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对日“二十一条”交涉，实际上有外交部和总统府明暗两条管道，总统府交涉管道的关键人物是袁的顾问有贺长雄，负责袁和有贺之间联系的，在国内是袁的心腹幕僚曾彝进，在日本是驻日公使陆宗舆。根据新发现总统府交涉密档及其它相关记述，袁在开议前曾派有贺回国打探元老态度；谈判陷入僵持后，又派有贺回国运动元老给大隈内阁施压。袁在交涉过程中采取拖延、泄密等针锋相对的策略，与他在开议之初便透过手中掌握的有贺致松方正义密函知晓了日方的交涉策略，应有一定关系。为加强与元老联系，袁又接受有贺建议，设立“外友会”，秘邀松方访华，并得到后者响应，但最终未能成行。有贺致总统府电文中所谓“秘密一事”，及驻日公使馆致外部电文中所谓“密约一条”，即指此事而言，而非指袁为实施帝制，与日方另有所谓“密约”以换取后者支持。交涉行将结束时，曾彝进还曾向袁提出过一个不为学界所知的善后密呈。与外交部围绕具体条款同日方讨价还价不同，总统府交涉管道侧重利用日方高层对华政策分歧开展工作，从而对交涉进程和最终结局产生了一定影响。

        研究“二十一条”交涉的关键，在于研究者须认识到，中方的交涉实际上有明暗两条管道，一为外交部，一为总统府，明其一而不明另一，交涉过程就永远讲不清楚。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总统府管道的交涉材料，相关研究大都只能围绕外交部的交涉或其他一些外围问题展开①。因此，“二十一条”交涉的基本情况，可以说至今仍在若明若暗之间。幸运的是，笔者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藏档案中，找到了当年总统府的一些交涉密档，其中透漏了许多不为学界所知的内幕，对搞清总统府管道的交涉活动极具价值，从而可以大大改变我们对“二十一条”交涉的固有认识。这些密档共有20份左右，系上世纪50年代初清华大学历史学系自参与过“二十一条”交涉的袁世凯心腹幕僚曾彝进处购得②，院系调整时转归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因保存散乱，一直不曾开放，故而尚未被研究者发现和利用过③。

一、开议之前：袁派有贺返日打探元老态度

总统府交涉管道的关键人物，是袁世凯的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④。其人被日本学界视为国际公法及外交史研究的泰斗，在日本政界亦有很大影响。特别是他与井上馨、松方正义、山县有朋等元老关系密切，在对华关系问题上都主张以“亲善提携”为前提，扩张日本的利益，与大隈内阁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政策乃至以武力威胁不同⑤。故“二十一条”交涉期间，袁世凯曾利用有贺返日联系各元老，给大隈内阁施压，以为中方应对交涉留下缓冲余地。此点在学术界并非秘密，时任国务院参议兼总统府秘书曾叔度(彝进)所写《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外交总长陆征祥所写《我经手签订“二十一条”痛史》，外交次长曹汝霖所写《一生之回忆》，以及王芸生所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等资料均有所反映。但因记述不够清楚，学界又乏专门研究，一般均以为袁世凯只是在交涉期间曾派有贺返日活动。然而，仔细阅读上述几种资料，不难发现，曾彝进所述主要是双方开议前袁世凯如何安排有贺返日打探消息，而陆征祥、曹汝霖、王芸生所述则是在谈判陷入僵持后有贺再被袁世凯派回日本活动的情况。换言之，有贺实际上曾两次被袁世凯派回日本活动，而这两次返日的目的和具体情形很不相同。

       关于有贺在双方开议前被袁世凯派回日本活动的情形，曾彝进有很详细的记述。先是1915年1月19日，即日本公使提出“二十一条”的次日，袁世凯派曾彝进到有贺住所打探其对日内阁提出“二十一条”是否知情，以及日内阁意图究竟何在。曾彝进受命后，即于当天下午及晚上两次同有贺见面，刺探消息。当天深夜，曾彝进又被袁世凯召入府中，了解其与有贺谈话情况⑥。到了1月20日，袁世凯再令曾彝进去见有贺，说服有贺返日，向松方侯爵等报告大隈重信不顾国际惯例，派公使不经外交部门径直向民国大总统提出“二十一条”无理要求等情，并打探元老们是何态度。对劝说及安排有贺返日情形，曾彝进作了如下记述：

       翌日入府，项城又叫我进见，云：“我想叫你再去同有贺谈话，我请他即日回国一趟。他能不能直接见松方侯爵及山县公爵，把大隈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及他叫日本公使不守国际间通行礼貌，直接向一国元首提出无理要求的情形，告诉元老，并询诸位元老的真意。”云云。我立刻又往晤有贺。有贺始而觉得回国晤元老，颇有难色。我云：“二十一条内容，我实一字不知。但我看大总统似已决心全部驳回，一字不能答应。事已至此，你想，若真决裂，我固不利，兵连祸结，你日本也未必有利。”他心动云：“松方侯爵、山县公爵都请我讲过宪法及国际公法，都是熟人，我可以回国一趟。”遂定翌日即行。我回报项城，项城立开条，命我向收支处领一万元，送有贺作路费，并云：“如他略有嫌少之意，快来告诉我。”现在项城始将“二十一条”内容约略告诉我，命我转告有贺。……我立刻将一万元送去，并将“二十一条”内容大略告知有贺。翌日，项城已密派便衣宪兵二人，护送他到沈阳，我亦奉命至车站送他⑦。

首句“翌日”即1月20日，末句“翌日”指1月21日。由于中日双方正式开议是2月2日，因此，此次有贺受袁世凯委托回国活动是在开议之前，确定无疑。问题是，此事进行极为隐秘，当时并未见诸新闻报道，而且除了曾彝进的记述外，曹汝霖、陆征祥等当事人后来的记述。以及王芸生之书所收外交档案，均毫未提及，是否真有其事?在新发现档案中，我们看到一份曾彝进给袁世凯的简短呈文，给出了答案。呈文写道：

有贺长雄订于明日下午九点钟起程，交通部已饬京奉路局为褂车一辆，宪兵营亦派宪兵二名护送至奉天，似可无庸再送路费。是否有当，伏乞睿裁。曾彝进谨呈。(袁批：“不送亦可。”)⑧

       呈文虽未写具体时间，但内容与曾彝进所述“翌日，项城已密派便衣宪兵二人，护送他到沈阳”完全一致，两者所述实为一事。由此可知，袁世凯在双方开议前确曾派有贺返日活动。呈文中所谓“明日下午九点钟起程”，应即1月21日晚九点起程，而呈文则应写于1月20日曾彝进奉命劝说有贺返日得到有贺同意之后。关于路费，袁世凯让曾彝进到收支处领一万元交给有贺，并说：“如他略有嫌少之意，快来告诉我。”曾彝进在呈文中说“似可无庸再送路费”，即是对袁的回复。袁接到呈文后在上面批了四个字：“不送亦可。”由呈文可以看出，袁办理此事极为郑重、隐秘、迅速，不但令交通部专门安排了一节车厢，并派便衣宪兵二名护送至沈阳，而且将出发时间特别安排在晚上，所给路费亦极充足，其中应当还包含了有贺返日后的活动费用，以及给有贺本人的报酬。

至于此次有贺在日活动及返回中国的情况，曾彝进亦有详细记述：

       有贺既行，项城因等回报，乃设法与日本公使拖延，而盼望回报之心甚切。每见我，必问有贺消息。而去后五六日，竟无消息。后得我国驻日陆使(陆宗舆)电云，有贺于某日起程回华。项城始稍放心。某日，有贺在京家属云，已来电命某日某日到车站接。项城又派我至车站接他。下车见面，我问他消息怎样，他一言不发，约我同他到寓所详谈。到有贺秦老胡同寓所后，他说：“这件事真像已明。我见了松方侯爵，那[哪]里知道，侯爵实不知其内容。如此大事，并未经过御前会议，松方只知道大隈要与中国解决悬案，不知其他。我(有贺)乃将‘二十一条’内容告知松方，并言日本公使直接向驻在国元首提出要求，有失国际间通行礼貌。松方云：‘大隈重信言大而夸，你快回华告诉袁世凯，满洲系我帝国臣民以血肉性命向俄国人手里夺过来的，应当予帝国以发展的机会。至于满洲以外中国领土上的主权及一切，帝国毫无侵犯的意思。大隈的要求。是他大隈重信的要求，帝国臣民不见得都支持他的要求。’”云云。有贺附言：“山县公爵，我因保守秘密，怕招人耳目，故未往见。”云云。我将其回言报项城，项城喜云：“得要领矣，得要领矣。”⑨

