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8世纪中叶，入关百年的清朝不但没有衰亡，反而愈发强盛，“胡无百年之运”逐渐丧失解释效力。对此，“文质论”为朝鲜士人思考此一问题提供了基本框架。朝鲜前期，“文化”“文雅”是朝鲜士人引以为傲的特质，文的价值远远高于质。17世纪，以军事对抗为直接契机，质的重要性大大提升，“文胜之弊”成为朝鲜君臣反省自身的基本方式。英祖朝(1724-1776)更将“祛文务质”上升为国策。与此同时，朝鲜士人对高丽、清朝的看法也随之改变，二者因以“简朴之制”立国而受到肯定。在此背景下，北学派士人洪大容构筑起文治日盛、难返于质的历史叙述，以此解释何以三代以降中国逐渐衰弱、夷狄占据中原的时间不断拉长，为理解清朝长期维持统治这一历史现象提供新的历史观。

 一、引言

       乾隆三十年(1765)冬，时年36岁的洪大容作为子弟军官，跟随叔父洪檍前往清朝游览。从九连城入栅到沈阳的途中，高桥铺是使团停留的诸多站点中的一个。高桥铺北行数里有古堡，墙壁颓圮，破败不堪，洪大容放眼望去，“见今人畜布野，城堡破坏，不修四郊，无戎马之忧者，已百年矣”，不禁感叹道：“天运之盛际欤?人谋之多算欤?”①洪大容在这里提出的问题，也是18世纪中叶普遍困扰着朝鲜士人的问题。

       尽管多数论者均已指出1644年清兵入关、明朝土崩瓦解，对于朝鲜君臣而言，不啻是阴阳易位、“冠屦倒置”之大变局②；不过，夷狄入主中原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元朝甚至还建立了统一的政权，明清易代并没有超越朝鲜士人对历史的基本认识，他们仍然可以在旧有的历史认识框架中理解清朝入主中原。在朝鲜的历史认识中，“胡无百年之运”这个历史认识框架，可以帮助他们理解正在发生的事件，并把这些事件纳入既有的历史经验的范畴之中，同时也预示了清朝在百年之内必然败亡。然而，18世纪中叶，百年之期已至，清朝非但没有衰败，反而愈发强盛。“胡无百年之运”逐渐丧失了其原有的解释效力，清朝的长期存在超越了朝鲜士人既有的历史经验。

       对于这个新的历史现象，朝鲜士人从各种角度试图对之作出解释。英祖二十九年(1753)的一次经筵中，弘文馆副校理李显重从清承明制的角度来解释清朝何以百年不亡，他说：“即今清人，专用明制，而济之以宽，虽云胡无百年，而至今保存，盖以此也。”③纯祖时，提学李晚修认为，“胡无百年之运”作为一种历史规律，之所以失去效力，是由于秦汉以降的帝国构造，打破了夷夏之间本来存在的平衡关系，他说：“古者中国与外夷，皆有界限，不相混淆，故内中国而外夷狄，所以区而别之者也。古昔先王，或当夷狄之来侵，未尝穷兵黩武，只逐而攘之，不使入中国而已。自秦、汉以后，惟以拓土为事，以至单于之款塞，西域之遣子，而鲜卑、呼韩邪之属，皆入处中国，五胡之乱，亦由于此。而乍入乍出，渐长其心，至于宋、元，遂永据中国，以迄于今，而古所谓胡无百年之运者，不可复证，则此由于不能防微之故也。”④

       可是，这些认识都不足以提供一套与“胡无百年之运”相当的历史观，它们既无法把清朝纳入中国整体历史进程之中，也不能为现实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指导。摆在朝鲜士人面前的仍然是，需要建立一套能够理解清朝入主中原及其维持百余年的强盛的新的历史观。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质”与“文”这对儒家传统中用于理解世运变迁的概念为朝鲜士人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思想框架。

       本文将对18世纪朝鲜士人从文质论视野出发所形成的有关朝鲜本国与清朝的认识，展开系统检视。本文的考察将表明，随着文质在价值上的反转，质的重要性大大提升，朝鲜士人对本国、胜国高丽、清朝的认识，在18世纪都发生了改变。在朝鲜前期，“文”具有绝对正面的价值，构成“小中华”叙述的关键要素；“文化”“文章”“文雅”等文的因素，既是他们努力追求的目标，也是他们引以为傲的特质。17世纪随着军事上屡屡失败，文的价值在朝鲜士人心目中逐渐下降；到18世纪，朝鲜存在“文胜之弊”几成朝鲜君臣之共识。由于质在文质关系中日益占据主导位置，高丽和清朝因其立国简朴也逐渐受到朝鲜士人的肯定。以这些变化为契机，18世纪后半期，北学派士人洪大容建立了一套文治日盛、难返于实的历史叙述，用以解释清朝长期维持统治这一历史现象，并对自身所处之历史时代作出判断。

二、“文化之运”到“祛文务质”——文质视野下朝鲜本国观的改变

       不少研究者注意到朝鲜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小中华”意识。在这种意识驱使下，朝鲜形成“明朝后无中国”，“中华文物”保存在东国朝鲜的意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朝鲜有充分的理由拒绝承认清朝的正统地位。⑤有研究者更在“小中华”与尊明之间画上等号，认为朝鲜慕华观使其彻底认同明朝，随着明朝的灭亡，“其所认同的中华与明朝一同消失”，由慕华观中衍生出“尊周思明”的小中华意识。⑥

       朝鲜对明朝的认同，以及明清交替带来的认同感的缺失，的确是朝鲜“小中华”意识产生的重要因素。1636年，皇太极意欲称帝，遣英俄尔岱、马福塔率领蒙古使节前往朝鲜，敦请朝鲜国王与蒙古诸王公一道劝进。针对此事，司宪府掌令洪翼汉上疏说：

       臣自堕地之初，只闻有大明天子耳……我国虽僻在海隅，素以礼义闻天下，天下称之谓“小中华”，而列圣相承，世修东藩之职，事大一心，恪且勤矣。⑦

       洪翼汉直接把“小中华”“礼义”“尊周攘夷”联系起来，朝鲜之所以被称为“小中华”，是由于朝鲜懂得儒家礼义，具体则表现在能够将尊奉明朝、拒斥夷狄付诸实践。在这样一个逻辑之下，洪翼汉建议仁祖大王，处死英俄尔岱等后金使者，以示与后金绝和的决心。

       朝鲜对明朝的深厚情感也可以从朝鲜使臣在中国旅行时写下的感怀诗中看出。康熙年间，南龙翼《广宁行》中有句云：“将军有子领东师，至今威震扶桑陲。”⑧申最《燕都感怀》云：“八月燕台露气清，万家烟树接云平。瓢棱落照迷秋色，太液寒波咽暮声。旧日山河空在眼，百年天地自无情。伤心海外孤臣泪，说到神宗已满缨。”⑨徐文重七绝云：“重恢旧国三千里，全赖大邦十万兵。揽□先王西狩地，皇恩汪濊遍东瀛。”⑩李颐命有诗作《忆万历》云：“百年星北拱，万折水东归。圣德非东顾，三韩且式微。昊天恩莫报，青史事曾稀。弱国今谁诉，南城媿被围。”(11)乾隆后期，蔡济恭有诗作缅怀崇祯皇帝云：“呜呼崇祯帝，殉社于此中。……红兜气扬扬，甲第称王公。萧条三韩使，驱马泪盈瞳。乌帽与犀带，还为市童讥。惟有玉河水，悲鸣带夕晖。”(12)类似这样的诗作，在燕行文献中比比皆是。

       朝鲜之所以如此怀念明朝，是因为朝鲜士人普遍认为朝鲜与明朝的关系非比寻常，与过往朝鲜半岛政权归顺中原王朝的关系相较，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具体而言，这一独特性体现在洪武皇帝赐号之恩与万历皇帝再造藩邦之恩上。那么，洪武赐号、壬辰援朝产生出怎样的独特意义，使得鲜-明关系与过往的鲜-中关系区别开来?要认识这一问题，我们先来看看历仕孝、显、肃三朝的尹镌在肃宗即位之年(康熙十三年，1674)所上《甲寅封事疏》。这篇奏疏是尹镌劝刚刚即位的肃宗继承父祖辈的遗志，励精图治，整顿军备，北伐为明报仇。其中有一段描述朝鲜与明朝关系的文字，其文曰：

