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期间，作为英国主流媒体，《泰晤士报》对百年前中国这一“历史性巨变”予以极大的关注，并进行了详尽报道。近年来，近代西方传媒涉华报道逐渐引起学界关注①，但对辛亥革命时期《泰晤士报》涉华报道的研究仍很薄弱。本文以《泰晤士报》历史文本为依据②，结合新闻框架分析方法，拟对《泰晤士报》关于辛亥革命新闻报道的舆论导向、特征及影响进行探讨。

    一、对《泰晤士报》辛亥革命报道的新闻构架分析

    框架分析(Framing Analysis)是基于框架理论的一种研究方法。就新闻报道而论，理解构架有助于揭示新闻报道中包含的加以强调的元素。对媒体来说，新闻构架通常设置一种主导的或首选的阅读，它通过突出某一方面、削弱其他方面来构架新闻，从而将读者的注意力导向被突出的部分③。框架分析主要包括以下要素：基本数据、主题设置、关键词、信息源，等等。本文首先运用这一方法对《泰晤士报》关于辛亥革命的报道进行分析。

    1.基本数据分析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泰晤士报》在第二天就获得了起义的消息。12日和13日，《泰晤士报》分别在第8版和第6版显要位置开辟专栏进行报道。从武昌首义到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的五个月间，该报在国际版对辛亥革命的进展情况进行了密集而详尽的报道。据统计，此间《泰晤士报》关于辛亥革命的相关报道总量达200余篇，除去星期日不出报，亦即《泰晤士报》平均每天至少刊载一篇有关辛亥革命的新闻报道。《泰晤士报》全文数据库支持关键词检索，在新闻题目中以“中国”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到的新闻报道达149篇。按照涉华新闻分类构成可划分为：消息、通讯84篇，经济类新闻35篇，社论18篇，其它12篇；其中与辛亥革命相关的新闻达96篇，所占比例接近三分之二。可见，辛亥革命相关报道在《泰晤士报》涉华报道中占有重要地位。

    除关键词“中国”之外，《泰晤士报》关于辛亥革命的新闻标题中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分别是“袁世凯”、“满清”、“武汉”、“北京”、“叛乱”、“南京”和“孙中山”。其中，关于辛亥革命代表人物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报道分别是11篇和31篇，说明后者占据了《泰晤士报》的报道重心，而作为革命领袖，关于孙中山的报道与之相比则较为逊色。另外，该报在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描述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关键词是“叛乱”或“反叛”(revolt，Rebellion)，出现的频率达17次之多，而称其为“革命”(revolution)的标题新闻只出现5次，其对辛亥革命的舆论导向由此可见一斑。

    2.信息源分析

    新闻信息源是考察新闻是否具备可信度的重要依据之一，在新闻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媒介信息源决定了新闻的真实性。自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武昌与外界基本断绝了消息，直到一个星期后，《泰晤士报》驻北京通讯员莫里循还在向总部抱怨：“因为与汉口的电报业务中断，很难得到确切的消息。”④起义第二天，莫里循才通过其情报网络，获悉了起义的消息。随着革命进程的推进，《泰晤士报》获得新闻素材的来源日趋多元化。其中，占最大篇幅的首先是该报驻北京记者获得的报道。其次是欧美等国驻华通讯社的讯息。起义之初，由于《泰晤士报》在武汉没有设置通讯机构，因而无法获得武昌起义的第一手报道，其相关报道主要转载别国驻武汉获得的信息，特别是来自法国路透社的新闻。再次，《泰晤士报》驻巴黎、柏林、罗马、纽约等欧美各大城市通讯员通过外交渠道和各国报纸了解到的有关辛亥革命的间接报道。此外，还有该报驻中国上海等其它城市获得关于对辛亥革命的报道。

