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关于明末清初中国天主教的研究，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内容也发生了新的变化。①在范式转换之前，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都是以教会人士的研究为中心。其中有人使用藏于欧洲各地的传教士书简和藏于台湾的数量颇丰的天主教中文史料，对在华传教士的事迹进行研究，但其研究仍是从天主教教会的视角来阐述中国天主教的发展史，即“中国教会史”。②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在“文革”后渐次展开，天主教被看做是欧洲帝国主义统治殖民地的手段，传教士被看做是“帝国主义的先锋”，即侵略者。在研究范式转换以后，开始出现教会人士以外的研究者，超越中国教会史框架的研究也随之而生。如“中西思想文化交流史”以天主教传教士将欧洲思想文化输入中国并将中国思想文化输入欧洲，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为研究对象；“区域社会史”以近年来基督教向中国下层社会浸透过程及其社会影响为研究对象等等，成为当前研究的中心。③在此过程中，学者们把基督教与欧洲帝国主义严格加以区分，同时也抛弃了传教士是“帝国主义的先锋”这一基本观点。本文以在华传教士是侵略者观念的形成为题，通过考察耶稣会传教士与葡萄牙人（佛郎机）的关系，揭示在华传教士是侵略者观念的形成过程及原因，进而论证在华传教士是侵略者观念的形成时期是在明朝末年。
    一、佛郎机
    在地理大发现时代，葡萄牙、西班牙两国通过向教会提供资金援助，获得教会圣职人事安排的传教保护权。由于耶稣会接受了葡萄牙王国的援助，其海外传教是与葡萄牙王国武力征服海外诸地同时进行的，④征服印度与天主教在印度的传教就是典型的事例。
    然而，传教士在华传教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一方面澳门作为传教据点在地理上和经济上都有不稳定性，另一方面传教士并未得到葡萄牙王国的军事支持。⑤耶稣会视察员范礼安(1538-1606)把“适应政策”作为传教方针。⑥所谓适应政策，即要尊重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与中国人对话。传教士要学习中文，教义要翻译成中文，在禁止祖先崇拜和孔子崇拜问题上，对中国的天主教信徒采取宽容的态度。这与在印度以武力为后盾的传教方针正好相反。⑦在华的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1543-1607)与利玛窦(1552-1610)就是以“适应政策”为方针进行传教的。他们首要的使命是成功进入中国，在澳门葡萄牙商人的帮助下，罗明坚结识了两广总督陈瑞，在“同葡萄牙商人一同前往时，按照当地的习惯，在陈瑞面前，他们每次都要下跪，但（陈瑞）总是让神父站起来，免除其叩拜之礼”。⑧通过陈瑞，传教士获取了在肇庆居住的许可，从而完成了进入中国的使命。⑨也就是说，传教士进入中国与葡萄牙商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当时中国人称葡萄牙人为“佛郎机”，认为他们是侵略马六甲和印度的殖民主义强盗。⑩“佛郎机”是“Falanchi”的音译，源于法兰克族(Franks)的称呼。5世纪该族在法兰西北部到德意志西部地区建立了法兰克王国。(11)后来，曾与法兰克王国发生过武力冲突的回教徒用“佛郎机”来称呼欧洲的天主教徒。(12)当中国人看到航抵广州的葡萄牙人时，也称其为“佛郎机”。1571年西班牙王国占领了吕宋岛，将吕宋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由于西班牙人也是欧洲天主教徒，于是中国人亦称其为“佛郎机”。(13)这样，“佛郎机”成为当时中国人对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的共同称谓。
