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档案 _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对于1876年朝鲜开港之后中朝宗藩体制的变化和崩溃过程，学界已多有研究。但是以往近代史学者的研究多只关注近代以后的变化，对于近代之前，尤其是19世纪前半期的变化则很少论及；而古代史学者又多只关注传统朝贡制度，而很少对近代宗藩体制的崩溃过程作深入的分析。且中国学者多从中国史料入手来探讨宗藩体制的性质和变化，而缺乏对朝贡国史料的把握，从而容易把宗藩体制简单化。
    虽然从整体上说近代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宗藩体制的崩溃是西势东渐和周边国家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结果，但是在进入近代之前宗藩体制已经经历了很长的历史，从制度史的角度来说也不能不发生种种变化。所以，我们有必要从长的历史阶段，从不同的角度，例如朝贡国的角度来考察宗藩体制在现实层面的变化，以及各方的反应。本文以朝鲜开港以前的部分《燕行录》为主要资料，考察19世纪前半期朝鲜人对中国认识的变化，朝贡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以及朝鲜人与中国人交往日益扩大所带来的影响，从而揭示中朝关系演变的内在动因和趋势，希望这种研究能为近代中朝关系的演变提供一个新的理解角度。
    一、对清朝认识的分化
    康乾盛世打破了过去朝鲜人中流传的胡无百年之运的说法，朝鲜朝野上下普遍开始用更加现实的眼光来看待清朝，甚至出现了主张向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学习的北学派。但是到19世纪，清朝已逐渐开始从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走向衰落。在这一过程中，北学派也在朝鲜迅速衰落，朝鲜人对中国的认识也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对于当时许多朝鲜读书人来说，到中国一游是一生的梦想。徐庆淳在他的《梦经堂日史》中说：“朝鲜人自年五六岁稍有知觉则求物产之奇巧者，必曰大国之物，语人物之杰特必曰大国之人，至于文章书法山川宫室皆称大国，以不得一见为生平恨。”① 但是真正地到中国之后，由于各人观察的角度不同，感受也各不相同。朴思浩在北京国子监见到石经，慨然有北学中国之志，但是中国友人丁泰却告诉他，中国人皆埋没于科举八股之中，大儒名师亦难寻，二人不由得感叹“科举之累人，天下之大患”②。朴思浩看到北京城内外多豪华的庙宇，也为“皇都表正万邦之地”不崇儒重道而崇尚佛道感到可惜，好在丁泰告诉他当时中国士大夫之有识者并不好佛③。
    徐庆淳是咸丰五年（1855）随进香陈慰使到中国的。对于此次中国之行，徐庆淳认为从他的所见所闻来看，朝鲜人不到中国也不是什么值得遗憾的事情，他以讽刺的口吻描述了他的见闻：
    燕京不过北方一隅之地，山川则毉闾渤海，亦是支流余脉而已，人物则虽有尧舜禹汤之圣，皋夔稷契之佐，一着黑毳帽马蹄袖，则余无足观矣。荒沙白碛，千里旷野之中，仞筑甓垣两周围之曰城堞也，高起亭阁殿宇而雕彩之曰宫阙。尊者卑者难辨等威，幼者长者莫分冠童。饮食必以猪油为味，臭恶不堪咽。衣服必以毡裘反着，貌恶不堪视。婚丧之用乐，先王之礼扫地无余。语言之侏离，蛮夷之俗根于天性。至若金铃葫芦之属，俱是随手破碎无用之物，不过欺骗小儿，夺取小泉之计，古之唐虞商周之大国亦如是，而犹以未见为恨耶？④
    徐庆淳的观点与之前的北学派有明显的不同，与一般严于华夷之辨的朝鲜正统儒学者也稍有区别。他不仅从思想上，也从事实上否定了中国文化的先进性。
    虽然胡无百年之运的说法已经不足以预言清王朝存续时间的长短，但是朝鲜人还是相信清朝的统治不会永久稳固。乾隆年间开始，鸦片之患渐显，“银钱外泄，成中国之大漏卮”⑤。而到嘉庆年间，内乱不断，先后有白莲教、天理教起事等，虽然很快被剿平，但也反映出清朝在走向衰落。朝鲜使行人员对清朝的这种变化也有所感知，并认为主要是吏治腐败的结果。清朝的由盛转衰又重新激起了朝鲜儒学者对清朝衰亡可能的探讨。道光八年（1828）到中国的朴思浩就相信，一旦中原有真人起来反清，自然能一呼百应，重建真正的华夏王朝⑥。
    道光、咸丰年间，清朝在内忧外患的打击下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朝鲜人更是急切地讨论清朝灭亡可能给朝鲜带来的影响。早在18世纪，实学者李瀷就担心满洲人一旦退回原来的发祥地，不仅会对朝鲜有所诛求，甚至会侵占朝鲜西北诸郡，而更令人担忧的是，“若使中国纲纪解纽，岛夷逞欲，劫夺我两湖之漕，我将坐而待亡而已”⑦。这种心理在朝鲜一直存在，与北伐论形成鲜明的对照，加剧了朝鲜人对清朝态度的分化。朴思浩在他的《燕纪程》中也讨论过这一问题，提到当时朝鲜国内有人担心满洲人一旦退回发祥地宁古塔，则有可能借道朝鲜，清朝一直厚待朝鲜，朝鲜将难以拒绝，而接受这种要求，则朝鲜难免会遭受蹂躏⑧。朴思浩本人并不认为会有清人借道朝鲜的可能，但是他也强调朝鲜人应该关注天下大事，因为朝鲜“自檀箕以来，只知有以小事大之义，中国之治乱，亦不可谓全然无关”⑨。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尤其是当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咸丰皇帝避难热河的消息传到朝鲜国内以后，这一问题好像变得更加现实化。
    当时朝鲜国内一片恐慌，各种流言盛行，京城贵族纷纷落乡，逃往山中避难，甚至朝中大臣也有私自离职外逃者，有的百姓因害怕洋夷来攻而假扮天主教徒，或去讨好天主教徒⑩。东学也是在这时期创立的，创立者崔济愚也正是听说洋夷在占领中国之后要来攻打朝鲜，才为辅国安民而创立东学。朝鲜朝廷要向中国派出问安使，很多人认为此行涉险冒危，不愿意出使。朴珪寿作为朴趾源的孙子，“半世方册里，梦想帝王州”(11)，非常愿意到中国游观，所以才“大笑勇往”(12)。
    其实朝鲜使节到了中国发现清朝的局势并没有到岌岌可危的地步。咸丰五年（1855）到中国的申佐模对咸丰皇帝的评价还甚高，认为“皇帝忧勤图理，一念爱民”，相信“虽边忧孔棘，储胥罄竭，而民必赖以维持”(13)。咸丰十年（1860）冬天到北京的申锡愚一行也向国内报告说，中国局势尚称安定，皇帝到热河也是旧例，不值得大惊小怪，更看不出洋夷有侵略朝鲜的意图和动向(14)。
