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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峰山的娘娘照（顾）远不照（顾）近」。所谓「照远不照近」的说法在中国任何一个信仰地点都广为人知，但对天津人来说，这句话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他们坚定地认为，所谓「照远」是对着天津来说的，天津民众这样解释他们与妙峰山的特殊关系：妙峰山的庙门正对着天津，灵感宫里的碧霞元君时刻地关注着天津的民众。有一年，天津城里飘来一领席子，人们怀着敬畏的心情取来一看，上书「妙峰山」三字，于是对妙峰山上的娘娘对天津城的特别关照深信不疑。

 

 　　传说归传说，近代以来，天津民众确实在妙峰山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妙峰山信仰文化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十九世纪80年代，天津的香客在妙峰山上开始变得显眼起来1。光绪十年（1884 ）刊印的《津门杂记》写道：「（妙峰山）香火极盛，每年于四月开庙，朔起望止。此半月中，道中行人如蚁，车如流水马如龙，犹末足以喻也。……天津人士信之者笃，赴之者众。」这是首次对妙峰山进香之旅的精确描述，它出现于天津而非北京人所刊印的书上。

 

 　　早先天津民众到妙峰山的路很难走，「1896年铁路缩短了行程的同时推进了北道的发展。二十世纪最初几十年，城外的其它铁路也缩短了旅人到山脚的路途」（Tu- shih ts'ung-t'an 1940, 65-66; Pei-ching li-shih chi-nien 1984, passim)2。铁路修好后，大大方便了天津民众的行程。天津民众捐资修理、维护着中北道和（老）北道，他们全是由这两条山道上山。

 

 　　为了行程的方便，天津民众还在这两条山路上建起了茶棚。李家瑞编《北平风俗类征》（上册）介绍老北道情况时说：「相距五六里，即有茶棚小憩，所由上下……棚内供庄严宝相，磬声清越，凡想顿消。过此，睹庙门，路仍缭曲，往复不可以一蹴几，檀烟缭绕，楮帛满积庭除，香客皆屏足息气，无敢少哗云。」3 这两条山路上的茶棚是妙峰山各山道茶棚中经济实力最强，施舍也最为大方的。北京的茶棚，名副其实就是粥茶棚，妙峰山上施舍镘头的只有天津的茶棚，甚至有的茶棚有时还施舍肉给穷人家的孩子4。在那个时代能够吃上镘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仅此一项，就大长了天津茶棚的威风，使北京茶棚脸上没了光。庙会期间，其它香道入夜均点煤油灯，唯有老北道点的是汽灯，十分明亮，场面十分壮观。夜间登山者，以走老北道为多。负责此项工作的是天津公善汽灯会，他们的张贴的会启也充分透露出其阔绰：「老北道历年沿路所点汽灯，所有一切资费，皆由本会自行筹备」，又特别指出：「不敛不化，并无知单」5。即使是在其它山道，夜间所点燃的煤油灯，也大多为天津人所贡献6。

 

 　　在中北道登山的起点北安河，由于很多富有的天津香客下火车后先在这儿小憩，然后从此香道上山，所以这里迅速形成了经济繁荣的局面。金勋的《妙峰山志》介绍此地情况说：「故进香人较他处为多，最称繁盛者。该村人烟辐辏，夜间灯火之繁，烁如列宿。……叫卖之声不绝于耳。车马蝉联，排列如墙。来往香客塞街填巷。」7由于庙会期间这么多有钱人到来，这儿的农家建起了高大豪华的房屋以应需要。1997年5月11日，我在妙峰山上采访了年轻时在此地以轿子为生的边纯先生（81岁），他告诉我，当时坐轿子上山的几乎全是富有的天津人，他们一边上山，一边还向山道两边的乞丐撒钱。

 