    需要注意的是，“佛郎机”这个词并非用来单指人种，而且被赋予了侵略者的色彩。虽然两广总督陈瑞出于对葡萄牙商人的怀柔，也向传教士表达了善意，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对于与“佛郎机”（葡萄牙人）一起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是心存疑惧的。
    二、“侵略者疑惑”与适应政策
    入居肇庆之后，罗明坚与利玛窦开始以“适应政策”为方针，在葡萄牙商人影响所及的范围内，以士大夫阶层为中心进行传教。在传教之初，不仅罗明坚与利玛窦带来的自鸣钟等舶来品使中国士大夫有新鲜感，而且传教士拥有的欧洲先进的科学知识对士大夫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如利玛窦制作的“山海舆地全图”，显示了高超的科学水准，令士大夫们佩服不已。在传教方面，“山海舆地全图”取得了另一更大的成效。利玛窦曾说：“拜图所赐，表明我国与这个王国相隔甚远，其间是广阔的大海，这消除了早期他们认为我们是为侵略其国而来的疑虑。这个疑虑是神父们改变这个国家人民信仰的最大障碍之一。”(14)利玛窦在与士大夫的交谈中被问及出生国时，他常用极其夸张的距离来表达两国距离相当遥远。例如，在南京利玛窦与李贽(1527-1602)交谈时，称两国相距“十万余里”。(15)这种被夸大的距离感，具有消除中国人认为传教士可能是侵略者的疑惑的效果。
    中国人对传教士是侵略者的疑惑，本文称之为“侵略者疑惑”。利玛窦把它视为传教活动的最大障碍，并把消除它当作使命。这样，如何处理与葡萄牙商人的关系就成为了问题。如前所示，葡萄牙人（佛郎机）被中国人以疑惧的目光视为侵略者。为此，利玛窦等人竭力隐瞒其与澳门葡萄牙商人的关系，尽量避免再与其接触。(16)这种转变很快取得了实际的效果，后来在利玛窦等人将传教据点从肇庆移至韶州时，由于“未有言及澳门和葡萄牙人，这些新来者（被当地人认为）是从肇庆来的读书人”。(17)
    但是，这使传教士有一个难题无法解决，即在华传教所需的资金问题。利玛窦等人传教经费是经澳门送出的，澳门的传教士先把资金存放于葡萄牙商人处，葡萄牙商人到广东进行贸易时，再将传教资金转交给从中国内地赶来的传教士。这样内地的传教士为了提取传教资金，不得不与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定期接触。(18)于是，渐渐地传教士与澳门的关系引起了人们的怀疑，浙江籍的进士李日华(1565-1635)曾指出：“利乃香山澳主所遣以侦探中朝者。为近日有扫除香山澳之义故也。”(19)就是其中一例。
    耶稣会视察员范礼安的危机感越来越强，于是筹划了新的经费供给方法，北京、南京、南昌、韶州的传教士每处配给1000金锭，传教士利用这笔资金购置土地，通过土地生利的方式筹措传教经费。利玛窦对新方法的必要性作如下解释：“为了不必每年由澳门供给资金。寄钱相当费时费力，且有危险，更坏的是将引发中国人产生极大的疑惑。在中国人看来，我们在当地传教却由外国人提供生活援助是件值得怀疑的事情。这将予以我们重大的打击。”(20)关于利玛窦所说的“这将予以我们重大的打击”（原文为ciò che gli fa grande danno），“这”是指“侵略者疑惑”，接下来的动词“予”，在原文中记作“fa”，是动词“fare”的现在时表达，这里只能解释为普遍性。它表示中国人认为传教士是侵略者这一疑虑给予传教活动的重大打击，是一种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存在的普遍现象。这意味着什么呢？如前所述，利玛窦通过制作“山海舆地全图”，成功地消除了中国人的疑虑。然后又通过“适应政策”与士大夫建立了信任，顺利地开展了传教活动。但是，一度已经消除的疑惑，由于与澳门的关系，又再次引起了中国人的猜疑，“侵略者疑惑”成为经常纠缠传教士的问题。因此，范礼安试图通过使传教士在经济上自立的方法来切断传教士与澳门的关系，从而解决这一难题。但是，他所筹划的经费供给方法，由于他的死去而未能实行。(21)传教士从澳门接受经费供给的老方法仍然延续下来。
    三、“侵略者疑惑”与南京教案