    此后朝鲜局势虽然逐渐安定下来，但是关于清朝灭亡对朝鲜的影响以及朝鲜应取的政策的讨论并没有停止。一种观点从现实出发，强调清朝与朝鲜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如金允植在《奉送瓛斋朴先生珪寿赴热河序》中主张，“我之于清，大小虽殊，实唇齿之国也。清之不幸，非国之福。今海内鼎沸，山川幅裂，藩镇之雄，拥众观变，其细作往来旁午，以报朝夕之奇，独我东限以鸭水一带，闲若无事，不闻门外之事可乎？”(15)他后来成为事大党（亲清派）的主要人物自有其道理。他这时已经完全不受尊周大义论和北伐论的影响，更重视二百年来朝鲜对清的事大关系，以为朝鲜“今臣事清亦二百有年矣，其盛也，与之深好，其衰也，岂可无咫尺之书，以示共患难而全终始乎？”(16)不重义理而重现实，将事大关系完全置于功利之上，即后来转而成为亲日派，亦非偶然。
    相反，一部分人更加重视义理，依然从尊周大义论出发，主张北伐论，认为清朝的衰亡正为朝鲜的北伐提供了机会，朝鲜当“据义绝虏，待时而发，率十万之师，计复华夏，而枭伪酋之首，揭示天下，求大明之裔，更继绝宗，更见天日之复明也”(17)。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在野儒学者，此时在韩国近代史上比较活跃的李恒老学派是这种主张的积极提倡者。针对一部分人认为朝鲜对清臣事已久，而清对朝鲜亦有不可辜负之恩惠，朝鲜不可因推崇已经灭亡的明而轻率地背叛清，而且如果朝鲜乘清朝衰弱之际而加以背叛，亦是负义忘恩之举的认识，李恒老坚决反对，认为“今日中国有义主出，则我国当用圃隐之义，往从之可也”(18)。他的弟子金平默更希望朝鲜能够北伐，认为朝鲜“倘功成治定，势满气饱，足以有为，必以夷夏之辨号令天下，则名正言顺，而事成矣”(19)。金平默甚至认为，不仅孝宗当年如果北伐成功，李氏当称帝，就是现在也是一样，他希望朝鲜人有此觉悟，尽早朝着这个方向努力(20)。所以金平默更希望朝鲜能够自强，强调“上策莫如自治，自治则虽得志天下可也，况如拒败亡之戎虏，归新御之义主，何畏难之有”(21)。如果不能自强，虽代清而起的仍为夷狄，朝鲜照样只能对其事大而已(22)。
    但是应该注意到，这些坚持华夷之辨的朝鲜儒学者的反清意识也随着形势的变化而逐渐减弱，而从尊周大一统意识出发，主张维持宗藩体制。即使在宗藩体制解体之后，华西学派的柳麟锡等人仍反对高宗称帝，以为朝鲜“则只得谨守华法，以帝先王先祖所帝之皇明，为待天下真主之作而已”(23)。在日本吞并朝鲜之后，他们将朝鲜复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之复兴。当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更让其欢欣鼓舞。柳麟锡和寒洲学派的李承熙等人上书中国政府，希望能复兴中华之礼乐文物，以为万邦之标准(24)。柳麟锡更相信世界最终要“定于一”，即重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一统局面，“盖中国，世界之一大宗，天地之一中心也。中国立则世界定而天地成，中国跌则世界乱而天地毁”(25)。然而这时朝鲜近代民族主义已经兴起，极力批判事大主义，柳麟锡等的主张已经显得很不合时宜，即使是同为儒学者出身的柳寅植也认为“李恒老之华西雅言，柳麟锡之崇华庙，吹嘘庄窜，至不忍见，使士气萎靡，民风懦弱，皆此事大之论为之祟也”(26)。
    近代中朝关系正是在朝鲜人对清朝和中国的这种复杂态度和认识背景下展开的。
    二、朝贡制度的松懈
    贡物是朝贡的标志，朝鲜朝廷向来对贡物的数量和质量十分重视，但是也出现以次充好的问题。道光八年（1828）到中国的冬至使团，所带贡物中的棉布外面虽然看起来是好的，里面则掺杂了颜色发黑的次品，大概是准备贡物的朝鲜市廛商人做了手脚，而朝鲜有关机构验货不够细心，导致这样的问题出现。朝鲜历来对贡物十分认真，现在贡物中出现这样的问题，朴思浩在他的《燕纪程》中也感叹：“年贡事大之物疏忽如此，异日生梗，宁不忧叹！”(27)
    使行往来，译官是沟通的关键。一般朝鲜士大夫是不学中国语的，甚至认为中国人“言语侏离”而加以鄙视。乾隆四十五年（1780）跟随进贺使朴明源到中国的朴趾源就已经发现，朝鲜使臣由于言语不通，遇事只能督责朝鲜译官，而朝鲜译官又只能找中国通官，通官只能报告给四译提督及大使，而四译提督和大使与礼部堂官之间等威相差悬殊，非可造次干预请托，所以不但事情往往不能顺利解决，而且导致通官索贿，成为惯例。平时译官、通官所能操纵的不过是使团回程日期早晚和文书是否违例等无关紧要的小事，但是万一有大事发生，则使臣只能徒坐馆中，全赖译官与中国通官交涉，隐患甚大。所以朴趾源强调：“使臣之于任译，太疑则非情，而过信亦不可，如有一朝之虞，则三使者其将默然相视，而徒仰任译之口而已哉。为使者不可以不讲。”(28) 相隔近五十年之后，道光八年（1828）到中国的朴思浩也同样注意到这样的问题，也认为将使行事务全部交给译官去处理的做法极为不恰当，“计之疏漏，莫此为甚”(29)。他对其中弊端的描述几乎与朴趾源《热河日记》中所说的一样，他说：“每有事焉，任译图嘱通官，通官图嘱四夷提督，提督于礼部堂官，等威截严，非可以干托也。事不谐，则使臣疑怒于任译，任译怨其难明，于是乎上下情志不相孚，而督责益急，则通官之操纵益肆，不虞之银两开焉。银一开而事愈阻，若有微细之葛藤，则任译、通官遑遑奔走，推胸叩心，隐若有天下大机关者，然使臣深坐馆中，默默相视，忧悸万端。兹曷故焉？士大夫妄尊自便，言语不通之过也。”(30) 朴思浩也像朴趾源一样担心“若有干戈创攘，冠盖络绎，则偾事之责，谁任其咎？”(31) 所以，朴思浩也同朴趾源一样认为朝鲜士大夫应当学习中国语，他批评那种鄙视汉语的态度说：“我东士大夫，夷中国而耻之，与汉语而耻之。夫汉语者，汉唐宋明以来中国之正音也，异于清语，何耻之有？”(32)
    到了近代，真正有很多紧急事情发生时并没有出现朴趾源、朴思浩所担心的与中国沟通的障碍，却也往往直接派译官李容肃、卞元圭等人出使中国，译官的地位因此进一步提高。但译官毕竟属于中人，地位和影响难以与两班贵族官僚相匹敌。而且朝鲜译官的汉语水平似乎也不很高，译官卞元圭光绪六年（1880）九月二十二日到天津与李鸿章会谈，二人不能直接交谈，而是通过笔谈形式进行的(33)。
    朝鲜使行团也带来许多货物，中国商人在开市之日可以进入玉河馆与朝鲜使行人员进行交易。玉河馆左右商号林立，同治元年（1862）到中国的李恒億记载说有裕诚局、聚盛局等多家局号(34)。朝鲜使行人员与这些局号的主人也多有交往，这种情况在18世纪已经习以为常。1720年李宜显以冬至正使出使中国时，当时与朝鲜人做生意的最大的是郑、黄两家，是时朝鲜人所买锦缎皆出于郑家，译官们凡有大小买卖，奔走其家，昼夜如市(35)。