       昔我康献大王，当丽季鼎革之际，攻东宁以绝北元，回辽师以弭逆节，实以是膺天人之眷命，垂无疆之赫业。我太祖高皇帝，明见万里，特赐宠谕，谕以朝鲜国王。我上出气力发回，去打中国军马，得了王高丽，改号朝鲜。天道自然，朝鲜国王，至诚圣谟洋洋。至今在人耳目，辉映简册。自是厥后，圣子神孙，式克钦承，无或废坠。天朝亦视均内服，锡赍龙光，不复待以裔夷。至我昭敬大王，龙蛇岛夷之乱。八路生民，尽为鱼肉。五庙神灵，不复血食。我万历皇帝为之动天下兵，捐大府数百万金。文武将士，不辞陨躯身子锋镝之下。岁延七载，收师南海。卒以投之水火之中，措诸衽席之上。其兴灭扶颠之德，与天无极。此古今属国之未始有得于天朝者也。以是我昭敬大王，知力不足以报恩覆，事无可以酬造化。于是，终身未尝背西而坐，以致万折必东之志。手书“再造藩邦”四大心画，寓之天朝将士庙中，以昭示我子孙臣庶，其意亦戚矣。(13)

       为了说明朝鲜为何必须为明朝报仇，尹镌特别追述了朝鲜与明朝的历史关系。首先朝鲜王国得以成立之前提，正是开国国王李成桂对明朝的归顺。“当辛禑之欲攻辽东也……太祖顺民心而东归，此我太祖之所以受天命也。”(14)明太祖朱元璋赐号“朝鲜”，就如同父母为新生婴儿取名一样，形象地体现出朝鲜-明朝关系的独特性。这就意味着，李成桂及其子孙统治朝鲜的正当性，乃是植根于大明天子对此一支配权力的授予。相较赐号之恩，更为重要的是再造之恩。壬辰倭乱，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朝鲜王国几至覆灭，明朝发兵援助，才使得朝鲜王国得以存续。由此看来，朝鲜士人之所以认为朝鲜与明朝之间存在着独特的关系，其实质意义即在于，朝鲜王国作为一个政治体，其成立与维系的根基均在于明朝对它的承认。

       根据这样的认识，当明朝覆灭，朝鲜王朝失去其支配得以成立的正当性根基。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又不能认同于满人建立的新王朝。那么，转而建立自我的认同，强调朝鲜是继承明朝“中华正统”的“小中华”，这可能是朝鲜惟一可能的出路。(15)

       但是，这样一种对明义理论、反清北伐论、文化自尊意识三位一体的“小中华”意识，是在17世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壬辰倭乱、丙子胡乱，以及继之而展开的明清易代，使得“事大的政治秩序与华夷观的文化意识之间发生了分裂”。为了克服政治与文化上的分裂，以对明义理论和反清北伐论为基础，并结合中华文明继承者的意识，确立起了17世纪独特的“小中华”意识。(16)

       事实上，“小中华”作为朝鲜对自身的基本认识，在李氏朝鲜建立的初期就已经有了。世宗元年(1419)，判汉城府事权弘建议为箕子树碑，说：

       箕子之贤，天下万世所共敬慕，吾夫子尝言“殷有三仁焉”。我东方礼乐文物，侔拟中华者，以箕子受封于此，而施八条之教也，其有功于东方甚大。(17)

       世宗二十六年(1444)针对创制谚文，集贤殿儒臣们上疏反对说：

       历代中国皆以我国有箕子遗风，文物礼乐，比拟中华。今别作谚文，舍中国而自同于夷狄。(18)

世祖时，集贤殿直提学梁诚之上疏说：

       盖东方自箕子受封以后，《洪范》遗教久而不坠，唐为君子之国，宋称礼义之邦，文献之美侔拟中华。(19)

       成宗三年(1472)七月乙巳，礼曹的启奏中有一段“小中华”的叙述：

       吾东方，自箕子以来，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史称“小中华”。(20)       

       成宗十二年(1481)，南原君梁诚的上疏说：

       惟我大东，居辽水之东，长白之南，三方负海，一隅连陆，幅员之广，几于万里。自檀君与尧并立，历箕子、新罗，皆享千年，前朝王氏亦享五百。庶民则男女勤耕桑之务，士夫则文武供内外之事，家家有封君之乐，世世存事大之体，作别乾坤，称小中华，凡三千九百年于兹矣。(21)

       中宗七年(1512)，大司宪南衮、大司谏赵元纪等上疏：

       我国家邈处日域，自中国视之，与安南、交趾无异，而中国之人，不鄙夷之，至称小中华。岂非以世修礼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民彝物则，犹足可观故耶?(22)

       中宗十五年(1520)，一次朝讲中，特进官韩亨允进言：

       我国之于中国，言语不似，而所以见重者，以其文雅不让于中华也。(23)

       宣祖三十二年(1599)，文武科取中二百余人，编纂《宣祖实录》的史官感叹其时人才之盛，说道：

       东国虽僻在海隅，礼乐文物无愧中华。自丽代以后，文风大振，多士辈出，槐黄取人，率皆一代巨望。(24)

       不难发现，李氏朝鲜前期这些有关“中华”“小中华”的叙述，与17世纪以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小中华”意识，存在一定的距离。相较于与明朝的联系，它们与箕子的关联更为紧密。

       如何理解这类“中华”“小中华”的叙述?在这些叙述中，除了“箕子”这个关键人物外，屡屡被提及的就是“礼乐”“文物”“文献”“文雅”“文风”等。在儒家文质论的视野中，它们都属于“文”的范畴。由于箕子曾传道于武王，这类“中华”“小中华”叙述都试图把朝鲜“华化”的起点追述到箕子，并以箕子这一特殊的人物为起点，建立朝鲜不断“华化”的历史谱系。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志在说明东夷朝鲜为何能从众多夷狄之中脱颖而出，脱离野蛮状态，成为“中华”或次于“中华”的文明国家。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朝鲜士人心目中，“文治”真正确立实际上是从李氏王朝开始。世宗时，承政院大臣集体上疏反对修建寺庙塔殿，特别强调“前朝之季，异端盛而吾道晦，自我太祖践祚以来，列圣相承，辟异端、尊孔氏，礼乐文物，侔拟中华”(25)。中宗时，司宪府持平韩忠也认为，朝鲜的礼仪制度到李氏政权建立之后才初具规模，他说：“三国以前，不可尚矣。自三国历于高丽，世厖而尚诞，网疏而目漏，规制朴削，多有所愧。及至本朝，礼乐之美，仁义之实，焕然大有观者。”(26)在这个意义上，17世纪以前的“小中华”叙述在更深一个层面上所要表达的是，以“推崇文治”为核心，将能够使朝鲜近于中华作为李氏政权得以建立的正当性根据。

       这样一种认识，在李朝后期的“小中华”叙述中，也偶尔还能看到。对朝鲜开国之君李成桂威化岛回军、自立为王，英祖大王一直耿耿于怀。一次进讲《资治通鉴》时，检讨官尹光绍针对李朝开国，这样说道：

       我国号小中华，而胜国以前，鸿荒僻陋，中华之治，实自我朝始。圣祖龙兴，启三百文化之运，得国如宋祖颇相类，规模亦与之相似，此岂人力所及，殆天启也。(27)

尹光绍把李成桂自立类比于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明确地把开启文治作为李氏政治建立的正当性根据。

       在这类“小中华”叙述中，“文”的价值显然要远远高于“质”，实现文治既是他们努力追求的目标，也是他们引以为傲的特质。当明朝敕使来到朝鲜时，朝鲜士人会特别留心他们对朝鲜文治的评价。成宗时，负责接待明朝敕使的官员李克墩上奏说，天使祁顺对朝鲜接待礼仪非常满意，临行时留下“朝鲜实是知礼之国，其称小中华，非虚语也”的感叹。(28)中宗时，敕使龚用卿返回朝廷后，极口称赞朝鲜说“朝鲜文物礼制，无异于中华”。领议政尹殷辅以为朝鲜能获得如此殊荣，“以我国文章之无愧”所致。(29)来自上国明朝的赞誉，自是对朝鲜文治的肯定，朝鲜士人会详尽地将之记录下来。不仅如此，周边国家的推许同样也受到朝鲜的重视。世宗八年(1462)，琉球遣使来聘，负责接待的宣慰使李继孙将与琉球使臣之间的问答编为《闻见事目》，进呈世宗大王御览，其中特别记载了琉球使臣对朝鲜的看法，琉球副使说：“我于中国及外国无不遍行，今到贵国，衣冠、文物侔拟中华，凡朝臣举动有似福建长乐县俗，非他外国所及。”(30)“文治”作为朝鲜确立自身在东亚世界中地位的标签，在与周边国家交往中，也常常被提出来。宣祖大王写给德川家康的信中，是这样来描述朝鲜的：“惟我东国，即殷太师箕子受封之旧也。礼美之义，见称中华，凡历几代乎?”(31)

