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所见的靖国神社

马军

内容提要：靖国神社问题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近代以来的中国文献中就有许多关于它的记载，《申报》也不例外。将该报相关材料爬梳、整理，并分析、比较五个重要时间段(第一次中日战争前、两次中日战争之间、第二次中日战争前期、第二次中日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关于靖国神社报道的区别和差异，有助于把握近代中国人靖国神社观的演变过程和规律，反映当时中日关系的重要侧面，为今天妥善处理两国问题提供重要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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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70年代末，靖国神社问题几乎成为中日关系中一个最为敏感的政治和外交问题，每到特定的日子，总要引起纷争。中日有关这方面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数不胜数，笔者原本无意涉足其间，但作为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却有着追根溯源、寻根问底的嗜好。须知，位于东京九段下的靖国神社并不是20世纪70年代才建成的，它的前身——东京招魂社始建于1869年(1879年改今名)，迄今已有147年的历史。那么，在中国晚清、民国时期，靖国神社是如何透过媒体抵达中国受众，而后者又是如何看待和评价它的呢?

   上海《申报》(1872-1949)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知名、持续时间最长，也是受众最多最广、最具代表性的中文报纸。本文拟以该报为主要依据，并辅之其他材料，试图探讨这一热门话题中的冷门之角。

一、第一次中日战争之前

   1894年第一次中日战争(中国称“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爆发之前，日本虽还只是一个一般国家，但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信息沟通并不匮乏，来自“东国”“东报”的消息常见之于《申报》。

   “靖国神社”这四个字，首次出现在《申报》，应是1882年11月12日第1版一篇名为《日本邮音》的报道中，内云“西十一月初六日，即华九月二十六日，乃靖国神社大祭之日，日皇亦躬襄祀典，并附祭朝鲜死难各官以慰忠魂”。所谓“大祭”指的是一年两次例行大祭中的秋季大祭。“日皇”就是明治天皇睦仁。所谓“朝鲜死难各官”，指的是当年7月23日朝鲜发生“壬午兵变”，起义士兵和市民焚毁日本公使馆，造成一些日本人被杀。

   1883年8月3日《申报》第2版《照译东报》上，又再次出现“靖国神社”，内称：“前萨摩之役，陆军学校生徒从军战没者甚多，今其同学者不忍湮没其劳，拟竖一碑于靖国神社之旁以记其事，后闻于朝，赐金五十元以助其成。”所谓萨摩之役，指的是1877年明治政府平定西乡隆盛叛乱的西南战争。

   今天，若有人从第一门(大鸟居)进入靖国神社，很快就能看到一座有底座的、高高的青铜人物塑像，他就是大村益次郎(1824-1869)，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有“日本陆军之父”之称。此雕像落成揭幕于1893年2月5日。20天后，即2月25日《申报》第3版《铜像落成》便详细记载了揭幕当天的情景和塑像的构造概况：

   日本已故大村兵部大辅，日皇以其有功于国，敕铸铜像以垂久远。落成后本拟于上月廿九号举行安位礼，适风雪迷漫，遂改本月五号在东京靖国神社安置铜像，于右马场之中央四围高张彩幔，内设神乐殿及宾客休憩之所。午后十点钟，殿内奏正式卿神乐长三十五座，燃放花爆，繁星万点，恍遇上元佳景。午后一点钟，本社宫司加茂木穗率祠掌、祠典等员行祭礼、读祝文。大辅之曾孙、子爵大村六郎跪诵礼词，其文曰：“维明治二十六年二月五日卜兹吉辰，为曾祖父永敏公举行铜像落成礼。盖永敏公当王政维新之际，发愤为雄，赞襄盛治，丕著丰功，后人追念前劳，谋所以不朽者。承亲王大臣朝野贵绅以迄门生故吏上达天听，仰荷圣恩优渥锡以殊荣，又承委员技师经营多日，始克有此盛典。斯真我家莫大之光荣，曾孙六郎等实深感谢，今对铜像如亲，色笑喜泣交并，略陈礼语。子爵大村六郎稽首再拜。”诵毕，山路中将以下依次行礼。是日，宾客自小松亲王、佐野宫中顾问官及海陆将校数百员。礼毕，陆军乐队奏军乐鼓、八云琴，声彻云霄。又献舞马衣、引马术等诸技，虽偃师复生无以过之。近卫步兵又展铳枪捷技，似此热闹为神社创立以来所未有。其像结发，穿鞋衣，罗纱短袴，披羽织军服，腰束大小带二，佩长短刀各一，左手提双眼望远镜，左足稍跨台外，目光炯炯，睥睨一方。座前有大小犬及雕刻各物，盖其生前所玩好者。其台以花岗石起建，高廿八尺，成八角形，其上加以铁铸长圆形高十四尺铜像，高十尺自地而上，总计四十二尺，围以八角铁栅，移品川炮台旧炮八门置于此，殆不忘当日立功之处云。呜呼，一世权奇千秋，照耀君子，所以听鼓颦而思将帅之臣也。