    朝鲜人与中国人做买卖，有时难免发生债务纠纷。同治元年（1862）到中国的冬至使行团成员中七从事卞恒渊和写字官金仁赫就欠了中国人的债务。当同治二年（1863）二月初八日使行团即将离开北京时，二月初七日夜里有三十多名中国人到使馆吵闹，要卞恒渊和金仁?{归还欠银(36)。此事发生后，第二天中国通官德禄也呈文朝鲜上使，最后朝鲜使臣将二人捉来，准备打棍子，结果首译李埜、掌务官李容肃、上通事金仁植为卞、金二人求情，才把他们放了，朝鲜使行团才得以离开玉河馆上路，而首译李埜仍为中国?商人所拘(37)。二月十一日首译李埜才得以离开北京，十二日晚在玉田县赶上使行团(38)。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于使行团来说也是大事，所以三月初一日到达栅门后立即报告朝鲜朝廷。到达义州后，还因朝鲜回文没有到，三使还暂留义州，三月二十一日才从义州出发，四月初四日才到汉阳(39)。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李恒億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朝鲜译官过于贪婪。这种弊端也是由来已久，李恒福《白沙集》就说朝鲜译官一过鸭绿江便化为狼蝎，处处争利，李恒億认为此言不谬，而且到这时变得更严重了。他说：“译辈之此习自古已然，而况又世降，彼辈之行事岂可滋笔乎？大抵吾东名分截严，有上中下之别，而中等虽殊于上等，想必有奇伟端正之风。今行见之，则绝无称道者。蔽一言，为中人者一号为译，来去于彼地者，即不过化外之徒也。窃为中人戒焉。”(40)
    使行团人员杂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使行团所需人夫是从黄海道、平安道一带招雇而来，他们随使行来回一趟，放料所和干粮厅会发给银两，所居邑也照例拨给资装米数石，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所以大家争相前往，有的甚至来往中国三四十趟，精通中国语言，熟悉沿途情况，“以至山川道里，闾巷风谣无不备悉”(41)。虽然每次使行团只雇佣这种下人四五十人，但是还有很多人混杂其间。为了杜绝潜冒，朝鲜使行团出发时发给每个人一个小木牌，标明姓名和长相特征等，渡江后在连山关和山海关等处多次查验。但是这些人往往采取早出发、晚投站的办法逃避查验，同行者也往往互相包庇，查验效果不大，所以后来中途也就不再查验了，于是潜冒之人更多(42)。
    这些下人们利用使行之便沿途贩卖清心丸、扇子等，但是他们所贩卖的多是假货，在朝鲜国内价值不过一文半，渡江后价值三吊小钱，到北京只一吊多，到回程降到一吊以下，而回到栅门则用一角玉黍就能换一丸。中国人也知道他们所贩卖的清心丸多是假货，只有三使臣包里的清心丸能够保证是真的，所以中国人常向朝鲜人索要清心丸，更希望从三使臣那里得到清心丸(43)。
    朴齐仁（本名朴齐寅）还提到，朝鲜使行团中的下人们在路上还会结伙欺负中国商贩，抢劫货物。到站后又爱与店保们争斗，他们在欺负中国店保后还威胁要将其送官，受欺负的中国人怕官府治罪，只能苦苦哀求，因为中国迎送官和地方官为表示怀柔远人之美意，往往不问是非曲直，只惩治中国人。朝鲜人甚至沿途随意侵辱中国人，以此打发长途跋涉的无聊(44)。
    朝鲜使节到了北京之后，一般于第二天到礼部呈递表咨文，因为还要参加正月初一的正朝贺班，所以要先到鸿胪寺演习三跪九叩头之礼。康熙三十八年（1699）到中国的冬至使一行于这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鸿胪寺演习礼仪，演习两遍之后鸿胪寺官员仍不满意，要到玉河馆中继续练习，经中国通官们说情，才让三使臣不再参加演礼，而其余人员继续跪拜于庭中。鸿胪寺的这种做法让参加演礼的朝鲜人很不满，以为朝鲜“曾谓礼义之邦，反被彼虏失礼之责乎？良可哂也”(45)。清朝鸿胪寺官员之所以会如此严格，据说是因为此前临阳君李桓有失礼之事发生，礼部郎官因此被罢职，鸿胪寺官员因此要求更加严格(46)。而且这种严格要求的作风似乎延续了很长时间。康熙五十一年（1712）到中国的金昌业也在《老稼斋燕行日记》中记载说，鸿胪寺演礼参加人数为三十人，如果鸿胪寺官员觉得朝鲜使行人员行三跪九叩头之礼时不整齐，会让朝鲜使行人员演习三四回(47)。但是从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二十六日参加鸿胪寺演礼的书状官金直渊的经历来看，到这时已经变得不很严格，“鸿胪唱跪拜与叩头，而不知作何声，只随通官指导为拜叩之仪”，临出门，鸿胪寺少卿还追到门口“恭揖劳问而去”(48)。
    而对于没有皇帝参加的礼仪活动，则更是变得越来越松懈，最后竟不成体统，最明显的例子是下马宴和上马宴。下马宴为迎接朝鲜使臣的宴席，而上马宴为欢送朝鲜使臣的宴席。但是因为朝鲜冬至使到北京一般都赶上中国朝廷封印期间，下马宴和上马宴大多在使臣离京前举行。咸丰十年（1860）为咸丰皇帝三十岁寿庆，朝鲜派遣任百经为进贺兼谢恩正使，朴齐仁为副使，李后善为书状官出使中国。朴齐仁在他的《燕行录》中提到，下马宴和上马宴都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七月初一日举行。下马宴在礼部举行，虽然一桌有五六十个菜肴，算得上丰盛，但是朝鲜使行人员尚未下筷就被一帮突然闯入的黑汉抢食一空，朝鲜使臣只好与礼部官员行礼作别。接着上马宴在玉河馆举行，也发生同样的情况。他感叹：“上国宴宾之节若是骇恶，甚可叹也！”(49) 同治元年（1862）到北京的朝鲜冬至使，同治二年（1863）二月初八日离京，二月初七日礼部派人到玉河馆准备上马宴，但是刚准备好，也同样就被一帮人闯进来抢食了。上使李宜翼的随从李恒億仅得到五六个雪梨而已，让他也不得不感叹上国法令之废弛(50)。
    觇国为使者的基本任务之一，每次朝鲜国王给使臣的教书中也往往有这样的要求，使臣回国之后则要向国王报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朝鲜使臣了解中国情况的一个途径是记载朝廷和各省大事的京报。使臣到玉河馆后，在留馆的四十余天里，每天都会收到一卷京报，这是惯例。如1862年到中国的使行团，就由掌务官李容肃负责此事(51)。李容肃还找来《缙绅全书》六卷一函，详细记载了中国朝中大臣和各省封疆大吏的姓名、爵秩、俸禄、住所，以及各省疆界、赋税多少等(52)。这也是朝鲜使行团例行的做法，一般由上判事马头负责，三使臣各一部。上判事马头挑选自义州府通事中懂中国话的二人，沿途协助译官与中国人打交道，留馆期间他们也常被派出打听情报。当时也有中国人会向朝鲜人出卖情报。虽然不能确定这次燕行的具体年份，有燕行录记载，庚辰正月初三日中国大通官吴尚采将上一年宁古塔副都统报告六镇情况的奏文给朝鲜使臣看，但是不允许他们誊抄，非要三十两银子才能允许誊抄(53)。
