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香港外籍移民及其生活环境（1841-1941）

兰静

发布时间：2014-4-23

    摘要：近代香港是一个移民城市。城市人口中的外籍移民的地缘构成和族群构成呈现多样化，其中主要外籍移民族群有各自的分布区域和生活环境。他们在近代香港的活动对香港特有的城市文化塑造和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近代香港/外籍移民/生活环境

    近代一百年间，香港在各方面经历了迅猛的发展。和同时代的中国其他城市相比，近代香港的主要特点是它高速的发展进程和国际化氛围。近代香港是一个移民城市，城市的发展依赖于所有外来移民的共同努力，其中特有的城市文化更是由外籍移民带来的西方文化和内地移民的中国文化相结合所体现出来的。本文主要根据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对近代期间来到香港的外籍移民在香港的活动以及各自族群人口构成的特点作尝试性的分析，以此探讨他们在香港的发展进程中起到的作用。
    一、近代香港外籍移民的地缘构成
    香港开埠以后，不少外籍人口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到香港。首先探讨近代香港外籍移民的地缘构成。外来移民的地缘构成，是指外来移民来到香港前的原居地或迁出地构成情况。
    一般可以按照国籍来定义近代香港的外籍移民迁出地。这样来看，近代香港的外籍移民的地缘构成就比较复杂和多样化了。香港开埠后，吸引的不仅是英国人，还有很多西方国家的移民到此掘金。据1871年香港的人口普查报告，当年香港的外籍移民来自于英国、美国、德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奥地利、丹麦、瑞典、挪威、匈牙利、比利时、墨西哥、俄罗斯、荷兰等[1]196。仅从一年的人口普查中就可以看到近代香港的外籍移民的地缘构成有十几种。
    如果避开国籍，只看移民移入香港前的迁出地，就会发现近代来到香港的外籍移民的移民途径也不是单一的。除了直接从国籍地来到香港的移民外，还有不少是经由他处(或在他处停留已经较长时间后)再来到香港的。
    (一)由国籍地迁来的外籍移民
    近代由国籍地迁来香港的外籍移民比较普遍，比如由英国政府派到香港的总督、军队及相关的香港政府的官员；还有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在香港设立领事馆后，由本国政府派出的领事馆的相关官员；以及香港的印度籍警察大都是来自印度旁遮普省的锡克人[2]37，香港的印度商人有很多是来自孟买的帕西人[2]15等。从一些历史记载中看到的关于香港港口的国际航线的开辟情况，就知道当时的航运业把世界上不同国家的人带到了香港。
    (二)经由其他地方迁来的外籍移民
    这种经由他地迁来香港的外籍移民也可以分为两种：一部分外籍移民由于早期就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来到香港周边的地方谋生或经营，在香港开埠后，由于不同的原因，或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香港城市发展的吸引，或是受原居地的战乱或政策不利等因素推动，从周边地区迁来香港，比如一些商人和传教士。还有一种就是由于父辈早期就离开家乡外出打拼，本人出生在外地，国籍随父辈。因此他们来到香港前的居住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迁出地。
    一些外籍商人之前在中国内地的广州、上海或澳门，甚至是东南亚的一些其他国家已经开办了企业。香港开埠后，他们又看到了商机，于是从原公司的地址出发来到香港或拓展新的业务或在香港开办分公司扩大原有业务。比如在港的印度商人中的帕西人很早就和中国人做生意了，在香港成为殖民地几十年之前，他们在广州就开办了公司。香港沦为殖民地后，并不是大部分的帕斯商人来到了香港，只有少数来到香港，大部分去了澳门，也有的去了上海，之后又在香港开办分公司的[2]49-50。除了印度，其他的欧美商人也有类似的情况。
    很多葡萄牙人是从澳门移民香港的。因为澳门在香港开埠前已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香港开埠后，他们受不同的原因的推动由澳门来到香港。比如1894年澳门总督被杀，引起不少澳门的葡萄牙人的恐慌，由于害怕被袭，很多葡萄牙人由澳门逃往香港；又或者是澳门的很多商人将生意转移到香港时，也带来了很多他们公司里的葡籍文员。