    1616年，利玛窦去世6年后，在南京发生了以南京礼部侍郎沈等人趁传教士王丰肃(1566-1640)建造天主教堂之时，对天主教徒进行镇压的事件，即南京教案。教案始于万历四十四年五月沈上《参远夷疏》，终于12月28日万历帝下诏驱逐传教士。教案造成了传教士在华传教活动的中断。(22)
    以往关于南京教案的研究中，有学者从文化摩擦的视角指出这是佛教对势力日益扩大的天主教的攻击，也有学者认为是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23)笔者试从教案与传教资金的关系来考察传教士是侵略者观念形成的问题。
    沈曾连续三次上章弹劾王丰肃，1616年5月上《参远夷疏》，8月上《再参远夷疏》，12月上《参远夷三疏》。沈在《参远夷疏》中直接提出了王丰肃从何处接受资金的疑问，“要见，彼狡夷者，从何年潜入，见今两京各省有几处屯聚？既称去中国八万里，其赀财源源而来，是何人为之津送？”(24)对此，王丰肃等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在遭到南京礼部、南京都察院逮捕、审讯时回答说：“王丰肃一切费用，俱自香山澳送来。其银自西洋国送入澳中，澳中商人转送罗儒望，罗儒望转送到此，岁岁不绝。”(25)罗儒望是耶稣会传教士，1616年在南昌从事传教活动。(26)从以上史料来看，似是罗儒望赴广东从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处取得传教资金，再转送给南京的王丰肃。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明确指出了传教士的资金来源于香山澳（澳门）。沈据此进一步尖锐地逼问传教士与葡萄牙商人的关系。他在《参远夷三疏》中说：“臣近又细询闽海士民，识彼原籍者云，的系佛狼（郎）机人。其王丰肃，原名巴里狼当，先年同其党类诈称行天主教，欺吕宋国王，而夺其地，改号大西洋。然则闽粤相近一狡夷尔。有何八万里之遥。臣虽未敢即以此说为据，然而伏戎于莽，为患叵测”。(27)这里，沈指出了王丰肃是佛郎机，(28)含有两点重大意义：其一，由于佛郎机曾侵略过吕宋岛，如果王丰肃是佛郎机人，其在华活动的目的显然是要侵略中国。由于中国人对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不加区分地统称为佛郎机，因此，尽管侵略吕宋岛的是西班牙人，与王丰肃毫无关系，但两者还是被牵扯到一起。这样，传教士直接受到了中国人的怀疑。其二，佛郎机是以吕宋岛为据点，如果王丰肃是佛郎机，其国为吕宋岛，与中国距离较近。这样，自利玛窦以来传教士们所主张的其国离华有“八万里”之遥，就完全成了没有根据的谎言，自然会被认为旨在隐蔽侵略意图。
    需要注意的是，沈是在假设福建沿海居民的证词符合事实的情况下，推断王丰肃是佛郎机，可能是侵略者，但并未明确指出王丰肃是侵略者。然而这一暗示显然影响了明政府，1616年12月，万历帝下诏驱逐传教士，“王丰肃等，立教惑众，蓄谋叵测。可递送广东抚按，督令西归”。(29)
    传教士们立即做出了反应。在明廷从事历书修订的庞迪我(1571-1618)等人，上疏请求恩赦：“西洋国陪臣庞迪我等奏，臣与先臣利玛窦等十余人涉海九万里，观光上国，叨食大官一十七载。近见南北参奏要行驱逐。念臣等焚修学道，尊奉天主。宁有邪谋甘堕恶业。乞圣明怜察。侯风便归国，若寄居海屿，愈滋猜疑。并南京等处诸陪臣一体宽假，以全天朝豢养之恩。”(30)此处的“海屿”是指澳门。(31)由于澳门是葡萄牙人（佛郎机）的居留地，如果遵诏回到澳门，传教士是佛郎机人的嫌疑就会越来越大。因此，传教士们对被驱逐到澳门的命令进行了抵制。但是，明朝政府并未接受庞迪我等人的请求，还是将传教士们驱逐到澳门。至此，中国人对传教士的疑虑再也无法消除了。
    四、“侵略者疑惑”与徐光启
    众所周知，徐光启与李之藻、杨廷筠，并称为是明末天主教三柱石。徐光启是天主教在华传教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的人物。(32)他大力支持利玛窦等传教士的传教，对传教士们所从事的以《几何原本》为代表的欧洲科学知识的翻译事业给予了高度评价，然而，如果重新审视，会发现徐光启并非总是对传教事业起着正面作用，在传教士是侵略者观念的形成中，他曾起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负面作用。
