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来华西医对汉口的疾病调查（1864-1874）——以医院年报、海关医报为中心

程露

摘 要：晚清汉口开埠后，海关医员里德、医学传教士师惟善等英籍西医相继抵达汉口，对当地疾病状况展开调查，定期撰写医院年报、海关医报。一方面，西医从殖民医学视角出发，调查疾病与汉口卫生环境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汉口的气候水土、暗渠式排水系统、民众共用清洁用品等卫生习惯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西医从区域比较视野出发，将汉口与中国其他地区、欧洲进行横向与纵向的对比分析，认识到疾病具有地方性，发现汉口眼病高发、结石病罕见的特征，并总结出可供欧洲医师参考的汉口饮食经验。西医在调查汉口的过程中，对瘴气、微生物致病等多重理论的运用，及“跨国别、区域的医学流通网络”的构建，反映出19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医界既处于新旧医学理论共存、交锋的时期，其对中国的调查视角亦处于殖民性与地方性之间。与此同时，西医调查报告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晚清汉口的民众生活状态、疾病观念与地方社会风貌。

关键词：西医；汉口；疾病调查；殖民性；地方性

19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美国公理会医学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等人拉开了近代西方医学来华的序幕。1这是继明末耶稣会士来华后的第二次西医东渐，与前者不同的是，后者在医学传播的规划与规模上，更为有序、庞大，其特点是西医以通商口岸城市为核心开展的医疗活动。近年来，虽然学界有关晚清通商口岸医疗卫生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大多聚焦东南沿海城市、西南边陲城市2,较忽视中部内陆城市，而湖北区域性研究又多聚焦武汉教会医院的运行与演变、宜昌海关医报内容等3,较少从西医疾病调查的视角切入。本文主要利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汉西医里德(Arthur.G.Reid)、师惟善(Frederick.P.Smith)、席勒(George Shearer)、哈代(E.P.Hardey)、马根济(John.K.Mackenzie)撰写的医院年报、海关医报等史料，考察晚清来华西医对汉口开展的疾病调查活动，揭示其调查视角、病因认识及地方性医学经验等问题。

一 汉口开埠与西医报告的刊行

汉口，是明成化年间因汉水改道兴起的城镇，地处往来要道，“居民填溢，商贾辐辏”,在清代享有“楚中第一繁盛处”之名。41858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利的情况下，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汉口成为九个通商口岸之一。根据需要，江汉关聘请了英籍外科医生亚瑟·里德担任海关医员5,负责在汉口工作的英国人及其家属的健康。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汉西医主要由英籍海关医员、医学传教士组成。汉口开埠后，洲际轮船不仅运载着茶叶等大宗货物，还带来了西方各国教会的医学传教士。牧师杨格非(Griffith John)和郭修理(Josiah Cox)擅自划分了在汉口各自教会的势力范围，以集家嘴为界，沿汉水以上为英国循道会(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的宣教区，汉水以下属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61864年，在郭修理的申请下，循道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医学传教士师惟善抵达汉口，同年5月师氏在汉正街创立汉口循道会医院，中文名为“普爱医院”。7约两年后，由杨格非创建的汉口伦敦会医院于1866年9月正式开业，名为“仁济医院”,海关医员里德每周自愿抽出时间为医院无偿工作。8这两所教会医院是晚清湖北地区西医事业的先驱，主持医生多经过专业的英国医学教育培养。19世纪英国的医生教育有三个分流，即内科医生(physician)、外科医生(surgeon)与药剂师(apothecary),医学生接受完大学医学院的基础学习后，都需经过考试，成为医生协会会员或取得文凭，才能开业行医。9此教育制度，保证了来华的英籍医生具备一定的专业水准。

