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瑜

2000年5月我参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宗教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为《民间宗教研究之方法论琐议》（同年12月在《台湾宗教研究通讯》第二期发表）。读了路遥先生的新著《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4月版）之后，受到很大启迪，尤其是他的一套方法论，使我感到那篇《琐议》殊嫌不足，有必要再议一番。

一

民间秘密宗教是秘密流传在社会下层中的，很不容易了解它们，很不容易得到它们的内幕资料，这是历来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们最感困难的。不像佛、道教那样，佛教有《大藏经》，道教有《道藏》一类的经籍汇编。

民间秘密宗教源远流长，还没有佛、道教时它们就已存在，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其传播范围之广，生命力之强，在社会历史文化方面的影响之深远，一直是佛、道等教所不可企及的。但是谁又关心它们传的是些什么教义，它们自己编选的那些经卷又有谁去整理成“藏”？相反的，历代的统治者（除了个别时期外）总是敌视它们的，斥之为妖教、邪教、教匪，极尽其查禁收剿之能事。所谓个别时期，主要是指明中叶之后到清的一段时间，许多种民间教门趁着当时宗教信仰混乱之机——崇佛崇道莫衷一是，竟然博得了统治阶级的青睐，大力支持它们的传布，大量刊布它们的经卷（宝卷）。

就是这样的一批目前存世不过百余种的宝卷，成了研究民间秘密宗教的名副其实的宝卷（宝贵经卷）。殊不知这类宝卷已经是经过文人加工以至直接由文人编写的，绝不会有什么违碍辞语，完全符合公开发行条件，有的就是皇家刻经厂的刻本，它们远非民间秘密宗教经卷的原始面貌，因此它们其实是“赝品”。道光年间的黄育楩在任内查获了68种宝卷，著为《破邪详辩》四卷，结果并没辩到什么要害之处。其实他也是上当了，花了多少年工夫，目的是向朝廷邀功，到头来也没得到什么封赏，还是个知县、知州而已。

真正的要害的东西在哪里呢？还是在那些抄本的、文理不大通顺的农民宗教家们自己编写的宝卷及其它经咒、科仪、词曲之中。它们大量保存在民间秘密宗教的掌门人、信徒和佛堂里。历来的统治者也知道这类东西的重要，查抄时除了那些印本之外，也特别注意了各种抄本，找到一本就如获至宝，立刻封送上宪直到军机处，予以销毁或贮库，最后还是销毁。但是永远不会像历来统治者谕令那些办案的宫吏们那样“务尽根株”，防止它们“萌蘖其间”，而是直到今天它们仍然大量存在世上。它们应是民间宗教研究工作者们主要的研究对象和立论依据。

真的大量存在世上吗？真的。路遥教授的新著证明了这一点。这部书的资料主要就是他经过十年工夫踏遍山东全省70多个县，在各县的有关部门里起出的当年贮藏的民间秘密教门抄本经卷及其它相关资料，它们都是研究工作者千方百计想得到而得不到的。路教授为民间宗教学走出了一条新路，揭示了一种新的方法论。他们的业绩令人敬佩，令人艳羡。

二

路遥教授是怎样获得这些资料的呢？他在该书的前言中说：

省委宣传部社科规划办与专家小组均认定该课题有现实意义，不要局限于历史研究，……也要深入各地考察一下现实状况，将该课题改成《山东民间秘密教门会社的调查与研究》，请山东省公安厅予以支持。这项新的提议，得到省公安厅主管其事的封维新处长大力支持，经孟昭炬厅长批准，由封维新组织专业人员派张东海……具体贯彻执行。这是本课题在调查考察工作方面所以能取得不断顺利进展的根本保证。……在现场调查与各地资料搜集方面，张东海出力最多，成绩显著，他不仅在工作而且也在生活方面对我以极大照顾，使我能与他一起坚持工作始终。……我们所以能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主要还是来自各级公安机关、地方法院与各级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的提供。