   需要一提的是，第一个到过靖国神社并留下记载的中国人，很可能是晚清著名学者王韬。早在1879年，他应日本学界之邀，对该国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访问。6月6日，他来到神社，并手录如下：

   过此，则“招魂社”矣。乃东国维新之际，义士捐躯而殉国难者，诏筑社坛于东、西两京，称曰“招魂社”。岁设祭者三：一为伏见开战日；二为上野(上野在东京，积土成阜，地势高耸，屯兵据险，可以制敌，今废为公园)接战日；三为会津城陷日；后加鹿儿岛勘定日为四。盖鹿儿岛之叛，西乡隆盛实为倡首，势甚披倡。日廷兴师伐之，血战八月。死于是役者，前后万余人，亦并祀于此。每逢设祭之日，角抵竞马，烟火杂沓，鱼龙曼衍，极为热闹。此亦足见日廷恤典之攸隆，而民生忠义之气奋发而不能自已也。

   其地芳草芊绵，绿阴披拂。祠中有屹然矗立者，则记事碑也。①

   东京招魂社在1879年易名为靖国神社，王韬仍称“招魂社”，他的到访似在易名之前。他介绍了大祭的时日，描述了祭祀时的热闹场景，并且显然认为，明治政府对倒幕以来历次战争死难者的厚恤和表彰，是有助于“民生忠义之气奋发”。字里行间，可以说是有赞佩，而并无批评之意。

二、两次中日战争之间

   日本通过“日清战争”成了亚洲强国，又通过日俄战争跻身世界强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作为协约国的一方，夺取了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青岛。随着民族主义的基本国策逐步取得显著效果，靖国神社在日本国家的政治、社会地位，精神和文化影响力，以及社会知名度均有了大幅度的跃升。两次中日战争之间(1895-1931)，《申报》对靖国神社有了较多关注，已非此前的零星涉及。

   随着日本不断发动或参与对外战争，便接连有新的死者“入祀”靖国神社，相应地也就有天皇、皇后，以及高级官员们前往祭祀。仅以1896年至1901年为例，《申报》依据“日本友人来书云”“东京来电”“日本长崎访事友人”等途径，就有如下一些报道：

   这一时期，日本藉走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道路而实现富国强兵，迅速崛起于东方，从而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威胁，这常使同时代许多致力于救亡图存的中国人深为叹服，其中也包括对靖国神社的“艳羡”之情。例如，1908年某地方官员在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宣称，该地方有人占据昭忠祠房屋而影响了祭祀，并且提到“日本靖国神社列祀阵亡将士，大祭之日国君亲诣，人民为之倾动，故人人以效命疆场为莫大之光宠。中国现值训练新军时代，尤当以激励士气为先……”②又如，1916年更有人建议“于首都之中仿照日本靖国神社之例，建一神庙祀诸有功民国之人，以资国民观感”。③

   1926年，一篇署名书樵的文章，则叙述了某中国赴日考察团参观靖国神社时的情景：

   二十九日午前，游览靖国神社。靖国神社为日人致祭为国尽忠诸功臣之所，同于我国之昭忠祠，建筑极伟丽壮严。大门内陈列许多旧炮及军器，大概为中日、日俄两战之战利品，所以鼓励国人爱国之忱而激发其忠勇之气。社内有游就馆，内陈列古代之弓矢、戈矛、盔甲、鞍盾，搜罗极丰富，并有许多之古代战争及古代武士服装图。馆之中央，陈列天皇之武装御马弓剑。最后陈列近代战术上之军用品、枪炮之种类及俘获之军器，有我国大内康熙时之雕龙古炮，甲午之役为日人所得，及甲午之役海军战争图、台湾之役台湾战斗图。日人观之，固眉飞色舞。吾人观之，不能不黯然神伤也。④