       曾彝进没有记述有贺返回中国的具体时间，但在另一份新发现档案中，有贺曾写下“一月三十一日，日置公使至某寓，与某密谈”⑩，“某”为有贺自称，“某寓”指有贺在北京秦老胡同的寓所，“日置公使”即向袁世凯面交“二十一条”要求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可知在2月2日双方正式开议前，有贺已返回中国，计在日本只逗留了一个星期左右。据有贺报告，他返日后只见了松方正义一人，获知松方对大隈内阁提出“二十一条”并不知情。由于在日内阁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前三个多月，即1914年9月，大隈首相曾经与松方、山县、井上等元老约定“以后有关外交重要问题事先与元老协商”(11)，因此，当有贺将“二十一条”的内容告知松方后，松方对大隈的“言大而夸”表达了强烈不满，并让他转告袁世凯：“满洲……应当予帝国以发展的机会，至于满洲以外中国领土上的主权及一切，帝国毫无侵犯的意思。”袁世凯对所获得的信息很满意，但他对有贺所言又不完全相信，于是稍后又派参事金邦平携带有贺介绍信去日本拜见松方。在得到与有贺相同的回复后，袁世凯这才松了口气(12)。袁对曾彝进说“得要领矣，得要领矣”，透漏出他在交涉即将开始前胸中已经有了大体的应对策略。

       除了总统府内部积极应对外，袁世凯还做了另外一方面的准备工作，即召见外交部负责人等，就如何与日方交涉，面授机宜。对此，外交次长曹汝霖曾有如下记述：

       日使辞出后，总统即对我说，日本觉书(指“二十一条”——引者)，留在我这里，容我细阅。余即回部。翌晨即召集外长孙宝琦、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及余四人到府面谕。总统说，日本这次提出的觉书，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故提此觉书，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至觉书第五项，竟以朝鲜视我国，万万不可与他商议。又说，容我细阅后再交部。各人唯唯，听命而散。……越日召我入府，他说我已逐条细阅批示，你与子兴(指接替孙宝琦任外长的陆征祥——引者)即照此商议。觉书分五项……总统逐条用朱笔批示，极其详细，现只能记其大意，并嘱开议时，应逐项逐条商议，不可笼统并商(13)。

        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也表示：“外国公使直接向元首交涉，实开外交恶例，且事属存亡关系，请外交当局注意应付。”(14)

       结合曾彝进、曹汝霖所述，以及新发现档案，现在我们知道，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在接下来的三天中，袁世凯紧锣密鼓采取了如下一系列应对步骤：先是在19日早晨，袁召集外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等开会，要求他们高度重视日本提出的条款，并特别指出第五号，即日本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请日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顾问等等，对中国主权损害太大，绝对不可商议。当天下午及晚上，袁又命秘书曾彝进两次往访有贺，打探消息，并于当天深夜召见曾彝进，了解其与有贺面谈情况。到了20日，袁一方面再召曹汝霖入府，将其对“二十一条”的批示意见交与曹，并指示具体交涉办法，另一方面又让曾彝进请有贺回国面见元老，打探他们对日内阁提出“二十一条”的态度。在得到有贺同意后，袁专门调拨了一节车厢，又派便衣宪兵两名，于21日晚将有贺秘密护送至沈阳，然后经朝鲜回国。这一切可以说部署甚为谨慎、周密，对日交涉准备工作通过外交部和总统府明暗两条管道同时、迅速启动。

二、谈判受阻：再派有贺返日运动元老对大隈内阁施压

        有贺长雄返回中国后，很快，中日双方就于2月2日正式开始谈判。在接下来的三个多星期中，双方外交部门除了就南满、东蒙、山东及沿海各条进行反复交涉外，日方还多次提出就损害中国主权最甚的第五号进行商谈，但中方坚持不议，谈判因此陷入僵持。为了打破僵局，袁世凯决定再派有贺赴日活动。2月24日，有贺离京，再次乘京奉铁路火车，经朝鲜回国(15)。3月5日，驻日公使陆宗舆给外交部发来电报，报告“有贺昨日接洽后，即赴乡谒井上(馨)、松方(正义)、山县(有朋)，今日特托伯平(金邦平字)远访有贺”(16)。可知有贺返日后，先与陆宗舆接洽，接着便去谒见各元老，进行活动。紧接着，陆宗舆又托金邦平回访有贺，了解相关情况。金邦平也是总统府派出的秘密交涉人员，应与有贺同时或早几日到日本，只不过他的主要职责似乎是与日本内阁方面进行沟通。《北京日报》曾转引2月25日日本《民报》的报道说：“中国总统府顾问金君邦平现抵东京，由有贺博士为介绍与日本大隈首相、加藤外相等秘密接洽。闻金君此行系奉大总统密命，且与中日交涉颇有关系云。”(17)关于有贺此次赴日，日人在华所办《顺天时报》曾有报道，说“有贺回国仍旧担任帝国大学及早稻田大学教习，中政府遇有要务即行来京”(18)。似乎有贺已与袁世凯方面暂时脱离了关系。《北京日报》也报道说：

       有贺长雄日前归国，与大总统告别，临行赠言谓：有贺今去，愿有三事为大总统告：一行政司法不宜相混，二立法院宜速行组织，三国民会议亦务宜成立云云。外间议论佥谓有贺氏自至中国后，仅此三语为最有价值耳。并闻有贺今年之契约虽满，此去一时未必再来，但与中国关系未断，大总统有事相招时，彼即来京云(19)。

       可见，不论是在中国的日本新闻人员，还是中国新闻界，完全不知有贺此行负有特殊使命，所谓“临行赠言”，所谓“契约虽满”云云，不过是总统府惑人耳目的幌子而已。

       此次袁世凯再派有贺赴日活动，据曹汝霖讲，是出自他的建议：

       余以会议僵持已久，终须设法打开，遂向总统建议，请秘遣公府顾问有贺长雄博士，回国向日本元老疏通。总统问，此着有效否?余答有贺博士在日本，不但学者地位很高，他在明治初年设元老院时，他是元老的干事，与陆奥宗光同事，故于元老方面，颇有渊源。日本政府对于元老很为尊重，元老都是持重有远见之人，若告以第五项条件不但于两国不利，且易引起人民仇日之心。我曾与有贺谈过此次交涉情形，他亦很以为然。请总统召见有贺，假以词色，恳切相托，他必肯效力。总统遂特召有贺进府，告以此次日本提出的觉书，由外交部总次长尽最大之努力，以副日本之愿望。今日置公使又要求商议日本希望条件之第五项，实在令我为难。请回国向元老详细说明，请其谅解，顾全两国之友谊。君必能谅解我意.及政府为难情形，务请善为说辞。有贺果然自告奋勇，愿回国尽力向元老报告，力说利害(20)。

       照曹汝霖所述，则袁世凯对于有贺在双方交涉中可以发挥的作用似乎并不清楚，是他提出建议后，袁世凯才决定“特召”有贺进府，请其返日到元老处疏通。这显然与事实不符。事实是，早在两年前，即1913年2月，有贺就被袁世凯聘为法律顾问，袁对有贺在日本政界、学界的影响非常清楚，且如前所述，在日方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袁世凯首先想到的便是要秘书曾彝进找有贺了解情况，并且在双方开议前已经派有贺返日在元老处活动过一次，对于有贺可扮演的角色是很清楚的。因此，曹汝霖所述很明显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21)。

       至于有贺本人，从1月底结束初次返日活动回到中国后，一直对双方交涉高度关注，并已在一定程度上介入到了其中。在新发现档案中，笔者看到一份有贺于2月3日，也就是双方开议次日写给松方正义的长约1500字的密函，详细报告了他同双方外交官员接触后所掌握的信息，以及他本人对于“二十一条”交涉的看法。其中有如下几点极为重要：

       一、有贺告诉松方：大隈重信并不想让元老们知晓内阁向中方提出“二十一条”的具体内容，因此命令驻华公使日置益特别在1月27日“召北京各日本报馆特派员至公使馆，谕以勿得将此次日本向中国提出各条件流布内地(指日本内地——引者)”，以免“此事入元老诸公之耳”，从而可以在排除元老“妨碍”的情况下，“急以激烈手段，一气呵成，使中国政府承诺日本之要求。”(22)

       二、有贺告诉松方：日置益公使亲口对他讲，“日本政府欲于三月廿五日举行总选举(23)之先，将此事议决，因督促日置公使每日开议，欲迫中国政府将廿一款囫囵承诺。若中国政府将要求各款故意漏泄，藉此激励舆论，或煽动商民排斥日货，或依赖其他强国以牵制日本，日本政府当即藉此以为口实，缩短回答期限。若中国政府不于期限内回答，则决计以兵力威吓。”

       三、有贺告诉松方：通过和中国外交次长曹汝霖的密谈，得知中国方面的态度是，“此次日本要求各款，其重要部分亦为中国政府所料及，不难承诺。惟其中有害及中国独立权、违反现行条约及破坏各国在中国之机会均一者，则属万难承诺。”因为一旦承诺，对内则“必至全国舆论沸腾，群咎大总统对于国民不负责任，革命党必藉此以为口实，希图再举”；对外则“其他各外国于欧战结局之后，必纷纷援例为同样之要求，彼时中国政府将无法拒绝。”