    总而言之，从国籍来看，外籍移民的地缘构成是复杂多样的；从实际的迁入路线看，则主要分为两种：一是直接从其原居地或国籍地来到香港，一种经由其他地方(指在其他地方居住过一段时间)来到香港。从地域上来看，不同国籍的外籍移民的移入途径也有地缘的倾向性。比如在近代香港的印度人、欧美人和日本人大多属于前者，而葡萄牙人大多属于后者。但是不论出于何种路线来到香港，这些外籍移民到香港后都会自动融入自己的族群，他们从哪里来到香港这一点对他们整个族群的社会性影响并不大。
    二、近代香港外籍移民的族群构成与生活环境
    近代来到香港的外籍移民尽管人数上和华人比，不算多，但是他们的来源地十分多样化。1872年的香港的人口普查显示出当年仅欧美籍的外籍移民就来源于16个国家，分别为英国、葡萄牙、美国、德国、西班牙、奥地利、丹麦、法国等[3]55。到了1911年，欧美籍的外籍移民的来源地增加到了22个国家，非欧美籍的外籍移民也有17种国籍的记载，包括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4]12-13。在这些外籍移民中，有些族群的人口数量甚微，对整个近代香港的人口构成不具有大的影响和作用。因此本文将对在近代一百年间，来到香港的主要的外籍移民，亦是人口数量长期具有一定规模的外籍族群进行分析。这其中主要有欧美人、葡萄牙人、印度人和日本人。这些外籍移民来到香港后，族群的人口数量成一定规模，移民会选择和同族群的移民聚居，因此在地理上形成了各自的生活区域和环境，但是从整个外籍族群来看，他们在近代香港的分布是比较集中的，主要聚居在香港岛的中环(早期维多利亚城一带)和九龙半岛北部尖沙咀地区。以下主要探讨这几个族群在近代香港的分布情况和生活环境。
    (一)欧美人在近代香港的族群构成与生活环境
    这里主要讨论欧美族群里的英国人。英国人作为殖民者的身份来到香港这块土地上，一直都是以主人和统治者的身份自居。因此这一族群在近代香港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基本上是英国政府所委任政府官员或高级的技术人员，拿着政府的丰厚的薪酬；或是来港经商的商人。不管哪一种职业，在港的欧美人的经济状况都是很好的。他们在香港岛的城市建设之初，就落脚在香港的中心地带维多利亚城区，这里也就成为他们的工作区域，居住区在半山山顶一带的富人区。在租借九龙半岛以后，尖沙咀一带逐步发展成为欧洲人的居住区。
    除设立居住区和工作区外，英国人在十九世纪就在香港岛设有坟场。在1894年的《镜海丛报》中有这样的报道：“港督罗制军夫人生一女而殇，旋亦病卒，即葬于港之英人墓。”[5]可见在1894年之前已经有英人坟场在香港设立了。另外，《南区风物志》中有提到赤柱军人坟场，位于黄麻角道，圣士提反书院附属小学对面。[6]70香港开埠初期就已经设立坟场，主要是为安葬香港驻军及其家属而设立的。那么上述提到的坟场是否为同一个呢？《南区风物志》中又有说：“(赤柱军人)坟场曾关闭70年，于1942年重开……”[6]70这样推算起来，赤柱坟场在1894年是关闭的，因此这并非同一处英人坟场。关于近代香港的外国人的坟场的记载，一些外国人的游记中有提到，比如日本僧人大谷光瑞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1899年1月31日)下午参观此地有名外国人坟场。坟场在市区东端，相距约一里。西人称之为Happy Vally，幸福村之意。墓地按教派顺序划分，基督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会教教徒各占一隅。其中以基督教徒的坟墓最为整齐。墓地中央有喷水池，树木繁茂，枝叶交叉，搭成天然的绿色拱门。两侧设有花坛，四时花香不辍。”[7]113
    由此可见，外籍移民很早就在香港建立了民用坟场，前文的那位港督夫人也应该是葬在欢乐谷的坟场。根据适用人群的不同，英国人把民用墓地设在居住区附近，而军用墓地则设立得更早，地点位于早期驻军集中的赤柱。
    (二)葡萄牙人在近代香港的族群构成和生活环境
    其实葡萄牙也属于欧洲国家，本应该把这里的葡萄牙人也归到欧美人族群里去，但是近代香港的葡萄牙人在外籍族群中实在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因此把它单独列出来。
    首先，由于临近香港的澳门在香港开埠时已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所以近代来香港的葡萄牙人大都是从澳门来的，不像其他外籍族群，外籍人口大都是从本国输入的。
    其次，1911年的香港人口普查报告显示，居港欧美人中5～15岁的儿童人口占其人口总数的13%，但是对于居港的葡萄牙人来说，这一比例高达23%[4]103。1897年的人口普查报告书中指出：“香港的葡萄牙人形成了一个定居于热带的欧洲人社会，他们适应这里的环境，完全不需要从欧洲补充人员。”[8]这也表明这里的葡萄牙人已经把这里视为他们的永久住所。
