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堤①，改变了其700多年由淮入海的历史，转而向北流由大清河入海。黄河改道导致南北大运河商贸中断，引起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注意。1868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倡议下，上海的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North 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开展了黄河新河道的科考活动——旨在了解黄河决提的原因、时间、地点以及新河道的航运能力。关于这次科考活动，2001年出版的《黄河大事记》中以“英人艾略斯考察黄河”为题，做了简单介绍：
是年(1868年)，英国人艾略斯(Ney Elias)对黄河铜瓦厢决口后的新道进行了考察，并于1871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公报第40卷发表了《1868年赴黄河新河道旅行笔记》。[1]
2005年，笔者对这次科考有进一步论述，发现该次科考是由当时设在上海的汉学机构亚洲文会组织，爱莲斯(Ney Elias，1844-1897)主持具体科考活动的。由于贡献杰出，爱莲斯因此获得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金奖。[2]
如果仅仅是一次旅行，怎么能够获得皇家地理学会金奖？鉴于此，笔者进一步查阅上述两条资料出处的原始文献—1871年的《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与1868年的《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刊》。《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刊载的也并非是简单的旅行记录，而是一篇科学考察报告。
查阅相关文献，笔者发现近代以科考活动而获得皇家地理学会金奖的并不多见，且这次关于黄河的科考活动亦罕为人知，目前中国学界对这次黄河科考均乏详细记载。较之于国内学界，欧美学者较早注意到这次黄河科考的价值，自19世纪后期以来有关黄河的西文论著中多会提到这次科考活动。1870年来华的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递交给上海商团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明确提出“爱莲斯的科考广为人知”，并引用科考结论“黄河下游入海口不具备航运能力”。[3]1895年来华的英国记者盖德润(R.S.Gundry，1838-1924)在其介绍中国的著作中专章论述“黄河”，题目是“中国之患(China's Sorrow)”，并说“爱莲斯的描述使我们清晰地了解到了1851年的决堤情况”。[4]1908年，夏之时(L.Richard，1868-1932)的《中国坤舆详志》在描述黄河及其历史时参考了1868年亚洲文会黄河科考报告。[5]2000年，德国学者阿梅隆(Iwo Amelung)在其《清代山东的黄河河道》一书中再次肯定了爱莲斯黄河科考的价值，指出这次科考首次向世人提供了黄河决堤后的详细情况。[6]2015年，美国学者皮亚茨(David A.Pietz)在其新著《黄河：近代中国之水患》一书中论述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堤后果时以“中国之患”为标题，并摘录爱莲斯的科考结论。[7]尽管如此，西文论著中亦未见到关于1868年亚洲文会黄河科考的专门研究。鉴于此，笔者在重新查阅有关这次科考的原始文献的基础上，论述这次科考的过程及其影响。
1 科考缘起
1851年黄河决堤后，信息很快就传播到英美等西方国家。从当时西文资料看，关于黄河的记载主要集中于报刊、外交信函及其他相关著作中。查阅这三类文献，可以看出当时西方对黄河的认知状况。
