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清末民初时期俄中关系的

俄文档案文献资料简介*

□[俄] Е·А·别洛夫  著

□陈春华  译

近年来由于前苏联档案馆中禁止阅读的文件的解禁，使历史学家有可能对许多历史问题作更深入的研究了。

我们对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军事史档案馆、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中央国家海军档案馆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圣彼得堡分所档案馆的文件和资料作了调查研究。

在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中国科、大臣办公室[1]、驻北京公使馆等全宗中收藏着有关19世纪俄中关系的大量档案资料。

20世纪60年代驻北京公使馆全宗已对研究者开放，但迄今为止汉学家们却很少利用该全宗的资料。其实该全宗中有关于俄中关系的大量报告。在有关1851－1917年期间俄中关系的1599个案卷中藏有俄国历届外交大臣、副大臣以及政府其他高级官员的函电原件和抄件，俄国外交部及俄国驻北京公使馆等的节略、照会。我认为全宗中有最令人感兴趣的，以前未引起研究者注意的文件，诸如恰克图边界委员参谋部А·Д·希特罗沃（Хитрово）中校关于西藏达赖喇嘛1905年至1906年在蒙古活动情况的报告、孙中山致蒙古王公电报的译文等。因中国于1911年企图修订1881年《圣彼得堡条约》[2]，沙俄对中国施加强大压力的文件（关于此事在俄国的书籍中几乎只字不提），以及中国与外蒙古在有关呼伦贝尔归属的争论的资料都有重要价值，这在俄国与苏联研究中依然是个空白。全宗中还有大量的关于蒙古问题的观点各异的文件和资料。

俄国驻北京公使掌握着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特别是（俄国势力范围内的）满洲、蒙古和新疆当局对俄国奉行什么政策的大量情报。在公使手中不仅集中了领事的报告，而且还有俄国设在中国的秘密侦探机构的报告。因此，驻北京公使馆全宗乃是研究俄中关系的最重要的文献资料，但迄今为止我国的汉学家和蒙古学家却很少利用上述资料。

中国科全宗（1644－1917年的俄中关系，3505案卷）中藏有沙皇政府对辛亥革命、清廷、袁世凯、革命党、对1911－1913年期间向中国提供贷款的国际银行团以及对蒙古和西藏问题态度的大量文件和资料。在本全宗中还藏有关于乌梁海（图瓦）问题的史料，这些史料从未公布过，我们的研究者也从未使用过。本书第七章（乌梁海问题）主要是根据该全宗的文件写成的。在中国科全宗中有俄国内阁特别议事录（自1911年10月起召开多次特别会议）。在特别会议上讨论的是最紧迫、最重要的俄国对外政策问题。参加特别会议的有内阁总理大臣、外交大臣、财政大臣、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以及根据讨论问题的性质，某一个部或某几个部的一些高级官员。其中关于蒙古、乌梁海及满洲问题的特别会议由П·А·斯托雷平（Столыпин）和В·Н·科科弗采夫（Коковцов）主持。在内阁特别会议和会议的议事录中包含对所讨论问题的说明和提出的简单过程、与会者发言要点的纪录和会议的决议。议事录都呈送沙皇批阅。我们不知道尼古拉二世有不同意批准（确认）特别会议决定的。

关于乌梁海问题和关于满洲的特别会议议事录从未公布过。看来苏联政府并不愿意将其公诸于世。

大臣办公室全宗（1870－1917年，7236个案卷），由俄国外交部门主要领导人致驻外的外交、领事代表的电报以及大使、公使和领事发往彼得堡的报告所组成。在该全宗中有涉及俄中问题的许多紧急报告。关于新疆的情报须要特别分出来。关于俄国对新疆的政策问题我国书籍尚无研究，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每份电报均具有价值。

我们还利用了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的其他全宗。

作者对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一些全宗中的文件做过研究。这些文件均与科科弗采夫担任财政大臣（自1904年起）和内阁总理大臣（1911－1914年）期间的活动有关。作为财政大臣，科科弗采夫同中国有直接的关系。他曾任东省铁路总裁，直接指挥护路军军长。该档案馆一些全宗中还有科科弗采夫本人、外交大臣С·Д·沙查诺夫（Сазонов）的秘密和绝密函件、陆军大臣В·А·苏霍姆林诺夫（Сухомлинов）、伊尔库茨克总督М·С·克尼亚泽夫（Князев）及其他国家要员有关俄中关系的各种问题的函件，以及俄国驻华公使和领事的报告和电报。所有上述文件说明了满洲、蒙古、新疆地区的俄中关系、俄蒙关系、沙皇政府对乌梁海及西藏问题的立场。

俄罗斯国家军事史档案馆藏有我们所研究的这一时期的俄中关系的丰富史料。该档案馆发现了苏霍姆林诺夫致沙查诺夫、他的副手尼拉托夫、斯托霍平、科科弗采夫的绝密函件，土尔克斯坦军区和伊尔库茨克军区司令致总参谋部总局的报告，总参谋长骑兵上将Я·Г·日林斯基（Жилинский）致靠近中国边界的军区司令部的电报、总参谋总局就中国问题为特别会议起草的情况报告，特别会议议事录副本、领事的报告、武官的报告、驻华秘密侦探人员的报告以及其他重要史料。根据该档案馆的这些文献资料，可以十分全面地描述1911－1913年期间俄国军队进驻北京、天津、汉口、蒙古和新疆的情景，搞清楚俄军的人数以及撤离中国和蒙古的日期。

关于我们所研究的课题的文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档案馆的馆藏，比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军事史档案馆少得多，不过在该档案馆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料，主要是俄蒙协约签订后中国报刊有关1912年底在中国爆发的人民运动的报道的译文。沙俄在外蒙古的行动所引发的抗俄运动具有仇俄的成分。遗憾的是，无论俄国历史学家，还是苏联历史学家，均回避这一运动。不过由于保存了档案文献，可以对上述运动做客观的阐述。

本专著引用的大量的文献资料引自苏联出版的《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档案文件汇编（1878-1917）》。1928年苏联政府决定着手出版帝国主义时期的文献。为此，设立了直属于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会，由著名历史学家М·Н·波克罗夫斯基（Покровский）主持。在1931年至1936年期间出版了第三编的10卷（13册），涵盖了1914年1月至1916年4月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1938年－1940年出版了第二编的3卷（６册），公布了自1911年5月－1912年10月这一时期的文件。文件是按时间顺序逐日公布的，反映了沙俄的对外政策。《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文件汇编》用许多篇幅公布了关于俄中关系的文件，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沙皇政府对中国辛亥革命、对1911年至1913年期间向中国提供贷款的国际银行团的态度、反映了蒙古问题、反映了沙俄对满洲的政策。波克罗夫斯基在（第三编）第一卷（自1914年1月14日－3月13日）序言中指出，只根据本卷的文件，就可以写一本关于沙俄对蒙古和北满的政策的小型学术著作。历史学家所言是正确的。

