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北極熊的窺探十七世紀**遣使的“北京經驗”

歐陽哲生

发布时间：2014-2-24

 
    十七世紀**人越過烏拉爾山向東擴張，侵吞包括西伯利亞在内的大片土地，建立起一個横跨歐亞大陸的帝國。從這時起，中國北部邊境出現一個新興的强悍異族，它逐漸取代了蒙古，成爲中國北疆新的邊患。俄國人在向東方進行殖民擴張的同時，又向北京派出了一批又一批使團，努力探尋與明、清兩朝建立外交、商貿關係。
    北京是十七世紀**與中國接觸的關鍵地點。她不僅是**使團出使的目的地，而且是他們地理探索的主要考察對象。**使團回國後留下的報告、日志和回憶録等文獻材料對其履行外交使命、與華商貿往來、考察地理環境等方面的情形作了詳細報道，爲我們了解**使團的來京過程提供了較爲完整的歷史材料。本文即以這些材料爲基礎，探討十七世紀**使團在京活動及使團成員對北京的觀察紀録，以展現**使團的“北京經驗”。
    一　**使團的使命
    在中俄交往史上，伊萬·佩特林使團被認爲是俄國第一個官方赴華考察團，其級别較低，爲西伯利亞地方政府派遣。“使團的目的并非是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也没有這樣的權力。它的任務是弄清通往中國的道路，獲得有關這個國家本身以及其經濟和政治狀况的信息。從佩特林的‘報告’來看，這個任務得以順利完成”。①**學者弗·斯·米亞斯尼科夫在歸?{伊萬·佩特林使團的文獻材料時指出：
    有關佩特林使團的檔案資料可以分成兩類：
    第一類是考察的總結性文件，這些文件直接報道考察的路綫和結果。第二類就是公文處理以及往來書信，它們提供了**人首次中國之行的間接資料。
    第一類檔案資料中保存至今的原本文件只有三份：佩特林的《開於中國、喇嘛國和其他國土、游牧地區與兀魯思，以及大鄂畢河和其他河流、道路等情况報告》；佩特林在索爾多格休息站回答問題的紀録，這在歷史文獻中常被稱爲《佩特林口呈》；以及佩特林和馬多夫請求獎勵他們中國之行的呈帖。這些文件使我們得以相當完整地了解到有關**新土地開發者此次旅程的情况。②弗·斯·米亞斯尼科夫所述第一類檔案材料收入他與娜·費·杰米多娃合編的《在華俄國外交使者(1618－1658)》一書，③其中佩特林的《關於中國、喇嘛國和其他國土、游牧地區與兀魯思，以及大鄂畢河和其他河流、道路等情况報告》有兩個版本。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編輯的《十七世紀俄中關係》一書第24－29號文件亦收入了佩特林使團這部分材料。④
    費·伊·巴伊科夫使團一般被認爲是**派往中國的第一個正式使團。據1675年2月23日西伯利亞衙門致外務衙門的公函稱：“費奧多爾·巴伊科夫不是由西伯利亞衙門派往中國，他回到莫斯科也没有向西伯利亞衙門報到，他是由財務衙門派去中國的。”⑤俄國學者認爲，巴伊科夫使團“有兩個主要任務：一是與中國建立睦鄰關係，二是理順貿易聯系”。⑥也有學者認爲，該使團“主要是爲了貿易，因此派的不是使臣，而是信使，他的外交使命只是向中國皇帝遞交沙皇‘親善’國書。信使選擇了托波爾斯克大貴族之子費多爾·伊薩科維奇·貝科夫，因爲他是個精通商業的人，并且能够經得住到中國去的遥遠而艱苦的路程。使節團的組織和派遣王作是由大國庫衙門辦理的，它給貝科夫撥了五萬盧布作爲購買貨物之用，這在當時是很大的一筆款項”。⑦
    在十七世紀來華俄國使團中，尼·加·斯帕法里使團是級别較高、且負有多重使命的一個使團。據1675年2月28日俄國外務部門下達給尼·加·斯帕法里的訓令，該使團所負使命爲：(1)同中國大臣商定，大君主的國書應怎樣書寫和用什麼文字書寫，才便於博格德汗了解；至於中國致俄國的信函，則希望用拉丁文或土耳其文書寫。(2)關於書寫兩國皇帝稱號的問題，擬按下述辦法解决：把大君主的稱號抄寫一份給中國大臣，同時讓中國大臣把博格德汗的稱號抄送一份给俄國。但是，如果斯帕法里發現博格德汗盗用鄰國其他大君主的稱號，應予以拒絕。(3)要仔細審查中國致大君主信函中所寫的大君主稱號，不允許和大君主國書所寫的有絲毫不同。(4)如果在中國有俄國俘虜，則請求無償釋放，或者付给一定的贖金，但每名俘虜不得超過三十盧布。(5)要求派遣真正的中國人擔任使節，携帶友好親善書以及寶石、銀錠、絲絨、花緞和各種草藥等禮品前往俄國。(6)要同中國方面商定，允許去俄國的中國使節每次可以自北京運往莫斯科一至三千萬更多普特的白銀以及寶石和各色絲綢，俄國方面將用大君主國庫中爲中國使節所中意的各種貨物來交换。(7)要探明自中國經由鄂畢河、亞内舍爾河、色楞河或齊額河前往俄國的水路。(8)聘請中國建造石橋的工匠去俄國作短期服務。(9)極力勸說中國商人携帶貨物到俄國去答應他們一定會得到俄國大君主的恩典。(10)自北京返回俄國邊界時，應派遣兩名軍役貴族和一名書吏去探明由邊界到阿斯特拉罕的道路，以便以後自莫斯科能經阿斯特拉罕前往中國經商。(11)力求在北京的耶穌會教士將中國早期給俄國的四封中文公函譯成拉丁文，因爲在莫斯科過去没有，現在仍然没有中文翻譯，以至俄國大君主對中國朝廷當時的要求至今仍無所悉。(12)請求允許兩國商人自由往來於雙方國境。(13)盡力探明一條可通往俄國的較近的路綫，特别是水路(經由大海或江河)。如果能找到的話，他——斯帕法里最好能得到允許走此路綫返回。(14)要說服中國大臣以友好親善的態度接受上述各點，因爲俄國大君主一貫希望同他們的博格德汗永遠友愛相處。⑧在這份交代多重任務的清單中，其中與中國建立通商關係和探明前往中國的最近路綫，是斯帕法里使團肩負的兩大主要任務。遺憾的是，過去我們對斯帕法里使團和此前其它**使團的研究，多專注於外交層面，忽略了其它方面的探討，這實爲一大缺陷。
    實際上，十七世紀**使團所負使命有一個拓展過程，從最初的探尋通往中國的路綫和沿途進行地理考察，到尋求與中國建立商貿關係，再到試圖與中國建立比較全面的外交關係，以解决兩國之間所存的各種争端，兩國逐漸從遠交走到近鄰。**使團除斯帕法里作爲公使派赴北京外，其它赴京的使團多爲急使或信使，一般由俄廷秘書或商人擔任，其任務不過是傳遞兩國君主的信件，在外交場合他們并不能代表俄國君主。⑨可見，十七世紀來華**使節，其層級相對較低，反映了當時**與中國的外交接觸實際仍處在一個較低層面。因此，**使團在外交層面以外所做的其它方面王作，如地理考察、商貿往來，更應值得我們重視和研究。
    二　**使團的地理收獲
    探明進入中國的路綫是**使團所肩負的使命，也是使團必須首先弄清的問題。英國學者S. A. M. 艾兹赫德論及1655至1833年西方與中國的交往之路時，稱有兩大變化：“一是由於歐洲的東印度公司和英國茶葉市場，好望角航綫變成了主要的交通綫，取代了文藝復興時期的大西洋航綫”，廣州取代澳門成爲東西交流的中心。“二是由於莫斯科公國和**的茶葉市場，一條新的交往路綫——遠北陸綫開始形成，并很快坐上了東西交往的第二把交椅”，“西伯利亞一中國交通航綫的開闢，可被視爲歐洲部分回應17世紀總危機的飛躍，這條路綫先是通往北京，1727年以後通往俄—蒙邊界的恰克圖”。⑩也就是說，遠北陸路的開闢，是**人在十七世紀打通東西方交通的重大突破。俄國學者特魯謝維奇在《十九世紀前的俄中外交及貿易關係》一書中專闢第三章《通往中國之路——路况及運費》討論，(11)顯示論者對這一問題之重視。
    **學者常常將俄國向東方探險和擴張的原因，上溯到十六世紀英國或歐洲其它國家對**提出過境到中國去的要求，他們指稱，“從十六世紀下半葉起，莫斯科開始從外國資料獲取有關中國的消息。這是由於商人、最初是不列顛商人，然後是歐洲其他國家的商人都在努力尋找一條通往東方富裕國家的道路。俄國統治者認真關注中國始於英國人的描述，他們從十六世紀後半葉起，積極尋找從東北方向(經過北方的海洋或從陸路經過**和中亞)通往富足的東方，特别是通往中國的道路，以避開東南方向的道路。”(12)《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一卷的《第2、3、4號文件》即是輯録十七世紀初英國使臣向**外務衙門提出讓英國商人過境前往中國、印度的相關文件。(13)這種說法是否能够成立，值得進一步考證和推敲。的確，從十六世紀起，西歐各國的商人、傳教士都有探尋從陸路通往中國的打算，這一設想顯然提醒了**人對東方的注意力，西歐各國的計劃自始即遇到了**人的警覺和抗拒。(14)法國學者加斯當·加恩認爲：“是**國家、商人和海盗的政治、商業和冒險的野心，才使如此值得注意的廣闊地區及時地歸屬於俄國名下。”(15)事實上，不管是英國商人也好，還是歐洲其它國家的傳教士也罷，他們尋求通過過境**前往中國的計劃都没有成功，俄國幾成爲西歐由陸路通往中國不可逾越的一道屏障。
    在佩特林使團出使中國前，俄國人對中國的情况了解甚少。如《十七世紀俄中關係》收入的《第19號文件》提到：“現在我國大君主的人也已經到達這個中國。在這個中國，皇帝名叫大明。中國城是在海灣之濱，騎上快馬繞城一周要走十天，這還不包括它的屬縣和轄地。”(16)《第22號文件》提到：“阿勒壇皇帝的使臣現在還在朕大君主處，他們談到中國時說：從他們那裏騎快馬走旱路到中國要一個月，沿途缺水，盡是沙地，路程異常艱苦。從朕的西伯利亞邊界城市托木斯克出發，經過很多游牧汗國到阿勒壇皇帝他們那裏，大約要走十八個禮拜旱路，而且路程異常艱苦，途中缺水。中國四周用磚墻圍起來，繞城一周大約要走十天，城墻之外没有任何屬縣。中國在河邊，不在海邊，這條河叫什麼河，他們不知道。中國貨物不多，而黄金和其他貴重裝飾品，在中國都不出產，也不盛行。由此可以知道，這個國家不大。”(17)可見，**當時有關中國的知識來源尚爲傳說、二手的性質。因此，佩特林使團的中國之行可謂破冰之旅，以後源源不斷派往中國的使節繼續提供有關中國的信息，對此**學者承認：“開闢了從歐洲通往東亞，直抵太平洋沿岸這一道路的首批俄國新土地開發者和使節，爲地理科學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中最值得推崇的當屬伊萬·佩特林、費奥爾多·巴伊科夫和尼古拉·斯帕法利以及其他許多在當時地理發現中起到極其重要作用的俄國旅行家。正是他們首次提供了有關中國以及從歐洲經由西伯利亞去往中國之途的確切消息。”(18)在《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等文獻中保存了大量這方面的材料。
