，都是个人所用脚本，文字较粗俗，多系抄本，也有经过文人加工的印本。清末至民国时期，宣卷及作为宣卷脚本的宝卷，在江浙一带颇为流行，继之传到华北、西北等地，在民间影响很大。

据初步统计，目前海内外公私收藏元末明初以来宝卷，约有1500余种，版本约5000余种，其中大部分是讲述佛道故事、民间传说、戏曲故事的宝卷，且多为手抄本，专讲民间秘密宗教教义思想的宝卷只占少数，约百余种。

又据李世瑜教授统计，除明末宝卷大多由内经厂刊印外（注：自明中叶无为教诞生后，许多后起的教门组织如东大乘教、西大乘教、弘阳教等，由于竞相攀附上层社会，因而得到宫中权贵或太监的资助，拥有足够的资金，得以在内经厂刊印宝卷，或本身因传教而致富，也出资刊印宝卷。），入清以后问世的宝卷，均由称为“善书铺”的民间书肆或私家刊印与抄写。其中以浙江的善书铺最多，约有27家；其次是上海24家，北京7家，江苏3家，天津、吉林、河南、四川各2家，山西、山东、湖南、湖北、江西各1家；此外未注明何地的15家。私家刊印，约有26家，私家抄本100多家（注：李世瑜：《宝卷综录·序例》， 中华书局1961年12月版。）。可见刊印与抄写宝卷，已成为明末至民国时期重要的宗教信仰活动。

二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宝卷是唐宋以来“俗讲”、“说经”长期演变的产物。最初仍是佛教向世人弘扬佛法的通俗表现形式，只有到了明中叶，宝卷才成为民间秘密宗教经典的专用称谓，并在以后的发展中，又逐步分化为专讲民间秘密宗教教义思想的“宗教宝卷”和宣扬佛道故事、民间传说与戏曲故事的“民间宝卷”两大类（注：车锡伦：《中国宝卷的发展、分类及其社会文化功能》。）。但是，不管是宗教宝卷，还是民间宝卷，它们在表现形式上基本上是一样的。

宝卷一般由下列五种形式组成：

一、宝卷一般是上下两卷，卷下分品，或分、选、际、参。大多数是上下两卷二十四品，如《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上下两卷二十四品；也有分得较多的，如《销释孟姜忠烈贞节贤良宝卷》上下两卷三十二品；也有分得较少的，如《无上圆明通正生莲宝卷》上下两卷十二品；个别的不分品如《虎眼禅师遗留唱经卷》上下两卷，不分品。卷下分分，且分得较多的，如《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上下两卷三十六分，也有不分卷的，如《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一卷二十四品；亦有分卷，不分品，如《龙图宝卷》二卷，也有不分卷的，如《杏花宝卷》一卷，等等。

二、宝卷每卷开头一般都有开经偈，焚（举）香赞，结尾有收经偈。如《销释接续莲宗宝卷》开经偈：“一心顶叩拜佛天，普愿乾坤万民安，风调雨顺兴佛教，有道皇王万万年。”举香赞：“宝鼎焚香，灌满十方，周流普赴到灵山，奉请法中王。法界无边，诸佛降道场。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收经偈：“莲宗宝卷，一部真经，启叩太虚空。齐来拥护，圆顿佛门，刻板迎送，祖教兴隆。龙华三会，收缘愿相逢。”相当于佛道经卷中的偈赞，为吟诵部分。也有的宝卷不设开经偈，直接陈述经文，民间宝卷主要是采用这种形式。

三、白文，即说白部分，在每品韵文之前，或在变换形式之间。如《弘阳至理归宗思乡宝卷·思凡想圣品第一》：“悟道思乡曰：想人生之前，本无天堂，亦无地狱，性在家乡，虚无世界，何等快乐。如今住世众生，不思原籍圣境，只想业世忙忙，一朝数尽，大梦一场。善者当皈善果，恶者恶处遭殃。劝众趁早下手，参拜明师，指透生前路径，脱离业纲尘中，下苦寻踪问道，早证当来佛性。忧愁不尽，不肯放参，前文剪断，后偈重宜。”相当于一般说唱形式的说白部分。

