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春，正值中国北方地区发生以东三省为中心的肺鼠疫大流行之际，毗邻的俄国远东地区以“防疫”为名，粗暴驱赶数万华侨回中国境内。对于这一近代华侨赴俄乃至出国史上的重要事件，目前尚未见到专门的论述与研究。这一事件是如何发生的？与“防疫”的关系到底如何以及中国方面如何应对？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
自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人开始奔赴俄国(主要是其远东地区)谋生，至20世纪初渐成规模，成为继东南亚、南北美洲之后华工出国的又一热点地区。但与之相伴，俄国国内以“黄祸论”为中心排斥华侨的舆论也步步高涨，并演化成日益激烈的排华政策，乃至酿成多次排华事件及运动。对于此点，中俄学者已有较多概括性论述，但对于各个时期俄国的排华政策如何演变，历次排华事件、运动具体情况怎样等问题则鲜见专门的研究。①本文主要利用东北的地方档案等资料，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具体考察1911年俄国远东地区大规模驱逐华侨事件，希望能够成为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个研究个案或例证。
一、驱逐华侨事件之发生
1910年秋冬之交，在距满洲里130里的俄境大乌拉站(Dawoolya)发生肺鼠疫。鼠疫很快就穿越国境线传入满洲里并于10月25日爆发。②其后，疫情沿铁路等交通线路在中国境内迅速蔓延，扩散至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大部分地区，并波及关内的京津、河北、山东等地区。时人形容其“如江河一泻千里，不可遏绝”③。短短数月内，夺去6万余生命，不仅国内震动，在国际上也是一件“议论纷纷”的大事。④
在国际社会中，以日俄两国对此次鼠疫最为“热心”，其中俄国的态度尤为积极。满洲里是中国境内疫情最先爆发的地方，当地人口主要集中居住在俄国人控制的满洲里车站。该地疫情甫经发现，俄国当局即在满洲里车站采取挨家查验、集中圈验中国人等方法严行防疫。疫情蔓延开后，俄国方面又相继在东清铁路沿线及俄国境内积极防疫。总体来看，俄国的防疫次序基本上分三个层次：第一，防范疫情传染于俄境；第二，消灭东清铁路界内的疫情；第三，趁机攫取在黑龙江、吉林等地的防疫主导权。⑤
在俄国的防疫活动中，特别注重对中国人入境的检验和控制。满洲里疫情爆发后，俄方即在该站及东清铁路西段之海拉尔、扎兰屯等站设立检验所，所有进入俄境的中国人须留验五日，无疫病之后才予放行。⑥疫情向各地蔓延后，俄方又在东清铁路南段、东段之哈尔滨、长春、穆棱、五站等站设验疫所，所有乘车及进入俄境之中国人须验明无病后方准乘车。此外，铁路当局还规定：华工不准通过东清铁路进入滨海省，欲入后贝加尔则须在满洲里留验五日；乌苏里铁路在瘟疫扑灭前也禁止华工乘车进入滨海省；华商在留验五日无病后须呈验护照才能买票进入俄境。⑦至1911年2月6日，西伯利亚总督通过俄国驻华公使向中国照会称：为防范瘟疫传入，禁止华工进入阿穆尔省；除头等舱外，不准中国人由瘟疫流行地经海路进入阿穆尔省；在阿穆尔境内坡洛塔洼等六处设立检验所，所有经过之华商必须留验五日无病后始可放行。2月10日，阿穆尔省卫生会长又根据西伯利亚总督的指令宣布：阿穆尔省边界与中国应即隔断交通以防传染；华俄人等道经阿穆尔江(黑龙江)只准由布拉果威臣斯克城(即黑河城)所设之卡通过，由华岸过江来俄之人必须在检验所查验至少五日；如有不受检验及私自偷过、绕越、避匿，或独自或带人牵引牲畜或载运应消毒物件未经检验而私往无疫地方者，应削除一切权利并科以死刑。另外，驻卡守军如遇下列情况者可以开枪射击：(1)潜逃、经两次威吓仍不停止者；(2)检验所里反抗者；(3)断交通处私自偷过经威吓两次仍不停止者。⑧
