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朝开始直到民国时期，宁波城一直屹立于宁波港边。①由于宁波港是位于中国海岸线中部的天然良港，因此，周边省份的众多商人纷纷来到宁波城进行贸易。福建因为与浙江相毗邻，所以，福建商人与宁波的关系尤为密切。《光绪鄞县志》这样写道：“鄞之商贾，聚于甬江，嘉道以来，云集辐凑。闽人最多，越人、吴人次之。”②1759年，英国商人洪仁辉(James Flint)来到宁波时，与他进行贸易的三个商人“俱系福建人，在宁波开洋行生理”。③根据清朝同治九年(1870年)所立的《重修福建老会馆碑》，宁波城里有三座福建会馆，分别是“八闽会馆”、“老会馆”和“大会馆”。④可以说，福建人是推动宁波商贸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那么，清代福建商人在宁波城里是如何生活、经商的呢？对此，很难找到详细的记载。所幸的是，一部题为《尺素频通》的手稿，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信息。
一、《尺素频通》及其作者
《尺素频通》是著名学者方豪于1958年或1959年“在台北某一旧书铺所购得”。方豪曾以这部抄本为主要依据，对清代福建商人的团体“郊”进行了研究，并且刊布了其中的部分信件。方豪介绍说，《尺素频通》原稿长22厘米，宽22.8厘米，“前封面一页与底封面二页均系后加，但与原封面题字，为一人笔迹。新加前后封面为洋纸。前封面与原封面左侧均题《尺素频通》四字，但前封面右侧题‘光绪二十年甲午元月仗轮局’十二字，而原封面右上角仅题‘乙未’二字。前封面正中不题字，原封面正中以隶书题‘宝□山樵’四字”，纸张上面则有“浅蓝色木板印成之格子。分上下两格，每面上下格各十五行”。⑤方豪后来将这部珍贵的抄本捐赠给台湾政治大学，但很少有人知道其所在，更谈不上利用了。2011年，台湾学者邱澎生、刘序枫、林玉茹等人在台湾政治大学图书馆找到了这部《尺素频通》。2013年，台湾政治大学出版了林玉茹整理、点校的《尺素频通：晚清宁波与泉州、台湾之间的贸易文书》，同时附上了《尺素频通》原抄本的影印件。2014年，林玉茹还在大陆出版的论文集中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⑥
《尺素频通》主要是晚清泉州商人的通信抄稿。当时的泉州商人非常活跃，他们把从事与宁波的贸易称为“宁郊生理”或“做北生理”，把从事与台湾的贸易称为“做台生理”，他们的商业组织，则称为“郊”或“行郊”，⑦“郊与明清中国盛行的会馆、公所及商帮不同，主要由操闽南语或类闽南语(潮汕语)的商人组成”。⑧在泉州的商行还在其他城市设立代理行，“一般代理人往往收取百分之二的佣金，因此常被称为‘九八行’”，代理商与在泉州的本行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代理商业绩突出，还会受到本行东家的嘉奖。为了扩大业务、提高收益，代理商除了为本行东家进行代理外，还为其他商行代理买卖。在宁波，也有一些来自泉州的代理商，“代理人必须帮东家代配船只运货到某地、收兑东家运来的货品，代处理各种帐款，协助讨债，并详尽地报告宁波市场的各项商品行情。甚至东家想要暂停做北生理或新增其他商品贸易时，代理商也仔细地剖析其利害得失，给予各种意见。”⑨其中有一家名为“新竹记”的泉州商行，也向宁波派出了一位姓金的代理商，但此人名字不详，我们姑且称其为“金叔”。
