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中国秘密会党的底层结社活动，可能在世界许多地方的历史上都或多或少存在过，但从来没有像在中国这样“绵延数百年，遍及廿余省，会员之众，实难数计，声势之盛，撼地震天，而以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达到最高峰”，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如此重大的社会作用。[①]也正因如此，会党史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近百年来吸引了包括罗尔纲、萧一山、荣孟源、邵循正、陈守实、魏建猷、李文海、戴逸、蔡少卿、庄吉发、胡珠生、赫治清、周育民、邵雍、罗炤等在内的数代优秀学者，发表了大量极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最近出版的《中国洪门史》[②]，更成为一部中国洪门史研究的集成之作。

洪门包括中国“三大帮会”中的天地会与哥老会，是中国秘密会党的核心组成部分，洪门史也成为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中国洪门史》在全面梳理会党史百年研究历程的基础上，系统叙述自乾隆年间天地会创立以迄1949年前后洪门产生、发展到逐步衰落的整体历史，包括天地会的起源与初期活动、乾嘉道咸年间天地会的反抗斗争、哥老会的形成与活动、辛亥革命前的两广天地会、哥老会与辛亥革命、民国年间的洪门、海外洪门发展等主要内容，同时专章介绍了天地会的组织结构与联络方式、清代洪门的社会功能与清廷的治理措施，以及1949年以后香港与台湾的洪门。书后又附录多种洪门史研究所必需的关键原始资料，并对百年来洪门史研究的论文与著作做了全面的索引。综观全书，洋洋近百万字的《中国洪门史》具有浓郁的学术特色，更具有总结前贤、启迪后人的学术意义。

一  以档案史料的挖掘和运用为主，高度重视资料的权威性与可靠性

历史研究首重史料。近代史学名家梁启超曾深刻指出：“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③]傅斯年创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也大力倡导“史学即史料学”的观点，明确提出“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作为一门实证学科，历史研究只有在史料的搜集、整理上真正下足功夫，才有可能产生真正具有原创意义的学术贡献。这一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中国洪门史》的成书过程中。甚至可以说，整个洪门史研究兴起、发展、繁荣的学术史，很大程度上也是相关史料不断发掘、完善的历史。

总体而言，自二十世纪初陶成章《教会源流考》、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滥觞后，百年来的洪门史研究，大体经历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初起、五六十年代的发展，以及八十年代以后的复兴与繁荣三个大的历史阶段。而这一学术史的发展过程，则都与新史料的发掘与运用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受社会学以及“新史学”兴起的影响，罗尔纲、萧一山等学者开始关注秘密社会资料，帮会人士也整理出版了会内文本。这对于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的开创和兴起，具有筚路蓝缕的重要贡献，也正是《天地会文献录》、《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等会内文献，奠定了会党史研究的初步史料基础。因此数十年之后，学界仍高度评价这批史料的学术价值，认为“天地会文献，前此既秘不刊行，流传自极为稀罕，本书（指《天地会文献录》）之编刊，对于保存天地会文献，促进天地会研究，其功实不可泯”。[④]但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史料的局限性，其时根据天地会内部传说推测而来的研究结论，难免有“一造之词”的嫌疑。学者普遍使用的“影射推求法”，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开启了破解史料单一困局的思路，但以虚凿实、牵强附会的主观解读，也使本已隐秘支离的洪门历史更加神秘模糊。

让“会党内部凑合附会之作暗然失色”，从而使洪门史研究“真正成为科学”的，是1949年以后对清代档案资料的挖掘与利用。[⑤]其标志性事件，为1964 年蔡少卿教授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的《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一文，首次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提出天地会起源于乾隆二十六年的新说，并从经济因素、社会矛盾等方面进一步分析了清代中期天地会起源的历史背景。[⑥]这不仅提出了与天地会起源“康熙说”相抗衡的崭新学术观点，更具有研究范式转换的学术史意义。此后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学术研究被迫中断十多年。直到“文革”结束之后，伴随会党史研究的复兴，大批档案资料陆续整理出版，从而大大促进了洪门史研究的开展。[⑦]其中最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合作编辑的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天地会》（七册）。《中国洪门史》的作者秦宝琦教授，就是当年《天地会》资料编撰的主持人，全程参与并见证了这一新史料对洪门史研究的巨大推动作用。

