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期国内外有关松花江流域森林资源的调查及考辨

谭玉秀/范立君

发布时间：2014-3-29

    摘要：20世纪上半期，中日俄对包括松花江流域在内的东北森林均做了不同程度的调查。清末，中国政府曾派专人踏查松花江上游森林资源，得出了松花江上游森林情况的初步数据。其后的北京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在对森林情况的调查方面，成绩不彰，乏善可陈。俄国与日本出于掠夺东北森林资源的目的，派出大批专家、学者对包括松花江流域在内的东北森林进行了勘测与调查，留下了片段的、零星的调查数据。通过对这些调查数据的梳理和考辨，初步勾画出清前中期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松花江流域森林资源的概貌及演变的特点：森林资源由南向北逐渐减少，由分散的点式采伐到沿江、沿铁路线等的线式开采，呈现出由点式到线式逐渐削减的特点。 

     关键词：20世纪上半期/中日俄/松花江流域/森林资源/调查

    百年来，国内外有关松花江流域森林资源的研究成果多夹杂在东北林业史、东北历史地理方面的论著中①，专题性的研究成果较少，仅有清末余树桓等《调查松花江上流森林报告》、日本小出房吉《南满松豆牡流域森林调查书》等少数论著②。这些成果对松花江流域森林情况常有片段、零星的记载和论述，但对其森林面积与蓄积量，多语焉不详。实际上，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上关于松花江流域森林的调查经历了一个从无至有、从模糊到清晰的复杂变化过程。清朝以前的历代统治者均未派人对包括松花江流域在内的东北森林情况进行调查统计。清末，中国政府派专人考察东北森林，余树桓等人奉命对松花江上游森林资源进行了踏查，得出了松花江上游森林情况的初步数据，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国内关于松花江流域森林情况最早、最全面的调查。虽如此，中国对松花江流域森林资源的调查，无论其调查的次数、规模都无法与国外相比。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出于掠夺东北森林资源的目的，对中国东北觊觎已久的俄国与日本派出大批专家、学者对东北森林面积、蓄积量、树种等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制定了详细的采伐计划。这些调查自然涉及松花江流域森林的相关情况。因此，近代松花江流域森林面积与蓄积量的统计数据多出于日本和俄国人之手。虽其准确性参差不齐，缺乏统一，但可以窥其大概。本文利用接触到的相关资料，按时间顺序，拟对20世纪上半期国内外有关松花江流域森林的调查情况作一回顾，在对森林面积、蓄积量等的考辨中，探求近代松花江流域森林资源演变的特点。
    一
    清政府曾派出专门人员对东北的森林资源进行过调查，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清末余树桓等人奉命对松花江上游森林所作的调查，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国内关于松花江流域森林情况最早、最全面的调查。③该调查把松花江上游(头道江、锦漫两江、汤河、松香河、蒙江、二道江)所辖森林地带划分为51个区域，采取步测与目测相结合的方法，对每个森林区域的混淆林、单纯林、针叶林、阔叶林的面积、材积等进行了踏查、测(估)算，得出松花江上游森林总面积与蓄积量分别为54335平方尺、168.5亿立方尺。④该调查数据较为翔实、细致，在当时条件下，实属难能可贵。清末，中国政府虽然派出专门人员对松花江上游森林进行过调查，并形成了调查报告，但是在调查的次数与深入程度等方面，还无法与20世纪初俄国、日本的调查相提并论。客观地说，外国人有关松花江流域森林资源连续的、不间断的调查，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这一时期该流域森林演变的珍贵资料。
    俄国方面，为获得廉价的建筑材、薪材，1903年东清铁道厅营业部就铁道沿线森林租借权与清政府进行谈判，于1907年和1912年先后和清政府签订了租借黑龙江省和吉林省森林的条约[1]，并派出7支踏查队，对当时属于黑龙江与吉林两省的森林进行了勘查。
    1909年7月，东清铁道会社向大兴安岭后力格鲁河及毕拉河流域的租借林地派遣首批踏查队。8月，向大兴安岭派遣第二批调查队，同时向东部一面坡车站以南林地派遣第三批调查队，9月向岔林河流域林区派遣第四批踏查队，1910年秋向海林车站附近派遣第五批踏查队。第六批踏查队踏查了一面坡车站以南以北距铁道约46华里的林地。第七批踏查队踏查了马桥河、细鳞河车站附近林地。铁道会社曾派踏查队对上述各林区进行多次踏查，于1911年对东部租借林区(牡丹江方面)进行详细调查。
    经过周密的调查与租借森林条约的签订，俄国占有了为数不少的森林采伐权。属于当时黑龙江省的森林有：大兴安岭后力格鲁河流域面积300平方华里；大兴安岭毕拉河流域面积300平方华里；岔林河口附近面积1750平方华里。属于当时吉林省的森林有：石头河子车站附近林地，高岭子车站附近林地，两地租借林合计约2700平方华里；一面坡车站附近林地，约625平方华里。[2]其中，后力格鲁河、岔林河(松花江干流北岸支流)、毕拉河(嫩江支流)、石头河(松花江二级支流七虎力河的支流)与高岭子(松花江三级支流山市河发源于张广才岭东坡大岭、高岭子一带)等皆属于松花江流域。
    除此之外，俄国学者还从不同角度考察了东北森林。譬如，俄国著名植物学者B.JI.科马罗夫于1895—1897年三次到中国东北考察，1901—1907年间将其多年研究的成果汇集成一部三卷本的《满洲植物志》出版，这部植物志集东北植物分类的大成，在相当时期内是东北植物最系统的一部著作。[3]其后在20世纪初至1915年，则有伊万什恺维奇的《满洲的森林》等。⑤他们或多或少地描述了东北森林的概貌与特征，对于其面积与蓄积量却未加以考证，更没有把松花江流域作为专门的调查对象去探查。
    日本方面，鉴于俄国1902年获得朝鲜一侧的森林采伐权，日本派宫岛喜一郎技师于1902—1903年对鸭绿江森林进行调查，这是日本对东北森林的最初调查，并设立鸭绿江采木公司。日俄战争期间，为了获得军用木材，又对长白山森林资源进行了踏查，这是日本对东北森林进行的第二次调查。此次调查由日本吉野林业学校校长今川唯市主持，通过这次调查，日本建立了军用木材厂，掠夺中国森林。1905—1906年，日本对东北森林进行第三次调查，由日本山林局技师和林务官参加，分四组进行调查。第一组调查南至奉天北至昌图，东至兴京(新宾)西至新民方面的森林。第二组调查辽阳方面，第三组调查凤凰城方面，第四组调查通化方面。[4]经过几次调查，1906年中牟田五郎撰写了《满洲森林调查书》。随后，1907年松本敬之发表了《富之满洲》。他们对东北各森林区域范围、树种构成、森林类型、原始森林的面貌及其演变等，作了较有价值的记述。但这些记述，都是在《艮维窝集考》的基础上，对东北森林所作的进一步考证。[5]如，《富之满洲》不仅勾勒出东北森林地带的分布，而且初步估计出相应的森林面积。他指出：“满洲之木材产地，除辽东东北一带之森林地方外，所著名者，在黑龙江省，则伊勒呼里山、内兴安岭、佛思亭山、克尔阁山等处是。在吉林省则长白山一带，小白山、费得里山、完达山等处是。在盛京省则哈达长岭子、千山松岭子等处是。”[6]以上提及的森林地带多位于松花江流域，从其森林面积的统计数据，可以窥知20世纪初松花江流域森林的大体轮廓，如下表。
    