金叔在泉州有个名叫金竹如的表侄。1897年左右，他说自己23岁，这样，他大概出生于1874年。从金竹如的信件中可以知道，他于10岁左右来到宁波，在金叔的代理商行里学做生意。金竹如的父亲喜食鸦片，他的姐姐已经出嫁，他的弟弟则游手好闲。这样，金竹如就成了全家的主要经济支柱。他本人曾从宁波回到泉州结婚，但婚姻生活并不美满。1895年春，金叔因为母亲生病而从宁波返回泉州，并让金竹如负责代理行的生意。但金竹如显然没有把商行经营好，与伙计们的矛盾也很大，商行的声誉因此受到了损害。同年农历九月，金叔从泉州返回宁波，重整商行。其实，金竹如早有离开宁波的念头。他在给表弟金子僖(可能是金叔的儿子)的信中写道，自己“在宁将近十年”，由于“身体亏虚，半生多病”，所以“柔弱无断，延误十载光阴”。⑩金叔重回宁波后，金竹如决心离开宁波。1896年春，金竹如辞去代理行的工作，返回福建，先后在厦门、泉州生活过，后来又到上海谋生。1897年，金竹如经泉州同乡介绍，来到日本人统治下的台湾淡水，做过代理商，还自行创业过，但经营状况并不理想，所以他自谦说“数载守羁，寸筹莫展”。(11)
金竹如于1896年春离开金叔在宁波的代理行之前，特地誊录了金叔自1894年开始撰写的各种通信稿，“以作为未来独立经商时之参考”。1904-1905年，在台湾淡水的金竹如“又再度誊写来淡水后及回溯一八九七年以前的家书和其他信稿”。(12)最后，金竹如将这些信件抄稿，以及委托他人代抄的《陶朱公理财要图》等资料合在一起，汇成一册，题为《尺素频通》。这样，《尺素频通》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所抄录的，主要是金叔于1894年至1896年间在宁波的代理行所写的信件。第二部分所抄录的，主要是金竹如自己于1897年至1905年在台湾淡水期间形成的信件。所有这两部分信件，主要是通过轮船信局(简称“仗轮局”或“仗局”、“轮局”)而传递的。
《尺素频通》共收录了74件抄稿。林玉茹将这些抄稿分为七大类：商业信稿、贺年信稿、货函稿、商业讨债信稿、家书、一般信稿、杂抄(包括《陶朱公理财要图》、《十二悔偈》等)。其中商业信稿数量最多，共23封，主要是1894年至1897年间“金叔写给泉州新竹记、台南某行东、泉州陈某宗、鹿港船头行、泉州某仁兄、福州某仁兄等商业信件。其中，推测发给金叔的东家，即泉州新竹记的信稿居多，大概占一半以上。内容大多说明收发信、商业贸易营运状态以及大幅报导宁波市场的南北货行情。”(13)林玉茹还分析说：“在五十一件可以确定发生地的信稿中，高达三十九件、百分之七十七是由宁波出发，其他依序是上海五封、淡水四封、镇海二封以及厦门一封”，“收信地则在五十二封中，有三十六封是寄到泉州，占百分之六十九，其他依序是上海六封、台湾五封(其中鹿港二封)、厦门二封、宁波、镇海以及福州各一封。由此可见，这批信件主要是宁波与泉州通信的信稿”。(14)其实，镇海也是清代宁波府的属县。因此，林玉茹这样评价说：“《尺素频通》是目前唯一仅见，在一八九四——一九○五年间以宁波为中心，为泉州、台湾各港担任代理商的闽南商人所抄写的通信信稿。”(15)
二、《尺素频通》所反映的晚清宁波商业状况
《尺素频通》为研究晚清宁波商业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林玉茹主要从台湾历史的角度，对这批信件抄稿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如果从宁波历史的角度出发，则可以从这些原始资料中看到以下这些事实：
第一，宁波是南北货商品的交易中心。来自镇江、牛庄、青岛、胶州等北方地区的货物，主要有棉花、豆饼、生油、小麦、绿豆、乌枣、莲子、胡桃、人参等。来自浙江本地的，则有衢(巨)州的大米。来自台湾福建的，主要有糖、龙眼。而且，无论是糖还是龙眼，都分为许多种类。“以糖而言，至少可区分成青糖、白糖、水糖、白绵等类别。单以白糖而言，又可以从产地、颜色、商标、等级、大小以及新旧等面向，分成泉白、台白、鹿港总白、小台白、新城白、春庄高二档台白、鹿贡白、火车白顶尖、顶高白、拣吉、高二档小白、新小白；又有二档、三档等级之分，可以说琳琅满目，形色众多。”(16)这些来自中国各地的商品都汇聚到宁波，然后又被销往四面八方。