   从上文可以看出，“鼓励国人爱国之忱而激发其忠勇之气”的靖国神社在给作者留下正面印象的同时，也引发了他的另一种情绪，即“黯然神伤”。事实上，早在1919年《申报》的一篇文章里，也曾表达过这样的伤感：

吾国甲午、庚子两役一挫于日，再挫于列国。宫中珍宝及战械等，其为彼列国军士捆载以去者不可胜数，世界博物院中罗列殆遍天地无尽，吾国之耻辱亦无尽也。日本靖国神社亦陈此类战利品绝夥，国人有见之者无不触目伤心，悲涕而出，东海涛声当亦为之呜咽作泣矣。⑤

   1920年，当某游美学生团途中逗留日本东京时，也有过同样的心境：

   乃赴游就馆，英名Military Museum。时同行皮君访友邻巷，余等乃下车入览以待之。馆内分四十余室，陈列历史上或战争上之纪念品……其最怵吾人心目者，莫如甲午一役日人所获吾国龙旗，叶志超军旗，来远、靖远二舰之通风桶，奇耻大辱，不忍卒睹匆匆一览而出。⑥

   靖国神社虽为日本帝国的“胜利”之地、“光荣”之地，却是近代中国的“耻辱”之地，面对游就馆(建于1881年)内陈列的中国被掳物品，以及20世纪30年代初又增设的性质类似的国防馆，有人格、有血性的中国人通常是难以平静的。

   这一时期，在“以日为师”的指引下，有大批中国人东渡日本，或留学或访问，到过东京靖国神社并在《申报》之外留下文字的也不在少数。笔端之下，亦大都流露出“艳羡”和“神伤”这两种情绪，有的人执其一，有的人则两者兼具，而且时间愈往后，愈倾向于后者，甚至从“神伤”发展为“尴尬”“羞愧”“惶惑”乃至“警惕”和“悲愤”。这种变化自然与20世纪一二十年代以后两国关系日趋紧张，尤其是1931年日本夺取东三省并加紧侵略全中国有关。

   以下随举几例，以供管窥：王拱璧在1919年写就的《游就馆中先烈碧血——日人辱我之纪念品》一文里，对游就馆24个展室的物品进行了全面描述，尤以记录来自中国的战利品最详最细。作者在文末感叹：“余入此室睹此遗物，觉一矛一戈，一铳一弹，一戎衣一旌旄，莫不染有我先烈之碧血，附有我先烈之忠魂，觉我先烈被发垢面、疾首蹙额，向余哭诉黄海战败、全军覆没之辱国。余入此室，冷汗浇背，热血冲脑……”⑦

   1935年，沈钟灵则这样勾勒自己步出游就馆时的景象和内心：“穿着木屐的人们，脸透露着胜利的微笑，和骄矜的神色，我杂在人群中，独感到如芒刺背，万锥钻心!给后世唾骂的伪满傀儡们，亦有家国俱亡之感否?踉跄的出了游就馆，不禁叹了一口长气，瞻念祖国，悲从中来!把这空前的耻辱，托飞鸿带给四万万八千万的故国同胞，愿永矢勿忘!”⑧

   同年，当云汉“垂头丧气”地离开国防馆时，竟敏锐地产生了一种深深的警觉：“日本的军国民教育设施的无微不至，但是这种教育的结果，总是很危险的东西。日本的国运难以军国民教育而昌，但是谁能料定他将来的结果是如何呢?不过无论如何，我们身当其冲的中国人是应当知所准备，而善自为谋。”⑨

   比云汉早一年参观国防馆的还有陈松光，他如此写道：“我出了馆门之后忆想祖国来真是惭愧到极了!亲爱的同胞们呀!你们现在不过没有机会跑到日本来，你来到日本就知日本的厉害和对华的急进了。我们想打倒帝国主义者，和复兴中国，不是整天高谈的这么容易，非精诚团结在青天白日之下，卧薪尝胆，万万不可能的了!”⑩

三、第二次中日战争前期

   1931年9月18日至1937年7月7日，是第二次中日战争(1931-1945)的前半期，也是中国的局部抗战时期。既然已卷入了战争，那么作为战争“鼓动剂”和“安慰剂”的靖国神社，在日本新闻宣传中也频频出头，相应地，其出现于上海《申报》的频率亦有了明显提高。这种相互关系是不难理解的。