       四、有贺告诉松方：内阁不该只是口头讲“亲善提携”，而不把“彼此提携之大义”写入“二十一条”文本；不该只是由“普通公使出面谈判”，而不是“特派大臣”。他最担心的是，“现内阁急于成功，藉些微口实，遽发哀的美敦书，俟限期既满，即以兵力从事”，如此则将导致中日关系破裂，“日本在中国之势力恐将坠地”。因此，“元老诸公”应防止出现这种情况，最好能“特派公使以上有威望之人物来中国，先协定中日提携之大主义”，作为商谈大原则(24)。

       此密函经曾彝进翻译后呈给了袁世凯，故函首有“有贺长雄致松方侯爵密函一件谨译呈睿鉴”字样。密函的重要性之一，在于它使袁世凯从交涉一开始就对日本政坛动向和日方的交涉策略，有了清楚的了解，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措施。袁世凯在日方威逼下起初并无意泄露“二十一条”内容，后来之所以指示外交部人员将谈判过程尽量拖长，并设法将“二十一条”内容披露给欧美国家(25)，当与他看到此函有关，至少可以说此函坚定了袁针对日方所惧及其交涉策略采取针锋相对应对措施的决心。重要性之二，在于它使袁世凯对有贺的交涉主张和他可以扮演的角色，有了更为清楚的了解，因此，当谈判陷入僵持后，袁世凯决定再派有贺返日在元老前活动。至于总统府何以能够看到这份密函，目前尚无法给出确定解释，但不能排除密函是有贺应袁世凯要求而写，发出密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总统府和日本元老之间互通消息，以防局面破裂。有贺实际上充当着传递信息的中间人的角色。所谓“密函”，主要是针对日本内阁而言，对于总统府和日本元老两方，函中内容并不保密。

        有贺第二次赴日活动情况，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中多有记载。他“素抱一种意见，谓对于有三千年历史与四亿民众之中国而临之以高压手段，决非永久之良策”。因此，他奉袁命再赴日本后，“首谒井上，直率述其意见。井上以为然，嘱其再为山县一述，并令都筑男爵为代表，与有贺同访山县。山县细聆有贺之言，又嘱其转告松方。有贺对松方说明后，松方亦照例请其再告大山宫内大臣。”(26)其中，“松方正义侯最关心中国情形”，对于日内阁坚持开议第五号内容，并不惜以武力威胁中国，深不以为然。日外相加藤高明曾扬言，如果“交涉决裂”，“不出三个月，中国可完全征服”。松方则笑言：“莫要把中国看得太轻，若用武力，恐三年未必成功，遑说三月，应速自行善处。”(27)元老的介入，使交涉进程发生一些变化，“日本内阁之凶焰，似已稍戢。”(28)有贺不时向总统府报告其与各元老接触所获得的信息，并就交涉策略提出建议。如4月6日通过陆宗舆电告曾彝进说：“谈判大局既定，民国宜以内政有种种困难为理由，要求结了，其关满蒙问题极力让步，并声明第五号毫无让步之余地。结了之期，四月初十日以前为宜。日本若欲加以强制手段，诸元老必制止之。”(29)总统府亦不时与有贺沟通进行办法。如4月9日曾彝进通过陆宗舆复电有贺，告以“谈判力图速进”，“中国政府切望速行解决，只须日政府训示日置使稍示让步，速予同意，便可了结，俾亲善方针得早进行。两国亲交重在永久之感情，不在目前之快意，谅各元老与有同情也。”其实就是希望有贺请各元老继续向日内阁施压。对于日本计划增兵奉天、山东，亦希望“各元老维持大局，特加注意为要”(30)。总的来讲，有贺在总统府与日方高层交涉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由于有贺的积极活动，松方等元老介入交涉，延缓了日内阁即刻增兵的步伐，并在御前会议中向大隈施压，最终使得日内阁在损害中国主权最甚的第五号交涉问题上退让(31)。在此过程中，有贺曾于4月21日将日内阁与元老之间达成的协议密告驻日公使陆宗舆，其中所述日方密定让步内容与日方随后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最后通牒所开大致吻合，陆宗舆及时将此信息电告了外部(32)。有贺又请陆宗舆转达总统府：“日内阁一变态度，减轻要求，虽有他因，而却以元老监制，不能行再后手段之故。深望中国亦一变态度，顾全元老面子。将来必要时，尚可以元老意向牵制内阁。”(33)总统府方面接受了有贺的建议，于是，交涉进程加快，不久宣告结束。从上述交涉情况来看，有贺赴日后，总统府与有贺的联系是通过陆宗舆，有贺与总统府的联系也是通过陆宗舆，而陆宗舆又与外交部保持者紧密联系，因此，驻日公使陆宗舆实际承担了沟通两管道之责。

       需要注意的是，有贺在元老中间穿梭活动，引起了日本内阁方面的高度警觉。根据驻日公使陆宗舆发回的电报，在双方谈判最后阶段，“有贺被政府派警护卫，拘束行动”，“只能中间传信，不便自由活动”(34)，处境堪忧。袁世凯对于有贺的奔走之效非常满意，曾于4月25日通过曾彝进致电有贺，表示有贺“为中日亲善，惨淡经营，备受劳苦，感佩交深”(35)。不仅如此，新发现档案中收藏的一封信件表明，谈判结束后，曾彝进又代表总统府致函有贺，高度称赞了有贺的奔走调停之功，表达了总统对有贺的慰问、感谢之意，并请有贺转达总统对元老们的感谢之意。函云：

       有贺先生足下：前接惠书，当即译呈大总统钧阅。此次交涉，我大总统极欲敦睦中日邦交，保全东亚和平，其最真挚之情谊，直接见知于足下，间接见喻于贵国元老，徒以未能见谅于贵国内阁，以致生出种种误会，构成现今状况，良可叹息。在足下确知大总统亲日之真意，又灼见夫中日两国同处一洲，允宜交好，以享两利之福，不应交恶，以成两败之局，奔走调停，非为彼此一时计，实为两国百年计。使贵国内阁深明此义，最初即舍胁迫手段，而用真挚协商，何尝不可达此次最后通牒要求之目的。独惜此意惟足下与贵国元老远见及之，而贵国内阁未见及也。我大总统笃念邦交，力保和平，对于贵国最后通牒，业已完全答复，两国情谊当能渐次融洽。惟闻贵国内阁误疑足下，致使足下衷曲莫白，转涉嫌疑，我大总统深抱不安，嘱为转达，愿足下自今以后，善自智全，勿以敝国前途致累达士，是所至望。贵国元老阁下对于此次中日交涉力主和平，我大总统尤为感谢。如足下将我大总统感谢元老之意代为传达，于足下并无不便。即祈代为传达，至盼(36)。

       函中“惟闻贵国内阁误疑足下，致使足下衷曲莫白，转涉嫌疑”一句，透露了有贺当时的艰难处境。此种处境直到交涉结束后依然没有改变，其人身安全甚至受到威胁，不得不躲藏起来。5月25日，陆宗舆曾向曾彝进报告有贺的情况说：“渠现住兴津，在井上老人庇护之下，一时未必能来东京，且于使馆踪迹尤不便接近也。”(37)同日，《北京日报》刊登了一个名叫丁求真的人的来函，说“近来日本报章，每诋毁有贺长雄博士，评为卖国奴者，实日人之苦肉计也。自中日交涉发生以来，有贺氏所主笔之《外交时报》，满纸无非为日本辩护画策者。今欲使我国不疑有贺氏，并欲使我信赖其顾问，以为后日解决两国问题之地，我国宜注意焉。”(38)可知，中国舆论界因为对有贺在交涉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完全不清楚，故而对日本舆论界视有贺为“卖国奴”产生怀疑，认为这是日人所使“苦肉计”，背后有不可告人之目的。其实，日本舆论界及政界一些主张对华强硬的人，恰是因为知道有贺在帮助中方对日交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才攻击其为“卖国奴”、“国贼”、“袁仆”、“袁探”等等，致使有贺一时陷于“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中(39)。当然，不论有贺在中日交涉过程中发挥过何种作用，本质上他依然是为日本利益服务的，就此而论，《北京日报》来函的提醒并没有错。有贺对此也不讳言，交涉结束后，有贺于5月底启程返回中国(40)，《大阪每日新闻》报道他行前曾对日人有过如下一段表白：

        余此次赴中国就顾问之职，因编纂民国宪法尚有未了之事故也。此行将事办完约须半阅月，即当辞职返国也。溯自中日交涉发生以来，我日本人中有视余为袁总统所使之奸细，大加诋讥，且有骂我为“卖国奴”三字，此实大谬也。余亦日本人，具有国民性之大和魂，故自有爱国之心，较诸他人有过无不及焉。虽受聘于中国而居客卿之位，决不能忘却固有之爱国心云云(41)。