这段介绍十分重要，它是民间宗教学发展史上一次别开生面的举措，于是《山东民间秘密教门》一书也就成为划时代的著作了。

其实路先生早在1989年参加在天津召开的“全国首届民间宗教学术研讨会”①上发表演讲时就说，他从1960年开始就曾多次深入历史上义和团活动的地区实地调查，他发现存留在各地民间和地方某些部门中的民间秘密道门资料很丰富，要想得到它们非有公安部门的支持不可。我听到这种见解后认为这不过是理想，实际上不易办到。我为什么这样认为，因为我有经验教训。

1947年我结识了天津社会局风俗科科长陈嘉祥①，当时他正在查抄一贯道、九宫道等道门，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和皈一道等也在查抄的计划中。这些道门也是我正在研究的对象，他听到后自然很感兴趣，向我问及许多有关情况，然后告诉我他们即将采取的行动。我趁机向他提出要求，即查抄后所有的东西都不要毁掉，我将利用它们做为研究资料。他满口答应了。但是几天之后报上忽然连续发表了一心天道和皈一道被查抄的消息，消息中说一心天道查出各种经卷90余种，皈一道80余种全部当场销毁。他言而无信了。1989年他被聘为天津文史馆馆员，我也是馆员，我们又见面了。我向他述及往事，他只是表示当时格于功令，无可奈何而已。我保存了当时的剪报，他如饥似渴地拿去复印下来，似乎是要写些什么回忆录，但一直没见他动笔（现居美国）。这个严重的教训使我耿耿于怀，我一直不敢再想和官方合作，原因就在于此。

1988年承德文物研究所的李克城先生告诉我他与兴隆县公安局有交往，那里存着一堆会道门的经卷，曾请他去鉴定，但他不太懂，于是找到我。我们去了。东西放在公安局后院一间空房里，有两个很破烂的柳条包，里面满是些线装书，木刻的、石印的、抄本的，多数是劝善书和会道门的经卷，还有童蒙课本、尺牍、医书等。我们挑选了60几种，都是太上古佛门（这是东大乘教或圆顿教的直接遗绪）的坛训印成的小册子。另外该局还给了我们许多当年查抄时的纪录，有关这种道门的罪恶行径档案、花名册等。我们很满意。从这件事我考虑到，别地的公安机关是否也有同样的贮存？估计是肯定的。但是怎样才能得到它们呢？也能像兴隆县公安局一样吗？不一定，哪能都有像克城与他们的关系呢？最后的结论是：我们这次交了好运，这是个意外收获，不可多得。

读了路老的书，使我顿开茅塞。他又告诉我山东省70多个县里的贮存和我在兴隆县见到的情况差不多，有的杂乱地堆放，有的在文卷柜子里，有的曾略事整理，但从未有人利用过，因为没有懂这方面知识的人才。也不敢销毁，因为上级没有指示，或许还有用；也不送到档案馆，有的县没有档案馆，有也不便送去，因为是收缴来的反动迷信品；即使送去也要做为“秘档”，不能公开借阅；最后的命运还难免销毁。

路老厥功甚伟，他抢救了一大批行将销毁的宝贵资料。当然能够这样做，得到省委宣传部、公安厅、各级公安机关、地方法院及各级政协文史办的支持是根本保证。这些机关部门的领导是可敬的，他们能认识到道门问题不只是历史学的课题，还是社会人类学的课题，让那些贮库的资料起死回生，让那些历史成为现实的借鉴——防微杜渐、防患未然，这是多么明智的决定！路老为民间宗教学的研究开拓了一条阳关大道，山东省的那些领导和专业人员树立了先进样板。因此我又想到，国内其它省市是否也能够向山东省学习呢？我希望能够。

三

民间宗教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学问，研究这门学问的最好能兼备宗教学、佛道教、历史学、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素养。除了通过田野工作取得道门内部的资料外，还要广泛阅读明清和民国以来的档案资料，更早的历史文献记载，还要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这些方面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是说不只“行万里路”，还要“读万卷书”。单独使用某一种方法固然也可以得到相当有价值的成就，但总不免会有些不足之处。