       李氏朝鲜前期，“文”所具有的这种完全正面的价值，深刻影响着朝鲜士人对世运的判断。明武宗荒于政务、恣意游乐，导致太监骄肆，把持朝政，曾经出使过明朝的成希颜却从“文”的角度，以为明朝不至于出现大的动乱，他说：

       天子年少，好驰马，喜游宴，故宦官得志如此，而不至于大乱者，中国好尚文学，虽宦寺亦知事理，不为已甚。(32)

       不过，成希颜劝诫中宗大王不可相仿武宗亲近宦官，其立论也同样是从“文治”出发，以为“我国则文学不及中华之盛，虽士类鲜知事理，况阉宦乎?”如此这般对“文”的彻底的肯定，即便放在中国历代的文质论之中也是罕见的。(33)如果拿来和下面这段18世纪时对明代“文治”的讨论作比较的话，能够清楚地看到朝鲜世风之转移、自国认识之变化。英祖三年(1727)一次经筵上，侍读官赵镇禧提及明代中后期的军中书院，说道：

       郧阳巡抚李材于军中，开讲学、聚学徒，以立书院。军中书院，极其无谓，至减兵粮，

以供讲学之费，致令将校鼓众噪乱，此皆末世文胜之弊也，实为今日鉴戒者也。(34)

       此处提到的军中书院是指万历十五年右佥都御史李材巡抚郧阳，在军中讲学，“遣部卒供生徒役”，“改参将公署为学宫”，激起官兵哗变。(35)赵镇禧感慨地说道：“明末文胜之弊，可谓甚矣。”在此我们看到，“文”的价值发生了反转，由维持世运的根本，转变成末世衰亡的征兆。并且，由检讨明朝衰亡的缘由出发，朝鲜君臣也开始反思朝鲜自身的问题，对自己国家的认识也由此发生了变化。英祖大王在听完赵镇禧的议论之后，也同样敏锐地觉察到朝鲜与明末的相似，他说道：“以此观之，今日书院之弊，可胜言哉?皇明以天下之大，李材于军中立一书院，而尚且致乱，况我褊少之邦，书院之设，不知其几处矣。其弊未有甚于近来，则李材此事，尤可以为鉴矣。”

       实际上，“文胜之弊”在肃宗时期就已经进入朝鲜士人的视野之中。肃宗朝名臣朴世采上疏议论时务说：

       盖本朝继高丽之末运，用文为治，典章名物，粲然具备，足称小中华之号。而经历变故，世降俗弊，行于家者，既未淳厚，措诸国者，亦多苟简，类为掩遮欺谩之科，虽丧其所赋天理之真，而不自觉察，风教不竞，奸伪百出。今当大矫其弊，凡于制度云为之间，必思有以浑然诚确之心，白直行事，内不欺己，外不欺人，一以忠信笃厚，久而不变，使下之人，观感从化，则终当有所正矣。(36)

       朴世采仍然肯定“文”在朝鲜立国中具有的价值，但其叙述的重点已经倒向“文”所引发的诸种弊端之上，建议肃宗大王效法三代损益，施行“尚忠”之治。肃宗三十七年(1711)，参赞官柳凤辉拿朝鲜和周代相比较，说“周之末世，文胜其质，反不如质多之时故也。我国比于三代则似周，比于后世则似宋，有文质彬彬之美矣。即今文胜质，上下徒尚文具。”(37)柳凤辉同样承认朝鲜文治上的成就可以比拟周、宋两代，但强调18世纪的朝鲜已经出现“文胜之弊”，建议肃宗“留意于尚质”。到了英祖朝，朝鲜存在“文胜之弊”几成君臣之共识。英祖即位之年(1724)九月，三司请人对，大司宪李明彦就说：“周之末有文胜之弊，我国亦然。”(38)英祖大王也同样把朝鲜类比于周，说：“大抵我朝，如周之时，质小文胜，故其弊也，反致浮华而虚伪矣。”(39)英祖十八年(1742)，左议政宋寅明说：“我国文明，素有小中华之称，而挽近以来，文弊极矣。”(40)在上述表述中，“质”的地位显著上升。

       “文胜之弊”在文武对举的框架中，表现为军事力量的衰弱。肃宗三十四年(1708)，领议政崔锡鼎进呈关防、筑城事宜，说：“三国鼎峙之时，兵力尚强，虽以高句丽之兵力，能却隋唐之兵矣……我朝三百年以来，尚文而不尚武，故兵力甚弱矣。”(41)三国时期，高句丽以一国之力尚能抵抗隋、唐之入侵；朝鲜举三韩之地，却屡受侵犯。英祖元年(1725)，同知金始声上疏感慨朝鲜武备之荒疏，说：“噫!从古以来，凡有国家者，孰不以武备为重，而惟我国家，专尚文治，忽于武备，绸缪之策，如是疏虞，此非可忧之甚者乎?”(42)英祖十一年(1735)，参赞官俞景辅也说：“我国专尚文治，而武备则太疏迂，我之城池器械，比诸中国，真儿戏耳。”(43)降至19世纪纯祖朝，掌令申光轼在奏疏中仍然在说“我朝专尚文治，兵力不竞，从古已然，而亦未甚于今日”，建议纯祖大王整饬武备。(44)

       相较于文武的对比，“文胜之弊”更为紧要的问题，是在文、实对举之中，缺少实事、实功，专事虚伪、浮华。英祖六年(1730)，英祖大王说：“我国家自世宗朝，极其文明。文明尽好，而其流之弊，终归于无实。”(45)英祖七年(1731)一次诏对中，检讨官赵迪命奏言说，自丽末朱子学传人以来，“典章文物，灿然大备，天下至今谓之小中华。今则学问蹊迳，布诸经传，后学开卷昭然易知，而反无实效。此无实地工夫之致，而徒尚句读，反有文胜之弊。”(46)英祖八年(1732)闰五月的一次经筵中，弘文馆儒臣进讲《礼记·檀弓》门人恐子思为嫁母守丧，忧其失礼，出言劝诫一节。英祖大王借题发挥，大发议论：

       门生之间，其言岂不质实乎?周有文胜之弊，我国亦有是弊矣。自列圣朝，右文为治，文物灿然，而末梢文胜之弊甚矣。周虽文胜，而其时犹有人焉。……我国之人，则必不曰鲁人也。儒臣则虽以为义理晦塞，至有戊申之变乱，而予则以为徒尚文华，全没质实，故其弊至于变乱之出矣。(47)

       此处所说“戊申之变乱”，指的是英祖四年(1728)李麟佐、郑希亮等密谋拥立昭显世子曾孙为王，发动兵变。在上述议论中，英祖大王认为政变发生并非由于文治不足、义理不明，恰恰相反是“徒尚文华”“全无质实”才是致乱之源。“文”被放置在谋反大罪之中加以叙述，可见其时“文”之地位已经跌至谷底。

       随着“文”的价值急剧下跌，“质”被高举起来，成为施政的根本。英祖大王自即位以来，针对“文胜”之害，屡下教旨。此处引述其中一则，略窥其貌：

       噫!孤以否德，叨承是位，夙夜戒惧，若陨渊谷矣。虩烨雷电之变，忽见于收藏之月，一倍兢惕，罔知攸措。呜呼!仁爱之天，示警如此，而不能反躬自省，则天若之何?天若之何?是非天不告，人自弃也。默念至此，食息奚宁?今此陈戒，出于忧爱，而言甚切至，可不体念焉?