    由上表可知，20世纪初，松花江流域的长白山、完达山、伊勒呼里山、帽儿山、兴安岭等森林面积约为26500平方里，至于森林的蓄积量，该书尚未考证。即便如此，也不难看出，这一时期，松花江流域森林未受到过多的砍伐，基本上保持着郁郁葱葱的原始面貌。
    
    由上可见，20世纪初，松花江流域森林面积与蓄积量的精确调查数据，至今我们仍无法获悉，仅能根据俄国、日本方面不甚全面的统计数字以及中国描绘性的语言与局部考察的数字推知该流域的森林概况。1912年7月，担任北京政府农林部农林司司长的陶昌善(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农科毕业)指出：“东省林区，依山脉言之，于吉林省者有长白山森林、小白山森林、锡赫特阿岭森林、纳丹哈达拉山脉森林，于黑龙江省者则有小兴安岭森林、大兴安岭森林、伊勒呼里山森林，广袤数千里，巨木老树联络密生，不见天日，良材无限，人所共称。”[7]可见，20世纪初，松花江流域的森林保持着原始状态，森林资源相当丰富。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对这一流域森林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考查。
    二
    1905年日俄战争后，原来由沙俄修建的中东铁路长春至旅顺段被转让给日本，改称为南满铁路。名义上为管理铁道，实际上是作为日本的国策会社——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于1906年正式成立。该组织拥有数量众多的调查机构，为日本的海外殖民侵略提供服务。这一时期，随着日本在东北势力的扩张，松花江流域丰富的森林资源成为其重点掠夺的对象，为更好地占有这一资源，满铁曾多次组织专门人员深入松花江流域进行调查。
    1914年5—7月、1914年12月—1915年2月、1915年8—12月，满铁先后三次组织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教授小出房吉、宫井健吉两位博士为首的调查团，对长白山北部林区即第二松花江、豆满江(即图们江)、牡丹江流域的安图、靖宇、桦甸、额穆(今蛟河市)、延吉、和龙、抚松、敦化等8县森林情况进行了调查，写出了《南满松豆牡流域森林调查书》。[8]“这就把很久以来，一直处于不明状态的三江上游区域，从林业的角度出发，作了最详细的森林调查。”[9]
    这三次调查，日本专业人员运用较为科学的方法测算出了松花江上游、牡丹江、图们江流域的森林面积与蓄积量，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由上观之，松花江上游与牡丹江流域⑧森林总面积与总蓄积量分别为1749819.5町、1202365900石。经笔者计算，松花江上游与牡丹江流域的森林面积与蓄积量分别占三江流域的89％与91.4％。可见，松花江流域的森林资源是相当丰富的。
    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进一步扩张，为尽可能多地占有东北富饶的森林资源，不断地派人前往茂密的森林地带进行考查。到20世纪20年代末，满铁通过调查已掌握森林概况的地区有：吉林北部三姓地方、松花江上游长白山本脉及吉林哈达地区、中东铁路东部沿线、接近中东铁路西线的兴安岭地区、鸭绿江沿岸森林地区、牡丹江流域及图们江流域。在上述森林地带中，松花江流域自然是首当其冲，受到了高度关注。相关统计数据见于各种论著，如《东省刮目论》、《满蒙经济大观》、《满蒙资源论》、《满蒙年鉴》等。藤岗启在《东省刮目论》中指出，东北“自北而东，有千古未入斧斤之大森林。举起有名地方，如松花江，牡丹江……中东线东部，至小山岭，至拉林河之地域；则博克多以西，属于兴安岭山脉之部分；及吉林三姓地方等处”[10]。
    
    表中松花江流域森林面积为1405947町，蓄积量为937690千石，这与1914—1915年松花江上游森林面积与蓄积量的统计数据相同。因此，上表中的“松花江流域”应为“松花江上游”。就森林蓄积量而言，三姓地方位居第一，其次是中东路东部沿线、中东路西部沿线、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流域排在最末位。本组统计数据覆盖了以往未曾调查的森林地带，像三姓地方、嫩江流域等。这样，松花江流域大部分区域的森林情况，已知梗概。
    在此基础上，佐藤贞次郎、竹内正巳的《满蒙资源论》不仅仍然列举了松花江流域、牡丹江、北满铁道东部沿线的森林面积与蓄积量，还涉及了松花江支流拉林河流域、属于三姓地方的依兰地区、大兴安岭、小兴安岭等森林地带，可以看作是对上组数据的有益补充。
    
    上表的特点在于松花江流域的森林面积与蓄积量不再沿用1914—1915年的调查数据，而是1927年重新订正的数字。此外，还对嫩江流域的大小兴安岭森林地带进行了估算与测量。从中不难看出，这一时期，为掠夺东北森林资源，日本对松花江流域森林地带调查的范围在不断扩大。
    1930年的《满蒙年鉴》则较为全面详尽地介绍了吉林全省森林资源(大部分属于松花江流域)的情况，尤其是对省内各个森林地带的蓄积量进行了对比，由此可以获知森林采伐的程度，详见下表。
    
