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州湾事件：缘起、交涉及症结

马勇

发布时间：2014-1-31

    摘要：1897年底发生的胶州湾事件严重影响了甲午战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使得刚刚启动的维新运动面临一次巨大考验，康有为、谭嗣同等年轻一代知识人普遍认为中国又到了一个生死存亡关头。但是，我们依据新旧文献仔细梳理胶州湾事件的来龙去脉、研究其前因后果，很容易发现这个事件的政治色彩并不那样浓厚，德国有在中国寻找一个海军基地的意思，也有就近维护其在远东利益、在中国的投资，以及与列强抗衡的目的。中国政府并不完全拒绝德国的要求，只是，在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上始终没有理清一个共赢思路。 

    关键词：胶州湾事件/德国/李鸿章/许景澄

    《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朝野各界痛定思痛，发愤图强，转身向东，学习日本变法维新，走进了一个全新的“维新时代”，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教育的全面改革，大要就是克服先前三十多年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弊端，本末兼顾，体用互动，既要稳定发展经济，又要释放社会，引领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一致。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仅仅三年时间，中国的维新步伐就被友邦德国的一次鲁莽行动所干扰。
    德国急需在中国沿海建造基地
    德意志民族是欧洲的重要族群，与中国的交往源远流长。古典中国与德意志的文明交流互惠互利不必细说，到了近代，到了德意志帝国1871年宣告成立后，第二年(1872年)，德国就追随西方大国来到中国，在北京设立公使馆，借助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大幅度增长对华贸易，逐步扩大中国市场的分享比重，很快成为在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西方大国之一。
    1888年，威廉二世即位。此时的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强劲，成为欧洲新霸主，其影响力超过法国。威廉二世的政策也就由先前的“欧洲强权”转为“世界强权”，不再满足于欧洲霸主地位，期待在世界发挥更大的作用。
    19世纪晚期，特别是《马关条约》放开资本管制，允许日本臣民到中国自由办厂，贸易优惠，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希望的新兴区域，国际资本在这个时候潮水般涌进中国。在这种大背景下，德国金融资本东亚银行在德国政府的大力扶植下进军中国，很快在各大港口开设分行，渐渐成为对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国际资本之一。中德贸易在那几年增长很快，根据不完全统计，德国商船航行中国港口的吨位到了1895年的时候已经仅次于英国，而从德国直接运抵中国的货物甚至远远超过了从英国转运的货物。
    在德国对华贸易中，最主要的是军火交易，克虏伯公司生产的大炮、毛瑟枪、战舰、鱼雷等，都是中德贸易的大宗物品，是淮军、湘军的最爱。德国与中国隔着万里重洋，德国的远洋轮船往来一次就需要很长时间。随着贸易量急剧增加，德国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也在增加，德国越来越感到需要像英国那样在中国沿海建造一个基地，以备德国商船、军舰停泊、维修，供船员登岸休息。从比较纯粹的商业角度说，这并不是一个不可讨论的问题。
    最先提出在中国沿海寻觅一个或多个地方，设置一个或多个海军基地的想法大约为“中国通”李希霍芬男爵，他建议以宁波对面的舟山群岛为优先选择。1873年7月15日，海军少校白兰克给德国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分析舟山的优点以及如何获取。