        大约一个月后，有贺又由天津搭船返回日本，船抵下关后，他对日人言：“此次中日交涉，几几乎决裂，而使两国遂和平缔约，而不开战端者，实余周旋之力为多云云。”(42)又言：

余已辞去宪法顾问之职。中日之不致开战，余颇尽力其中。余固不能列席国务会议，然遍访元老及大隈总理，坚言二国不能启釁，幸而二国能察时势之必要，和平解决也。日人中有指余为袁探者，殊为愤懑。今既已辞去中国政府顾问之职，将不再往中国，助理员中江君下月亦将归国。闻美国古德诺博士已于六月十九日离美前赴中国矣(43)。

       有贺一方面在日人面前表功，另一方面又为自己帮助袁世凯方面进行交涉辩解，从中亦可见其在交涉过程中发挥作用之一斑。

       从5月底重返中国，到6月底再赴日本，一月之间，有贺来去匆匆，难道真如他所说，重返中国是因为“编纂民国宪法尚有未了之事”，而回到日本是因他“已辞去中国政府顾问之职，将不再往中国”，其职将由古德诺接任么?其实，这一切依旧不过是为了惑人耳目而已。在他行色匆匆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迄今尚不为人知的另一个重大秘密，即袁世凯秘邀元老松方正义访华之事。

三、秘密约定：设立“外友会”与邀请松方正义访华

       袁世凯请有贺长雄返日运动元老疏通中日交涉，对有贺本人，总统府是很好交待的，只要给予相当报酬即可；但在元老方面，袁世凯深知，如不能给予他们有足够吸引力的好处，或答应他们的某些要求，有贺的游说工作将不易取得成效。因此，通过有贺向元老们发出某种秘密信号，以促使其介入“二十一条”交涉，迫使日内阁在最为苛刻第五号交涉上退让，并不出人意外。1915年4月6日，有贺曾给曾彝进发出如下一份电报：

     松方今晨约长雄面谈，言加藤曾对山县、松方有报告谈判经过之约，迄今未来。大隈昨访山县，关于谈判事，只言当由加藤面述。松方意欲履行秘密一事，而以谈判未结，有所不便，极盼适当机会发生。数月来元老散在京外避寒，故威力不行。四月十一、十三两日，为照宪皇后周年，山、松现皆归京，井上亦将至，三元老同时聚集东京。为结了谈判起见，并使松方向各元老发表秘密一事，均系不可错过之机会。否则临时议会召集，政界动摇，转多不便。……有贺长雄。初六(44)。

      正是这份电报中两次出现的所谓“秘密一事”，让我们知道，袁世凯和日本元老之间，确有不为外界所知的“秘密”。《世载堂杂忆》的著者刘成禺据此得出了“有贺运动元老，系有条件，是何秘密，尚未暴露”的判断(45)。《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编撰者王芸生也讲了几乎相同的话：“有贺之运动元老，系有条件的，惟究竟系何秘密，尚不可知。”(46)由电报中的“松方意欲履行秘密一事”一句可知，袁世凯的秘密计划打动了松方，只不过“以谈判未结，有所不便”，但松方仍“极盼适当机会发生”。另外，松方也需要将“秘密一事”向其他元老通报。5月14日，交涉已经结束数日，陆宗舆电告外交部：“今晚宴会，晤加藤便谈。渠盼于二十日前签约，以便报告议会。至密约一条中之三办法，由我择一均可云。”(47)据此，刘成禺进一步判断：“另有密约存在，更可无疑。”(48)而王芸生也附和：“据此一电，则另有密约之存在，更为可能矣。”(49)惟“密约”为何，王、刘解释完全不同。王对“密约”的解释是：“相信民四条约及换文之外尚有一密约。此密约之内容，虽不可知，然可推断系有贺长雄赴日运动元老派之夹带品。”(50)而刘则引用唐绍仪的话说：“加藤外务大臣所云‘密约一条中之三办法’，乃密约，非密件。‘约’者，两方签字认可之约也。闻密件条文为：(一)大总统称帝，专由日本赞成支持；(二)大总统变更国体，先由日本密商赞成；(三)如大总统信任日本以外之国家支持帝制，日本可取其他已允撤销之途径。”(51)如此一来，所谓“密约”就被解释成了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的约定，交换条件是袁世凯承诺“后日再议”未能达成协议的第五号各条(52)。

       然而，不论王芸生，还是刘成禺(或唐绍仪)，对“密约”二字的理解都太过机械，只就字面理解，却忽略了其语境。其实，5月14日电文中所谓“密约”，不过是一种简约表述，可以理解为“秘密约定之某事”，具体而言，就是指4月6日电文中提及的“秘密一事”，两份电文的关联十分明显，无须论证。且既言及“办法”，则必系针对“某事”而言，与“秘密一事”正相呼应。既言“松方意欲履行秘密一事”、松方仍“极盼适当机会发生”，则与袁世凯欲施行帝制无关。而刘成禺引唐绍仪所言，则与电文不相符合。电文明明说“密约一条”，唐绍仪却列出了三条；明明说“密约一条中之三办法”，可唐绍仪所列三条并不像办理“某事”之“办法”。唐氏完全为“二十一条”交涉局外之人，其所言不是凭空杜撰，便是捕风捉影，抑或张冠李戴。当然，也不能排除系由刘氏编造，假借唐氏之口说出而已。

那么，“秘密一事”，究竟为何事?很幸运，在新发现档案中，有一封有贺写给总统府的密函，可以让我们彻底揭开这一谜团。函中写道：

       长雄昨晚自盐原归东京，拟十七日或十八日起程赴北京，俟确定后即请贵国公使馆电闻。大隈日间居然留任，出人意外。其所以留任之原因甚复杂，新闻纸所记多属推测之词，决非真相。刘君崇杰十一日赴盐原。由北京寄来之件(按即报酬费之一部分)，谨收到。十一日刘君惠临时，正值松方侯爵来函，约十二日下午前往那须别庄一谭。至期，长雄前往密谈约一小时之久。前此计画之件(按即松方来京事)，现在时期甚佳，拟即实行。惟须先与其他元老一商。长雄奉侯爵命，本日午后赴兴津，明晨与井上侯爵面谈一切。外务大臣已决定现驻法大使石井氏，约十月可回国，于未回国之先，由大隈总理兼任。石井与长雄交谊颇厚，必以长雄就聘中国为然。明日晤井上侯爵后，行期或须改定，亦未可知。但长雄自身实切望早日到京，与古德诺面谈一切(54)。

       由笔迹看，此函系曾彝进翻译，然后呈给袁世凯。函中提到大隈总理暂兼外务大臣一事是在1915年8月中旬，此函即写于当时。由来函内容本身并不能看出袁世凯的秘密计划为何，不过，曾彝进在翻译来函的时候，在两个关键地方加了按语：一是在“由北京寄来之件”后写了“按即报酬费之一部分”九字，二是在“前此计画之件”后写了“按即松方来京事”七字。由此可知，为了表示感谢，袁世凯政府给了有贺一定的“报酬费”，而对于元老，则不仅给予报酬，直到交涉结束三个月后，还一直在谋划松方正义来华访问之事，而这就是袁世凯秘密计划的核心内容。“前此计画之件”，即指密邀松方访华一事。由函可知，松方对来华访问态度积极，已准备付诸行动，为此曾与有贺“密谈约一小时之久”，并请有贺与另一元老井上馨沟通此事。“现在时期甚佳，拟即实行”一句，恰好与4月6日有贺函中“松方意欲履行秘密一事，而以谈判未结，有所不便，极盼适当机会发生”相呼应。

       此函亦可证实，有贺长雄5月底返回中国前，及6月底回到日本后，对外界所发表的谈话，确为惑人耳目。他在中日两国间匆匆往来，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袁世凯方面落实交涉期间双方约定的松方正义秘密访华之事。由函还可看出，有贺长雄并不如他对外宣称的那样，“已辞去中国政府顾问之职，将不再往中国”，而是一直在为袁世凯服务，并对再次前往中国充满期待。至于他“切望早日到京，与古德诺面谈一切”，详情不得而知。不过，随着7月初宪法起草委员会重新组织(55)，以及8月中旬“筹安会”出现，复辟帝制开始从法理上进行研究(56)，而复辟帝制与宪法草拟又有密切关系，因此有贺“切望早日到京，与古德诺面谈一切”，应与宪法草拟事有关。

       袁世凯之所以与日本元老暗中谋划松方访华事宜，与有贺向袁提出设立“外友会”以加强与日本元老交往的建议有关。新发现档案中，有一份曾彝进给袁世凯的呈文，具体转述了有贺的想法：

      有贺长雄称：现在中日两国中下等人交际频繁，而两国上流人士交际甚鲜，故彼此意见恒多误会。日本上流人士极希望与中国上流人士结风雅交，而苦无交际机关。据其所知，如日本枢密院顾问官，均系老政治家，或博学鸿儒，素仰中国文化，极表同情于中国，若能招致此辈，更番来游，情意渐通，猜疑尽释，日本对中国之外交方针或可一变。兹拟设一外友会，专司此事，谨拟具外友会规则，恭呈钧阋等语。谨译呈睿鉴。……再，该博士意。拟请云台公子为中国会长，松方侯爵为日本会长，合并陈明(56)。