    南京教案发生后，为了给传教士辩护，在沈上《参远夷疏》的2个月后，徐光启上《辩学章疏》，关于传教士的传教资金，徐光启辩解说：“诸陪臣所以动见猜疑者，止为盘费一节。或疑烧炼金银，或疑外商接济，皆非也。诸陪臣既已出家，不营生产，自然取给于捐施。凡今衣食，皆西国捐施之人，展转托寄，间遇风波盗贼，多不获至。诸陪臣亦甚苦之。……为今之计，除光禄寺恩赐钱粮照旧给发外，其余明令诸陪臣量受捐助，以给衣食，足用之外义不肯受者，听从其便。广海洋商，谕以用度既足，不得寄送西来金银。仍行关津严查阻回，如此音耗断绝，尽释猜疑矣。”(33)徐光启认为“洋商”并非直接向传教士提供资金援助，而是作为中介转送西方国家虔诚信徒的捐款，如果明王朝能够提供传教资金，就没有必要再由“洋商”转送捐款，传教士与洋商的联系便可断绝，中国人的疑虑也可消解。显然，徐光启竭力想使传教士摆脱与洋商的联系。(34)
    如果听任对传教士资金来源的调查继续下去，洋商是澳夷，即佛郎机的事实定会为人所知。因此，徐光启为了防患于未然，试图切断传教士与洋商的联系。应该说，徐光启对消除中国人的疑虑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竭力为传教士辩护。但是，徐光启的建议并未被采纳。当万历帝下达驱逐传教士的诏书后，北京的庞迪我、熊三拔，南京的王丰肃、谢务禄均被驱逐到澳门；剩下的传教士，有的为信教士人孙元化所藏匿，有的自己隐藏于中国各地。至此，耶稣会在华的传教被迫中断了。
    1621年天启帝即位后，徐光启再度奏请召回被驱逐到澳门的传教士。自萨尔浒之战失败后，明王朝苦无对付后金的良策。于是徐光启提出强兵政策，包括用枪炮装备军队，练兵和修筑城墙等。同时，他还建议购买澳门性能优良的欧式大炮，招聘澳门的炮手担任教练，聘请传教士担任军事顾问，并请他们到北京来就职。(35)让传教士以军事顾问的身份回到北京，实际上意味着请求恢复传教活动。(36)
    最初，传教士们强烈反对担任明王朝的军事顾问。(37)之前传教士们竭力掩盖与澳门的关系，故难以接受作为军事顾问与澳门的炮手一起参与明朝的军事活动。对此，李之藻劝导传教士们：“神父们，不必担心。不要拿武器作借口。对裁缝来说，针是必需之物，但裁缝穿针引线，做好衣服后便把针拔掉了。因此，神父一旦奉皇帝之命参加战争，武器便变成了笔。”(38)也就是说，即使是担任了军事顾问，传教士的知识和技术，还是为了恢复传教。最终，传教士们被说服了。
    关于传教士们接受劝告的理由，笔者未见有这方面的史料。但从耶稣会传教的本质上不难推测出来。耶稣会的创始人罗耀拉(1491-1556)在《灵操》中告诫传教士们说，手段应服从于目的。⑧也就是说，向中国传播神的福音是目的，参与军事活动只是手段，为了实现目的，无论采取何种手段，在耶稣会中都是正当的。1621年，被说服的传教士们和4名炮手携带4门大炮从澳门来到了北京。传教士们回到北京后，重新开始传教，潜身各地的传教士们也恢复了传教活动。
    徐光启的强兵政策在传教士问题上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虽然通过让传教士担任军事顾问的方法，恢复了其在华的传教事业，但却完全背离了此前努力消除中国人的疑虑的方针。在南京教案中，徐光启曾忠实地执行过这一方针，为传教士进行辩护。但是，现在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徐光启之所以改变态度，可能是他认为如果顽固地坚持消除中国人的疑虑的旧方针，就不可能恢复在华的传教事业。不如乘皇帝更替之际，让传教士出任军事顾问，担当防御后金的重任，这样可以改变明政府对传教士的恶劣印象，从而恢复在华的传教事业。但是，徐光启没有想到，欧式大炮和军事技术，这些曾经令中国人疑惧的葡萄牙人的军事力量，一旦在对付后金的进攻中发挥威力，在赢得正面评价的同时，也将带来负面的影响，这将愈发使中国人相信传教士与葡萄牙人是同伙。
    五、侵略者观念的形成