(1)黄河决堤后不久，欧美国家很快就得知此事。1851-1856年间欧美新闻报纸都有关于黄河决堤的报道，但都是很短的新闻消息——中国的黄河决堤改道泛滥了，此外再无进一步的描述。在华最为著名的西文报纸《北华捷报》甚至没有专门报道，只是在《京报》摘译中提及黄河决堤一事。直到1857年1月，该报刊出了在华英国传教医生玛高温(D.J.MacGowan，1814-1893)的《黄河干涸现象释疑》一文，由于没有身临现场考察，所以他把黄河决堤的原因归结于1856年华北、朝鲜及日本的地震。[8]此文出现后，引起在华西方人对黄河的关注，1860年前后该报多次刊出读者来信——要求全面调查黄河决堤改道。
1858年始，英国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也开始关注黄河决堤改道的现象。1858年4月26日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1811-1896)在该会上做了《长江与黄河》的演讲，认为泥沙沉积、河床上升、大堤失修导致黄河改道，并倡议该会“了解这条举世闻名河流的近期之重大变迁”。[9]1863年，英军科考船在距离黄河新入海口60英里处进行考察后确认“黄河经由大清河流入了北直隶湾”。[10]但直至1867年底，据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会议议程显示，英国对华的科考活动主要还是集中于华南、长江及中国沿海航道，尚未登陆山东半岛。
1860年后，位于上海旨在调查研究中国各项事情的亚洲文会也开始关注19世纪50年代的黄河决堤改道现象。1866年，亚洲文会会刊上刊登的两篇游记中均有记录穿越黄河时的见闻。1865年10月英国来华传教士韦廉臣(A.Williamson，1829-1891)沿运河南下，在山东境内穿越黄运交汇处时留下了关于黄河决堤及对当地农村影响的记载。[11]1866年2月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沿黄河新河道由开封向东北旅行至曲阜，两天内曾两次穿越黄河，但由于“没有沿河上下的船只”，他本人并未实现考察黄河新河道的理想。[12]1867年，该会会刊又刊登了爱莲斯的《黄河古河道及大运河水源》一文，详细描述了清江浦以南黄河河道干涸的现象。[13]
(2)在华外交官向本国撰写的公函，影响较大的是《英国议会文件》(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这一时期英国议会文件中关于黄河的信息主要有三：第一，1859年英国军部出版的《北京地区附近地图》所依据还是100年前的《乾隆内府舆图》，黄河尚未改道，②所以“联军在天津登陆后，发现该图无法使用”。[14]第二，同年，约翰·斯嘉兹(John Scarth，1826-1909)在写给英国外交部的信中比较全面地描述了1851-1852年间黄河决堤的现象。[15]第三，威妥玛(T.F.Wade，1818-1895)对黄河做的专门报告。该份报告显示：1857年在天津的威妥玛为了配合英军对华侵略，通过阅读中文《京报》、咨询奔走于运河上的商人，得出了黄河决堤、运河中断、漕运停滞、海运必兴的结论。但是威妥玛所述之重点在于考察北京的粮食供给以便额尔金(James Bruce Elgin，1811-1863)侵华，至于黄河新河道的航运情况如何，他并不清楚。他明确提出“大清河入海口与白河之间的海岸，中外都无详细的描绘地图……无法判断大清河(黄河新河道)航运情况”。[16]1866年威妥玛在致英国外交部的信中写道：“沿海的外国人很难知道黄河彻底冲垮山东境内的运河进入山东半岛的具体时间。”[17]
(3)1868年之前出版的关于中国的西文著作中对黄河决堤改道的描述也十分寥寥。1858年前来华西方人“不可妄到乡间任意游行，不可远入内地贸易”。[18]因此1851-1858年间关于黄河的描述多是“道听途说”，1858年雒魏林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演讲时说：“虽然居住在上海，常常有来自北方的消息说黄河已经决堤。”[19]1856年，英国外交官密迪乐(T.T.Medows，1815-1868)在其《中国人及其叛乱》一书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太平军跨黄河、攻怀庆、战临清等见闻，理应提及黄河决堤，但是全书没有提及黄河一词。