       呈文后附有有贺所拟“外友会规则”六条，具体为：

      第一条，本会为使中日两国绅士彼此往来，为风雅之交，“互观国情”，疏通意志而设。第二条，本会于此国会员游历彼国时，为筹便于旅行之法，并于其驻在彼国时尽力欢待。第三条，此国会员游历彼国曾受欢待者，于彼国会员游历此国时，应竭力欢待。彼国会员其分任欢待之法，由此国会长指定之。第四条，本会以曾游历日本之某君某某为中国外友会会长，以某某君某某为日本外友会会长。第五条，欲为本会会员者，须先达其意于本国会长，俟本国会长向彼国会长推荐，经同意时始能作为本会会员。第六条，会长各就本国人中指定一人为干事，即于干事宅中执行会务，不另置事务所(57)。

      规则后又附有“会员标准”说明，并注明为“密件”：

     会员员数不必求多，民国一方面自参政院参政及特任官或硕学鸿儒中，日本一方面自枢密顾问官及贵族院议员、帝国大学总长、教授中，精选于中日两国国交有益之人物，其员数合两国约在五六十名以内足矣(58)。

       由呈文可知，计划中的所谓“外友会”，实际上是以袁世凯方面和日本元老方面少数政客为主、以建立所谓“风雅”之交为幌子而组成的一个并无公开办公处所的秘密“交际机关”。袁世凯看到呈文后，在三处作了亲笔批示：第一处在呈文首页右侧，批了“极赞成，可照办”六个字；第二处在同页右上侧，批了“送克定一阅”五个字；第三处在呈文第三页“云台公子为中国会长”一句旁，批了“可为”两个字。“云台公子”即袁世凯长子袁克定，是一个颇有政治野心的人。由于建立“风雅”之交只是幌子，故有贺提议以袁克定为“外友会”中国方面会长，而不是以更加擅长文事的袁世凯次子袁克文为会长，其中的含义不言自明。袁世凯批示将呈文“送克定一阅”，实际上就是要袁克定去经办此事。由批语来看，袁世凯对有贺提出设立“外友会”态度很积极，原因是“二十一条”交涉正在进行之中，而他正有求于日本元老。他邀请松方访华，应当就是以“外友会”的名义，不仅因为松方是日本方面会长，更因为他从有贺的报告中得知，松方与大隈政见分歧颇大，对大隈内阁未经御前会议便向中方提出“二十一条”很不满意，对介入交涉向大隈内阁施加压力态度积极。

        邀请松方访华秘密计划的发现，也证实了曾彝进《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中所述相关事件并非空穴来风。曾文写道：

       日本既以为亲善之说来，项城亦以伪亲善之说应。知日本大权，不在内阁，不在天皇，而在元老，又遣有贺回国向松方致意，并请松方来北京一晤。松方允来北京，乃为之备行馆，以东厂胡同大住宅(良姓所有，政府租作陆军俱乐部，后为黎副总统所有)，为其行馆，房屋粉饰一新，并为其备日本式澡堂及日本Tatami式住房一间(松方所要求)。乃松方竟以他事婉辞不来，其原因何在，吾不得而知之矣(59)。

       所谓“日本既以为亲善之说来”，即指有贺提出设立“外友会”一事。由有贺所云“日本上流人士极希望与中国上流人士结风雅交”一句来看，其背后很可能还隐藏着另外一个秘密，即有贺提出此建议实际上是在其第一次返日(1915年1月下旬)时得到了松方的暗示或授意，目的是为袁世凯提出邀请松方等元老访华做铺垫。在交涉后期袁世凯通过曾彝进发给有贺的电报中，曾有“元老以亲善主义，实获我心”(60)等话，说明上述可能性是很大的。袁世凯“以伪亲善之说应”，则说明其同意设立“外友会”并邀请松方访华，不过是顺水推舟，显示“亲善”是假，利用松方向日内阁施压，以达到减轻己方交涉压力的目的才是真。而曾彝进所云“又遣有贺回国向松方致意”一句，则说明袁世凯向松方发出邀请，是在第二次遣有贺返日活动时，有贺提出设立“外友会”的建议则应在此之前。

       根据“外友会规则”第三条的规定，“彼国会员其分任欢待之法，由此国会长指定之”，也就是说，松方访华时，袁世凯方面如何接待，由松方本人提出要求。曾彝进文中所记松方要求袁世凯方面准备“日本式澡堂及日本Tatami式住房一间”，就反映了这一点。不过，这些显然只是细枝末节的要求，自以为在“二十一条”交涉中帮了袁世凯忙的松方，很可能希望借访华之机，获取一些好处；而袁世凯为了促使松方等给大隈内阁施压，也很可能在向松方发出访华邀请时，便已暗示将给予元老若干好处，这才使得松方等对于向大隈内阁施压态度积极，并对来华访问充满期待，直至交涉结束后数月仍在通过有贺秘密沟通此事。除了个人想获取好处外，松方希望访华的主要目的，恐怕还是为了谋求缓和中日关系。在交涉结束一个多月后举行的元老会议上，针对中国出现抵制日货之事，松方曾“深怪大隈内阁之外交失于武断，致伤中国朝野之感情”，提议“以融和中国之感情为第一要着”，“力主调换驻华日置公使，另派专使来华接洽。”(61)同时，松方很可能还想借访华之机，解决一些交涉遗留问题，特别是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问题。在1915年9月陆宗舆给外交部的电报中，就曾提到“松方前欲来华，本属意于汉冶萍事”(62)。汉冶萍问题，日方在“二十一条”第三号中曾提出过，具体内容是要求公司将来由中日合办，公司附近矿山不准该公司以外人开采，但由于中方反对，交涉未能达成明确协议(63)。松方主张“以后另行协议”(64)。汉冶萍公司是中国最主要的钢煤联合企业，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事关日本经济势力向中国腹地的渗透，长期主导日本财政的松方对此尤为关心，故借访华之机重议这一重大问题，应是其目的之一。

       松方访华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原因甚多，也甚复杂。在北大历史学系所藏陆宗舆给曾彝进的一封信中，有“我处大段落已结，此次渠虽临时脱议(指有贺被日本政府控制，失去自由——引者)，但要旨均已达到，各老亦招非议，以势力大无虞耳”(65)等话，透漏出松方等因介入“二十一条”交涉，向大隈内阁施压，在日本国内颇受非议。这或许是松方等放弃访华的原因之一。另外，交涉结束后不久，中日两国国内局势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使得元老们失去了访华良机。日本方面，大隈内阁因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企图独霸中国，遭到英、美、俄等国强烈反对，并引发中国的抵制日货等反日运动，各元老也批评大隈内阁对华政策太过武断，大隈内阁因此发生动摇，提出总辞职，致使元老们也陷入国内政治纷争当中(66)。中国方面，除了多地爆发的抵制日货运动，使得松方等对访华不能不有所顾虑外，以1915年8月“筹安会”建立为标志，袁世凯开始为复辟帝制造势，松方等元老若于此氛围中来华访问，难免会被外界认为是在公开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而日本政府事实上对于中国准备改变国体，此时并无统一主张(67)，为了避免误会，同时也为了避免在日本政坛引起纷争，松方等只能放弃来华访问。

至于有贺长雄，6月底重返日本后，处境依然不佳。故7月14日(阴历六月初三日)，陆宗舆写信给曾彝进，提出建议：“有君可劝令少见日人，以防危险，或暂令住安全之地何如?”(68)很可能曾彝进在复电或复函中提出不如请有贺尽快返回中国，故8月上旬陆宗舆又打电报给曾彝进说：“日内阁改组，大隈将兼外务，渠与有贺意见极深，鄙意似以有贺缓到中国为佳，尊见何如?”(69)不过，有贺最终还是决定尽快重返中国。8月23日，有贺经由朝鲜，乘京奉列车回到北京，“仍旧供职公府，应询宪法问题。”(70)他并没有如他6月初刚回日本时所宣称的那样，“已辞去中国政府顾问之职，将不再往中国”。

四、交涉之后：曾彝进的善后密呈

        经过二十余轮的艰苦谈判，1915年5月9日，中方就“二十一条”部分条款答复日方，随后双方于5月25日签字换文。然而，袁世凯对已达成的条款并不打算真正执行。曾彝进《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有多处记述了袁世凯的这一想法。还在交涉正式开始前，袁世凯就表示：“满洲以外的要求，当然半个字也不能答应他。就是满洲，俄国所抢去的，他日本都拿去了，他还要想发展，你发展了，我却瘪了。”(71)交涉结束后，总统府一位苏州籍的老秘书对袁世凯不准备履行所签条约大不以为然，说什么“既签定条约，即应忠实履行，明知不行，而虚与委蛇，表面允其所要求，暗中却加以破坏，必为祸根。本应推诚布公，向彼明言不能应允之故，如彼不听，纵以兵戎相见，彼曲我直，胜败之数，尚不可知，而我理直气壮，虽败犹荣。我意本应坚持不允，今既允矣，成事不说，壮士断腕，听客所为，白山黑水，暂同弃地。痛定思痛，在关内励精图治，待机而动，收复故土，似亦一策”云云。袁世凯听后斥为书生之见，并说：“推诚布公果能成事，世界早太平了。”(72)