    当然，与中国人交往也是朝鲜使团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途径，只是朝鲜人与中国人之间“言语相殊，情意未孚，欲问将相贤否，明清沿革，满汉用事，则语触忌讳。欲问钱谷甲兵，山川形胜，关隘险夷，则迹涉窥侦，顾何能采探于毫厘立谈之间乎？”(54) 虽然如此，朝鲜使行人员可以与中国人笔谈，他们讨论的问题包括从诗词、经学到中国国情等各方面的问题。道光八年（1828）到中国的朴思浩就提到与中国友人相交对了解中国国情的好处。他说，除耳目所及之外，“而又有一事之觇得于不语不默，不问不答，非歌非笑，非文非画者，察之于眉睫之间，而照之于肝胆之际。文人韵士，酒徒筑客，相遇于金台碣石之间，醉气淋漓，一觞一咏，一谈一笑，忽慷慨欲涕，搤腕而叹，敛衽而坐，嗫嚅不发，脉脉相看而已，手指东人曰好衣冠好衣冠，此非燕赵之习也，即华夷之叹也。一隅三反，天下皆然，有以觇夫三百年中国人心之赍愤”(55)。
    不仅可以结交中国人，朝鲜使行人员还可以在中国结交其他国人。在北京的天主堂自明末以来就是朝鲜使臣必去游览的地方之一。到1801年以后由于朝鲜国内禁教，朝鲜使行人员才很少去天主堂参观了。在北京的俄罗斯馆，朝鲜人也同样常去游览。朴思浩不仅参观了俄罗斯馆，与俄罗斯人交谈，还了解到俄罗斯是一个比中国更大的大国，国土面积大概是中国的三倍，俄罗斯对中国是不朝不贡(56)。
    同治元年（1862）到北京的李恒億不仅参观了北京的西洋店铺，还为即将出嫁的女儿买了西洋绸缎(57)。同治二年（1863）正月二十八日李恒億还与朴命鸿、吴相准到俄罗斯馆参观，受到俄罗斯人的热情接待，他们第一次见到了照相设备，第二天李恒億和译官十多人依约去俄罗斯馆拍了照片，这成为朝鲜历史上最早的照片。李恒億以为“此异国之术，不可学得，而既写之像烧为不可，得置诸箱中”。干粮库直李景焕见后也想去照，但是去了几次都没有照成(58)。
    不过，要形成成熟的世界认识还需要时日，朴思浩关于西方人的描述还有不少采自道听途说的异闻，如认为海外浮提国人皆为飞仙，好游行天下，到一个地方就能了解那个地方的语言，想回国则一呼吸之间就到了(59)。李恒德在游览花神庙时见到西洋女子，在道旁观看良久，觉得西洋女子的打扮有如朝鲜穿男装的商女，毫无姿色可言。他还以为西洋风俗女子有五六个丈夫也不以为怪，而男子只能有一个妻子，不能与其他女子相通，否则被绞死(60)。
    虽然朝鲜人对西洋的了解还非常有限，但是毕竟已经认识到在中国之外还有俄罗斯这样更大的国家，其他国家也并不都是中国的朝贡国，这样，作为天下宗主的中国和作为世界秩序的宗藩体制都被赋予了相对性。
    与朝鲜使行团成员在北京可以自由活动，结交中国人士，甚至结交西洋人相比，中国敕使到了朝鲜则受到诸多限制。朴思浩《燕纪程》中提到，军机大臣英和曾出使朝鲜，求见朝鲜文土，朝鲜没有答应，其从此疏远朝鲜人，认为朝鲜人薄情(61)。本来清朝为了减除朝鲜迎送之费，尽量减少遣使颁敕的次数，中国人能去朝鲜的原已不多，所以中国人对朝鲜相当隔膜。到19世纪80年代中国要主持朝鲜外交时，仍对朝鲜国内情况几乎毫无所知，如1880年驻日公使何如璋致函北洋大臣李鸿章，建议清政府主持朝鲜外交，却分不清大院君李昰应和原任领议政李裕元是否为同一人(62)。
    中国安于宗主国的虚名，而对作为朝贡国的朝鲜毫无所知，不能不说这也是宗藩体制存在的弊端之一。
    三、文人交往的扩大
    朝鲜冬至使行一般在每年农历腊月二十四五到北京，第二年二月二三日启程回国，在北京逗留四十天左右。朝鲜使行人员进入会同馆之后，出入并无限制，可以在北京城内外自由地游览，这可以说是对朝鲜使团的特别“恩惠”(63)。在这四十来天的时间里，他们或在客馆聊天，或四出游览，寻访古迹，购阅书籍，或探访中国朋友。
    在清初，朝鲜使行人员仍难忘丙子胡乱中投降清人之耻，严于华夷之辨，所以不愿意与中国人交往。朝鲜使节尽量不与清朝官员接触，乾隆四十五年（1780）跟随进贺兼谢恩使到中国的朴趾源就发现朝鲜使臣与沿途中国州县官员和关隘守将从不会面，也不知其姓名(64)。到了北京，也因耻于公庭拜揖，尽量不见中国官员，与中国官员的交往是能省则省，遂成规例，“时有接遇，率以亢简为致，恭谦为辱”(65)。
    到18世纪，跟随使团到中国的洪大容、朴齐家、朴趾源、李德懋、柳得恭等文人开始结交中国友人，并主张学习中国文化，形成北学派。在此之前，值得一提的是金昌业和李器之二人。李德懋曾感叹过去朝鲜人与中国人结为知己常传为佳话，而“今则防禁至严，不可以外交也。六十年来，金稼斋、李一巷以后，无多闻焉。走何尝与中国人有书牍相酬之事也？此欲为而不敢为者也，传者之不审也”(66)。
    金昌业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跟随为冬至兼谢恩正使的长兄金昌集到中国的。当时金昌集大病初愈，家人理当有一人跟随伺候，两个弟弟都愿意到中国一游，最后大弟金昌翕欲行又止，于是由二弟金昌业陪同出使，但是也因此“一时讥谤哗然，亲旧多劝止”，金昌业只能以孔子微服过宋之义来为自己辩护(67)。五十余年之后，乾隆三十年（1765）洪大容跟随叔父洪檍到中国，与三位从杭州到北京赶考的举人严诚、潘庭筠、陆飞结为知己，书信往来，但受到金锤厚的批评。在金锺厚看来，当时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是“腥秽仇域”，到了这样的地方，洪大容理当“深存忍痛含冤之意，惟卫父兄、广见闻以外，凡有毫毛干丑虏事者，若无睹耳”(68)。
    即使到了19世纪，像任宪晦这样的山林儒贤依然认为朝鲜士大夫不可以出使中国(69)，他的弟子申箕善也谨遵师命，表示他出仕后将拒绝出使中国(70)。洪直弼甚至认为朝鲜士人“欲为大明遗民，当不赴举已矣”(71)。虽然使行团成员中不少人与中国人交往，但是朝鲜三使臣，即正使、副使和书状官在19世纪前期大概还很少出玉河馆与中国人相交游。道光八年（1828）到中国的朴思浩在《燕纪程》中提到，中国友人丁泰还问朴思浩：“贵国贡使三人俱不出城访友否？”朴思浩回答说：“国俗谨慎，有职名人，不妄交人，故未曾出城，此是人臣无外交之义。”(72)