呼伦贝尔问题、俄中两国在新疆的矛盾、俄国和蒙古在乌梁海问题上的矛盾，在《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文件汇编》中很少反映。

《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文件汇编》的编者М·Н·波克罗夫斯基、Н·М·卢金（Лукин）、Ф·А·罗特施泰因（Ротштейн）、А·С·耶路撒冷斯基（Ерусалимкий）首先竭力揭露了沙俄的扩张主义政策。该文件汇编的许多文件恰恰证明了沙皇政府对外政策的扩张主义性质。然而，《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文件汇编》出版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一系列原因，包括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占了并非无足轻重的地位，苏联历史学对沙皇外交政策的另一种观点占了上风。苏联历史学家开始粉饰沙俄的对外政策。如果他们要写沙俄的帝国主义的政策，则企图把沙俄帝国主义的政策描述得比美、德、日、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扩张意图要好。我们认为，这就是《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文件汇编》中几乎百分之八十的俄中关系方面的文件，不为研究历史的汉学家和蒙古学家们的著作所引用的原因。在献给读者的这本专著中，我们力求尽可能充分地利用这一最有价值的文件汇编的文件。

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文件汇编》其他各卷，即1941年前已做好出版准备的第二编的4卷以及第三编的4卷停止出版[3]。这8卷现存于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帝国主义时代出版委员会”全宗中。在该全宗数百个案卷中藏有俄中关系的文件。遗憾的是，不知为什么我国的汉学家和蒙古学家们不利用这些档案资料。作者看过数十个案卷，发现了一些对本专著不无益处的文件。

众所周知，无论对档案文件，还是对所有其他史料，必须持批判态度。即使是最直言不讳、最秘密的文件，不进行鉴别，不批判的使用，也不可能真实地反映历史。政治家、国务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外交家往往认为他们的观点、指示是唯一正确和公正的。然而事情往往远非如此，在这方面历史上有大量的例证。

沙俄对中国奉行的是积极的、进攻性的政策，有时还施加强大的压力。沙俄对中国或蒙古的民族利益不予考虑或考虑得不够。因此，如果历史学家认为有关俄中关系或俄蒙关系的俄国文件百分之百正确，沙俄政府是正义的，那么，他必将陷入片面性，不可能比较客观地反映俄中关系和俄蒙关系。如果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和蒙古对俄国的立场是完全正义的，他也不可能比较客观地反映俄中关系和俄蒙关系。这里需要的是不抱成见的分析，这种分析才能接近真实。

1926年苏联《红档杂志》第5期公布了第一批有关俄中关系的档案文件。这些文件大部分与辛亥革命（即辛亥革命进程、革命党与清王朝的斗争、袁世凯的作用与政策）有关。许多文件与俄中关系直接相关。其中值得指出的是1912年1月23日外交大臣沙查诺夫的奏折（他在该奏折中提出了巩固俄国在华地位的任务）以及沙查诺夫关于乌梁海问题的奏折和沙皇的重要批示[4]。这是苏联公布的为数不多的有关乌梁海问题的第一份文件。1926年《红档杂志》第6期发表了А·С·耶路撒冷斯基和А·Л波波夫（Попов）的《1913-1914年期间的沙俄与蒙古》一文。文中公布了俄国驻库伦总领事А·Я·米勒尔（Миллер）、驻北京公使В·Н·库朋斯齐（Крупенский）的电报、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及副大臣尼拉托夫致库朋斯齐及米勒尔的密电。令作者最感兴趣的是关于外蒙古局势、库伦政府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关于库伦政府出兵内蒙古，以推翻内蒙古中国当局，将内蒙古并入外蒙古的文件。

我还利用了Э·Д·格里姆（Гримм）编的，1927年出版的《远东国际关系史条约及其他文件集（1842－1925）》以及1958年П·Е·斯卡奇科夫（Скачков）和В·С·米亚斯尼科夫（Мясников）编辑出版的《1689-1916俄中关系官方文件集》中的一些文件。

当年还公布了我所研究的这一时期至1917年的俄中关系的文件资料。《外交部公报》每年出版6期，公布俄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和协定、外交往来文书、领事报告、沙查诺夫在国家杜马的讲话以及直接涉及俄中关系、俄蒙关系的文件。

1914年俄国外交部公布了《关于蒙古问题的外交文件汇编（1913年8月23日至11月2日）》。就其重要性而言，我认为本汇编仅次于《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文件汇编》中的文件。沙皇外交部汇编中的文件只限于导致1912年11月3日签订《俄蒙协约》的俄蒙谈判和导致1913年11月5日签订关于蒙古的《俄中声明文件》的1913年同中国的谈判。不言而喻，这些文件需要研究，本专著中也利用了这些文件。不过《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文件汇编》中的文件是按时间顺序公布的，涉及到蒙古问题的各个方面，从1911年7月蒙古王公秘密出访彼得堡到1915年6月签订《俄中蒙恰克图协约》。

俄国军界和学术界出版的刊物也是本专著的资料来源。1910年至1917年期间，阿穆尔军区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出版了《中国与日本》周刊。周刊上登载俄国报刊文摘、中国、日本、朝鲜、英国、德国和美国报刊上文章的译文。周刊上还报道俄中关系，尤其是沙皇政府对满洲、蒙古、东土尔克斯坦及西藏的政策，以及其他列强，尤其是日英两国对华政策。不过对这些报道应持审慎态度，因为周刊所报道的，实际上并不存在。在利用周刊上这些报道时，还应当了解档案资料，以免出错。

1910年至1912年期间，伊尔库茨克军区司令部出版了《远东国家情报报告》杂志。该杂志还刊登俄国和外国报刊的述评，我认为该杂志所选用的资料比《中国与日本》杂志更详细。伊尔库茨克军区司令部在《远东国家情报报告》上刊登自己的资料。作者在俄罗斯国家军事史档案馆看见过其中一些资料。1913年伊尔库茨克军区司令部出版了定期刊载俄国与外国述评的《远东》月刊。

1909年至1917年期间俄罗斯东方学家协会在哈尔滨出版了《亚洲通讯》杂志。学者（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和外交官以及外阿穆尔军区侦查处的工作人员往往是在该杂志的撰稿人。杂志非常关注满蒙的形势、俄中两国在满蒙的矛盾。杂志还刊载中国报刊述评和有关俄中关系和蒙中关系情况的一些文件。

俄国各政治派别的报纸对研究20世纪初年的俄中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报纸上的资料以大量的事实细节，有时以新闻记者对报道的事件新观点补充档案文件之不足。在报纸上发表言论的有学者，包括汉学家[5]、外交官（外交部的工作人员）、驻华公使和领事们、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