    上表反映了松花江流域森林资源因交通条件便利与否而发生的变化。如，松花江上游与北满东部沿线，松花江航运与铁路运输非常便捷，因而森林蓄积量减少的幅度较大。牡丹江流域、拉林河流域、东北各县的森林蓄积量虽呈递减的态势，但变化不大，因为这些地方大多地势险要，人迹罕至。因此，距离松花江较近的森林地带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开采，与之相距较远的崇山峻岭基本上保持原貌或些许的采伐，而地处铁路沿线的森林却遭到了大规模的砍伐。由上表还可以看出，与以往调查相比，日本不仅注重扩大森林调查的范围，而且还加大了调查的深度。他们按照森林地带，以县为对象，逐县勘查，初步掌握了吉林省境内松花江流域森林面积与蓄积量。
    总之，这一时期日本对松花江上游森林地带展开了较为详尽系统的调查，对俄国势力范围内的北满松花江下游、嫩江等流域，也派人勘测，但调查范围却相对有限。特别是当时东北主权仍属于南京国民政府，这些活动多是在秘密状态下非法进行的，因此，他们所得出的数据未必精确，仅能从中窥知松花江部分区域森林资源的概貌。
    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因“从前东北与中央之联系弛缓，政治亦呈特殊状态，北伐成功未久，东北即告沦陷”，故“各种资源调查工作均未进行，林业方面，亦缺可供参考之资料”[11]。
    三
    1932—1945年，日本采用航拍与实地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松花江流域森林面积与蓄积量进行了调查。从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除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有关东北分省森林面积的数据之外，在此期间，中国与俄国基本未留下系统全面的统计数据。因此，以下主要根据日本的调查数据，来分析松花江流域森林资源变化的情况。
    为克服东北复杂地形和交通网的限制，伪满时期，日本对包括松花江流域在内的东北森林资源采用了航拍方法进行调查。1932年航空株式会社成立，1933年即根据伪满实业部的指示，起草了航空摄影调查全区森林的计划。1935年，伪满实业部林务司接收了四家造纸公司委托满航于1934年调查的森林区域数据。⑨1935年4月，伪满林务司正式与满航订约，调查东北全境森林。[12]
    在此基础上，林野局对工场原料基地以外的森林，连续进行航调，1938年航调11.9万平方公里，1939年航调5万平方公里，以后预定每年航调5万平方公里，每年需经费七八十万元。预定一般森林调查面积32万平方公里，森林调查完成之后，继之而来的是原野调查，预定到1944年完成原野调查60万平方公里。[13]
    这一期间，航拍的地点主要有：1938年为张广才岭、穆稜南面两个地区；1939年后计划调查小兴安岭北部及大兴安岭地区。[14]到1944年，共拍摄了涉及32万平方公里的森林照片，这在当时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至此，满铁基本完成了除大兴安岭一部分外，东北全境的主要森林地带的调查活动。[15]
    这一时期，日本运用航拍方法大体调查了松花江全流域的森林概况。尽管如此，全面精确的统计数据仍尚付阙如，估算或推测的数字则较为常见。如，1938年藤山一雄指出：“满洲残留原始林之面积，其数不得详知，虽部分的有详细调查，而大半尚属未调查地域，如其资源调查，不出推定或者臆测范围以外，据旧关东厅发表，约2800万町步，满铁调查为3600万町步，森林蓄积量，关东厅所发表者约94亿，满铁为150亿。两者虽有甚大悬隔，大概面积3000万町步内外，蓄积量为100亿石之假定量，尚属妥当，最近虽有100亿石之数过多之悲观说，而精确数目亦不能算出。亦有每町步之蓄积量达1000石以上之地，大略以平均400石至500石之数目为稳当。”[16]
    这一阶段，有关松花江流域森林田野考查的数据为数不少，而引用同一组数据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如，藤山一雄《满洲森林与文化》与1930年《满蒙年鉴》、1933年《满洲经济年报》、1934年《松花江》中关于松花江上游、牡丹江流域等森林面积与蓄积量数据基本一致。[17]
    
