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

中华文史网

1960-70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美国的反越战运动，是当时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两支重要曲目，在正在兴起的欧美中国学领域，一批批深受影响的青年学生开始把眼光投向中国的民众运动，周锡瑞（Joseph Esherick）、贝思飞（Phil Billingsley）和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等著名中国学家都是从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走过来的。

裴宜理是当今中国学术界的老朋友，在其《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一书的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刘平译）出版后，我们即开始着手其《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一书的出版工作（尽管该书的翻译工作在1990年代即已开始），其间历时漫漫，很多朋友纷纷询问该书的出版情况。值此中译本终于问世之际，略作点评，以做交待。

裴宜理，1948年生于上海，三年后迁居日本，后回美国求学；1969年毕业于纽约威廉·史密斯学院；1971年获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78年毕业于密西根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人文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2002年—）、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会长（2006年—）、哈佛大学政府系亨利·罗索夫斯基讲座教授。她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近代与当代的民众反抗与底层政治，横跨政治学与历史学领域。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是裴宜理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198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还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准备阶段，裴宜理就一直在试图采用与当时流行观点不同的视角、方法去探索中国革命的起源问题。通过对台北的一系列有关文献、档案的梳理，她开始对传统叛乱背后的动力以及他们与现代革命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1979年，她又利用中国改革开放的机会，作为最早进入内地的美国中国学者之一，前往皖北的涡阳、亳县等捻军发源地进行实地考察。本书的学术价值至今仍然受到西方学界的肯定。

该书着眼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淮北地区的农民反抗运动，以这一地区既孤立、又有机联系的三大事件——捻军、红枪会和共产主义革命——为研究对象。全书分七章：第一章“导论”，为全书写作缘起、立场与谋篇布局的铺垫；第二章运用环境学、生态学方法，阐释淮北的地理环境；第三章从社会结构、社会心态及人类学等视角入手，对淮北农民的生存策略展开分析；第四章探讨了捻党是如何从掠夺者走向叛乱（捻军）之路的；第五章探讨了兼具防卫者与叛乱者色彩的红枪会；第六章是关于复杂的淮北共产主义革命的解析；第七章为全书结论。

下面对该书最重要的一些观点加以简单介绍。

社会结构对集体暴力的模式产生了重要而复杂的影响。作者认为，不是所有的贫农都是掠夺型暴徒，正如不是所有的地主都是防御型民兵一样。采取群体生存战略的成员身份以及经常使用的意识形态理由取决于更有组织性的集体（参见英文版第5页，下同）。黄宗智称：裴著的重要特点是注重从社会经济结构演变和历史事件的结合来探讨中国的农民运动，一方面是在农民运动的历史事件中去探讨社会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则在结构的变动之中去寻找民众运动的来源和推动力。（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9期）社会结构及其变动目前已经成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裴著采用社会生态学和环境学的视角与方法，分析了特定区域地理生态环境与农民叛乱的关系。在淮河流域，从陈胜起义到元末红巾军起义、到明清两代连绵不断的社会动乱，把叛乱和抵抗的传统一代代地传递下去，地方性农民暴力可以很好地解释成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为了生活和生存而开展竞争活动的延伸。当然，这一环境既是自然特征，也是人类行动的产物（第11页）。人力和自然因素的双重作用使淮北形成了一个高风险的经济系统（第16页）。同样，自然的和政治的因素为淮北造成了一个不稳定的生态系统，特别有利于盗匪活动的蔓延。除了历史与现实的因素之外，农民中世代相沿的习俗也大大强化了争勇斗狠、乐于为盗的心理（第64页）。

在第二章，作者通过对淮北地区捻军与红枪会运动的考察，归纳了这一地区两种集体暴力（或曰生存策略）的行动模式：第一种可以称为“掠夺性战略”，就是以本地区其他人为代价，非法攫取资源，从偷窃、走私、绑架到有组织的械斗；作为对抗这种劫掠而来的反应，产生了“防御性战略”，即面对强盗式的抢劫而采取的保护个人财产的行动，包括庄稼看护、家丁、民兵和堡垒式圩寨的构筑。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作者认为，两者关系的疏离，是社会动乱产生的重要原因，正如缺乏政府保护使得抵御盗贼的自我防护手段成为必须一样，匪患蔓延是因为国家控制能力的不断削弱。因为国家政权的削弱与地方暴力的蔓延，造成淮北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兵匪不分、民匪不分，“土匪”和“百姓”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作为防御土匪的团练-民团，其本身也从事公开的掠夺活动。在淮北农村，正是这一组织的存在才为上述两种生存策略创造了组织上的新机会。