我们查阅的报纸有：自由派的报纸《俄罗斯言论报》和《言论报》；保守派的报纸《新时代报》、《莫斯科新闻》——该报是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机关报、在哈尔滨出版的《哈尔滨通报》和《新生活报》；社会民主派的《真理报》和《光线报》；超爱国主义的《俄罗斯边区报》[6]等。自由派的报纸绝不是始终支持沙皇政府的对华政策，保守派报纸完全赞同沙皇政府的对华政策，社会民主派报纸对沙皇政府的对华政策持批评态度。

《新时代报》作为有关中国及俄中关系的大量信息来源，应予特别关注。《新时代报》的驻华记者Г·孔申（Коншин）是位敬业而又有才能的记者。他在中国辛亥革命时期几乎每天都向报纸发回通讯报道。作为喀尔喀（北蒙古）和满洲的呼伦贝尔之行的成果，在报刊上发表了有趣的文章、简述、1912年12月对西藏达赖喇嘛最亲近的谋士阿旺•德尔智（Агван Доржиев）访谈录，在国际上引起了反响。Г·孔申对所报道的事情力求事实准确。他获得的1913年1月初蒙古军队的人数和状况的资料[7]被《军事百科全书》“蒙古”条目[8]（所采用不是偶然的。《新时代报》也刊登其他作者有关20世纪初期的俄中关系的资料。

鉴于中国的革命和蒙古的运动，当时一些报纸在讨论俄国对外政策的方针问题。比如，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俄罗斯早晨》（1911年11月30日[俄历11月17日]）指出,斯拉夫人和东方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是泛日耳曼主义。必须把“远东、中东和蒙古的人民联合起来，组成以俄国为首的政治经济联合体”。可以看出，《俄罗斯早晨》当年已在宣传当今时髦的欧亚思想了。

在А·П·伊兹沃尔斯基（Извольский）、С·Д·沙查诺夫、B·H·科科弗采夫、B·A·苏霍姆林诺夫等沙皇大臣们的回忆录中很少关注远东政策，包括对华政策问题。这些大臣们把西方国家置于了俄国对外政策的优先地位。伊兹沃尔斯基用下述一段话阐述了自己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对外政策的实质：“倘若俄国与法英两国断交，沿着争夺亚洲霸权的道路走下去，那么，面对德国，俄国只好放弃其在欧洲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放弃自己的经济与精神上的独立，成为德意志帝国的附庸”[9]。B·A·苏霍姆林诺夫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奉行了错误的外交方针，照他的看法，应当与德国交好。大臣们的回忆录可帮助历史学家更好的理解作为政治家和人的尼古拉二世、更好的理解他与周围最亲密的人的关系、俄国外交基本方针的制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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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出版的书籍对1917年以前出版的俄中关系史方面的著作未做过总的评述。有人认为：“对远东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始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10]但我们深信，并非如此。我们以Л·М·博尔霍维季诺夫（Болховитинов）的论文《俄国在远东》为例[11]。这是一篇纯学术论文。文中讲述了许多有趣的思想。比如，作者根据大量的实际资料得出结论说：“由于1904年至1905年战争末期，日本经受着巨大的财政困难，它不可能继续同俄国作战，在缔结朴次茅斯和约时，只好作一系列让步。苏联的历史学家也得出了这一结论，但很遗憾，他们没有援引博尔霍维季诺夫的论文《俄国在远东》。”博尔霍维基诺夫首先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美国是俄国在远东的主要敌国之一，同其他列强相比，美国表现得“尤为贪婪”。[12]

本专著所研究的许多问题在革命前书籍中或多或少有所反映。专门研究蒙古问题的书最多，还有些著作是研究俄中两国在满洲的关系、研究俄国对西藏的政策的，另一些出版物涉及到乌梁海问题。有些作者曾去满洲、乌梁海地方游历，或者去满洲、乌梁海地方进行过各种考察，在满洲和蒙古工作或者供职。他们出版的部分书籍有时可以用作史料。比如，在俄国驻蒙古商务专员А·П·博洛班（Болобан）的《蒙古的当代贸易经济》一书中有关于1912年至1913年期间俄蒙贸易特点的许多资料。作者对许多旗进行过调查。该书援引了这些旗的人口数字，讲述了蒙古喇嘛的情况，描述了行政体制，指出了牧民困难的经济状况。1910年曾率领俄国贸易考察团前往蒙古考察的托木斯克的教授М·И·博戈列波夫（Боголепов）和М·Н·索波列夫（Соболев）撰写的《俄蒙贸易概述》一书也大致讲述了上述状况。

1911年至1913年期间曾任边防军外阿穆尔军区司令的Е·И·马尔蒂诺夫（Мартынов）中将撰写的《我国在满洲铁路事业方面的活动》一书，可以用作史料，但对书中的大部分资料需要审慎（必须把该书的资料同档案史料加以比较）。

总参谋部В·波波夫（Попов）上校曾三次（1903年、1909年及1910年）前往乌梁海游历[13]。他撰写的小册子《乌梁海边界问题》[14]中有关于乌梁海人（图瓦人）人口数字和生活方式、关于乌梁海人对中国人和俄国移民的态度，关于俄国臣民移居乌梁海的经过的有趣的资料。外阿穆尔军区司令部军官А·巴拉诺夫（Баранов）不止一次访问图瓦人的土地，1913年他在哈尔滨出版了小册子《乌梁海问题》。这本小册子的内容，与В·波波夫的小册子的内容类似。

革命前出版了一些纯史学（研究性）著作，主要是有关蒙古问题方面的。Б·古里耶夫（Гурьев）、Вл·科特维奇（Котвич）、П·А·博布里克（Бобрик）、И·И·波波夫（Попов）、H•B•屈纳（Кюнер）的书籍就属这类。其中每一本都很有意思，书中有历史学家所需要的某种事实、思想、见解和结论。Б·古里耶夫的一本著作是专门研究17世纪至20世纪第一个十年期间俄蒙关系的。书中援引的中国太平天国起义时期（1850-1864）沙俄对蒙政策的文件令人尤为关注。当时已提出将蒙古人置于俄国保护之下的问题[15]。

Вл·科特维奇的《蒙古历史与政治现状概述》一书[16]，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研究，但主要研究20世纪初蒙古人的状况、蒙古人对中国的态度。作者对清季纳入版图的喀尔喀、科布多、阿尔泰地方以及乌梁海地方的土地和人口作了简要的描述。