第二，宁波与台湾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海上航线。关于晚清宁波与台湾的海上联系，学术界关注很少。金叔的信稿表明，来自台湾的帆船及轮船，经常运载砂糖到宁波来销售。他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年初报告说：“岁内台轮先后计运至小青万五千余篓”，(17)“开正台府复到轮船一条，装到小青五千篓，新小白三百余篓，均未开盘”，(18)“鹿、笨船少到，沪船则以轮来”。(19)此处的“台府”是指台湾府，“鹿”指鹿港，“笨”指笨港，“沪”指沪尾(淡水)。可见台湾的主要港口与宁波都有直接的往来。鹿港的一家商行曾委托金叔在宁波购置货物，金叔说“宝舟到宁，敝无不一亟力代为办理”，(20)结果这家商行一直拖欠货款，金叔为此不得不写信催讨。在《尺素频通》中，就保存着金叔向鹿港商行的两封讨债信。即使清政府因甲午战争失败而于1895年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宁波与台湾之间依然保持着直接的联系。1897年，在上海工作的金竹如，因为“无利可求”，接受了一个泉州老乡的建议，决定前往台湾工作。他从上海乘坐“北京号”轮船到达宁波后，“探悉镇海有一商船装货直透淡水”，(21)因此决定“就镇海搭淡水船直透港”，(22)以“省些转节途费”。(23)由此可知，日本占领台湾后，从镇海到台湾是有直达商船的。
第三，宁波市场是国际贸易体系的组成部分。宁波是南北货物的交易中心，因此，市场行情深受中国其他地区的影响。金叔在报告宁波的早米价格时写道：“巨早糙因镇海、兰溪报涨，此地跟升2.9元。”(24)他在为泉州的东家预测糖价时认为，“此去大局，全看海南北及三阳之到额，如谷、果、南糖本高源少，台、泉雅贵不足碍也”。(25)此处的“海”应指海南岛，“三阳”则是指广东海阳、潮阳、揭阳。1897年，金叔报告说，宁波市场上砂糖销路疲软，后来有消息说，“洋商”在三阳、台南“扫采”砂糖，于是宁波“行情骤升”，“由冷转烈”。(26)当然，对宁波市场影响最大的，则是上海。所以，金叔说，“宁市半亦跟申准绳”。(27)更加重要的是，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宁波成为“五口通商”城市之一，被迫纳入到国际贸易体系之中，因而也就受到了国际市场的深刻影响。金叔曾报告说，由于“风传外夷、三阳一派，蔗丛丰茂”，(28)结果导致宁波的糖价下跌。金叔在同一份报告中写道：关于棉花，由于“初传印度边江失收，到夷来采。继闻东洋上海机局初成，急切待用”，所以宁波的棉花价格走高；与此相反，由于“旋闻厦门盛到洋米”，导致宁波米价“大跌”。(29)在另一份市场报告中，金叔分析说：“香港报火车糖局抬价搜罗，青、赤两色被扫一空。虽吕宋青等续有运到，尚不敷本地车局一日之需，焉能分运内地”，(30)因此，宁波的糖价将会上涨。所谓的“火车糖”，是指“由现代化糖厂所制成的糖”，(31)当时在香港生产火车糖的工厂有两个，一是太古车糖有限公司，另一家是中华火车糖局。金叔在分析棉花行情时则写道：“上海来书云，俄人欲与日本重开兵端，洋商停办。复到孟末花，积底充旺，大势看跌”，所以宁波的棉花价格也不会涨到哪里去的。此处所说的“孟末花”，即印度孟买所产的棉花。当然，宁波的棉花价格，更多的是受到日本(东洋)的影响。如果日本大量收购，则宁波的棉花价格上涨。1895年，金叔曾报告说：“棉花被东洋扫采不休。踏车涨20.6元，各庄存积搜罗罄空。”(32)第二年，他又报告说：“棉花被东洋采运不休，行情由20.2元，步涨21元。各庄存底被扫一空，现姚内虽续驳出，花身较次，价持挺不降。”(33)报告中所说的“姚”，即宁波周边的余姚。相反，如果日本停止采购，棉花的价格就会下跌。金叔写道：“棉花，东洋扫采，升20.4元，现既停手，市旋转疲。”(34)“东洋无销，上海跌价，此去必无人再驳，花势终当看软。”(35)因此，晚清的宁波，实际上已经被纳入了国际贸易体系之中。