    与以往调查相比，上表中增加了松花江下游的数据，尽管此数据系推测而来，但多少改变了伪满洲国成立以前松花江下游森林数据缺乏的状况。
    另外，1934年《北满洲概观》与1930年《东省刮目论》、1918年《南满松豆牡流域森林调查书》中有关松花江上游、牡丹江流域的森林面积与蓄积量亦相同，见下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20世纪30年代的几组统计数据均源于1914—1915年的调查。可见，学者们互相引用的现象极为普遍。不过，以1914—1915年为蓝本的几组统计数据与藤山一雄1938年《满洲森林与文化》、1930年《满蒙年鉴》中有关该流域的调查统计有较大出入。尽管如此，后者所引松花江上游、牡丹江流域的调查数据多于前者，比较符合20世纪30年代日本扩大了勘查范围这一事实。因此，后者应该比前者更接近真实。从上表与其他统计表的对比中不难发现，1938年《满洲森林与文化》、1930年《满蒙年鉴》中关于大小兴安岭森林面积与蓄积量的数量远远少于1934年《北满洲概观》中的数据，所以，《北满洲概观》关于这些森林地带的调查数据应更准确些。《北满洲概观》中有关大小兴安岭、伊勒呼里等森林资源的统计数字与池部佑吉的《满蒙林业之近况》相同。
    伪满洲国成立以后，日本除继续关注松花江上游等森林资源外，还对松花江下游的森林进行了深入探查。据1936年伪满实业部林务司调查，北满各县森林面积约260万陌(11)，其立木蓄积量约5253万立方米，尚未达全体的利用开发之期，可视为将来森林之一大宝库。[18]这些被调查的各县除饶河县外，皆位于松花江下游。
    
    由上表观之，松花江下游的森林资源是相当丰富的，其中，桦川、勃利、方正、凤山、汤原、萝北等县的森林面积与蓄积量相对较多。如此翔实的数据反映了日本调查的细致深入。
    为进一步查清松花江流域蕴藏的森林资源总量，1942年，日本利用航空照片开展森林资源调查，获得了一些数据，如下表。
    