作为一种烈性传染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生素发现以前，肺鼠疫基本上不可救治，当时阻止疫情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隔断交通、进行严格检疫和消毒。从这一意义上看，俄方对来自疫区的入境中国人进行检疫应该是一种正常的防疫行为。但我们注意到，在控制中国人(特别是华工)入境问题上，远东地区的滨海、阿穆尔等地推行的政策显然远较他处更为严厉。尤其是1911年2月之后，这些地区相继发生了大规模驱逐中国人的事件。
1911年2月初，俄国驻华公使转告清政府外务部，称因防疫需要，拟将海滨省等处无业华民遣送回中国，且所有费用应由中方承担。随后，在未知会中方的情况下，俄方先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拘捕五百中国人送至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准备强制遣送回华，又在中国人聚集的海参崴、庙街(尼古拉耶夫斯克)等地大批拘捕中国人、强制驱赶中国人回国。⑨一时间海参崴、黑龙江、吉林等地电报频传，纷纷报告中国人被强行拘押或驱逐的情况。
因交通便利、工商业发达的关系，海参崴是当时中国人赴俄的集散之地，亦是居留人数最多的城市，故在此次驱逐中国人的风潮中首当其冲。根据当时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馆的报告，1911年俄历3月间，俄国海滨省总督亲自来崴，专为发布驱逐中国人的命令，并具体部署了三次查拿中国人的活动。按照该总督最初的命令，拘拿的对象主要是“凡华侨无正业、无身票，及匪类不安分者”。但在该市第一次查拿中，由警兵沿街搜捕，大部分被拘者都有正业，“如华商柜伙，或外出送货，或办事，以及工人等”。第二次查拿，由警兵未经通告突然包围市场，所有中国人小贩、挑夫、佣役，无论有无身份票，一概逐拿。即使有身份票可以证明，往往也被索去不予归还，甚至当场扯碎。第三次查拿，由警兵包围中国人聚集的房屋、院落，无论有无职业、家属，一并搜查拘押。三次查拿，共拘捕中国人三千余人，全部押送到仅能容纳一千多人的“业尔马克号”轮船上，以致多人或因被踩踏、或患病死去。对于这种不顾人道与国际法、不管中国人死活的行为，即使当地的俄国居民，也多有为之鸣不平的。⑩
日本《朝日新闻》也详细报道了海参崴驱逐中国人的情况，且语多同情。该报援引旅居海参崴的日本目击者的话称，有大批中国人被押往码头，“先将五六人之辫联结之，分别数团，由俄兵诩之，令陆续步行。俄兵稍有不满意之处，则立将所携枪械肆意殴打。其余种种刻虐，见者心恻。”(11)
在中国境内，最先传来报告的是黑龙江省。1911年2月下旬，与俄国一江之隔的爱珲道先后数次电告黑龙江巡抚，称对面俄国境内以防疫的名义，定于2月26日禁止中国人过江去俄；同时在俄境内对中国人除了商铺只能留5人看守外，其余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一概驱逐，并禁止向俄境运输货物，该报告还估计，仅在爱珲一地，流落的被逐中国人就有两三万人之多。随后，黑河知府也电告省城，称对岸的俄境“实行驱逐华人过江，日以千计”。(12)几乎同时，兴东道也呈报称，江对岸的俄境内卢滨金厂将该厂大批华工驱逐出境，其余在俄屯佣中国人也一律被撵回中国境内，以致“沿江上下，游民麇集”(13)。根据黑龙江省的调查统计，不包括满库两地在内，旬日之间流落该省的被逐中国人已达6000余人，其中爱珲城及七十六屯有3000余人、黑河有1600余人，且由俄境渡江而来者尚日多一日。(14)
随后，吉林省也接到相关的报告。东宁厅呈报，在2月25、26两日，突然有大批中国人由俄境被驱赶回东宁境内，“且多步行由山径小道窜来者”，一时伙房、旅店不敷招待。据这些逃回的中国人讲述，俄国当局新颁布法令，将该地华商分为三等，一等商铺只准留下5人，二等只准留下3人，三等只准留下1人，其余小店伙房以及无业华民概被全体驱逐出境。法令刚一公布时，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情，俄国当局即开始派军队四处抓人，数日内即有千余人被拘押，并且不许回家取衣服、行李，随后用车送至港口，分装在四艘船内准备遣送回国，其他中国人闻讯后纷纷四散奔逃回中国境内。(15)