        袁世凯既有这样的想法，遂有曾彝进为之起草补救条陈之事。《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记道：

       我草一条陈，内容大致言，已答应了的各条，宜速筹补救之法：(1)破坏杂居，宜订一外侨内地杂居条例；(2)破坏租地、购地，宜订一外侨永租地权条例；(3)破坏警察顾问，宜订聘雇外人条例。于条例中寓限制之意，即能暗中破坏条约。似此之类，尚有若干条。条陈上后，项城告我云：“你的条陈意在破坏，但你系法家，只知法律，单靠法律，破坏不了条约。我已筹画好了：(1)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2)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即遇危险。至于(3)警察顾问用日本人，用虽用他，月间给他几个钱便了，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我看用行政手段，可以破坏条约，用法律破坏不了。又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云云(73)。

曾彝进所草补救条陈原文，目前尚未发现，但主要内容已如上述。曾彝进出身日本西京法科大学，故考虑问题习惯于从法律角度出发，看似专业，却难免书生之见。而袁世凯作为大总统，作为一名在官场历练数十年的老手，则更精于如何运用行政手腕达到目的，故他对曾彝进的条陈并不满意，表示自有主张。这段记述可以说很准确地反映了二人的不同角色与性格，且曾彝进并不隐讳其条陈没有受到赏识的事实，没有自夸条陈如何如何得到袁世凯的称赞，因此其记述的真实性应是较高的。

虽然曾彝进的补救条陈无法看到，但在新发现档案中，我们却看到了一份曾彝进手书的《中日交涉善后议》密呈。这份密呈共计45页，全文约4000字左右，装订成一小册，封面除标题外，又有“曾彝进谨呈”五字，文末落款也是这五字。呈文首先指出，“二十一条”交涉结束后，“我国有可惧者二，可喜者三”。所谓可惧者二，一是奉、吉两省既然允许日本人购买土地、自由居住，则终将为日本吞并。日人得陇望蜀，“青岛既已为第二旅顺，山东亦必为第二奉天”。如此一来，“京师根本重地，左右两臂俱为强敌所持”。二是欧战结束后，不论那方获胜，“俱不能忘情于远东，万一列强纷纷援例，各尝一臠，瓜分之祸，即在目前”。所谓可喜者三，一是此次交涉“各国多不直日人”，此后交涉，“列强必昵我忌日”。二是经过此次交涉，人民爱国之心渐已鼓动，如“乘此义愤，启发国民，众志成城，当有实效”。三是因大总统办理此次交涉“悉协机宜”，“顽民”将“翻然来归”，这样就可“举国一致，协力对外”。接着，曾彝进就“可惧者”与“可喜者”，分别提出“未雨绸缪之谋”与“亡羊补牢之计”，从外交、财政、军制、内政四方面，分别阐述其建议，要点如下：

       一、外交。外交似宜表面取亲日主义，而实际亲英、亲美，并设法离间日、俄邦交也。……一、财政。财政似宜切实鼓吹人民纳税。并实行各项累进税法也。……一、军制。军政似宜从陆军退伍、整顿兵工厂、鼓吹尚武精神、筹备军事铁道等事办起也。……           一、内政。内政似宜督责官民，舍旧谋新，力图进行也(74)。

      每个方面都有具体阐释，尤以内政最为详细：用人方面，主张“对于疲玩之官民严加督责，使知勤奋”，“宁用勇于任事之人，不用巧于省事之人”，“国家用人应以其人办事有无成绩定功罪，不必以其人之贤不贤定功罪”。希望大总统“宁为严父，毋为慈母”。接着具体提出，自治方面，应责成地方官员认真举办，以便经由地方自治机关来推行“清赋”、“征兵”等事。警察方面，应设法整顿警务，“力图推广乡村警察，以实行军民分治”。司法方面，先行整理京、津两地法庭、监狱，“一切纯仿外国办法”，争取将两地外国领事裁判权先行撤去。教育方面，主张提倡“字母音标之学”，使人人皆能识字，皆能读书阅报，这样就可普及教育，“国家法令自易推行”。

       呈文开头一句是，“此次中日交涉，仰赖我大总统睿谋广运，不日当可和平解决”，说明此份呈文写于“二十一条”交涉行将结束之时，也就是说，是写于前所提及曾彝进的补救条陈之前。善后呈文主要是从宏观角度阐述“二十一条”交涉结束后，国家应施行的各方面的大政方针以及一些具体措施，而补救条陈则是直接针对与日方达成的有关东三省及满蒙问题的条款，提出应对之策，二者具有某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不论是善后密呈，还是补救条陈，都是亡羊补牢而已，但也可以看出，袁世凯及其亲信对于“二十一条”交涉的结局并不甘心。故当“各省地方官吏中，有一班狐媚之徒，妄以中日交涉和平解决，为中国外交上之成功，纷驰文电，以贺中央”时，袁世凯“大为震怒，特发电训一道致各省官吏，严加申斥，略谓：此次交涉，我国所以委曲求全者，实出于不得已。而丧失国权，痛莫甚焉。正宜椎心泣血之不暇，奚道贺之足云!今竟以之为庆，而纷发贺电，诚不知羞耻者也。其各省长官等，宜将此等官吏严予谴责，俾知自爱云云。”(75)袁世凯又特别向百官发布“密谕”，表达了“疾首痛心，愤惭交集”的心情，要求百官振作起来，“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尽职守，协力程功，同官为僚，交相勖勉，苟利于国，死生以之。”(76)

总统府交涉密档的发现，使得“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的下列内幕得以明确或被揭开：一、袁世凯曾两次派有贺长雄返日活动，而非一次，此点确定无疑。先是在开议前派有贺返日打探元老态度，接着在谈判陷入僵持后，再派有贺返日，游说各元老向大隈内阁施压。二、袁在开议之初便通过手中掌握的有贺致松方密函，知晓了日内阁的交涉策略，袁由最初无意泄密到后来采取拖延、泄密等针锋相对的应对措施，应与他看到此函有密切关系。三、为促使各元老向日内阁施压，袁曾利用元老一方的“亲善”表示，同意设立“外友会”，并秘邀松方正义访华。此点彻底揭开了有贺致总统府电文中所谓“秘密一事”，及驻日使馆致外部电文中所谓“密约一条”的谜底，同时也证明袁世凯并没有为称帝而与日方进行秘密交易(77)。四、交涉行将结束时，曾彝进还曾向袁提出过一个不为学界所知的《中日交涉善后议》密呈，就交涉结束后国家发展的内政外交方针及一些具体举措提出建议。

       上述内幕的明确或揭开，使我们得以掌握更加丰富的史实细节，从而可以在更加完整、深入的层次上观察“二十一条”交涉的整个过程。由此可看到，外交部因职能所限，只能与日方相应部门进行交涉，总统府却可利用秘密管道直通日方最高层，然后利用其内部对华政策分歧开展工作，从而达到减轻自身所受压力的目的。外交部在台前的交涉虽然跌宕起伏，不乏唇枪舌战，但终究不过是具体条款的讨价还价，总统府管道在幕后的活动，才真正影响交涉进程和最终结局。从松方等元老介入交涉，最终迫使大隈内阁在损害中国主权最甚的第五号商谈上退让，以及中方能够及时获知元老与日内阁秘密协议的内容来看，总统府管道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由此管道的交涉还可看出，袁世凯从一开始就千方百计，力图掌握交涉主动权，并且在整个交涉过程中一直为此努力。

袁世凯的“二十一条”交涉策略虽然看起来很高明，但他毕竟还是同意与日方交涉，并且最终与日方签署了部分条款，结果落得一身骂名。其中缘由，张忠绂讲得最清楚，也最令人信服：

       袁世凯早年因朝鲜问题，与日本结怨甚深，鼎革事变后，袁氏出而主政，本为日人之所不满。民元以后，袁氏与日本极为敷衍，盖袁氏深知，渠若不能获得日本之谅解，则匪惟渠个人在国内之地位将受影响，即中国之安定亦将遭遇日人之破坏，是以袁氏甚愿给日本以相当之经济利益，作为交换条件，以买得日人之欢心，助彼取缔反对党，以安定中国。《中国朝鲜南满运货减税办法》及《满蒙五路借款换文》均为此种政策之表现。逮至《二十一条》要求业已提出后，袁氏深知当时中国既无力抵抗，外人亦莫能援助，完全拒绝日本之要求，在事实上殊不可能。中国政府当局亦知，中国若完全应允日本之要求，不啻置全中国于日本保护之下：但若完全拒绝日本之要求，则日本必将策动中国之反对政府党，骚扰中国，而日本得藉词出兵干涉，甚至侵占我领土。中国政府当局考虑之结果，乃决定，凡日本之要求，不与各国约章抵触，且不侵害中国之主权与独立者，可尽量承认，否则一概拒绝。对于交涉之步骤与方针，中国当局认为应与日本逐条谈判，不能全体讨论；对于第五号之要求，中国应完全拒绝，不与开议(78)。