       噫!方今艰虞溢目，民生困瘁之日，上下不能竭尽扶护之方，民将奈何?民将奈何?欲为救弊，祛文具而务诚实也。此董子所谓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矣。言不顾行，不出予怀，唯愿卿等，务尽其诚，补予不逮，则予虽不敏，自省之道，其可忽诸?(48)

       英祖大王打出“祛文务质”的旗号，“今当务实，不暇尚文，文乃第二件事也”(49)，将由“文”返“质”列为施政第一要务，力图挽回世风。世风之转变，首先在扭转士风，着落点则在人才选拔上。英祖七年(1731)，英祖大王以“近来士子，专尚文华，浮文胜而质实之文罕矣”为由，下令庭试策文，试图以此达到如下两个目的：使“诸试官知此意，考试之际，祛文取质”；“使诸生，亦为善晓予意”。(50)英祖十一年(1735)科举考试，英祖大王亲出试题“吾从周”，其深意则在“非欲取文也，实出尚质之意”。然而，考生多不解其意，“皆以尚文为主”，独入侍注书李成中洞悉英祖大王深意，“文中取质”。英祖大王亲自批点其试卷，特书“可得题”三字，以示嘉许。(51)正是通过类似这些直接介入科举取士的方式，英祖大王试图扭转世风，实现“祛文务质”的目标。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原本引以为傲的“文化”“文雅”，如今都成了致乱之源。而文质观的变化则是与朝鲜自身所处的历史境况及其时国际环境紧密相连。朝鲜前期，明朝被视为“中华”之典范，而朝鲜自身则正处于各种仪文制度渐次展开的时期，在这种一意用夏变夷的历史情境，文自然占据了士人思考的中心位置。然而，17世纪以降，胡乱频仍，前有壬辰之战，后有丁卯、丙子之役，朝鲜连战连败，以军事对抗为直接契机，质的重要性大大提升，乃至于翻转文质的关系。在这一背景之下，“文胜之弊”成为朝鲜士人自我反省的集中表达。

三、“每以胜国之尚质为贵”——对高丽认识的改变

       李氏朝鲜后期自我认识的转变，连带着对胜国高丽看法也发生了改变。肃宗十年(1684)，开城留守李选应旨上疏，其中有这样一段：

       吾东在三国鼎峙之时，人文未定，武竞是事，勇斗轻生，大类战国，其夏之尚忠乎。王氏虽专尚词藻，惑信异端，而元气浑厚，人心质实，其殷之尚质乎。我国则圣神继作，治具毕张，礼乐修明，儒术兴行，其周之尚文乎。(52)

       不难发现，李选的这个叙述，同过往的叙述相比，已有了很大的距离。原本，在朝鲜士人心目中，胜国高丽不过是上下杂乱、不识礼义、近于夷狄，无甚可观。然而，李选则把三国、高丽、朝鲜放置在夏忠、殷质、周文的框架中叙述。在这个叙述框架之中，忠、质、文相互损益，任何一种特质都不比其他二者在价值上更占优位。“丽朝与我国有异，我国尚文，丽朝尚质。”(53)在这个意义上，王氏高丽以其尚质，而取得了与尚文的朝鲜相对平等的地位。

       随着价值的天平逐渐倒向质实一边，王氏高丽在朝鲜君臣心目中的分量越来越重。英祖六、七年间(1730、1731)经筵进讲以《高丽记》《东国通鉴》等朝鲜史籍为主。尽管在经筵上还能听到高丽甘心服事胡元、其政尚有夷虏之风这类言论，但是，朝鲜君臣逐渐把目光聚焦到这样一个问题：“丽朝极乱如此”，尤其是忠烈王时期，内有元朝公主之骄横，外有权臣之跋扈，“元之征敛如此，君之无道如此”，而国势尚能维持，其原因何在呢?对此，南原县监尹东源认为是用人得法，高丽大臣如“金就砺、金方庆之流，未尝以才具见称，而一朝当事，功业如彼卓然”。(54)英祖大王则以为尹东源所见不深，高丽能支撑局面五百年不倒，其根基还是在“尚质”，他说：

       每以胜国之尚质为贵者，无他，当忠烈之时，所为君上者，未尝在国，而其间虽多废立之事，而未有窃位之意，只知王氏之当王，故曹操则有我为周文王之言，而忠献则不敢生此心。以此观之，丽之支撑者，专赖于尚质之效矣。我国规模，与周颇同，以文为治，而周末则有文弱之弊，我国则非文非质，不成貌样，名分亦随而都丧矣。(55)

       甚至于以为高丽末年国势转衰乃是由于日渐趋文所致，他说：

       胜国初则尚质，终以尚文而亡，我国尚文已久，而今则其文亦丧，委靡之风，何可尽言……周监于殷，胜国事在今，尤可为监戒矣。胜国末年之弊，只是委靡不振而已，然其风俗尚质，故知他姓之不可为君，而终无弑君者矣。(56)

       由于“文”的彻底负面化，与丽末在时间轴线上直接相连的朝鲜开国初期，在英祖大王的眼中也有了另一番面貌：

       我朝以质实立国，如宋之仁厚。概胜国务质实，我朝去胜国不远，故俗尚务质矣。胜国虽有权臣跋扈，常以不可为知之。当其二王在于元，发号施令，必听于在元之主，此出于质实之风也。及我世宗朝，治道文明，礼乐文物之属大备，其时亦不无好名之风，而质实之中，加之以文华，故治体大明。及至宣庙朝，文华太胜，以至好名，而犹不至如今日。今则文华之风竞，而其害至于崇时象，好名之习过，而其弊至于忘义理。今人所谓义理者，只能借笔与口而言，腔子里全然牿亡矣。(57)

       这个叙述的基本线索，实际上与朝鲜前期对自身的叙述没有太大差距，变化的关键之处是在于“文”与“质”的位置发生了颠倒。朝鲜开国不再是“启三百年文化之运”，而是“以质实立国”；在李朝政治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文之一面虽然在与日俱增，但其“文”仍以“质”为根基之所在，也由于此才不致变乱。

       降至19世纪初，同知事金履翼以为虽说文质对举，但二者之间有本末之别，他说：“文质自有本末轻重之别，天地亦有质与文焉。天有健纯之德，而日月星辰为之文焉。地有厚载之功，而山川草木为之文焉。人君法乎天地，凡于政令施措之间，懋尽笃实之地，以为自强之功，则如日月星辰之丽乎天，山川草木之布乎地。文质得中，自无胥失之弊矣。”(58)参赞官朴宗熏也以为，“文质虽贵彬彬，而其本则在于质。质胜文者，犹可以文之，文胜质者，终必灭质……触事触物，莫不有本末，毕竟本者重而末者轻，末节虽若切要，而终归于文，本质虽若迂缓，而乃其质也。凡工夫事为，究轻重之别，而懋本为主，则必无文胜之弊矣。”(59)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随着朝鲜文质观的改变，朝鲜对自身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连带着高丽——作为朝鲜反省自我的他者——其面目也发生了改变，由原先尚有夷虏之风、不值一提，一跃而变为朝鲜借鉴的对象。

四、文质视野下朝鲜清朝观的改变

       “文质”视野下发生改变的尚不只朝鲜的自我认识，其对清朝的认识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事实上，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的历史时期，文质论往往被频繁地提出来，帮助人们观察和理解时代的变化。对于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而言，其大规模的汉化政策，在“质文论”的解释框架中，就是由“质”趋“文”，从而以推进“文治”作为统治中原的正当性的一个根据。对汉人而言，“文质之辩”为他们反思自身的制度、文化、风俗，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60)具体到明清易代这个历史时段，杨念群在其探讨清朝正统观的研究中就发现，由“文”返“质”在清初占据了思想界的主流，并指出这一潮流的形成是士林与帝王共同促成的结果。就士人一面而言，“文质之辩”是与检讨明朝迅速败亡的教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士人在文化上占据着对满人的心理优势，但是在军事和政治的实际对抗中完全失败，这种境遇使得清初士人不得不对晚明作出深刻的检讨和反思。由此，可视为代表质朴的满人生活形态获得了一定认可。士林对“质”的推重又因清初帝王的舆论导向而受到强化。清代帝王将“文质之辩”放置在治理方式的框架中思考，一方面，“务崇俭约”是清朝治理的基本风格；另一方面，对“质”的推崇也是“防止自身受汉人文化腐蚀的一种正当自卫姿态”(61)。

       与清初士人的思考相似，朝鲜士人在反省“文胜之弊”的过程中，也开始注意到清朝质实之一面。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对康熙皇帝认识。17世纪晚期，这位清朝的“圣祖仁皇帝”，在朝鲜燕行使的笔下却是这样一幅形象：“清主身长不过中人，两眼浮胞，深睛细小无彩，观骨微露，颊瘠颐尖。”(62)全无圣主的气象。其时围绕康熙皇帝的诸多传说中，有关畅春园的传说最为离奇。1693年，来到北京的柳天命这样描述他对畅春园的想象：“皇帝初二日往畅春苑。盖自明朝有长春苑□，改为畅春，其中彩楼画舫，多蓄美娥。皇帝常常往来游观，数日不还。去京城十里地云。”(63)在这段简短的叙述中，柳天命点出了畅春园叙述中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彩楼画舫”“美娥”。赍咨官金庆门对畅春园的细致描述，可算是将朝鲜士人的想象发挥到极致：