虽然《天地会》史料在八十年代初方得以出版面世，但作者系统从事档案查阅与整理工作，其实早自“文革”当中的1974年就开始了（见《中国洪门史》后记，第871页。以下仅注页码）。《天地会》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天地会资料专辑，出版后很快即产生了重大学术影响，成为海内外洪门史研究者所必备，“从此洪门史研究才得到全面而有系统的资料依据”[⑧]。众多学者利用这批新整理的档案史料，参与辨析争论，既相互商榷，亦相互促进，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与学术著作，共同促成洪门史研究于复兴后不久即形成百家争鸣、高潮迭起的繁荣局面。[⑨]究其实，这一学术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推动力，就是以《天地会》为代表的一大批档案史料的发掘与运用。也正是多年埋首尘封档案的艰辛努力，为作者此后的洪门史研究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中国洪门史》秉承作者注重档案资料的一贯治学风格，大量利用大内档案、洪门内部《会簿》等一手资料，兼采实录、官书、正史、方志、族谱、文人笔记、口碑等各种形式的史料。书后附录的史料原件，更是《中国洪门史》重视一手史料的缩影，充分反映了作者严谨求实的学术风格。如乾隆五十四年闽浙总督伍拉纳与福建巡抚徐嗣曾关于天地会起源的奏折（附录四，第768—773页），就是作者历经数年艰辛方从档案中找到的。正是这件档案，为汪志伊《敬陈治化漳泉风俗疏》“闽省天地会起于乾隆二十六年”的说法找到了可靠的原始依据，成为“乾隆说”最核心的史料。又如上世纪三十年代学者萧一山从大英博物馆抄录《西鲁序》、《西鲁叙事》、《洪门三十六誓》等洪门史料回国后，成为治洪门史者必备的重要史料。但限于条件，学者一般都从重新排印的《近代秘密社会史料》转引，很少能查阅与利用原件。而作者经辗转托人，最终得到该项洪门史料的原文复印件。这些关于天地会起源研究的基本史料，首次以原貌在国内公布（附录一、附录二，第733—753页），无疑更有利于学者的解读与利用。其中原本置于《西鲁序》之前的“素珠牌”，编者在《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中因作为图像统一编排，离开了其具体语境，大大降低了该史料的学术价值。其他如加拿大华人天地会《会簿》洪顺堂抄本（附录三，第754—767页），在中国大陆也是颇为难得一见的原始资料，为我们了解和把握海外洪门发展状况提供了权威的一手史料。作者为搜集相关史料，数次远赴福建云霄、东山、诏安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如为探究引起争议的《香花僧秘典》的史料价值，作者专程同周伟良教授前赴福建东山，考察苦菜寺当家白云泰所藏香花僧秘籍的真本《正源》（附录五，第774—781页），最终厘清了在洪门史研究中引起争议的《香花僧秘典》与天地会《会簿》之间的次序关系，对《香花僧秘典》的学术价值提出全新的看法（第51—59页）[⑩]。史学工作者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于此可见一斑。

二  具有深厚的学术积累，集作者四十余年洪门史研究之大成

学术研究以创新为鹄的，但创新建立在对前人成果的充分掌握和消化吸收之上，更建立在对该领域的长期积累与不断探索之上。作为清代档案整理的力行者，作者不仅为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基本资料，同时也以档案为核心史料，对包括天地会起源研究在内的洪门历史进行了长期的系统与深入研究。

自会党史兴起以来，天地会起源问题就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持“康熙说”（又称“会簿派”、“海底派”）与持“乾隆说”（又称“档案派”）的学者，自1960年代开始交锋，八十年代后又经历多轮辩析，一定意义上成为洪门史研究的“试金石”。正如学者所指出的，“从表面上看，（这些观点）仅是对这些组织创立的时间、地点和创始人的说法不同，但实质性的分歧却在于：这些组织是清代民族矛盾的产物，还是清代社会矛盾的产物？是明朝遗民‘反清复明’的组织，还是破产劳动者实行互助的团体？”[11]更重要的是，关于天地会起源问题的争辩，不仅激发了学者的热情，促进资料的挖掘与更新，更刺激了研究方法的检讨与拓展，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该研究领域的“歌德巴赫猜想”。作者全程参与了这一过程，见证了中国洪门史的学术发展与逐步完善。