    此后，徐光启继续推行让传教士担任军事顾问的强兵政策。1630年，时任礼部左侍郎的徐光启，又将传教士陆若汉与澳门的葡萄牙士兵招聘至北京防御后金的进攻。与此同时，耶稣会也积极支持传教士担任军事顾问，并趁机扩大势力。(40)这样，传教士的军事顾问形象完全定型了。
    对传教士来说，强兵政策的正面效应日益增强，其负面影响也逐渐明显。礼科给事中卢兆龙在针对徐光启招聘陆若汉的奏疏中说：“臣生长香山，知澳夷最恶。其性悍，其心叵测。其初来贸易，不过泊船于浪白外洋耳。厥后渐入澳地，初犹搭篷厂栖止耳。渐而造房屋，渐而筑青洲山，又渐而造铳台造坚城。……且澳夷专习天主教，其说幽渺，最易惑世诬民。今在长安大肆讲演，京师之人信奉邪教十家而九。浸淫滋蔓，则白莲之乱可鉴。……万历年间，番人庞迪我、王丰肃等煽惑京师，为礼部疏参驱逐。礼臣徐光启夙擅谈兵，臣嘉其志素负清望。臣重其人，而今忽取夷人入京。岂子仪借回纥之兵，但与夷人说天主也。以古况今，无乃不可。”(41)卢兆龙从“澳夷”即澳门的葡萄牙人谈起，剖析了葡萄牙人、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的危害，并举唐代郭子仪借回纥兵之例，给徐光启敲警钟。
    需要注意的是，卢兆龙文中的“澳夷”并未能将澳门的葡萄牙人和传教士做严格的区分，实际上是二者的泛指。显然，这是徐光启让传教士与葡萄牙人共同参与军事活动的强兵政策所造成的后果。至此，传教士与葡萄牙人被中国人认为是同伙。
    此后，反天主教论者继承了这一观念。1638年，福建省发生了反天主教运动。(42)苏及寓在《邪毒实据》中攻击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说：“此夷诈言九万里。夫诈远者，令人信其无异志，而不虞彼之我吞我耳。不知此番机深谋巧，到一国必坏一国，皆即其国以攻其国，历吞已有三十余。远者难其踪，最近而吕宋，而米索果，而三宝颜，而鸡笼、淡水，俱皆杀其主夺其民。只须数人，便压一国。此其实实可据者与。”(43)这里，苏及寓认为艾儒略是侵略者的证据，与《参远夷三疏》的论调相同，苏及寓的文章极可能是参考前者写成的。虽然侵略吕宋是佛郎机，但侵略米索里、三宝颜、鸡笼和淡水的却是荷兰人（红毛），中国人对此不加区别，全都归过于传教士。进入清朝后，在1664年，发生了杨光先攻击在北京钦天监任职的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等传教士和信教士人的事件，结果汤若望和许多信教士人受到刑罚。(44)杨光先批驳传教士说：“从来天下之祸，常伏于其所忽。初以其根蒂之小也，不甚留意提防，及至毛羽既丰，一旦变作，不可扑灭，虽悔何追。自古至今，每每如斯。况其教以谋夺人之国为主。查其实迹，非止一端。……其已夺吕宋国也，有故明南礼部沈之参疏可据。如此狼子野心之人，又有火器刀甲之锬猛。安可与之同中国哉。臣不但为身惧，为族惧，且为天下惧，为朝廷惧矣。”⑥杨光先也把佛郎机侵略吕宋事件作为传教士是侵略者的证据，并明确指出来自《参远夷三疏》。可见《参远夷三疏》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
    必需要注意的是，沈在《参远夷三疏》中只是暗示传教士可能是佛郎机。但是，苏及寓和杨光先则明指就是佛郎机。这种变化是由徐光启让传教士与葡萄牙人共同参与军事活动的强兵政策所造成的。中国人把佛郎机侵略吕宋事件等与传教士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传教士是侵略者观念的正式形成。
    结论
    通过考察传教士与佛郎机（葡萄牙人）的关系，揭示了传教士是侵略者观念的形成过程及原因。
    最初，耶稣会在华的传教方针是适应政策，它要求传教士全力消除中国人认为传教士可能是侵略者的疑虑。传教士在竭力避免与被中国人看做是侵略者的澳门葡萄牙人接触的同时，由于传教资金的中转必须依靠葡萄牙人，传教士又不得不与之保持联系。南京教案中对传教资金供给渠道的调查，揭开了传教士与葡萄牙人之间的关系。沈据此怀疑传教士可能就是佛郎机。受此影响，万历帝下诏将传教士驱逐到澳门，这导致传教士在华传教事业暂时中断。