    由上表可知，1942年松花江、嫩江、牡丹江等部分流域林地总面积约为4567万公顷，其中，森林为1899万公顷，无林地为2668万公顷。森林总蓄积量约22亿立方米，其中针叶树约10.3亿立方米，阔叶树约11.6亿立方米，针阔比约为4∶5。
    综上观之，20世纪初，中国、日本与俄国等皆注重调查松花江上游的森林资源，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初。综合各种数据，笔者认为，松花江上流森林面积与蓄积量分别在1100万町(约合1173万公顷)与50亿石(约合9亿立方米)上下。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以后，中国与俄国逐渐退出调查，日本成为唯一的调查者，测量范围遍及松花江流域的主要森林地带，还采用航拍方法进行测算。但是，估算的情况依然存在。根据前文所引各种数据，经计算比对，初步推断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松花江流域森林面积约为3000万町(约合3200万公顷)，蓄积量100亿石左右(约合18亿立方米)。至于精确的调查数据，受资料所限，到目前为止，还无从获悉，仅能从松花江部分流域、所辖省区的统计数字，获知近代松花江流域森林资源的大致情况。
    四
    清以前，松花江流域茂密繁盛的森林到处皆是。自清前中期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松花江流域森林资源呈现出由点式到线式逐渐削减的特点。
    早在古代，松花江流域就覆盖着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满族入主中原后，出于“为祖宗发祥之地，保其威严；藉可防御北方劲敌之侵入；可供八旗子弟为田猎习武之区”的考虑[19]，对这片天然林区采取禁止伐木、开矿、渔猎、农牧等政策，使丰富的森林资源得以保存。不过，盗伐现象亦时有发生，如，乾隆年间，“有魏姓者，由于盗伐树木被捕，送京审讯”[20]，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始森林，不过，依然保持着原始的自然景观。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封禁政策的日渐松弛，清政府实行了“弛禁”与移民实边政策，关内移民蜂拥而至，他们毁林开荒、开矿、挖参、采金以及建造房屋、日常生活燃料所需等皆取自森林，致使良材大量减少。如依兰县，1866年招垦放荒，移民增加，始出现民用性质的木材采伐。设置村屯，修建房屋，驻守的士兵和驿站的站丁生产、生活所需大量木材都来自附近的森林。[21]安图、抚松二县，“除沿头道江、二道江一带山地的森林外，因为运搬不便，大部尚未采伐。但是近年(20世纪30年代初——笔者注)盛植人参，森林的面径，因而渐次缩小”[22]。关内移民进入东北，经历了一个由南向北的过程：辽宁最早，吉林次之，黑龙江最晚。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发表的一份调查材料即指出：“满洲移垦之业，大抵由南而渐之北。始而驻足于辽东半岛之南端，继则渐移于辽河两岸，继而繁殖于松花江两岸。”[23]因此，吉林省的松花江上游森林地带最先遭到采伐，其后才是开采位于黑龙江省的松花江下游、松花江干流及其支流等流域的森林地带。
    移民仅是导致近代松花江流域森林资源削减的诸多因素中的一种，其他因素还有很多。比如，当时中国历届政府都把东北林业作为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给予商人以采伐权，结果是滥砍滥伐，有的森林地带甚至变成了濯濯童山。
    与此同时，早已对松花江流域森林资源垂涎三尺的俄国与日本，凭借其政治特权大肆砍伐，结果是沿江、沿河及铁路沿岸的森林面积大幅减少。特别是1898—1903年，中东铁路的修筑与全线通车，木材需求量骤增。在满洲里到绥芬河长达1000多公里的铁路沿线，建伐木场30多处，大肆掠夺两侧50—100公里以内的森林资源，修建长达500多公里的铁路岔线，大面积砍伐森林。[24]时人曾感叹：“闻东清铁路需用更增十倍，诚恐我北满自古留遗之良产，不及数年，欲寻所谓窝集之盛，概渺难再见。”[25]此外，大兴安岭林区包括嫩江流域、呼伦贝尔地区，中东铁路通车以后，俄国曾在此大肆采伐。日俄战争后，日本控制了南满地区，更加疯狂地采伐松花江上游森林资源。如，1929年时，“东北林地可分16区，其面积为5500余万亩。以大小兴安岭为最多，当地交通不便，弗能运输。三姓次之……松花江沿岸、中东路沿线，因中日商民采伐，其额数年年减少。最可惜者，尺余直径之良材，被北满居民充作燃料者，每年数百万尺……保护森林，实为满洲当局之要政”[26]。又如，富尔河两岸森林已采伐殆尽，被辟为农田。桦甸与安图之间的古洞河和大沙河流域的下游，森林多已采伐。[27]总之，由于近百年来日本与俄国的掠夺性采伐，松花江流域森林面积与林木蓄积呈现减损和下降的态势。据统计，1929年东北森林面积为3646万公顷，林木蓄积量为42亿立方米，到1942年东北森林面积已经减少到3047万公顷，林木蓄积量减少到37亿立方米。[28]