“文革”结束后不久，作者即利用新发掘的档案资料，连续发表论文，与持不同观点的学者探讨商榷，所撰写的《从档案史料看天地会的起源》[12]、《天地会起源“乾隆说”新证—伍拉纳、徐嗣曾关于天地会起源的奏折被发现》[13]、《从档案记载与会内文件的结合看天地会的起源》[14]等文章，对天地会起源问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研究。经过作者的努力，解决了涂喜就是提喜，也就是洪二和尚；汪志伊《敬陈治化漳泉风俗疏》的说法并非“孤证”，而是有原始可靠的档案根据等几个重要问题，使“乾隆二十六年说”的新观点在提出二十多年后得到“初步证实”[15]，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反响，作者也成为“乾隆说”后期的主要代表。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学者罗炤又在福建发现了《香花僧秘典》，并被认为是“有关天地会起源问题的关键性文献”，史料价值“比起嘉道及其以后发现的任何一种会簿都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洪门史研究者利用这一新史料，提出天地会创立于清初的“万五道宗说”，对“乾隆说”提出新的挑战。作为力持从档案史料出发的学者，作者在《香花僧秘典》出现后不久，就对其史料价值提出了初步的质疑与辨析，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是《会簿》抄录了《秘典》，还是《秘典》抄录了《会簿》？”[16]不过这一质疑，直到十余年之后方得到可信的佐证。2006年前后，作者得知福建东山苦菜寺当家白云泰藏有香花僧真本《正源》，立即同发现者周伟良教授前往详加考察。经将《香花僧秘典》与《正源》两相对照，“发现《正源》中并没有涉及天地会之内容”，从而证实了此前的《香花僧秘典》所载有关天地会的人物、诗句，应属于抄录者有所添加的香花僧文献“杂文”。抄录者很可能是“晚清辛亥革命时期之人”，而非出于康熙年间的万五道宗之手，因此不能作为研究早期天地会起源的依据。[17]与此同时，作者也充分肯定了学者罗炤在田野考察中所发现的长林寺遗址以及万五道宗传说等地方资料对于洪门史研究的文化价值，认为它们对于正确解读难以索解的“西鲁故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作者并在此基础上，对“西鲁故事”[18]、天地会《会簿》[19]等进行了新的研究，为洪门起源研究的发展与完善做出了新的贡献。

对天地会起源问题的持续关注，正是作者长期致力于洪门史研究的生动缩影。事实上，作者是少数几个是毕生致力于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的学者之一，数十年间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几乎都围绕秘密社会史的各个方向展开，先后出版了《清前期天地会研究》[20]、《天地会的源流》[21]、《洪门真史》[22]、《中国地下社会》（三卷本）[23]等学术专著。也正是在艰苦探索的基础上，最终成为中国秘密社会史领域的重要学者，成绩得到海内外学界公认。作为“封笔”的《中国洪门史》，就是在此长期积累的基础上经过不断补充与逐步完善而成的，从而充分保证了该书的学术深度，成为作者致力洪门史研究的总结与集大成之作。

三  “论从史出”，关注社会，关注现实

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在“以史为鉴，学以致用”的中国学术语境中尤其受到重视。历史学家对已往的历史进行研究，重点是考订史事，做出史实的因果判断，但同时也离不开史事的价值判断。洪门在清代以及民国年间表现都十分活跃，与多种政治势力发生过密切关系。尤其是清末民初洪门发生很大分化，洪门人士积极投身民主革命，但也有部分蜕变为军阀官僚争权夺利的工具，或者演化成以违法犯罪为主体的黑社会组织，延至当代仍不乏影响。而海外洪门则以公开合法的社团或政党登记注册，成为新时期团结海外华侨、华人的重要纽带。因此对洪门史进行系统研究，不仅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清末海外以及两广洪门积极参加革命派发动的历次武装起义，四川、陕西、贵州、湖南乃至边远的内蒙、新疆和西藏各省洪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斗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洪门在历次起事过程中进行的抢掠、胁迫乃至杀人越货、危害群众的行为，也成为官方档案记载的重点。因此，如何客观看待洪门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功能，从长时段对洪门的历史作用进行观察，也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中国洪门史》坚持“论从史出”的治史原则，同时注重与时俱进的现实关怀，较好地把握了洪门在历史上积极与消极两种作用并存的史实。作者分析清代洪门的社会功能时，特意将“正面社会功能”与“负面社会功能”分开单立条目，认为清代天地会的“负面社会功能，颇类似民国以来黑社会的反社会活动，当然其性质和规模尚不能同日而语”（第628页）。这就不仅客观评价了清代天地会的消极影响，也指出了民国年间洪门向黑社会蜕变的历史渊源。又如对于海外洪门，作者一方面肯定其在辛亥革命中的巨大贡献，认为他们“为结束中国数千年君主专制的统治，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的英勇事迹，将永垂青史”（第725页）[24]，同时也在“海外洪门的活动”一节中，对海外洪门组织与参与堂斗、充当殖民者的帮凶等消极方面进行了分析（第709—716页）。作者对清代治理秘密会党相关律例的系统梳理（第643—652页）[25]，不仅加强了对于天地会起源问题的分析力度，也为后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而将“1949年以后香港与台湾的洪门”作为附章单独叙述，在以往的洪门史著作中也是很少见的，亦具有深刻的现实关怀。