譬如单独使用档案馆里的明清、民国档案，这我已在多篇文章中指出，那种档案失真的地方太多。只能做为参考，不能绝对信赖，否则容易被误导，得出不确切的结论。

又譬如只靠访问，接触道门中的信徒以至其上层人物，甚至加入到道门中取得道徒身份以取信于他们，从而可以得到其内幕资料，观察到其布道活动、仪礼和其宗教生活情况。但是他们的最机密处，如请坛经、灵文、法语、誓词等还是得不到，那都是绝密的，念了那些神就下来了，念的人（请坛人）就是神了，怎么能叫一位普通道友知道呢？而且道友们多数不是知识分子，对道内情况往往也是说不清道不明，因此有时费了很大事而收获并不很大。

再譬如单独利用历史文献记载，那就只能是研究一些历史上的摩尼教、白莲教一类的“古教”了，所以常常会出现这种现象，即写的是同一命题，所用的资料也都离不开那几种，只是每个作者对这些资料的理解和运用不同而已。当然古教，笼统些说，没有一种是消灭得无影无踪的，它们大都代有传人。虽然也随着社会历史条件而有所增减其内容，以至完全改头换面，但是古教的真谛、三昧还是会被保留下来的。明清、民国流行的各种教门证实了这个事实，它们仍然带着古教的踪影。所以对于古教的研究考证仍然有其重要意义。

总之，田野工作、档案资料、文献记载和前人研究成果必须综合使用才能穷原竟委，洞鉴古今，才能有所发明，有所突破。

路遥先生的新著所以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就在于他不像过去有些学者的单一使用某一种方法，而是综合使用上述各种方法。请看书中对于山东省流行的九种道门，个个都是那么充实、完满，不是抽象、空泛。这九种道门中多数前人都做过调查研究，而路老的研究都为他们做了补遗、纠谬工作。

举例说，我在调查一贯道、圣贤道时苦于得不到他们的请坛词、灵文等的文字资料，只好几十次地参与他们的请坛活动，当请坛人念出口后，我就像小孩子背诵那些不甚理解的词语一样，硬记在脑子里，然后尽快记下来，记不住就下次再来。就这样还是有遗漏、错误。如拙著《现在华北秘密宗教》第80-81页录出的请坛词共167字，与路著第410页对勘，发现我遗漏了8个字，有16个字与路著不同。幸亏我在这段词后面加了个按语：“（按：此系听其声音而记录者，并无文字蓝本，故不免误漏。）”这样还为自己开脱一些。又如我曾在《文史参考资料汇编》第3辑（1980年民盟天津文史资料研究小组编）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圣贤道的一些资料》，其中录出的内、外灵文等法语与路著第252-254页对勘，也发现许多不同，尤其内灵文，我只有前半，后面还有几十位佛名完全漏掉。

我以为路著还有两点值得称道，一是把义和拳（路老另有专著《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和红枪会都纳入民间秘密教门的范围内，这一点深获我心。①二是书中的前言和第一章、第二章，这是全书的理论部分，它也体现了综合利用各种资料的方法。这一部分实际上可视为一篇独立的、精辟的民间秘密教门论文“新高”。

四

民间秘密宗教的宗支派系关系异常复杂，很难理清。我从1944年到1945年写的毕业论文就曾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文中还列了一个《历代秘密教门源流图表》②。后来又多次试做这个工作，都没能成功。

考其原因大致是这样的。大凡一位开教祖师，首先一定是某个教门的虔诚信徒。他十分娴熟那种成套的教义，即如无生老母造下96亿原子，开天以来经历青阳、红阳、白阳三个时期，现在是白阳末期，大劫即将来临，弥勒佛下凡故渡原子还乡，在龙华会与无生老母团聚，不信教的必定遭劫等等。再编造一些仪礼、真言、法语，继承或仿造一些经卷，编上一个道绕，把自己说成是弥勒佛，由他接续莲宗，奉天承运。再网罗几个亲信承认他这套说教，并代他宣传，这些亲信多半按八卦、九宫、十大坐山师、九杆十八枝、九治佛盘等被分封为掌教人，于是便大开山门，普渡众生起来，这个新的教门就算建立了。说起来比开个店还容易，因为是没有本的生意。请看韩山童、罗清、李宾、王森、韩太湖、羊宰、董四海、刘佐目、李廷玉、郜文生、王觉一、张光璧等等哪个不是这样起家的？而且，这些教门在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有权力、利益之争，于是又开始分裂，拉出去，改头换面另立门户，这就又多了一家。