       畅春苑者，京城西北二十里，有玉泉山，上有明朝故宫，今改修为沖明苑。山南有西湖，周十余里，荷蒲□芡，与□禽水鸟，隐映云霞中。自古林为但晓，始自康熙二十二年，背山临湖，大起离宫，而环筑之。又于其内沼山并水□，做两京十四省形胜。而省各为宫，送置诸省之美姬，以充之。凡天下亭榭之有名者，无不依样以建，而其所在百年大木，亦皆根输而移植之。作之三纪，役尚未完。盖墙仅三十里周，而天下之名胜皆备。其□丽奇巧，远胜于秦隋之制作，而燕都宫阙反不惬于帝意。故帝之在燕宫之日常少。(64)

       集两京十四省之行盛，储诸省之美姬，畅春园可谓是集合了始皇之阿房、隋炀之龙舟。康熙皇帝之奢靡，尚不止于畅春园一地，还有更为壮丽的热河行宫：

       帝常巡游蒙古诸部，因得其地而甚乐之，定为避暑之所。抱其山水而以文石筑墙，周几四十里。宫室之制，则又仿畅春苑，而壮丽倍之。河自宫墙中流出，而其原□大如海，甚有清致。河心建金山寺，而比真金山寺尤胜。其他沿岸宫殿，不知其数，而各有女官主之。是□两京十四省人，率其乡女子而居之者也。帝常定舟河中，篙工□手，又以□□之习于水者为之。经舟所之日暮之处，仍为留宿。而且令诸省之女，各以土俗，如蜀之锦、越之纱、□之绫、陕之毡，依其所□女红而手自织造。自宫中恋迁有无以生，而不使买卖于宫外。宫墙之外，则又令天下之贾人，各以其土物，开铺列肆。而诸蒙古以羊、马、骆驼来相交易，成一大都会，其盛不下于京师，帝益乐之。乃自康熙丙戌，每于四月移御，至八月出而射猎于山野，大犒其军，然后乃还。岁以为常，而不复巡游南方。(65)

       所谓的“塞上江南”，在朝鲜士人的想象中，恐怕是将历代宫室之穷奢极欲都放置在其中了吧。

作为建造这些宫室的主人，康熙皇帝也难以逃脱荒淫之主的形象。康熙八年(显宗十年，1669)出使清朝的成后龙注意到，康熙皇帝喜好射猎，令“生民献纳生獐、兔、鹿，放之禁苑，自射之”。为此经常耽误朝政。还常常离开北京，外出游猎。“前秋出猎山东，今春又从西道出猎。”(66)朴世堂说：“久未行下马宴，未定回期，屡问通官辈，或云帝自元朝后，每日游宴、观戏，礼部官往参，故不得开坐”。(67)韩泰东从康熙皇帝沈阳打鱼一节，看出皇帝性喜荒淫，全无天子仪态。“皇帝即位以后，荒淫成性，盘游无节。姑以近事言之，夏间幸沈之时，不由修治正路，跃骑驱驰，上下山坂。日以射猎为乐。及到辽东，设打鱼之戏，皇帝着拒水袴袜，戴小帽，亲入水叉鱼。大臣明珠及诸王以下，皆令执罟，沾体涂足，丧失威仪。近处军民许其聚观，不使拘呵。且言皇帝能炮善射，每当游猎，勇前当□，发必命中云。可见其自轻无度之实矣。”(68)而在南苑舍狗坊，观老虎与群狗之斗，更能见出皇帝的荒唐。“于戏时，帝必亲弯弓立马，高□置数十狗围栅之中，而放出大虎，则众狗口咬，虎必跳跃，逐其所咬之狗。再有一狗复咬之，虎又弃其前者，更逐后者之际，又一狗咬之。观娱未有胜于此者。故围中之虎若多，则月必数巡，以为乐。”(69)荒唐之外，尚有淫逸。“其(按：康熙帝)在沈也，从所带妃嫔且选清女三人，各设帐幕，纵其荒乐，不知皇帝在处。”(70)“年年选择良家女以纳之。虽宰相、朝士，若有美女，则皇帝勒令纳宫，莫敢违拒矣?”(71)

       直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因勘界一事，朝鲜使团被招至畅春园面圣，畅春园的神秘面纱才被揭开，围绕着它展开的种种离奇故事也才逐渐消散。使团随员崔德中看到的畅春园并无亭台楼榭，“墙垣元无黄瓦盖覆之事，殿舍皆是无梁一层之家，而盖以常瓦，无异于平人之家”；“若以景侈言之，则西湖、五龙亭，绝胜，绝胜。岂有舍此而常居畅春也。决知其不思之言”；以为历来朝鲜“传言行乐游宴，故多在畅春者，不知本意也”。不过，崔德中以为的“本意”，是康熙皇帝性喜驰射，宫中无驰马场。同行的金昌业所见则更深，他说：“畅春苑南北二百余步，东西百余步，其内岂容置五十家离宫乎?圜其三面而终未见屋甍，其不高大可知。且观其门与墙，制度朴野，无异村庄。”传言皇帝沉溺于游乐、美色的说法全然不确，“诚如事游衍奢侈，则弃太液、五龙之绮丽，而居于此乎?”至于康熙皇帝何以久居畅春园，金昌业以为，畅春园中“虽有池台园林，而终俭素耳”，“此处与西山玉泉相近，山水之景，田野之趣兼焉。似爱此而来耳”。“且畅春苑不设官府，百官入于僧庐。又使日日往来于二十五里之地，或以此为怖，而亦不无意思。盖胡人以马上为家，能耐饥寒，其技也。入中国七十年，居处饮食渐奢侈，失其本色。以故使之朝夕往来，以习驱驰，不设所居，以警其安逸。”则康熙皇帝久居畅春园，非为个人兴致之所至，有保存满人简朴作风的寓意，“其意可谓深远”。由此推想，康熙皇帝四处巡游也另有深意，金昌业说：“其避暑于热河，观渔于灞州者，亦非徒为巡游也。”(72)从畅春园一地见康熙皇帝的治理风格，金昌业以为：“以康熙之俭约，守汗宽简之规模，抑商贾以劝农，节财用以爱民，其享五十年太平，亦宜矣。至若治尚儒术，而能尊孔、朱，躬修孝道，而善事嫡母，则虽比于魏孝文、金主雍无愧矣。”(73)

       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以质之一面肯定康熙皇帝，对此后的朝鲜士人产生了深刻影响。1766年，透过金昌业的叙述，洪大容观察眼中所见之北海，说“考《稼斋记》，康熙时亭榭多圮不修，鬼儿山石径、回磴为羽林之所，乃其忘细娱务远略也。今后王之靡丽如此，世运升降可慨也”。(74)洪大容更亲往畅春园游览，见“循墙而望，不见峻甍，宜无楼榭……其法制之简质可知”；“且千官自京城每日晓出暮归，使肉食绮纨之子，习劳鞍马，无敢逸豫。其旗下诸官，自大臣以下，又不得以车轿自安，此其制未必为先王良法，而其安不忘危，亦可谓伯主之远略矣”。(75)以为畅春园为康熙皇帝一生政治成就的表征，“康熙帝御天下六十年，俭约以没身，即畅春园可见矣”(76)。更发出如下议论：

       六十年天下之奉，宫室之卑俭如此，宜其威服海内，恩浃华夷，至于今称其圣也。三代以后君天下者，竞侈其居，所谓南面之乐，固不出于宫室之美，舆马帷帐之奉也。虽畏天下议，已外示节俭，其心志嗜欲不可讳也。今北京官室之盛，明朝三百年丰豫之所修饰，居之而天下不敢议，享之而足以明得意，乃违而去之，居于荒野之中，殆同甘棠之茇舍，其去欲示俭，终始治安，可为后王之法矣。(77)

       如此一番将康熙皇帝比拟三代圣王的言论，可见畅春园之行对洪大容影响之深刻，也可反衬出“尚质”的政治风格在朝鲜士人心目中的价值。8年后，出任世子翊卫司侍直(78)，洪大容还念念不忘当日情形，向当时的王世孙、后来的正祖大王，盛赞康熙皇帝之简朴说：“臣见畅春园而知康熙真近古英杰之君也。其享六十年太平有以也……畅春园墙高不过二丈，循墙而行，不见峻甍当门，窥望制度，极其陋朴。夫舍皇城壮丽之居，而逊处于荒野之中，宫室之卑隘如此，民到于今，称以圣君，可知其为英杰也。”(79)