海关医员和医学传教士既有区别，又有相通之处。区别在于职务性质不同，海关医员领取清政府拨给的薪资，履行入港船员的健康检查、调查当地疾病及卫生状况等职责；来华医学传教士则由教会总部遴选、派遣、发薪，依托教会医院救治民众，协助本地教会发展教徒。虽然两者的职务定位不同，但可互相代职，一名医生可同时在海关和教会医院工作，如海关医员里德长期在汉口仁济医院志愿服务，又如万巴德(Patrick Manson)在打狗、厦门10,德贞(John Dudgeon)在北京期间均是身兼多职11。

1864—1874年汉口西医报告情况表

窗体顶端窗体底端资料来源：(英)哲玛森编：《海关医报》第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第21、82、165、282、345、407页；《海关医报》第2册，第41页；Arthur.G.Reid, First report of the Hankow hospital, in connection with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Hankow: Hankow printing press, 1868; George Shearer, Second report of the London mission hospital, Hankow,Hankow: the Hankow printing office, 1870; F.Porter Smith, The five annual reports of the Hankow medical mission hospital, in connection with the 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 Shanghai: the “North-China Herald” office, 1870; E.P.Hardey, The seventh report of the Hankow medical mission hospital, in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 Hankow: the Hankow printing office, 1872; Eighth annual report of the Hankow medical mission hospital, in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 Hankow: the Hankow printing office, 1873;武汉市普爱医院编：《普爱医院150年(1864—2014)》,内部刊物2002年版，第2页；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编：《协和医院志(1866—1985)》,内部刊物1986年版，第4页；British Staff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54—1949。

与在中国其他地区工作的西医一样，里德、席勒、师惟善等人在工作期间，会定期撰写医院年报、海关医报(见上表)。由于受众不同12,两种医疗报告的书写角度与风格也有差异，海关医报旨在专业医师的内部交流，更加规范、更具学术性，多有前沿性的医学探讨；医院年报为了吸引普通家庭的订阅者，更富有生活气息，描写了当时西医院的运作场景与治疗细节，亦不乏流露出传教医生在治疗过程中的情绪与态度。虽然类型不同，但里德同时在江汉关和西医院工作的经历，使得两种报告之间有着明显的书写互动，如1872年下半年、1873年上半年、1874年下半年的汉口海关医报均引用了汉口仁济医院的病例数据以作分析13,故将两种报告结合起来考察，能更全面地反映西医对汉口的调查重点、调查视角等诸多实质性问题。

二 殖民医学调查视角下的汉口卫生环境

19世纪后期，汉口因年贸易额赶超天津，近凌广东，被誉为“东方芝加哥”。14疾病与汉口卫生环境之间的关系，成为西医来汉后着手调查的第一要事，这些调查内容反映出明显的殖民医学话语。殖民医学，一般指“殖民者引入殖民地的西方医学”15。虽然汉口仅滨江一线为租界，并不是殖民地，但当时来华西医通常运用殖民医学视角下的疾病理论展开调查，尤其是海关医员。这体现在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制定的《海关医报》书写准则中，他要求各地海关医员分析疾病与当地季节、排水设施、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当地流行病的种类、病因、病程与治疗等。16据里德统计，截止到1868年，汉口的大规模流行性疾病(epidemics)主要是：天花(small-pox)、霍乱(cholera)、痢疾(dysentery)。17

(一)炎热多变的夏秋季

里德调查认为，5月至9月的夏秋季汉口最易爆发流行病。据(乾隆)《汉阳府志》记载：“又汉镇人烟稠密，地基价贵，多构楼居……一至盛暑炎蒸之际，男女老幼如坐蒸笼盘之中，病暑疾者不知几何，人犹有因热甚而致毙者。”18汉口每年夏季持续多日的高温，不仅使本地人不堪其扰，更是英国人辞职离汉的主要原因。席勒在汉未满两年就申请去了更为凉爽的九江19;马根济因妻子无法适应汉口的气候，申请调任至天津20。清末驻汉口的日本领事水野幸吉认为，“汉口之地除夏季酷热之外，并无危害身体健康之因素”21。但在里德看来，昼夜温差大的秋季也易引发疾病：