作者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土匪组织的分类问题。她认为有三种类型的土匪集团：临时性匪帮、半永久性匪帮和土匪军队，它们在规模、构成、活动区域和持久性等方面互有区别。后来，研究民国土匪的专家贝思飞、蔡少卿等人都曾受到这一分类的影响。

作者比较完整地提出了造反组织、尤其是秘密结社与匪股的血缘制、虚拟血缘制理论，她认为，一般匪股最基本的徒众往往与首领有血缘关系，亲属关系是匪股最常见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并无亲属关系的匪帮成员经常采取歃血盟誓的方式相联接，彼此以虚构的亲属名义相称呼（第69页）。现今国内研究秘密社会的学者，包括我本人，也都认可了秘密教门纵向的师徒父子关系、秘密会党横向的兄弟关系这一基本结构。

作者界定了早期捻军——我们在中译本中统一称为捻党——的“土匪”性质。作者认为，捻党运动是不同地域的集团、仇杀性集团和自发性集团的汇合。贩私、械斗、盗匪，最终在适宜的条件下走向叛乱。捻党的绝大多数活动都是在经济因素驱动下的犯罪活动，他们的思想也没有超出农民正义感的朴素观念（第113-114页）。由此出发，作者进一步分析了捻军运动的两重性，即掠夺财物和社区设防，尽管两种力量的合成使这场运动具有韧性，但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目标上，任何一种力最终都与协调一致的反政府运动的发展是互相矛盾的。掠夺本性造成不听调令，违反纪律之风与飘忽不定、肆无忌惮的行为在捻军中盛行。防卫性圩寨掺入的结果更强化了可以各行其是的倾向。按血缘关系设防的圩寨就像无数个独立王国。捻军战士在防护墙后聚族而居，其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愿背弃家族去过一种持久的叛乱生涯（第146页）。

作者勾勒了红枪会的特征、性质与行动趋向，指出它们是按地缘而非血缘关系整合的社会组织。尽管红枪会运动包括了许多名号和习惯各异的分支，但这些形形色色的红枪会一般都具有以社区为基础、对付掠夺威胁的共同特征。关于其性质，作者认为，尽管1920年代末红枪会的掠夺和仇杀行为表明其吸纳了掠夺因素，但总的来说，红枪会运动并没有失去其基本的防卫目的（第172页）。因此，和捻军的掠夺性运动一样，红枪会的乡村防卫性运动同样存在某些固有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使之难以转化为更具革命性的集体行动模式。

作者指出了共产主义运动在淮北地区发展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共产党干部初入淮北，就遇到了在集体暴力方面训练有素的农民。这里盗匪流行，会门众多，大规模叛乱的发生令人记忆犹新。土匪和会门分子同样是聚集起来进行武装斗争的老手。他们受到以前历代农民叛乱者历尽艰辛所取得的经验的影响。然而，很明显，这种令人难忘的农民反抗斗争经历的潜在动机是实际的，也是狭隘的、具体的。所以，这场革命各个阶段的特点值得注意。早先，红枪会对于青年知识分子试图把他们改组为“现代的”农民协会是反对的。共产党“打倒地主”的口号在80%有土地的农民中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打倒劣绅”的口号则疏远了由地方精英领导的红枪会（第217页）。北方的红枪会本身就是在地主豪绅阶级领导之下的，因为掌握权力的北方军阀既压迫富人又压迫穷人，所以北方群众不分穷富，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军阀统治。共产党分离红枪会会首与会众的计划未能实现，不得不转而利用更具有掠夺性质的光蛋会组织。

后来，抗日战争为新局面的开展提供了契机。发展稳定的根据地取代建立农民协会成了中共议事日程上的头等大事，那些曾经构成中共开展土地革命障碍的自卫团体，现在变成了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下开展抗日自卫的重要工具。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尽管希望最终取代地方力量，但同时又不得不先行吸纳这些力量。吸纳会门成员加入组织促进了共产党力量的扩大，但同时也带来了党的纯洁性的严重问题。随着抗战的结束，当中共开始由农村地区向淮北的城市扩张的时候，会门问题变得越来越麻烦，共产党决定对所有这些“封建组织”采取强硬的立场，最终，互助合作、减租减息等运动发挥了极大作用，共产党终于控制了整个淮北城乡的局面。