大批中国人仓促间被逐，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在爱珲，“溺死黑龙江逾三百余人，渡江无食者万余人，哭声震野。”(16)在东宁，“扶老携幼，啼饥号寒，困苦状态，深为可悯。”(17)爱珲、黑河、东宁等地因偏处边疆，大多设置未久、人口不多，(18)且连年灾欠，无论政府还是民间财力都十分有限，此时骤添数万饥民，一时措手不及，难以应付。(19)而当时东三省正在组织大规模的防疫，各地断绝交通，节节留验，大批被逐华侨的突然涌入，对当地来说无疑都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
二、“防疫”还是“排华”？
近代以来，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普遍“污秽”、“不卫生”，并且不相信西方的医学，是各种疾病和瘟疫滋生和传播的温床。俄国人当时大抵也抱有同样的观念，在19世纪末俄国远东地区组织防疫活动时，中国人往往都是重点防范的对象。(20)当1910年肺鼠疫蔓延后，无论是在满洲里、哈尔滨，还是在东清铁路区内，俄国当局对中国人都格外地“另眼看待”。在满洲里，俄国人将该站绝大部分中国人圈禁在瓦罐车内检验，还将无业中国人千余人用火车送到长春、双城等地。在哈尔滨，兵警严守俄国人居住区，严禁中国人随便出入；东清铁路将中国人雇工全数辞退；租界内公立小学不允许华童入校上课；各工厂皆令华工一律放假。(21)远东地区此次以“防疫”为名驱逐中国人，表面上看似乎也符合这种逻辑。
不过，既然是“防疫”需要，到1911年2月下旬时，肺鼠疫疫情不但没有向俄境扩散，在中国境内也已基本得到控制，完全扑灭已是指日可待，东清铁路对中国人的各种限制也因此有所放松。(22)在这种情况下，俄国远东地区不是放松对华侨的控制，反而突然采取大规模的驱逐中国人活动，明显有悖常理。再者，如上文所述，该地区从防疫开始在对待中国人入境问题上就远较他处更为严厉。若仅以防疫需要为名，显然不能令人信服。那么俄国远东地区当局真正的动机何在呢？在此有必要对近代以来中国人赴俄及俄方的相关政策作一简单回顾。
自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人开始进入俄国谋生，至20世纪初已渐成规模。大致说来，中国人赴俄有两条线路：一是陆路，内地人民出山海关进入东三省，然后转入俄境；一是海路，由烟台、青岛、天津等港口乘船至海参崴，一部分留下后，其余转入其他各地。在1910年鼠疫爆发之前，中国人赴俄无论从海路还是陆路都非常活跃。在满洲里、黑河等地，地方政府报告称“来往俄境工人，至为繁伙”(24)，“华人向在俄界作工者，实繁有徒。”(24)海路方面，根据海参崴俄国报纸的报道，仅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到崴华工就有四千余名。(25)
中国人赴俄后，大部分都散居在远东地区，尤以阿穆尔、海滨两省为最多。(26)光绪三十三年，时任中国驻海参崴商务专员的桂芳估计，海参崴华侨常年有三四万人，其他在伯力、双城子、庙上源、渠河驲、马口、库页岛、黑河等七处，“多至数千，少亦数百。”(27)1911年，新任阿穆尔总督管达替(当时国内报纸有译作“观达斯基”，现代也有学者译为“贡达季”。)实地调查，认为当时阿穆尔有中国人6.5万人、海滨省有中国人6.9万人。(28)另据俄国驻烟台领事馆提供的数据，自1906-1910年的5年间，赴俄远东地区的华侨总数为155，078人。(29)从人数上看，俄国远东地区华侨数量已仅次于东南亚和南北美地区。