第四，在甬商人利用电报来传递市场信息。由于宁波的市场行情深受国内外其他城市的影响，因此，对于在宁波的商人来说，快速、准确地获得其他城市的市场信息，就成了商业经营的关键。而晚清，最快捷的通讯方式就是电报。宁波是中国较早开通电话的城市。1882年，宁波城里就设立了电报局。(36)《尺素频通》中多次提到，生活在宁波的泉州代理商借助电报来传递市场信息。1894年，大量的砂糖从台湾运到宁波，而且“复传言尚有两轮装出，在即可到。至买者惊虚，莫敢再接。”于是，在宁波的代理商将此商情通过电报告知台湾，这样，台湾商船不再把糖运到宁波。此外，台湾的砂糖本来一路上扬，“上斗青高抬至4.56元。后接宁电旋跌4.12元”。(37)1895年，宁波“糖市疲败日久”，来自泉州的销路很差。在宁波的泉州商人将宁波的市场行情以电报的形式公布出来，结果商人们知道泉州的砂糖价格反而高于宁波，于是争相购买，市场行情因此“由疲转俏”。(38)1896年底，在新糖刚刚上市之际，为了使泉州本地的商行能够了解宁波的行情，在宁波的泉州商人“爰集同人公奉电音”，要求泉州方面“切遏”糖价。(39)当然，外地的市场行情通过电报传递到宁波之后，也会影响宁波的行情。1895年，金叔报告说，宁波的棉花价格本来呈下跌趋势，“贱卸无主”，但“昨突接申电云，洋人加价定额”，结果“昨今以来，一日三升，令人无从把握。”(40)所以，金叔这样感叹说：“此刻中外一家，电音敏捷，寰宇之内，顷刻可达。铁路、轮船往来转瞬，起本苟非平贱，实难与并争道驰也。”(41)
第五，宁波的商业竞争十分激烈。晚清的宁波，商品辐辏，商人云集，商业竞争也十分激烈。这种竞争，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方式，例如不同产地同类商品之间的价格竞争。就砂糖而言，在《尺素频通》中经常可以看到，用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香港“火车糖”对闽台传统砂糖的冲击。金叔这样报告说：“十余年来，泉、台白糖，均患火车制压”。(42)他还比较详细地分析说：“火车白近来仿照泉白颜色，成本较轻，加以运遍内地，可销单免捐，水客间有暗利，毋论远近，均趋此色，泉白销路顿减不少。”(43)即使是同一产地的同一商品，也存在着激烈的价格竞争。1894年，金叔向泉州的东家报告说：台湾所产青糖在宁波本来就销路不畅，此时泉州峰尾的一条船运来“数百件”台湾笨港的青糖，并以很低的价格出售，致使青糖价格“骤跌太速，则轮船小青无敢问津矣”。(44)1895年，金叔报告说，正当龙眼在宁波几乎亏本销售时，又有“讨海船”(渔船)运到200多箱龙眼，而且“急欲售清”，(45)致使龙眼价格进一步下滑。当然，最为激烈的，是宁波城里各类商人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的主要表现，就是各个商行暗中杀价。在《尺素频通》中，就有“糖行暗卸”、(46)“行存暗卸”之类的文字。(47)特别是实力不强的小货行，往往闻风抛售，最终引发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金叔就曾抱怨说：“糖行存货，先手脱卸，船头小货跟而求售，以故如风吹枯，一败涂地。”(48)金叔还报告过由于各个商行争相杀价而导致的糖价混乱情况：“现下存底稍松，落去全看销纳阔窄，方有把握。惜人心不齐，动辄乱斩，仝号之糖，行情一出，任扳不起。故有货同号异，行情高低，底差三、四者不等。时如长合顺仍2.65元，长合成、建兴、珍利2.23元，余皆2元以内至1.65元。”(49)为了在商业竞争中占据优势，宁波的一些商人还结成同盟。1895年，金叔报告说，宁波“铺户四家合股”购入了市面上的龙眼，其他商家只得“争出问津。远近水客亦欲出采”。(50)这四家铺户显然获得了充沛的利润。