    **學者認爲，“伊萬·佩特林所收集到的信息是對17世紀地理學的巨大貢獻。這是歐洲人在世界上首次找到那時還不爲人所知的經西伯利亞和蒙古草原到達中國的陸路路綫。當時很多人都把中國想象爲一個神話般的國度。他們不僅僅是找到了、而且還在其後留下了對經過蒙古這一漫長而艱難的路綫的詳盡描述，以及他們在所到諸國所見所聞的口述”。(19)佩特林的出使報告對其旅行路綫的描寫，爲這一結論提供了直接證明。
    巴伊科夫使團對後來的影響更大，這不僅因其層級更高，而且是他在地理上的收獲更大。巴伊科夫使團回程改换了路綫，其旅途非常艱難，他的報告對此作了披露：
    巴伊科夫離開中國京城汗八里城回國時，選擇了另外一條路綫，未按出國時所行經的介乎蒙古和布哈拉之間的道路行走。他們在相去一日路程的地方通過布哈拉的城市哈密和吐魯番，然後便向右轉去了。
    他由中國京城啓程後走了半年，方回到阿勃萊屬下那些布哈拉農民的地方，旅途極爲艱苦；大雪彌漫，氣候嚴寒，飼草缺乏，駱駝、馬等牲畜凍死和餓死的不少。(20)**學者認爲，巴伊科夫此行對於研究通往中國的陸路路綫和收集關於中國及其周邊國家的信息仍然具有重要意義。費·伊·巴伊科夫帶回的信息對以後的出使和研究中亞、東亞都十分有益。(21)《十七世紀俄中關係》所收録的《第176號文件》，即1674年外務衙門編寫的“關於前往清帝國的路綫”正是巴伊科夫使團前往中國的路綫。(22)它成爲斯帕法里使團成行所依的重要文獻材料。
    斯帕法里使團在地理發現上取得的進展更大。英國學者約·弗·巴德利在討論斯帕法里使團留下的文獻材料時，特别强?{其在地理探索上所做的重大貢獻。使團回國後留下的文獻材料主要有：(一)由托博爾斯克至中國邊境的旅途日志，或簡稱《西伯利亞紀行》；(23)(二)《出使報告》，介紹由中國邊境至北京的旅程及在北京期間的情况；(24)(三)《中國介紹》(或譯《?被稱爲“亞洲”的天下，包括中國各城市和省份》)，附衛匡國《韃靼戰記》的俄譯文以及地圖一幅。(25)它們是該使團“發現中國”的主要材料。
    《中國介紹》最有價值的部分是詳叙通往中國的海路、陸路。第四章《前往中國有哪些海上航綫，如何乘船去中國》介紹了兩條通往中國的海路：“第一條航綫乃是葡萄牙人發現的，他們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就發現了東印度群島，占領了一些沿海地區，接着便從印度經海上來到中國沿海的廣東省和廣州城”。“從荷蘭或葡萄牙經由這一航綫去中國，需時一年，如遇順風，時間還可短些。但由於海上有狂風惡浪和其他危險，許多人都在途中喪生，然而海上航綫可直通中國的許多口岸城市和港灣要塞，中國人由這些地方啓航去印度通商，印度人也經海上來中國。”巴德利特别提到，“這條航綫也通到北京，你首先在海上航行，接着溯一條大河行馳四天，即可抵達京城。”第二條航路爲**人發現，由阿穆爾河入海口乘船，繞過大海岬朝鮮，來到中國的遼東半島，“由遼東再到中國最大的港口天津”，“從天津到北京，僅有二百俄里水路。中華帝國各地的人，都是這樣(經海上和河流)去京城的。”“經這條海路，不僅可以去中國，也可以去日本那個大島”。(26)這裏值得注意的是，與西歐其它國家殖民者探尋海路主要以到達中國東南沿海岸城市不同，**人的海路却是以北京爲目的地。而從北邊向南航行到天津這條新航綫，則成爲**人可能利用的一條專綫。雖然我們現在尚未發現十七世紀**人利用這條海路航行到北京的紀録，但顯然俄國人已掌握了這方面的地理知識。
    巴德利提到英國、荷蘭當時也有從北方打通海路的打算。“英國人和荷蘭人曾不止一次地試圖從阿爾漢格爾斯克啓航，取道北海洋，經過鄂畢河、葉尼塞河和其他河流的入海口去中國，通過這條航綫去中國和印度貿易，當然是近便多了。但是他們始終無法通過，因爲夏季海上到處飄浮着冰山，而冬季，又封凍很厚。”(27)顯然，英國人、荷蘭人這一企圖歸於失敗。
    在第五章《前往中國有哪幾條陸路，西伯利亞等地區的人是如何去中國的，其中以哪一條路最爲理想和安全》中，巴德利介紹了“耶穌會士從波斯和印度去中國的路，我們俄國人從北方由西伯利亞去中國的路”，實際上是對此前歐洲人前往中國的陸路作了全面綜述。它包括：第一條陸路“是由印度去中國，當年耶穌會士爲印度名王莫卧爾兒了解有關中國的情况，走的就是這條路”。第二條陸路“是由波斯去中國”。第三條陸路“是巴伊科夫所走過的那條路，這條路布哈拉人、喀爾木人以及我們的俄國人都走過多次，即從托博爾斯克乘平底船溯額爾齊斯河到鹽湖，由鹽湖改行旱路，通過喀爾木克和蒙古地區到優美的中國城市庫庫屯。庫庫屯地處塞外草原，是防禦喀爾木克人的前哨，由該城再走兩個禮拜便到北京。”第四條陸路“是新近發現的，它由色楞格斯克堡出發，通過鄂齊壘賽因汗和呼圖克圖喇嘛統治的蒙古地區，在草原上，趕着載貨的牲畜要走八個禮拜，不久前，商人和哥薩克就走過這條路。”“由托博爾斯克和色楞格斯克來的兩條路，在長城外會合成一條大道直通北京”。第五條陸路即是斯帕法里此行所走的路，“由涅爾琴斯克經過呼爾地區、嫩江，然後到北京”。它是從俄國或俄國邊境出發去北京最近便的一條路。“因爲從涅爾琴斯克至嫩江一段，騎我們自己的馬三周即可抵達，到了嫩江就有定居的中國人(滿洲人)和達呼爾人，地方長官會爲你提供車輛和伙食，將你送到北京”。第六條陸路“是由阿穆爾河畔的阿爾巴津通往嫩江，帶着馱畜上路，到嫩江的第一批村屯只需走十天，這是最新發現的由俄國領土去中國的最近便、最安全的路。在俄國領土與中國領土之間的那些地區，没有(獨立的)土著部落，除俄國人和中國人外，再無其他人往來其間。”“從通嫩江的關口到濱海的長城東端之間，共有八個關口，這些關口只供中國各族臣民貿易使用，不准外國人通過。”第七條陸路“是最近剛發現的，它通過蒙古車臣汗(的領袖)并經過達賫諾爾，據侍郎說，再没有比這條路綫更近的了，因爲從涅爾琴斯克至達賫諾爾只是一周路程，而達賫諾爾附近居住着從事農耕的中國臣民，他們乘牛車去北京只用三周時間。(28)斯帕法里所述這七條通往中國的陸路，其中後面五條陸路都爲**人開闢，它的目標都是指向或可通往北京。换句話說，北京是俄國人最爲關注的目的地。經過近半個多世紀的探索，到十七世紀七十年代，對於**人來說，可以說已是“條條大路通北京”了。
    斯帕法里的“地理發現”爲巴德利所道破：“這兩章乃是對地理知識的一項貢獻，它在文章寫成的那個時代具有重大的價值，可是直到如今，斯帕法里的崇拜者中竟無一人提到它。”(29)**因爲與中國接壤，在地理環境上較其它歐洲國家享有“地利”之便。斯帕法里寫道：“無論從俄國，西伯利亞或任何其他地區去中國，除了上述幾條路綫以外，没有也不可能再有其他的路了，因爲中國的領土起自東方的邊緣，又伸向南方，再無别的地區比西伯利亞更靠近中國了，對它的京城而言，尤爲如此，因由阿爾巴津騎馬去北京，僅需三個禮拜。”(30)俄國人充分認識到自己所占有的這種“地利”之便，故不允許其它歐洲國家染指，這是它拒絕西歐其它國家過境**或西伯利亞前往中國的真正緣由。
    有關斯帕法里帶回的地圖，他本人在《中國介紹》第二章末尾有所交代：“我們由長城來到這裏，親自進行觀察和了解，(除了)俄國人外，再無别人能如同我們現在這樣，經過(陸)路和長城關口前來中國，爲了使人們更好地理解，我們不僅已將北京和長城附近居住着什麼民族等情况寫成一本書，同時也將其繪成一幅地圖——北京以北地區居住着什麼民族？有哪些河流和地方？都已一一真實可靠地記載下來，并反映在地圖上，這是一個創舉，因爲整個歐洲真正知道只有一幅中華帝國地圖，耶穌會士也不例外。可是直到今日，包括耶穌會士在内的，無人知道由中國到蒙古以及西伯利亞之間的情况，因爲當我們在北京期間與教士們談起這些事情時，他們都表示驚奇。”(31)據巴德利推測，這幅“地圖也是從衛匡國處借來或偷來的”，不過斯帕法里“對耶穌會土地圖所缺部分作了補充，也就是添加了他在沿途所搜集到的關於長城以北的情况：居住着什麼民族，有哪些河流和地方，等等。若從斯帕法里就托博爾斯克至長城一段旅程逐日記下的詳細日志判斷，他是能够繪出這幅地圖的；他的日志内容十分豐富和精確，無論當時或在以後很長時期中，就這段旅途的全程或其中一段所寫的任何其他作品，都是無法與之相比的。還有一個直接的證據，即當時他所携帶的行裝包括有專供繪圖用的儀器”。(32)顯然，這是一幅較爲精確、也頗富價值的地圖。
    斯帕法里使團雖然没有完成沙皇交给他與中國政府建立貿易、外交關係的使命，但使團“爲國際學術界帶來了早期在歐洲一度不爲人知的、陸路經蒙古和滿洲可去中國的知識”，使團帶回的信息和材料匯聚於他們從托博爾斯克到北京沿途所寫的日志、《出使報告》及《中國介紹》。《中國介紹》一書在17世纪、18世紀的**有40多種抄本，反映了當時俄人對中國的强烈興趣。“斯帕法里中國之行在國外的影響之廣遠勝於**”，1692年法國巴黎出版了菲利普·阿夫里爾的《尋找穿越歐亞人的新路綫行記》一書，該書絕大部分内容引自斯帕法里的《被稱爲“亞洲”的天下，包括中國各城市和省份》一書。(33)從此，斯帕法里揚名西方，成爲西歐出版商競相追逐的對象。
    **漢學家高度評價十七世紀**使團的地理學成就：“伊萬·佩特林、費多爾·拜科夫(即巴伊科夫——作者按)、尼古拉·斯帕法里及其爲國際學術界帶來了早期在歐洲一度不爲人知的、陸路經蒙古和滿洲可去中國的知識，但是却没有完成交給他們的直接任務。**中國之行的報告(記録、出使報告、旅行日記、地圖)被譯成其他文字後很快就傳到了歐洲，豐富了世界地理學的内容。”(34)這些在地理學及其他方面的斬獲，爲**漢學奠定了重要基礎。
    三　北京城的觀察与紀録
    **使團中國之行的目的地是北京，其“北京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即是在北京現場的觀察、體驗，這方面他們留下了大量紀實性的報道文字，富有重要文獻價值。
    1618年9月1日伊萬·佩特林使團到達北京，在京只停留了四天。齊赫文斯基稱：“彼特林是一位觀察力銳敏的人物，他在北京居留期間，善於搜集有關中國居民日常生活習俗的引人入勝的資料。”(35)利用在京短暫的寶貴時間，佩特林對北京城作了力所能及的觀察和紀録，它可能是**人留下的有關北京城的最早文字紀録。