    除了舟山，香港之东的大鹏湾及厦门附近的鼓浪屿也被德国人多次提及。在当时的讨论中，曾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反对这三个地点。特别是舟山，毕竟已由英国人在那里获得了某些权利。
    随着甲午战争爆发，德国期待在中国沿海获得一个或多个基地的想法被再度提起。一个偶然机会，德国驻北京公使绅向德国政府提起山东省胶州湾与澎湖列岛值得成为德国海军争取的目标。但因胶州湾位于中国大陆，德国政府担心需要许多要塞工程方能有效维护它的安全。至于澎湖列岛，德国政府怀疑那里可能没有适宜的海港。而且，德国政府似乎明确知道日本对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的野心，担心如果德国海军前去占领势必会引起德国与其他列强的纠纷。
    基于这些判断，德国政府将目标转向中国北部沿海，期望在那里获得一个储煤站及海军基地。1895年3月11日，当中日战后谈判尚未开始时，德外交大臣马沙尔敏感意识到德国的目标即将实现。他在写给海军大臣的备忘录中提出，随着战争结束及远东政治格局的改变，众所周知的个别列强之欲促成对中国有利的联合干涉将会成功。随之而起的必然是：有关列强或将利用机会以补偿的方式占领中国个别地点或土地。在这种情形下，德国将参加干涉并也能向中国要求适当补偿。马沙尔认为，虽然此事发生尚早，现在就预作准备是适当的；而第一要着是为帝国海军取得一个或几个适宜的储煤站与军港。他建议海军大臣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尽快提出建议，并明确德国将根据什么样的理由去获取这样的储煤站、军港，明确中国沿海哪些地方值得德国重点关注。①很显然，德国后来之所以积极参与三国干涉还辽，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利用这次难得的“联合干涉”行动为其向中国索要“适当的补偿”作铺垫。
    经马沙尔提示，德国海军大臣何尔门一个月后(4月17日)提交军方报告，强调所谓军港，应该理解为属于德国领土主权下的国外可靠地点。这些地点在任何时候有可能对我们的船只供给粮秣、煤、军火及其他各种需要品。有能执行一切修理任务的工场、船坞、造船厂的滑床；有能收容伤病员的医院；能安置船上补充船员的兵营。在战争期间军港成为一切行动的基地：它们能成为舰队的集合点及据点，也能成为商船的安全避难所。何尔门认为，鉴于东亚目前局势，德国必须在中国沿海得到一个巩固的立足点。只有这样，德国才能成功地在东亚海洋内对抗列强，维护德国在亚洲的商业利益。
    基于这些分析，何尔门提出至少应在中国沿海建立两个海军基地，为此，他在报告中提出三组方案：
    甲，北方的舟山群岛与南方的厦门包括鼓浪屿；
    乙，北方的胶州湾与南方的大鹏湾；
    丙，北方位于朝鲜南端的莞岛与南方的澎湖列岛。
    通过对这三组基地的利弊分析，何尔门比较倾向于第一组，即北方的舟山群岛与南方的厦门包括鼓浪屿。因为，舟山在战略上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它处在扬子江及宁波、福州、基隆、上海附近，是华中、华北的门户。舟山拥有足以容纳大船的海港，并不难设防。至于厦门及鼓浪屿，那里有优良地势、良好港口、兴旺的商业。不过，何尔门清楚英国人对舟山更有兴趣，如果舟山因为英国人的原因不能获得，那么他建议德国谋求第二组，即北方的胶州湾与南方的大鹏湾。胶州湾的港口宽深，且几乎能四面避风。缺点是其地理位置比较偏北，从12月到次年3月，港口冰冻。大鹏湾有一个好的港口，但在其他方面远不如厦门适宜。一个比较严重的缺点是，它的位置距香港太近，因此在经济上容易形成对香港的依赖。至于第三组即朝鲜的莞岛和澎湖列岛，那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②
    何尔门的分析引起德国政府的注意，为了在远东拥有自己的军事基地，德皇威廉二世于1895年4月26日致信俄皇尼古拉二世，表示如果俄国期待在中国获得部分领土，德国将乐意提供帮助。不过前提条件是，俄国也应该同意德国在不妨碍俄国利益的时候，在某个地点取得一个海港。
