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涛

所谓秘密社会（或“秘密会社”，英文作“Secret  Societies”），泛指那些其宗旨、活动和组织形式为官方所不容的秘密团体。辛亥革命时期，陶成章在南洋作题为《教会源流考》的演说，最早提出中国的秘密团体共有教（门）、会（党）两大系统的论点，后来大体上被学术界所沿用。  

    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十余年间，史学界着重探讨了会党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并就天地会的起源和性质问题展开了学术争鸣。十年动乱结束后，会党史研究空前活跃，有力地推动了新兴的社会史研究。从70年代末起，学术界再度就天地会的起源和性质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前者主要有“康熙甲寅”说和“乾隆二十六年”说，后者主要有“反清复明”说和“团结互助”说，但迄今仍未能取得共识。此外，相关资料的整理出版方面成绩斐然，一些有影响的论著也相继问世。其中，秦宝琦的《清前期天地会研究》重点考察了天地会的起源问题和嘉道年间天地会的各种支派。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和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两书则比较系统地探讨了会党发展史，且各有新意。前书就哥老会、斋教等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后书则论述了天地会与秘密宗教、民间武术团体、游民等之间的关系。  

    相对冷清的秘密宗教研究在同期也有重大突破，陆续出版了一批专著。其中，喻松青的《明清白莲教研究》对白莲教的教义、源流等进行了深入探讨，濮文起的《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描述了以白莲教为主体的民间秘密宗教的大致轮廓，马西沙、韩秉方的《中国民间宗教史》系统论述了自汉代到清末的数十种民间教派，考订缜密，路遥的《山东民间秘密教门》详细考察了该省民间秘密教门的历史和发展概况。  

    秘密社会研究尽管成绩喜人，但从总体上看，仍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  

    首先，重会（党）轻教（门）的研究格局至今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而且彼此几乎是自成体系，互不相涉，导致融会贯通式的研究成果极为罕见，更谈不上有反映近代秘密社会全貌的专著问世。事实上，近代秘密社会的两大系统原本存在着相互交融、转化的现象，某些结社甚至亦教亦会、非教非会。关于秘密社会、秘密宗教等概念的定义，学术界至今仍存有分歧，这与上述各自为营的研究状况不无关系。显然，只有将两者视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才能完整地展示近代秘密社会的发展线索，归纳出其中带有规律性的一些现象。  

    其次，有关秘密宗教的论著主要侧重考察晚清以前的情形，对近代部分涉猎较少。太平天国赖以起家的上帝教是近代十分典型的一种秘密宗教，但以往却被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会党史研究虽然被誉为开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先河，但相关论著大多着重探讨会党在近代历次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表现，实际上仍未摆脱政治史的框架。秘密宗教研究多少也带有类似的倾向。这种研究模式有助于拓展近代政治史研究，深化对秘密社会历史地位和作用的理解，但却在无形中弱化了对秘密社会自身的研究，很难反映出秘密社会发展史的全貌，同时也忽视了秘密社会最根本的特点，即秘密社会成员公开的政治活动正是其长期秘密活动的结果，更何况并非所有的秘密组织从一开始或自始至终都带有政治色彩。  

    加强对秘密社会的研究，无疑有利于我们今天总结、借鉴近代史上的经验教训，因此，它要求史学界对该课题的研究思路进行适当的调整。以往对秘密社会自身的研究主要局限于论述其起源、宗旨和流传脉络，在此基础上，今后应有意识地拓宽研究视野，剖析各主要秘密团体创设的最初宗旨、信仰特征及其与正统意识形态之间的异同，考察它们的组织结构、基本功能、发展门徒的具体方式、成员的构成、主要活动区域和活动特点、勃兴与衰微的具体原因及所产生的社会政治影响；尤其值得尝试研究秘密社会的动态层面，诸如这些组织究竟对现实社会持何种态度、后来是否有所变化、其成员在加入秘密组织前后的心态和生活状况究竟有何改变等等。只有如此方可完整、深入地揭示近代秘密社会的发展规律、兴衰轨迹及其所产生的影响。  

    近代秘密社会两大系统的组织林林总总，仅第一历史档案馆所收藏的相关档案便涉及二百余种。因此，在具体研究时，可以考虑采用点面结合的方式，在从事全面考察的同时，重点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组织进行个案研究，避免不分主次的一味罗列。相关资料零散残缺，不易搜求，这是研究该课题所面临的另一大难题。为此，必须做好“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心理准备，除了从档案、秘密社会自身文献、方志、谱牒、时人笔记、外文资料、报刊杂志和各地文史资料中广泛发掘、爬梳外，还可以有重点地进行田野调查，以弥补文献史料的不足并考订其真伪。  

    还需要指出的是，该课题所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包含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民俗等多方面的现象，是一种典型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史学研究者惟有尽可能地了解、运用各相关学科的知识，才能使研究工作真正地走向深入。

  
    原载《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