四、十言韵文，即吟诵部分。句法为三、三、四。如上引宝卷白文后即写道：“想当初，无天地，元无一切；无山河，无人伦，混沌虚空。老混元，来立世，分出上下；立三才，分四相，地水火风。按五形，造八卦，乾坤治定；空世界，无男女，又显神通。三金城，选佛厂，提考祖母；发真性，按阴阳，转下天空。无极祖，能变化，人天治就；太极祖，显神通，接绪传灯。皇极祖，九叶莲，轮流掌教；一法生，万法生，包裹虚空……。”一般宝卷都以这种形式为主体，每品之中，别的形式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十言韵文。另外还有七言韵文，四句或八句一组，位置不固定，但不多见。

五、词调（曲牌），即歌唱部分，多数在每品之末，一般为两阕或四阕，但也有个别的翻至十数阕。如上引宝卷十言韵文的白文后即写“驻云飞”。其他词调有傍妆台、耍孩儿、雁儿落、画眉序、刮地风、山坡羊、黄莺儿、倒挂金灯、雁过南楼，等等。

由此可见，宝卷是承袭了“俗讲”、“说经”的形式：开经偈、焚（香）赞、收经偈相当于“俗讲”的押座文、开题、表白；白文、十言韵文借用了“俗讲”的说解、吟词，但改“俗讲”的七言为十言；词调则是“说经”的变体。同时，它又杂糅了佛道经卷和各种词、曲、戏文等形式。

明末清初宗教宝卷的刊行，改变了民间秘密宗教的面貌。从此，民间秘密宗教以宝卷的形式宣传自己的教义思想，受到了下层民众的热烈欢迎，从而使民间秘密宗教活动进入了空前繁盛的历史时期。

在这类宝卷中，既可以看到民间秘密宗教的最高崇拜无生老母，也可以看到民间秘密宗教的理想王国真空家乡；既然可以看到青阳、红阳、白阳三期，也可以看到燃灯、释迦、弥勒三佛掌世；既可以看到“入教避劫”，也可以看到“转世弥勒”；既可以看到各个教门的组织制度，也可以看到仪轨、戒规、修持等，民间秘密宗教的教义思想在宝卷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特别是一些宗教宝卷还直接歌颂农民起义，如在《家谱宝卷》中，把明末严重的天灾人祸说成是“三期末劫”，水、火、风三灾来临，把起义将领指为上天星宿，把一般战士指为“九二原子”，把“当今皇帝”指为妖魔、邪精灵，把夺取政权说成皇帝天数已尽、新的真主到来，把起义的前景说成是“云诚”将要降世。同时还把教内的规戒当作军事纪律，又以神的名义提出战斗口号，部署作战计划。总之，把宗教与起义巧妙地结合起来，使民间秘密宗教成为组织和策动农民起义的战斗旗帜（注：参见拙文《〈家谱宝卷〉表微》，《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3期。）。又如《救劫指迷宝卷》（残卷， 抄本）中说：“人有罪，神知道，人人头上插旗号；不认人，认旗号，照着旗号着实报。插青旗，使跑叫，插着红旗用火烧；插黑旗，水淹窍，插白旗，济钢刀；惟有积德行善好，插根黄旗神灵保。”这分明又是“黄巾为号”一类的隐语了。

