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思

中国社会史研究是近十年来在历史学领域里迅速崛起的新兴学科。它的兴起来自于8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自身危机的反省，也得益于国外各种理论、方法以及国内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各种社会科学的重建所带来的推动。经过诸多学者的多年努力耕耘，中国社会史研究目前在学科理论建设以及各个具体学术专题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中国社会史学科理论建设

　　据统计在学科理论建设方面已发表论文60余篇，会议综述20余篇。这些文章涉及到社会史的定义、社会史与其他诸学科的关系、社会史研究的对象、范畴及意义等问题，讨论亦很热烈（常建华，1997）。这十年来一些社会史学的大家们同时致力于用自己的具体研究成果来论证他们关于中国社会史理论体系的认识。有些学者持社会史是社会通史也即总体史的见解，把社会整体发展的全过程当作社会史的研究对象。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1992）、张静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1992）、张静如《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1993）首次将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社会习俗、社会意识等内容融入一个更大的即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过程之中。还有的学者尝试着直接借用目前社会学一般体系中的社会构成、社会运行、社会功能、社会控制与问题等等概念框架来构筑社会史体系。其中重要成果有：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1992）及龚书铎总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山西教育，1996）。与陈、张前书相比较，这两部书虽也属于宏观社会史，但却抛开了政治、经济的内容，更接近目前为大家所接受的狭义的社会史。而在冯尔康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河南人民，1994）和刘志琴总主编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1998）中，则体现了当前社会史研究的主流：“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揭示它本身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构成中的作用和地位（冯尔康，1987）。”
　　总的来看，目前社会史学界关于学科理论建设的讨论是健康的、富有成果的。当前中国社会史学科建设的到达点，或者说大部分社会史学者的共识是，暂不必急于追求一个划一的社会史学科体系，也无须将哪一家的理论或见解定于一尊。这种状况同时也说明中国社会史学科的理论建设工作远远没有完成；与十年来大量涌现的社会史论著相比，甚至说有些滞后，这终将影响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学科地位的确立。有的学者认为，目前对社会史的不同定义均可存在，都可以以自己的学术主张选择研究取向，而不必纠缠于概念之争，更不必以自己理解的定义来否定别人研究的学术价值，以促进学术发展（常建华，1997）。笔者认为，当前的可行途径仍是各个学者将自己的具体研究与学科建设紧密结合，用实际的研究成果来为社会史学科体系的大厦添砖加瓦。这样便又给社会史学者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注重理论对具体研究的指导。社会史研究是社会史学者群体正在实际从事的学问，社会史的学科体系不可能在空洞的议论中，而只能在大多数学者不断的“关照”中逐渐显现出来。

　　二、引进国外社会史理论

　　在国外社会史理论的评述、译介方面，先后有彭卫、孟庆顺《历史学的视野——当代史学方法概述》（陕西人民，1987）、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1988）、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香港三联，1988）、“史学理论丛书” 编辑部《八十年代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1990）、中国留美历史学会《当代欧美史学评析》（人民，1990）等成果问世。此外，以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1987）为先导，勒高夫、伊格尔斯、马克·布洛赫、保罗·科利、布罗代尔等国外著名史学家的社会史代表著作也相继翻译出版。引进国外社会史理论，无疑地会有助于我国社会史学界借鉴国外社会史研究的成功经验，对推动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和《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二书出版后便不断被引用，这充分反映了社会史学界对国外社会史理论的关注与需要。1998年8月在苏州大学举行的中国社会史第七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的题目是“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从与会者提交的论文上看，我国社会史学界与国外社会史研究潮流大体接近，两者的发展趋向也大体一致。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既是中国历史学发展内在逻辑的必然，又是中外史学交流的结果。未来社会史研究的发展也需要不断地从国外社会史理论中汲取营养。十年来社会史学者一直在致力于消化、吸收国外社会史理论，跟上国际社会史研究的潮流；在今天，学术研究日益国际化、学术交流日益紧密，更要密切把握近年国际社会史研究的动向。除了宏观的社会史理论之外，也应注重国外有关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具体成果的介绍和批评。社会史作为新史学不应让闭门造车式的研究大量出现。