       康熙皇帝简朴之治，尚不止于宫室之卑俭。1776年在北京滞留一个月的那段时间中，洪大容与浙江举人潘庭筠、严诚、陆飞等过从甚密，传为佳话。一次笔谈中，洪大容提及朝鲜官妓，严诚接过话头说：“前朝此风最盛，康熙朝尽去之。弘光南渡后亦设院，今则入荒烟蔓草。”洪大容感叹道：“半壁偏安，救死扶伤之不暇，此岂设院之时乎?康熙皇帝，我东亦称以英杰之君，此一事亦历朝之所不及。”(80)根据这次谈话，洪大容留下了这样的记录：“娼妓之弊……极于明末，康熙以来，严禁公私诸妓，数千年淫风一朝净尽，真是不世弘功。”(81)严禁官妓，固然有助于世风之崇俭，不过，在康熙皇帝一生治绩中，简朴之治恐怕要首推“永不加赋”的政策。北京滞留期间，洪大容还曾往游西山，见西湖(即昆明湖)畔楼阁台榭，“伟壮或不及于阿房、建章，而巧妙过之”，感叹“康熙之政，几乎息矣”。然而，洪大容随即话锋一转，说：“虽然，民不苦役，天不加赋，华夷豫安，关东数千里无愁怨之声，其立国简俭之制，固非历朝之所及，而今皇之才略，亦必有大过人者也。”(82)在赞许“立国简俭之制”的同时，也嘉许新皇乾隆皇帝终能守住尚质的根基。返回汉城后，洪大容建议友朋不必过于责难汉人士大夫参加科举考试，其理由也仍在康熙朝的简朴之治，说“康熙以后，与民休息，治道简俭，有足以镇服一时，其耳目习熟，安若故常，百有余年，则华人之不能引义自废，奔驰于车弓之招者，亦不必深责也”(83)。

       与尚质有关的，还有朝乐。洪大容参加过正月初一的朝觐。文武百官齐聚午门之外，“一庭寂然无喧呼声”。“此时有乐声，自端门而入，诸译官言皇帝驾前乐也。其音节促迫，绝不类讽讽大音，但声律清高白直，无阐缓哀怨之意，则亦非乱世之音，况其钟盘诸音，尤爽亮疏越，令人心目俱清。想金石诸器精炼中度，非外国比也。”(84)

       上行而下效，在朝堂有简朴之治，影响于民间则是醇厚之风。洪大容尝于正阳门内观车马之盛，见一人着新裘被驱车之人撞倒在泥地上，以为其人必定“发怒斗哄”，不意“其人徐起拂拭，笑而去”。由此，洪大容感慨道：“风俗气味，比我国十倍宽厚，虽有盛怒诟骂者，一人发誓自明，怒者辄破颜开心，不复为疑阻色。”(85)在文质视野之中，满人亦有了自身的价值。根据出使清朝的观感，在王世孙的经筵进讲中，洪大容论及满汉，说“盖汉人多才艺，满人多质实。论人品，则满胜于汉”。世孙由此而感叹：“汉人文胜故也。文胜之弊，诚不可言也，中国之复振，未可必也。”(86)1780年，朴趾源作为子弟军官前往清朝。在离开盛京前往山海关的路途中，使团分两队先后而行，朴趾源随后发一队。途中经过一瓜田，田中走出一老汉声称先前一对高丽人吃瓜后未付钱就走了，强要朴趾源一行买瓜，且索要高价。朴不得以，买了九个瓜。对老汉勒索高价，朴趾源自然不满，但使团赖账在先，也只能无奈地说“始见其垂泪而哀之，末乃勒卖九瓜，坚讨近百高价，殊可痛叹”。傍晚时，与先头队伍汇合，朴趾源问及“下隶劫瓜事”，众马头说：“元无是事，独户卖瓜的老汉元来奸巧无双，见书房主落后独行，装出谎话，故作可怜之态，要得清心丸也。”朴趾源大感意外，“余始觉其见卖。念其卖瓜事，尤可切痛，况其副急泪何从得来”。仆人时大说：“此汉即汉人也，满人无似此妖恶事云。”(87)汉人奸猾，满人质朴，似乎成了其时朝鲜士、民的共识。

五、“夫南风之不竞，胡运之日长，乃人事之感召，天时之必然”——文质视野下的历史观

       于文质视野中，朝鲜君臣重新审视了自身与清朝，也借由此形成了新的历史观，以理解清朝之入主中原，及其统治之长期维持。英祖十年(1734)九月二十二日召对承政院、经筵厅、弘文馆诸臣，侍读官俞健基比较汉、宋、明三朝，说：“汉之人物朴实，后世无比。宋比大明，犹有气力。皇朝人物文章，专尚文华矣。”英祖补充说：“唐犹下于汉矣，至皇朝尤甚矣。常以为我朝规模，与宋相似，而今则不同，近于皇明末世矣。”(88)于此，君臣二人似乎从文质论的视野中，觉察出了一个世运日渐由质趋文的历史过程。

       君臣二人这种模糊的感觉，到了洪大容那里，更加精细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历史观。《毉山问答》这部洪大容晚年的著作，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洪大容思想成熟的代表作，更在于这部作品本身包含的广度与深度。在这部著作中，洪大容由天地说到人事，试图构筑起一个贯穿宇宙观、历史观、社会观的完整体系。

       在《毉山问答》中，洪大容从人类起源说起，构造出了一套不断衰败的历史叙事。他首先在起源这个层面上区分出“气化”与“形化”两个历史阶段。洪大容以为生命的诞生乃是天地相感所致，“水土酿于内，日火熏于外，元气凑集，滋生众物”。所谓“气化”也就是这一个自然过程，即“岩洞土窟，气聚成质”。与“气化”相对，“形化”是人类自身繁衍的产物，即“男女相感，形交胎产”。“气化”与“形化”并非仅仅是两种生命诞生的方式，更为重要的是由此也区分出两个有高下之别的历史阶段。先看洪大容对“气化”所对应的历史阶段的描述：

       邃古之时，专于气化，人物不繁，钟禀深厚，神智清明，动止纯厖。养生不资于物，喜怒不萌于心，呼吸吐纳，不饥不渴，无营无欲，游戏于于。鸟兽成遂其生，草木金石，各葆其体。天无淫渗之灾，地无崩渴之害。此人物之本真，太和之世也。(89)

再看“形化”的历史阶段：

       降自中古，地气始衰，人物生成，转就驳浊，男女相聚，乃生情欲，感精结胎，始有形化。自有形化，人物繁衍，地气益泄，而气化绝矣。气化绝则人物之生，专禀精血，滓秽渐长，清明渐退。此天地之否运，祸乱之权舆也。男女形交，精血耗竭，机巧攻心，神火焦熬。内有饥渴之患，外有寒暑之苦，龁草饮水，以充饥渴，巢居穴处，以御寒暑。于是，万物各私其身，而民始争矣。草木之薄而滥以佃渔，鸟兽鱼龟不得遂其生矣。巢穴之陋而侈以栋宇，草木金石不得葆其体矣。膏粱适其口，而脏腑脆矣。布帛暖其体，而支节解矣。园囿台榭陂塘之役作，而地力损矣。忿怒怨诅淫秽之气升，而天灾现矣。于是，勇智多欲者生于其间，驱率同心，各占雄长。弱者服其劳，强者享其利。割裂疆界，睢盱兼并，治兵格斗，张拳肉薄，民始伤其生矣。(90)

       “气化”时代，人类与整个自然系统相协调，无欲无求，质朴无华。于上古礼乐文明在之前，尚存在一个比之更为太平的时代。在一个尚质已成常谈的时代，这样无限制地推崇质的见解，恐怕也是不多见的。“形化”时代，则是人类繁衍速度加剧，人口数量剧增，所造成的结果就是自然资源无力负担人类的需求。以争夺自然资源为契机，等级由此而生，作为等级的标示，栋宇、膏粱、布帛等文的因素也随之出现。在这个叙述之中，“气化”时代以其纯然质实，而成为了后世只可想象而无法返回的黄金时代。此后，由“形化”而开启的历史阶段，因渗入了文的特质，无论如何都是次一级的时代了。不过，在这次级时代的最初阶段，尚有圣人制作，还可算是至治之世。“夫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氏作，而茅茨土阶，身先俭德，以制民产；钦文恭让，躬行明德，以敷民彝。文教洋溢，天下熙皞。此中国所谓圣人之功化至治之世也。”