   这一时期，除了“例行大祭”“日皇日后降临”“满洲事变战死者入祀”“满洲国纪念祝贺会”“日本在乡军人大会”“纪念日俄战争”之类(11)靖国神社的“常规新闻”外，《申报》还刊发过一些很值得玩味的文章。

   《申报》1934年7月13日第13版刊有一篇署名烟桥的文章《我们有什么纪念品》，作者引用了一封访日者的来信：

   东京的靖国神社里，附设着一个“游就馆”，陈列日本的古今兵器，刀枪剑戟，以至潜艇，应有尽有。中日、日俄两战及前年闸北浏河之战，各战利品，亦均陈列其间。最奇者，有一玻璃柜，特别陈列马占山的遗留物，有肩章、奖状、图章、印信、银元、钞票等，更有烟枪一捆，约五六支，都是象牙或翡翠镶，头号烟土一大包，可谓极尽侮辱能事，看了令人啼笑皆非。别有一柜，专列十九路军之物，有望远镜、机关枪、笠帽及浏河民军的旗旆等，亦不胜感慨系之。

   揣度矮子肚皮里的疙瘩念头，一定是把皇军的武威，夸示给来者。我们以为淞沪之役，是日本人失利的，但是他们却夸张是胜利的。我们也曾得到日本兵的遗留物的，现在放在哪里?为什么不陈列给我们看看呢?难道如此方足以显示出大国的泱泱之风么?

   凡是教育的效能，实物比虚文要大上好几倍，与其花了不少的钱，请洋画家涂抹了几幅不甚逼肖的国耻画，何如把造成国耻的实物，搜罗来，陈列在一处，好使国人触目而惊心。在战事告终以后几个月，各地似乎开过一次展览会的，不知道现在放到哪里去了?可怜!总而言之中国的国民军，得到了敌人的遗留物，不敢彰明较著的题着战利字样，不敢永作纪念品陈列，这是长期抵抗的策略之一种罢?或者是共存共荣的亲善或媚眼罢?

   面对游就馆内陈列的“战利品”，写信人除了“不胜感慨”外，亦不乏“怒己不争”的心绪。仿效靖国神社的展览方式，以此振奋中国民众的抗日精神，实为作者的言中之意。这与先前某些中国人的见解是一脉相承的。

   之前，《申报》1932年7月4日第16版《万妇发》一文，亦通过对比的手法，表达了“怒己不争”“以敌为师”的诉求：

   昔年，日本游就馆中，陈列甲午中日战争的胜利品，见了，足使中国志士，人人裂眦。就中最可耻的，便是军舰上的许多德政匾：什么德被梯航，什么海涵春育，都是下级官吏孝敬上司的东西。当年的海军将士，腐败到这般地步，无怪一战以后，前清经营惨淡的海军，变做昙花一现。

   但是，游就馆中又有妇女头发绳一盘，绳径寸许，计长百尺，是日本海军部出品。上有说明书，略谓：甲午之役，男子都赴战地，妇女亦各尽其义务。宫城县仙台士族，有民妇日氏家直子，纠合同志，剪万妇发，制为长绳，供献政府，转送海军，以供讨伐支那战舰之用。士卒见其母妻姊妹之发，无不感泣致死!云云。

   唉!中国妇人的剪发，已成了普遍的风气!近年以来，剪发的妇女，正不知有几千百万?只是可惜了，可惜没有贡献海军，作抗日救国之用!彼国妇女的剪发，是受着爱国心的驱遣。我国妇女的剪发，是受着摩登化的驱遣。同一剪发，那便失之毫厘，差以千里了!

   《申报》1935年10月17日第15版刊发的一篇日本作家的小小说《名誉老婆婆(九)》(江马修著，任钧译)，则通过一个名叫勇造的士兵战死于日俄战争中的二零三高地后，其母亲和邻人的反应，来勾画靖国神社对普通日本民众的心理安慰乃至麻醉作用。亲生儿子的惨死，对母亲来说，本应是巨大的悲伤，但随着入祀、获奖、受勋，在众人的劝慰下，这竟成了一件让人骄傲的荣誉之事，母亲最后竟转悲为喜，发出了“死得好”的感叹：

   在我的家里，大家也集拢来，把老婆婆安慰了一番。除了说这虽然毫无疑义是件悲哀的事情，但实际上也是件很有名誉的事情之外，也就别无安慰的方法。特别是母亲，她还谈起了东京的靖国神社的事情。她恳恳切切地告诉她听：战死者都在那儿被祭祀，每年要大祭两回，并且无论怎样高贵的人们都要到那儿去参拜。