　　三、研究成果

　　近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可谓四处开花、硕果累累，对此作出详尽的介绍较为困难。有人统计，在新时期社会史研究刚刚起步的最初4年（1986－1990）里出现的社会史著作达130余部（吴吉远、赵东亮，1992）。据笔者保守计算，最近4年（1995－1998）问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著作逾50部、论文近300篇（数字主要来源：《近代史研究》1996－98，第5期）。社会史研究的繁荣景象还可从各种相关丛书、套书的出版略见一斑。其中有：“社会史丛书”（天津人民）、“中国社会史丛书”（浙江人民）、“中国社会史文库”（陕西人民教育）、“近代中国社会史丛书”（上海人民）、“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套书（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古代生活丛书”（商务）、“中国风俗丛书”（陕西人民）、“中国社会风俗丛书”（上海文艺）、“中国民俗文化系列”（四川人民）、“江湖文化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爱好者丛书”（广东人民）等，加上“农民学丛书”（中央编译）、“汉译外国史学理论名著丛书”（中国社会科学）、“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江苏人民）等等，辑入专著、译著数百种，将许多重要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专题研究网罗其中。
　　近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大举拓展自己的领域，举凡人口·家庭·婚姻·宗族·社会阶层·社团·秘密社会等社会构成要素，以及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娱乐·风俗·大众心态等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从城乡社区·地域社会变迁·近代化与社会转型等宏观题目，到妇女·流民·灾荒赈济·烟赌盗娼等具体社会问题，都结出许多优秀成果。在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上，无疑地社会史学者在上述研究中更注意从社会学那里寻觅法宝，而人口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也被利用，这使得社会史成为史学领域里最富有活力的一支。在史料发掘与利用方面，社会史的崭新研究视角也使谱牒、碑刻、笔记、稗史、宝卷、契约文书、地方诉讼档案等等史料的价值得以被人们发现，这也是社会史在诸多学科中大放异彩的理由。社会史学者通过这些努力，实践着他们“再现过去历史的本来面貌”、“还历史以血肉”的主张。环顾当代历史学的各类研究，没有谁能像社会史研究这样用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成果餐飨读者。

　　四、存在问题

　　说到当前社会史研究的问题之处，有人谓理论不足，有人道食洋不化；有人疾大而不当，有人怨琐碎不整。其实，中国社会史研究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我行我素的研究格局可能还会持续下去，社会史的正宗或样板也许难以出现。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什么才是社会史的问题只能从一个时代的社会史学者群体正在实际从事的研究当中得到回答，“真正的社会史”　不可能是飞来之物，它只应在社会史学者群体的实际选择中去寻求。它的学科体系、理论、方法、选题等等必然符合着历史学演进的内在逻辑，必然顺应着时代的要求，也必然反映着学者群体的认识主流。因此，目前的各种尝试不失为带有初级发展阶段的烙印的“真正的社会史”。我们目前所能追求的不是划一的体系、理论、方法、选题，而是不断地提高各个“实际选择”的学术水平，跟上当代社会科学的潮流。　　　　　　　　　　　　　　　　　　　　　　　　　　　
　　怎样提高学术水平，跟上当代社会科学的潮流呢？笔者认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研究中的整体与部分、抽象与具体这两大关系。新时期社会史研究中最为明显的倾向，恐怕莫过于由于急于确立学科自身的地位、忙于开拓领域、执著于创新而忽略了与历史研究之整体的关系，甚至与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相背离。社会史研究中所确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应是孤悬于历史学甚至是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之外的无所属者。社会史的理论体系是历史学体系整体中的一个方面，社会史学者在探索社会史学科理论并用以解释周围世界的同时，不能忘记将自身置于整体的视野，从自身中发现与历史学体系整体的契合点。社会史只有在丰富、深化历史学整体理论的过程中方能实现自身的价值。试想任何一个分支学科体系如果不去关照整体学科，不能带动整体的发展，则犹如脱缰之驹，没有存在的意义。社会史研究也不仅仅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单方向认识过程。如果将社会史研究理解为对以往通史研究的一种反叛，只顾在微观、具体、细碎之中寻找、填补空白，而疏于从具体再回到抽象的思维，会使研究流于平凡叙述。其结果不仅不能矫正旧史学中只抽象不具体的痼疾，还使自己丢失掉在社会科学中的位置。在专题研究中出现所谓“细碎化”趋向不足为惧，细碎中既不见理论的指导，也不见对理论的升华，便降低了研究的学术水平，甚至不再属于社会科学研究。
　　自1986年在天津召开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至今已举行了南京、成都、沈阳、西安、重庆、苏州年会，中国社会史学会也于1990年成立。今天，从事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术队伍日见壮大，通过相互切磋、交流，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十年间灰姑娘已经变成公主，看不出有谁能阻挡她成为未来的皇后。