    首先映入佩特林眼簾的是北京的城樓、城墻。“這座城市非常大，石頭砌成，潔白如雪，呈四方形，繞城一周需4日。城市四角矗立着一些高大的城樓，潔白如雪；城墻中央矗立着一些高大的城樓，城樓的顏色也是潔白如雪。城樓帶有花檐，刷着籃黄兩種顏色。”(36)使團對北京的地理位置及與周圍的商品運輸作了?{查，他們對中國與周圍各國的貿易往來甚感興趣：“據說從中國城到大海7天行程。大船開不到距海7天路程的大中國城下，貨物都是用小船和平底帆船運到中國城。大明皇帝將這些貨物分配給中國的各個城市。而從中國的各個城市貨物又轉運到境外?，到蒙古、阿勒坦汗國、黑喀爾木克等地以及其他很多國家和各兀魯思，運到布哈拉附近沙爾城的鐵王那裏。”(37)使團看到了金碧輝煌、巍峨雄壯的紫禁城：“在大中國城的白色外城之内還有一座磁城，那裏是皇帝居住的地方。”“大明皇帝住的磁城以各種奇珍異寶裝飾起來，皇室矗立於磁城中央，宫殿的上方是金頂”。(38)使團對北京城的民風民俗存有自己的觀察視角和看法：“中國人無論男女都很清潔，穿本民族式樣的衣服：衣袖很寬，如我國女人夏天穿的肥袖襯衣；裏面穿的長内衣也像俄國樣式。中國人不擅戰，他們的手工藝和商業十分發達。但他們打仗却十分膽小，據說不久前蒙古人用奇襲奪取了他們兩座城市。”(39)
    在《1619年9月23日至11月10日之間喀山衙門對托木斯克哥薩克伊萬·佩特林及其旅伴中國之行的問詢答辭》中，亦保有一段對北京城的描繪，其中皇城、商品和城市建築是他們的主要關注對象：
    克雷姆城極其宏偉壯觀，位置接近東印度海，呈四方形。據說，繞城一周需要10天。城門也像前面幾座城市一樣，裝飾華美，上面用金子畫着草，鋪着大理石，在一個大屋頂下。城裏街道兩旁都是房屋，没有菜園。城裏人口非常之多。有各種商品：寶石、黄金、銀子、金色的絲絨、綢緞、錦緞等都極爲豐富，除了呢子，呢子較少，而香料、海外飲料和各種蔬菜極多，還有很多啤酒和葡萄酒。城市中央有磁石建造的宫殿，阿爾布爾皇帝就住在這裏。該城宏偉壯觀，有很多炮，皇帝的宫殿也是用那磁石和石板所建。這裏的亭臺樓閣極多，都刷成金銀色。(40)這些描述北京城的第一手資料在俄文文獻中堪稱首次發表，顯然具有“發現”的意義。
    佩特林使團報告幾乎使用了一半的篇幅描寫他們在北京的所見所聞，這足以表現他們對這一經歷的重視和炫耀。但使團在北京畢竟停留短暫，匆匆一過，走馬觀花，所得印象自然是一鱗半爪、零星片斷罷了。
    費·伊·巴伊科夫使團於1656年3月3日到達北京。這時正是清朝初年，戰事密布，北京城森嚴壁壘的城防氣氛給使團留下了深刻印象。“當他們進入汗八里城的第一道城門時，見到在城門右側架着三尊小銅炮，都只有一俄尺半長；通過城門後，又在城樓裏邊見到左、右兩側各有兩尊同樣的炮。他們騎馬進入汗八里城後，走了三俄里左右，來到供費奥多爾·伊薩科維奇·巴伊科夫下榻的大院。他們所經過的街道兩旁，店鋪林立。”巴伊科夫下榻的院舍是兩座磚砌的廳堂，上面鋪有瓦片，廳堂頂上有天花板，凳子上鋪着草席(41)，内部陳設極爲簡單。使團在北京停留了半年，到9月4日才離開。使團條陳《版本二》交代了使團由於呈遞禮品時出現的“禮儀之争”，因而未能覲見皇帝和未經許可游覽北京城的具體情形。
    使團在京的行動受到嚴格限制，所以未能如願對北京城進行足够的游覽或觀察。“至於汗八里城是大是小，不得而知，因爲俄國人不准離開他們的大院，他們像坐牢一樣被關在裏面，禁止他們自由進出的原因就是因爲大使拒絕到朝廷拜見那些大臣，不願向他們交出沙皇的書信，當時那些大臣們正忙於同中國達斡爾地區交戰”。(42)使團由於在京行動受到限制，加上語言不通，其有關北京城的許多描寫，大多是根據二手材料所獲得的信息編撰而成，使團報告對此并不隱諱，文中隨處可見的“據漢人和蒙古人講”即可說明這一點。“據漢人和蒙古人講，汗八里城縱横各爲40俄里。大使的隨行人員中没有人懂漢語，但是奉阿勃萊派遣與俄國大使一同前往中國京城的使者，布哈拉人伊爾克蒙會說蒙古語，托博爾斯克民團的哥薩克騎兵彼得魯什卡·馬利寧是用韃靼語與他交談的。”(43)下面我們逐項清點使團報告有關北京的記述，略可窺斑見豹。
    關於北京城的建築、皇城，“中國京城的房屋都是磚砌的，構造簡單，用各色琉璃瓦鋪項。除了皇宫外，其他房舍都很低矮。皇帝住的院子很大，宫殿建築得高大雄偉，刷成各種顏色，共有5個磚砌的大門，但總是關着。大門口日夜站着衛兵，大門外有5座漢白玉橋，橋的欄杆也是漢白玉的，幾座橋都造得非常出色，橋石用鐵栓相連。”“皇宫的附近有小湖，湖岸都用白色和灰色的天燃石砌成。無論在房屋上，衣袍上或在船只上，到處都畫着龍”。關於北京城的街道、宫殿，“主要的街道都鋪着花崗石。街上挖有水井，街道兩旁都挖很深的水溝，通到湖或小河裏。下雨時，大街小巷的雨水都從水溝裏排走了，所以街上没有泥濘。從住宅區到街上也都有排水管道。在中國京城，宫殿和住宅的前前後後都有花園。那裏的澡堂是用磚石砌成的。”“在中國京城的皇宫近有一座圓圓的小山，山上有一片園林，據中國人說，園林中有野獸，如馬鹿、黄羊(可能指獐子或羚羊)，但是没有其他動物，小山圍有磚墻。汗八里城内還有幾個小湖，湖裏有一種小鯉魚，魚鱗呈白色、紫色、緑色，但也有一些是紅白色的。”關於北京城的民風、民俗，其中有紀録漢族婦女纏足的文字，“中國京城的男女居民都很健壯干净。但漢族婦女的脚非常小，小得和孩子的一樣。據說，是故意把脚纏成那個樣子的。她們穿的棉襖都很短，開襟，不過袖子却寬大，像我們的夏衫。她們的頭發梳成日耳曼人的樣式。男子身穿帶血的長袍，扣子縫在腑下，不論男女、衣服的顏色都很素净，只有王爺和朝臣才穿華麗的衣服，他們在冬季戴一種小帽，很像便帽，只是在帽項上有一簇紅絲纓。”“中國京城裏的人們吃飯毫無禁忌，吃各種各樣的動物，青蛙、烏龜和狗肉都吃，在商鋪裏就有煮熟的狗肉賣。”“蒙古婦女很清潔，不纏足。她們穿卡爾梅克式的拖到地面的長袍，把脚也遮住了。她們把頭發梳成辮子盤在頭上，不帶頭巾或帽子，但有些婦女則用黑頭巾包着。不論男女，穿的衣服都是黑顏色的。”(44)這些對清初北京的描述向**傳達了中國朝代更换後的最新信息。
    在京城，使團見到了來自不同種族、不同信仰的人，特别是來自歐洲的傳教士和荷蘭使節，這可以說是他們的一個意外收獲：
    在中國京城，有來自許多國家的涅姆齊人、法國人、立窩尼亞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等等。這些人已在這裏居住多年，但仍信奉自己的宗教。
    布斯林(穆斯林)們也有自己的宗教，但他們的語言已經很少有人記得，他們說：“我們的祖先是隨帕木兒阿克薩來到中國京城的，但如今我們没有史書可以稽考，只是根據文字聯想的。”
    去年即164(1656年)年7月7日，有20名荷蘭人來到汗八里。據說這些人是乘船來的，至於他們將船開到離汗八里多麽近的地方，無人告訴我們。
    中國禁止這些荷蘭人外出，也不准他們接觸俄國人。有些俄國人雖見過他們，但不懂荷蘭語，荷蘭人也不懂俄語。(45)《荷使初訪中國記》在文中亦提到他們遇見俄國使者的情形，可以與《費·伊·巴伊科夫條陳文本對比》相互印證。(46)
    米洛瓦諾夫使團在北京呆了五個禮拜零三天(1670年7月－8月)。來京第一周，使團被安置在賓館，“派了衛兵守衛大門，并在身邊監視他們”，然後安排去衙門見清朝大臣，提交他們所携帶的訓令，交待來意。兩個禮拜後，才安排使團去覲見康熙皇帝。米洛瓦諾夫使團系由涅爾琴斯克(尼布楚)軍政長官達·達·阿爾申斯克派遣，加上米洛瓦諾夫本人爲軍役人員，故其對北京的城防設施觀察有着職業軍人的特殊敏感性。在談到前往覲見康熙途中所經三道門禁和城墻，米洛瓦諾夫所作的詳盡紀録，表現了他的職業興趣：
    他們在中國京城騎馬走了大約半俄里，到達石築的城墻。
    石墻全部是紅色的，城墻上有城樓，城樓下有兩個城門洞。在城墻和大門附近，大臣和中國軍人下了馬，也叫他們下了馬。他們跟着大臣步行進城，大約走了一百俄丈，便到了另外一道城墻。過了城墻和有一條城壕，壕深約一俄丈，壕前没有堡壘。這道城墻上有城樓，城樓下有五個城門洞。城壕上面，有五座石橋正對大門。城裏有一條大道，他們就順着這條大道走去。路面鋪的是是磚，大約走了五十俄丈到了另一道石墻。
    當我們騎馬或步行由賓館到第三道城墻時，中國京城大街上空無一人。
    第三道城墻的城樓和城門，與第二道城墻的一樣，城樓的厚度約三十俄丈。由這道城墻到第四道石墻，約四十俄丈。在這兩道城墻裏有大道，他們走的街道也象前述一樣鋪着磚。(47)米洛瓦諾夫游覽北京城時，悉心觀摩清軍的軍事裝備。“他們在中國京城的城門處看見了六尊大炮，每尊長約一俄尺半，炮管厚四俄寸多。他們没有見到更大的炮。這裏没有小火槍，他們的兵器是弓箭”。(48)使團對中國城防工事和軍事裝備的濃厚興趣，在他們對沿途所經城隘的紀録中表現的淋灕盡致。
    米洛瓦諾夫使團在北京的另一個收獲是遇見了在京的傳教士和他們建造的教堂：
    有三個希臘人曾經到賓館來找伊格?{什卡等人，向他們打聽東正教的情况，觀看了他們身上的十字架，希臘人對此感到非常高興，對伊格納什等人說，他們大約是十七年前由海路漂流到中國的，博格德皇帝叫他們住下來，并没有剥奪他們對東正教［宗教］的信仰。……這些希臘人正在?建造一座石頭的小教堂，小教堂裏有聖像。
    伊格?{什等人聽說之後，走出賓館，找到了在中國京城的這座石築的小教堂。這個教堂頂上做了兩個銅鑄的圓頂，每個圓頂有兩圍粗細，小教堂的神龕裏有披着衣飾的救世主聖像，有最聖潔的聖母聖像，有約翰先知和尼古拉顯聖者的聖像，還有許多其他聖?像。(49)這裏提到的三個希臘人極有可能是當時在京的安文思、利類思和南懷仁三人，而小教堂則是他們所築的東堂，這可能是俄國人對北京教堂的最早報道，也可以說是外人較早紀録東堂的珍貴文獻。
    尼·加·斯帕法里在京停留約三個半月時間(1676年5月15日－9月1日)。據載，使團來京的旅程“從腦温到長城共走了二十四天，從長城到北京城走了五天。從長城到北京城的里程，合一百三十三俄里”。(50)斯帕法里描繪了他們初入北京城所見到的情景：