    3.新闻主题分析

    新闻主题作为新闻话语中最为重要的信息，对于理解新闻话语的含义以及传播者的意图起着关键作用。新闻文本中所涉及的主题范围通过影响受众注意力从而建构着他们对该事件的认知结构⑤。大量的关于某个或某类事件的报道还会引导一定时间内政治或社会讨论的议题。《泰晤士报》报道辛亥革命的主题设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领域：(1)关于辛亥革命爆发、发展进程的全程跟踪报道。相关主题包括：武昌起义、各省对革命响应、南北和谈、民国建立等重要历史事件。(2)列强对革命的反应。武昌起义爆发后，该报最先关注外国人在武汉地区的人身财产安全。随着革命的深入，《泰晤士报》更加关心革命局势发展对各国在华既得利益的影响。其报道的素材包括：英国、日本、美国和沙俄等国对辛亥革命和清政府的态度，四国银行对华贷款问题，等等。(3)关于关键人物——袁世凯和孙中山的报道。辛亥革命期间，《泰晤士报》对二者的言行和政治主张进行了多篇幅报道。(4)清王朝命运的沉浮也是报道重点，其中仅以“满清”为题目的报道就达22篇。作为革命的对象，清王朝对革命的反应、财政困难、与革命派的谈判、逊位过程都是其报道的重要素材。从选题的总体情况看，《泰晤士报》对革命在各地的进展、南北和谈、袁世凯的活动、列强反应等细节内幕表述着墨颇多，而对辛亥革命取得的主要成果及其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缺乏应有的关注。

    二、辛亥革命初期《泰晤士报》舆论导向的文本分析

    革命伊始，由于未来局势并不明朗，《泰晤士报》在舆论导向上持谨慎观望的态度。10月12日，武昌起义第二天，该报发表新闻评论指出，武昌起义是否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拯救中国？如果是，其幕后的动力是什么，这种力量能聚集起来吗？英国和欧洲其它列强在远东的利益将取决于这个答案。⑥这种对起义前景的困惑直接体现该报在关于革命性质的措辞上。《泰晤士报》在刊发武昌首义的报道之前，报社内部对事件性质存在不同意见。莫里循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给报社的电文中使用了“革命”一词。而《泰晤士报》新闻部主任达·狄·布拉姆则指出，革命只适合成功的叛乱，只能在叛乱已经成功之后使用。除非并知道清政府已经被推翻，不论起义的形势如何严重，不能将起义说成是革命。《泰晤士报》最采取了折衷的方案，在13日《泰晤士报》在刊登武昌首义时使用的标题是“起义”(rising)⑦。

    应当指出，《泰晤士报》在革命初期对革命持中立甚至同情的态度。武昌起义后，该报最为关心的是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在华人身和财产安全。由于革命军在起义过程中颁布命令，未触动列强在华既得利益，外国人人身和财产基本得到保障。英国也认识到“起义军在各地保持良好秩序”，“外国人没有受到骚扰”。⑧1911年10月13日《泰晤士报》的报道也验证了这一点：“武汉三镇的外国人被集中在租界，并得到革命者很好的关照”⑨。因此，此时《泰晤士报》对革命者的同情不时流露在字里行间：“北京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对革命者毫无保留的同情，对腐朽脆弱的清王朝鲜有怜悯”⑩；“外国人和国人对革命者的目标都表达了同情，外国人中主流的观点是列强真正不干涉革命”(11)；“铁路保持着惊人的高效率，沿途秩序井然，到处洋溢着对革命的同情”。当时《泰晤士报》的记者也在报道中描述了自己的亲眼见闻：“在火车途中我深感对革命的广泛同情，我认为清政府应该与革命者谈判而不是诉诸武力，如果其它省份也发生起义，武力将无济于事”(12)。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王朝曾经向列强求援试图借助其镇压革命。清湖广总督希望英国军舰“阻止起义军渡江前往汉口”，请求其驻华海军总司令予以满足，“尽量提供援助”，总司令温思乐“欣然同意”。(13)然而，通过几天的观察，英国政府清楚地认识到，目前任何插手中国事务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10月13日，英驻汉口领事葛福在汉口领事团会议上一反干涉之意见，主张暂行中立。这与《泰晤士报》的立场不谋而合。14日，该报发表社论，明确阐述了对革命的态度：所有列强在华都有利益，或多或少，其中一些是以条约的形式确立的。在革命期间，其中一些也将受到侵犯，这就可能使某些列强以充足的借口干预革命以谋取更大的利益。这样的行为不仅是无可辩解的，而且会给国际和平带来的极大的危险。不干涉主义是英国自神圣同盟时期以来所秉承的原则，即各国都有摆脱奴役的权利，这是其内部事务，而不受外部列强干涉，这条原则对中国也不例外。如果一旦出现条约被破坏，或者外国国民受攻击这样的麻烦，为保护列强的权利不受侵犯，干涉势必将合法化，但是我们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其中任何一方(14)。