    对于德皇的请求，俄皇在回信时表示“绝没有任何反对”。俄皇尼古拉二世担心的不是德国，而是英国，他认为，俄国在中国只要取得小小的领土，英国人马上就会设法取得更大的领土。英国人总是担心自己在东亚、在中国的势力会变弱。
    俄皇尼古拉二世的表态无疑鼓舞了德皇威廉二世。同年9月1日，德皇通过帝国首相何伦洛熙电示外交大臣马沙尔：倘使俄国着手占领朝鲜领土或一个海口的话，那么德国就应当毫不犹豫地立即占据威海卫，以不使英国或法国军队也像在非洲那样捷足先登。德皇强调，一个既成事实总是比反诉容易为别国尊重。基于这种信念，我们看到，德国后来的一系列行动，总是先造成既成事实，然后迫使中国答应。③
    至于德皇突然提出占领威海卫的原因，何伦洛熙解释道：那主要是因为德国的各方面专家，包括地理学家及海军对于究竟应该在哪里获取一个海军基地的意见并不一致。至于威海卫究竟是否应该成为德国期待的目标，何伦洛熙表示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而且他还担心，威海卫现在日本人的占领下，日本人在与中国的通商条约修订完成之前，不可能放弃威海卫。而且，要日本必须放弃的据点改由德国占领，这必然会招致憎嫌，给德国带来麻烦。所以，何伦洛熙建议马沙尔利用德国重提远东海军基地的机会，说明哪一个地点才是德国所需要的合适目标。何伦洛熙表示，他个人的看法比德皇还要激进，那就是即便俄国无意在中国获取领土，德国也应该用和平的方式取得一个储煤站。这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④
    何伦洛熙的看法获得了马沙尔的积极回应，马沙尔“绝对同意”不管将来英国或俄国是否在中国获取新的“占领”，德国都要在中国获取一个海军基地。至于选择何处，马沙尔不同意占领威海卫。他在第二天(9月2日)的复电中说：目前欲对威海卫采取任何行动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已在日本人的手里，并且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还将有一个较长的时期留在日本人的手里作为赔款的抵押品。因此，德国如果对威海卫采取行动，必将招致中日联合抵抗而发生不可预测的后果。⑤
    德国急需在中国寻找到一个海军基地，而威海卫由于日本的原因也不能占领。于是德国政府根据海军部、驻外公使、驻外军事将领的意见，又将目标选定在先前讨论过的南北三组方案，即舟山、厦门；胶州湾、大鹏湾；莞岛、澎湖列岛；并在第三组莞岛、澎湖列岛组中增加了朝鲜的安所港。共三组七处。
    在这七处中，有几处显然必须排除，即澎湖列岛，因为它已经归日本占有；舟山，根据1846年的条约，中国已经对英国承诺不割让给任何第三国，而且现在也不可能指望英国放弃其权利。至于厦门，据德国东亚巡洋舰队司令何甫孟的意见，符合作为舰队基地的一切条件，而且除了香港之外，厦门是中国海岸上唯一能保护各种吃水量船只的海港。但德国前驻中国公使巴兰德却认为，欲取得厦门有着几乎不可能克服的困难，因为它是一个条约通商口岸。关于大鹏湾，因为它接近香港并位于台风的主要路线上，德国专家认为也不值得推荐。至于朝鲜莞岛，如果德国执意占领，则必然遭到俄国与日本的激烈反对，因为它对日俄两国来说太重要了。
    剩下的只有位于山东半岛东南岸的胶州湾一处。它的缺点是位于大陆上，因此占领之后容易与中国发生纠纷；不过在山东的德国天主教会一定会给予有效的保护和支援。而且还有一个情况是，只有当已有铁路网集中到那里的时候，胶州湾才能在商业上有价值。胶州湾的优点也很明显，德国海军部认为，胶州的海港是宽畅的，且几乎对各个方向都能避风；缺点是其太偏北，冬季不是不冻港。德国外交部及前驻中国公使巴兰德、现任公使绅珂都认为胶州湾是值得推荐的一个地点，且获取交涉也比较容易，因为只需与中国政府打交道。⑥
    做法不地道
    海军部、外交部专家的意见赢得了德国政府的首肯。1895年9月15日，德国政府原则上确定以获取胶州湾为基本目标，只是碍于三国干涉还辽时曾约定禁止任何一国谋取特殊权利，这一目标还不可能立即执行。德国政府指示驻中国公使绅珂说：“不过，随着局势的进一步发展，使我们有机会提出我们的合理要求，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的。”⑦至此，德国占领胶州湾的战略大体确立。⑧
