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支平

陈寅恪先生是大家公认的史学大家，他在谈到史学创新时，特别强调研究者对于新史料的开拓和新观点的发现。然而我们回顾一下本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就不难发现学者们对于新史料和新观点的认识，有一个从单线向复线的演化过程。

中国传统史学是以政治史作为研究主线的，所以史学家们对于官修的所谓“正史”十分迷信。本世纪初以来，受到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潮的影响，一部分思想敏锐的史学家开始注意到从“正史”之外搜集史料的重要性。其中著名的有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即在重视“正史”等文献资料的同时，应当重视运用地下考古发掘的新资料。然而一直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们对于“正史”之外的各种私家笔记以及地方志资料的运用，依然是小心翼翼，甚至心怀疑虑。少数比较保守的史学家，坚持认为私家笔记和地方志，或挟私嫌，或囿地域，不足为据

时至今日，大概没有什么人会对中国历史上的私家笔记和地方志的史料价值产生疑问。然而，本世纪初许多史学家对于私家笔记和地方志资料的疑虑，并非没有道理。从历代王朝政治的发展轨迹来研究历史，官方的典籍记载无疑是最可信的研究史料。孟森先生是当时最著名的明清史学家，“先生之治史，多本中国传统方法”，（注：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附商鸿逵：《述孟森先生》，中华书局，1986年版。）故在他的一系列论著中，所据以立论的明清史资料，大部分是以官修的文献为主，至于地方志的资料，就绝少涉及了。同时代的许多治学严谨的学者，其对文献史料的取舍，亦大多类此。

然而，本世纪毕竟是一个中西文化相互交流的时代，随着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逐渐介绍引进，中国的史学研究也逐渐从传统的政治史、道德史的单线研究，向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拓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引进，大大地改变了中国史学家们的研究模式。其中，经济史、生产关系史、社会结构史等领域的研究，正以崭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思维开拓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在中国的史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个史学更新的时代里，以往官方“正史”典籍中的历史资料，也就越来越不能适应新时代史学研究的学术要求。一方面，以往官方典籍中的记载基本上是以帝王将相为记载核心的，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二十四史就是中国帝王将相的家谱史，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样的历史典籍，其史事的记载必然忽略经济关系等有关下层一般民众的记载，从而使我们对中国历代民间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基本概况所知甚少。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历代统治者对于文化、史学等方面所拥有的强势垄断，官方典籍中的历史记载，不能不带有一定程度的立场错位和价值取向的偏颇。这样的历史典籍，自然也不可能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尤其是这种文化、史学的强势垄断和价值偏颇，延续了二千余年，形成了理所当然的传统，更需要新一代的史学家们在扬弃传统的基础上，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建构新的史料基础。于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一些年轻的学人，开始把史学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扩展到政治史之外的许多领域，特别是社会史、经济史领域。人们对历史资料的搜集范围，也突破了以往官方“正史”典籍的局限，开辟多方面的资料来源。私人笔记、小说野史、方志家谱，都已逐渐进入史学研究的殿堂。与此同时，有些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开始进入农村城市的基层社会，进行社会调查，并且运用社会调查的资料所得，开拓了全新的史学研究的领域。其中如陈翰笙先生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傅衣凌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都对中国当代的历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傅衣凌先生在回顾自己的这一学术经历时说：

实在说，我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是很模糊的。直到抗战爆发后，我从沿海疏散到内地的城市和农村，才接触到中国社会的实际。一九三九年我曾居住在永安的黄历乡，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碉堡，四周则是一些矮小的平屋，佃户环之而居。我置身于这样的情景中，使我恍惚联想到中世纪的封建城堡制度，是不是还存在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抗战的几年生活，对我的教育是很深的。在伟大的时代洪流中，使我初步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实际，理解到历史工作者的重大责任，他绝不能枯坐在书斋里，尽看那些书本知识，同时还必须接触社会，认识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互相补充，才能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推向前进。这样，就初步形成了我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在收集史料的同时，必须扩大眼界，广泛地利用有关辅助科学知识，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这个新途径对开拓我今后的研究方向是很有用的。……我一向以为史学研究是各种知识的总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循此推之，我们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人，对于现存实物的调查，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项目。……我每于下乡时，在和本地人的访问、谈话中，也常常得到文字上无法得到的材料，足以引人思考，从中得到启发，我也认为这是我们史学研究者应该注意的事。（注：傅衣凌：《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载《文史哲》1983年第二期。）

三、四十年代傅衣凌诸位先生把社会调查资料引进历史学研究的学术尝试，虽然在当时还未能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应，但其研究成果“很快被介绍到日本，成为战后日本史学界重建中国史学方法论的一个来源；而后又由日本学者的媒介，传播到美国，成为美国五、六十年代新汉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日、美汉学界被尊为一代大师，享有很高的声誉，不是偶然的。”（注：《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杨国桢：《序言》。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解放以后，虽然说中国的史学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但是由于受到现实政治的干预，史学研究仍然不能摆脱“政治史学”的羁绊，而傅衣凌先生等少数学者能够坚持社会经济史的实证研究，发掘包括社会调查资料在内的多方面的史料来源，就更显得难能可贵。因此到了七、八十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的社会科学与国际上的交流日益加强，各种流派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重新涌入中国。中国的学者们认识到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与国际学术接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这学术逐渐开发的年代里，傅衣凌先生等的史学研究，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肯定。一批在“文革”后学成并投身于史学研究的年轻学者，以及一部份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学者，都对社会调查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学术道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社会调查的学术价值与调查资料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许多学者的肯定，并且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们的积极参与。