举个具体例子，即在路遥先生的大作中九宫道一章缜密地考证了它的来历，师承关系，后来的分支、改组、更名情况。文中所涉及的重要关系人物就有李廷玉、郜文生、李向善、李修正、李书田、王僧宝等百余位，分裂之后重新组合的道门就提出了京师普济佛教会、正字慈善会、五台山大佛教会、华北普济念佛会、福民慈善会、未来和平宗教会、弥勒收元总会、二治佛教会等。路老把九宫道的统系理清了。

这个事实还揭示了一个道理：九宫道如此，别的道也会是一样的。即如王森的东大乘教（圆顿教），什么张翠花、弓长、木人呀，王好贤、徐鸿儒呀……他们之间就没有矛盾吗？在他们之后又不知经过多少曲折，多少次会合和改易名称，最后竟出现了流派纷呈的局面。其中之一就是一贯道十八代祖张光璧，他还是冒用了弓长祖的尊号，弓长的道号天然子，他的别号天然。从王森到张光璧，四百年左右的道统要怎样考证才能理顺？不要听张光璧的，他定的道统竟敢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开路，包罗了历代古圣先贤、三教祖师，最后排到他自己。所以他们的真正道统是很难考定的。路先生何以能把九宫道的源流考证得如此清楚，那是因为从李向善于同治六年（1867年）创教至今才133年，也就是说，时间越近越能搞清。

请再以美国的现况做个比较。我曾于1984年至1986年在美国费城宾州大学做为访问学者住了一年半，其间用了七、八个月的时间从事调查我所住的大学区的民间宗教情况。这是个很小的区，只有12条街，居民8万多，却有教堂160所。我逐一调查访问他们的牧师、主教等神职人员并到教徒的家中做客。结果查明其中除了17所教堂是传统的教派（罗马天主教、基督教长老会、浸洗会等）之外，其它分别属于77个教派，它们大都是二战以后新组织的，有的刚刚建立。一般的规模都很小，最小的连牧师只有八个人。它们都以《圣经》为依据，但是寻章摘句各取所需当做它们的立教根本。它们在教堂里的礼拜形式无奇不有，有的十分愚味、迷信。在这77个新教派中已经查明的共有十几个创教人自称是耶稣转世的。最可笑的是一位自称耶稣转世的创教人死了，他的夫人竟然说耶稣又附在她的身体上，由她代她丈夫继续掌教，于是又出了个“女耶稣”。这和一贯道的十八代祖张光璧一样，他声称是弥勒佛也是济公转世，他死后其妻孙素贞也声称她要“打破男性、女性掌权的阴阳圈概念”（路著第445页），而代替张光璧“执掌道盘”，于是又出了个“女弥勒佛”和“女济公”。这与“女耶稣”相较，真是无独有偶。

我曾访问过费城一位副市长富兰克林先生和市公安局、大学区公安局局长，问他们对这些教堂如何管理，他们对于费城、大学区有多少教堂、教派，信的都是些什么内容一概不知，因为没有登记手续，谁想出一套教义就可以传，传就有人信，找到了地方就可以开教堂，信教自由么。①

以外况内，宋元明清以迄民国时期，创个教派比开一个店还容易，也不必登记（所以称之为秘密宗教），以至形成教派林立的形势。当时的学者们一定也认为那是不屑一顾的，做学问的研究四书五经、考信训诂还来不及，哪有可能、哪有必要去搞那些邪门歪道呢？路遥先生的实践证明了这个工作是可能的、有必要的，当年那些认为不屑一顾的学者们不对了！