   在母亲说着话的当儿，老婆婆比较要来得平静些了。并且，全然好像是听着稀有的说教一般地，一壁不断地流着眼泪，一壁对于每一句话都深深地表示首肯，像是很满足似地听着。

   “从你的话听来，”她抽着鼻涕说：“真令人觉得十分不敢当。如今，我已经真正地懂得名誉这回事了。谢谢你。真正是名誉，名誉!我要快些回去好好地告诉我的丈夫听。虽然如此，可是……那勇造……”

   说起勇造，她又哇的一声地哭倒了。母亲更用各种话语去劝解她，然后叫掌柜的陪着她，把她送到家里去。

   依据后来更详细的报告，勇造乃是死于那可怕的二零三高地的攻击战。他从来就常常以勇敢和大胆使人惊叹。那一天，他也在弹雨当中站在突击队的前头迈进。当他倒下去的时候，全身实在已经中了二十三个子弹。而且，人家将他搬到帐篷里之后，他还生存了十个钟头的时间。

   他马上被升为伍长，由于超群的业绩，还得到了功六级的金鸡勋章。功六级的伍长，这实在是件破格的事情。前例是极少的。并且还发下了一笔三百两的慰劳金。

   烧饭老婆婆非常得意，而且高兴得了不得。

   “怎么样，功六级哩!是个伍长啦。就是镇长老爷也赶不上我的儿子呢。恭喜，恭喜，哪里还有比这更有名誉更值得高兴的事情呢!”

   然后，她就跑到我的母亲跟前，这么说：

   “喏，太太!可以领到三百块钱，我简直完全跟做梦一样呢。请你想想吧，三百两，这笔钱可不算少啦。我们从有生以来也没有见过那么一笔大款子，想起来，连头也会发晕呢。虽然如此，可是我已经变成了有钱人哪!”

   “真是一件好事。”母亲回答她：“那是因为你有着能干的儿子呀。没有看见吗，镇上的人都在欣羡着你呢。他们都在说：‘这不光是你个人的名誉，同时也是镇上大家的名誉。’”

   老婆婆高兴得哭泣起来，眼泪汪汪地。

   “想起来，我的儿子真可怜。可是，觉得也实在死得好。人虽然死了，灵魂却还在，在东京的靖国神社里给人们祭祀着，也不会有什么不满足。古语说得好：‘人生仅一世，而流芳则千古。’”

   “当然，话虽如此，但是，政府也实在很周到，很值得感谢呀。”

   此文既简洁而又深刻，充分揭示了靖国神社的运转模式与普通人性的背离和矛盾，其暗含的反战精神和批判意旨是不言而喻的。对于那些与日本社会有所隔膜的中国读者来说，这无疑是一篇极有触动的作品，众人或许终于明白：近代日本漠视个人生命价值的军国精神原来源于这样的心理轨迹和思维逻辑。

   此前，《申报》1933年9月17日第17版《日本的少女》一文还讲述了靖国神社内供奉的一位“护国女神”的故事：

   日俄战争的时候，有一位年仅十六岁的名叫太田明子的少女。伊父亲是任排长的，当他出发的前一夜，回到家中，与家人话别，到了第二日，就匆匆的走了。这时明子心中已有从父同死的决心，可是母亲在堂，不敢明说。过了半个月，他父亲有信回来，说已率兵到了釜山上陆，不久就要开到前线去作战。明子看了这信，秘密的出家去了，星夜乘车赶到东三省，假扮了女丐，潜入俄国司令部的附近。凑巧有一位俄国军官，在营门外巡视，看见这少女容貌美丽，起了歹心，就带到了营中。这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东乡隆盛(12)，乘了旗舰三笠到了朝鲜，第二师团兵士已在镇南浦上陆。明子在营中打听得消息，秘密将俄国军中情形报告鸭绿江畔的日本第一军黑木大将司令部，于是日俄两军的最初冲突，得明子的报告，竟大胜俄军。同时俄国舰队，妨碍日军的计划，亦完全为明子所漏泄，日军才得把旅顺口封锁，同时把旅顺与辽阳的俄军截断，俄军首尾被胁迫，无心应战。明子闻日军已占优势，逃出俄营，再把俄军作战情形报告日军。日军急将第一第二第四三军连络一气，互相呼应，击破俄军总司令克罗白得金的大军，进占旅顺背后的炮台。俄军到了这时，已无法应付，守将斯德舍尔，向日军乃木大将乞和了。这是日本打胜俄国的原因。其后明子因在途中患病而死，其父亲得其侦探敌情之功，升为少将。