　　五、社会史·社会学·历史社会学

　　很多社会学者也许对社会史研究存有隔膜，那似乎是与社会学毫不相干的学问。翻看一下中国社会史学会会员名薄，全无社会学出身者。而对于社会史学者来说，社会学则显得格外亲近。究极地讲，目前的社会史研究多表现为对过去历史的社会学的解说。除了基本资料和研究内容具有“历史的”特点外，目前的社会史研究在研究对象、范畴上与社会学极为接近，在理论与方法方面又从社会学那里多有借鉴。
　　社会史与社会学到底是什么关系？有人讲社会史是连接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桥梁。但不知为何这座桥的利用者都是历史学者而没有招来对岸的一方。显然社会学者向历史学领域接近时要架设另一座桥梁－－历史社会学，后者同样也不是两岸学者都能游来踱去并聚会一堂的“公共”领域。由此得出的感性结论是：社会史不等于历史社会学，社会史是在社会学的彼岸不做停靠、不留痕迹即作折返的过客，反之历史社会学亦然。
　　关于二者的关系还要作如下补充：历史学与社会学以及其他多门社会科学学科之间存在着相互重叠的部分，这些重叠部分可能是些相互接近的研究对象、范畴，以及理论、方法等等。由于多学科交叉的优势，在这里可以形成或独树一帜建立分支学科，或环顾左右抛引新鲜理论的制高点。登上这一制高点的学者不论来自何方，能够俯瞰所有社会科学学科，作高瞻远瞩之论者绝少；他们由于受自身知识结构、学科出身、个人兴趣取向等的制约，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总要关照某一个社会科学学科，从那里寻找与新学科、新理论的契合之处，从而确认自己，使局部理论进一步升华。社会史便是在这一制高点上形成的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社会史学者借助着以社会学为主的其他诸学科的理论、方法、概念等等从事历史研究，进而活跃、丰富、深化对历史科学整体的认识。历史社会学则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其出发点和归结点都是社会学。通过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能够更好地理解当前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应是社会学中大力开展的一支。由于前述种种制约，社会史学者不直接为社会学服务，历史社会学家也不特地给历史学作出贡献。但是，历史社会学也用历史资料研究过去的社会生活，可以说是真正地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历史，这一点与当前的社会史研究极为接近。设想两者一旦相互沟通、借鉴将会怎样呢？这必将间接地、也必将会极大地促进背后的整体学科的发展。
　　自5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界日益关注历史社会学，如今美国社会学协会下属的历史比较社会学分会的势力断然领先他人。在各个社会科学学科普遍历史化的今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在模型之外大谈传统制度、文化和历史。而在中国，历史社会学的发展相对落后。其原因也许是社会学者在学科重建之际来不及将触角伸向多处领域。值得高兴的是，薄弱的历史社会学可以就近从中国社会史研究那里获得益处。80年代中，庞大的历史学研究队伍为从原来的困境中寻求活路，向社会史大举进军，今日已有可观规模。
　　开展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促进与社会史学的交流，是当前社会学者的双重任务。社会史学界也欢迎社会学者去那里兼职或就业。　　　　

　　[参考文献]
　　蔡少卿，孙江.回顾与前瞻——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9，（4）
　　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1）
　　冯尔康.开展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87，（1）
　　冯尔康等.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
　　吴吉远，赵东亮.中国社会史主要书目和论文.见：赵清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


　　资料来源：《社会史研究通讯》第3期（2000年0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