    为恢复传教事业，徐光启提出强兵政策，招聘澳门的传教士和葡萄牙炮手一起来到北京，辅助明王朝防御后金。这虽然促成了在华传教事业的恢复，但却背离了以前的传教方针。其负面影响导致中国人认为传教士与葡萄牙人关系密切，传教士被看做佛郎机。以后的反天主教论者，把佛郎机侵略吕宋事件等全都归过于传教士，明确宣称传教士就是侵略者。至此，传教士是侵略者观念正式形成了。
    注释：
    ①Standaert, Nicolas, ed.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1:635-1800, Leiden: E.J.Brill, 2001,pp.9-10)；李天纲：《中文文献与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张先清：《史料与视界——中文文献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5页。
    ②李天纲：《中文文献与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黄一农：《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台北：《新史学》第7卷第1期，1996年。
    ③近年来的代表性研究，“中西思想交流史”方面的有张国刚、吴莉苇的《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区域社会史”方面的有张先清的《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中华书局2009年版。
    ④高瀨弘一郎：《キリシタン时代の研究》，岩波书店1977年版，第75页；关于耶稣会对日本与中国的军事计划，参见该书第3章“キリシタン宣教师の军事计划”，以及金国平：《耶稣会对华传教政策演变基因初探——兼论葡、西征服中国计划》，《西力东渐》，澳门基金会2000年版。
    ⑤高瀨弘一郎：《キリシタン时代の研究》，第82页。
    ⑥金国平：《耶稣会对华传教政策演变基因初探——兼论葡、西征服中国计划》，《西力江浙》，澳门基金会2000年版。
    ⑦矢沢利彦：《中国とキリスト教》，近藤出版社1972年版，第14-34、64-65页。
    ⑧D' Elia, Pasquale M. , 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 Europa e la Cina,1579-1615, vol. 1, p. 156.
    ⑨平川祐弘：《マラオ·リツチ伝》1，平凡社，东洋文库141，1969年版，第49-55页。
    ⑩D' Elia, Pasquale M. , 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 Europa e la Cina,1579-1615, vol. 1,pp. 149-150.
    (11)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12)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第1页。
    (13)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第88-89页。
    (14)D' Elia, Pasquale M., 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 Europa e la Cina, 1579-1615, vol. 1, p.211.
    (15)李贽：《与友人书》，《续焚书》卷一。
    (16)参照裴化行著，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34-235页；桐藤薰：《ィェズス会宣教师とポルトガル人万历四四年の南京教案をめぐる一考察》，日本：《关西学院史学》35号，2008年。
    (17)Bemand, Henri, Mattieu Ricci et la Societe Chinoise, (2vols. , Tiensin, 1937), vol. 1, p. 150.