    10月16日，英外相格雷给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发来了政府指令，强调：目前在华采取任何行动，必须严格地限于“保护英国人生命财产”，“当然也包括对各国生命财产的保护”。(15)在该立场上，《泰晤士报》与英国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并极力迎合英国的“不干涉”政策。10月19日和27日，《泰晤士报》接连发表两篇社论指出，“目前的环境下，列强在表面上保持不干涉的义务是明确的，我们欣慰的发现各国从最初就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结果如何，无人能预料，值得祝贺的是两方都真诚地尊重外国人及其利益，列强还未干涉中国国内纷争，我们热盼这种立场将保持到最终”(16)。

    《泰晤士报》的中立态度还体现在对待列强对华贷款问题上。财政问题在辛亥革命中居于重要地位，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清政府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此间朱尔典一再提醒伦敦当局，贷款给中国必须慎重，需与四国银行团协调一致。11月8日，四国银行团巴黎集会也一致同意对中国革命持中立态度，等待中国负责任的新政府成立再与之交涉。1911年12月21日，《泰晤士报》发表社论详尽诠释了英国在贷款问题上不干涉立场的内涵：“停止干预意味着从逻辑上推断出：不向双方任何一方借款。向任何一方提供武器和贷款购买武器武装没有实质区别。清政府急于得到这样一笔外国贷款，即使是数量非常小也不可以。数目无关大小，因为清政府试图通过贷款造成一种迹象：列强倾向于帮助清政府而反对革命派。这当然是列强不愿意做的，他们不会做出偏袒任何一方的荒唐事。一个重建的稳定政府建立后，列强渴望共享对华贷款利益。在此之前，拒绝贷款给任何一方将保持公平。(17)

    从舆论导向看，《泰晤士报》革命初期阶段对辛亥革命采取了谨慎而中立报道的态度，并与英国政府的官方立场高度一致。它服务于营造有益于英国在华利益的舆论环境，相关新闻成为带有政治倾向性的文本。应当指出，这种舆论导向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中国历史发展潮流，客观上宣传了辛亥革命。

    三、舆论转向：《泰晤士报》对袁世凯的支持

    《泰晤士报》对于辛亥革命的新闻报道，前后存在一个明显分水岭。以1911年11月17日为界，此前该报对南北双方事态发展均能予以比较客观的介绍。在此之后，其舆论导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在南北和谈期间，随着袁世凯力量的增强，《泰晤士报》由原来的中立态度偏向对袁世凯支持，其报道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试图营造一种拯救中国局势“非袁莫属”的氛围。