    我們進入中國都城北京，正好是中午，我們從北門進城。第一道城墻是土築的，城樓是石鼓的，但不高。城周挖有壕溝。過了土築城墻，阿思哈尼昂邦的僚屬扎爾固齊來迎接我們，把我們帶到路邊席棚裏，請使者和阿思哈尼昂邦就坐喝茶。阿思哈尼昂邦的兒子也送茶來請大家喝，停歇片刻又繼續前進。我們來到另一道大城墻，距第一道土城墻約四分之一俄里。這道城墻很高，而且很堅固，比克里姆林宮高，墻基是青灰色天然石塊砌成，上部裏外都用磚砌，中間以土填實。因此在城墻上可以騎馬、乘車。城樓同城墻一樣寬。來到石築城墻以後，要通過兩道大城門。進入第一道城門，便是高大而堅固的城樓。城樓裏有可以容?{一千多人的場地。從第一道城門到第二道城門大約有四十俄丈遠，城門包着鐵皮。城門邊放着兩門小鐵炮。城門上面建有戰鬥用的樓宇，城墻周圍是盈滿活水的護城河。每道城門都有二十名携帶弓箭，刀劍的衛兵。從上述城門沿着兩邊有店鋪的大街?乘行了大約一俄里，來到城中央紫禁城附近，城墻差不多和莫斯科帝都的宫墻一樣高。紫禁城裏住着中國博格德汗。看來這座皇城以前粉刷過各種顏色。皇城附近有許多商店和商場。街中心有石橋。從大城墻的城門口到我們的下榻處，要走三俄里多。(51)在這段描述中，我們看到作者除了對城墻、城樓建築的着意描述外，還處處帶着比較的眼光，將北京與莫斯科、紫禁城與克里姆林宫對比，這是此前**北京游記未見的筆?{。作者交代：“關於北京城的規模和外觀，關於博格德汗的紫禁城將在描述中國的專著中詳述。”這裏所謂“專書”是指《中國介紹》，所以尼·加·斯帕法里的出使報告并没有在這方面再多着墨。
    斯帕法里游覽了北京内、外兩城(即滿、漢城)，他注意到兩城居民成份的區别：“北京城外有一郊區，實際上是由許多宅院和大型建築構成，宛如另一城市；這裏居住着大量的漢人，因博格達汗幾乎全部將他們從城内趕了出來。赫伊爾巴什人、布哈拉人、喀爾木克人及其他外來人，同樣被指定在城外的宅院居住。唯獨我們(俄國人)和葡萄牙、荷蘭等國的人准許住在城裏，但城外各行各業的生意都很興隆，凡城内有的，城外都有。滿洲人之所以將所有漢人即泥堪人逐出京城，是有鑒於目前正在與他們交戰，生怕他們在城裏謀反。”(52)滿漢民族矛盾開始進入俄人的視野。
    在北京，斯帕法里遇到了一場龍卷風，他記下了當時所見到的這一幕：“6月1日，龍卷風大作，猶如大火一樣發出轟轟巨響；大風所過之處，許多商店被摧毁，較小的物品都卷入空中，形成一個通天的大風柱，它掠過大使寓所附近的城墻，然後向遠處移動，直至從視野中消失。”(53)在訪期間，斯帕法里特别注意到北京没有發生火灾，這與北京的房頂“都鋪有琉璃瓦”有關。
    伊臺斯使團從1693年11月2日到達通州，到1694年2月19日離開北京，在京停留109天，全程所見所聞都有詳細的訪問筆記。如在通州，使團目睹了“該城人口衆多，商業興盛”的場景，看到了停留在河上的龐大的中國帆船和瓷市上世界上最好的瓷器。從長城到北京，每走一刻鐘，使團就會遇到一座烽火臺，沿途道路“寬闊筆直，维護良好”。使團進京時受到朝廷官員和士兵的熱烈歡迎，被安置在**館。(54)中國方面每天供給使團人員各色食物和飲料，使團受到了康熙的接見和設宴款待，并觀賞了中國戲劇表演節目。伊臺斯對在覲見康熙時所見宫殿、皇帝寶座作了細致描繪，它可能是外人近距離觀察清廷留下的較早文字紀録：
    宫殿是一座長方形的建築物，長等於寬的兩倍，用焙燒的磚建成，屋頂鋪着黄琉璃瓦，并有?{、龍及其他禽獸飾物。宫殿高約八俄丈。上臺階經殿檐下進入大殿，殿檐下有窗户，每扇窗上有許多小窗孔，不鑲玻璃，糊着紙。
    大殿兩邊各有一門，門上方有昆羅帽式的描金木雕飾物。殿裏没有拱頂，墻一直砌到屋頂。屋頂有金漆彩繪天花板。殿内有十二根圓柱，柱上也有描金圖案。大殿長約三十俄丈，寬約十俄丈。地上按韃靼習慣鋪着織花卉鳥獸圖案的地毯。
    寶座朝東，正對大殿入口，靠近後墻，看來長寬均爲三俄丈。寶座前面兩邊各有六級臺階。臺階上飾有植物圖案，欄杆上有金屬鑄成的描金葉形飾物。寶座的左右兩方有欄杆，也是用金屬鑄成，鍍了金。有人說，欄杆是純金鑄成，也有人說是銀子上鍍了金。
    博克達汗的寶座在御壇中央，形似祭壇，覆着黑色貂皮椅披，有兩扇門，離地一肘高。博克達汗盤腿坐在上面。(55)與以往來京的**使團的不同之處，伊臺斯使團在覲見康熙以後，清廷爲使團安排了一系列參觀游覽活動。在清廷大臣的陪同下，伊臺斯“游覽了出售呢絨綢緞、金銀珠寶和貴重工藝品的幾個大市場”，參觀了藥房、服裝商店、魚市、野味市，飽覽了新春節日各種慶祝活動。清廷官員還領着使團參觀了動物園，内中的象房“有十四頭象，其中有一頭白象”，大象爲使團成員表演了節目。“據官員們說，這些象是從暹羅運來，暹羅王每年都向中國博克達汗進貢幾頭象。”(56)在使華筆記裏，伊臺斯還提到獻給康熙的白色雙角怪獸——一種頗似“麋鹿”的動物。耶穌會教士向他介紹，三年前東海一個島獻上四只動物，其樣子和大小與普通馬差不多，頭上長着一對長角。康熙命耶穌會教士帶使團到京郊的宫廷動物園去看這些動物，但由於動物園離城很遠，而使團返程的日期又已臨近，因此未去參觀這些動物。(57)京城繁華、太平的氣象令使團賞心悦目、大開眼界。
    伊臺斯使團在京的另一個特別之處是與在京的耶穌會士有着較多的互動。在覲見康熙時，伊臺斯就見到了陪侍在康熙身邊的三位耶穌會士：張誠、安多和另一位不知名者，并與他們進行交談。在離京的前幾天，使團應耶穌會士之邀參觀了南堂，讓使團成員意想不到的是在北京這座東方帝都居然矗立着這樣一座造型優美的意大利風格的教堂建築：
    教堂圍着一道高高的石壕，裝有兩扇意大利式石門。
    進入大門，在院内左側一間專用的小屋中擺着很大的天球儀和地球儀，它們的高度至少有一俄丈。有一條路從這間小屋直通到教堂，教堂是一座非常漂亮的意大利式建築，有一架徐日升神甫制作的很大的風琴。
    舉行天主教儀式的教堂里有許多聖像和美麗的祭壇。教堂很大，可容?{兩三千人。屋頂有一座報時的鐘和使鐘開動的機器。
    我仔細地參觀了教堂之後，耶穌會教士們領我到他們的陳列館去，館裏搜集了歐洲的各種珍品。(58)使團發現當時的北京，“有八名耶穌會教士，其中兩名西班牙人，三名葡萄牙人，兩名法國人，一名羅馬人”。京城各大宗教派别林立、關係複雜，**東正教也在京城建有教堂。“中國人，主要是宫廷中的人，很尊敬這些修道士及其他宗教界人士，但和尚們却對他們側目而視。必須承認，羅馬天主教會爲傳教盡了很大努力。**人也在北京建了教堂，给許多要人施行了東正教洗禮”。(59)這些北京城的“西方”元素存在，给使團在語言、信息溝通上帶來不少的便利。
    在伊臺斯的筆記裏，保有一段對北京的綜述，可視爲使團北京之行所獲印象的總結：
    該城因同名的省而得名。直隸省東邊隔一個海灣同日本和朝鮮相鄰，東北與遼東省相接，北面是大韃靼墻，部分是老韃靼地區，西面和山西省毗鄰，西南靠着黄河，南邊和西南靠着黄河。全省分爲八個州或者叫府：北京，保定，河間，京師，順德，廣平，大名和永平。
    北京是中國歷代皇帝的名都，異常美麗，位於北緯39°59′，在直隸省最北邊，離著名的長城不遠。城南有兩道又厚又高的城墻防護(外城也圍在城墻内)，城墻只有一般的防衛設施，城門兩邊有相當堅固的堡壘。到外城去要從橋上過一條小河，小河順着城墻往北流，起着護城河的作用；然後要過城南門，不到半小時即可到達城邊，那襄可見到非常高的圍墻和碉堡。如果從另一邊繞城而行，則會碰上一個安有幾門大炮的圓塔樓，然後可通過原來的城門直接入城。在城墻上的碉堡和哨樓中，夜間有哨兵嚴加守衛，仿佛敵人已兵臨城下，城郊已戰火彌漫一般。白天守衛城門的是在宫廷中說話有分量的内務府的人，但是他們與其說是保衛城市，不如說是向進出城門的人勒索税款。
    市民的房子漂亮而軒敞、達官貴人們的私邸裝飾華麗，牌樓富麗堂皇，到處高聳着美麗的寺廟和塔。一般說來這座美麗城市的街道并不好，因爲用鵝卵石和和磚鋪設的街道極少。其原因决非缺乏石頭，而是由於某種意義重大的其他情况。這些没有路面的街道很有損市容。無論晴天或雨天，特别是當北風呼嘯的日子，給行人帶來許多不愉快和不方便。在炎夏酷暑和久旱不雨(由於雨水稀少這在北京是常有的)的時候，含大量硝和其他輕物質的土壤往往變成微塵，即使微風輕拂也能把塵刮得滿城飛揚。濃雲似的塵土迷住眼睛，鑽進人的嘴、鼻和衣服，落滿房屋的各個角落，弄得哪裏都很髒。……
    中國婦女身材矮小，貴婦人都是小脚，她們以此爲驕傲。所以她們從小就纏脚，穿上硬幫鞋，使脚不能正常發育，變得嬌小，瘦弱。中國婦女不能走較遠的路，因爲纏足損害了幼小的脚掌，使它不能成長，人變成了殘廢。……在街上、十字路口、城門口和小橋旁停着備好的馬和驢，花不多錢就可以騎着它們在城裏逛一整天。牲口的主人在前面跑着引路。在所有街道上可以看到許多看熱鬧的人。這裏有人在繩索上跳舞，那裏一群人圍着說書人。……
    流通的銀子是不大的銅快。買東西時要付多少，就用鐵鉗或剪刀剪下多少。因此中國人總是帶着小剪刀和戥子，放在膝旁，還帶着約半肘尺長的細秤杆，秤杆上挂着放在小木盒裏的秤錘。
    在北京經常會碰見這樣一些人，他們使勁捶胸或是用額頭碰地上的石頭，有時撞得血一滴一滴地往下流。
    所有的街道上都有小飯館，門前挂着食譜，寫明可以吃到什麼，飯館清潔，招待周到。(60)這段描述細致入微、精確到位，若如一幅絕妙的北京風情畫，將北京城的地理位置、周邊環境、街道建築、軍事防禦、風土人情盡攬其中。北京城經過清朝近半個世紀的經營，與清初殘破的面目相比，的確大有改善，**人的觀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一情形。
    離京前夕，清廷舉行宴會爲使團餞行，許多顯貴的宫廷大臣和官員前來送行。(61)伊臺斯談起自己訪華的觀感時說：“談到中國，由於我到過皇都北京，應該說這是一個上天賜富的極美好的國家。我認爲都城是全中國氣候最好、最宜人的地方。人們健壯英武，食物如穀物、水果、青菜、豆角、塊根，生活必須的一切東西，這裏應有盡有，只是不產茶、絲綢和瓷器。冬季很冷，冰上可以走人。夏季不太炎熱，而别的省分整日酷熱。”(62)北京给使團留下了極爲美好的印象。
    閱覽十七世紀**使團有關北京的城市紀録，可見他們對北京的都城風貌、街道建築、風土人情、歷史地理都有了一個由表及裏的觀察和了解，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他們的“北京印象”。不像其它西方外交使團是從南向北縱貫而過大半個中國，對中國許多城市有機會旅行經過，因而他們對中國南北城市的觀察才可能有所比較，**使團只涉足北京這座皇都，北京以南的城市在十七世紀對他們來說尚是一片空白。**使團除了對北京以北沿途的地理、風景留意紀録外，北京也許就是他們心營目注投射的焦點了，由於當時**與中國在邊境上的軍事摩擦、衝突不斷，故**使團對北京的軍事設施顯然也多了一個心眼，他們有關北京的城防報道比較詳細。**使團在北京現場所獲得的觀察材料，可以說是其中國之行的重大收獲。