   这个故事似曾相识，或许可能改编于某种原型(例如中国春秋时期西施以美色兴越灭吴的典故)，但无论真假与否，其用意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弱女子尚且为了国家“重生轻死”，一般国民，尤其是男性更应该为一个“伟大”的依托(或天皇，或国家，或民族)，放弃个人的价值与生命。这实际上就是靖国神社所倡导的基本观念。

   这一时段的《申报》还涉及两次与靖国神社有关的暗杀事件。其一是1932年著名的五一五事件，首相犬养毅被海军狂热分子枪杀，而刺客的出发集合地就是靖国神社。选择这一地点当然不是偶然的。(13)其二是1935年2月22日读卖新闻社长正力松太郎的被杀案。据说该新闻社曾对因宗教关系而不肯参拜靖国神社的上智大学所属晓星中学表示过同情，故而引起军部的反感，以致社长遭到了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刀劈。(14)

   顺便一提的是，该时期《申报》之外的中文文献中，若干导游性质的文字颇值得关注。例如曾昭抡著《东行日记》(大公报出版部1936年版)和凌抚元著《日本游记》(新北平报出版课1936年版)两书中均有大段文字描述“靖国神社”的建筑布局和祭祀场景，特别是游就馆内的展品。前书还不忘加上了作者的观后感：“到了那里，才可以充分的看见日本人的尚武精神和他们的野心，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对于我们积弱的中国，发生无穷的感慨。”

四、第二次中日战争后期

   第二次中日战争后期(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8月15日)，在中国称之为全面抗战时期，其中又涵盖了1941年12月8日至1945年8月15日的太平洋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日本国家及其武装力量与中、美、英、苏等同盟国进行激烈的交战，有200多万名军人和平民相继身亡。与民族主义和死亡存在着密切关系的靖国神社，其祭祀死者、召开集会、陈列战果、鼓舞士气、抚慰遗族等基本职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所谓“在战争步入苛烈阶段的今日，‘靖国神社’益使人们崇拜了”。(15)对此，《申报》亦有相应的反映，尤其是1941年12月《申报》落入日军报道部的直接控制后，便成了后者的吹鼓手，靖国神社的“出场率”达到历史的最高值。

   为了应对日益不利的战局，吸引更多的国民和军人从容赴死，靖国神社被刻意描绘成汇聚死者灵魂的“神殿”，甚至还是相当荣耀和美妙的往生之地。

   如果你们要见我，请到靖国神社来!(16)

   如果我们屠灭敌人的舰队，那么，在靖国神社的战友们，将多么欣喜啊!(17)

   突击那边有灯光的敌阵，然后回到靖国神社去吧!(18)

   只要一息尚存，定要忠于天职，再觅面的地方将是靖国神社了。(19)

   后退或被俘，耻辱较不忠不孝尤甚，果如此，则何以对安眠于靖国神社之战友。(20)

   讲这些话语的日本军人，确实有不少人在随后的战事中失去了生命，有的人甚至加入了自杀性的神风特攻队。

   这一时期，天皇、皇后、首相、陆相、海相、总长、大将等到靖国神社慰灵，鞠躬敬礼，并发表鼓动性的演讲，可谓屡见报端。但将当时的场景描绘得最全面、最具动感和真实感的则是以下一篇对1944年4月下旬一次“隆重而庄严”的临时大祭的报道：

   从数日前起始，各地勇士们的遗族便纷纷的云集东京了，准备为他们的儿子父兄丈夫致慰安与感激之情，同时他们也受着一般人莫大的崇敬与感激。街头巷尾，到处张贴着“对英灵要感激，对遗族要恭敬”的标语。且这道标语上已充分的表现于事实了。二十五日是大祭的第二天，清早起满天便布满一层阴暗的云，且连绵的落着细雨，像是天神也对这些英灵表示着甚深的悼意。午后一时十五分，日天皇陛下在文武百官的侍从下，驾临靖国神社，五万余遗族们都分列在通达神社甬路的两侧，奉迎天皇陛下，对陛下致以最敬礼，他们都感受着莫大的荣誉。在海军军乐的吹奏声中，天皇陛下在诸官的奉迎与泽本大祭委员长的先导下驾临本殿，对英灵们致拜礼。是时，日本军官民也各就所在向靖国神社的护国英灵遥拜，表示他们衷心的感激。天皇陛下返驾宫城后，一般民众都蜂拥般的拥至神社前往参拜，虽然那是仍不断下着雨，但是他们一片感激之意，使他们都顾不到这一切了，所以通达神社之道路，形成水泄不通之势。他们一一的走到神社前，深深的行着礼，遗族们也成队的在虔诚的参拜着。神社的四周堆满各长官及各机关团体的供礼，参道的两侧，有高大的关于大东亚战争的壁锵及展览中的日本近代式的新锐武器，充分的显示了日军的威武。靖国的樱花盛开了，花的残片，落在地上及人们头上，也像是感伤英勇将士们的逝去而凄然的落下了……(21)