    在香港的葡萄牙人的社会地位没有英国人那么高，基本上是从事商业，或被英国政府或公司雇佣做文员、翻译等工作。有记载显示英国占领九龙后，几位葡萄牙商人最早来到九龙落脚，最早来到香港的葡萄牙商人中比较成功的是经营船运业的Mr. J. J. dos Remedios和Mr. Marcos do Rosario，还有开办印刷公司的Mr. Delfino Noronha等[9]51。至1860年，大约40名葡萄牙人被英国政府雇佣，150名葡萄牙人在英国或其他外国公司做文员等工作[9]52。在十九世纪末，葡萄牙人已经聚居在尖沙咀和九龙车站附近的区域了。九龙塘是在香港的中产阶级的葡萄牙人的另一处聚居地。在二十世纪初期，香港岛上的罗便臣道的整个西山以及西营盘的西区，都有葡萄牙人聚居。葡萄牙人在港岛上的惠灵顿(Wellington)街和钵乍甸街(Pottinger Street)的街角修建了天主教堂(Catholic Mission)，在湾仔设有一间较小的天主教堂。斯汤顿大街(Staunton Street)还有为葡萄牙儿童开设的男校(St. Saviours)以及女校(Canossian Sisters)。在罗便臣道(Robinson Street)和凯恩道(Caine Street)之间，在葡人的天主教堂附近，以及谢利街(Shelley Street)都是葡人的聚居点[9]53。
    澳门葡人对香港的园艺事业贡献也很大。澳门葡人在香港热衷于花卉种植，他们将一些珍稀的树木和花卉引进到香港。澳大利亚著名的冷杉和松树、新加坡的椰子树都是由葡萄牙人引入香港的。十九世纪末，每年为香港花卉展提供大量各种花卉的是九龙一所经营良好、面积最大的花园。这所花园是葡人所有的[10]10-15。
    早期港澳关系的上述史实说明，早期香港的葡萄牙人在香港的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都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三)印度人在近代香港的族群构成和生活环境
    香港的印度人是随英国人一起来到这块殖民地土地上的。由于印度在香港开埠前已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在香港这块英国在亚洲开辟的另一块殖民地上，英国人在之前的殖民地经验和印度人的调配方面做得非常充分。
    近代香港的印度人是当时外籍族群中很重要的一支。以下表格能反映出近代香港印度人口的基本状况。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口变化的几个转折点：
    第一，印度移民的性别比例的变化。1845年在港印度人的男性比例为95.6%，此后一直下降，到1855年这一比例降为54.5%。这可以解释为一些商人在香港经营一段时间后感觉到不稳定而且生意萧条，遂打道回府，导致男性比例下降；女性和儿童的上升是因为一些公派的职员任期需要延长，特把其家眷一起接来香港。
    第二，1870年的人数剧增，而妇女儿童的比例下降。这是因旁遮普籍的警察大批应征来港，随后几年的人数的急降和缓升是由于大批公派职员的任期已到，返回印度，政府需要逐步找人替代。
    有关印度人在香港的居住地域的官方记载始于1911年。是年，在港印度人2012人，其中75%居住在港岛，20%居住在九龙半岛，4%居住在新界，1%居住在昂船洲。直到1931年，在港印度人口翻倍，大多数新来的商人选择九龙为落脚点，因此1931年的印度人在香港的聚居地发生转移。46%居住在九龙，44%居住在港岛，7%居住在新界，3%在船上生活。直到1941年，这种比例没有大的改变。后期印度人的聚居地转移到九龙主要是因为离工厂近比较便利。具体数据见下表：
    
    1931年在香港岛的印度人有6个家庭中的23人生活在山顶，1382人生活在维多利亚区，106人散布在岛屿其他地方[2]27。1941年，在港岛的印度人已经遍布全岛了，其中港岛东部以跑马地为中心的一代成为印度人的聚居地。同时，1941年在九龙居住的印度人也呈现出以深水埗和尖沙咀为两大聚居地的特点。
    印度人在跑马地修建了印度教庙、锡克教庙和清真寺各一座，还开办了一所学校。该学校除了教授英语和粤语外，还教授旁遮普文、乌尔都语和印度文。由此九龙半岛的尖沙咀和港岛的东部就成了近代在港的印度人的聚居地。