 　　大顶之上，更是天津香客势力集中的地方，「当年主殿灵感宫除山门外，院内是两进正殿、东西配殿、东西耳房等共15处殿堂，但并非每殿都供神像，其中4处分别为『天津众善灯棚施粥茶会』（两处）、『天津众议汽灯粥茶老会』及『天津大乐会』占用。……大乐是天津特有的一种以唢吶为主要乐器的民间音乐，庙会期间天津各大乐会轮流到山上昼夜连续吹奏」，「至今我们去妙峰山游览，当地上些岁数的人如果发现我们是来自天津的，一定会特别热情款待，并说我们是『妙峰山的娘家人来了』！」8。

 

 　　最能表现天津人在妙峰山上势力和影响的，是王三奶奶这个近世产生的神灵的存在。

 

 　　据传说，王三奶奶是清末天津郊区一农妇，她虔诚信仰碧霞元君，会简单的医术，经常帮助穷人看病，为时人称道。有一年，她来妙峰山进香，死在山上。这件事在天津一带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大家纷纷传说她是好事做的太多了，让碧霞元君收走，成仙变佛了。于是，天津的信徒「在妙峰山下的大觉寺旁为她修了一座坟墓，还在碧霞元君殿西面盖了间殿堂，塑上她的像。跟着在天津也为她修了『行宫』，首先是在天后宫，几年中遍及全市，约有20几处，从这以后，每年踏入三月全市各代香会在街头巷尾张贴的各代香会的『会启』就这样写了：『京西金顶妙峰山朝顶进香，天仙圣母王三奶奶，有香早送。……』看来王三奶奶与天仙圣母是齐名的了」9。

 

 

 

 　　京津两地由于诸多方面的特殊关系，妙峰山碧霞元君信仰进入到天津民众的生活中去，是比较自然的事情，但有一个问题必须考虑：妙峰山碧霞元君信仰兴盛于康干时期，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段，天津人没有表现出对妙峰山的兴趣。但清代末年之时，整个的天津城仿佛突然出现了对于碧霞元君信仰的热情，这样一个时间上的发生，说明了什么问题？

 

 二

 

 　　天津是作为北京的附属城市建设的。天津，按其字面的意思，是通往天子之城的渡口，《晋书．天文志》上：「天津九星，横河中，一曰天汉，一曰天江，主四渎津梁，所以度神通四方也。」一般称为银河10。传统上中国人建立制度的依据，是他们体悟到的「天道」，天文与人文应该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这便是宇宙间普遍秩序的表现。

 

 　　不但是帝国的哲学理念决定了天津的附属地位，在实际的经济、军事、政治等各方面，天津都是为北京服务的「渡口」。北京是个巨大而纯粹的消费性城市，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源源不断地为北京输送着生活及维持帝国统治正常运转所需要的各种物品。天津则处在这条大动脉的心脏部位，各地来的物品，都是先到天津，然后再转运到北京的。没有天津的航运，北京的地位及存在就不会得到保证；同样，没有北京的需要，也不会有天津这个城市的出现。两个城市相辅相成，互相依存，但是主次关系却非常明确。

 

 　　但这样一种关系的定位，在清代中后期却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而发生了改变。

 

 　　天津作为北京的门户，其陆上及海上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畿辅通志》曰：天津「当河海之要冲，为畿辅之门户。」企图控制中国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知道，要想深入华北内地，特别是直接影响北京的清政权，不控制天津是不行的。

 

 　　1856年，英法帝国主义勾结俄国和美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法侵略军第三次入侵天津，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俄三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增辟天津为通商口岸。

 

 　　帝国主义的入侵，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渗透，使这个原来保证京师各种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城市，成了帝国主义控制北京和掠夺我华北，西北地区资源的重要据点。辟为通商口岸后，各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在天津设立租界、洋行，兴办工商业，外国资本和商品大量流入天津。我国的一些官僚地主阶级也在此地投资，设厂经商。

 

