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榕

宝卷研究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最早将宝卷研究推荐给了学术界，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对宝卷的进行了专门的论述。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二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越来越多的高校也参与到研究保护活动之中。已建立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或保护)中心的高校，据不完全统计已不下十余。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设及一系列保护政策的出台，宝卷作为其中的代表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热点。［1］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

介休历史悠久，因史出春秋时期割股奉君的介子推、东汉时期博通典籍的郭林宗和北宋时期出将入相五十载的文彦博三位贤士名达，素有“三贤故里”之称。张颔《山西民间流传的宝卷抄本》(《火花》，太原，1957，3)介绍作者1946年介休县调查时发现的民间抄本宝卷31种和当地民间念卷活动的特点，但所发现的宝卷在经历文革之后也都彻底销毁。这是对山西念卷和宝卷的首次调查报告。［2］车锡伦的《山西介休“念卷”与宝卷》(《民俗研究》，2003，4)对介休当地的宝卷及宣卷情况亦有介绍，除张颔所提到的31种宝卷之外，补充有《韦陀宝卷》、《双罗衫宝卷》、《草帽宝卷》、《五女兴唐宝卷》、《二十四孝宝卷》，并，与河西宝卷和江浙宝卷进行比较，分析其消失的原因，认为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政治压制，而是本身的活动范围就比较小，人们生活安定，念卷就急剧衰微了。［3］

山西大学非物质文化研究所、民俗文化与俗文学研究所李豫、刘娟等所著《山西介休宝卷说唱文学》(以下简称《介休宝卷》)是国内第一部对中国山西介休地区宝卷说唱文学进行研究的著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在仍在继续进行《清代木刻鼓词小说研究》、《民国北京坤书馆鼓姬现象研究》等研究，其代表著作有《中国鼓词总目》、《清代木刻鼓词小说考略》等。书中研究所使用的资料基本上都是作者经过长期田野调查获得的第一手材料，附录收入《山西永济首阳山新近发现六部清嘉庆至民国的道情宝卷》更是海内孤本，首次发现，永济道情也称晋南道情，发源于蒲州一带，据说起源汉唐，畅行于宋、元。至今流传于晋南南部。［4］除了文本研究以外，书中附有大量照片力图展现说唱文学本来的演出面貌，将本书的研究与当地的经商风气结合。参与这部书撰著调查的还有刘娟、尚丽新、李雪梅、刘佳等介休和山西大学文学院学者。

全书共分五章，附录六篇论文，承接郑振铎“宝卷是变文的嫡派子孙的观点”，以第一手材料作为研究对象。全书包括介休的社会文化环境出发，忠孝文化，释道文化以及商业文化，为宝卷的研究够了一个广阔的社会背景。作者田野调查的主要地点以张兰文物市场和太原南宫文物市场两个中心进行宝卷卷本的搜集，发现的宝卷有《新刻佛说陈翔太子开山宝卷》、《阓仝孝义明理酬恩宝卷》、《金阕化身玄元上帝宝卷》、《佛说红灯宝卷》、《佛说牧羊宝卷》、《鹤归楼宝卷》、《新刻烈女宝卷》等48种，加上张颔提供的31种，去掉重复的15种，介休宝卷就有64种。第三章以调查所获得的宝卷为研究资料，对其年代进行考证，将其划分为四个时期———明前期、明中后期至明末(嘉靖至崇祯)、清前期(顺治至康熙)、清中后期至民国(乾隆至民国)，对山西介休宝卷卷本内容不仅有详细地研究，作者还试图通过这些宝卷之间的差异分析它们的变化，勾勒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进行比较后，作者认为“宝卷在这个时期(指清代中后期至民国)卷本卷前形式仪式的变化，表明这种曲种为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需要而在逐渐改变着自己，也预示着它从带有宗教性德说教向纯粹娱乐形式和宣传形式的转变，其宣传更加大众化，传播的范围更加广泛深远。”［5］在进过大量的田野调查之后，以及细致地文本分析之后，得出这样的观点是值得肯定的。第四章对山西介休现存的宣卷进行调查，从现存尼姑庵情况来推断明清时期的宣卷情况，以及宣卷的过程和受众。并以《空王佛宝卷》为例来介绍卷本具体的宣传情况以及故事本事和版本渊源，第五章主要是对调查所获的48种宝卷，选择了比较重要的16种进行了介绍。这16种宝卷都属于清代后期、民国时期的世俗宝卷卷本，其中《新刻烈女宝卷》是根据当时发生在道光二年(1822)的一件轰动全国的大案改写，《中国宝卷总目》亦未著录。附录中论文对“赵二姑叩阍案”进行了详细的研究。附录中共有六篇论文，介绍了新近发现的六部道情宝卷。这六部道情宝卷来自一位老艺人的馈赠，这可能是国内仅存的道情孤本宝卷之抄卷。如果没有这些田野调查，那么我们就更少了一个接近原始材料的机会，如果不是有心去探访的话，也许那六部道情宝卷仍然默默无闻，不会为世人所知。［6］《清康熙初年刊孤本＜金阙化身玄天上帝宝卷＞》依托发现之半部，配为全本，这也是国内孤本，对研究明清时期民间宗教具有重要意义。《＜金瓶梅词话＞中尼姑宣卷活动本事来源地考察》将介休地区宣卷情形与《金瓶梅词话》中宣卷情况进行比较，认为其具有一致性。《祆教文化与介休祆神楼》介绍介休祆神楼的来龙去脉，以及祆教如何在中国传播。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但是如何保护与研究还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宝卷演唱显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口头传统类。本书最大的特色就是利用田野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作为研究的文本，并对当地宝卷现存的表演形式进行调研，可见田野调查在宝卷研究中的重要性。说唱文学的文本收藏本不受到收藏家所重视，即使可能是孤本，可能也不会受到重视。这些东西本就流散与民间，而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来以此为生的老艺人们也多已不再人世。张颔在1946年时开始有意搜集宝卷，“介休县凡三、四十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念卷’这件事情，所以现在还容易向群众进行了解和搜集，再过若干年后恐怕就搜集不到这方面的材料了。”［7］