    总体来说，印度人在近代香港的外来移民中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族群，他们从香港成为殖民地起就移民此地，为香港的商贸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也为推动近代香港的社会生活和市政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早期到达香港的印度先锋人物(大多是帕斯人)的推动下，在港的印度人已经被视为一个商人族群了。这个看似富有的群体其实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的人，他们忙于挣钱积累财富，而忽视了自身的社会文化生活或改善自身的社会文化地位。同时在港的印度人以聚居的形式建立自己的社区，与其他族群分隔开。这是由于英国人是主子地位，他们不会以平等的心态对待殖民地的人民，只是偶尔和一些印度的富豪有些面子上的往来；而中国人由于印度人特殊的宗教，语言和食物等文化差别，也较少和印度人杂居，缺乏和其他社群的沟通使这个群体成为一个内向的族群。
    (四)日本人在近代香港的人口构成和社会生活
    记载显示，最早过港的日本人是“观音丸”[11]11的船员。而最早居港的日本人则是约1845年在香港经营裁缝店的庄藏[11]8。从此，日本人就开始了他们在香港的经历，来港人数也逐年增加。香港日侨的人口数量见下表：
    
    由表3可以清楚地看出战前香港日侨的人口数量变化：除去1931年和1937年两个人口数量骤降年份，在香港的日本人数量基本是逐年稳步增加的。1931年和1937年的在港日本人骤减是战争因素导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香港反日气氛浓厚，日本侨民一度撤返回国，待局面平静后，人数又缓慢上升。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香港华人抗日反日情绪强烈，危及日侨的人身安全，大批日本人撤离香港返回国内。1937年之后，人数虽缓慢回升，但最多不过六七百人，并且在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时几乎全部回国。
    有关香港日侨的生活记录数量不多，笔者只是根据现有的文献和资料，把在港日侨的主要社会生活内容及场所复原。
    近代香港日本人的社会阶层。在港日侨由于所属阶层不同，分为上町与下町。上町意指市街的高地，是日本官绅富豪居住之处。在香港，日侨的上町就是当时的半山区。反之，下町意指市街低地，是工商业者的聚居之地。在香港，日侨的下町就是当时的湾仔一带[13]521。上町的日侨是“称为半山区的一群，他们以领事馆为首，加上三菱、住友分的支店和正金银行等大机构、大资本商行的职员和家眷”。下町的日侨“是盘踞在旅馆周围，称为湾仔地区的落魄者”[14]141，主要是人贩子、船员出身的赌徒、游民、妓女以及一些小商贩。
    近代香港日本人的官方机构和民间团体。日本在香港的官方机构是日本驻港领事馆。1873年4月20日，日本在港开设领事馆，首任驻港领事是林道三郎，馆址是一处位于山上的外国人的出租屋[11]201。1875年2月，由于交通原因，领事馆迁往阿历山大台3号。1889年，领事馆再次迁往坚道21号。1909年迁往康乐里2号[12]76。除领事馆外，在港日侨还有不同层次的团体，如“大和会”和“日本人会”。此外还有些商业团体，如日本商工会议所、日本人商兴社等。
    近代香港日本人从事商业的情况。据记载，日本人最早在香港开设的店铺是横滨骏府屋贞太郎商店在香港的分店“骏浦号”。从那以后，到港的日本人在商贸领域不断扩展。基于香港在转口贸易中的有利地理位置，许多日本大公司都在香港开设分店，如三菱汽船香港分店、三井物产香港支店、正金银行香港分店、大阪商船会社等。列表如下：
    
    这些日本商业机构在战前港日贸易的历史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除了这些大财团，还有许多贸易商社和个人经营的杂货店、家私店、摄影店、玻璃厂、餐馆及旅馆，甚至还有文身店等[11][13]。
    截至1941年3月，香港的日本公司约有一百间，其中贸易商社54家，银行2家，海运业3家，其余杂货、饮食、旅馆、理发等店铺37家。1941年12月8日，随着六大日本商业机构结束在香港的业务，日本人在港商业活动完全停止。
    补充一点的是有关香港日侨的火葬场和墓地的情况。1913年，日本社团在扫桿埔建成日侨火葬场，对面有一安放骨灰的灵堂。[13]522日本人在香港的墓地主要在跑马地坟场。[15]78另外在薄扶林东华医院华侨殡仪馆附近以及坚尼地城附近海旁的山上都曾有过不少日本人的墓穴，但后来都被移走了[13]523-524。
    近代香港日本人社区的医疗、教育、出版、宗教和治安等问题。
    医疗方面，日本除先后有数十名医生、护士受聘于香港洁净局和国家医院外，也有日本人在港开设诊所。比较有影响的有湾仔的马岛医院，告罗士打大厦的山崎牙科以及亚士厘道的原医院。其中，山崎牙科的历史比较长，在战时关闭后，战后又重新返港，继续营业，直至1968年，诊所的下船医生在港去世[15]77。