   事实上，针对此类大规模参拜的景象，早在1937年就有一个中国人做过一针见血的揭示：“这里悼念死者的最大意义，恐怕还是在鼓励生者像死者一样去为他们当炮灰，将来也可以享一样的‘光荣’吧?”(22)

   该时期，比较有“新意”的还有从空中向靖国神社表示“敬意”的新闻。例如，1942年10月18日，日本陆军航空部队派人驾驶缴获的美军轰炸机，飞临东京靖国神社上空作慰灵飞行。(23)又如，1943年1月6日晨，陆军重轰炸机、轻轰炸机、战斗机与侦察机500余架在东京天空举行演习，其中若干架盘旋天空，向皇宫、明治神宫与靖国神社致敬。(24)再如，1944年4月26日是靖国神社春孟临时大祭的最后一日，松冈中将指挥之陆军精锐战机约700架飞翔于东京上空，并于空中为阵亡者默祷。(25)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法西斯轴心国集团与世界反法西斯盟国之间的战争，日本帝国亦有它的盟友、仆从国或合作者。访日期间，顺便到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成了这些“大东亚共荣圈”的成员们向日本“老大”示好，表达谄媚之意的重要手段。搜诸该时段的《申报》，此类的新闻颇不乏例，可谓是又一“特色”。

   顺便一提的是，根据其他刊物的记载，1938年访日的德国希特勒青年团和1940年6月第二次访日的伪满皇帝溥仪也参拜过靖国神社。(26)

五、战后初期

   随着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的战败，以及之后美国占领军推行“民主化”政策，失去了军国主义土壤的靖国神社一时间成了“昨日黄花”，由极盛而骤衰，“冷寂极了”。(27)

   战后，《申报》关于靖国神社的报道又趋零星，首次见于1946年2月5日第2版的《日本靖国社社改为游戏场》一文。文内援引社内人员池田的话语：“社中有鉴于税收大减，故将设置旋转玩机、跑冰场、乒乓球台，以及其它游戏等设施，期以求自行维持生计。”池田还透露：“战事结束后，进香祭祀者日见稀少，此实由于人民对战败之心理反映也。”

   次年5月23日第9版苞卿撰《“锚”自东京归》一文又传出消息说，甲午战争时期被劫往日本、陈列在靖国神社的北洋海军2具铁锚和8枚炮弹，已被运回中国。该文还呼吁：“我国的耻辱的古董，在日本那些神社及其它公众场所存在的，又何止这些。甲午战争时的清代的龙旗、戎服、将军炮等等，必定还有许多陈列着，这就需要我侨胞随时留意，随时揭发。而我国代表团及时调查交涉归还，也是更不能辞其责了。”

   《申报》最后一次涉及靖国神社是在1949年4月20日第8版的《战后日本两事》(燕龄著)。该文谈到“民主化”以后的日本取消了先前许多封建性的纪念节，“目前只剩九种。即：元旦日、成人节、儿童节、天皇诞辰、宪法纪念日、文化节、勤劳感谢日、春分、秋分等是。像明治节、靖国神社春秋二祭等，都已不复存在了”。

   《申报》是1949年以前中国最著名的新闻媒体，它对靖国神社的记载，对于考察近代中日关系史、中国人的日本观，具有标本性的意义。

   凭借《申报》中的文字及其佐证可以看出，若干中国人对于宣扬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乃至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最初抱的是羡慕的心态，并颇有仿效之意，试图以此鼓舞本国国民奋发图强，像日本一样走上强国之路，摆脱西方列强的侵扰。20世纪一二十年代以后，日本不断加紧侵华的步伐，靖国神社内的“支那战利品”越来越引起了观展中国人的悲伤、反感和警觉。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得陇望蜀，步步紧逼，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作为日军重要精神支柱的靖国神社，在《申报》中的形象日渐恶化，不断受到质疑与批判。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申报》被日军控制，完全沦为日军的传声筒，其观点与日本国内的军国报纸实无二致。