中国人赴俄后，除小部分从事商业外，大多数从事农业、伐木、建筑、佣工、修路和采矿等体力劳动，其中作矿工者又十居八九。(30)同俄国人相比，他们工资低、易管理、劳动效率高，且少有酗酒等不良嗜好，尤其是坚忍耐劳，“非俄工所能企及”，因而较受俄国工商各界欢迎。(31)然而，正是这种竞争上的优势和不断增加的人数，使俄国政府和社会的担忧与日俱增，一部分势力甚至将其视为俄罗斯民族、国防、经济等方面“高度危险的根源”(32)，其中最极端的看法莫过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风行一时的“黄祸论”。其代表性人物——在日俄战争期间担任俄国远东对日作战部队总司令的库罗帕特金，在其《俄中问题》一书中曾忧心忡忡地说道：“我们的远东边疆在中国化，俄罗斯在亚洲大陆的处境如此令人担忧，俄罗斯不得不等待着中国将整个阿穆尔沿岸地区从俄国手中夺走，并且将俄国赶到贝加尔湖以西。”(33)曾长期担任俄国滨海省驻军司令、阿穆尔总督的翁特尔别格也在《阿穆尔边区，1906-1910》一书中毫不掩饰地称：“黄种人问题是我们在远东的最大问题之一，它的解决就当时的情况而论是刻不容缓的”，“为了巩固我们在东部边疆的地位，我们必须坚决地、尽一切可能迅速地和完全地使俄国人在边疆定居下来，并据此采取一切措施使我们在经济上从黄种人手里解放出来。”(34)
在这种论调的影响下，自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俄国政府制定对华侨华工的政策时，限制与排挤逐步成为主轴，且日趋严苛。如俄国当局1886年颁布法令，取消了外国人在边疆地区的定居权，1892年又禁止外国人在阿穆尔和滨海获得土地的权利，1906年在海参崴等地开始严查中国人护照，若无护照即以匪类解送回中国。如在烟台一地，俄国解送之中国人，几乎每月都有，以致关押的地方人满为患。(35)1910年6月，俄国政府颁布了在远东地区的国家工程和企业中禁止使用外国劳动力的法令，并于1911年1月1日起生效。
无独有偶，1910年末至1911年初，俄国政府又集中调换了远东各地区的主要行政长官，其中新任阿穆尔总督管达替向来“疾视华人”(36)，新任东海滨总督曾任俄移民局股长，对中国人一向态度强硬；新任海参崴行政长官马那金驻华多年，对中国人也“多具恶感”，该埠警察总办列鼎格对华人也是“直是仇视，倍极残酷，惨无人理。”(37)管达替上任之初还亲自到阿穆尔沿边各地实地考察，并上书俄国政府，认为阿穆尔地区在经济、国防方面存在不少严重问题，其中特别指出，远东地区中国人众多，“皆以开矿、耕地或小本营业及私贩货物为生活，更有迫不得已流为贼匪，贻害地方。且俄人移入该省较之华人日少，倘一朝遇有事变，将何以待之。”据称这些意见“深蒙俄政府嘉许”。(38)
可以看出，在此次肺鼠疫爆发前夕，俄国远东地区对华工的限制及排挤已达到数十年来的高潮阶段。而集中调来“反华”或者对中国人不友好的官员，也应该与更有效推行这些政策、甚至酝酿更为严厉的政策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在东三省肺鼠疫爆发后，俄国远东地区推行禁止华工入境、大规模驱逐华工回国的做法，表面看来似在防疫，其真实意图却是以排斥中国人为主要目的。
其实，当时国内对于此点也有着清楚的认识，黑吉两省的地方官员们就直称其“藉防疫为名”，“凭藉虚威，假名防疫以肆其排斥手段”。(39)上海出版的《民立报》更是一针见血地评论说：
究其所以被逐者，名虽防疫流染，华民居处污秽，足碍卫生，不得不令出境以保彼人生命。实则俄国远东劳动社会以生计上之关系对于华民久生恶感，今幸有机可乘，遂不惜下此毒手，一面用火延烧，一面派兵驱逐。(40)