总之，《中国洪门史》作者长期致力于洪门史研究，日积月累，故能集其成。全书以原始档案为基本史料，考证扎实，故能立其说，成一家之言。行文条分缕析，遍采诸家，又将多年来所搜集的珍贵资料公之于众，故能启其后。但俗话说“学如积薪”，学术研究既有薪火相传，更是后人不断超越前人的过程。经过数代学者百余年的持续努力，中国秘密社会史的大体框架已经初步建立。尽管如此，其中仍存在许多有待继续考订的具体史实。比如洪门会簿中普遍出现的“反清复明”内容，曾被学者指为乾隆中叶说“无法逾越的障碍”。[26]但究其实，无论对于“乾隆说”、还是对于“康熙说”而言，洪门会簿中反复标榜的“反清复明”，均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27]又如学者注意到康熙十年题定的《大清律例》将“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由“杂犯”移入“谋叛未行律”处理，认为这可作为分析天地会起源于康熙年间的重要史料。[28]但关于其详细情况，似仍有待关注与检讨。其他许多涉及洪门史研究的具体史事，也存在继续探讨与完善的空间。

四  继续挖掘资料的几点看法

对于中国秘密社会史的总体学术前景，学术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检讨，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思考与建议。[29]但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历史学是一门讲求‘实证’的学科，要靠证据说话，因此研究者一定要尽可能掌握充实的资料”。[30]应该说，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大力搜集与整理，洪门内部《会簿》以及口耳相传的“口述史料”（包括各种形式的回忆录），以及官方记录的档案资料，构成了洪门史研究的基本史料。但史料的不断挖掘与反复检验，是历史学作为科学的一个永恒课题。刘知几《史通·杂述》说，“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在目前的基础上，有关洪门史资料的继续挖掘，或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地方田野史料的挖掘。上世纪九十年代学者在福建考察时获得的田野资料，就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天地会起源的社会背景的理解，“特别是加深了我们对当地社会和民间文化的理解”。[31]又如福建南安发现的咸丰年间天地会文件，显然有利于我们理解太平天国这一重大事件对于天地会活动的影响。[32]继续加强洪门史的区域研究，努力挖掘当地丰富多样的田野资料，无疑将进一步推动洪门史研究的整体发展。

二是海外文献的挖掘。萧一山从大英博物馆抄回的《近代秘密社会史料》，曾大大促进了洪门史的兴起。除了这种由国内流出、至今仍可能深藏海外各图书馆或博物馆角落里的会党文献外，保存在海外华人公馆、“义兴公司”资料中的会党档案更值得关注。相对于国内以“反抗—镇压”模式为主形成的官方档案，海外这些具有“合法”外壳的史料，或更能反映出会党的种种日常行为与活动，从而弥补国内档案的不足，为研究会党史的“常态”提供弥足珍贵的资料。而对于其“常态”的缺位，正是当前秘密社会史研究中的一大弱项。[33]

三是中央以及地方司法档案的挖掘。如前所述，清代档案得到学者的高度重视，大大促进了洪门史研究的发展。[34]但以往查阅和公布的清代档案，多集中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朱批奏折、录副奏折、上谕档，尤其是“秘密结社项”等全宗中，对于刑部题本、刑科史书等司法档案，限于当时的条件，则相对利用不足。事实上，作为正式的司法文件，题本等司法档案对于各地洪门案件的记载，可能内容更为详细，史料也更为丰富。如果能从清代定谳的题本等司法档案中找到足够的具体案例进行解剖，或许能对清代洪门史的研究有所促进。同样，分散在各地档案馆中的民国司法案卷，也可能使我们对各地会党的详细活动有更加充分可靠的了解。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订以及基本史实的梳理和复原，属于史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基础，“一旦这一部分的真实性出现问题，整个历史研究的大厦也将因之动摇。”[35]沿着以往学者的足迹，继续加强档案史料的挖掘，重视基本史实的考证与还原，或可能将洪门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本文原载《历史档案》2013年第4期第133—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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