炎热的季节从5月中旬开始，到9月初结束，几乎在这整个时间段里，阴凉处的日温很少低于华氏88度(摄氏31.11度)或超过华氏94度(摄氏34.44度)。除炎热外，还经常出现连续几天几夜没有风来冷却空气的情况，并且太阳落山后，大地散发出的热能使夜晚显得更加幽静和压抑……9月是一年中最难熬的月份，因为气温变化多端，而且在日落时分寒风袭人；在此期间，疟疾热(malarial fever)在当地人中非常流行，它在少数情况下也攻击了外国人。22

不难发现，里德认为汉口在炎热、早晚气温多变的夏秋季易流行疾病。“十九世纪英国医学理论认为，疾病的发生与地理环境、气候变化息息相关，当气候骤然改变，疫病就可能发生。”23实际上，此理论的源头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19世纪末之前，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空气、水和环境》一文长期是西医界“流行病学的基础教材”24,希氏认为医生到达一个陌生城市时，必须要调查其季节、水质、土壤、生活习惯等要素，即“气候水土论”25。作为古希腊殖民运动背景下的产物，该理论为后世英国医生快速融入异地、“如何应对当地疾病”提供了指引。26故能看到，里德非常注重记录气候与疾病之间的关系，而与水土密切相关的“瘴气”也是19世纪西医关注的重点。

(二)释放瘴气的暗渠式排水沟

19世纪，西方医学界长期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流行病理论：一是瘴气论，“即传染病的流行是由空气状态引起的”;二是传染论，认为“特定的接触传染源是导致感染和流行病的唯一原因”;三是折中论，也称为“有限或偶发传染论”,综合了前两种理论。而“在瘴气论和传染论的较量中，前者占据主导地位，直至19世纪后半叶”。27当时在汉西医支持瘴气论者居多，亦有折中论者，他们在报告中分析瘴气来自汉口的排水沟。据民国《汉口小志》记载：“汉口人民不讲卫生往往为外人所借口，粪窖便池尤为污秽不堪”28,彼时汉口地方工业发展还未形成规模，故里德等人说的是排放本地生活污水、排泄物的沟渠。

西医发现晚清汉口民众的生活污水，往往通过暗渠式下水沟排入汉江，如曾在中国工作的英国军医戈登(C.A.Gordon)描述：

在汉口，私人住宅的厕所和主排水沟之间，通常有一些封闭的小沟渠，因此必然会发生双向反流。厕所的建造没有考虑到清洁问题，其周围充满了最强烈的气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看到私人住宅，甚至是生意兴隆的餐馆，与这些厕所相连，仅用薄薄的隔板隔开，不足以阻止污染的空气通过。29

戈登参考了当时在汉英医的诸多报告尤其是海关医报进行总结，他强调汉口暗渠式排水沟最大弊端就是容易产生不洁净的空气，而比汉口更早开埠的上海的排水系统因被拓宽过，故相对洁净。从“气味、空气”等词，能看出19世纪中后期的来华西医多秉持“瘴气致病论”,如师惟善描述道：“肮脏虽不是疾病之母，但为其提供了养分，这在汉口得到了令人信服的印证。拥挤的吊脚茶馆，正对着没有排泄口的粪池，一大串的气体从令人窒息的浮渣中缓慢而响亮地喷出”30,又如席勒指出瘴气无疑是导致汉口贫民“热病、腹泻和痢疾”的源头31。

里德的调查基础亦是瘴气论，但他的一些言论看起来更像是折中论。首先，他指出污水不合理排放而产生的气体对民众健康有很大的消极影响：

这一带的街道狭窄、肮脏，排水系统也很不完善。下水道很容易将物质渗透到土壤中，但却被破坏和堵塞，成为充满腐烂有机物的水库，这些有机物通过砖石上无数的裂缝和不完善的连接处向街道排放有毒的蒸汽。除此以外，一条大型的露天排水沟横跨城市的部分地区……32