    四　從商貿考察到“京師互市”
    在十七世紀中期之前，俄國與中國的貿易往來須經中亞商人這一中介完成。中亞商人通過西伯利亞的城市托波爾斯克、塔拉、蘇爾古特、托木斯克等，兜售中國貨物，主要有絲綢、棉織品和藥品。十七世紀中期以後，這一局面得以改觀，它與巴依闊夫、米洛瓦諾夫使團的訪京密切相關。齊赫文斯基對此有所析論：
    巴依闊夫的出使是俄中貿易發展的重要里程碑。他所開闢的道路(經過亞美什湖)立即引起了俄國商人的注意。1668年阿勃林的北京之行特别成功，他帶去的貨物值一百八十九萬七千盧布，結果沙皇國庫獲得百分之三百以上的利潤。
    依格?{提·米洛瓦諾夫於1676年和後來斯帕發里於1676年所開闢的經過尼布楚的路线，很快就成了俄中兩國開展貿易外交的主要途徑。自從開闢了通往中國的新途徑與中國商界建立起雖不經常但是直接的聯系之後，俄國商人就排擠了中亞的中介商人，在俄?中貿易中穩居優勢。(63)**使團不僅開闢了通往中國的道路，而且建立了與中國的商貿聯系，他們的貿易活動最初主要是在北京展開。(64)
    **使團來京的目的之一就是與中方進行貿易往來，建立貿易關係，故在其訪京期間，他們頗爲留意考察北京的物產、商業情形。佩特林記述了在北京市場所見商品交易情形：“有各種商品：寶石、黄金、銀子、金色的絲絨、綢缎、錦緞等都極爲豐富，除了呢子、呢子較少，而香料、海外飲料和各種蔬菜極多，還有很多啤酒和葡萄酒。”(65)**使團初來北京，利用他們隨團携帶物品與中方進行小量的貿易。不過，中方對與**進行貿易的態度頗爲冷淡。如在伊萬·佩特林使團的出使報告2號版本裏有一段話，頗能反映當時明朝對外貿易往來的排拒態度：“我們的皇帝不准備派使臣去見你們的沙皇，因爲你們的沙皇有各種寶物，我們的皇帝也有。我們皇帝有一塊寶石日夜放光，像太陽一樣，他們叫‘薩拉’，俄國稱之爲‘寶石’，還有另一塊額爾德尼石，將它們投入水中，水就會從它周圍退走。”(66)佩特林使團在進京和返回的沿途對所經各地的商貿、物產都留有詳細的紀録，顯示出他們對商貿的强烈興趣。
    巴伊科夫使團目的之一也是爲了貿易。“政府交給巴伊科夫一些錢和一些毛皮，用來購買中國的商品，并且命令他查明，錦緞、塔夫綢、天鵝絨是中國人自己生產的，還是從其他國家運進來的？哪些外國人經常出入中國？他們携帶什麼商品？到中國怎麼走？從俄國應該運哪些商品？會有多大的利潤？考察一下汗八里(北京)商行裏的商品，分别買少許帶回來。政府給巴伊科夫訓令的這些内容向我們表明，此前俄國對中國一無所知，而且與中國也没有貿易往來。”(67)帶着這一目的，巴伊科夫使團對北京的商品和物產亦十分留意，在報告中留有多處這方面的文字紀録：“在中國京城汗八里，有大量天鵝絨、綢緞、波紋綢、寶石、珍珠和白銀。”“在中國京城，紫貂、狐狸、海狸和豹子(的毛皮)十分充足”。(68)“這裏瓜果蔬菜非常多：蘋果、梨、櫻桃、李子、香瓜、西瓜、葡萄、黄瓜以及希臘堅果和俄國堅果、蜂蜜、蜂蠟和糖也很充足，此外還有一些叫不出名稱的東西。”“在中國京城，有很多種香料：胡椒、丁香、肉桂、麝香果、生姜、懸鉤子根、茴香等，還有很多茶葉。”“他們種的糧食作物有小麥、大麥、稻子、糜黍、燕麥和腕豆，一年收兩茬。但是未見有黑麥。經常有雷電交加的大雨”。(69)“人們購買零星物品都用銅幣，他們稱爲錢，相當於我們所說的普耳。一錢銀子折合大銅錢140枚，或小銅錢280枚”。(70)只是由於使團在北京的活動受到限制，他們外出從事商貿的計劃未能如願以償，使團只能在下榻的賓館做一些小買賣。“從各商號送到使館大院來的貨物，價格比在俄國要貴得多。他們將駱駝和馬出售後换回白銀，但白銀中摻有鉛和銅，銀的含量尚不到一半。中國人還送來銀器供他們選購，可是所有銀器中也都摻了銅。珍珠的價格也十分昂貴，相當於俄國珍珠的兩倍。至於寶石，没有一塊是有價值的。俄國貨物除了銀鼠和北極狐之外，都没有銷路。這裏有大量毛皮，如紫貂、狐狸、海狸、豹皮等，但不可能購買。”(71)從俄國財務衙門提供的清單看，“由費奧多爾·巴伊科夫和他謝伊特庫爾帶去的大君主送給中國皇帝的禮品價值一百二十盧布，除了還没有估價的器皿外，中國皇帝送給大君主的禮品比大君主送给他的禮品多出三百八十六盧布二十七阿爾騰一兼卡半；而買來的各種貴重飾品——寶石、花緞、白銀、北極懸鈎子、珍珠、茶葉等共值二百六十二盧布九阿爾騰一兼卡。”(72)據統計，巴伊科夫使團來前領取了50000盧布支付路費、購買御禮和商品，他們賣掉了自己的商品，購買了30000盧布的中國商品。(73)在商貿往來方面，巴伊科夫使團邁出了一大步，國内有的學者甚至認爲它是“俄國與中國内地直接貿易的開始”。(74)
    中國學者强?{，“巴伊科夫使團開闢了俄商直赴北京貿易的商路後，北京成了俄國與中國的内地貿易的主要市場”。從此以後的三十年間，來京從事貿易的俄國商人大致分爲三類：第一類是正式的外交商團，第二類是官派商隊，第三類是私人商隊。但這三類人很?難截然分開，實際上，使團往往是集外交與貿易使命於一身。(75)俄國學者似乎更强?{佩爾菲利耶夫使團在俄中貿易關係中的開創作用：“雖然前兩次行動中俄兩國人都在北京有過貿易行爲，而且中國皇帝也回贈了禮物，但中國皇帝的諭旨，或者答復的國書，我們只是從佩爾菲利耶夫使團開始才收到。長期的貿易關係應該是從17世紀550年代末以後才開始。在此之前我們只是探明了通往中國的路，詳細了解中國及其商品和需求等等”。(76)據1657年9月5日財務衙門給佩爾菲利耶夫使團下達的訓令：“爲購買貨物，在莫斯科由財務衙門撥給他們四百九十三盧布，并且命令在西伯利亞托博爾斯克由皇帝再撥給他們二百五十七盧布”。這些費用用於“在中國應認真地去做生意，用俄國的貨物去交换價格不貴的紅寶石、天?{寶石、緑寶石、珍珠；要使皇庫獲得高額盈利。在什麼地方買了什麼東西、賣了什麼東西，買價和賣價，價值卡爾梅克錢和中國錢多少，都要確切地記到賬册上，并把卡爾梅克錢和中國錢或俄國錢，也確切地記到賬册上，把中國的錢折成俄國錢時，?要能使人知道如何折算。伊凡和謝伊特庫在卡爾梅克和中國都應親自仔細鑒别并購買可獲得巨額盈利的寶石和圓的、光潔的大粒珍珠等貨物。”(77)對該使團交代之細，要求之嚴，可見一斑。訓令還提出願出酬在中國招募能制作精美器皿的巧匠和識别金、銀、銅、錫、鉛等礦石的人材到**去。這份訓令反映了當時**的宫廷要求和商業興趣所在。阿勃林從莫斯科運到西伯利亞托博爾斯克，再運往中國的貨物清單提到的物品有紅呢子、紅珊瑚珠、斜拉呢、鏡子、水獺皮、猞猁皮、兔子皮等。(78)從1666年3月14日財務部門編制的佩爾菲利耶夫和阿勃林使團運回的貨物清單細目可知，這次使華在商貿上有一定賺獲：
    中國皇帝贈給大君主并由伊凡帶回來的禮物有：各色花緞二十五塊、銀子一普特十二俄磅四十五佐洛特尼克、虎皮三張、雪豹皮三張、絲絨三塊、海豹皮三張、茶葉十普特；在中國汗八里城將這些禮品中的九塊次等花緞售出，得銀子七俄磅二十二佐特尼克，將十普特茶葉售出，得銀子三俄磅五十九佐洛特尼克；全部的銀子，包括出售花緞和茶葉所得，共有一普特二十三俄磅三十佐洛特尼克；在汗八里城和在途中，用一普特十一磅八十八佐洛特尼克半的銀子購買了三百五十二顆紅寶石和?{寶石；因此剩下的銀子還有十一磅二十七個半佐洛特尼克。在易貨時賺得銀子一磅五十八個半佐洛特尼克二十三阿爾騰二兼卡。(79)應該說這次出使在商貿上的結果是令人滿意的。
    1668年阿勃林被再次遣使中國。行前，俄方交代：“在通行文牒上寫明諸位大君主的貨物、謝伊特庫爾和俄國人的私人貨物。按照大君主的諭旨，已命謝伊特庫爾一行在中國出售諸位大君主的貨物，并换回對諸位大君主的莫斯科國需要的當地貨物，命他們竭力替諸位大君主牟利，切實探明各種情况。”(80)顯然，這是一次商貿考察與貿易往來兼任的出使。爲了保證出使的成功，俄方向使團頒發“適當的賞俸，使他們在旅途中不感匱乏”，同時還派遣了軍役人員隨行，以保證使團的安全。阿勃林使團所帶貨物價值4545盧布，1672年使團回到莫斯科，從中國帶回了白銀、寶石等貨物，價值總額超過18700盧布。賺取的利潤達14212盧布，俄方對此次出使非常滿意，稱“這是俄國在對華貿易中最初的和相當大的成就”。(81)
    1670年赴京的米洛瓦諾夫使團主要是爲解决根特木爾叛逃事件，本身并不帶從事商貿的使命，但在京期間，使團也留意考察商貿，其中提到了銀子與盧布當時的的兑换價：“商場中，金銀按兩或錠出售，每兩每錠重約折合一個盧布，也有小塊的，也有做成各種器皿售的。至於這些金銀價錢多少，他們不能准確了解，因爲他們没有錢購買。”**貂皮在中國的出售價是在其本國的三倍。“在中國人那裏，每張貂皮能賣三兩銀子。一兩銀子約合一個盧布。這種貂皮在西伯利亞各城市，每張一個盧布便可以買到”。**人感興趣的中國商品爲棉布、綢緞、絲絨等紡織品。而中國感興趣的**商品爲貂皮、黑幼貂、貂肷、銀鼠皮、灰鼠皮和白狐皮等。中國對外貿易有一定的管制，“中國人對他們講，金、銀、銅、錫、鉛、火藥、花緞、絲絨、素緞、棉布等都是他們中國自己出產的，可以在中國購買金銀和各種中國貨物，并且可以運出去。因爲中國人對他們說，購買和運出貨物都是自由的，但不許購買并運出弓、矢、刀戟、鎧甲和頭盔”。(82)一般日用品和奢侈品均可帶出境外，但軍事武器排除在貿易交换之外，這說明中國對與**的貿易往來仍有一些章法和規則可循。
    斯帕法里使團在京除履行外交使命、與清廷交涉和覲見康熙以外，還從事貿易活動，但清廷不准使團交易與武器有關的物品。使團在京的商貿活動受到一定限制，加上常常遇到小偷的困擾，最後幾天只好以低價摔貨來换取其所需的物品，對此斯帕法里頗有抱怨之氣：
    我們在北京期間，汗頒布了一道嚴格的禁令，絕對不准將諸如鍋、劍、弓箭、囊袋、刀以及馬鑑等銅或鐵的制品賣給俄國人。哥薩克們偷偷地購買這些物品，但一經查獲，就退還貨款，將貨物没收。中國商人須具結保證遵守這項禁令；至於私賣火藥，就要處以死刑；因爲他們也有火藥，只是質量很差。上述這些貨物同樣也不得賣給喀爾木克人和布哈拉人。在京期間，我們丢失了大量財物，全是中國人偷的，其中很多人被當場逮住、捆打一通。從没有見過象中國人這樣的賊了，要是你不留意，他們就會將你衣服上的鈕扣割走，他們中間騙子也很多，還偷去了不少上等帽子。甚至大官的奴僕也進行大量偷竊。(83)