    综上，由于滥砍滥伐，松花江流域森林资源由南向北逐渐减少，由分散的点式采伐到沿江、沿铁路线等的线式开采。距松花江沿岸较远的地方有大量的原始森林存在，靠近松花江的地方，因交通发达，人口稠密，森林被采伐作燃料等原因，原始林已不复存在。如，“桦川县南，依兰县界之山峦地带，亦富于森林，良材丰富；但以交通便利，采伐已尽”[29]。当时有学者即指出：“辽宁省的森林，近来因交通便利，斫伐急进，耕地扩张及不能合法保护等种种原因，林产已远不及以前。吉林省的森林，在前清乾隆全盛时代，便有‘树海’的称号，直到今日，数百年间，大部分还未受过斧伐。”[30]又如，“中东路东部沿线之大森林……在中东铁路开通以前，其林木较现在为美，土民至称为树海。历来所伐，仅铁路沿线；而人迹未到之密林，尚继续不绝，以宁安、东宁为尤有希望……大兴安岭之山脉，则森林连接。”[31]可见，松花江流域森林分布的范围在不断缩小，沿江、沿河、铁路沿线等地区很难再见大片的森林，森林“一般集中于偏远的山区，而交通沿线和城镇附近，往往在大范围内无森林覆盖”[32]。其森林地带由最初的遍地皆是，到沿江沿河沿线林木被大规模砍伐，直到最后退缩至地势险峻的山区。
    注释：
    ①国内研究成果，如陈觉《东北路矿森林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林产》(沈阳：中国文化服务社，1948年)、徐嗣同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东北的产业》(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詹自佑《东北的资源》(上海：东方书店，1946年)、连濬《东三省经济实况揽要》(上海：观海时事月刊社，1931年)、王长富《东北近代林业经济史》(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1年)、陶炎《东北林业史》(沈阳：辽沈书社，1990年)、王立三《近代东北森林资源产业化及其影响》(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7年)、伍启杰《近代黑龙江林业经济若干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林业大学，2007年)等。国外相关研究，主要是日本和俄国的调查研究。如，藤山一雄《满洲森林与文化》(长春：满洲图书株式会社，1938年)、南满铁路调查课编《吉林省之林业》(汤尔和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经济调查会编《满洲林业资源调查报告》(大连：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经济调查会，1935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哈尔滨事务所编《北满洲概观》(大连：满洲文化协会，1934年)、苏林《东省林业》(哈尔滨：中东铁路经济调查局，1931年)等。
    ②余树桓等撰：《调查松花江上流森林报告》，清末民初蓝丝栏抄本，载于国家图书馆编：《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第6册，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小出房吉：《南满松豆牡流域森林调查书》，大连：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地方课，1918年。
    ③关于余树桓的生卒以及当时他以何种身份、何时奉命前往松花江上流展开调查及报告形成的年代，今天已无法考证。根据其撰写的《调查松花江上流森林报告》(全书总共4章，现存1—3章，其中第3章残缺)一书中提到的邮传部(1907年置，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改为交通部)、奉天官纸局(1907—1909年，徐世昌在东北推行“新政”期间创设)、东清铁道(1903年开通，1920年以后改称中东铁路)等，初步推断该书成于1909年前后。
    ④据余树桓等：《调查松花江上流森林报告》(清末民初蓝丝栏抄本，载于《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第89-94页表计算而得。
    ⑤该书出版于1915年，1924年满铁庶务部调查课将其译成日文，书名仍为《满洲の森林》。
    ⑥日本1町等于我国16亩余。
    ⑦日本1石等于我国1石7斗余。
    ⑧牡丹江是松花江的支流，其范围南至敦化，北至三姓。该流域森林主要位于宁古塔以北，包括敦化、额穆等。
    ⑨1934年，伪满造纸、东满人造纤维、东洋造纸等单位，为了取得建厂原料，对其原料基地的森林进行航空调查，这是伪满时期对森林进行航空调查的开端。参见李克志：《建国前的森林经理史》，《林业勘查设计》1985年第2期。
    ⑩原书蓄积量单位误为“石”，应为“千石”。
    (11)1陌等于0.01平方公里。