[20]1860年出版的《额尔金勋爵出使中国和日本记事》一书详尽记录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司令额尔金在华期间(1857-1859年)的具体行程及见闻，其中在描述苏州和天津两处运河时提及黄河决堤导致运河衰败、天津商贸萧条，并摘录了1857-1858年威妥玛在《北华捷报》上刊登的关于黄河决堤的系列报道。[21]尽管书中写道1851年黄河在丰北(Fungpeh)决口的情况，但是正如1880年伟烈亚力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上所言：“额尔金勋爵指挥舰队到黄河入海口以阻止中国船只经由那里本已干涸的河床逃跑。”[22]由此可知，1858年初英方对黄河决堤之详情仍不甚了解。
1867年，来华的美国地质学家庞佩利(Raphael Pumpelly，1837-1923)出版了《地质研究》一书，该书第五章是“三角洲平原与黄河河道的历史变迁”，其中绘制了当时黄河下游流向图。但全文重点是描述历史时期黄河改道情况，至于19世纪50年代这次改道，仅仅是一句话而已，缺乏具体的改道时间、方向、过程等信息。他本人也未实地考察黄河新河道，其对黄河改道的描述主要来自他人提供的资料。尽管庞佩利绘制的黄河新河道走向图比较准确，但是细观其图发现是小区域内的小比例尺绘制，内容简略，概括性强，实际的地理精度并不高。[23]这样的走向图，与报纸上的文字描述黄河“复归古道由大清河入北直隶湾”并无太大差别。
上述材料说明：1867年前后西方人士仍没有获得黄河决堤改道的详细准确信息，相反，传闻多于事实。1863年出版的《钱伯斯百科全书》对黄河改道的叙述依旧不清，“作者引用的是玛高温在《北华捷报》上的观点——地震导致改道”。[24]西方人了解不到黄河新河道的具体信息，源自这一时期无法实地进行考察。1860年《天津条约》签订之前，外人无权在内地游览。1860年后太平军、捻军又相继驰骋于苏皖鲁豫交界区——恰恰是黄河决堤泛滥区，在1868年捻军灭亡前，外人很难抵达该地区。尽管1857-1867年间《北华捷报》上刊载了数篇赴黄河的实地见闻，[25]但内容显示旅行者的脚步要么向北止步于清江浦，要么仅仅是一次简单的途中穿越黄河，缺乏详尽描述。所以，1859年威妥玛感曾感慨：“叛军的变幻无常增加了我们对于黄河下游的神秘感。”([16]，25页)
由于不清楚黄河新河道的具体航运情况，19世纪60年代黄河被西方人想象为颇具潜力的商贸通道——未来华北重要的出海口。1860年天津开埠，为英、法打开华北市场提供了契机。在铁路尚未出现的时代，河流是重要的交通运输途径，而华北地区主要河流就是运河与黄河。本系南北“动脉”的运河已经停滞，黄河新河道遂被视为新的商贸要道。来华西人纷纷对黄河寄予厚望，视其为“华北的长江”。1860年《北华捷报》就提到，“如果中国允许蒸汽船只进入……黄河将会再次流入海洋，将增加长江与卫河的贸易，物品可以抵达最被需求的地区”。[26]1866年3月29日，丁韪良在上海的亚洲文会演讲时提出：
改道后山东境内的新河道，既深且宽，通向大海，无疑很适合大型轮船的航运。……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考察黄河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课题；从政治与经济方面看，黄河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人与外国人都可以从开放黄河轮船航行方面获得收益。对于外国商人来说，他们可以获得一个扬子江支流所无法抵达的区域。我们祝愿1868年外交谈判中能记着这条内容。[27]
1867年1月18日《北华捷报》刊登了一篇读者致信：“听了3月29日丁韪良的演讲后，在华的外国人应该立刻组织人去调查黄河新河道的可航行性”，“外国商人对于开放黄河梦寐已久，非常感兴趣这条交通线”。[28]同年12月，《北华捷报》又有人呼吁“开放黄河对于外国贸易来说是有利的因素……希望地理学家们关注这个事情，为我们提供关于这个国家的知识”。[29]