    從8月下旬到9月1日的最後幾天中，許多顯赫人士曾來拜訪大使；朝臣的奴僕以及商人們也都趕來想買剩餘的貨物：國庫的貂皮和象牙，以及大使本人的貨物。他們按以前價格的三分之一給價，對每件貨物都吹毛求疵，滿以爲可以隨心所欲地按照他們自己所定的價把東西買走。但大使見到這種情景後，拒絕出售，說：“如果你們願意維持原價，那很歡迎；否則，我不僅拒絕出售，也不打算拿貨給你們看了。因爲我們毫無理由如此便宜地處理它們。”盡管如此，當時能賣出去的價格都很低，而剩下的貨就根本賣不出去了，因爲他們專門對貨物進行挑剔。(84)盡管如此，在貿易上這仍是一次富有收獲的出使。斯帕法里的出使報告載明此次使團在京的各種交换所得的具體情形爲：“尼古拉立字從大君主皇庫領取一千一百一十一張銀鼠皮，每張三阿爾騰，共價一百盧布，補充到大君主贈送中國汗的價值八百盧布的禮品中，從禮品中取出價值一百盧布的貂皮，加在價值一千五百盧布的貨物裏，即，前後所購貨物，共爲一千六百盧布，而贈給中國皇帝的禮品照舊是八百盧布。”(85)使團行將離京時，中方“帶來了六十輛車及一百三十四匹馬，供每人一匹”，(86)使團車隊規模頗爲引人注目。由於在京所購物品太多，以至這些車、馬也不够使用，隨團的商人又臨時租用牲畜。“當車輛和馬匹送來後，我們用一部分車裝載沙皇的財物，剩下的車便分配給哥薩克；但六十輛車無論如何也不够用，所以哥薩克將不少物品馱在北京購買的駱駝上，而商人等等以高價租用牲畜。他們將一切裝載完畢就啓程了。”(87)使團龐大的車隊浩浩蕩蕩地開出了北京城。
    伊臺斯使團及其隨行商隊在規模上遠遠超過此前各個使團。其所携帶貨物，屬於**國庫的約4400盧布，屬於私人的約140004盧布。使團離京時，運回了價值37941盧布的各種中國貨，其中屬於國庫的爲12000盧布。此外，隨同商隊來京的尼布楚軍役人員還帶回價值3209盧布的中國絲綢和棉布。伊臺斯本人因此行也大發横財，從行前的債臺高築，返回莫斯科後一躍成爲腰纏萬貫，一擲千金的闊老。(88)“除去交?{的關税不計，北京商隊一般獲利可高達48％之多。這種高額預期利潤由伊臺斯使團首次進行的北京直接貿易所證實，它促使俄國政府壟斷了同中國的貿易”。(89)沙皇政府正是從此行看到俄中貿易可以撈取巨額利潤，决定籌組國家商隊，以代替此前?活躍在俄中貿易領域的私人商隊，將俄中貿易提升到更具規模型的國家級層次。
    總的來看，十七世紀**與中國的貿易尚處在初期階段。**使團在俄中貿易中擔當了關鍵角色，他們打探商貿信息，拓展貿易渠道。當時**在中國出售的商品主要有毛皮和皮革制品，而中國輸往**的商品則爲絲綢、茶葉、寶石等，俄、中雙方各取所需，**方面的購貨很大程度上是滿足宫廷需求。《尼布楚條約》簽訂後，中俄正式建立了通商關係，中俄貿易空前活躍，**私人商隊接踵而至京師，出現了“京師互市”的興旺局面。(90)
    結語
    十七世紀，**在向東方擴張和殖民開拓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這與當時明末清初中國面臨嚴重的内亂、内戰的局面有關，這一局面客觀上給**以可乘之機，“明王朝的削弱導致許多民族(滿人、蒙古人、畏兀兒人等)對中國的臣屬關係解體。與此同時，當地許多民族又面臨滿洲征服者新奴役的威?{。滿人在大敗中國軍隊於滿洲地區之後，迅速向南方、西南方和東方擴展其領地。焦慮不安的蒙古、布里亞特等小民族的統治者們，耳聞俄國的軍事成就和强大實力，希望求得俄國的庇護，以免遭尚武的滿人侵害。托木斯克軍政長官轄區開始經常有?蒙古人、吉爾吉斯人等游牧民族的使者前來，并一再表示願意效勞。”(91)前蘇聯學者將其向東方的擴張和殖民開拓，解釋爲當時中國北方和西北方少數民族的自願歸附，這當然不是事實，但由於明朝的自顧不暇，清朝的無力北顧，從而削弱甚至失去了對長城以北廣大漠北地區的控制，這客觀上給**以有利機會，這是明末清初不諱的窘境。
    十七世紀**赴華使團對俄方來說具有頗爲重要的意義。首先，在十七世紀中俄關係史或交往過程中，**始終處於主動方面，中國處於被動，這既反映了**探求與中國發展外交、貿易關係的要求，也表現了**向東方殖民拓展、向中國滲透的利益需求。
    其次，俄國使團提供的各種材料說明，“俄國在17世紀已經掌握了中國完整而且基本可信的形象”。(92)例如，伊臺斯使團根據自己的觀察，對中國軍事做出評估：“他們的大炮很好，射擊技術也很高明，但手持的武器不好，因爲只有弓箭。鞍具很好，但他們騎馬時，在鞍下放一個枕頭和一條小褥子，因此坐得高而不穩。總之，他們的一切行動、作戰和裝備都是雜亂無章的。甚至長期進行的戰争也是無領導的，輕率地向敵人猛撲，因而常被擊潰。”(93)對中國在科技方面的成就，他們也形成了自己的意見：“被許多作家捧上天的中國人的偉大智慧、藝術和科學，都遠不能與歐洲的相比。當然，也有一些中國人，由於勤奮，向耶穌會教士學會了數學、天文學及其他科學，老師給予他們很高的榮譽。”(94)俄國使團來華的目的地或最終目標是北京，因此北京是他們悉心研究的主要城市，對北京的向往和描繪成爲唤起俄國人欲望和野心的源泉。
    復次，俄國使團探明了走進中國的陸上、海上路綫，這是他們的一項實際收獲。俄國使團赴華的一項重要使命是獲得走進中國陸路、水路第一手材料，經過多次旅行，使團探明了多條通往北京的陸路，并對瀕臨中國東北的海洋地理有了了解，從而爲俄國進一步發展與中國的商貿、外交、宗教等方面的關係奠定了重要基礎。
    最後，經過俄國使團的努力，**與中國建立了貿易關係。俄國使團赴華抱有極大的商業目的，與中國進行貿易是他們當時來京所追求的一個目標，因此，使團負有商業目的或伴有商隊隨行，他們一方面頗爲注意考察中國的經濟和商業狀况，一方面尋找在中國進行貿易的機會，這對俄國很快成爲中國在北方的主要貿易伙伴有極大助益。(95)據統計，到十七世紀最後幾年，**與中國的貿易額已可以和對中亞的貿易額相比，甚至超過了俄國經由普斯利夫、齊赫文和斯摩棱斯克對西方的貿易。(96)
    俄國使團所帶回的材料在他們所處的時代大多處於一種“保密”狀態，這既與俄國當時的專制政體有關，也與**人企圖獨占其所發現中國知識的想法相聯。據俄國學者對這些文獻版本的研究表明，“只有極少數國家領導人和官員才能看到關於中國的資料，大多數外交文件只有一份或幾份手抄本，不曾超越衙門的範圍而爲更廣泛的社會人士所知。其中，傳播最廣的斯帕法里的《描述》也只留下了40多種手抄本，直到1910年才得以出版。戈杜諾夫的《關於中國疆土的公報》只留下了7份手抄本，直到1794年才由Г．Ф．米勒首次發表。其他更加實用的描述保留下來的份數更少，發表的時間也更晚。伊兹布蘭特的《札記》1704年才在阿姆斯特丹首次發表，很快就被譯成各種主要語言，俄文譯本直到1789年才出版，被收入Н．И．諾維夫的《古代**叢書》第2版，直到20世紀以前不曾出版過俄文譯本，它也和伊杰斯的《札記》一樣，只能對俄國社會產生間接的影響”。(97)俄國對中國知識的這種“保密”、冷凍態度與西歐相對開放、熱衷的情形恰然形成鮮明對比。
    中方雖對俄國使團始終抱有警惕的戒備，但因困於内戰和對北方蒙古族、西北少數民族用兵而對**在西伯利亞的擴張和殖民活動，明、清兩朝實乏有力制衡。中俄《尼布楚條約》的簽訂，雖暫時遏制了**向中國東北的入侵活動，形成了此後延續長達一個多世紀的中、俄對峙局面，但并没有根除**的威?{，**作爲中國北部崛起的一個異族，實已成爲日後威脅中國北部的最大邊患。
    注釋：
    ①(俄)娜·費·杰米多娃、弗·斯·米亞斯尼科夫著，黄玫譯：《在華俄國外交使者(1618-165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5頁。
    ②(俄)娜·費·杰米多娃、弗·斯·米亞斯尼科夫著：《在華俄國外交使者(1618-1658)》，第32頁。
    ③(俄)娜·費·杰米多娃、弗·斯·米亞斯尼科夫著：《在華俄國外交使者(1618-1658)》，第47-75頁。
    ④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等編：《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一卷第一册，黑龍江大學俄語系翻譯組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5年版，第96-126頁。其中第24號文件“1618年9月1日和4日之間。——中國神宗皇帝致沙皇米哈伊爾·費奥多羅維奇的國書”、第25號文件“1619年5月16日以前。——蒙古阿勒壇皇帝就派遣使者以及托斯克軍役人員伊·彼特林及其同伴從中國歸來等事致米哈伊爾·費奥多羅維奇皇帝的國書”爲《在華俄國外交使者(1618-1658)》所未收。
    ⑤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等編：《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一卷第二册“第178號文件”，第495頁。
    ⑥(俄)娜·費·杰米多娃、弗·斯·米亞斯尼科夫著：《在華俄國外交使者(1618-1658)》，第6頁。另參見(俄)特魯謝奇著、徐向輝、譚萍譯：《十九世紀前的俄中外交及貿易關係》，長沙：岳麓書社，2010年版，第17頁。
    ⑦(蘇)普·季·雅科夫列娃著：《1689年第一個俄中條約》，貝璋衡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3年版，第93頁。
    ⑧參見(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緬斯基編著：《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匯編1619-1792》，中國人民大學俄語教研室譯，1982年版，第41-42頁。又見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等編：《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一卷第二册“第182號文件”，第503-518頁。