    (18)详见桐藤薰：《ィェズス会宣教师とポルトガル人万历四四年の南京教案をめぐる一考察》。
    (19)李日华：《万历己酉九月七日》，《味水轩日记》卷一。
    (20)D'Elia, Pasquale M., Fonti Rw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Europa e la Cina,1579-1615, vol. 2, p. 363.
    (21)D'Elia, Pasquale M., 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nginali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Europa e la Cina,1579-1615, vol. 2, p. 363.
    (22)张维华：《南京教案始末》，《齐大月刊》第1卷第2期，1930年，第93-106页；第1卷第3期，1930年，第191-208页。
    (23)张维华：《南京教案始末》；万明：《晚明南京教案新探》，王春瑜编：《明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Kelly, Edward Tomas, "The Anti-Christian Persecution of 1616 - 1617 in Nanking," Columbia University, Ph. D. diss. , 1971; Zürcher, E. , "The First Anti-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Nanking, 1616-1621) ," in Acta Orientalia Neerlandica, Edited by P. W. Pestman.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1971; Dudink, Adrian, "Nangong Shudu (1620), Poxieji (1640), and Western Reports on the Nanking Persection (1616-1617),"Monumenta Serica, no. 48, 2000.
    (24)沈：《参远夷疏》，徐昌治编：《圣朝破邪集》卷一。
    (25)《会审钟明礼等犯一案》，徐昌治编：《圣朝破邪集》卷一。
    (26)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2页。
    (27)沈：《参远夷三疏》，徐昌治编：《圣朝破邪集》卷一。
    (28)这一史料被频繁地引用，以下是部分被引用情况：Zürcher, (1971); Dudink, (2000); Kelly, (1971), p. 86; Gernet, Jacques,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Impact, (translated by Janet Loy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31.
    (29)《明神宗实录》卷五五二，万历四四年十二月丙午条。
    (30)《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五，万历四六年十月乙亥条。
    (31)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张铠：《庞迪我与中国》，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86页。
    (32)徐光启的传记，参见罗光：《徐光启传》，公教真理学会1953年版。
    (33)（明）徐光启：《徐光启集》卷九《辩学章疏》。
    (34)罗光先生评价徐光启的建议说：“光启的奏仪，是为当日证明教士的人格，杜绝旁人的嫌疑，然而教会的自由，将完全被政府所剥夺。……是在当时教会完全不自由和不安全里，求一暂时的安全。”罗光：《徐光启传》，第97页。笔者对此并不赞同。还有，李天纲将之解释为“中国最初的‘自养’主张”。徐光启等著，李天纲编注：《明末天主教三柱石文笺注——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论教文集》，道风书社2007年版，第67页。
    (35)关于徐光启的强兵策，参见岡本さえ：《清代禁书の研究》第2章“中华の富強”，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版；岡本さえ：《近世中国の比较思想异文化との邂逅》第2章“徐光启”，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版；黄一农：《天主教徒孙元化与明末传华的西洋火炮》，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7本第4分，1996年。
    (36)矢沢利彦：《徐光启》，日本：《历史教育》5-10,1957年。
    (37)Boxer, C. R. , "Portuguese Military Expeditions in Aid of the Mings against the Manchus, 1621-1647 ," T' ien Hsia Monthly, vol. 7, no.1, (1938).
    (38)Semedo, Alvaro, 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 London: Lohn Crook, 1655, p. 233.
    (39)ィグナチオ·デ·ロヨラ著，门肋佳吉译：《灵操》，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178页。
    (40)黄一农：《天主教徒孙元化与明末传华的西洋火炮》。
    (41)《崇祯长编》卷三四，崇祯三年五月丙午条。
    (42)福建省的反天主教运动，参见岡本さえ：《近世中国の比较思想　异文化との邂逅》第1章第2节“福建と反天主教活动”。
    (43)苏及寓：《邪毒实据》，徐昌治编：《圣朝破邪集》。
    (44)关于杨光先事件，参见岡本さえ：《近世中国の比较思想　异文化との邂逅》第5章“西学追放：杨光先事件”。
    (45)杨光先：《第六不敢受职之畏疏》，《不得已》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