正因为如此，明清时期的封建统治阶级都将这类宝卷视为洪水猛兽，必加痛剿而后快。明万历末年，朝廷下令烧毁罗清“五部经”，宣布它的罪状时说：“俚俗不经，能诱无知良民，听从煽惑，因而潜结为非，败俗伤化，莫此为甚。”（注：《南宫署牍》卷四。）清朝统治者对宗教宝卷的搜缴销毁比明朝更为严酷，自雍正年间始，朝廷就把搜缴这类宝卷作为镇压民间秘密宗教的重要手段，明令全国各地每次破获“邪教”后，都要把搜缴的这类宝卷送给军机处，或呈御览后，加以焚毁，“以涤邪业”（注：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乃至道光年间直隶出现了一位名叫黄育梗的官僚，专门著书，以攻击宝卷为己任。他认为“谋逆之原，由于聚众。聚众之原，由于邪经。”（注：清·黄育梗：《破邪详辩·序》。）他在巨鹿知县和沧州知州任上，将搜缴当地民间和寺庙收藏的明末宝卷68种，“摘出各经各品妖言”，又将华北各地教门所“提出无数妖言，其妄谬有更甚于邪经者”，“择其主意所在之处，详为辩驳”（注：清·黄育梗：《破邪详辩·序》。），写成《破邪详辩》一书，自费广为印发，企图以此消弭民间秘密宗教在下层民众的深远影响。但是，宝卷的流传犹如野火春风，直至清王朝最后完结，也没有被搜缴焚毁净尽（注：目前海内外尚存有明末清初宝卷百余种，即为明证。又1996年秋，笔者应邀赴西北甘肃定西地区鉴定新发掘的一批宝卷时，又发现了二十余种从未著录的孤本，均为清初刊本，又是一证。）。

与宗教宝卷相比，民间宝卷的命运似乎要好得多。因为这类宝卷主要是讲述佛道故事、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其中心思想是劝人改恶从善，借以维护封建伦理道德，间或穿插一些民间秘密宗教术语，也很少叛逆精神。

在佛道故事宝卷中，以讲述佛菩萨本生和成仙了道故事为主，如佛教的《悉达太子宝卷》、《香山宝卷》、《达摩宝卷》，道教的《三元成道宝卷》、《八仙宝卷》等等；民间传说宝卷主要讲述民间传奇故事，如《孟姜女宝卷》、《田螺精宝卷》等等；而历史故事宝卷则直接取材历史或戏曲故事，如《孙膑度妻宝卷》、《正德游龙宝卷》，等等。

在这类宝卷中，鬼神信仰仍是其核心内容，其中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这对天庭最高主宰，常常是被歌颂的主要神隻。他们高坐灵霄宝殿，拥有众多的天兵天将，又指挥着天界、地狱各路神鬼。其他经常出现的神隻，有观世音、地藏王、灶王爷、土地爷、财神爷等等。他们统统受玉皇大帝统辖，代表玉皇大帝驾临人间，惩恶扬善。凡是修行“向善”的贤人，都会受到他们庇护并得到封赏；凡是一心作恶的歹人，则要受到他们惩罚饱尝恶果。这类宝卷所表现出来的鬼神信仰，反映了民间信仰的多元性与庞杂性，其中既有佛教中的观音、地藏，也有道教中的玉皇、王母，同时还掺和着各种各样地域性的杂神，因而构成了一个色彩斑斓的鬼神世界，折射出这类宝卷作者企羡借助鬼神“法力”解决尘世困扰，追求道德与行为完善，达到调适人际关系、社会和谐安定之目的，从而发挥了佛道正统宗教所不可替代的社会教化功能。

除此之外，宝卷——无论是宗教宝卷，还是民间宝卷——还具有一种民间娱乐功能。那些宣讲宝卷的教门中人或瓦肆艺人是带着虔诚的宗教情感宣讲宝卷的，而众多的教徒与听众也是怀着同样的心情去听宝卷的。在固定的宣讲地点“佛堂”或家庭炕头和瓦肆中，听者被宣讲者的民间秘密宗教教义宣传所激动、所吸引，也被宣讲者的宗教故事、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宣唱所感动，产生共鸣，从而使宣者与听者融为一体，在精神上获得慰藉，在思想上得到净化与升华，最终达到了娱神、自娱之目的。在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对于下层民众来说，这恐怕是一种主要的民间娱乐活动了，同时也是明清以来宝卷能在下层社会流传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注：即使今天，在那些科学文化落后的乡村，每当农闲或年节，当地一些仍在活动的教门组织，常常举行宣卷念经活动，附近农民不论男女老幼届时去听，乐此不倦。80年代末，笔者在河北某些乡村调查民间教门时，常看到这种活动，说明宝卷在民间的深远影响和顽强的生命力。）。