其次，他认为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接触传染源，人们才会感染疾病：

也许是由于在净化水方面的疏忽，通常在秋季侵袭本地城市的痢疾才会进入租界。船民将粪便扔进汉江，城内居民的粪便则由夜间在码头装载的小船运走。在这一过程中，桶里的水经常溢出来，和河水混在一起。如果痢疾病菌(dysentery germ)碰巧存在，并被准备接受它们的人吞食，它们就会在肠道里繁殖，诱发疾病。33

里德认为汉口民众将污水排入汉江，而生活饮用水又汲取于此，是痢疾流行的特定原因，他强调病菌(germ)因素的作用，这在同一时期中国其他地区西医报告中是少见的。鉴于此，他认为“为避免一种主要的传染媒介，确保从饮用水中剔除杂质是必要的”34。

实际上，在19世纪中后期，虽然新兴的细菌说仍未得到广泛认可，但英国医界已出现不再视霍乱、痢疾、疟疾为单纯的瘴气病或热病的观点了，里德在1872、1874年的海关医报中再次强调了“有机病菌(organic germs)”“病菌的繁殖(the multiplication of the germs)”与痢疾之间的密切关系35,可见里德已将“微生物致病论”用于汉口的某些疾病调查中，如上述的痢疾，还有以疥疮为主的皮肤病。

(三)易生真菌的民众生活习惯

19世纪30年代，引起蚕病的隐孢子寄生真菌被发现；19世纪中后期，随着各种真菌逐渐被发现，特定微生物引发传染性流行病观点的证据也迅速积累起来。36这些新的发现和佐证，也使里德、席勒尝试从微生物视角观察汉口大量存在的皮肤病和眼病，并认为这与本地民众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关于皮肤病，里德记录道：

各种寄生物(parasitic)引起的病例出现了，正如所预料的那样，疥疮(scabies)是相当常见的，但除非伴有严重的瘙痒，否则几乎不值得人们注意。处理它唯一的困难，是确保衣服可以经受住杀死虫卵和恙虫的所需温度。黄藓(favus)、发藓(herpes tonsurans)和圆藓(circinatus)也被我们观察到了。首先，从医院里和大街上的案例，再从有这种病痕的成年人数量来判断，这种病一定是经常发生的。这不足为奇，因为城中有大量不洁的地方，形成一个合适真菌(fungous)的病灶。孢子(spores)通过理发师的公共剃刀，在人们的头上相互转移。37

席勒也指出盛行的眼病，就像疥疮一样，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家庭晨间洗浴时共用的毛巾。38鉴于以上导致皮肤病、眼病流行的可能性途径，西医主张用高温消毒法，即用沸水浸泡衣物和毛巾。1867年，在师惟善的主导下，汉口普爱医院刊发了1000册《保免栏除》,这是一本关于卫生知识、预防疾病的中文医学手册。39师惟善强调此书是让病人和广大公众认识到这些事项的重要性，并将其归为“卫生科学(sanitary science)”范畴。40

三 区域比较调查视野下的汉口医学经验

在调查过程中，师惟善等人通过疾病统计、区域比较分析等方法逐渐认识到疾病具有地方性特征，甚至在中国区域内部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性。他写道：“中国人的疾病实际上是地方性的……在汉口，我没有看到过亚洲霍乱的病例。除了痢疾，也没听说过任何广泛性的流行病在这个城市或附近地区肆虐。”41除此总结性观点外，他还具体指出汉口的眼病、结石病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区别。

(一)从疾病认识汉口的地方性

大量的眼病患者，给很多来汉西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在仁济医院工作的马根济回忆，他于1875年在汉口周边的村庄巡诊时发现，“几乎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眼炎(ophthalmia)”。42与此同时，师惟善还发现了本地眼病的独特性：