年轻的东方学学者П·А·博布里克于1913年曾前往蒙古旅行，结果出版了《蒙古•工商和行政方式概述》一书。依我之见，作者研究了清朝的对蒙政策，得出了令人关注的结论：北京政府从一开始就赋予蒙人生活方式军事化的性质，归根结底剥夺了蒙古人的军事力量。作者写道：“为了使人民（蒙古人）失去昔日的军事战斗力，赋予人民（蒙古人）军事组织的性质。虽然乍一看来令人奇怪，正因为采取了此项措施，蒙古人昔日的尚武精神没有了，军事官员在和平时期只好负有行政—警察的职责，这样一来军人变成了官员。”[17]的确，蒙古宣布独立时，实际上已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1912年出版了И·И·波波夫撰写的《从天朝帝国到中华民国》一书。作者是民意党人，1885年曾被派往恰克图。他自1894年起住在伊尔库茨克，在那里创办了《东方观察》报和《西伯利亚文集》杂志。自1906年开始，在莫斯科办了《言论》等报纸。《从天朝帝国到中华民国》一书是中国、满洲、蒙古和西藏历史简编。这本书主要是根据俄国报刊资料写成的。其主要内容是20世纪初的俄中关系。书中的蒙古问题最引人注目。作者写了蒙古运动的起因，以很大篇幅写了清政府在那里推行的新政，随即讲述了1911年宣布独立的过程，详细阐述了俄国和中国对喀尔喀和库伦政府的态度。И·И·波波夫在书中反对那些想把蒙古、满洲和东土尔克斯坦并入俄国的政治家们，称这种企图为冒险主义。他认为，在当时那种具体情势下，蒙古不可能作为独立国家而存在，因为呼图克图政府既无军队，又无钱款，它“继续按旧的方式生存”。作者写道：“为了变成一个国家，得到一百万或上千万卢布的钱款[18]，组织财力，组建军队是不够的。首先必须消灭封建制度，从沉重的奴隶从属关系中把人民解放出来。然而靠奴隶过活的王公们不同意这样做，呼图克图甚至也不愿进行急进的改革。[19]И·И·波波夫认为，俄国应对中国和蒙古奉行友好的政策，在蒙古应在文化和经济征服方面同中国竞争，在那里占有市场，“而不是政治统治”[20]

须要特别指出的是：俄国军人集团右翼代表人物撰写的俄中关系方面的书籍，如А·Н· 库罗帕特金的《俄中问题》[21]、Ю·库舍列夫的《蒙古及蒙古问题》[22]、В·托米林的《蒙古及其对俄国的现实意义》[23]。这些作者相信“黄祸”，似乎“黄祸”正从中国迫近俄国和欧洲。他们认为，同中国打仗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为了加强俄罗斯帝国的边界，必须把外蒙古并入俄罗斯帝国。库罗帕特金认为：俄中边界“呈折线具有偶然性”[24]（中国的历史学家为了证实沙俄的侵略性，常常引用该书）。应把折线变成直线，使俄中边界沿天山的汗腾格里峰而行，直至海参崴。[25]按照库罗帕特金的意见，这意味着新疆伊犁地方、外蒙古连同阿尔泰地方、乌梁海地方和北满洲应当归属俄国[26]。然而沙皇政府从未提出过将蒙古、阿尔泰地方和伊犁地方并入俄国的任务。档案文件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

照我们的看法，А·И·邓尼金撰写的军事政治概述《俄中问题》令人关注[27]。

作者尖锐地批评了欧洲列强对中国、对整个东方的政策。作者写道：“如果仔细研究欧洲文明国家对东方各族人民的作用，我们看到的是这些文明国家一贯剥削东方各族人民，和强烈渴望采取政治、传教士布道、占领市场，最后还有战争等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奴役东方各族人民。”在这种相互关系中根本没有某种比较道德和启蒙的动机。[28]邓尼金认为，义和团起义其实是反对非正义的、贪得无厌和残忍的欧洲人竭力分割中国的民族运动。[29]可以看出，邓尼金对义和团起义的评价与列宁于1900年写的《中国的战争》一文对义和团的评价有许多一致之处。

邓尼金把二百年来的俄国对华政策评价为“明智的、坦率的和善意的政策”。俄国同中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从未对中国发动过一场战争。但邓尼金又认为，自十九世纪末起，这种政策具有了马基雅弗利主义的色彩[30]，这不符合俄国的国家利益。[31]作者强调指出，修建东省铁路、租借辽东对俄罗斯帝国之命运具有决定成败的意义，这些措施具有“强烈的冒险主义”性质。[32]

邓尼金认为，俄日战争给中国人带来了许多灾难，促进了中国人的自觉，“中国觉醒”的进程开始了。中国政府踏上了改革之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是军事改革。作者还写了中国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军队、建立海军的情况。他把这些情况“视为威胁从东方逼近俄国”的迹象，建议沙皇政府在远东努力建设强大的军事力量。[33]但邓尼金与库罗帕特金不同，并未提出俄国通过获得中国领土，“修改”俄中边界，把俄中边界“变直”的任务。作者建议通过向俄国在远东的国土移民、重建太平洋舰队（日俄战争中被歼灭），修筑第二条西伯利亚大铁路，加强东省铁路护路军，逐步增加远东“军事力量”。作者得出结论说：俄国在远东的唯一目的，应是捍卫“我们在远东的领地”。[34]

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这对俄国社会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人民和军队沉重地经受了这一失败。小日本战胜了强大的俄国，这一胜利出乎意料。邓尼金证实，战争前夕，俄国军队总参谋部的负责人小看了日本，认为日本人不会打仗。日本意外的胜利使俄国社会各个阶层大失所望，感到痛苦。当时有四亿人口的中国的力量在加强，正在进行军事改革，建立新军，并按照欧洲的方式进行训练和装备[35]。照我们的看法，当时军队的代表人物提出“威胁从东方逼近”的迹象问题是十分自然的。邓尼金将军甚至不排除中日两国有可能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俄国。然而并未发生这样的事情。日俄两国对中国奉行的是“并行的政策”，对重大外交问题彼此进行协调。中国的新军在辛亥革命时期分裂了，（在中国中部和南方的）大部分新军被袁世凯的北洋军队消灭了。

列宁没有专门的著作论述这一时期的俄国对华政策，他在一些文章中对这一政策的评价是否定的。列宁的评价正确到什么程度呢？

他说1907年俄中协定 [36]“在瓜分波斯、阿富汗和西藏（当时正准备同德国打仗）[37]。的确当时英俄两国在划分波斯、阿富汗和西藏的势力范围，而且背着这些国家的人民，秘密地在进行。列宁认为沙俄对蒙古的政策是侵略政策，是掠夺政策[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巴黎）全俄会议关于当今时代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草案》——《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6、169、198页等]。是的，俄国的对蒙政策确实如此。实际上沙俄已把外蒙古变成了自己的保护国，在那里攫取了巨大的贸易经济特权。列宁这一评价依然有片面性。当时所有的列强都在奉行侵略政策和掠夺政策。俄国在远东的对手首先是日本和美国（美国人一直坚持不懈地要扎根于满洲，并将俄国赶出满洲）。沙皇政府在远东不奉行积极的政策，满洲和蒙古便可能落入日本手中。随后，俄国必将有失去远东领土之虞。列宁在评价沙皇对外政策时，并未考虑到俄国的国家利益。不管沙皇对蒙古的“侵略”目的如何，俄国给与蒙古人的政治、财政和军事援助，实已帮助蒙古人踏上建立自己的国家之路。