       此段话道出了袁世凯在无力与日本抗衡的形势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求得日本助其压制革命党，不得不向日本妥协的情形。因为出于不得已，故交涉尚在进行当中，袁便与其幕僚谋划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消除签署相关条款所带来的利益损害，虽为亡羊补牢之计，亦可见其心有不甘。需要指出的是，张忠绂并没有提及袁世凯向日方妥协与其试图复辟帝制之间存在关联，这与近百年来多数人的看法明显不同。而对“二十一条”交涉进程的考索则证明，两者之间的确没有因果关系。

注释：

①这方面专著主要是李毓澍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中文论文主要有米庆余《对〈袁世凯的帝制计划与二十一条〉一文的质疑》(《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郎维成《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二十一条要求》(《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6期)，龚炳南《“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时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崔丕《也谈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二十一条要求：与郎维成同志商榷》(《世界历史》1986年第3期)，黄自进《从“二十一条要求”看吉野作造的日本在华权益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4年第23期)，张振鵾《“二十一条”不是条约——评〈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张振鵾《再说“二十一条”不是条约——答郑则民先生》(《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王海晨《张作霖与“二十一条”交涉》(《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马良玉《袁世凯与“二十一条”》(《历史教学》2005年第2期)，苏全有《袁世凯与〈二十一条〉新论》(《船山学刊》2005年第4期)，郭玉富、张根生《也谈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帝制的关系》(《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李永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的政府外交与社会舆论》(《求索》2007年第9期)，等；日文论文主要有久保田文次《袁世凯の帝制計畫よ二十一力条要求》(日本女子大学《史艸》第20卷，1979年)，熊达云《对華21箇条要求の交涉における有賀長雄について》(山梨学院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第29号，2009年)，以及奈良冈聪智《加藤高明よ二十一力条要求—第五号をめぐつて》(收入小林道彦、中西寛編著：《歴史の桎梏を越之て：20世紀日中関係，への新視点》，東京都千倉書房2010年版)，奈良冈聪智《第一次世界大戦初期における日本の外交世論—参戦よ二十一力要求をあぐつて—》(《法学論叢》174卷5，6号，2014年)，等。上述各论文中，熊文与本文关系较为密切，对有贺在交涉过程中的活动有较多叙述，不过作者并不是从中方对日交涉的角度来写有贺，没有认识到中方的交涉实际上存在外交部和总统府明暗两条管道，所用资料也以公开资料为主。

②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5卷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5页。

③本文所用“二十一条”交涉密档，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藏袁世凯密档的一部分。该部分袁世凯密档，与日本静嘉堂所藏“袁氏密函”等，原皆为袁世凯秘书曾彝进所收藏。流散至日本的部分，主要是1912年前后，及1915-1916年间的档案。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藏则主要是1913-1915年间的档案。因至今未加整理，该部分档案总量不明，估计有数百件，其中与“二十一条”交涉相关者约20件左右。

④关于袁世凯聘用有贺长雄及有贺参与民初制宪活动的情况，请参阅笔者《有贺长雄与民初制宪活动几件史事辨析》(《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2期)。

⑤熊达云：《对華21箇条要求の交涉における有賀長雄につぃて》，第33-37页。

⑥⑦⑨曾叔度：《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近代稗海》第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0-281、282、282-283页。

⑧“曾彝进关于派宪兵护送有贺长雄赴奉天的呈文及袁世凯的批复”(1915年1月20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⑩“有贺长雄致松方侯爵密函译件”(1915年2月3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11)室山羲正：《松方正羲》，京都ミネルバ书房2005年版，第364页。引自熊达云：《对華21箇条要求の交涉における有賀長雄について》，第31页。

(12)曾叔度：《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近代稗海》第3辑，第284页。

(13)曹汝霖：《一生之回忆》，香港春秋杂志社1966年版，第116页。

(14)凤冈及门弟子谨编：《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35页。

(15)《有贺顾问返国》，《顺天时报》1915年2月25日，第2版。

(16)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72页。

(17)《东报述金顾问赴日之原因》，《北京日报》1915年3月3日，第1版。金邦平于3月20日左右返回北京。回国后即被任命为农商次长，并继续兼任总统府顾问。(《金邦平将任农商次长消息》，《顺天时报》1915年3月23日，第2版)关于此次赴日，金邦平曾对人讲：“余前顷请假东游日本之原因，实非负有政治上何等任务，即如中日国际之政治、外交现状，余亦漠然，略未关怀。”(《金次长详论东游之志趣》，《顺天时报》1915年4月3日，第2版)然而，从此次赴日后日方的消息报道和陆宗舆发回的电报来看，金邦平毫无疑问负有关于中日交涉方面的使命，他对外否认这一点，只是为了保密而已。

(18)《有贺顾问返国》，《顺天时报》1915年2月25日，第2版。

(19)《有贺长雄之临别赠言》，《北京日报》1915年3月2日，第3版。

(20)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25-126页。

(21)在1933年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曾收录所谓“二十一条”交涉期间曹汝霖致陆宗舆书信一封，曹氏在信中特别告知陆氏，他已建议袁派有贺赴日运动元老，请陆重视与有贺接洽：“苟有釜底抽薪之法，必收迎刃而解之功。……日本政治重心，仍在元老，如元老有所主张，政府自易为力。因元老所见者远，不若政府之好大喜功也。昨与叔度(曾彝进字)约有贺博士长谈，彼亦所见略同，并愿自告奋勇，游说元老，以两国永久亲善计，不宜徒伤感情。彼亦以旅大问题如得圆满解决，此外枝叶未必为元老所重视，尤以侵我主权之事为元老素所反对者。业已陈明主座，请有贺归国，相机力说。彼与松方伯有相当关系，或能得相当之效果。目前情势紧迫，大隈、加藤无理可讲，各国舆论，亦无效力。有贺此行，关系匪浅。彼国元老若能略立公道，政府气焰必为消杀。兄宜与有贺推诚相与，虚心商办。有贺学者，向无野心，且对主座颇有知遇之感，未可以寻常外人视之也。”(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天津大公报社1933年版，第216-217页)然而，此信实为曹氏伪造。根据是，该信落款日期为3月5日，据信中“昨与叔度(曾彝进字)约有贺博士长谈”一句，则3月4日有贺应在北京。然而，早在2月25日，《顺天时报》已有“法律顾问日本有贺博士日昨乘京奉车就回国之途”的报道(《有贺顾问返国》，《顺天时报》1915年2月25日，第2版)，3月2日《北京日报》也提到“有贺长雄日前归国，与大总统告别”云云(《有贺长雄之临别赠言》，《北京日报》1915年3月2日，第3版)。而3月5日陆宗舆给外交部的电文，亦有“有贺昨日接洽后，即赴乡谒井上、松方、山县，今日特托伯平远访有贺”的报告，说明有贺3月4日已在东京，确定无疑。既如此，曹氏如何能在3月4日与有贺在北京长谈?此问题上世纪30年代缪凤林就曾指出过，但主要是依据陆宗舆给外交部的电报，尚不够有力(缪凤林：《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包遵彭、李定一、吴相湘编纂：《中国近代史论丛》第1辑第6册，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版，第367-368页)。上世纪80年代所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修订版删除了此信及其它几封被缪凤林认定伪造的信件。但曹氏在其回忆录中坚持袁派有贺赴日系出自他的建议，试图自圆其说。不过，随着有贺在1915年1月下旬曾被袁世凯派赴日本到元老处打探消息这一史实得到确认，2月下旬交涉受阻后，袁世凯再派有贺赴日运动元老也就有了理据，此举实为总统府交涉管道的一项重要决策，系出总统府主动，而非因曹汝霖建议始有此举。

(22)因为日本政府下了这样的保密命令，因此日人在中国所办《顺天时报》完全没有报道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具体内容。即使交涉开始以后，《顺天时报》的相关报道也极少，且非常简略，而不像其他报纸，连篇累牍，连续数月报道交涉进程，并发表大量中外评论。

(23)日本众议院于1915年3月25日举行总选举，开票结果，执政党占了多数席位，大隈重信得以继续担任内阁总理(《日本选举之结果》，《顺天时报》1915年3月30日，第2版)。

(24)“有贺长雄致松方侯爵密函译件”(1915年2月3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9-127页。