正是以排华为目的，当1911年4月中旬东三省鼠疫疫情基本平息后，远东地区的排华活动非但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升级。在海参崴，行政当局在俄人商会的协助下，在全面排挤华工基础上，开始连同华商也一并打击：如在警署内成立清查华仆局，专为取缔俄人所用之中国人；所有(俄商)雇佣之华伙，均勒令减少；禁止华人从事渔猎、农佃、砖窑、车脚、操驾、篷船等行业；对华商加重捐税，提高费用，严查严办。(41)在阿穆尔地区，当局又先后颁布两条命令：其一，该地区中国人必须购买居留票，若不购买或已过期不准居留，并且中国人不得租用“境内房屋寓所”用于营业，不得租用“哥萨克地、教堂公私地并官有地”。如有违反者，“应按地方法律罚金三千卢布，或监禁三个月”；其二，制定“中国沿边居民过界暂行章程”，单方面违背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所规定的“边境百里不纳税”原则，规定中国边民执照需过界，过境时要缴纳75戈比税款。(42)
三、中国方面的应对
当俄国远东当局借“防疫”之名不断提高对中国人入境的限制时，中国方面也正积极采取措施防止疫情蔓延至俄境以免招致俄国的干涉，对于俄方的要求基本上是尽力配合。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二十二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分别电令吉林东北路兵备道、黑龙江爱珲道，禁止人民渡江前往俄境。(43)宣统三年正月，东三省总督会商直隶总督、山东巡抚，安排遣返滞留东三省之苦力经烟台、龙口等地登陆返回；同时，设法阻止山东等地人民出关。(44)
1911年初，俄国驻华公使照会清政府外务部，宣称拟将东海滨无业华民遣送回华时，外务部电告驻海参崴总领事馆，要求届时相机照料。当俄方在海参崴大肆查拿、凌辱中国人时，海参崴总领事馆相继与海参崴警察总办、海参崴行政长官及东海滨总督交涉，但俄方或推诿敷衍，或以本国内政，“不关商务”、不容干预，或干脆不做答复，“揆其仇视华侨之心，难免此后不无复行虐待之处。”(45)不过，经过总领事馆奋力争持，俄方对被拘拿中国人分别查验，其中有六百余人因查明实系商人而被释放。此外，该馆还会同海参崴的中国人商会，向业尔马克号轮船上被关押的中国人提供食物，随时前往照料。在各方的努力下，俄方将被拘中国人分别安置在几艘比业尔马克号更大的轮船上运送回国。(46)
除了在海参崴经轮船遣送回的数千人外，与俄境一江之隔的黑、吉两省各地方还有回国难民数万人，尤其是爱珲一地流落最多，如何妥善安置成为当务之急。排华事件发生后，东三省总督锡良及黑龙江巡抚周树谟当即电令各地方设法救济、安插侨民。其中爱珲道向税局及广信分公司挪借款项、购买粮食等设法救济难民；同时还拟定了以工代赈的办法，计划于漠河金厂拨三千人、库玛河金厂拨一千人、观音岭金厂拨二千人、黑河等处每处拨三百人，分途开采金矿。又于兴东、爱珲各边卡招募回国中国人，每卡添足百名。此外还挑选壮丁，并预备牲口、种子等，派员督率垦荒。(47)此外，从回国侨民中挑选青壮者修筑道路三条：一路从黑河到兴东、一路从黑河到库玛尔河、一路从库玛尔河至漠河。讷河厅将属地分作四段，分段接济侨民及流民。每人早上给面一斛、铜元二枚，晚上给米十两、铜元四枚以付住店费用。(48)嫩江府方面则在府城门处设棚收纳侨民，每人每日分发二升米、五百钱，并向内地遣散。(49)
流落吉林的侨民主要集中在东宁一地，且以劳动阶层为主，地方政府除了将其中一部分安排到屯垦公司、职业介绍所、木柈厂等处从业外，还召集当地商会集议，劝导各商户出资，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各自认领三五人或一二十人修筑各商铺门前的街道，并挖沟植树，“颇具马路形式”，不足部分则由政府筹款资助。据称各商人“踊跃从事”，该地的街道面貌也焕然一新，可以说是一举多得。(50)
在赴俄中国人中，向来以山东人民占大多数，此次排华事件发生后，山东烟台等地官员也致电黑、吉两省请求设法保护，同时也禁止华工出洋。(51)
四、余论
如上所述，对于1911年在俄国远东地区发生排华事件，俄方虽以“防疫需要”为名，实际上则以驱逐中国人、限制中国人入境为主要目的，这一事件也标志着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俄国境内的排华活动达到高潮。此次事件之后，该地区的华侨人口数量一度锐减。以海参崴为例，时人描述：“华侨向以此为据点，今更苛政迭颁，冤苦无可告愬，华人房产价值百者今仅一、二，无非以人头税、货税、地税重重束缚，今去而之他。于是华侨之存者，遂与房产价值同一比例矣。”(52)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因急需劳动力到华四处招工，这种情况才暂时有所改观。