不仅商人、旅行者重视黄河的商业价值，而且在华英国领事也有这样的认识。1858年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1809-1897)表示：雒魏林先生关于长江及与黄河的演讲，使西人注意到中华帝国的地理特征及其对贸易的影响。[30]1867年阿礼国向英国在华各地领事去函要求他们征求商人对于修约的意见。各地英商务纷纷要求内地河湖开放通商，并且强调开放长江与黄河流域，因为“中国内地的市场主要是黄河与长江流域，在这两个区域内有着世界上最广阔的水运体系”。其中天津商团专门提出“开放黄河的商贸与航运权”，希望中国“政府允许蒸汽船在黄河上从事贸易”。[31]
尽管如此，在1868-1869年的中英修约谈判中，天津商人的意见并未被纳入谈判的议程。从1868年5月4日阿礼国递交给总理衙门的29款修约要求看，[32]开放黄河并未被纳入谈判的议题。从当时阿礼国与各地英商及英国外交部之间的往返函件看，英方没有要求开放黄河源自他们对黄河新道的航运能力心存疑虑。1868年12月，威妥玛递交给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中明确提出“由于对黄河新河道的航运能力无法判断，古老的河道已经无法航运，新河道罕为人知，无法确切判断其是否有航运能力，至少我本人是反对他们的提案”。([31]，642页)
虽然黄河不再是修约谈判的议题，但英方对于黄河新河道的关注并未冷却。1868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长默奇森(R.I.Murchson，1792-1871)即表示渴望了解“黄河巨大水流自然运动所产生的分流现象”。[33]而“贸易增加，远距离间的口岸航运需要这些信息”。[34]此外，对华科技输出是他们的期望，1858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副会长柯林森(R.Collinson，1811-1883)就曾说，“雒魏林提到的黄河改道，一定会引起地理学家的特别兴趣……我们对中国的进攻，将会显示我们比他们在摆脱水患方面做得更好”。([30]，203页)
作为英国在远东的首要汉学重镇——旨在调查研究中国的上海亚洲文会，也对黄河决堤予以高度关注，前文所述的玛高温、丁韪良、威妥玛、阿礼国都是亚洲文会的重要会员及理事，他们关于黄河决堤的声音得到亚洲文会的重视，其中玛高温曾呼吁“上海应组织一打人调查这个事情”。[8]
1868年捻军消亡后，华东地区南北交通恢复。考察黄河新河道已无困难，亚洲文会理事会遂决定派人对黄河改道做详细的考察。由此，展开了近代西方人对黄河新河道的首次科考活动，这次科考不仅回答了英美人士对黄河新河道的各种猜测，而且也奠定了一个负面的黄河形象——“中国之患”！
2 亚洲文会黄河新河道科考及其价值
2.1 科考过程
1868年8月25日，由福勃士(F.B.Forbes，1840-1908)、密吉(A.Michie，1833-1902)等人主持召开的亚洲文会理事会会议决定，“出于科学和商业的目的，决定资助爱莲斯的黄河科考”。并募集到565.81两白银资助这次活动。9月初理事会成员、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佗(W.H.Medhurst，1823-1885)利用赴南京见曾国藩之际，帮爱莲斯等人办理了为期半年的特别通行证(护照)。[35]
爱莲斯，1844年2月10日出生于英国肯特郡。受当时英国探险风气的影响，青年时期即表现出地理方面的爱好及才能，学习天文学和测量技术。1865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1866年赴华。[36]1867年5月，爱莲斯对清江浦以南的黄河旧河道做了考察。[15]爱莲斯所拥有的科学素养与黄河考察经历得到亚洲文会理事会的认可，1868年爱莲斯组建了黄河新河道科学考察团，除了他本人外，还有荷魏尔及两个中国人(一个助手、一个翻译)。
1868年9月24日，科考小组从上海出发，到镇江后乘船沿运河北上。抵达山东境内的安山后，转向东沿黄河新河道直至入海口，然后返回到河南开封黄河决堤处，最后南下至镇江，返回上海。科考途中，爱莲斯对黄河新河道的水文特征、航运能力、河道沿岸的商业贸易、山东境内的物产情况均做了详细记录，考察了1855年铜瓦厢决口后黄河河道的变迁情况，绘制了清晰的黄河新河道图(张秋镇-入海口)。全部行程共计3个月，于12月1日结束。[37]