列宁尖锐地批评了俄国加入的国际银行团在中国的活动。关于1913年4月向袁世凯政府提供所谓“善后”借款，列宁写道，“缔结此项借款是为了反对中国民主政治”，支持“准备军事独裁”的袁世凯。[38]列宁是正确的。袁世凯依靠列强财政和政治的支持，于1913年底以前在国内确立了军事封建独裁。

在缔结“善后”大借款以前，美国主要因为同俄国的矛盾而退出了银行团。列宁认为，这一事件是“中华民国的巨大胜利”。列宁以此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苏联的汉学家对这篇文章保持完全沉默。列宁认为，美国退出银行团将导致银行团“解体”。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此后美国将给予中国“所必需的财政援助，并向美国资本开放中国市场，使中国的改革事业容易进行。”列宁继而写道：“不言而喻，掠夺性的银行团的解体就意味着俄国奉行的反动外交政策遭到非同小可的失败。”[39]然而，列宁的预言并未得到证实：银行团并未解体，美国也未给予中华民国财政援助，俄国也未遭受失败，并且堵住了西方银行家前往满洲想扩展银行团活动的路。

列宁满怀热情和关切注视着辛亥革命的进程。列宁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六次会议的决议指出：“鉴于政府和自由派报纸的宣传运动（宣传为了资本家的利益，应借中国革命之机，把与俄国毗连的地方从中国分离出去），会议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确有世界意义；痛斥俄国自由派支持沙俄侵略政策的行径。[40]的确，政府的许多报纸，包括《新时代报》，都支持政府的政策，甚至批评沙皇外交在蒙古和北满的行动不够坚决，照这些报纸撰稿人的意见，应将蒙古和北满置于俄国完全控制之下，或者纳入俄国的版图。

然而立宪民主党人的《言论报》并不属于宣传把毗邻俄国的地区从中国分离出去的那类报纸。此外，《言论报》还同情中国革命。1911年11月11日[俄历10月29日]的《言论报》指出：“这不仅是伟大的革命，而且是提出了结束若干世纪专制制度桎梏任务的最伟大的革命。”立宪民主党领导人П·Н·米留科夫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又过了两星期在《言论报》发表了《中国是在改良，还是在革命？》一文。这是历史学家的一篇学术论文。他指出，中国革命的结果是改良主义的失败，对孙中山的活动给予好评，认为他的思想“在群众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列宁以前很久，立宪民主党人米留科夫就把孙中山称作“中国的民粹主义者”。《言论报》不宣传为了俄国的利益而把中国的土地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思想。米留科夫反对对中国使用强力手段，反对吞并满洲和中国其他的领土。[41]中国企图修订1881年彼得堡条约，当沙皇当局开始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时，米留科夫给予沙皇当局尖锐的批评。米留科夫欢迎中国和亚洲各族人民的觉醒。

这里要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列宁反对《言论报》，反对米留科夫呢？《列宁和米留科夫，他们的关系与斗争》的题目须作专门研究。现在只能说，看来在二月革命前夕，米留科夫在俄国是最有声望的反对党领导人。显然，列宁认为米留科夫是自己的主要政敌之一。由此而产生了列宁对《言论报》和“俄国的自由主义”不十分客观的批评。

这样，革命前的历史学为研究20世纪初期的俄中关系奠定了基础。蒙古问题得到了最充分的阐述。乌梁海问题、呼伦贝尔问题以及与中国企图修订1881年彼得保条约有关的事件在专著中却很少反映。对俄中两国在新疆的关系未作研究。Д·А·达维多夫（Давидов）、И·戴尼索夫（Денисов）、П·Н·梅尼希科夫（Меньшиков）、Н·П·施泰因菲尔德（Штейнфельд）、Е·И·马尔蒂诺夫（Мартинов）等人撰写过关于满洲的著作。他们在著作中强调指出，俄国应加强其在北满的地位。由于1904年英国对西藏进行武装干涉和1907年签订了俄英协定，Н·И·苏维罗夫和А·Е·斯涅萨列夫（Снесарев）撰写了关于西藏问题的著作[42]。照我们的看法，苏维罗夫在《西藏》一书中做出了正确的结论：解决西藏问题“没有我们祖国的参与是不可思议的”。

1934年出版了B·阿瓦林撰写的专著《帝国主义在满洲》。作者广泛的利用了革命前的期刊，研究了沙俄、日本和美国对中国这一地区的侵略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版了Л·И·祖博克（Зубок）、Г·В·叶菲莫夫（Ефимов）、

Л·Н·库塔科夫（Кутаков）、Н·В·别斯图热夫（Бестужев）、С·С·格里戈尔采维奇（Григорцевич）、А·Л·纳罗奇尼茨基（Нарочницкий）等人的著作。这些著作或多或少都涉及到满洲问题。这些著作首先强调美国和日本在满洲的侵略政策，而对其他列强猛烈的扩张（指1911年至1913年期间，即辛亥革命时期），沙俄的政策是防御性的。实际上并非如此，俄国在满洲奉行的是坚定的巩固自己阵地的方针，其目的把北满并入俄国。因此，还必须搞清楚是日本促使俄国占领北满，还是俄国促使日本占领南满的问题？苏联的历史学家写道，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竭力要占领南满，随后才“促使沙俄在北满采取类似行动”。[43]实际上事情并非如此。在1910年和1911年内阁特别会议决议明确拟定了在日本同意占领南满的情况下，把北满并入俄国的方针（详见第二章）。这些文件（特别会议决议）妥善地保存在我们的档案馆中。

我国历史学家在蒙古问题研究方面做出相当大的贡献。首先，И·М·迈伊斯基（Майский）、С·绍伊热洛夫（Шойжелов）、А·Д·卡林尼科夫（Калинников）、И·Я·兹拉特金（Златкин）、Ш·Б·齐密特多尔日耶夫（Чимитдоржиев）、Е·М·达列夫斯卡娅（Даревская）等人的著作是众所周知的。苏联的蒙古学学者对1915年期间外蒙古历史问题的研究要比革命前的作者更全面、更审慎。

不过，照我们的看法，苏联历史学家得出的某些结论需要做极重要的修正。比如，争取蒙古独立斗争的动力问题就需要搞得更准确。苏联的蒙古学学者夸大了蒙古牧民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照他们的看法，蒙古民族解放运动是受了1905年俄国革命的影响才发展了起来的。[44]但是，档案文件证明，俄国1905年革命对蒙古人实际上并无影响。这完全可以说清楚。在没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国家，是不可能接受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思想的。蒙古王公、上层喇嘛、大官吏恰是顽固的君主主义者。