 　　帝国主义通过天津，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控制了北京。天津与北京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种关系的变化，不仅给它们的社会结构、政治格局、经济生活及上层社会的生活打下深刻的铬印，也必然会在两地普通民众的生活和观念中造成影响。具体到我们所探讨的妙峰山碧霞元君信仰与天津的关系，则是天津民众大规模地加入到妙峰山碧霞元君信仰活动中，并成为这一活动的重要角色。

 

 

 

 　　妙峰山作为北京下层民众宗教和民间政治活动的场所，其对「行香走会」规范的重视和强调是高于一切的，但天津香会却对这些规范视而不见。北京的香会队伍前面必须挑有向碧霞元君进贡的「钱粮」挑子，「钱粮」挑子成为他们活动神圣性目的的最显著的标志。天津的香会不挑什么「钱粮」，他们挑的是茶挑、食盒，里面放的是供会员们吃喝的食品；北京香会中的武会最初严格按照十三文件的规则建立和活动，民国后又增加的三档武会，也是在找出与碧霞元君信仰的关系后才允许活动的11。但天津的武会对这所谓的十三档或十六档的规定丝毫不予以理会，他们的武会以高跷为多，大多表演传统的故事，比如「老西游」──三打白骨精、「新西游」──盘丝洞等。总之，表演以新奇、华丽、热闹、逗笑、铺张为要务。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所表演的「新、老西游」故事，有猴子形象出现。猴──「斗战胜佛」孙悟空，是五虎棍会的祖师，天津香会竟把它搬弄出来戏耍，对北京的五虎棍会来说，这是公开的挑衅和侮辱，是严重的欺祖行为。但天津香会在妙峰山上的所做所为，并没有引起北京香会的过激反应，他们之间「井水不犯河水」，碰面后除了礼节性地互换一下拜帖外，不再做过多的交往，也没听说过有冲突发生。

 

 

 

 

 

 　　我对此深感不解，妙峰山这座北京下层民众心目中的圣地，他们从事严肃的政治活动的竞技场，怎么能允许天津的香会如此不守「礼法」？采访一些当今北京德高望重的老会头，他们的回答似乎很坦然：「人家是天津的会，跟咱北京没什么关系，当然不一样了！」语气中透出对外埠人不懂规矩的宽容，但就在这种「宽容」和「大度」中，却让人品味出对天津香会的敬畏和无奈。有些会头的回答更直接了当一些：「天津人有钱哪！咱们可比不上。」就在我表现出对他们理解和同情的时候，他们也意识到在「抢洋斗胜，耗财买脸」这个妙峰山庙会活动的主题上，自己相较于天津香会的虚弱无力，又挽回面子似地解释道：「天津的香会，也并不是一般有钱人的，那都是『把头』们办的。知道『把头』是干什么的吗？海上的大船主、大盐商！」若这是事实的话，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北京香会组织的确是无力与这些人抗衡的。

 

 　　「抢洋斗胜，耗财买脸」，这是香会组织妙峰山进香活动的根本目的。面对着一掷千金的天津豪客，面对着阔绰华丽的天津香会，眼看着妙峰山已渐渐为自己「仆人」地位城市的财富所包裹，北京，这个夕阳西下，日薄西山的帝国首都，与这座渐趋衰败，风雨飘摇的城市里的居民，会产生怎样一种感情？无情的事实或许已经使大家意识到，一个大帝国的行将灭亡和一种古老文明的衰落。就在这样历史急风暴雨的冲击下，他们还能感受到一种不可遏制的有着勃勃生命力的文明力量正在茁壮成长。历史的沧桑变迁让每一个生活其间的人既无可奈何又心灵震撼。

 

 　　上述所讲，清楚地显示了财富对帝国王权的挑战和蔑视，这是一种源于新的文明基础上的社会力量，标志着帝国内部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新的社会力量自然需要政治上的支持和保障，这个昔日附庸地位的天津，开始向其「主人」──帝国皇朝，索要它相应的政治权力。天津人以主人公般的姿态，豪迈地走上妙峰山；王三奶奶，这个近世天津人创造的神灵，也紧随其后被堂而皇之地送上了帝国首都宗教信仰的中心。