中国人大批奔赴俄国远东地区谋生，固然与国内人口过多、生存压力过重有关，但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俄国在开发这一地区的过程中急需劳动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中国人赴俄后，除了小部分经商外，大多数从事农业、伐木、建筑、佣工、修路和采矿等体力劳动。他们早出晚归、辛勤劳作，在事实上已成为这一地区开发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53)故此，在此次排华事件中，俄国政商各界即有不少反对的意见，如陆军大臣楚霍穆利罗甫去远东视察时，发现因禁用华工明显影响了军事工程修建的进度，为此他面见阿穆尔总督管达替公开表示不满。再如，因政府工程与各地开发亟须，俄国工程承包巨商苏倭罗甫特别向管达替申请来华招工1500名，管达替无奈只得批令暂招500名。换言之，大规模华工赴俄基本上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俄国内部分政治势力却将其过度政治化，并以暴力手段进行排斥、驱逐，“嫉之如蛇蝎，贱之如牛马，有事则任意招呼，一从其便，无事则藉口驱逐。”(54)其实不但此次事件，近代以来俄国发生的排华活动，大抵都是如此。
在此次事件中，黑、吉两省地方政府尽力安置回国华侨，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馆也四处奔走、据理力争，其表现虽然差强人意，但总体而言，俄国一向遵循实力外交，恃强而为，因国力相差悬殊，中国方面缺乏有效的反制措施和手段，注定交涉成效不彰，形成进退失据、任人宰制的局面。正如时任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的桂芳所言：“而彼族外肆强权，内施密计，争议则未见明文，顺复则日趋穷蹙。”(55)这种情形，大体上也是近代中俄外交关系的一个缩影。
注释：
①如李永昌：《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8～30页；A·拉林著，阎国栋译：《俄罗斯华侨历史概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李志学：《试析1864年-1914年的赴俄华侨》，《暨南学报》2006年第1期；张宗海：《中国人难以在俄罗斯立足的历史根源——谬种流传的“黄祸”论》，关贵海、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等等。
②张元奇等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第1编第1章，1912年，第6页；关于此次鼠疫的疫源问题，可参见拙文：《1910-1911年东三省鼠疫之疫源问题》，《历史档案》2009年第3期。
③《东三省疫气一律扑灭尤为出力人员请奖折》，《锡良遗稿·奏稿》第二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中华书局，1959年，第1311页。
④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698页。
⑤Carl F. Nathan,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1910-1931),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67.