(26)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172页。

(27)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26页。

(28)陆征祥：《我经手签订“二十一条”痛史》，(台北)《艺文志》1967年第22期，第27页。

(29)“发驻日本陆公使电”(抄件，1915年4月9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209页。

(30)“发驻日本陆公使电”(抄件，1915年4月9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209-210页。

(31)陆宗舆：《陆闰生先生五十自述记》，《北京日报》1925年承印，第15页。

(32)(33)(34)(35)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217-218、219、233、220页。

(36)“曾彝进代总统袁世凯致有贺长雄感谢函副本及袁的批复”(1915年5月10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此信无落款，但由笔迹可看出系曾彝进草拟。北大历史学系所藏者为曾彝进呈送袁世凯的副本，信的开头处有袁用毛笔所批“公允”二字，说明袁阅过此信，并表示同意。信的写作时间据《井上馨關係文書》所收日文译件，为1915年5月10日。

(37)“驻日公使陆宗舆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函”(1915年5月20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38)《来函照登·来函二》，《北京日报》1915年5月25日，第4版。

(39)信夫淳平：《有賀長雄博士の十三回忌に際し》，《外交時報》第66卷第685号，昭和8年6月15日，第20-22页。

(40)《有贺顾问抵京》，《顺天时报》1915年6月1日，第2版。根据该条报道，当有贺于5月31日抵达前门车站时，“中国政界重要人员特赴月台恭迓博士者，冠盖纷然，颇形拥挤。”可见有贺在交涉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得到了袁世凯方面的认可，故有许多政界重要人物亲赴车站迎其返京，以示隆重。

(41)《有贺博士之归去来辞》，《北京日报》1915年6月3日，第2版。此条系该报转引《大阪每日新闻》1913年5月29日报道。

(42)《有贺顾问之居功》，《北京日报》1915年7月2日，第1版。此条系该报转引《天津日报》1915年7月1日所载东京专电。另，《顺天时报》1915年6月27日第2版“有贺博士之回国”一条中，曾报道说：“中国政治顾问有贺博士闻于二十五日晚驾京奉车出京，就回国之途。”似有贺此次回国，系先乘京奉铁路火车到天津，然后由天津搭船到日本下关。

(43)《有贺博士谈话续志》，《北京日报》1915年7月10日，第3版。此条系该报转引英文《京报》1915年7月6日报道。

(44)(45)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208-209、209页。

(46)刘成禺：《世载堂杂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页。

(47)(49)(50)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282页。

(48)(51)(52)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第210-211、211、211页。

(53)“有贺长雄致总统府密函译件”(1915年8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54)《宪法起草今昔谈》，《顺天时报》1915年7月10日，第2版；《宪法起草委员会之消息》，《顺天时报》1915年7月10日，第2版。

(55)《国体问题之研究》，《顺天时报》1915年8月15日，第2版；《又有筹安会出现》，《顺天时报》1915年8月15日，第2版。

(56)(57)(58)“曾彝进关于有贺长雄建议设立外友会给袁世凯的呈文及袁的批复”(1915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59)曾叔度：《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近代稗海》第3辑，第290页。

(60)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220页。

(61)《日元老会议之结果》，《北京日报》1915年6月29日，第1版。此条系该报转引《满洲日日新闻》所载东京专电。

(62)引自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第249页。

(63)新发现档案中，有《论日本要求合办汉冶萍之不当》手稿一篇，指出“汉冶萍公司，人民之私产也，政府对之只有保护提倡之责，绝无干涉侵掠之理”。日人要求“悉出情理之外，不啻令我政府干涉人民营业之自由，与侵掠人民之财产”，要求政府“始终坚持，力顾主权”。

(64)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217页。

(65)“驻日公使陆宗舆致曾彝进函”(1915年5月20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66)《日元老会议之结果》，《北京日报》1915年6月29日，第1版；《大隈退志甚坚》，《顺天时报》1915年8月4日，第7版；《大隈翻改退志》，《顺天时报》1915年8月8日，第7版；《日本政局之结束》，《顺天时报》1915年8月10日，第7版。

(67)“收驻日本陆公使电”(1915年9月11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根据陆宗舆的报告，日本内阁曾就中国帝政问题开会，军部人员批评外部人员无能，不该对中国帝政问题宣言旁观，应在中国帝政将成时，出兵干涉。

(68)“驻日公使陆宗舆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函”(1915年7月14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69)“东京陆公使佳电”(8月9日发，8月9日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70)《有贺博士抵京近讯》，《顺天时报》1915年8月24日，第2版。

(71)(72)(73)曾叔度：《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近代稗海》第3辑，第283、288-289、288页。

(74)“曾彝进谨呈《中日交涉善后议》”(1915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75)《大总统电斥各省官吏》，《北京日报》1915年6月4日，第1版。此条报道系转载于1915年5月31日《大阪每日新闻》。

(76)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260-261页。

(77)从“二十一条”交涉的整个过程来看，并没有可靠证据证明此次交涉与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有关联。与袁世凯政府关系密切的《北京日报》曾于交涉期间披露秘闻，说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于1914年12月曾“在袁总统前献策，劝其变更现时之政体”，称“袁总统若用其策，日本当极力赞助，可保无虞”。但“袁总统鉴于高丽之覆亡，且不肯昧天良以负国家，婉言谢绝。”一个月后，日置益“于寻常谒见袁总统之时，坐谈未久，即提出该国要求之‘二十一条’，云：刻下日人成谓袁总统反对日本，若中国欲与日本敦睦友谊，深愿袁氏速除此意见。该使并谓：奉日本政府训令，如中政府此次能允日本之要求，则足以解日人之惑，否则足征袁氏反对日本之真意耳。且中国乱党匿居日本，时欲乘机以倾覆袁氏之政府，若袁氏不允其要求，则日政府不能约束匿日之乱党云云。”(《日人威逼中国之始末谈》，《北京日报》1915年4月2日，第3版)可知，日使在利诱袁世凯变更政体遭拒的情况下，在提出“二十一条”时采取了利用在日革命党威胁袁世凯的手法。梁士诒年谱也引某外国公使之言，说“日置面递‘二十一条件’时，曾谓：中国国民党与日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关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以友谊证明，日本政府直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又谓：日本人民类皆反对袁总统，彼等相信总统为有力之排日者，其政府亦采远交近攻之政策。总统如接受此种要求，日本人民将感觉友好，政府从此对袁总统亦能遇事相助。袁世凯始终默然不答。”(《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第235页)而信夫清三郎则引用《日本外交文书》，证实日置面见袁世凯时，“恐吓说，在日本，也有人主张鼓动革命派颠覆袁氏政权的，如果不肯痛痛快快地答应日本的要求，将招致严重的后果。袁世凯愤怒地说：日本是想像奴隶一样地对待中国吗?”(《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03页)另有日方档案记载，日置益公使曾向袁世凯表示：“如能承允所提条款，则可足征日华的亲善，日本政府对袁总统，亦可遇事相助。”(转引自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册，第217页)上述中日两方记载均表明，日置益提出“二十一条”时，并没有提及国体问题，所谓“日本政府对袁总统，亦可遇事相助”，不过是一般性的客套表示，并无特指。但后来许多人却据此过度解读，把日置益所言，说成是暗示袁世凯可以通过签署“二十一条”换取日本支持其复辟帝制。更有甚者，竟将日置益所言篡改为“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马震东：《大中华民国史》，中华印书局1930年版，第463页)，故意将日方提出“二十一条”与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联系在一起。一些研究者不察，辗转引用，遂致真相难明。在“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双方也从没有就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一事有过交易。如本文所论，袁世凯通过有贺长雄与日本元老秘密沟通，甚至计划邀请松方正义访华，目的是为了加强与日本元老的关系，运动其给大隈内阁施压，从而使后者在第五号交涉问题上退让，与所谓袁世凯复辟帝制风马牛不相及。直接参与“二十一条”交涉的驻日公使陆宗舆指出，那种认为袁世凯为了称帝而“与日本有所交换”的说法，“未免大误”，因“廿一条签约于五月初，而帝制则发生于八月，时有先后，且至九月而帝制尚在研究学理时期。舆曾于九月初电谏，有‘幸勿以学理空谈，致国家无穷实祸’之语。因此电而舆固为反对帝制显著之一人矣”(陆宗舆：《陆闰生先生五十自述记》，第16页)。袁世凯如果在交涉期间曾与日方就支持其复辟帝制有过秘密交易，是不可能绕过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因此，陆氏所言很值得重视。曾在袁世凯幕中办理文案的陈灨一(甘簃)也指出，将“二十一条”交涉说成是袁欲逞为帝私欲而借以结好邻邦之举，“是说也，以责项城，未免太过”，“盖项城在当时尚无为帝之迹象，而仇日乃其夙昔主张”(甘簃：《睇向斋随笔》，《近代稗海》第13辑，第393页)。

(78)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正中书局1945年版，第139-140页。

转引自《安徽史学》(合肥)2017年第2期，第18-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