 

 三

 

 　　我们没有必要探讨王三奶奶存在的历史真实性，更不必费神考究她是否真的死在妙峰山上。总之，这些都是天津人为了「送」她上山而表述的「合情合理」的理由。我们所关心的是：一、她何以有这样一种「文化魅力」，作为天津民众文化和权力的象征进驻妙峰山？二、在她身上蕴涵了天津人怎样的希望和欲求？

 

 　　在妙峰山已有了近四百年的碧霞元君信仰存在的前提下，在北京乃至华北一带民众都已熟悉了的妙峰山民间文化格局中，天津要想把他们权力和文化的代表安插进妙峰山，就必须首先适应原有的格局，只有在「适应」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去「超越」和「凌驾」。

 

 　　天津人把王三奶奶「装扮」成碧霞元君的忠实信徒，她忠实地实践着碧霞元君被人颂扬的美德，可以说是碧霞元君的影子和化身。1929年，顾颉刚、魏建功等人组织了第二次的妙峰山进香调查，调查团成员周振鹤在山上找到一本北京一居士团体所刊印的《灵感慈善引乐圣母历史真经》，它对王三奶奶的介绍是这样的：「王三奶奶，京东人氏，幼失怙恃……稍后有积蓄，即出以济助病贫。每逢朔望，入庙焚香，必早至洗扫庙堂。……且以针灸治病，靡不效者。至是合村遐迩，视之若神仙，称之曰王奶奶。从此日夜无余暇，往来各处；乡人乃买驴以赠，用代步也。七十八岁，春三月，梦玉帝谕封为慈善老母命，乃坐化。」12其它王三奶奶的传说，也都强调其为人治病，乐善好施，虔信碧霞元君而成神的经历。

 

 　　在「原型」上王三奶奶其实就是碧霞元君，只是她更具体为天津人，有着被人传颂的「真实的事」，不再像碧霞元君那样让人感觉有着神人之间的界线，她是生活在大家之中的普通一员。由于有了这样的品质，由于碧霞元君圣徒的身份，所以她可以毫无阻碍地被「送」上妙峰山，「住」在了碧霞元君的身边。

 

 　　这是一种「偷梁换柱」的手段，它可以巧妙地分走至而夺取碧霞元君的香火。中国人宗教信仰上一向有「因神设教」的特点，一个生活在自己中间，给人亲切实在之感的神灵，会比一个高高在上，虚幻飘渺的神灵更受普通百姓的欢迎。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神灵已不再是「北京的碧霞元君」，它是「天津人的王三奶奶」。由于王三奶奶在妙峰山上的存在，还给了天津人更多的前往妙峰山的理由和机会，这都为最终形成天津人在妙峰山上的特殊地位创造了条件。

 

  

 碧霞元君像 王三奶奶像 

 

 　　1925年，王三奶奶还「完全是一个老妈子的形状」，其在妙峰山上的住处是「娘娘正殿的右首有小间一」13，但只有短短的4年时间，1929年的她已是「头上戴着凤冠，身上批（披）着黄色华丝葛大衫」的「慈善引乐圣母广济菩萨」了；不仅如此，还在这个名称前面加上了标明她正统地位和身份的「敕封」二字。最能说明她地位迅速提升的是：在妙峰山的山颠竖立的旗杆上已公然地把王三奶奶与碧霞元君相提并论14。天津人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名份上都成为妙峰山的一个新主人，这足以看得出天津人强大的经济实力、他们的不加掩饰的炫耀意识和权力欲望。

 

