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治史数十年，著述丰硕，收入该书的21篇文

　　史料是史论的基础，历史研究的结论是否准确、客观，绝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利用的史料是否齐整和真实。能否认真地对待史料、尽可能详尽地挖掘与课题相关的史料，也是判定一个史学工作者是否具有严谨的治史态度的一个重要方面。众所周知，由于秘密社会是一种下层贫苦群众的结社组织，其成员文化水平不高，大多是文盲或半文盲，既缺乏写史记事的意识，也没有舞文弄墨的能力。同时，因这种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其内部文件不可能向外公开。加之，地方官员在处理相关案件时，惟恐乌纱不保，在结案上报过程中，要么避重就轻，要么另归他类。因此，史料的散乱乃至缺失是横亘在秘密社会史研究者面前最大的难题。令人惊喜的是，扎实的史料功夫则正好是秦先生这本论文集的一大特色。不管是对天地会、哥老会起源的研究，还是对青莲教、一贯道源流的追讨，作者都坚持以史料说话，坚决摈弃部分学者“影射推求”的研究方法，并最大程度地做到持论公允。《新论》一书史料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大抵包括：正史、档案史料及史料集、实录、辑录辑稿、族谱、文编、典志政书、时人笔记与著述、民间教门经卷、秘密会党内部文件、地方志等。在充分利用文献档案的同时，作者还特别注意田野考察，以订正、补充文献档案史料中所潜藏的某些不足或讹误。为此，他亲赴福建云霄调研天地会的起源，赴浙江处州考证应氏无为教创始人的姓氏，赴浙江庆元查考姚门教创始人姚文宇的籍贯，赴贵州龙里访询青莲教教首袁志谦的生平，等等。这些实地考察的成果皆体现在《新论》之中。

　　该书还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分歧，也反映了作者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

　　受制于现实并为现实服务是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大特色，秘密社会史的研究同样如此。《新论》一书所选文章从上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跨30余年，期间政治风云变幻，社会变迁急遽，使中国秘密社会史的研究在各个时期形成了各自的热点，产生了不同的分歧，这些都在《新论》中有所体现。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我从事中国秘密社会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之初，当时正值‘十年动乱’期间，学术研究被迫停顿。唯一尚可进行者，便是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因此，作者最初的秘密社会史研究是限定在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框架之内的，此后大型史料汇编《天地会》的面世，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动乱”时期对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农民起义史料的搜集。80年代初，天地会起源问题的争论再次引起学界的重视，与此相对应，《新论》中这一时期的几篇文章都与天地会起源有关。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邪教、帮会、黑社会势力在中国大陆死灰复燃，学界对秘密社会的研究也从纯粹的历史转向现实，作者对此亦着力甚多，出版了不少论著。进入21世纪后，秉承“盛世修史”的传统，中国政府制定了编纂大型《清史》的宏伟计划，作者担任“会党篇”的负责人，基于此，《新论》中就有了《新修〈清史〉与清代秘密会党》这篇文章。因此完全可以说，《新论》既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分歧，也反映了作者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

　　《中国秘密社会新论：秦宝琦自选集》，秦宝琦著，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摘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