爱莲斯撰写的科考报告，先以《黄河新河道探险报告》为名刊登于当年12月底出版的《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刊》(第5卷)上，[38]1871年该报告又以《1868年赴黄河新河道旅行笔记》为名刊载于《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第40卷)上，后者在文前增加了一张黄河下游地图。科考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49]
(1)黄河改道的时间和地点。通过实地考察和询问沿途百姓，爱莲斯认为黄河改道是在1851-1853年间逐渐形成的。1851年夏季，洪水在河南兰阳县决堤；1852-1853年间洪水持续扩大了裂口，进而导致黄河形成了经由大清河入海的新河道。
(2)黄河决堤、改道的原因。如上所述，直接原因是1851-1853年的洪水，此外泥沙沉积、河床上升、岸堤失修也是导致决堤的因素。
(3)黄河新河道的航运能力。爱莲斯实地考察后，彻底否定了黄河下游新河道的航运价值，指出除了木筏能够漂流之外，从河南兰阳县决堤处至山东利津入海处，全程河道几乎无实际的航运价值。
(4)黄河改道对运河的影响。爱莲斯认为，黄河改道彻底毁灭了运河的航运。他详细描述了运河不同河段的具体航运能力：①清江浦以南，不受影响，水源充足，“农耕、贸易都处于繁荣景象”。②清江浦以北，微山湖以南，“繁荣的农村景象不再现”。③微山湖段运河已被迫废弃。④济宁州以北，黄河新河道以南，运河就像一个小水沟。⑤黄运交汇处，运河岸堤被黄河冲垮多处，“彻底毁灭了运河航道”。⑥从黄河向北直至临清州，大运河已经干涸，每年10个月内无航运可言。
(5)关于决口处的处理方案。针对决堤后的河政，爱莲斯提出了三点建议：①否定分流方案，建议尽快修建堤坝，使洪水从弥漫状态复归河道，当地百姓可重归正常生活。②必须雇用英国的工程师才能修好上述工程，因为“在中国人的督导之下，各级官员都有中饱私囊的机会和可能。在英国人的管理之下，能为老百姓节约成本。
2.2 科考价值
亚洲文会黄河科考是近代西方人士首次对黄河新河道进行的科学考察活动。1874年，亚洲文会会长福勃士说：“黄河科考报告解决了地理学和商业方面的疑惑，是地理学方面水平最高的论文”。[40]无疑，这次科考对于西方人认识黄河具有如下重要意义：
(1)西方第一次完整认识黄河下游。这次考察是西方人首次对黄河新河道所做的科学考察。与以往西方人游记中的黄河描述不同，这次科考有组织、有目的。从考察报告看，具有较强的科学性。除了清楚地叙述沿途航运情况外，科考团还对沿途的多个地点做了经纬度及海拔的测量和定位，并绘制了黄河新河道流向图。爱莲斯撰写的黄河新河道科考报告是近代西方首次获取的关于黄河下游的系统的、科学的信息。
1873年5月1日，爱莲斯以其1868年对黄河新河道的科考和1872年穿越蒙古的活动，被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金奖。③爱莲斯获此殊荣主要因为黄河科考，而其穿越蒙古的行动并没有完成预期的目的，黄河科考则完成了事先的计划。时任皇家地理学会会长的罗林森(Henry C.Rawlison，1810-1895)在1873年该会年会上说：“就地理科学而言，如此重要的信息——黄河新河道科考报告，的确是值得称赞的”，“这些完全可以解释那个显著的现象——巨大黄河水流自然运动所产生的分流现象”。[33]
(2)纠正了当时西方人关于黄河的一些错误认识和猜测，也有助于当今重新理解铜瓦厢决堤改道的背景。前文已述，黄河改道之后，航运能力如何，是上海西方外侨及英国本土科学界所关注的问题。1866年丁韪良路过黄河时曾认为新河道可以航行，是打开内陆市场的重要通道。1867年，韦廉臣在华北旅行时亦曾思考“黄河是否有能力运输蒙古地区往来的货物？”。[41]亚洲文会黄河新河道科考报告向西方人说明，黄河新河道不具备航运能力，大型船更是无法航运。同时也纠正了早期玛高温猜测的地震导致决堤论，提出“玛高温的这些猜测几乎与改道没有丝毫的联系”。([39]，1页)