 　　王三奶奶凭着天津人的经济实力，已在妙峰山站稳了脚跟，开始与碧霞元君分庭抗礼，天津人意欲以王三奶奶取代碧霞元君的企图已昭然若揭。这是一场特别有意思的文化较量，显示的是新贵的天津人急迫而强烈的权力要求，和古老穷困的北京城民众无可奈何，步步退让，无力抵抗的事实。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但革命果实旋即落入北洋军阀手里，中国陷入了极端混乱的军阀争战局面。在南方的广州，孙中山等人领导的「二次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成为中国一个引人关注的政治中心。在北方，北京虽然名义上还是中国的首都，但诸路军阀各怀鬼胎，互为争战，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名存实亡。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党政权，军阀混战局面基本消失。北京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成为废都。

 

 　　我们对王三奶奶这个形象进行分析，没有找出什么新文明的因子，她全然是碧霞元君的再世，碧霞元君的化身。

 

 　　当初天津人为了把王三奶奶送上妙峰山，就必须使她符合北京民众的观念要求，这是王三奶奶取代碧霞元君地位的第一步。但后来由于历史的急剧变化，北京已不再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天津对北京的挑战和较量已没了任何的意义，对王三奶奶形象的塑造工作也就此停止了。至于假设，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实际地位不变，王三奶奶在妙峰山站稳脚跟以后，天津人会把什么样的政治理念赋予她，那是谁也不敢妄为猜测的。

 

 

 

 注释

 1 Susan Naquin and Chun-fang Yu ed., 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 360.

 2 转引自注1书，页344。

 3 李家瑞编：《北平风俗类征》，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页58。

 4 参见常华：〈妙峰山朝山进香老北道考察记〉，载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第53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页253-264。

 5 顾颉刚编着：《妙峰山》（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页54。

 6 同注5书，页55。

 7 金勋：《妙峰山志》（手抄本），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页12。

 8 李世瑜：〈妙峰山与天津〉，《天津文史》，1995年第1期。

 9 同注8。

 10 转引自《辞源》（修订本）（香港：商务印书馆，1980-1984），页0687。

 11 传统的十三档武会是：

 

 　　开路（会）打先锋，五虎（棍会）紧跟行。

 　　门前摆设侠客木（高跷会），中幡（会）抖威风。

 　　狮子（会）蹲门分左右，双石（会）门下行。

 　　掷子石锁（会）把门挡，杠子（会）把门横。

 　　花坛（会）盛美酒，吵子（会）响连声。

 　　杠箱（会）来进贡，天平（会）称一称。

 　　神胆（大鼓会）来蹲底，幡鼓齐动响太平。

 

 　　它们构成了一幅庙宇图，各个香会有着明确的宗教象征意义（见下图）。

 

 

 

 民国以后，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传统的会规也开始改变，北京香会中的武会又增加了三个种类：小车会、旱船会、自行车会。但这并不是没有原则的增加，在象征意义上它们必须与碧霞元君信仰相联系。它们分别为自己找了理由：小车会是为碧霞元君旱路运送钱粮的，旱船会是为碧霞元君水路运送钱粮的，而自行车会则是为碧霞元君去五方催讨钱粮，给各会送信的。按照惯例，他们还附会出了本会的祖师爷，小车会和自行车会的祖师爷是轩辕皇帝，传说轩辕皇帝发明了指南车，旱船会的祖师爷是龙王。人们重新编撰了歌颂十六档武会的歌诀，以示新规范的建立：

 

 　　金顶御驾在居中，黑虎玄潭背后拥。

 　　清音童子紧守驾，四值公曹引大铜。

 　　杠子是门栓掷子是锁，一对圣兽（指狮子会）把门封。

 　　花拨吵子带挎鼓，开路打路是先锋。

 　　双石杠箱钱粮柜，圣水常在花坛中。

 　　秧歌天平齐歌唱，五色神幡在前行。

 　　前有前行来引路，后有七星纛旗飘空中。

 　　真武带领龟蛇将，执掌大纛在后行。

 　　门外旱船把驾等，踏车（指自行车会）云车（指小车会）紧跟行。

 

 12 周振鹤：〈王三奶奶〉，《民俗》（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第69、70期合刊，1929年。

 13 同注5书，页176。

 14 同注12。

 

 (吴效群　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