三

宝卷作为一门学问，始自中国学者顾颉刚、郑振铎二位先生。民国十四年（1925年），顾颉刚先生开始在《歌谣周刊》上，分六次刊登了民国四年（1915年）岭南永裕谦刊刻的《孟姜仙女宝卷》，并作了考证与研究。顾先生是对苏州一带宣讲宝卷风气进行学术介绍的最早学者。与此同时，郑振铎先生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上发表了《佛曲叙录》，将其所藏清末民初宝卷38 种（另有变文6种），各作一叙录，并注明年代、版本、作者等，是介绍宝卷学术价值的最早专著。但顾、郑二位先生是从民间通俗文学的角度介绍宝卷学术价值的。此后，恽楚材、傅惜华、胡士莹等先生继续按照这条思路搜集公私收藏，先后发表了《宝卷续录》（1964年）、《宝卷续志》（1947年）、《访卷偶识》（1947年）、《宝卷总录》（1951年）、《弹词宝卷书目》（1957年）等（注：参见李世瑜《宝卷综录》第3—4页，中华书局1961年12月版。），总计著录宝卷243种。

将宝卷视为民间秘密宗教专用经典的观点，是以向达教授的《明清之际宝卷文学与白莲教》（《文学》1934年2卷6号）为嚆矢，而以李世瑜教授的《宝卷新研》（《文学遗产》1957年增刊第4辑）为定论。 向先生认为宝卷是明清时期民间秘密教门的根本经典，为研究白莲教的珍贵宗教史料。李先生则根据自己多年深入民间秘密教门调查的实际经验及收藏的285种宝卷，丰富和发展了向先生的观点， 提出了“明清间的宝卷的史料价值——农民起义和宗教思想方面的价值，是高于其文学价值的”（注：李世瑜：《宝卷新研——兼与郑振铎先生商榷》，《文学遗产》增刊4辑，作家出版社，1957年。）真知灼见， 从而推动了宝卷的搜集与研究。在此基础上，李先生又根据自己多年的潜心研究，于60年代初发表了《宝卷综录》。这部专著出版后，立即蜚声海内外，受到专家学者的普遍赞誉，成为从事民间秘密宗教与民间通俗文学研究的必备工具书。

文革期间，宝卷的搜集与研究成为禁区。70年代末，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宝卷的搜集与研究工作也进入正常发展状态。特别是80年代以来，由于民间秘密宗教与民间通俗文学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宝卷的搜集与研究工作开始进入高潮。80年代末，天津图书馆在该馆一个常年不用的仓库角落中，先后找到了百余种宝卷（注：这些宝卷是1963年经李世瑜教授的抢救和推荐调归天津图书馆的。），其中有66部为明清刊本。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扬州大学图书馆等单位，也对馆藏宝卷进行了重新整理、编目，并写成专文向学术界介绍。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甘肃省定西地区陈俊峰、汪普龙二位先生发掘、保护一批孤本宝卷的事迹。1992年夏，陈、汪二位先生在考察开发该地区遮阳山风景区时，于该风景区东溪的一座藏经洞中，发现了一木箱经书，经考定为清初刊行的宝卷抄本，其中大部分已经碳化，只有八部可以辨认出宝卷名称，但也因年久受潮，粘连严重，无法翻阅。随后，陈、汪二位先生深入当地农村调查，得知这一木箱宝卷是一个盛行于定西地区的名叫龙华会三宝门的教门组织所藏。接着，陈、汪二位先生又在当地群众手中发现数十种清初宝卷，其中有二十余种为孤本。这一发现充分说明，在我国民间还收藏着大量宝卷，有待于专家学者开发、利用。