    文化教育方面，除日本曾派留学生在香港的英华书院等校学习外，在港日人也在一些华文学校开办日文课程，或者自己开办学校教日本人学粤语或本国文化。这些都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其中被许多回忆录提及的就是1909年8月开办的位于坚尼地道26号的日本小学。该校为在港日童提供义务教育。开校时只有学生十人。1923年，小学经改建，设施齐全，学生名额300人。1937年香港华人反日时期，日本小学曾一度成为在港日侨的避难所[15]75。
    新闻出版方面，据记载，日本人在香港创办过两份报纸。一份是日文《香港日报》，创刊于1909年9月1日[12]78，创办人松岛宗卫，主编井手元一，地址是中央市场东面印刷厂三楼，四页小报，发行量300～500份。另一份是日文《南支那新报》，1921年6月创刊，1923年10月停刊。
    宗教方面，在港日侨的主要宗教信仰有佛教和基督教。日本人主修和参拜的佛教寺院有湾仔的本愿寺。1909年，本愿寺在扫捍埔获批土地兴建布道场，后因该地偏僻，又于1914年，购入黄泥涌一处土地兴建佛寺。日本的基督教会香港传道教会于1925年8月成立，位于雪厂街，第一代牧师是霜越四郎[15]78。
    综上所述，在港日侨虽说没有完善的组织，但是有基本完整的社区，社区内有自己的商店、学校、医院、报纸甚至火葬场等，在港的日本居留民能够安居乐业。和香港的其他外籍移民相比，日侨在商贸中是有一定地位的，但政治上没有实际的影响力，存在感相对薄弱。另外由于语言、生活习惯等不同，以及香港不时出现的浓厚的反日气氛，他们大都谋求自保，倾向于生活在自我封闭的本国人社区中。也正因此，他们的生活不大被港人了解，也就没有太多的相关记录被保留下来。
    三、结语
    从近代香港的官方人口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和来港的华籍移民相比较，外籍移民数量还是绝对少数，但是在香港的近代发展史上，外籍移民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在表5中对上述近代香港外籍族群的人口数量作大概的统计。
    
    从上面表格可以推断出近代居港的欧美人(以英国人为主)、葡萄牙人、印度人和日本人的族群构成特点：
    第一，近代一百年间，居港的外籍族群中在人口数量上一直是欧美人位于前列，几乎一直占外籍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这其中殖民者英国人又是主要的构成者，在欧美族群中英国人的人数也在一半以上。
    第二，印度人的比例在外籍总人口中逐渐增大，在战前居港的印度人数量超过了葡萄牙人，在港的外籍人口中仅次于欧美人。
    第三，近代香港的外籍族群构成是有阶段性的。在香港开埠前期，外籍族群是以欧美人、葡萄牙人和印度人为主的；进入十九世纪末，外籍人口的构成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日本人开始进入香港，而且人数是逐年递增，最后达到了位居香港外籍人口第二的印度人的半数之多。
    第四，近代香港的外籍移民的居住地、工作场所、墓地等呈现集中分布的特点。早期主要分布在维多利亚城区，后来有向南移至九龙半岛的趋势，但始终是集中在维多利亚港湾的南北两岸，即香港岛的中环和九龙半岛的尖沙咀地区。
    总体来说，近代香港的外籍族群的族群认同感比较强。各个外籍族群远涉重洋来到香港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出于人类的本能，他们的群体意识很强，各族群竭力保持着自己原有的风俗和生活方式。在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过程当中，各个外籍族群和华人族群也不可避免地进行沟通与合作，也就促进了文化的融合，同时铸就了香港特有的城市文化。
    近代时期是一个华人向海外移民数量剧增的时代，在这样由内向外的移民的大环境下，也出现了一些逆流的另类的历史现象。香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特殊的政治和历史原因，近代香港在一部分华人移民海外的同时，也有不少海外移民移入香港。这些外籍移民移入中国，带来他们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华人对海外文化的认识和吸引，对华人的外移起到了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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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广州)2013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