    ⑨参見王開璽：《清代外交禮儀的交涉與論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版，第100頁。
    ⑩參見英國學者S. A. M. 艾兹赫德著、姜智芹譯：《世界歷史中的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7、311頁。
    (11)參見(俄)特魯謝維奇著：《十九世紀前的俄中外交及貿易關係》，徐東輝、譚萍譯，長沙：岳麓書社，2010年版，第59-73頁。
    (12)(俄)亞·弗·盧金著：《俄國熊看中國龍——17-20世紀中國在**的形象》，第5頁。
    (13)參見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等編：《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一卷第一册，黑龍江大學俄語系翻譯組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5年版，第49-53頁。
    (14)參見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等編：《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一卷第一册，黑龍江大學俄語系翻譯組譯，“第18號文件”，第85-86頁。“1617年6月28日。——商人伊·阿·尤金等人就是否讓英國商人尋找前往印度和中國的道路一事在在貴族杜馬的答問詞摘要”提到：“他們聽說，英國人老早就在尋找通往中國的道路，但不會找到，今後他們如再找不到，過一陣子就一定會放棄。大貴族們議决：對英國使臣仍按君主先前的諭示，并發貴族决議加以勸阻。”
    (15)(美)喬治·亞歷山大·倫森編：《俄國向東方的擴張》，楊詩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13頁。
    (16)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等編：《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一卷第一册“第19號文件”，第87頁。
    (17)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等編：《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一卷第一册“第19號文件”，第94頁。
    (18)(俄)娜·費·杰米多娃、弗·斯·米亞斯尼科夫著：《在華俄國外交使者(1618-1658)》，第2頁。
    (19)(俄)娜·費·杰米多娃、弗·斯·米亞斯尼科夫著：《在華俄國外交使者(1618-1658)》，第5頁。
    (20)(俄)娜·費·杰米多娃、弗·斯·米亞斯尼科夫著：《在華俄國外交使者(1618-1658)》，第162頁。
    (21)(俄)娜·費·杰米多娃、弗·斯·米亞斯尼科夫著：《在華俄國外交使者(1618-1658)》，第7頁。
    (22)參見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等編：《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一卷第二册“第176號文件”，第488-489頁。
    (23)參見(英)約·弗·巴德利著：《俄國·蒙古·中國》下卷第二册，吴持哲、吴有剛譯，第1320-1391頁，收入《斯帕法里出使中國，1675-1677年》的《一、從托博爾斯克至中國邊境》。
    (24)參見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等編：《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一卷第三册“第183號文件”收入《出使報告》，第518-691頁。(英)約·弗·巴德利著：《俄國·蒙古·中國》下卷第二册，吴持哲、吴有剛譯，第1392-1593頁，收入《斯帕法里出使中國(續)》的《二、從中國邊境至嫩江》、《三、從嫩江到北京》、《四、在北京期間》、《五、回國的旅程》諸節。
    (25)參見(英)約·弗·巴德利著：《俄國·蒙古·中國》下卷第二册，吴持哲、吴有剛譯，第1264頁。該册第1291-1303頁輯録了《中國介紹》最有價值的第四、五章。據巴德利考證，從第六章開始直到全書末尾，“都是逐字逐句譯自衛匡國的著作，雖偶爾作些零星補充，更多的是值得重視的删節。”(第1267頁)
    (26)參見(英)約·弗·巴德利著：《俄國·蒙古·中國》下卷第二册，吴持哲、吴有剛譯，第1291-1293頁。
    (27)參見(英)約·弗·巴德利著：《俄國·蒙古·中國》下卷第二册，吴持哲、吴有剛譯，第1293-1294頁。
    (28)(英)約·弗·巴德利著：《俄國·蒙古·中國》下卷第二册，吴持哲、吴有剛譯，第1295-1300頁。
    (29)(英)約·弗·巴德利著：《俄國·蒙古·中國》下卷第二册，吴持哲、吴有剛譯，第1267頁。
    (30)(英)約·弗·巴德利著：《俄國·蒙古·中國》下卷第二册，吴持哲、吴有剛譯，第1299頁。
    (31)轉引自(英)約·弗·巴德利著：《俄國·蒙古·中國》下卷第二册，吴持哲、吴有剛譯，第1267頁。
    (32)(英)約·弗·巴德利著：《俄國·蒙古·中國》下卷第二册，吴持哲、吴有剛譯，第1275頁。
    (33)(俄)П．Е．斯卡奇科夫著、В．С．米亞斯尼科夫編：《**漠學史》，柳若梅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頁。
    (34)(俄)П．Е．斯卡奇科夫著、В．С．米亞斯尼科夫編：《**漠學史》，柳若梅譯，第27頁。
    (35)(蘇)齊赫文斯基主編：《中國近代史》上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4年版，第71頁。
    (36)(俄)娜·费·杰米多娃、弗·斯·米亞斯尼科夫著：《在華俄國外交使者(1618-1658)》，第56頁。
    (37)(俄)娜·費·杰米多娃、弗·斯·米亞斯尼科夫著：《在華俄國外交使者(1618-1658)》，第56-58頁。
    (38)(俄)娜·費·杰米多娃、弗·斯·米亞斯尼科夫著：《在華俄國外交使者(1618-1658)》，第58-59頁。
    (39)以上參見(俄)娜·費·杰米多娃、弗·斯·米亞斯尼科夫著：《在華俄國外交使者(1618-1658)》，第56-59頁。
    (40)(俄)娜·費·杰米多娃、弗·斯·米亞斯尼科夫著：《在華俄國外交使者(1618-1658)》，第74-75頁。
    (41)(俄)娜·費·杰米多娃、弗·斯·米亞斯尼科夫著：《在華俄國外交使者(1618-1658)》，第151-152頁。
    (42)(俄)娜·費·杰米多娃、弗·斯·米亞斯尼科夫著：《在華俄國外交使者(1618-1658)》，第155頁。
    (43)參見(俄)娜·費·杰米多娃、弗·斯·米亞斯尼科夫著：《在華俄國外交使者(1618-1658)》，第155頁。
    (44)以上所引參見(俄)娜·費·杰米多娃、弗·斯·米亞斯尼科夫著：《在華俄國外交使者(1618-1658)》，第155-158頁。
    (45)(俄)娜·費·杰米多娃、弗·斯·米亞斯尼科夫著：《在華俄國外交使者(1618-1658)》，第136頁。
    (46)約翰·尼霍夫著、(荷)包樂史、(中)莊國土譯：《〈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厦門：厦門大學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85頁。
    (47)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等編：《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一卷第二册“第141號文件”，第423頁。
    (48)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等編：《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一卷第二册“第141號文件”，第425頁。
    (49)參見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等編：《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一卷第二册“第141號文件”，第426頁。此段文字亦見於(英)約·弗·巴德利著：《俄國·蒙古·中國》下卷第一册，吴持哲、吴有剛譯，第1253-1254頁。
    (50)參見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等編：《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一卷第三册“第183號文件”，第557頁。
    (51)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等編：《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一卷第三册“第183號文件”，第557頁。
    (52)(英)約·弗·巴德利著：《俄國·蒙古·中國》下卷第二册，吴持哲、吴有剛譯，第1513頁。