    但是我们通过《燕行录》可以看出，事实上自18世纪后期开始，朝鲜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交往渐多，也呈现出很普遍的继承性。这种交往大概是从洪大容、朴齐家、朴趾源这样的随行人员及译官开始的。洪大容、朴齐家、朴趾源等人与中国文人的交游在朝鲜有很大影响，他们留下的《燕行录》也是后人燕行前的必读书，朴思浩到中国之前也读过朴趾源的《热河日记》，在与同行诸人聊天或与中国友人交谈时，有时会援引《热河日记》中的内容。朴思浩在北京结交了不少中国人。中国友人蒋钺见他姓朴，便问他是否与朴齐家同宗，并向他打听朴齐家后人的情况(73)。
    18世纪后期的著名文人如纪晓岚、翁方纲等人都与朝鲜人交往颇多，他们与朝鲜人交往的逸闻趣事则会传给此后到中国的朝鲜人，如赵秀三就曾向朴思浩讲过他与纪晓岚交往的趣事。赵秀三曾作为译官，先后六次到中国，与中国文人多有交往。道光八年（1828）冬至使团的首译朴在洙也是在乾隆时期就到过中国的老译官，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到19世纪，委巷文学在朝鲜兴起，译官中也出现了喜作诗者，开始与中国士大夫诗词唱和，其中比较著名者就是李尚迪。他作为译官先后十多次到过中国，擅长作诗，与吴嵩梁（兰雪）等中国诗人多有唱和，还在北京刊行了自己的诗集。当时吴嵩梁交往的朝鲜人也是各种人都有。1828年朴思浩到北京见到吴嵩梁时，吴嵩梁向他打听近况的朝鲜人就有南金陵、沈斗室、申纬（紫霞）和申小霞父子、赵羲卿、金正喜（秋史）、金山泉、李尚迪（藕泉）、赵秀三（经畹）等人。南金陵当时官至领议政，赵羲卿为左议政。
    不仅随行文人和译官，甚至下人也主动结交中国大臣和文人。其实中国人并不太了解朝鲜国内的身份制，所以在与朝鲜人交往时并不计较其身份。朴思浩《燕纪程》中提到，一次朝鲜使行团中的马头崔云泰在路上遇到铁保，请铁保给他写一幅字，铁保也答应了。虽然铁保是满洲正黄旗人，朴思浩听说此事后感叹：“大抵中州士大夫多是唐之崔卢，晋之王谢，宋之程朱，文章衣钵，学问渊源，而我东下隶，不分汉人满人，统称胡人，待之以犬养，极可笑也。”(74)
    有些中国文人家族也世代与朝鲜人有交往。朴思浩结交的蒋钺之所以知道朴齐家，大概是因为他父亲蒋秋吟与朝鲜人多有交往的缘故。朴思浩到北京后听说蒋秋吟的儿子蒋钺也有诗名，于是主动往访，结为知己。蒋钺的弟弟蒋钫当时只有12岁，已能出口成章，与朴思浩也有交往，朴思浩回国后第二年还托别使行带礼物给蒋钫(75)。叶名琛的父亲叶志诜擅长诗文，与朝鲜人多有酬唱。洪起燮在嘉庆十八年（1813）以书状官到北京时即结识了叶志诜，道光八年以正使到中国，再次见到叶志诜。叶名琛和叶名沣兄弟的诗名也同样为朝鲜人所熟知。道光八年叶名琛已中进士，而叶名沣还是只有18岁的算学生，朴思浩称二人“以诗文名一时”(76)。姜时永于咸丰三年（1853）到中国时，叶名琛已是两广总督，叶名沣也已任内阁中枢，姜时永之所以到玉田后得知叶名沣在这一带购买住宅转移家眷和财产，大概也与朝鲜人一直与叶家有来往有关。
    大概从洪大容与中国杭州三举人订交以来，不少朝鲜人非常愿意与中国人结为知己。朴思浩到北京后比较早结识的是丁泰（字礼安(77)，号卯桥），两人一见如旧。他在北京期间与丁泰交往最多，又通过丁泰的介绍结识了熊昂碧（字今裴，号云客）等多人。丁泰当时是内阁舍人，而熊昂碧是一个屡试不第的江南举人，他变卖家产，遍游国内名山大川，善饮酒，好谈论，器宇轩昂，朴思浩说他慷慨有豪士风，许之以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熊昂碧引为知己(78)。熊昂碧喜欢朴齐家、柳得恭的诗，在一年前与朝鲜人李寿民（灵樵）也多有唱和，还结交了申纬、李奎铉（钟山）、白汉镇（壶隐）、李葂在（芝山）、赵基谦（幸人）叔侄等，认为朝鲜人文雅有信义，对他所结交的朝鲜友人眷眷不能忘。朴思浩听熊昂碧称赞蒋钺才学，也主动往访，令蒋钺感叹“百年之间得一知己足矣”(79)。李璋煜（月汀）在朝鲜人心目中也是知名诗人，与朝鲜人多有酬唱，朴思浩到中国之前也知道李璋煜大名，来时李寿民（灵樵）还托他带信给李璋煜，但是李璋煜当时任职刑部，公务繁忙，朴思浩与朴载宏前往拜访而未遇，但结识了李璋煜从弟李辰豫（中峰）。
    其实在朝鲜人与中国人的交往中往往就是这样，一旦结交了一位知心朋友，这个中国友人招来很多自己的友人与朝鲜友人诗酒唱和，从而认识更多的中国人。朴思浩在北京期间交往最多的丁泰，嘉庆二十二年（1817）中进士，任内阁中书，著有《仙卡庐诗集》。丁泰的诗和书法皆有名于世，与不少文人有交往。朴思浩第一次与丁泰见面时，正好丁泰与朱其镇等六人在丁泰的春树斋聚会，于是朴思浩也参加，与大家诗酒酬唱，“款洽竟夕而罢”(80)。在朴思浩结识的中国人中，沈洛（号雪门）与丁泰是同榜进士，厉同勋（字冠卿，号茶心）也是在丁泰招宴席上遇到的，后来在正阳门外偶然路遇，于是聚会春树斋，并互赠礼物。朴思浩与丁泰、沈洛、金衍照（晓峰）、吴嵩梁（兰雪）、劳宗焕（亦宜）、钟汪杰（元甫）、朱其镇（九山）、厉同勋、熊昂碧等人经常到丁泰的春树斋聚会，所以在他的《燕纪程》中专门列有《春树清谭》一节。
    朝鲜三使臣不积极交结中国人的情况大概到19世纪中叶也在逐渐起变化。咸丰十年（1860）冬至兼谢恩正使任百经和书状官李后善与时任太仆寺少卿的程恭寿（容伯）多有交往。程恭寿在当时朝鲜人心目中是有名的文雅之士，朝鲜人到北京后多与其交往。咸丰十一年（1861）正月中旬，清末著名诗人董文焕在沈秉成寓所八咏楼结识了朝鲜冬至正使申锡愚、副使徐衡淳、书状官赵云周三人，并与申锡愚订下忘年之交。申锡愚与沈秉成是在街市中偶然相遇的，因沈秉成而结识董文焕，“因研秋又遍交诸名士”，并写下《日下交游记》(81)。由此看来，此时朝鲜三使臣都在结交中国人。同治三年（1864），徐衡淳又以谢恩使第二次到北京，董文焕、沈秉成、王轩诸人与徐衡淳等人饮酒唱和。
    在申锡愚一行之后，朝鲜派遣赵徽林为问安正使，朴珪寿为副使，申辙求为书状官出使中国，他们与申锡愚、徐衡淳、赵云周等一行在途中相遇。赵云周将信和诗托赵徽林转交董文焕。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下旬，问安使一行到达北京，赵徽林、朴珪寿和申辙求三使臣和随从宋源奎（竹阳）等人拜访董文焕，又因董文焕而认识了沈秉成、王轩、王拯、黄云鹄、冯志沂（鲁川）等人。而在结识董文焕之前，朴畦寿就已经结识了程恭寿等人，这次中国之行结交的中国人有八十余人。朴珪寿在回国后，仍与沈秉成、董文焕、王轩、冯志沂等人一直有书信往来，还写信介绍金永爵（邵亭）、金宏集父子与程恭寿遥相订交。朴珪寿在与中国友人的交往中投入了很深的感情，认为他的真朋友在中州，还希望沈秉成、董文焕等人也认为自己的真朋友在朝鲜(82)。