在中国走过很多地方的外国观察家和聪明的当地人都说过，这个省(湖北)的人眼睛特别不好。瞳孔外侧出现翼状胬肉，整个眼角膜下半部中纬线下方出现奇异的翳膜，但下睑却没有任何伴随的病变，这些都是在这里观察到的眼部奇特病症。晶状体颜色的衰老性变化使其呈现淡淡的黄色，这在中国中部很常见，在那里所有暴露在强光刺激下的组织都普遍退化。在许多情况下，晶状体的这种自然改变很容易被误认为是白内障，而根据本医院目前的经验，白内障并不是一种常见的疾病。43

这些具有普遍性的奇特现象，使师氏提出了一个本地人的眼病是否先天性的假设，并希望进一步地验证。此外，让师惟善感到惊奇的是，与广州大量流行巨型肿瘤、膀胱结石病相比，汉口几乎没有结石病：

然而，在汉口及其周边地区，结石是一种几乎不为人知的疾病。汉口的不常见与这种痛苦而致命的疾病在中国南方的流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短短15年的时间里，嘉约翰医生(Dr. Kerr)在广州的医院里已经完成了134例结石手术。44

对此，师惟善认为除个体或地方的特殊性外，地方饮用水、食物的品质与结石病的发生有很大关系，他指出中国各地都有饮茶的习惯，而湖北出产的一种红茶(oopack)有非常明显的利尿作用，能促进消化。45师氏口中的红茶可能是宜昌五峰县出产的宜红茶，这是当时湖北的大宗出口产品。

(二)从疾病分析汉口饮食在欧洲的可行性

除与中国其他区域横向比较外，师惟善还将汉口的调查数据与欧洲进行了宏观对比分析，他发现某些英国国内高发的疾病，如坏血病、肾病、痛风等，在汉口很少发生，并以此总结出了几个具有借鉴性的汉口饮食经验，希望引起在华的西医与欧洲人以及欧洲医学界的关注。

在饮食结构方面，本地人大量食用各种蔬菜：

中国人非常重视各种蔬菜食物的种植。与世界上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相比，他们的菜园作物种类更多，更善于连作或轮作。这些蔬菜可能没有什么味道，但其中的十分之一却含有大量多汁的营养。46

师惟善指出这种大量摄取蔬菜、少盐、少肉的饮食习惯，虽然加重了消化系统的负担，却极大程度地避免了坏血病、紫癜、痛风的发生，大量的豆类食品也使中国人的身体补充了一定的营养。师氏认为，西方外科医生让病中或手术后恢复期的病人食用刺激性肉类饮食的习惯需要改变，如“通过替代更多的蔬菜饮食，并结合使用少量的牛奶，往往可以加速伤口的愈合”。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人的癌症进展通常比英国人的要慢，采用这种饮食方式能在多大程度上延缓欧洲人恶性疾病的发展，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47

对于本地人的主食大米，师惟善也有了新的认识。他反驳了英国国内贫民之间流传的“大米会影响生育能力”的言论：“令人好奇的是，在英国一些国家的贫民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但却是毫无根据的偏见，反对食用大米，理由是大米会妨碍这部分人口的生育能力。”师氏隐晦地说这种不实的指控背后可能存在政治因素或商业竞争，他认为从中国妇女的生育、哺乳能力及后代成长的健康状况来看，大米是具有高淀粉的食物，一个哺乳期的母亲在食用普通数量的粳米粥时产生的母乳量是惊人的，居住在中国的欧洲女士的经验也充分证实了这一观察。48

通过在汉口的工作经历，师惟善还对一些汉口饮食方式在欧洲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因当时来华西医对中国的习俗多持有批判态度，师氏的观点在19世纪70年代是较少见的。在师氏发表此观点的十几年后，德贞于1885年公开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人的饮食、衣着、住家和健康之关系》的论文，此文是基于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察，在文中德贞表达出对中国生活习惯、饮食结构的欣赏。49这也从侧面体现出师惟善观点的前瞻性，及其本人对汉口饮食经验较开放的态度。