    (53)(英)約·弗·巴德利著：《俄國·蒙古·中國》下卷第二册，吴持哲、吴有剛譯，第1487頁。
    (54)有關**館的情形，參見(荷)伊兹勃蘭特·伊臺斯、(德)亞當·勃蘭德著：《俄國使團使華筆記(1692-1695)》，第197-198頁。
    (55)(荷)伊兹勃蘭特·伊臺斯、(德)亞當·勃蘭德著：《俄國使團使華筆記(1692-1695)》，第212-213頁。
    (56)(荷)伊兹勃蘭特·伊臺斯、(德)亞當·勃蘭德著：《俄國使團使華筆記(1692-1695)》，第226-227頁。
    (57)(荷)伊兹勃蘭特·伊臺斯、(德)亞當·勃蘭德著：《俄國使團使華筆記(1692-1695)》，第228頁。
    (58)(荷)伊兹勃蘭特·伊臺斯、(德)亞當·勃蘭德著：《俄國使團使華筆記(1692-1695)》，第225頁。
    (59)(荷)伊兹勃蘭特·伊臺斯、(德)亞當·勃蘭德著：《俄國使團使華筆記(1692-1695)》，第278-279頁。
    (60)(荷)伊兹勃蘭特·伊臺斯、(德)亞當·勃蘭德著：《俄國使團使華筆記(1692-1695)》，第235-237頁。
    (61)(荷)伊兹勃蘭特·伊臺斯、(德)亞當·勃蘭德著：《俄國使團使華筆記(1692-1695)》，第228頁。
    (62)(荷)伊兹勃蘭特·伊臺斯、(德)亞當·勃蘭德著：《俄國使團使華筆記(1692-1695)》，第276頁。
    (63)(蘇)齊赫文斯基主編：《中國近代史》上册，北京：三聯書店，1974年版，第81頁。
    (64)**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俄)特魯謝奇著、徐向輝、譚萍譯：《十九世紀前的俄中外交及貿易關係》，長沙：岳麓書社，2010年版。(蘇)米·斯拉德科夫斯基著、宿豐林譯：《俄國各民族與中國貿易經濟關係史(1917年以前)》，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中國學者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孟憲章主編：《中蘇貿易史資料》，北京：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91年版。孟憲章主編：《中蘇經濟貿易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頁。英文方面的研究成果有：Raymond Henry Fisher, The Russian Fur Trade(1550-1700), Berkley and Los Angek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3.
    (65)(俄)娜·費·杰米多娃、弗·斯·米亞斯尼科夫著：《在華俄國外交使者(1618-1658)》，第74-75頁。
    (66)(俄)娜·費·杰米多娃、弗·斯·米亞斯尼科夫著：《在華俄國外交使者(1618-1658)》，第70-71頁。
    (67)(俄)特魯謝奇著、徐向輝、譚萍譯：《十九世紀前的俄中外交及貿易關係》，長沙：岳麓書社，2010年版，第17頁。
    (68)(俄)娜·費·杰米多娃、弗·斯·米亞斯尼科夫著：《在華俄國外交使者(1618-1658)》，第155-156頁。
    (69)(俄)娜·費·杰米多娃、弗·斯·米亞斯尼科夫著：《在華俄國外交使者(1618-1658)》，第157頁。
    (70)(俄)娜·費·杰米多娃、弗·斯·米亞斯尼科夫著：《在華俄國外交使者(1618-1658)》，第159頁。
    (71)(俄)娜·費·杰米多娃、弗·斯·米亞斯尼科夫著：《在華俄國外交使者(1618-1658)》，第133頁。
    (72)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等編：《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一卷第二册“第114號文件”，第369頁。
    (73)(俄)特魯謝奇著、徐向輝、譚萍譯：《十九世紀前的俄中外交及貿易關係》，第18頁。
    (74)參見葉柏川：《俄國來華使團研究(1618-1807)》，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頁。
    (75)參見孟憲章主編：《中蘇經濟貿易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2頁。有關**私人商隊的情形，不在本文討論之列，在十七世紀下半期，**私人商隊在俄中貿易中所占的比重和份量較大。
    (76)(俄)特魯謝奇著、徐向輝、譚萍譯：《十九世紀前的俄中外交及貿易關係》，第19頁。
    (77)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等編：《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一卷第二册“第87號文件”，第321頁。
    (78)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等編：《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一卷第二册“第112號文件”，第365-366頁。
    (79)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等編：《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一卷第二册“第114號文件”，第370頁。
    (80)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等編：《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一卷第二册“第126號文件”，第392頁。
    (81)西林：《18世紀的恰克圖》，1947年俄文版，第10頁。轉引自孟憲章主編：《中蘇貿易史資料》，第25頁。
    (82)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等編：《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一卷第二册“第141號文件”，第425-426頁。
    (83)(英)約·弗·巴德利著：《俄國·蒙古·中國》下卷第二册，吴持哲、吴有剛譯，第1552頁。
    (84)(英)約·弗·巴德利著：《俄國·蒙古·中國》下卷第二册，吴持哲、吴有剛譯，第1579-1580頁。
    (85)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等編：《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一卷第三册“第183號文件”，第522頁。
    (86)(英)約·弗·巴德利著：《俄國·蒙古·中國》下卷第二册，吴持哲、吴有剛譯，第1579頁。
    (87)(英)約·弗·巴德利著：《俄國·蒙古·中國》下卷第二册，吴持哲、吴有剛譯，第1580頁。
    (88)參見孟憲章主編：《中蘇經濟貿易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42頁。
    (89)Mark Mancall: Russia and China 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 to 1728. Cambridge, Mass: Hatw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187-188.
    (90)有關**私人商隊在京從事貿易情形，參見孟憲章主編：《中蘇經濟貿易史》，第38-49頁。
    (91)(蘇)米·斯拉德科夫斯基著、宿豐林譯：《俄國各民族與中國貿易經濟關係史(1917年以前)》，第63頁。
    (92)(俄)亞·弗·盧金著：《俄國熊看中國龍——17-20世紀中國在**的形象》，劉卓星、趙永穆、孫凌齊、劉燕明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頁。
    (93)(荷)伊兹勃蘭特·伊臺斯、(德)亞當·勃蘭德著：《俄國使團使華筆記(1692-1695)》，第277-278頁。
    (94)(荷)伊兹勃蘭特·伊臺斯、(德)亞當·勃蘭德著：《俄國使團使華筆記(1692-1695)》，第278頁。
    (95)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參見(俄)特魯謝維奇著：《十九世紀前的俄中外交及貿易關係》，徐東輝、譚萍譯，長沙：岳麓書社，2010年版。(俄)阿·什爾薩尼著：《俄中商貿關係史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蘇)米·、約·斯拉德科夫斯基著：《俄國各民族與中國貿易經濟關係史(1907年以前)》，宿豐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
    (96)(蘇)齊赫文斯基主編：《中國近代史》上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4年版，第81-82頁。
    (97)(俄)亞·弗·盧金著：《俄國熊看中國龍——17-20世紀中國在**的形象》，第14-15頁。^

（转引自：《中国文化》(京)2013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