如今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正如张颔所言，很多珍贵而且还没有来得及我们研究保护的文化遗产在不断地消失，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因此，我们更应当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设，保护好我们民族的文化。田野调查是并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工作。宝卷作为一门说唱艺术，仅仅重视文本的研究也是不够的，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也要重视其表演形式，这对宝卷的研究是极其重要的。车锡伦所著的《中国宝卷研究》中单独有一编《田野调查研究报告》，是多次调查积累的结果，将自己调查获得的研究资料与自身的研究结合起来，宝卷就不是一个单独地文本存在，对研究当地的文化民遗产保护密不可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越来越得到政府和国家的重视，中国田野调查基金会在中山大学成立对

推动学科的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充分的占有资料是研究的基础，田野调查为此提供了可能，是很重要的一环。在调查开始前，就必须做好充分地准备工作，这样才不至于在过程中遗漏重要的信息或者眉毛胡子一把抓分不清主次。［8］295重视调查的真实性，不能为调查胡编乱造材料。在调查完成后更应该将资料及时地进行整理，做到理论上的升华，辛苦才不会白费。调查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要对同一个地区进行多次深入地研究才会有结果。在《介休宝卷》的后记中，作者回忆了自己田野调查的经历，文献的发现时令人欣喜的，但也要付出很多心血与精力在这个过程中也收获许多。郑振铎曾说“每顾此一堆书，辄欣然以为乐，若救得若干古人精魄也。”［9］传统文化的保护需要我们做出更多地努力，而不仅仅是盲目地跟风，文化的保护中更应该强调一种责任感。同时，国家的政府行为在这种全面的建设中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力量，文化遗产保护超现实、理想的价值诉求，以及巨大的财力、人力投入，使其必然依赖于国家权力才能实现。田野调查并不是去调查就会有收获，然后把它当做一个单纯的学术增长点，需要扎实的理论知识作为后盾才可以做好调查。［10］

参考文献：

［1］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M］．商务印书馆，2010．

［2］郑振铎．漫步书林［M］．中华书局，2008．

［3］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M］．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

［5］陆永峰，车锡伦．靖江宝卷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6］张颔．张颔学术文集［M］．中华书局，1995．

［7］山西省文化局中国曲艺家协会山西分会．山西曲艺史料(二)［M］．1983．

［8］刘锡诚．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M］．学苑出版社，2009．

［9］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十一辑)［M］．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10］车锡伦．中国宝卷文献的几个问题［J］．中国宝卷总录，1997(1)．

［11］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的世纪回顾［J］．东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

［12］宋兆麟．田野调查的回顾［J］．民间文化论坛，2006(3)．

［13］段宝林．靖江宝卷的传承与保护［J］．民间文化论坛，2007(3)．

［14］濮文起．宝卷研究的历史价值与现代启示［J］．中国文学研究，2000(4)．

文章来源：《语文学刊》，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