    10月25日，德国外交部向驻北京公使绅珂发出进一步指示，要求绅珂暂时可不做直接的正式提议，但当适当机会到来时，就向中国政府提出德国这一要求，并且告诫绅珂提出这一要求时，不仅要从德国的观点进行解释，“并且从中国有利益的观点上强调指出建立一个德国储煤站的必要”，“如果德国在中国拥有一个强大的舰队以维持东亚的平衡，可能也是中国所欢迎的。”德国政府的底线是：如果不能以割让的方式取得合适的土地，最后以租借的方式也是可以的。
    德国占领胶州湾的计划正式实施。
    在指示绅珂在北京活动的同时，德国外交部也将同一意思转示驻俄国公使拉度林，指示他在遇到适当机会时，“也能够自动地，并不要使人看出是执行官方训令”，向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作同样表示，并且要向中国公使特别强调：“即从中国的观点上看来，一个强大的德国舰队在中国领海内将是何等有益；因为它将对其他国家的势力造成一个均势，因而对维持东亚平衡颇有贡献。”⑨
    根据马沙尔的指示，德国驻俄公使拉度林于10月29日拜访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当他们闲谈了一些当前问题，以及许景澄对德国对华友好态度说了许多好话之后，拉度林“就装作无意地和极机密地并作为我私人的意见”，提出德国在中国获取一个储煤站的意思。拉度林特别促许景澄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德国虽然对中国提供了许多大公无私的友谊证据，但是德国也是唯一没有向中国索取什么的国家。德国此次所要求的只是其商业能得到保障；除此以外，它为了世界和平的利益，只要求列强在中国领海内能保持均势。当德国在中国领海内有一支强大的舰队的时候，中国必定会感觉到安慰。但是，欲使这支舰队对中国有用，它就必须经常留在那边。这就需要为德国舰队找到一个可靠的海港，使德国舰队能够进出无阻，而且能够得到良好的供应。许多还不像我们具有长久关系的国家都已有了这样的煤站，且有些国家还与中国接邻。倘使中国不能为德国舰队提供一个可靠的海港做安全停泊之用的话，德国势必不愿将自己宝贵的船只派到遥远的中国海洋里来。而这些船只在某种场合确能对抗这个或那个国家而维持对于中国有利的平衡。拉度林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真的快把一切好话说尽。
    许景澄对拉度林的突然提议不可能有足够的准备，但他依然用“美丽的辞令”冷静对答。许景澄说：他个人也是高度重视中德之间的友谊，并能够深切地体会和同意拉度林的观点。但是，他担心中国政府如果迎合了德国的“这一合理的，并一般地对于中国有利的愿望”，其他列强也将提出同样的愿望与要求的时候，这将使中国非常为难。
    对于许景澄的解释，拉度林当然予以否认。他表示，这种顾虑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其他列强在中国都有了这样的军港及其他权利，只有德国是唯一没有自己的军事基地，且德国也没有要求过别的什么。基于这些原因，拉度林告诉许景澄，他认为中国政府答应德国的要求，决不会引起其他列强再提要求。拉度林暗示许景澄，德国积极介入三国干涉还辽，维护了中国的完整，但德国并未因此向中国提出什么特权。现在德国军队在中国确实需要一个基地，这不仅将保障德国舰队的安全与灵活，而且有助于维护东亚及中国本身的均势。
    按照德国外交部的指示原则，拉度林最后迷惑许景澄：他们今天所谈的只是一个学理上的讨论。严格地说，他们没有理由作这个讨论，因为这只是他个人的“私愿”。他只是照着个人的感觉陈述一切，因为他乐于与许景澄谈论“一切有用之事”。⑩
    在拉度林在圣彼得堡与许景澄进行交涉同一天(10月29日)，德国驻华公使绅珂亲赴总理衙门(11)，正式提出储煤站的要求。总理衙门大臣表示婉拒，原因是唯恐别国将援例提出同样要求。不过，总理衙门似乎也并没有完全打消德国的念头，还向绅珂表示，他们会将此事向主持政府事务的恭亲王奕訢报告，再仔细考虑。(12)