爱莲斯撰写的科考报告中提出“黄河决堤改道发生于1851-1853年间”，而非当今中文文献中的“1855年铜瓦厢决堤改道”之说。这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19世纪50年代的黄河决堤改道历史。中文文献普遍以1855年铜瓦厢决堤为标志，其主要原因是1855年河道总督蒋启敭向咸丰皇帝递交了关于铜瓦厢决堤的详细奏折，这份奏折后被收入《再续行水金鉴》，进而成为近代以来黄河研究的首要参考文献之一，由此确立了“1855年铜瓦厢”这一重要时间与地点。[42]尽管《清史稿》中对同时期黄河决堤改道也有1851、1853年的记载，但因过于简略而被学界忽略，更没有意识到1851-1853年黄河决堤对于改道的直接影响。所以，现有关于19世纪50年代的黄河决堤改道之论述，几乎都认为是1855年铜瓦厢决堤所致。由于不了解1851-1853年间黄河决堤的详情，部分学者在探究1855年铜瓦厢决堤的原因时往往言之不详，且就自然原因还是人为因素出现长期争论。[43]爱莲斯的科考报告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1855年的铜瓦厢决堤改道，即这次改道是在1851-1853年的多次决堤改道的基础上形成的，而非突然产生的；其原因是自然与人为并存、多种因素叠加的后果，而非简单的一种原因。
3 “中国之患”形象确立
浏览高迪爱(H.Cordier，1849-1925)编纂的《西人论中国书目》，可以发现20世纪前西人专论黄河的论著刊行时间主要集中于1857-1880年间。这个时间段恰恰是19世纪50年代黄河决堤改道后在山东境内的泛滥、漫流时期。无疑，这次决堤改道是西方黄河认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鸦片战争前后，一些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如丁韪良、卫三畏、伟烈亚力等人已通过阅读中文文献，获知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曾经发生过剧烈的河道变迁现象。19世纪50年代决堤改道后，在华外人通过当时的《京报》和自己的足迹再次知道黄河决堤改道，但是在亚洲文会黄河科考之前，英美等西方国家获取的黄河改道信息多系猜测。亚洲文会黄河科考后，黄河这条“善淤、善决、善徙”的河流最终为西方世界所知。而且，科考报告还告诉西方：黄河的泛滥给沿途的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黄河成为“中国之患”。
黄河决堤后，西方人对黄河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1857年初玛高温就在文中将黄河比喻为“中国之患”(China's Sorrow)。④1860年，艾约瑟(J.Edkins，1823-1905)在论述长江时，亦提及“黄河因其河道的不断变迁成为中国政府的一个灾难根源和烧钱窟窿”。[44]
1865年10月，韦廉臣在张秋镇穿越黄河时见到附近的村庄后写道：“明显地被近期‘中国之患’(China's Sorrow)所淹没。”[13]1867年11月5日晚，比克莫尔(Albert S.Bickmore，1839-1914)在亚洲文会演讲中表示“黄河以其摇摆的、破坏性的洪水，使其获得一个‘中国之患’的丑号”。[45]“中国之患”这一形象，无疑是建立在对黄河决堤及其后果的了解基础上，尽管这时亚洲文会科考活动还没开展。
前文所述，亚洲文会黄河科考之前，西方人尚不了解黄河新河道的航运能力及沿岸的经济情况，还曾幻想黄河是打开通向华北市场的通道。但是1868年的科考报告击碎了韦廉臣、丁韪良等西方人的美梦，因为科考报告不仅提出黄河新河道没有航运价值，而且把黄河沿岸描述成是一幅破败的景象。
刊登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上的科考报告与刊登在《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刊》上的科考报告稍有差异，前者在科考报告正文前增加了一个引言——对黄河的介绍。引言主要论述了历史上黄河曾发生过9次改道，而且移动范围很大。换言之，首先对黄河做了定调：告诉世人黄河是一条易决堤、常改道的河流。进一步浏览科考报告，则会发现除了技术层面的信息外，对黄河的描述全是负面的：黄河泛滥导致农田被侵蚀，百姓流离失所，农村荒无人烟；城市残壁断垣，百业凋敝异常。爱莲斯还特意描述了黄河决堤对开封城、朱仙镇及济宁州的影响，“开封城郊区几乎没有繁忙的景象；朱仙镇，目前近乎衰败和倒塌”；济宁州“至今还没有呈现繁荣景象”。[39]传递给西方世界的是一个衰败中国的形象：祸患之黄河带来商贸凋敝，洪水泛滥，城池废弃，家园荒芜。