档案文件和俄国报界的资料证实，蒙古牧民既不是蒙古解放运动的主力，也不是蒙古解放运动的倡议者，蒙古牧民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并不是独立自主的角色。蒙古牧民参加了以博克多格根为首的蒙古封建主所领导的运动。蒙古封建主在争取蒙古脱离中国的斗争中才是主要的动力。没有沙俄的支持，蒙古封建主就不能获得独立，或蒙古广泛的自治。

苏联的蒙古学学者实际上回避了俄国军队进驻蒙古的问题。没有一个蒙古学学者指出，俄军何时进驻，进驻何地，有多少人数。诚然，《蒙古人民共和国史》指出，俄军于1914年春撤离外蒙。[45]但这不准确。俄国军队是1915年秋撤离库伦和乌里雅苏台的，而驻在科布多和承化寺的俄军到1917年才撤离。

1915年前外蒙古实际上的独立是靠俄国在外交、财政和军事的援助来维持的。没有俄国的援助，蒙古人不可能获得自治。

在宣布蒙古独立时期，库伦政府并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蒙古军队是在晚些时候由俄国军事教官组建的。在外蒙古的土地上若不是有俄军驻扎，北京政府派一个镇的兵力就足以结束蒙古人的独立了。

苏联的书籍很少讲述中国对蒙古问题的立场，即使谈及，往往也不客观，无视中国人认为蒙古是中国领土之组成部分这一事实。中国政府表明态度，维护本国领土完整，不愿蒙古被分离出去，或把蒙古变成俄国的保护国，是很自然的。在我国的蒙古学学者著作中实际上根本没有反映中俄两国就蒙古问题进行的漫长而复杂的，有时很紧张的谈判过程，很少讲述沙俄与蒙古封建主之间的矛盾、蒙古封建主的犹豫不决、蒙古封建主试图就外蒙古回归中国同北京进行秘密谈判。

《蒙古人民共和国史》说，由于1912年俄蒙双方签订了俄蒙协约，俄国“实际上已承认蒙古国的存在”，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就俄国对蒙政策“提出了尖锐地批评”。[46]这些论点是不正确的。沙皇政府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际上从未承认过外蒙古独立。早在1911年，沙皇政府就明确确定了自己在蒙古问题上的立场：蒙古人应在中国版图内，广泛自治的范围内捍卫“自己的独特性（самобытность）”、“独特制度（самобытный строй）”。库伦希望独立，当时也获得了独立。蒙古人和沙皇外交在这方面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一直到1915年在恰克图签订俄中蒙协约时才解决。谈到“尖锐的批评”，据说俄国遭到了其他大国的批评，并无此事。英、法、美、日和德国政府对沙俄的蒙古政策未表示丝毫的不满。

从我们的观点看，在俄中关系、蒙中关系、俄蒙关系中，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需要搞得更清楚。

比如，在蒙古学学者的著作中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外蒙古的分离只是由于对中国反动阵营的不满和愤怒引起的。实际上反对蒙古分离最坚决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者，及其政党国民党。俄蒙协约签订后，中国爆发了相当广泛的反对沙俄的人民运动，而我们的著作却只字不提。参加这一运动的有市民各界代表：官员、军人、商人、手工业者、学生、甚至还有妇女。

《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指出，沙俄与中华民国通过1913年谈判签署俄中声明文件，竭力实现互利的目的，并背着蒙古人解决蒙古问题。[47]照我们的看法，不能说俄中两国在蒙古问题上达到了“互利之目的”。对俄国有力的，对中国就不利。俄国在外蒙古获得了威信和影响，并把外蒙古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中国则失去了对外蒙古的权力。怎么能说“互利的条件呢？”中国并不打算背着蒙古人解决蒙古问题，中国一向准备同库伦进行谈判，但沙皇外交却不许这样做。

И·Я·兹拉特金把1915年恰克图协约视为俄中两国强加给库伦政府的协约，库伦政府已“公开投降”沙俄和北京政府[И·Я·兹拉特金著：《蒙古近现代史简编》，莫斯科，1957年版，第155页]。实际上是沙俄强迫中国在恰克图解决蒙古问题的。要知道，中国根本不想让外蒙古获得自治，不想让外蒙古实际上变成俄国的保护国。根据1913年俄中声明文件和1915年恰克图协约，俄国达到了目的。沙俄的猛烈攻势是如此之强烈，使北京政府只好退让。历史的真相就是如此。谈及库伦政府向沙俄“投降”的问题，这个问题要比И·Я·兹拉特金所想象的复杂得多。是的，沙皇政府是迫使库伦放弃了一系列要求，首先是不再坚持承认外蒙古独立。当时多亏沙俄与中国对抗，多亏沙俄在军事上、财政上帮助库伦，外蒙古才得以获得在中国版图内广泛的自治，这是蒙古人在1912年争取独立道路上的里程碑。

苏联研究蒙古史的学者们认为，像1905年革命一样，辛亥革命对蒙古和西藏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影响。不过，应该指出，辛亥革命只激发了中国在蒙古和西藏的驻军。他们支持革命，拒绝保卫满清政权，他们促使蒙古人在1911年12月初迅速取得了胜利。但谈到革命的影响，不能说革命思想对蒙古人和西藏人产生了影响。蒙古人和西藏人不可能接受中国革命的共和思想和别的思想。孙中山向蒙古王公们建议派代表前往南京，但遭到了他们的拒绝。库伦封建主批评中国的共和制度。但蒙古人和两藏人却借中国爆发革命、内战、北京政府处境困难之机，在对他们有利的条件下实现自己的目标，即使外蒙古和西藏获得了真正的独立。

乌梁海问题在Р·卡鲍的著作《图瓦历史与经济简编》第１册和В·И·杜洛夫的著作《图瓦社会经济史》中也有反映。[48]这两本书介绍了唐努乌梁海人的土地变成俄国保护国的经过。但这两本书并未涉及1912年至1914年期间乌梁海人与蒙古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本专著第七章的主要内容。我们的专著对呼伦贝尔问题未作研究，对辛亥革命时期新疆地区的俄中关系也作研究。

关于1911年至1912年期间中国企图修改1881年圣彼得堡条约一事，苏联学术界没有发表专门的著作。只有在С·С·格里戈尔采维奇的书中对俄中两国政府对该问题外交信函往来和谈判情况作了简要的不全面的叙述。[49]该书作者并未揭示俄中两国争论的原因，未援引沙皇政府致中国政府最后通牒的内容，只字不提沙俄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一事。

从本专著所研究的各个专题来看，在苏联的著作中对1911年至1913年期间国际银行团在中国的活动最有研究。在Е·М·茹可夫主编的集体著作《远东国际关系》中，在П·П·谢沃斯季亚诺夫（Севостьянов）、С·С·格里戈尔采维奇等人的专著中，该问题均占有相当多的篇幅。但迄今也没有研究该问题的专著。本书作者的一个宗旨是要驳斥列宁的下述看法：俄国对华政策的失败是因为俄国加入了国际银行团，并要指出：俄国在中国和远东的政策是独立的，是相当强硬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当时也企图通过银行团向俄国的势力范围满洲和蒙古渗透。