第六，泉州商人与宁波商人联手进行商业竞争。在宁波的泉州商人，以共同的地域、语言、文化为纽带，组成了自己的团体“郊”。这些泉州商人无疑相互帮助、相互关照，但是，在商业利益面前，在宁波的泉州商人也会和宁波本地商人结盟。1895年，金叔报告说，为了垄断宁波的龙眼市场，使龙眼价格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予、大新、晋和三家合做，明约极多，售至四千箱为限，不能再售。”(51)此处的“予”即“余”，是金叔的自称。大新是宁波的一家糖行，经理叫陈秉厚，20世纪初资本为5千元。(52)晋和也是宁波的一家糖行，应当位于江东，因为《申报》有过这样的报道：“上月二十二日，甬东司道头庆和号不戒于火，忽兆焚如。霎时烈焰飞扬，遂成不可收拾之势。当经各水龙驰至，汲水狂喷。越时始熄，然数椽巨屋已成瓦砾之场，幸四围俱系高垣，左右邻得免殃及。闻有晋和糖行司账伙某甲因惊成疾，竟致身亡，殊可悯也。”(53)清末，宁波还有一家糖行，名叫“豫大”，经理是余绍庭，资本2.4万元。1896年，金叔比较详细地讲述了联合其他商行与豫大进行竞争的过程。当时，运载新产水糖的“诸船未到”，豫大商行计划将自己的存货低价售出，“意欲待诸船到日，藉作扳谈，贱煞采存”。金叔不无得意地写道：“敝揣其狡计，特邀大新落船看样开盘”，豫大商行“意动出留”，将“通郊计八百余桶”全部售给了金叔他们。金叔因此预测：“后船再到，看无跌面矣。”(54)也就是说，等新产水糖运入宁波后，豫大已经不可能通过压低价格来进行竞争了。
第七，台湾割让对宁波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4月，战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宁波市场有何影响呢？由于史料缺乏，尚无学者对此进行过讨论。而《尺素频通》则为我们保存了重要的原始资料。1895年5月底，日本侵略军在台湾强行登陆，台湾民众奋起抵抗。这样，在宁波，台湾所产青糖“两月未见到船，栈货节次销出，积底渐薄”，价格上涨。农历八月初，“台、鹿失守”的消息传到宁波，于是，“买客出采”、“趸户窥伺”，糖价坚挺。(55)宁波的糖商甚至“共哗台湾失守，新糖绝粒，将来轧缺，不知涨至胡底”，结果“买客互相落手蓄存”，导致糖价“日升夜涨”。(56)九月初三，金叔报告说：“旬日来，糖市甚见玲珑。先是报台南北开仗，人民逃散。旋又有禁装夷轮之信，买客闻无轮船赶装，年内无新青可到，互相落手蓄存。糖行积底销出将空，各欲谋扫客货”。(57)十月二十四日，金叔甚至这样说：宁波糖市本来很差，白绵“粒无消出”，青糖“更少问津”，“幸台来信谓，日人横行，民心不安，各业生理不敢重新经营。东渡复回，年内按无新糖可到，人心稍壮，否则不知争卸胡底。”(58)1896年农历一月，金叔在信中说：“月初以来，糖市恃定，惟青糖虽未再加，市仍活泼。盖买者知全台不宁，人民迁游，蔗丛蹧跶，年内看无新青可到来。”(59)由此可见，日本占据台湾之后，宁波市场立场作出了反应。从中也可看出，宁波与台湾之间的经贸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林玉茹介绍说，《尺素频通》其实“是抄稿，而非信件原件，抄写者不但未明白写出收发信人和日期，而且部分信中也隐去人名、商号名及货物名”，“加以其中又有帮他人代写的书信”，(60)因此，这批信稿的原作者、收信者、抄写者、写作时间、写作地点、信件之间相互关系等，都很难确定。林玉茹不仅对抄稿上的文字进行了辨识，而且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并且基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林玉如还对大量的商业专门用语进行了解释，例如“七三银，即‘剑银’，又称剑钱，以银铸成，重九钱”，“随船，指船上所载之货物”，“大北，指福建、台湾往华北的贸易。小北往华中则为小北”，“通，售卖之意”，“成元，指涨跌近一元之谱”等等，(61)从而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不过，如果仔细阅读林玉茹整理的《尺素频通》，也可发现几处讹误，可谓百密一疏。例如书中说：“金竹如是泉州人，最迟于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六年之间，一直在宁波表叔的商行工作”。