亚洲文会科考报告出炉后，直接影响了此后西方人对黄河的描述，进而奠定了“中国之患”这一负面形象。最为突出的就是卫三畏(S.W.Williams，1812-1884)在1883年的《中国总论》修订版中吸收了1868年亚洲文会黄河科考报告的观点，对黄河的描述发生了较大变化：⑤
(1)1847年初版的《中国总论》中提及黄河时，首句便是肯定句，“在这些河流之中，黄河是最值得赞美的，尽管长江是最大的，也是最美的”。而在1883年的修订版中，卫三畏删除了这句开场白。
(2)论及黄河的源头，1883年的修订版中增加了历史上的“伏流重源”谬说——“中国人普遍认为，黄河水是从罗布泊地下流到星宿海的”。从介绍河流的角度看，卫三畏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因为中国人的错误认识并非河流本身的信息。从知识演进的角度看，1883年对黄河的描述理应更加精确，但卫三畏把本应遗弃并容易误导读者的错误信息增添到修订版中，只能说明他是在有意强调中国人的愚昧无知。
(3)关于黄河的航运能力，1847年的描述是部分肯定，1883年则彻底否定。1847年，卫三畏写道：“只有少数河段中国人用来航运。”1883年则修改为“冬季和夏季的水位差别极大，使这条河流几乎无用，不过作为排水道”。[46]
(4)关于黄河下游新河道的航运价值。1883年，卫三畏已经知道黄河新河道入海口无航运价值可言，表示“河道低处泥沙冲积，最终连河口也堵塞了”。[47]
卫三畏的《中国总论》是近代西方关于中国的主要著作，影响颇大。卫三畏就黄河的描述无疑影响着西方人对黄河的认知。当卫三畏在修订自己的《中国总论》时，在山东传教的明恩溥(A.H.Smith，1845-1932)也撰写了日后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中国人的气质》与《中国乡村生活》两书。这两本书在西方多次再版，与卫三畏的《中国总论》都是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参考书。在《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论及黄河时，明确提出“在这一个多世纪中，山东中部一直被这个‘中国的悲哀’(China's Sorrow)所困扰”。[48-49]
经由玛高温、丁韪良的描述，亚洲文会黄河科考报告的出炉，到卫三畏、明恩溥的概括，黄河终于成为中国灾难的一个象征。1876-1886年间，“China's Sorrow”作为题目出现于汉学期刊《中国评论》上三次，[50-52]专门讨论其中文之确切语义，由此可以说明“中国之患”已经成为英美讨论黄河时的一个关键词语了。1880年，谢立山(W.Hosie，1853-1925)在绘制中国地图时，感慨“黄河，其主要长度都显示不可航行，真是‘中国之患’”。[53]1887年《北华捷报》一文在论及修复黄河大堤时，提出“该条大河被名副其实的冠以‘中国之患’”。[54]
20世纪，西方人笔下的黄河也常常使用“中国之患”这一称号。1908年，被誉为中国第一本系统地理学著作——夏之时的《中国坤舆详志》⑥，在描述黄河及其历史时提出黄河因其肆意泛滥而被冠以“中国之患”，该部分内容参考了1868年亚洲文会黄河科考报告。1914年岭南大学校长晏文士(C.K.Edmunds，1876-1949)在论述中国的五大河流时，其中提到“历史时期，黄河不断摆动改道，改道的地方都是文明高度发达的地方，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和灾难，所以黄河获得‘中国最大之患’(China's Great Sorrow)的称号”。[55]1922年，《中华归主》一书在介绍华北时说“整个地区完全受被称为‘中国之痛苦’的黄河的情况好坏所支配”。[56]查阅该书原始英文文献，“中国之痛苦”对应的英文就是“China's Sorrow”。[57]1933年，黄河在东阿决口，后又在河南境内冲毁平汉铁桥，对此，上海的英文报刊《中国评论周报》刊文讨论黄河给中国造成的破坏及灾难，文章题目就是《黄河：中国之患》，文中明确提出“黄河，被外国人视为‘中国之患’(China's Sorrow)”！[58]1946年，美国出版旨在重新认识世界各国基本情况的系列著作中，由汉学家宓亨利(H.F.MacNair，1891-1947)领衔编纂的《中国》一书在论及天津的地形和地貌时写下：“黄河不仅仅是‘中国之患’(China's Sorrow)，也是中国之福(China's Blessing)。”[58]说明黄河乃“中国之患”已是20世纪50年代前西方对黄河的基本印象。