1987年Н·С·库列绍夫答辩的博士论文题目是《20世纪初的西藏问题与俄国的立场》。1992年该论文发表——出版了题为《二十世纪初的俄国与西藏》一书。《历史问题》杂志1990年第11期发表了库列绍夫一篇题为《二十世纪初的俄国与西藏的危机》的论文[50]。Н·С·库列绍夫对西藏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照他的意见，俄国并没有自己的西藏政策，英俄两国也未因为西藏而进行过任何竞争。他指出：“俄国在西藏没有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根本没有参与解决西藏问题。”[51]无论从客观环境，还是主观原因来看，均无理由认为俄国政府有实行或者制定某种西藏政策的动机。[52]

所有革命前的作者和苏联历史学家[Л·柏林（Берлин）、А·波波夫（Попов）、В·列昂季耶夫（Леонтьев）、П·奥斯特里科夫（Остриков）、В·博戈斯洛夫斯基（Богословский）等]在谈到西藏时，都承认当年英俄两国在争夺西藏的势力。外国的作者们也持这种观点。照我们的看法，Н·С·库列绍夫没有充分利用俄国的档案资料（比如，没有引用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驻北京公使馆”全宗中有关西藏的资料），他的著作根本没有引用“驻北京公使馆”全宗中一些资料。

我们认为，Н·С·库列绍夫的观点是新的，但是错误的。为了对这种观点进行学术批评，本书安排了《1900年至1914年期间的沙俄对西藏的政策》一章。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Ш·桑达格（Сандаг）、Б·锡林德布（Ширендыб）、Ш·毕拉（Бира）、Н·伊施扎姆次（Ишжамц）、Т·托伊托金（Тойтогийн）等人的著作，对外蒙古历史或做了全部研究，或做了部分研究。他们对蒙古问题的观点与苏联蒙古学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强调1905年俄国革命和1911年中国革命对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认为牧民是这一运动的主力，并未揭示俄国军队在解决外蒙古命运方面的作用，认为只有以袁世凯为首的中国反动势力反对蒙古独立。

近来蒙古的研究者开始重新研究自己对本国历史的观点。

在50年代中国的学者未发表过有关沙俄对华政策方面的专著。当年他们特别强调揭露、批判西方列强，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侵略政策。胡绳、刘大年、钦本立的专著就是研究美国侵华政策的。这些历史专著和书籍也部分的反映了沙俄的对华政策。在涉及这个题目时，中国的历史学家们是有分寸的。他们在讲述俄国政策时，通常不使用“侵略”这类字眼。50年代苏中的友谊把某种责任置于了正式的学术之上。

60年代苏中关系急剧恶化，中国历史学家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开始寻找两国在昔日，在苏联所继承的沙皇政策方面小分歧的根源。在70—80年代，中国接连出版了沙俄侵华的书籍。作者断言，自17世纪开始，沙俄就对中国边疆地区“进行全面的侵略”，“从太平洋西岸直至帕米尔高原，没有一个角落没有留下哥萨克铁蹄的印记”。中国把俄中关系只看作“沙俄侵略和中国爱国力量与公民反侵略的关系”。[53]

中国的历史学家在这些著作中利用了《红档杂志》发表的俄国对华政策文件（这些文件已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发表[54]、俄国和苏联作者的著作、革命前的报纸，特别是《新时代》报的资料。中国历史学家没有充分利用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文件集。中国历史学家的这些著作在史料方面的主要缺陷在于没有利用中国的档案文献，这有时会导致令人遗憾的错误。例如，1988年北京出版了《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一（1911-1919）》一书。该书载有《英俄关于西藏的秘密协约》[55]，据说该协约是英俄两国政府于1913年2月16日签订的。[56]这个《文件》引自《政府公报》1913年2月16日第281号。然而这个英俄秘密协约并不存在，中国《政府公报》所公布的文件是伪造的。在1907年关于西藏的英俄协约签订后，沙皇政府再未签订过有关西藏的任何其他协约。沙皇政府坚定地遵循1907年协约，并要求英印当局遵守协约。

中国的历史学家说，1911年蒙古之所以宣布独立只是因为沙俄、俄国军队的行动。他们采用了国民党的历史学家张忠绂的观点。1943年4月他在重庆出版了《中华民国外交史》一书，该书在台湾曾再版两次。张忠绂在书中以最长的一章来阐述蒙古问题。他写道，沙皇政府收买了蒙古王公，于1911年9月派部队800多人进驻了库伦，俄、蒙军队解除了中国驻军130人的武装。[57]中国的历史学家仍在重复这种说法[58]。然而当时所发生的一切并非如此，或者说要复杂得多。1911年9月，俄军的确进驻了库伦，只有两连哥萨克（而不是800人）。中国在库伦的驻军有300多人。俄军并未缴他们的械，是中国军队本身拒绝支持清在喀尔喀的政权。这是辛亥革命时期大部分省份汉族军队的特点。不否认沙皇当局曾送给蒙古王公，特别是呼图克图礼物，包括钱款。不过蒙古王公主张蒙古脱离中国，主要是因为清政府实行的新政动摇了自己对人民的控制。将汉人移居蒙古有可能使蒙古人被同化。因此，当蒙古王公反对中国时，蒙古居民一般都支持自己的王公。当中国历史学家把库伦政府和他的军队称作“傀儡政府和傀儡军队”，把喀尔喀的王公称作俄国的“傀儡”时，他们越过了客观的界限。然而呼图克图也好，蒙古政府首任总理大臣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也好，都不是彼得堡的傀儡。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他们与沙皇政府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沙皇外交并不喜欢达喇嘛，力图解除他的总理大臣职务，但未能说服呼图克图解除这位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蒙古的爱国者的内务大臣职务。

中国作者在著作中不是以相当多的篇幅讲述中俄两国关于蒙古的谈判情况，而是指出沙皇外交对中国施加强大的、有成效的压力。这里应当承认，中国的历史学家是正确的。沙俄在经济和军事方面比中国强大得多，通过施加压力在按照自己提出的条件解决蒙古问题方面的确取得了成功。

70—80年代中国的历史学家把沙俄对西藏的政策描述成侵略政策。他们坚持沙俄“企图占领西藏”这样一种观点[59]，沙俄想通过西藏把自己的影响扩展到南亚，奔向印度洋，在印度半岛升起俄国的国旗[60]。这些观点和结论是不正确的。1985年北京出版了黄奋生撰写的《藏族史略》一书[61]。照我们的看法，作者正确地阐述了俄国对西藏的政策。作者写道，英国竭力要“独”占西藏。俄国作为“帝国主义大国”，尽管在对日战争中遭到失败，但并不想看见西藏受英国人统治。按照我们的看法，黄“把关于西藏的1907年英俄协约视为沙俄对英帝国主义施加压力的结果”是公正的。[62]