我国台湾学者对宝卷的搜集与研究，也令世人瞩目。80年代中期，宋光宇先生编著的《龙华宝经》（台湾元祐出版社1985年版）、郑志明先生撰写的《中国善书与宗教》（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等，均为宝卷搜集与研究方面的硕果。90年代中期，王见川先生受台湾世界宗教博物馆委托，从古物收藏家林汉章先生处购买一批宝卷，入藏该馆，作为典藏，为中外学者研究宝卷提供了方便。

宝卷的搜集与研究，也引起了外国学者的关注，其中以日本的成绩最为显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支那专家”就深入中国民间调查秘密宗教，搜集流传民间的宝卷资料。据日本有关书刊统计，日本学者在战争期间调查秘密宗教，搜集流传民间的宝卷达数百种之多，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就收藏清末民初宝卷120种， 筑波大学东洋史研究室藏有宝卷23种。相田洋在《东洋学报》1983年第64卷3—4号上著文报导，80年代以来，又在国会图书馆发现原东亚研究所藏宝卷（以清末为主）44种，其中有7种为日本学者过去所未见。 私人藏的宝卷就更多了，如泽田瑞穗、吉冈义丰、仓田淳之助、窪德忠、大渊忍尔等人都藏有不少宝卷，仅泽田瑞穗一人就收藏139 种（注：郑天星：《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研究在国外》，《世界宗教资料》1985年第3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学者开始整理和研究宝卷，并陆续发表文章，如冢本善隆的《宝卷与近代宗教》（1950年），吉冈义丰的《宗教宝卷在民众社会中的传播》（1952年），酒井忠夫的《明末宝卷与无为教》（1960年），泽田瑞穗的《〈龙华经〉之研究》、《〈众喜宝卷〉所见之明清教门史料》、《清代教案所见经卷名目考》和《关于〈破邪详辩〉》（1955—1963年）等（注：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马西沙、韩秉方二位先生，扬州大学副教授车锡伦先生都获得国家资助，对宝卷进行专题研究，前者的课题是《宝卷提要》，后者的课题则为《中国宝卷总目》，已由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于1998年6月出版。），其中最有权威的首推泽田瑞穗教授。 他有三部著作，即《宝卷之研究》（1963年）、《校注〈破邪详辩〉——中国民间宗教结社研究资料》、《增补宝卷之研究》（1975年），均为宝卷研究方面的扛鼎之作，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

除日本外，前苏联也是搜集与研究宝卷的主要国家之一。现存宝卷约26种，分别藏在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和前莫斯科国立列宁图书馆。其中有明刻珍本，如《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灵应泰山娘娘宝卷》等。宝卷研究成绩较为突出的是已故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司徒洛娃。1979年，她的专著《〈普明宝卷〉译注》问世，对宝卷的形成史、宝卷与民间秘密宗教的关系史等方面，均作了阐述，其中不乏高见。美国虽藏宝卷不多，但有些极珍贵的孤本，如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有《销释佛说保安宝卷》。

如果从本世纪20年代中后期顾颉刚、郑振铎二位先生发现宝卷的学术研究价值算起，到90年代初陈俊峰、汪普龙二位先生又发掘一批珍贵宝卷为止，中外学者在宝卷搜集与研究这一学术领域辛勤耕耘，已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令人兴奋的是，由中外学者共同开辟的这块处女地，如今已是硕果累累，并由此产生了一门新学科——宝卷学，从而吸引了更多的中外学者致力于这一学科研究，又将宝卷的搜集与研究工作带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注：郑天星：《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研究在国外》，《世界宗教资料》1985年第3期。）。