    同治元年（1862）春朝鲜进贺兼谢恩副使俞致崇（杞山，1804—1878）也与黄云鹄和借住在黄家的徐通有交往。这年冬至使到中国时，俞致崇还托正使李宜翼的随从李恒億带信给黄云鹄和徐通，李恒億因此结识了他们，更觉得徐通是一个慷慨之士，引为知己，与徐通把酒畅谈(83)。同治十一年（1872）朴珪寿以进贺兼谢恩正使第二次到北京时，原来结识的中国友人几乎都不在北京，但又结识了孙玉双、吴大瀓、彭祖贤（芍亭）等多人，而且还与礼部尚书万青藜（庸叟）结为兄弟。朴珪寿还从吴大瀓那里得到一部《曾文正文钞》，回国后读了这部书，称赞曾国藩“文章勋业，学术经济，兼全备具，求之前代，未有盛焉。盖天于圣代，生此伟人，为儒者吐气耳”，对曾国藩“景仰钦服，恨不得及门于在世之日，以尽天下之观也”，“却恨生并一世，拘于疆域，不能亲炙此杰巨人，此为何如者乎？”(84) 光绪元年（1875）李裕元出使中国时通过永平知府游智开写信给李鸿章的举动一直被学界视为近代中朝外交转型的重要标志，其实朴珪寿与万青藜等中国官僚的交往，以及他对曾国藩的态度，已经显示了这种变化。
    由此可见，到19世纪70年代，朝鲜使臣与中国文人的交往已经十分普遍，而且具有很强的继承性。但是，更为重要的变化是朝鲜使臣主动要求打破人臣无外交的顾忌，开始与中国官僚谈论诗文、学问之外的政治和国际局势问题。
    当时有的朝鲜人在中国虽然结交了朋友，但是临别时总是以人臣无外交为由，说明以后不能经常联系，而朴珪寿曾直接批评这种说法，希望中国友人不要有此顾虑，经常与其通信。他说：“所谓外交者，岂人臣相交之谓耶？礼经本文无有是说，若如彼说，则是仲尼不当与遽瑗通使也，叔向、子产、晏平仲皆不当与季札交也，岂有是哉？设或列国士大夫有是说也，岂可比援于天下一家，四海会同之世哉？愿兄无或为是说所惑，每因风便，惠我德音，如何如何。”(85)
    从朝鲜使行人员与中国人交往的内容来看，在19世纪诗酒酬唱仍是主要内容，有时也讨论学术问题。朴思浩曾与熊昂碧、蒋星榆等多人讨论朱陆异同，但是中国人似乎对于这个问题并不很感兴趣。熊昂碧推说前人已经讨论尽了，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了(86)。钟汪杰（元甫）也同样推说前人辩论已详，二人都是大贤，只是一从格致入手，一从神解入手，皆不可否定。朴思浩对他的观点很不满意，猜测此人一定是个推崇陆学的人。朴思浩向蒋星榆提出过同样的问题，蒋星榆也推说：“朱子主敬，陆子主静，俱是先贤，后生安敢赘说。”不过他对陆九渊和王阳明之学则略加批评，以为“主静之学，易入于禅，其末流之弊，不可胜言。姚江王氏功业盖天壤，而未免为禅学，后世程篁墩诸人从而尚之”(87)。朱其镇是朱熹后裔，令朴思浩肃然起敬，对朱其镇说：“敝邦一从文公之学，今入中朝，见大贤后裔，景仰万万。”朴思浩也问朱其镇是否中国人皆崇尚陆王之学，朱其镇自然否定陆王之学，以为朱子之学为儒家正统，而陆王之学为禅学，二者不可相提并论，朴思浩称赞他的观点为“确然正论”(88)。丁泰也曾向朴思浩解释说：“阳明宗陆氏之学，功业盖天地，后人亦不敢轻议，但从其学者，易涉禅学，所以不如专宗朱子。”朴思浩说：“自古豪杰之士，多有高明而过之之弊，阳明之才学，流于禅学，亦因高明而弊之也。敝邦人性多淳实，恪守朱学，所以寡过也。”丁泰回答：“先生议论正大，实惬鄙衷，钦服之至。”(89) 蒋星榆曾建议朴思浩读明朝人陈建所撰《学部通辨》，丁泰还特意将此书送给朴思浩。
    与朴思浩反复纠缠于朱陆异同所不同的是，朴珪寿在与中国友人交往时，除了诗酒酬唱外，还参与了顾炎武祠祭祀活动。顾炎武祠在北京外城慈仁寺。鸦片战争后何绍基、张穆等邀同仁集资，在慈仁寺顾炎武生前居住过的西小院修建了亭林顾先生祠。道光二十四年（1844）初建成，每年春秋举行祭祀，朴珪寿跟随董文焕等人参与了咸丰十一年（1861）的春祭。祭祀结束之后，大家在慈仁寺饮酒作诗，朴畦寿与沈秉成、董文焕等人讨论古音之正伪，经学之兴衰，自然也谈到顾炎武。朴珪寿表示他是尊慕顾炎武的，王轩也是极力推崇顾炎武的人，所以问朴珪寿尊慕顾炎武是否意味着他要合汉学与宋学而为一体，朴珪寿回答说是。回到朝鲜后，在这年十月二十一日，朴畦寿在给沈秉成的信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看法，说明他之所以尊慕顾炎武，还不仅仅是要融合汉学和宋学，他认为顾炎武之所以足为百世师，不在于此，而在于顾炎武在论学书中有“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之语，所以他认为顾炎武不仅足为经师，更是人师(90)。在当时朝鲜人还很少结识中国武将，而朴珪寿在第二次燕行时听说崇实的弟弟崇厚刚从西洋回国，主动前去订交，希望能从崇厚那里了解一些西洋情况(91)。这不仅可以反映出朴珪寿个人讲究经世致用的思想倾向，也反映出朝鲜使行人员与中国文人讨论的问题也在发生变化。
    更重要的是，朴珪寿在与中国友人的通信中，还直接谈及国家政事。同治五年（1866）朴珪寿任平安道观察使时发生了焚毁美国商船谢曼将军号事件，此后美国多次派军舰到朝鲜探听谢曼将军号下落。朴珪寿作为主要责任者，起草了这年冬朝鲜向清朝礼部说明此次事件原委的咨文，同时在给王轩的信中也提及此事，说明“弟于此事，素审之熟矣，万万无自我启衅理，奈彼自取死法何哉”(92)。虽然在同一时间给黄云鹄的信中没有提及这些事情，但是朴珪寿认为黄云鹊行走枢要，应该早已知道此事。尽管如此，朴珪寿仍希望王轩向黄云鹄说明情况，并转告沈秉成、董文焕等人，免得他们为他担心。其实朴硅寿托王轩转给时在甘肃的董文焕的信中也直接提到此事(93)。在同治七年（1868）给王轩的信中，朴珪寿又提及这年春夏之交朝鲜西海岸一带有西洋军舰前来窥探，他不得不注意防备的事情。并说，虽然西洋军舰已远遁，但情形叵测，此次使行即为陈奏此事而来(94)。
    当1874年朝鲜与日本之间矛盾激化之时，清朝礼部通知朝鲜日本有侵略朝鲜的意图，朴畦寿深表担忧，所以不仅从故纸堆中翻出与日本书契问题有关的文件，主张接受日本国书，与日本修好，而且还在给礼部尚书万青藜的信中直接谈论此事，说明朝鲜不缮甲兵，所谓缮甲治兵只是空言大话，根本不知道伐谋消兵为何事，希望万青藜从中周旋，让清朝政府引用中日条约中两国所属邦土不得互相侵犯的约定来责问日本，以解决目前的危机(95)。虽然清朝对朝鲜问题的决策权不在礼部，但是朴珪寿的行为已经是十足的人臣做外交的行为。