(三)从疾病观察汉口民众的生活状态与疾病观念

基于对疾病数据的社会性分析，西医在报告中描述了一些汉口民众的生活状态、疾病观念。师惟善在汉口普爱医院执业六年期间发现本地肾病患者数量比英国国内要少得多，他分析可能有部分原因是“中国人相对温和的生活习惯”,即适度饮酒、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与脾气等。50而在疾病观念方面，西医注意到了中国人对病因的各种诠释，其中既有传统的道德观，也有佛、道教文化因素。如席勒发现长在外耳前的肉质附件(fleshy appendages)被汉口人视为来自母亲的礼物，不愿意将之切除51;师惟善观察到本地人认为如若对土地神不敬、忽视风水，或是看到了弃婴但未对其产生怜悯就会得眼病，他观察到这些观念在女性身上体现得更明显：“无论是门诊病人还是住院病人中的女性，都会在失明时做出后一种忏悔，因为她们发现失明不仅降临在她们的眼睛上，也降临在她们的心灵上。”52由此，师氏进一步发现女性患者在社会中受到的道德谴责更多。如汉口普爱医院曾实施过一例疼痛性腓骨神经瘤手术，师氏描述这位女病人遭受了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这种病在一个女人身上表现得最为严重，她遭受了许多痛苦，不是来自医生，而是来自尼姑和道姑。中国人形容这种病是一颗钉子钉进肉里，作为对过去罪行的直接惩罚。”53从以上内容，可看出西医不仅从医学专业视角分析病因，还会尽可能地挖掘疾病背后的社会风俗、社会观念等因素。

四 在殖民性与地方性之间

19世纪60年代始，随着汉口开埠，里德、师惟善、席勒等英籍西医陆续来汉，彼时伯驾、合信(Benjamin Hobson)、雒颉(William Lockhart)已在广州、上海开展西医事业近20年了。依照惯例，里德等人很快依托江汉关、汉口普爱医院、汉口仁济医院等机构对当地疾病展开调查，并将调查内容与结论定期撰写在医院年报、海关医报中。

一方面，疾病与汉口卫生环境之间的关系，成为西医来汉后着手调查的第一要事，即考察疾病与当地季节、排水设施、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这些内容映射出以“气候水土论”为基础的殖民医学视角。在此视角下，汉口公共卫生环境呈现出以下特点：炎热、气温多变的夏秋季易流行疟疾热病；释放瘴气的暗渠式排水沟对民众身体健康有较大的消极影响；本地民众共用清洁物品的生活习惯是皮肤病频发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幅员辽阔，西医在调查过程中意识到他们必须面对同类疾病在不同地区的特殊性，于是进行区域比较，从而总结出一些汉口医学经验。师惟善将汉口与中国其他地区进行横向比较时，认识到汉口的眼病高发、结石病罕见的地方性特征；在与欧洲进行纵向比较时，表达出对汉口当地人食用大量蔬菜、大米等饮食方式的欣赏，希望引起在华西医与欧洲人及欧洲医学界的关注。

对于来华西医在中国的医学调研，张志云认为“西医进入亚非殖民地后，获得了极为丰富的一手调查结果，再将这些报告传回母国，才最后取得西医药学的学术突破”的殖民医学研究范式不适用于中国。54但杨祥银总结的殖民医学研究中的“流通网络”,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本文要揭示的西医调查视角与方式，如师惟善等人来到汉口将中国调查结果反馈回欧洲构建出一条“跨帝国的医学流通网络”,他们将中国各地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则构建出一条“跨中国区域的医学流通网络”。55

综上所述，从里德、师惟善等对气候水土论、瘴气论、微生物致病论的多重运用，以及“跨国别、区域的医学流通网络”的构建，既能看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医界正处于新旧理论共存、交锋的时期，还能发现来华西医对中国的调查视角亦处于殖民性与地方性之间。与此同时，西医调查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口民众的生活状态与疾病观念，加深了我们对晚清汉口地方社会的整体性认识。