笔者认为，自从宝卷的学术研究价值被发现，特别是80年代搜集与研究宝卷工作进入高潮以后，首先推动了中国民间秘密宗教史研究。中外学者利用宝卷结合文献档案资料，对中国民间秘密宗教史，举凡教义思想、仪轨修持、教派人物、组织结构、社会功能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如中国大陆学者马西沙先生的《黄天教源流考略》（《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2期）， 喻松青先生的《新发现的〈佛说利生了义宝卷〉》（香港《大公报》1985年8月22日）， 韩秉方先生的《罗教“五部六册”宝卷的思想研究》（《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4期），李世瑜先生的《顺天保明寺考》（《北京史苑》第3辑，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谢忠岳先生的《大乘天真圆顿教考略》（《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2期）等等， 都是在充分利用宝卷资料的基础上，对明清时期民间秘密宗教史上的几个重要教门——无为教、黄天道、西大乘教、东大乘教——进行研究的新作。台湾学者郑志明先生的《无生老母信仰溯源》（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版），林万传先生的《先天道研究》（台湾靝巨书局1985年版），也都是这方面的硕果。这一时期外国学者也陆续发表了一批论著，其中以日本学者野口铁郎先生的《明代白莲教之研究》（日本雄山阁出版社1986年版），浅井纪先生的《明清时代民间宗教结社之研究》（日本研文出版社1990年版）两部专著最为著名。

宝卷最初是作为一种民间通俗文学而由中国学者介绍给世界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宝卷的民间秘密宗教学术研究价值日益被人们看重，但它的民间通俗文学学术研究价值并未减弱。以郑振铎先生为代表的民间通俗文学史研究专家，都在他们的著作中开辟专章介绍和评价宝卷（注：郑振铎先生在其所著《中国俗文学史》第十一章“宝卷”中，专门介绍和评价了宝卷在俗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另外，孙昌武先生在其所著《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8 月版）第三章第六节中，也分析了宝卷的民间文学价值。如此等等。），启迪了后来学者的研究思路。80年代以来，伴随着宝卷搜集与研究工作高潮的到来，宝卷研究作为民间通俗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分支，更加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在全国各地学者深入研究宝卷的民间通俗文学学术价值的基础上，1990年11月2日至4日，首届全国宝卷子弟书研讨会在天津召开，并建立了“宝卷弟子书学会”，隶属中国俗文学学会，从而推动了中国民间通俗文学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长期以来，人们一谈起我国宗教，就讲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很少注意到下层社会还有一种源远流长且生命力极强的民间秘密宗教。即使注意到，也一概斥之为邪教，而在封建社会，统治者必对其痛剿而后快，如明清时期。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中外学者开始以学术研究的观点注意民间秘密宗教的历史作用与深远影响，并从史籍中钩稽有关资料，进行研究，发表论著。如我国学者陶希圣先生的《元代弥勒白莲会的暴动》（《食货半月刊》1935年1—9），刘兴尧先生的《道咸时代北方的黄崖教》（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1936年第2期）， 吴晗先生的《明教与大明帝国》（《清华学报》1941年11——3）， 日本学者酒井忠夫先生的《支那宗教结社的一种形态》（《史潮》1942年11——3）， 铃木中正先生的《罗教——清代支那宗教结社之一例》（《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943年第1期）等等。中国学者李世瑜先生还运用社会学、 人类学方法，深入当时仍在盛行的一些教门内部，搜集了大量资料，写成《现在华北秘密宗教》（1948年出版）一书。

自从宝卷的民间秘密宗教学术研究价值被发掘出来以后——如上所述——民间秘密宗教史研究出现了令世人瞩目的新局面。从此，民间秘密宗教也被作为一种宗教，纳入了中国宗教史的研究范围。又由于同一原因，还为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国社会史研究增添了新的研究科目，即在从事这些学科研究时，都应该考虑民间秘密宗教的历史作用与深远影响，因此也就拓宽了这些学科的研究视野，带动与深化了这些学科的多角度、全方位研究。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在此不再赘述。总之，宝卷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已经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重视，随着这门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定会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更加丰富与成熟，并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活跃于学术之林。

原文出处：《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第8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