    莫理循在为袁世凯提供舆论支持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0月27日，他在《泰晤士报》刊文指出，“如果这场革命或许不是清王朝的结束的话，它肯定是中国长期为之受苦的无道暴政的结束。袁世凯的权力时时刻刻在增长，他会拥有独裁权力，他能得到他所要求的任何条件；他是皇室的唯一希望，他在中国享有信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唯一可望从目前的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一个人”。(18)11月2日，该报再度刊文力挺袁世凯，称其“在军队和国民参议院中很自信，袁世凯本人，如其从前一样，作为一个有实践经验的统治者，能够以东方（而非西方的政治模式）的简洁方式处理好这些利益冲突(19)。11月14日，《泰晤士报》还发表社论呼吁南北两大阵营方面尊重袁世凯，希望双方能成功找到一个途径走到一起，避免导致中国崩溃性的灾难，以实现世界和平(20)。

    为了扭转袁世凯在维新变法时期的消极形象，莫里循致信《泰晤士报》对外新闻部主任布拉姆建议设法刊载袁世凯关于1898年维新政变时期的评论。为了套取袁世凯评论，11月20日，莫里循按计划对袁世凯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二人就中国能否实行君主和立宪问题进行了辩论。莫里循有意将话题引致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时期的袁世凯的行为，这为袁世凯提供了一个自我辩解的机会。莫里循借此旨在申明袁世凯并非不忠之人，而是对清廷忠心耿耿。(21)21日，莫里循将谈话内容以电报的形式发往《泰晤士报》编辑部，电文随即被该报刊发，题目是《袁世凯论危机》(22)。

    莫里循还试图通过《泰晤士报》帮助袁世凯排除英国和日本对中国政体选择的干扰。革命之初，在共和和立宪的选择问题上，日本和英国都曾以电报的形式告知袁世凯明确反对实行共和政体。1911年12月23日，在《泰晤士报》刊文指出，袁世凯惧怕英日联合起来坚持保留君主政体，如果必要将使用武力。尽管此事很荒唐，但袁世凯却对此却信以为真。如果英国外交部明智地消除此问题，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3)12月25日，《泰晤士报》上刊文指出，有很多证据显示日本和英国发誓要干涉和阻止中国建立共和国政府，这阻碍了袁世凯的行动。(24)这两篇报道使英国政府面临强大的舆论压力，并迫使其做出了“中立”的姿态回应。12月26日，英外交大臣格雷爵士在给朱尔典的训令中明确指出：“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无论它采取何种政体，悉听中国人民自愿。”(25)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泰晤士报》积极为袁世凯攫取革命果实提供舆论支持。1912年1月16日刊文，称只有袁世凯在中国的政治家中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他在满汉均有势力，掌握着国家最精锐的军队，受到外国政府的信任和尊重。同日，该报还发表社论，大造中国局势非袁世凯拯救不可：“在结果尚未明朗之际，新政府的首脑应当是这样一个政治家，他应当是能赢得列强信任而有能力的人，社论随后提及袁世凯，称其能将国家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前，同时在不牺牲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与清廷妥协过程中表现出成熟的外交经验，他还具有缔造帝国精良军队的优势”(26)。

    《泰晤士报》在为袁世凯提供舆论支持的同时，对孙中山却颇有微辞。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允诺只要清帝退位并宣布拥护共和，就将临时大总统让与袁世凯。得到上述承诺后，袁世凯加紧了“逼宫”。1月22日，《泰晤士报》在《中国总理和孙逸仙》一文中指责孙中山违背承诺，“称由于孙中山电告袁世凯，一方面要求北方不得成立临时政府，另一方面要求袁世凯在列强承认共和政府之前不能加入共和政府。其结果，势必导致南北各省新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在袁世凯正在对清廷施压之际，这是一份令其感到屈辱的电报”。(27)事实上，孙中山的意图是清帝逊位后将政权移交南京临时政府，而非该报宣扬的孙中山不信守承诺。3月5日，《泰晤士报》刊文再次“扬袁抑孙”，“局势的困难使袁世凯获得了外国的同情，他对旧王朝的怜悯和怀念，他在革命危机时表现出的冷静和技巧，使其成为唯一一位能倾力将中国从君主专制和混乱中拯救出来的人。然而，孙中山虽能在南京扩充军队，却很少有证据表明其能有效地控制军队和平息革命带来的混乱(28)。