注释

1苏精:《西医来华十记》,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20、46页;马伯英、高晞、洪中立:《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文汇出版社1993年版,第318、329页。

2王少阳、杨祥银:《晚清浙江通商口岸的疾病统计与分析——以〈海关医报〉为例》,《浙江档案》2012年第8期;佳宏伟:《十九世纪后期厦门港埠的疾病与医疗社会——基于〈海关医报〉的分析》,《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13年第14卷;赵成彬、刘雅仙:《海关医官与晚清江苏通商口岸的医疗卫生——以〈海关医报〉为中心》,《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清末云南商埠的气候环境、疾病与医疗卫生——基于〈海关医报〉的分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3刘菲雯:《早期教会医院的日常运作与中西交往——以晚清汉口为中心》,《医疗社会史研究》2019年第2期;芦笛:《师惟善与晚清华中地区西医业之肇始》,《暨南史学》2019年第2辑;康志杰:《武汉基督教医院平议》,《武汉学研究》2019年第1辑;Walford Gillison,Wuhan Union Hospital.The First 84 Years:Survival from Floods,Bombs and Enemy Confiscation,North Charleston: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2015;王鹏、杨祥银:《海关医报与西医东渐:以宜昌〈海关医报〉(1880—1928)为中心》,《江汉论坛》2018年第2期。

4(嘉庆)《大清一统志》卷338《汉阳府一》,四部丛刊续编景旧钞本,第24页。

5British Staff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1854—1949,http://www.bris.ac.uk/history/customs/,2022年5月21日。

6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宗教》,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7页。

7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卫生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页。

8Arthur.G.Reid,First report of the Hankow hospital,in connection with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Hankow:Hankow printing press,1868,p.2;(英)汤普森著,赵欣、刘斌斌译:《杨格非:晚清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0页。

9苏精:《西医来华十记》,第67页;(英)罗伊·波特著,张大庆等译:《剑桥医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9页。

10李尚仁:《帝国的医师:万巴德与英国热带医学的创建》,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72页。

11高晞:《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12王吉民、伍连德: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8页。

13Dr.A.G.Reid’s Report on Health of Hankow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2,Medical Reports No.4,Shanghai:the customs press,1873,p.72;Dr.A.G.Reid’s Report on Health of Hankow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1th March 1873,Medical Reports No.5,Shanghai:the customs press,1873,p.29;Dr.A.G.Reid’s Report on Health of Hankow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4,Medical Reports No.8,Shanghai: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tatistical department,1875,p.41.

14(日)水野幸吉著,武德庆译:《中国中部事情:汉口》,武汉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15杨祥银:《殖民医学史:术语内涵、核心争论与多元视角》,《学术研究》2022年第8期,第100页。

16Robert Hart,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 No.19 of 1870,Medical Reports No.1,Shanghai:the customs press,1871,p.4.

17Arthur.G.Reid,First report of the Hankow hospital,in connection with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p.6.

18(乾隆)《汉阳府志》卷16《地舆七·形势》,《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页。

19(英)汤普森著,赵欣、刘斌斌译:《杨格非:晚清五十年》,第140页。

20Mrs.Bryson,John Kenneth Mackenzie: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pp.156—158.

21(日)水野幸吉著,武德庆译:《中国中部事情:汉口》,第32页。

22中文为笔者译,原文出自:Dr.A.G.Reid’s Report on Health of Hankow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1,Medical Reports No.2,Shanghai:the customs press,1871,p.45.说明:本文英文医学史料翻译参考书为《新英汉医学大辞典》编写组编:《新英汉医学大辞典》,中外出版社1976年版。

23李尚仁:《帝国的医师:万巴德与英国热带医学的创建》,第61页。

24(美)乔治·罗森著,黄沛一译:《公共卫生史》,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105页。

25(古希腊)希波克拉底著,赵洪钧、武鹏译:《希波克拉底文集》(修订本),学苑出版社2019年版,第12页。

26(美)乔治·罗森著,黄沛一译:《公共卫生史》,第107页。

27(美)乔治·罗森著,黄沛一译:《公共卫生史》,第306—308页。

28《汉口小志·风俗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

29中文为笔者译,原文出自:C.A.Gordon,Public health in China,The health exhibition literature,vol.XIX,Miscellaneous including papers on China,London:William Clowes and Sons,1885,p.205.