在如何理解农民革命——即农民为什么造反与如何造反——这个问题上，作者通过对淮北地区的个案研究说明，对于传统农民叛乱的研究，应该在某些重要方面区别于过去分析农民革命的方法，更具体地说，作者试图揭示地方环境在引发和形成农村动乱的重要性。她发现，只有在一些特殊的地区，叛乱才不断地反复爆发。为了解释这种反复现象，人们有必要仔细地研究这种现象发生发展所依赖的地方环境。对于地方冲突根源于阶级差别的传统观点，作者认为，这些冲突的发生常常是超越阶级界限的。一个掠夺性团伙的形成，由宗族成员构成的可能并不比由贫苦农民构成的可能要小。有时，阶级和宗族有可能强化相互之间的关系；但是，在阶级和宗族发生冲突的时候，血缘关系通常是构成一些组织的主要基础（第252页）。

关于传统农民叛乱与现代革命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淮北地区一般被认为是中国最具有叛逆性的地区之一，更深入的考察已经排除了该地区历史上的农民叛乱和现代革命成功之间具有简单的、正面的关系的可能。这一结论并不是要否认中国农民叛乱的遗产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之间有某种联系。……而且，毫无疑问，中国农村叛乱的历史事实极大地鼓舞了共产主义革命者发动农民的决心（第257页）。

裴著这些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地主与农民、革命与叛乱等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及学术界非理性地拔高农民起义地位的做法。

至于裴著的学术影响，有一位后来的博士研究生克里斯汀·赫斯（Christian Hess）评论道：裴著从出版至今，已经20年过去，今天的学生也许会发现，它的有关环境、叛乱与革命过程的假设与结论在今天开始清晰起来了。作者得出的观点在今天已经广为人知，恰恰凸显了这样一部开拓之作的先见之明（http://orpheus.ucsd.edu/chinesehistory/pgp/PerryReview.htm）。

该书以及裴宜理在1980年代以后对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农民维权等问题的观察（例如她在《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 ）1985年9月发表的《乡村暴力与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1989 年7月发表的《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也为我们观察与处理当代农村愈演愈烈的社会反抗现象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大，国内学术界越来越远离“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尽管我们自己还远远没有弄清楚农民为什么造反、如何造反以及他们与中国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不能不令人深思，裴著不失为他山之石。

当然，裴著也存在一些不足。该书出版后，孔飞力（Philip Kuhn）教授就曾经指出：该书不失为一部杰出的社会史著作，但必须批评其过于理性、过于功能化地探讨地方文化的研究方法；作者应该更多地注意红枪会的文化因素，例如它们的信仰体系，而非仅仅是这些体系所发挥的功能性作用（Pacific Affairs, 54.3: 513-515)。

至于一些史料与术语方面的错误，我们已经适时地在有关注释中指出了。这里要指出的是，作者在第四章说道：“捻军叛乱是19世纪中国仅有的一次没有宗教信仰激励的大规模的叛乱运动——这与白莲教、太平天国和回民起义形成鲜明的对照（第121页）。须知，在清代，没有宗教信仰激励的大规模的叛乱运动并不止于捻军，如19世纪初的福建蔡牵、广东张保等大规模海盗起事，如所有秘密会党起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政治信仰的刺激），如19世纪末期的反洋教起义等。还有，讲述淮北共产主义革命的第六章主要是根据中共方面的文件写的，资料不免单调；在论述这个地区的革命时未能与中国革命的大背景做更合理的联系；作者写作时离开那个时代并不遥远，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作者未能更多地开展实地调查，这些都不免给人留下遗憾的感觉。

最后，关于本书的翻译与出版，也是一个值得一提的话题。我在多年前曾经听说，该书有几个地方的学者在翻译，或许有四个版本，由于各种原因都无法出版，其中最主要的乃是所谓政治原因，目前这一条看来已经不是出版的阻碍因素了。至于这一个中译本，虽然是池子华教授与我合作完成的，却不得不提到其他一些给予了极大帮助的人。该译本最早由上海一家出版社拿去打算出版，未料一去就是数年，等到好不容易取回稿子，在请朱明清、包岚两位做文字输入的工作时，才发现全书七章被该出版社遗失了三章，只好请我的博士生赵良宇、硕士生马国喜补译三章，硕士生杨颖整理索引，由我校订。在出版过程中，责任编辑何世鲁先生的专业功底与敬业精神令人难忘。在此一并致谢。

（资料来源：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7年4月）所写的译者前言（该书译者为池子华、刘平），应《历史学家茶座》编辑约请，发表于该刊总第7辑（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