    四、《泰晤士报》关于辛亥革命报道特征及影响

    1.鲜明的政治倾向性

    媒体政治化发端于近代报刊时期，其特征是表现为媒体作为政治宣传工具依附于政治，新闻内容和形式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就新闻本质来看，《泰晤士报》虽标榜独立、客观，但实际上不可能客观到脱离当时的政治经济关系，成为超越国家、民族、价值观认同的国际性报纸。作为文化事业的一部分，英国新闻报刊进入“帝国化”时期，报刊充当了帝国话语和帝国思想传播的媒介，信息变成了某种程度的宣传。(29)“当重大国家问题产生之时，《泰晤士报》就必须采取鲜明的立场，并且有可能的话使自己的观点得到推广”(30)。《泰晤士报》辛亥革命期间的报道政治化色彩浓厚，并与英国在华政治诉求高度一致。它毫不掩饰自己报道的政治倾向性，处处强调本国在中国的特殊权益，积极为袁世凯提供舆论支持。如同该报1912年3月5日社论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自主地寻求出路将有助于其自身和列强利益，但是我们也不避讳，如果局势发展使该过程变得不符合实际，英国和日本将共同采取措施以恢复秩序。这将取决于中国自身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仍希望大部分中国人坚信能够恢复秩序，以保证帝国的统一”。(31)

    2.强烈的西方主观色彩

    从殖民话语霸权的角度来说，西方人所认识的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32)，东方被他者化。《泰晤士报》以西方视角审视东方革命，在其对辛亥革命的叙述话语体系中，中国是一个被看待和被评论的客体，其声音淹没在西方的强势话语之中。《泰晤士报》相关报道带有鲜明的西方主观色彩，它以西方经验和价值观审视辛亥革命，从而忽视了所面对新闻事件的复杂性。从起义之初的不干涉立场，到为袁世凯提供舆论支持，西方的话语强势明显地渗透在每一份新闻报道之中。譬如在中国政体选择问题上，正如莫理循在《泰晤士报》中所言，中国应实行如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这才是中国政府的理想模式，英国的君主制是掌握在那些可被信任的人手中，但是满清政府毫无疑问已经非常不被信任了(33)。

    3.新闻素材的选择性

    新闻具有选择性是媒介可以影响公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媒介权力的一个来源。这种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众接触什么信息，从而影响到公众的态度。(34)从《泰晤士报》报道选题来看，很显然占压倒性比例的报道议题和内容是清王朝与革命党人之间博弈过程的内幕细节以及相关列强对革命的立场，革命取得成果及其影响并未引起该报的重视。在革命关键人物的选择上，袁世凯占据了报道中心，孙中山则显边缘化。

    《泰晤士报》对辛亥革命的报道产生了新闻界重要反响，它及时、全面而又系统地将有关革命和中国的形势介绍给全世界。1911年10月13日，《泰晤士报》外事编辑达·狄·布拉姆去信莫理循：“感谢你极其精彩的电报。……我们已经把其它报刊抛在后边。第一天，《每日邮报》只有大约十行路透社的消息，并且没有一家有它自己的电讯。除了我们，没有哪一家敢于发表评论。”(35)《泰晤士报》对外宣传部主任白克尔称“全世界都从《泰晤士报》上理解中国真正发生什么事情；莫理循的文章被广泛引用(36)。1912年2月12日，《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帝国下诏宣布共和》的文章，抢先报道了清帝逊位的消息。(37)这条轰动一时、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新闻后来被誉为“当年的独家新闻”。