五

路遥教授非常谦逊，在赠给我他的这部新著之后再三要求我提出意见，以便将来再做补充修改。我在阅读时确实随时注意发现书中还有什么不足之处，但是我实在看不出什么大问题，可能有些小疵点，瑕不掩瑜，构不成意见提出。然而为了不负所嘱，我也愿意提出两点建议，仅供参考。

第一还是就九宫道来说。路老在书中多次谈到“未述及的还有很多”一类的话，还说九宫道主要分支“中皇天”（又称“中会”、“头会”）的“主要活动地区是在北京、天津、石家庄和东北地区”（路著第294页）。当然路老也会掌握这方面的材料，而由于他的调查研究范围只限于山东省，跨省的材料不宜过多，因此在书中并没有展开。

据我所知，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和东北地区的九宫道活动确实十分猖獗，举天津为例。20年代末由李向善的亲信杨万春领导的五台山佛教总会中的理事之一王紫泉（即王主明）于30年代初来津，住在日本租界内的“妙峰山下院”，遂将五台山佛教总会改组为妙峰山下院佛教龙华会，后又改称世界新佛教会，旋又以九治佛盘、十成天宿佛盘、西干元十一成龙华三杆五会三个分支名义进行活动。该会发展极为迅速，不到20年中吸收的教徒遍及全市各区，成为仅次于一贯道的反动组织。天津如此，其它各地当也不例外，我建议路老将来还能把这些“未述及”的述及它们。

第二是世界红卍字会问题。我曾问过路老书中为何没有提及它？路老的答复是它的性质不好定，即它是个道门还是个慈善团体？现在民政部已经正式批准台湾的红卍字会中华总会在天津设立一个办事处，当然我们就不能以道门对待它了。但是我以为它的实质仍是道门。红卍字会不是独立的，它的领导机构叫做道院，有红卍字会的地方一定有道院。道院则纯系一种道门，它们有最高崇拜“太乙老祖”（相当于无生老母）及吕祖、关帝等神祇，有佛堂，有经典，有教义，有仪规，有修持（坐功等），有扶乩。卍字会听命于道院，道院是内功，卍字会是外功；内功是修炼自己的，外功是办慈善事业。卍字会别管有多么正规的会议形式，但会议结果，尤其是人事任免，筹募资金、救灾、赈济等重大事件最后都要由仙佛降乩批示为准。道院和世界红卍字会1922年创始于山东滨县，后来移到济南，有一所特大的古建筑式的豪华会址，称为母院，青岛、烟台也有大型会址，全省有65个市县都有分会，全国分会有300余处。台、港、澳、新、马、泰以及世界各国有华侨的地方也多数有分会，至今仍照旧活动。这样一个颇有影响的道门最好还是加个章节介绍为是。愚见如此，不知当否？　 

注释：

① “全国首届民间宗教学术研讨会”由天津社会科学院民间宗教研究中心主办，于1989年8月29日至9月1日在天津会宾国饭店召开。到会专家学者30余人，分别来自天津、北京、承德、济南、青岛、平顶山、长沙、福州、百色、长春等地。① 参阅《现在华北秘密宗教》第34页。① 濮文起著：《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溯源》中也把义和拳和红枪会纳入民间秘密宗教范围内。② 此图表由于不成熟从未敢发表。但我的导师之一辅仁大学研究院人类学部奥籍教授蔡思克（zeissberger）对它颇为赏识，后来引用于他用德文写的书中。① 美国的宗教信仰情况并非完全没有统计，传统的较大的教派、教堂还是有的。据美国新闻事业协会编辑的1985年《世界年鉴》（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记载，美国和加拿大的宗教信徒为139,603,059人，美国的占人口总数的59.6%。各教派的教堂数为327,281所。附加说明：这些统计是不完全的，因为有的教堂报来的数目是估计的。有的没有报，是用它们过去报来的旧数字。

文章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01 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