   1949年以前，中国方面的“靖国神社观”基本上属于个人表达的性质，并无明确的国家态度与政府态度(伪满、汪伪政权不论)。这一点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情况有着明显不同，新中国政府主要鉴于该神社内供奉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的灵位，始终表现出强烈的批评，并据此主导性地影响着普通中国人的判断。

   顺便一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靖国神社一直由日本军方专门管理，既是天皇制的产物，亦是国家神道的象征，可谓是“祭政合一”。战争结束以后，根据美国为日本制定的民主宪法中政教分离的原则，它被改组为宗教法人，性质和法律地位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议题了。

注释：

①王韬：《扶桑游记》，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435页。

②《江督端奏复江宁师范附属小学堂借用祠宇折》，上海《申报》，1908年11月5日，第4张第2版。

③《政府与国会均提议国葬》，上海《申报》，1916年11月13日，第3版。

④书樵：《南京赴日教实考察团通讯(六)》，上海《申报》，1926年5月8日，第7版。

⑤瘦鹃：《兰簃杂识》，上海《申报》，1919年12月3日，第14版。

⑥赵乃传：《游美学生团纪程(二)》，上海《申报》，1920年10月22日，第14版。

⑦王拱璧：《东游挥汗录》，1919年刊，第15页。

⑧沈钟灵：《日本之游就馆》，《中央时事周报》第4卷第15期，1935年4月27日。

⑨云汉：《国防馆参观记》，《礼拜六》第615期，1935年11月15日。

⑩陈松光：《参观日本国防馆后归来》，《人言周刊》第1卷第40期，1934年11月17日。

(11)参见《日本靖国神社大祭》，上海《申报》，1932年4月28日，第6版；《东北日人筹备，庆祝吞满成功》，上海《申报》，1932年9月15日，第3版；《东京学生庆祝承认伪国》，上海《申报》，1932年9月18日，第11版；《日本乡军大会》，上海《申报》，1933年2月20日，第3版；《日纪念九一八》，上海《申报》，1933年9月18日，第10版；《东京长春追悼侵满阵亡将士》，上海《申报》，1933年9月19日，第7版；《日本陆军举行日俄战争纪念》，上海《申报》，1934年3月11日，第8版。

(12)原文如此，应为东乡平八郎。

(13)《暴动之经过》，上海《申报》，1933年5月18日，第8版。

(14)《读卖新闻社长被刺之原因》，上海《申报》，1935年3月1日，第11版。

(15)《日靖国神社举行第五次临时大祭，日皇陛下亲临礼拜莫灵》，上海《申报》，1944年4月27日，第1版。

(16)约翰·根塞著，张振楣译：《日本军队的宣传及其它(一)》，香港《申报》，1938年12月19日，第6版。

(17)《珊瑚海闪电战纪》，上海《申报》，1943年10月4日，第3版。

(18)《突破黑暗的天险，南太平洋血战纪实》，上海《申报》，1943年11月29日，第3版。

(19)华志：《大东亚战争与神风精神》，上海《申报》，1944年12月8日，第4版。

(20)《拉伏尔决战训》，上海《申报》，1945年3月9日，第1版。

(21)《日靖国神社举行第五次临时大祭，日皇陛下亲临礼拜英灵》，上海《申报》，1944年4月27日，第1版。

(22)代佛：《日本的靖国祭》，《月报》第1卷第7期，1937年7月15日。

(23)《日靖国神社举行大祭》，上海《申报》，1942年10月15日，第2版。

(24)《日陆军各式飞机，今晨在东京演习》，上海《申报》，1943年1月6日，第3版。

(25)《日机七百架，翱翔东京市》，上海《申报》，1944年4月28日，第1版。

(26)《欢迎希特拉青年团》，《远东贸易月报》第1卷第10号，1938年10月1日；《满洲国皇帝陛下参拜靖国神社(照片)》，《华文大阪每日》第5卷第2期，1940年7月15日。

(27)《冷寂了的靖国神社》，《联合画报》第148期，1945年9月。

（《抗日战争研究》(京)2016年第2016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