30F.Porter Smith,The five annual reports of the Hankow medical mission hospital,in connection with the 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p.70.

31George Shearer,Second report of the London mission hospital,Hankow,Hankow:the Hankow printing office,1870,p.7.

32中文为笔者译,原文出自:Arthur.G.Reid,First report of the Hankow hospital,in connection with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p.6.

33中文为笔者译,原文出自:Dr.A.G.Reid’s Report on Health of Hankow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1,Medical Reports No.2,Shanghai:the customs press,p.45.

34Dr.A.G.Reid’s Report on Health of Hankow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1,Medical Reports No.2,p.45.

35Dr.A.G.Reid’s Report on Health of Hankow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1thMarch 1872,Medical Reports No.3,Shanghai:the customs press,1872,p.44;Dr.A.G.Reid’s Report on Health of Hankow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4,Medical Reports No.8,Shanghai: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tatistical department,1875,p.43.

36(美)乔治·罗森著,黄沛一译:《公共卫生史》,第317、330页。

37中文为笔者译,原文出自:Arthur.G.Reid,First report of the Hankow hospital,in connection with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p.7.

38George Shearer,Second report of the London mission hospital,Hankow,p.6.

39武汉市普爱医院编:《普爱医院150年(1864—2014)》,内部发行2002年版,第1页。

40F.Porter Smith,The five annual reports of the Hankow medical mission hospital,in connection with the 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p.21.

41F.Porter Smith,The five annual reports of the Hankow medical mission hospital,in connection with the 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p.69.

42Mrs.Bryson,John Kenneth Mackenzie: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mpany,1891,p.66.

43中文为笔者译,原文出自:F.Porter Smith,The sixth annual report of the Hankow medical mission hospital,in connection with the 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Shanghai:the “North-China Herald” office,1870,p.28.

44中文为笔者译,原文出自:F.Porter Smith,The sixth annual report of the Hankow medical mission hospital,in connection with the 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p.16.

45F.Porter Smith,The sixth annual report of the Hankow medical mission hospital,in connection with the 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p.16.

46中文为笔者译,原文出自:F.Porter Smith,The five annual reports of the Hankow medical mission hospital,in connection with the 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pp.58—59.

47F.Porter Smith,The five annual reports of the Hankow medical mission hospital,in connection with the 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p.75.

48F.Porter Smith,The five annual reports of the Hankow medical mission hospital,in connection with the 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pp.68—69.

49John Dudgeon,Diet,Dress,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The health exhibition literature vol.XIX,Miscellaneous including papers on China,London:William Clowes and Sons,1885,pp.253—486;李尚仁主编:《帝国与现代医学》,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35—274页。

50F.Porter Smith,The five annual reports of the Hankow medical mission hospital,in connection with the 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p.58.

51George Shearer,Second report of the London mission hospital,Hankow,p.13.

52F.Porter Smith,The five annual reports of the Hankow medical mission hospital,in connection with the 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p.46.

53F.Porter Smith,The five annual reports of the Hankow medical mission hospital,in connection with the 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p.57.

54张志云:《中国海关医员的中医研究与〈海关医报〉的编纂(1871—1883)》,《医疗社会史研究》2022年第2辑,第23页。

55杨祥银:《殖民医学史:术语内涵、核心争论与多元视角》,《学术研究》2022年第8期,第112页。

本文转引自《历史档案》2024年第1期第105-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