参考文献：

[1][2][4][13]李克志：《建国前的森林经理史》，《林业勘查设计》1985年第2期。
    [3]沈福伟：《西方文化与中国(1793—2000)》，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63页。
    [5]梁少新：《〈朔方备乘·良维窝集考〉今证》，中国林学会林业史学会：《林史文集》第1辑，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0年，第21页。
    [6]松本敬之：《富之满洲》，马为珑译，东京：政治转输社，1907年，第72页。
    [7]陶昌善：《南北满洲森林调查书》，《中国地学杂志》第5-6期，1912年。
    [8]宫井健吉等编篡：《南满松豆牡流域森林调查书》，大连：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地方课，1918年印行。
    [9]村山酿造：《满洲の森林と其自然的构成》，沈阳：奉天大阪屋号书店，1943年，第335页。
    [10][29][31]藤岗启：《东省刮目论》，汤尔和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124、126、127页。
    [11][12][15]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东北经济小丛书·林产》，沈阳：中国文化服务社，1948年，第41、42、2页。
    [14]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分论》(下)，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译，长春：吉林省内部资料准印，1990年，第158页。
    [16]藤山一雄：《满洲森林与文化》，长春：满洲图书株式会社，1938年，第28-29页。
    [17]满洲事情案内所编，大连：满洲日报社印刷所，1934年。
    [18]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情报处：《省政汇览·三江省篇》，沈阳：满洲共同印刷株式会社，1936年，第92页。
    [19]林传甲：《大中华吉林省地理志》，长白丛书本，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380页。
    [20]王长富：《东北近代林业经济史》，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1年，第2页。
    [21]依兰县志编纂委员会：《依兰史志资料汇编》，依兰县志编纂委员会印行，1983年，第204页。
    [22][30]徐嗣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东北的产业》，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第46、41-42页。
    [23]《北满移垦之调查》，《东省经济月刊》第5卷第10号，1929年，第3页。
    [24]马宝建：《清代至民国时期黑龙江三江平原森林变迁研究》，《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25]魏声和：《鸡林旧闻录》，长白丛书本，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38页。
    [26]《满洲森林面积之最近调查》，《军事杂志》，1929年第18期。
    [27]熊大相等：《中国近代林业史》，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年，第24页。
    [28]韩麟凤：《东北的林业》，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82年，第128页。
    [32]《吉林森林》编辑委员会：《吉林森林》，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88年，第85页。

（转引自：《社会科学辑刊》(沈阳)2013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