       自三代以来，则是一个世运不断衰败的历史过程，洪大容这样描述道：

       夏后传子，而民始私其家。汤武放杀，而民始犯其上。非数君王之过也。至治之余，衰乱之渐，时势然矣。自周以来，王道日丧，霸术横行，假仁者帝，兵强者王，用智者贵，善媚者荣。君之御臣，啖以宠禄。臣之事君，餂以权谋。半面契合，只言防患，上下掎角共成其私。嗟呼!咄哉!天下穰穰，怀利以相接。俭用蠲租，非以为民也。尊贤使能，非以为国也。讨叛伐罪，非以禁暴也。厚往薄来，不宝远物，非以柔远也。惟守成保位，没身尊荣，二世三世传之无穷，此所谓贤主之能事，忠臣之嘉猷也。

       或曰：木石之灾肇于有巢，鸟兽之祸创于包羲，饥馑之忧由于燧人，巧伪之智、华靡之习本于仓颉。缝掖之伟容，不如左袵之便易。揖让之虚礼，不如毳幕潼酪筋脉劲悍。此或是过甚之论。而中国之不振，则所由来者渐矣。混沌凿而大朴散，文治胜而武力衰。处士横议，周道日蹙。秦皇焚书，汉业少康，石渠分争，新莽篡位。郑马演经，三国分裂。晋氏清谈，神州陆沉。六朝附庸于江左，五胡跳荡于宛洛，拓跋正位于北朝，西凉一统于唐祚。辽金迭主，合于松漠。朱氏失统，天下薤发。夫南风之不竞，胡运之日长，乃人事之感召，天时之必然。(91)

       洪大容把三代以降的历史，叙述为一个“文”之特质不断加强的过程，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中国的军事力量不断衰弱。从这样一个“文治胜而武力衰”的视角来看，历史的另一面就是夷狄南侵日甚一日。从五胡乱华，到北魏、辽、金占据北方，再到元朝百年一统之王朝，最终落脚于清朝入主建立起长期统治中原的政权。通过将清朝置于一个漫长的质文消长的历史过程中加以叙述，由此解释了夷狄何以能够长期占据中华。

       《毉山问答》中出现的这样一套文治日盛、难返于质的历史叙述，到了19世纪为朝鲜士人所普遍接受。纯祖时，侍读官徐有望进讲《论语》“文质彬彬”一节时，说：

       以历代沿革言之，汉承周之文弊，高帝约法三章，扫去许多烦苛。当时宰相，如曹参清静，周勃重厚，万石君孝谨质行。当时风教，有可想得，而末流之弊，终至于四维不张，以至王氏篡国而极矣。及至东汉，专尚文治，亲临太学，横经论道。当时士夫，争尚名节，彬彬可观，而末流之弊，又至于党锢而极矣。及晋则承东汉之后，不得善变，蔑弃礼法，徒尚老、庄清虚之术，竟致五胡之乱。及至六朝，则可谓桧、曹以下无讥矣。唐宋则非无一时损益，而反有文胜之弊，不能回淳而反朴矣。(92)

       且这一历史叙述不但可以用以理解中国历史，同样也适用于朝鲜的历史状况，徐有望接着说：

以我国言之，三国以前，大朴未散，有如洪荒之时。罗丽俗尚贸贸，不免夷狄之风。入我朝以后，人文大备，礼乐文物，焕然可观。及至今日，反有文胜之弊。(93)

检讨官洪冕燮也说：

       大抵三代之盛，殷尚质，而贤圣之君六七作，及其季也，遗风余烈，犹有不泯者存。

此无他，尚质之效也。质者是不以华伪，而诚实做去，故长久之道，亦莫此质若也。及至周元圣，制礼作乐，于是乎文质得中，彬彬郁郁，故孔子有吾从周之愿。……周之衰也，文已胜质，降而秦汉以还，文弊尤甚。质不灭者几希。(94)

       这些叙述都肯定“质”比“文”要更具根本性的意义，将“质”放置在历史的起点位置展开叙述。虽然对“文质随时损益”作为理解历史的规范失效的时间点存在理解的差异，但是，无论这个点是在周之末，还是两汉以降，他们都认可一个基本的观念，即此后的历史演进趋势是文胜于质。

六、结论

       17世纪中叶发生的明清易代无疑给东亚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且不说新的天下共主是夷狄出身的满洲人，鼎革展开的那个历史过程本身就有它的独特性。以往朝代更迭，多数是新王朝与旧王朝直接对抗，在双方胜负已定之后，才告知周边朝贡国，缔结新的宗藩关系。明清易代与此不同，在为自身谋取天下共主地位的征途中，清朝所走的第一步，不是直接针对明朝，而是改变东北亚的国际关系。作为明朝在东北亚最重要的藩属国，朝鲜自一开始就被深刻地卷入了易代的历史进程。1627、1636年，清朝两次入侵朝鲜，把它和朝鲜的关系由兄弟变更为君臣，朝鲜由此被纳入清朝在东北亚建立的区域帝国之中。(95)这种亲身参与所获得的体验，使得朝鲜士人对易代的感知，甚至比生活在江南的汉人士大夫要来得更为切实。(96)在这个意义上，17世纪中叶，对于朝鲜来说确实是一个具有标识性的时间点。

       然而，就历史观来说，1644年清朝入主中原，并没有给朝鲜士人带来认识上的困难。夷狄乱华，自魏晋以来就屡屡发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更有元朝一统的先例摆在那里。清朝仍然可以在“胡无百年之运”的历史认识框架中加以把握。以“胡无百年”的历史规律为根据，朝鲜士人全然不为康熙中叶以来清朝的升平局面所动，他们甚至乐观地预测“百年之期”一到，满人自然会退回关外。可是，随着18世纪中叶，“百年之期”将至，清朝非但没有衰败的迹象，反而迎来雍乾盛世。胡运为何如是之长?成为给18世纪朝鲜士人带来巨大困扰的难题。

       最终，这个问题在李朝后期的文质论中获得了解答。文质这对古老的概念，每每在发生重大变动的历史时期，都会被儒家士大夫提出来，帮助他们理解自己的时代，解释自身的处境与命运，对历史趋向做出判断。在李朝前期的历史中，文一直代表着正面的价值，质则与野蛮相连是李朝极力去除的成分。自壬辰、丙子以来，胡乱频仍，文与质主从关系逐渐反转。最终，在英祖朝(1724-1776)，“祛文务实”被确立为国策，质获得绝对的价值。在这个文质观的变化中，洪大容提出了一套文治日盛、难返于质的历史观，以此解释三代以降中国不断衰弱、夷狄占据中原的时间不断拉长这个历史现象。

注释：

①洪大容：《燕记·沿路记略》，《湛轩书外集》卷七，《湛轩先生文集》三，《韩国历代文集丛书》2604，首尔：景仁文化社，1999年，第218页。

②参见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第81辑(2006年第1期)，第29-58页。

③《承政院日记》“英祖二十九年五月十四日”条。

④《承政院日记》“纯祖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条。

⑤参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53-157页。

⑥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50页。

⑦洪翼汉：《斥和疏(丙子春)>，<花浦先生遗稿》卷3，《韩国历代文集丛书》1906，首尔：景仁文化社，1999年，第101-102页。

⑧南龙翼：《燕行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23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164页。

⑨申晸：《燕行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22卷，第545页。

⑩徐文重：《燕行杂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24卷，第271页。

(11)李颐命：《燕行诗》，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34卷，第98页。

(12)蔡济恭：《含忍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40卷，第377-378页。

(13)尹鑴：《白湖先生文集》卷五，《韩国历代文集丛书》956，首尔：景仁文化社，1999年，第298-299页。

(14)尹镌：《经筵讲说》，《白湖先生文集》卷十二，《韩国历代文集丛书》957，第363页。

(15)孙卫国对朝鲜小中华意识的研究正是顺着这一思路展开的，他说：朝鲜“国王不可能从清朝得到其统治的合法性，因为这同其所坚持的儒家义理观相违背，作为藩国的朝鲜，唯有强化与明朝的关系，通过对明朝皇帝的祭祀，表明其正统性由来已久，而且是得到中华正统王朝明朝的确认，以确立和强化其自身的正统地位，强化其统治基础”。(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第145页)