    《泰晤士报》不仅在舆论界产生重大反响，而且对中国政局和英国政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首先，该报的舆论导向为袁世凯上台提供了重要的助推力。1912年1月5日，莫理循在给《泰晤士报》的电讯称，袁世凯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对他大加恭维。袁世凯对莫理循说：“如果再多施加一些压力，也许皇室就会退回到热河去”(38)。2月15日，《泰晤士报》以《满清被推翻，逊位条件》为题刊发了莫理循的报道，文章主要内容援引外国人电报敦促清廷退位(39)。袁世凯无疑成为《泰晤士报》的直接受益者，他在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对《泰晤士报》心存感激。2月16日，他在会见莫里循时以感激的心情谈起《泰晤士报》给予他的舆论支持，称自己能够当上总统多亏了他的帮助(40)。其次，《泰晤士报》关于辛亥革命的报道对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它把英国政府置于舆论的压力之下，同时将英国在辛亥革命期间对华的外交行动传播给公众，这在客观上把英国的外交事务置于公众监督之下了，从而对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施加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注释：

    ①相关研究主要有：窦坤《奠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里循书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蔺志强、刘文立《英国政府的“一个吵闹而多嘴的朋友”——泰晤士报对列强侵华活动的报道及其影响》，《学术研究》2007年第2期；张炜《泰晤士报对中日战争态度的转变》，《兰州学刊》2007年第8期；等等。

    ②部分来源于美国网络资料库Thomson Gale，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

    ③李希光等：《媒体的力量》，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

    ④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里循书信集》（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62页。

    ⑤朱怡岚：《〈纽约时报〉如何报道中国》，《当代传播》2004年第4期。

    ⑥The Wuchang Rising, The Times, Oct 12, 1911, p.9.

    ⑦Serious Rising at Wuchang, The Times, Oct 12, 1911, p.8.

    ⑧(13)(15)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编》（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2，1、35，4页。

    ⑨Hankau Occupied by Revolutionaries, The Times, Oct 13,1911, p.6.

    ⑩Crisis In China, The Times, Oct 14,1911,p.6.

    (11)New Government Proclaimed at Hankau, The Times, Oct 14,1911,p.6.

    (12)Grave Situation in China, The Times, Oct 23,1911,p.8.

    (14)The Crisis in China, The Times, Oct 14,1911,p.7.

    (16)The Wuchang Rebellion, The Times, Oct 19, 1911,p.9;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Rebellion, The Times, Oct 27,1911,p.7.

    (17)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Times, Dec 21, 1911,p.9.

    (18)(35)(36)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767、761、787页。

    (19)The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Times, Nov 02, 1911, p.7.

    (20)The Return of Yuan Shih-kai, The Times, Nov 14,1911,p.9.

    (21)(38)(40)窦坤：《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157、164页。

    (22)Yuan Shih-Kai on The Crisis, The Times, Nov 21,1911,p.8.

    (23)The Future of China, The Times, Dec 23, 1911,p.6.

    (24)The Chinese Problem, The Times, Dec 25, 1911,p.6.

    (25)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14页。

    (26)Last Days of The Manchu Dynasty, The Times, Jan 16,1912, p.8.

    (27)The Chinese Premier and Sun Yat-Sen, The Times, Jan 22, 1912, p.8.

    (28)The Anarchy in North China, The Times, Mar 5,1912, p.9.

    (29)Simon J. Potter, Newspapers and Empire in Ireland and Britain, Reporting the British Empire, 1857-1921, Four Courts Press, 2004, pp.25-27.

    (30)Stephen Kos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olitical Press in Britai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1, p.360.

    (31)The Anarchy in North China, The Times, Mar 5, 1912, p.9.

    (32)肖小穗：《传媒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面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33)Yuan Shih-Kai on The Crisis, The Times, Nov 21, 1911, p.8.

    (34)范士明：《政治的新闻》，《太平洋学报》2000年第4期。

    (37)The Abdication of The Manchus, The Times, Feb 12, 1912, p.5.

    (39)The Overthrow of The Manchus, The Times, Jan 15, 1912, p.5.

              （转引自：《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