(62)其实，这里的“一八九四年”，应为“一八八四年”年之误。金叔在1895年的一封信中写道：“巨糙2.8元，无现货，因久禁出口，行不多蓄。近求道宪，经蒙许允，昨禀批出，便可装船。”此处的“巨糙”，即指衢(简写作“巨”)州所产糙米。对于“道宪”，林玉如注曰：“上海道宪，应是一八九五年任上海道台的黄祖络。”(63)其实，此处的“道宪”应指在宁绍道台。金叔在另一封信中提到：“道宪以镇江等处米船少到，防不接，禁不准装运出口。”(64)此处的“道宪”，也是指宁绍道台。考诸史籍，1895年的宁绍道台是江苏仪征人吴引孙，(65)也是晚清著名藏书家。他在扬州所建的测海楼，“是晚清东南地区颇负盛名的藏书楼，时人甚至将其与宁波范氏天一阁、虞山瞿氏铁琴铜剑楼、聊城杨氏海源阁并称‘四大家’”。(66)
《尺素频通》真实而生动地表明，清朝晚期东亚海上贸易网络分布广泛，错综复杂，而要全面、深入地认识这一贸易网络，还需要结合其他区域的各类文献，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更加认真的研究。
①龚缨晏、杨跃赟：《从千年府城到多核争辉——宁波城市发展轨迹》，《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年第4期。
②《光绪鄞县志》卷二，第6页，宁波天一阁博物馆藏。
③故宫博物院：《史料旬刊》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195页。
④章国庆：《天一阁明州碑林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43页。
⑤方豪：《光绪甲午等年仗轮局信稿所见之台湾行郊》，《国立政治大学学报》1971年第24期。
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韩国仁荷大学韩国学研究所：《海洋·港口城市·腹地：19世纪以来的东亚交通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0～68页。
⑦林玉茹：《商业网络与委托贸易制度的形成——十九世纪末鹿港泉郊商人与中国内地的帆船贸易》，《新史学》2007年第2期。
⑧林玉茹：《通讯与贸易——十九世纪末台湾和宁波郊商人的讯息传递》，《台大历史学报》2016年第58期。
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4)(55)(56)(57)(58)(59)(60)(61)(62)(63)(64)林玉茹：《尺素频通：晚清宁波与泉州、台湾之间的贸易文书》，台湾政治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69～270、197、11、13、8、26、22、36、44、51、161、171、173、249、66、45、143、157、131、77、147、37、102、128、122、132、36、88、132、82、132、153、127、45、112、101、132、131、76、96、96、122、137、60、75、69、121、4、34～77、11、138、154页。
(36)《民国鄞县通志·政教志》，辛编“交通”，第11161～11162页。
(52)木村增大郎：《支那の砂糖贸易》，东京糖业研究会1914年版，第301页。
(53)《甬江火警》，《申报》，1904年1月17日，第2版。
(65)清华大学图书馆等：《清代缙绅录集成》，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57册，第327页。
(66)潘建国：《晚清扬州吴引孙测海楼及所藏通俗小说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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