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的结合，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的日益重视，就在于它能够“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这从理论上说，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研究方法，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大贡献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和总的观念，从五个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马克思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结构观念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7 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强调的这些核心问题，显然需要社会调查这种“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研究方法来加以认真的印证，而仅仅依靠“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官方“正史”资料，是远远不够的。

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理论和方法论的不断翻新，作为“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手段之一——社会调查，也完全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理论新方法相适应。举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国家体制“大传统”与民间社会“小传统”的理论为例，我们不能不赞同这样的解说：（田野调查）观看民间的文化形式虽不能从中得到现成的启示，但它却能够给予我们“野史”般的冲击。民间仪式当然不具备文本的定制，因而我们只能费尽苦心方能从中“读到”书籍所代表的“大传统”、“雅文化”所能轻易提供的思路。然而，……文本只能给予我们了解思想史的素材，而作为（乡土社会）“隐秘的文本”的仪式，却是活着的“社会文本”，它提供我们了解、参与社会实践的“引论”。（注：参见王铭铭：《象征的秩序》，载《读书》1998年第二期。）国家体制“大传统”给我们留下的“文本”资料，远不能反映社会的全息和文化的全貌，其中最大的空缺就是社会下层民众的动向。历史学家需要通过社会调查等手段，从民间社会的点点碎影中补充这历史的残缺，从社会下层发掘足以反映历史变动的轨迹，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中国的政治文化道德伦理固然对民间行为、社会经济等方面有着居高临下的规范作用，但是民间社会经济、下层社会风气的变化，同样可以影响统治者、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以及道德伦理等方面的思考和调适。这也是我们强调通过社会调查等手段来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重要性之所在。

社会调查工作在学术研究上的运用，并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口学家等，也都十分重视社会调查（田野工作）的运用。有些学科对社会调查工作的重视远远超出一般历史学家的重视程度。这种多学科对社会调查的关注，正体现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趋势，即各个学科之间的界限日益淡化，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正朝着多学科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的方向迈进。传统的历史学过于迷恋典籍文献的资料作用，而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在社会调查（田野工作）上的成就，无疑给寻求学术创新的历史学家们予有益的启示。以往对典籍文献资料往往抱怀疑态度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们，近年来也对历史文献的资料产生了相当的兴趣。学术研究中多学科的结合运用，显然已经对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取长补短，产生了良好的效应。

当然，不同的学科毕竟有着自己的学科特点，有着各自专注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其体现在社会调查的具体操作上，也应有许多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因此，就社会调查的具体方法而言，应该根据不同的研究课题和调查对象，采用较为可行的相应措施。不能强求一致，或是过分仿效他人的研究方法。从这点上讲，我十分赞同研究历史应当是“史无定法”的主张。傅衣凌先生对历史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这个学派，在研究方法上，以社会史和经济史相结合为特征，从考察社会结构的总前提出发，探求经济结构与阶级结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特别注意发掘传统史学所弃置不顾的史料，以民间文献诸如契约文书、谱牒、志书、文集、帐籍、碑刻等证史；强调借助史学之外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进行比较研究，以社会调查所得资料诸如反映前代遗制的乡例、民俗、传说、地名、口碑等资料证史。特别注意地域性的细部研究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中寻求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我认为：即使从今天看来，傅衣凌开创的这种社会调查与多种资料、多种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依然值得我们认真效法、大力发扬。

我们这里还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社会调查固然应当在现代史学研究中占有一定的学术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调查是推进史学研究的不二法门。事实上，社会调查所征询的对象，由于文化教育程度、地域观念以及个人经历的差异，他们所能提供给研究者的信息，往往是芜杂混乱的，且带有某种程度的片面性。这就需要我们在芜杂混乱的民俗材料、口碑访谈、民歌民谣、传说杂抄、谱牒私册等资料面前，进行认真的梳理，从中分别出带有普遍意义的资料来。因此，我们回到历史学的传统话语，历史学家做好社会调查工作，还是应当具备唐代刘知几所谓的那种史才史学和史识。否则的话，社会调查极有可能成为一个陷阱，使研究者沉溺于漫无头绪之中，从而失去了社会调查的学术价值。

中国的传统史学极其注重对史料的辨析，这是一个很优秀的传统。史学家们不仅要考辨史料的真伪，还要鉴识史料所含信息的真实意义。论从史出，只有在审慎辨析史料的基础上，才能对历史的真实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社会调查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研究者对社会调查所得的资料不加辨别分析，就有可能听风就是雨，只见到树木而不见森林。甚至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看到一点东西就发一通宏观的议论，大大降低了社会调查资料作为历史资料的可信度。同时，从事社会调查所应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研究者应当极力避免先有了一个主观或主题的预设，然后根据这个预设找资料进行论证。这种作法就更加与史学研究“论从史出”的起码常识格格不入。

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的结合，固然是本世纪中叶逐渐兴起的一种学术研究方法，把社会调查资料运用于史学研究，有益于拓展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是，这种较为新颖的研究方法，同样应该吸取传统史学的优秀成份，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把史学研究推向更高的层次，促使中国的传统史学呈现万古常青的繁荣局面。

【作者简介】陈支平：厦门大学年生产能力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出处】《东南学术》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