4 结语
19世纪50年代黄河发生重大决堤改道。由于当时的清政府内忧外患，黄河决堤改道及其后果罕为人知。1868年，亚洲文会对黄河新河道进行了全面的科学考察活动，黄河决堤改道的详情才为世人了解。此次科考报告绘制了黄河新河道的走向图，详述了黄河决堤改道的原因及新河道的航运能力，纠正了以往西方人对黄河下游航运的错误认识，回答了当时西方人对黄河新河道的种种疑问。科考报告还提出，黄河下游决堤改道系泥沙堆积、河床上升的后果，而非地震所致；黄河决堤后，无论是古老的运河，还是新河道，航运能力都十分低下。此次科考因其价值巨大，颇为西方学界所赞誉，科考主持人爱莲斯获得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金奖。这次科考也有助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19世纪50年代初黄河决堤改道的具体过程。科考报告说明黄河决堤改道发生于1851-1853年，并形成北流大清河入海的新河道，没有提及1855年铜瓦厢决堤。因此，“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堤改道”——这个广为流传的观点，需要被重新审视。
1868年亚洲文会黄河科考，对近代中外关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次科考活动使近代西方人了解到黄河新河道不具备航运能力及商贸价值，自此西方列强不再图谋把黄河沿岸作为重要的商品倾销地，而是专注于对中国沿江沿海地区的侵略。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科考彻底改变了西方人对黄河的认知，塑造了一个负面的黄河形象：一条具有航运能力的中华文明之母亲河变成了“中国之患”！
致谢 感谢审稿专家的修改建议。
①1851-1856年黄河先后在苏北徐州、豫东兰阳等处决堤，国内学界以其中的1855年的铜瓦厢决堤(因其最大)冠称这一时段的黄河决堤事件。
②Map of the Country Round Peking:Copied from the Chinese map of Asia 1760，这幅地图由英军War Office.Topographical Department制作，但是资料来源是1760年传教士蒋友仁等绘制的《乾隆内府舆图》，对比两幅地图可以发现内容基本一致。感谢评审专家就此图提出的资料来源及地图信息。
③皇家地理会金奖，1831年创设，旨在鼓励和推动地理科学和地理发现。19世纪获奖者都是那些对欧洲以外的世界某个地区首次科考的人。
④19世纪中叶后英文著作中已出现“China's Sorrow”一词，当时的汉学期刊《中国评论》上曾就该词之确切中文含义讨论三次，1882年英国在华汉学家白挨底引中文原话“河为中国患远矣”，故本文译为“中国之患”，而不直译为“中国的悲哀”。Playfair G H H.China' Sorrow.The China Review,1886,14(6):356.
⑤根据引文显示，卫三畏采纳了刊登在《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刊》上刊载的亚洲文会黄河科考报告之内容。卫三畏：《中国总论》，陈俱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⑥按：该书是是关于中国的第一本系统地理学著作，该评价见：Notes and Queries.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08,39: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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