(16)关于朝鲜“小中华”意识的流变，参见河宇鳳：《朝鲜後期対外認識の推移》，横田安司訳，《歴史学研究》(通号678)，1995年，第2-11页。

(17)《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3，“世宗元年二月二十五日”条。

(18)《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103，“世宗二十六年二月二十日”条。

(19)《朝鲜王朝实录·世祖实录》卷3，“世祖二年三月二十日”条。

(20)《朝鲜王朝实录·成宗实录》卷20，“成宗三年七月十日”条。

(21)《朝鲜王朝实录·成宗实录》卷134，“成宗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条。

(22)《朝鲜王朝实录·中宗实录》卷17，“中宗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条。

(23)《朝鲜王朝实录·中宗实录》卷40，“中宗十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条。

(24)《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实录》卷110，“宣祖三十二年三月十七日”条。

(25)《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68，“世宗十七年五月二十日”条。

(26)《朝鲜王朝实录·中宗实录》卷29，“中宗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条。

(27)《承政院日记》，“英祖二十年七月二十五日”条。

(28)《朝鲜王朝实录·成宗实录》卷208，“成宗十八年十月十二日”条。

(29)《朝鲜王朝实录·中宗实录》卷86，“中宗三十二年正月初三日”条。

(30)《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27，“世宗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条。

(31)《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实录》卷117，“宣祖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条。

(32)《朝鲜王朝实录·中宗实录》卷5，“中宗三年二月十二日”条。

(33)作为理解世运转变、社会转型的一对重要概念，在儒家经典中，“文”相较于“质”在价值上并不一定占优位，“文”可能带来“文弊”“文薄”“文烦”等等弊端，这种时候，就需要质朴来匡正，往往有“反质”的观念。儒家经典论述中的“文质之辩”体现出一种辩证的历史观念，周尚文、殷尚质，或者夏之忠、殷之质、周之文，强调在历史变迁中一质一文、相互损益。“质”“文”相互损益的框架，运用于理解历史变迁、解决政治社会问题，可以说是从汉初矫正秦政弊端开始的。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的历史时期，“质文论”更是频繁地被提出来，帮助人们观察和理解时代的变化。对于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而言，其大规模的汉化政策，在“质文论”的解释框架中，就是由“质”趋“文”，从而以推进“文治”作为其统治中原的正当性的一个根据(参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65-318页)。

(34)《承政院日记》“英祖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条。

(35)参见《明史》卷二二七，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958页。

(36)《朝鲜王朝实录·肃宗实录补》卷19，“肃宗十四年六月十四日”条。

(37)《承政院日记》“肃宗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条。

(38)《承政院日记》“英祖即位年九月十一日”条。

(39)《承政院日记》“英祖五年十月初七日”条。

(40)《承政院日记》“英祖十八年正月初四日”条。

(41)《承政院日记》“肃宗三十四年正月十五日”条。

(42)《承政院日记》“英祖元年四月十七日”条。

(43)《承政院日记》“英祖十一年九月十四日”条。

(44)《承政院日记》“纯祖八年五月十三日”条。

(45)《承政院日记》“英祖六年八月初四日”条。

(46)《承政院日记》“英祖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条。

(47)《承政院日记》“英祖八年五月初十日”条。

(48)《承政院日记》“英祖即位年九月十七日”条。

(49)《承政院日记》“英祖八年十二月初八日”条。

(50)《承政院日记》“英祖七位年二月二十二日”条。

(51)《承政院日记》“英祖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条。

(52)《朝鲜王朝实录·肃宗实录》卷15，“肃宗十年三月十一日”条。

(53)《承政院日记》“英祖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条。

(54)《承政院日记》“英祖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条。

(55)《承政院日记》“英祖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条。

(56)《承政院日记》“英祖七年五月初三日”条。

(57)《承政院日记》“英祖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条。

(58)《承政院日记》“纯祖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条。

(59)《承政院日记》“纯祖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条。

(60)阎步克《魏晋南北朝的质文论》一文，对“文质之辩”在北朝政治改革中发挥的作用有详尽的分析(参见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11-320页)。

(61)参见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49-229页。

(62)闵鼎重：《老峰燕行诗》，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22卷，第347页。

(63)柳天命：《燕行日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20卷，第484页。

(64)闵镇远：《燕行日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34卷，第443-444页。

(65)闵镇远：《燕行日记》，第444-445页。

(66)成后龙：《燕行日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20卷，第331-332页。

(67)朴世堂：《西溪燕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23卷，第382页。

(68)韩祉：《两世燕行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29卷，第246-248页。

(69)闵镇远：《燕行日记》，第446-447页。

(70)韩祉：《两世燕行录》，第247页。

(71)闵镇远：《燕行日记》，第378-379页。

(72)金昌业：《燕行日记》(三)，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32卷，第97-98页。

(73)金昌业：《燕行日记》(三)，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32卷，第97-98页。

(74)洪大容：《燕记·五龙亭》，《湛轩书外集》卷九，《湛轩先生文集》三，《韩国历代文集丛书》2604，首尔：景仁文化社，1999年，第273页。

(75)洪大容：《燕记·圆明园》，《湛轩书外集》卷九，《湛轩先生文集》三，《韩国历代文集丛书》2604，第289页。

(76)洪大容：《燕记·圆明园》，《湛轩书外集》卷九，《湛轩先生文集》三，《韩国历代文集丛书》2604，第290页。

(77)洪大容：《燕记·圆明园》，《湛轩书外集》卷九，《湛轩先生文集》三，《韩国历代文集丛书》2604，第289-290页。

(78)洪大容写给严九峰的信中说：“甲午年间谬膺荐拔，选入东宫官属，……凡十有七月。升迁郎官。”(洪大容：《杭传尺牍·与严九峰书》，《湛轩书外集》卷一，《湛轩先生文集》二，《韩国历代文集丛书》2603，第94页)甲午年(1774)，即英祖五十年、乾隆三十九年。考诸《承政院日记》，则洪大容任世子翊卫司侍直在英祖五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转迁通礼院引仪在正祖元年(1776)四月初七日。

(79)洪大容：《桂坊日记》，《湛轩书内集》卷二，《湛轩先生文集》一，《韩国历代文集丛书》2602，第210页。

(80)洪大容：《杭传尺牍·乾净衕笔谈》，《湛轩书外集》卷二，《湛轩先生文集》二，《韩国历代文集丛书》2603，第170-171页。

(81)洪大容：《燕记·沿路记略》，《湛轩书外集》卷八，《湛轩先生文集》三，《韩国历代文集丛书》2604，第225页。

(82)洪大容：《燕记·西山》，《湛轩书外集》卷九，《湛轩先生文集》三，《韩国历代文集丛书》2604，第292-293页。

(83)洪大容：《与金直斋钟厚书》，《湛轩书内集》卷三，《湛轩先生文集》一，《韩国历代文集丛书》2602，第247页。

(84)洪大容：《燕记·入皇城》，《湛轩书外集》卷九，《湛轩先生文集》三，《韩国历代文集丛书》2604，第302页。

(85)洪大容：《燕记·京城记略》，《湛轩书外集》卷八，《湛轩先生文集》三，《韩国历代文集丛书》2604，第230-231页。

(86)洪大容：《桂坊日记》，《湛轩书内集》卷二，《湛轩先生文集》一，《韩国历代文集丛书》2602，第211页。

(87)朴趾源：《热河日记·盛京杂识》，《燕岩集》卷十一，《燕岩先生文集》二，《韩国历代文集丛》2458，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第184-185页。

(88)《承政院日记》“英祖十年九月二十二日”条。

(89)洪大容：《毉山问答》，《湛轩书内集》卷四，《湛轩先生文集》一，《韩国历代文集丛书》2602，第376-377页。

(90)洪大容：《毉山问答》，《湛轩书内集》卷四，《湛轩先生文集》一，《韩国历代文集丛书》2602，第377页。

(91)洪大容：《毉山问答》，《湛轩书内集》卷四，《湛轩先生文集》一，《韩国历代文集丛书》2602，第379-380页。

(92)《承政院日记》“纯祖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条。

(93)《承政院日记》“纯祖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条。

(94)《承政院日记》“纯祖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条。

(95)更有朝鲜士人把时间上推到世纪之交，以为神宗发天下兵救朝鲜，导致明朝财政枯竭，明之衰亡即始于此役。在这个视角下，朝鲜不但深刻卷入易代的过程，更是这个历史进程的开端。

(96)赵园对明清之际的研究发现，江南士大夫抵抗清朝的行为中带有某种宣泄、表演的成分(参见赵园：《那一个历史瞬间》，《想象与叙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53页)。在某种意义上，江南实际上是置身于易代的变动之外的。一个形象例子是双方获得北京陷落的时间，朝鲜大概在四月初十就得到了相关的情况，比江南早了10天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