⑥《东清铁路在满洲防疫之次序》，《远东报》1911年2月17日。
⑦张元奇等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第二册，第2编第4章，1912年，第7页。
⑧张元奇等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第二册，第8～9页。
⑨《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黑龙江巡抚周树谟为海参崴等地驱逐华人札饬事》，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21-13-213；《为电驻俄萨钦使解释各外报登载奉天排外误传等情》，辽宁省档案馆藏，档号JC10-3047；丁进军：《宣统年间华侨经商及佣工史料》，《历史档案》1986年第3期。
⑩《奉天锡清帅来电》，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21-2-47；《驻海参崴领事桂芳沥陈俄国凌辱华民情形致外务部函》，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中华书局，1981年，第1809页。
(11)《旅崴华侨受虐情形》，《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三月初四日，第三版。
(12)《奉天锡清帅来电》，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21-2-47。
(13)《兴东道呈为王委员瑞棠劝谕观音山各商设立病房等情由》，《兴东道呈为防疫及以工代赈采苗用款一并呈请汇入防疫案内列销》，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21-3-52。
(14)张元奇等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第二册，第36页。
(15)《东宁厅关于厅属办理防疫章程并请拨经费的详文》，吉林省档案馆藏，档号J023-02-1242。
(16)(40)《专电》，《民立报》宣统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17)《东宁厅为报送防疫经费报告册的呈文》，吉林省档案馆藏，档号J029-01-38。
(18)如黑河1909年人口总数只有8121人，东宁人口总数到1911年也只有8473人，见张国淦：《黑龙江志略》，黑水丛书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389页；《吉林民政司呈吉林全省户口总数及吉林行省的批文》，吉林省档案馆藏，档号J023-04-0054。
(19)(39)(46)(54)《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黑龙江巡抚周树谟为海参崴等地驱逐华人札饬事》，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21-13-213。
(20)[俄]Ⅱ·θ·翁特尔别格：《滨海省——1856-1898》，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50页。
(21)《胪滨府知府张寿增关于防疫情况的报告》、《总办驻哈黑龙江铁路交涉总局李鸿谟关于铁路各站防疫情形给东三省总督及黑龙江巡抚的报告》，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21-2-47；《满洲里哈尔滨防疫纪》，《东方杂志》第七卷12期，第380页。
(22)1910-1911年东三省的疫情以1911年2月上旬(即农历新年前后)最为剧烈，此后逐渐减弱，2月中旬后开始明显消退，至4月下旬最终被扑灭。见《宣统政纪》卷五十一，第58页。
(23)《黑龙江巡抚周树谟为江省疫患渐平并具陈办理情形的奏折》，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21-3-51。
(24)《兴东道呈为王委员瑞棠劝谕观音山各商设立病房等情由》，黑龙江档案馆藏，档号21-3-52。
(25)《驻海参崴商务专员桂芳以在崴华人数目职业等项无从清查并有美人经由崴埠招收华工致外务部函》，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1798页。
(26)(31)(55)丁进军：《宣统年间华侨经商及佣工史料》，《历史档案》1986年第3期。
(27)《驻海参崴商务专员桂芳以在崴华人数目职业等项无从清查并有美人经由崴埠招收华工致外务部函》，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1799页。
(28)《俄疆吏对满发愁》，《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二月初五日，第三版。
(29)李长傅：《中华民族之国外发展》，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1929年，第15页。
(30)(43)(44)(48)(49)张元奇等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第二册，第25、23、23～25、43、37页。
(32)A·拉林著，阎国栋译：《俄罗斯华侨历史概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33)转引自王晓菊：《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35页。
(34)转引自李永昌：《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9页。
(35)《外务部以华人赴海参崴佣工如无中国护照应不许进口致俄使照会》，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1800页。
(36)《奉天锡清帅来电》，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21-2-47。
(37)丁进军：《宣统年间华侨经商及佣工史料》，《历史档案》1986年第3期；《奉天锡清帅来电》，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21-2-47。
(38)《俄疆吏对满发愁》，《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二月初五日；《俄人驱逐华侨之原因》，《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二月十九。
(41)《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黑龙江巡抚周树谟为海参崴等地驱逐华人札饬事》，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21-13-213；丁进军：《宣统年间华侨经商及佣工史料》，《历史档案》1986年第3期。
(42)缪学贤：《黑龙江》，东三省筹边公署，民国二年版，第27～29页。
(45)《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黑龙江巡抚周树谟为海参崴等地驱逐华人札饬事》，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21-13-213；《驻海参崴领事桂芳沥陈俄国凌辱华民情形致外务部函》，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1810页。
(47)《奉天锡清帅来电》，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21-2-47。
(50)《东宁厅为报送防疫经费报告册的呈文》，吉林省档案馆藏，档号J029-01-38。
(51)《电请保护华工》，《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52)魏声禾：《鸡林旧闻录》，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41页。
(53)B·扎采平(常胜)：《华人对俄罗斯远东城市发展的贡献》，《西伯利亚研究》第34卷第4期，20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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