    光绪元年（1875），李裕元作为奏请王世子封典正使出使中国，九月十八日至永平府，登明远楼，知府游智开送来茶果，有与朝鲜使臣相见之意，李裕元尚“以官府无公干不得入”，只派书状官朴周阳去知府衙门与游智开相见，游智开四次到店舍探望，李裕元也只好与之笔谈，相约回程途中再相见(96)。李裕元于是与游智开书信往还。这年十一月七日，李裕元于回国途中再次路过永平府，游智开设宴招待，席间李裕元“乘隙托愿交李中堂鸿章”，以便商议日本问题，于是游智开答应去保定时为李裕元传递信函(97)。李裕元从此与李鸿章书信往还不断，李鸿章利用这种通信关系设法劝说朝鲜与西洋各国订约通商，是为通过礼部的正式文书往来之外的另一种联系途径。虽然看起来李裕元主动结交李鸿章有违“人臣无外交”的惯例，但是我们从朴珪寿的情况来看，所谓“人臣无外交”的惯例早已被突破，在向“人臣做外交”的方向发展。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朝鲜人在19世纪前半期仍然在承认还是排斥满清政权问题上分成互相对立两派，而大体说来在野儒学者多站在排斥的立场上，而国王和大多数在朝官员，也包括一部分实学者往往更愿意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华夷之辨出发来考虑朝鲜与清的关系。这两种态度在近代依然存在，事大党与开化党在对待满清的态度上的对立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这两种对立态度的延续。
    另一方面，朝贡制度经历明清数百年间的实行，也是日久弊生，政治意义在削弱。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自18世纪后半期以来，朝鲜使行人员与中国人的交往日渐增多。这不仅是一种文化交流的形式，而且增加了两国人之间的感情联系。更为重要的是，朝鲜使行人员在与中国人交往的过程中，逐渐突破了人臣无外交的限制。而当近代列强入侵，情况紧急之时，这种交往自然会发展成为一种外交渠道。我们从朴珪寿、李裕元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发展脉络。
    总之，宗藩体制在制度层面上有僵化的一面，但是也具有融通的一面，在执行中早已发生某些变化，所以到了近代能够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有所调整。但是，其基本框架难以突破，在制度上难以应付国际公法体制的冲击，在思想上难以满足周边国家的民族主义要求。所以，宗藩体制最终在外因和内因复杂的交互作用下彻底解体。
    收稿日期：2010—10—09
    注释：
    ①④ 徐庆淳：《梦经堂日史》，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94，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50，450—51页。
    ②③ 朴思浩：《燕纪程·人》，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99，第79，80—81页。
    ⑤ 孟森：《清史讲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3页。
    ⑥⑨ 朴思浩：《燕纪程·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98，第418，419页。
    ⑦ 《星湖赛说类选》卷8下，预备外敌，第237页。
    ⑧ 朴思浩：《燕纪程·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98，第418页。
    ⑩ 李萬烈：《韓末危機意識民族主羲思想》，《韓國近代歷史學理解》，文學知性社，1985年，第11—12頁；《日省录》，哲宗十二年一月十八日；《承政院日记》，咸丰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11) 朴珪寿：《辛酉暮春二十有八日，与沈仲复秉成、董研秋文焕两翰林，王定甫拯农部，黄翔云云鹄、王霞举轩两库部，同谒亭林先生祠，会饮慈仁寺。时冯鲁川志沂将赴庐州知府之行，自热河未还。后数日追至，又饮仲复书楼，聊以一诗呈诸君求和，篇中有数三字叠韵，敢据亭林先生语，不以为拘云》，《瓛斋集》卷3，诗。
    (12) 朴硅寿：《与董研秋文焕之六》，。《瓛斋集》卷10，书牍。
    (13) 申佐模：《燕槎纪行》，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75，第492—493页。
    (14) 《稗林》9，哲宗纪事，哲宗十二年二月，留燕正使申锡愚抵入书；《承政院日记》，哲宗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申锡愚：《海藏集》卷12，状奏，复命筵奏。
    (15)(16) 金允植：《奉送瓛斋朴先生硅寿赴热河序（哲宗辛酉）》，《云养续集》卷2，序。
    (17) 申箕善：《汇言》，《申箕善全集》下，《阳园遗集》卷17，北京：亚细亚文化社，1981年，第227页。
    (18) 《华西集》附录卷5，语录，柳重教录。
    (19) 金平默：《治道私议》，《重苍先生文集》卷35，杂著。
    (20) 金平默：《答柳圣一基洙》，乙亥（1875）十一月，《重庵先生文集》卷26，书；《三江问答》，《重庵先生文集》卷37，杂著。
    (21) 金平默：《答柳诚之益明》，丁丑十二月，《重庵先生文集》卷29，书。
    (22) 金平默：《鹭江随录》，《重庵先生文集》卷39，杂著。
    (23) 柳麟锡：《答崔勉巷益铉，戊戌十一月十七日》，《毅菴集》卷6，书。
    (24) 参考拙著：《1910年代前半期韩溪李承熙的中华思想与民族认识》，《历史教育》第103辑，韩国历史教育研究会，2007年9月30日，第211—244页。
    (25) 柳麟锡：《宇宙问答》，《毅苍集》卷51。
    (26) 柳寅植：《太息录》，《东山全集》下，东山先生纪念事业会，1978年，第99页。
    (27) 朴思浩：《燕纪程·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98，第316页。
    (28) 朴趾源：《燕岩集》卷13，热河日记，行在杂录，庆熙出版社，1966年，第240页。
    (29) 朴思浩：《燕纪程·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98，第538页。
    (30)(31)(32) 朴思浩：《燕纪程·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98，第539，539，538页。
    (33) 《李鸿章全集》，奏稿卷38，朝鲜通商西国片，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1200—1203页。