当时俄国既没有力量，也不可能占领西藏。А·П·伊兹沃尔斯基和С·Д·沙查诺夫在政策方面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在西藏方面只有一个目的，即不允许大不列颠把西藏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把西藏变成英国的保护国。他们通过积极的外交活动达到了这一目的。

中国的历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并没有回避俄中两国在新疆的矛盾。他们把1912年俄军进驻伊宁和喀什视为沙俄对中国的武装侵略，目的是俄国要实现“吞并中国新疆的阴险意图”[63]。然而沙皇政府并未提出吞并新疆的任务。俄军临时进驻伊宁和喀什的原因是，在1912年新疆战乱的情况下，必须保障那里的领事馆的安全，保护俄国臣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以及他们在那里的贸易利益。

中国的历史学家实际上把Р·М·卡鲍的《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一书作为叙述有关乌梁海地方、乌梁海变成俄国的保护国的依据。他们在自己的全部著作中竭力强调，乌梁海地方“并入”俄国是借助于武力。然而并非如此。在确立俄国对图瓦保护关系时，俄国并未向乌梁海派出军队。沙皇政府派往乌辛斯克地区的边界委员（实际上是图瓦事务委员）А·采列林（Церерен）只有10人组成的卫队。在确立保护关系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向乌梁海地方派了一连哥萨克。关于把图瓦（即乌梁海——译者）变成沙皇的保护国问题，俄国是通过政治手段、外交手腕以及对乌梁海人和库伦政府和施加压力解决的。

中国的历史学家虽然提到了唐努乌梁海人和蒙古人相互关系的问题，其实对该问题并没有研究（Р·М·卡鲍的著作对该问题也没有研究）。如，上海复旦大学的历史学家写道：“沙俄侵略者于1912年组织库伦“傀儡”军队进攻唐努乌梁海，是为了迫使唐努乌梁海宣布脱离中国而独立”[64]。然而俄国的档案文件驳斥了中国历史学家的这一结论。相反，沙皇外交所做的一切是不让库伦干涉乌梁海事务。因此，在1912－1914年期间彼得堡与库伦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乌梁海人和蒙古人彼此愿意接近，竭力要联合起来，但沙皇政府却加以阻止。

中国历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简要地介绍了沙俄对呼伦贝尔、中国阿尔泰地方的政策以及1911年至1912年期间中俄两国就修改1881年圣彼得堡条约问题的争议情况。

70—80年代，撰写中俄关系史的中国历史学家认为，中俄关系没有任何光彩之处，中俄关系被描写得一团漆黑。在这些年代西方列强和日本侵华的题目从中国作者的视野中消失了。

西方的历史学家对西藏问题和蒙古问题尤为关注，出版了大量的关于西藏的英文著作。Н·С·库列绍夫的上述博士论文（后来出版成书）的许多章节是以西方国家的著作为根据的。О·拉铁摩尔（Латтимор）、Дж·弗里特尔斯（Фритерс）、Р·鲁彭（Рупен）、Ч·博登（Боуден）等在研究蒙古问题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苏联的历史学界对这些作者的著作进行了仔细的研究。М·И·戈尔曼的主要著作《西方国家对蒙古史的研究》[65]，在这方面引起了极大的关注。И·Я·兹拉特金著文对О·拉铁摩尔的著作进行了分析。

照我们的看法，1949年巴尔的摩出版、1951年伦敦再版的弗里特尔斯的《外蒙古及其国际意义》[66]一书是西方国家最优秀的著作，书中以大部分篇幅专门讲述1911年至1915年期间的自治外蒙古。该书主要是根据俄国与苏联公布的文件以及和苏联作者关于蒙古的著作撰写的。Дж·弗里特尔斯主要利用了苏联公布的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文件。该书反映了蒙古问题的各个方面。与苏联的蒙古学学者的著作不同之处，作者用很多篇幅讲述俄中两国关于蒙古的谈判、北京与库伦秘密的与公开的联系。作者并未回避：在俄国的支持下外蒙古宣布了独立，为此中国提出了的广泛的抗议。他还涉及到呼伦贝尔问题、蒙古人与唐努乌梁海人相互关系问题。Дж·弗里特尔斯的著作是学术专著（与1968年出版的Ч·博登的科学普及读物《蒙古现代史》不同）。

西方的蒙古学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鲁彭，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蒙古民族主义问题。在蒙古宣布独立时期，蒙古人的确开展了相当广泛的运动，目的是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喀尔喀、呼伦贝尔、乌梁海、内蒙古、阿尔泰地方，甚至在伊犁地方都开展了这一运动（俄属布里亚特未开展这一运动）。这不是牧民与封建主的阶级斗争，而是泛蒙古思想在促使、推动蒙古人为争取统一和建立大蒙古国而斗争。中国、俄国、日本阻止了这一进程。内蒙古属日本势力范围，俄国不支持内蒙古居民与喀尔喀合并的意图。俄国反对呼伦贝尔、乌梁海地方并入外蒙古。中国保住了阿尔泰地方和伊犁地方。然而库伦于1915年却获得了外蒙古广泛的自治，进而在建立独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部分征引书目的中俄对照：

1689-1916俄中关系官方文件集．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89-1916.Официаль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档案文件汇编（1878-1917）．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ов царского и времен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 1878—1917гг

帝国主义在满洲. Империализм в Маньчжурии

东方观察报. Восточ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俄罗斯边区报. Окраины России

俄罗斯言论报. 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

俄罗斯早晨. Утро России

俄蒙贸易概述.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ой торговли

20世纪初的俄国与西藏．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 началаⅩⅩв.

关于蒙古问题的外交文件汇编（1913年8月23日至11月2日）． Сборник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докумендов по монгольскому вопросу 23 августа-2 ноября 1913г

光线报 .Луч

哈尔滨通报. Харбинский вестник

蒙古的当代贸易经济.Монголия в ее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отношении

蒙古现代史．Соврем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Монголии

莫斯科新闻. 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

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экономики Тувы

外交部公报．Известия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我国在满洲铁路事业方面的活动.Работа наших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х дельцов в Манчжурии

乌梁海问题. Урянхайский вопрос

西伯利亚文集杂志. Сибирский сборник

新生活报. Новая жизнь

新时代报. Новое время

亚洲通讯杂志．Вестник Азии

言论报. Речь

远东国际关系．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远东国际关系史条约及其他文件集（1842－1925）．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и других докумендов по ист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1842—1925

远东国家情报报告杂志．Сводка сведений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远东月刊．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真理报. Правда

中国是在改良，还是在革命？Реформизм или революция в Китае？

中国与日本周刊．Китай и Япония

作者Е·А·别洛夫，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

译者陈春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译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