    (34)(36)(37)(38)(39)(40) 李恒億：《燕行日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93，第84，170，170—171，173，187，184页。
    (35) 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下》，《陶谷集》卷30，杂识。
    (41)(42) 朴齐仁：《燕槎录》附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76，第332，333—334页。
    (43)(44) 朴齐仁：《燕槎录》附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76，第336—337，337—340页。
    (45)(46)(53) 未详：《燕行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99，第310，310，313页。
    (47) 金昌业：《燕行日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31，第282页。
    (48) 金直渊：《燕槎日录》中，林基中、夫马进编：《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3》，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2001年，第57页。
    (49) 朴齐仁：《燕行录·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92，第296页。
    (50)(51)(52) 李恒億：《燕行日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93，第169，87，95页。
    (54)(55)(56)(59)(61) 朴恩浩：《燕纪程·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98，第433，433—434，497，551，425页。
    (57)(58)(60) 李恒德：《燕行日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93，第118—119、138—139，165，107—108页。
    (62)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445页。
    (63) 刘为：《清代中朝宗藩关系下的通使往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3期。
    (64)(65) 朴趾源：《燕岩集》卷13，别集，热河日记，行在杂录，庆熙出版社，1966年，第240，253页。
    (66) 《青庄馆全书》卷19，雅亭遗稿（十一），书（五），赵敬庵衍龟，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年，韩国文集丛刊257，第257页。
    (67) 金昌业：《燕行日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31，第298页。
    (68) 洪大容：《与金直斋锺厚书》附《直斋答书》，《湛轩书》内集卷3，书，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年，韩国文集丛刊248，第65页。
    (69) 申箕善：《明刚问答》，《申箕善全集》下，亚细亚文化社，1981年，第95页。
    (70) 中箕善：《纲堂问答》，《申箕善全集》下，第188—189页。
    (71) 洪直弼：《送朴季立荣归序（癸亥）》，《梅山文集》卷27，序，国学资料院，1989年，第5册，第240页。
    (72)(73) 朴思浩：《燕纪程·人》，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99，第81、69页。
    (74)(76) 朴思浩：《燕纪程·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98，第430，425—426页。
    (75)(78)(79)(80) 朴思浩：《燕纪程·人》，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99，第68—71，63，69，72页。
    (77) 朴思浩《燕纪程》中说他字叔两（《燕纪程·人》，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99，第71页）。
    (81) 朝鲜申锡愚诗笺手迹，韩国翰林大学校藏。李豫：《董砚樵先生年谱长编》，第36—37页。
    (82) 朴珪寿：《与沈仲复秉成》（成丰辛酉十月二十一），《瓛斋集》卷10，书牍。
    (83) 李恒億：《燕行日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93，第94、106、107、120—121页。
    (84) 朴珪寿：《与吴清卿大敬》，《瓛斋集》卷10，书牍。
    (85) 朴珪寿：《与沈仲复秉成（辛酉）》，《瓛斋集》卷10，书牍。
    (86)(87)(88)(89) 朴思浩：《燕纪程·人》，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99，第64，66，73，79页。
    (90) 朴珪寿：《与沈仲复秉成》（咸丰辛酉十月二十一），《瓛斋集》卷10，书牍。
    (91) 朴珪寿：《与温卿（再使燕京时，壬中腊月）》，《辙斋集》卷8，书牍。
    (92)(93) 朴珪寿：《与王霞举轩》，《瓛斋集》卷10，书牍。
    (94) 朴珪寿：《与王研秋文焕》，《辙斋集》卷10，书牍。
    (95) 朴硅寿：《与万庸叟青藜》，《瓛斋集》卷10，书牍。
    (96)(97) 李裕元：《蓟槎日录》，林基中、夫马进编：《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3》，第275，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