    德国方面不事张扬的悄悄策略肯定迷惑了中国方面，许景澄对拉度林的建议似乎没有及时向中国政府报告，而绅珂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也一直被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拖着不办，既不向恭亲王汇报，也不愿给绅珂明确答复。正是在这种胶着情况下，德国方面开始酝酿使用其屡试不爽的手段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之后迫使中国政府承认。(13)但在究竟应该占领中国哪一个港口的问题上，德国外交部与海军部发生了分歧，故使计划一拖再拖。
    12月14日午后，正在北京旅行的前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因曾在三国干涉还辽过程中出力甚多，故恭亲王奕訢率庆亲王奕劻、翁同龢等总理衙门大臣齐集欢迎，现任德使绅珂陪同。巴兰德的谈话不外乎一般性的寒暄和应酬，而巴退之后绅珂单独留下与各位大臣的谈话则触及几项实质性内容，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重提德国欲在中国获得一个储煤站的问题，即翁同龢所说的“海澳泊舟”。(14)这也是绅珂第一次当面向恭亲王奕訢提出。绅珂表示，这一问题只是让与一个属于中国主权下的居留地或以租界方式给予一个适宜地点作为建立一个军港之用。绅珂还表示，德国在东亚海洋内实力的增强，只会对中国有好处。至于其他凡是可以考虑到的列强都不需一个军港，因为他们都已经有了。绅珂在谈话中故意没有指出德国期望的地点在何处，更没有提及官方的命令。尽管如此，恭亲王奕訢和各位大臣依然注意倾听，显然他们事先或许已经通过许景澄或总理衙门其他大臣的介绍，大致知道这件事，并准备了答案。庆亲王奕劻代表中国方面发言，他说德国的这个要求没有先例，中国政府如果接受了这个要求，毫无疑问会引起其他国家的仿效，提出类似的要求。这样，中国势将陷入一个极困难和危险的地位。恭亲王奕訢也在最后郑重表示，虽然中国政府对德国怀有深厚的友谊，但仍不能进行这样一个要求的谈判。(15)恭亲王的表态实际上拒绝了德国的要求。
    恭亲王的明确拒绝并没有打消德国政府的既定目标。12月29日，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与中国公使许景澄在柏林晤谈。马沙尔当面向许景澄重申德国的要求，理由依然不外是：“德兵船在华，已无埠不便，请中国或租或借，允划一地储煤、屯船，一护商利，一均东方大势。以后有事，得能出理，亦于中国有益，非有占地他意，请勿疑。”
    或许是已有先前与拉度林谈话的铺垫，许景澄从容答复马沙尔：“中国决不疑德国，允借德地，他国亦必仿效，恐致为难。”
    对许景澄的回答，马沙尔解释道：“英有香港，法有东京，德无之。且俄舰已有海口度冬矣。”
    许景澄继续解释：“俄系暂泊在水，不在陆。借地则失自主权。”
    马沙尔答：“可声明不碍中国管辖之权。”他还向许景澄解释说，德国的立场已令驻北京公使绅珂向总理衙门提出，但恐总理衙门各位大臣过虑，故再请贵使详达。
    许景澄将与马沙尔的晤谈当天电告国内，并表示“事甚棘手，候核示。”(16)希望国内能够制定一个万全之计。
    国内的指示姗姗来迟。
    1896年2月1日，许景澄往晤马沙尔，转告国内指示。许景澄说：总理衙门害怕中国如果满足了德国的愿望，其他各国可能也提出同样要求；对这些要求，中国因国势衰弱，必无法抵抗。他问马沙尔：如遇到这种情形，中国应持何种态度？
    马沙尔立刻反问：总理衙门在进行这些决策时想到了哪些国家？事实上，英国早已占有军港，俄国新近在胶州湾也得到了一个。还有哪个国家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呢？
    许景澄答称：胶州湾的让与只是暂时的。据他所知，一年为期。
    接着，马沙尔不无威胁地说：德国只要能在租借的基础上得到一个储煤站供几年之用，就已经心满意足。德国没有利用中国目前的软弱而仍采取友谊的协议方式，由此亦可特别证明德国对中国的友谊，虽然中国政府在许多不同的问题上不满足德国基于条约的要求，已足够使德国有理由采取武力行动。从这点上中国应该能看出德国怎样地对它友好；但中国政府也要相信，德国有坚强的决心要求一个储煤站，即使用租借的方式，因为比德国与中国关系更浅的国家都已经有了储煤站。德国不能改变这个决心。(17)
    马沙尔的强硬立场毕竟只是立场，在没有付诸行动的时候根本无法威胁中国的官僚体制。清政府的大员们继续以拖延战术婉拒德国请求，这在很大程度上迫使德国寻找新道路，或直接诉诸武力。而中国驻圣彼得堡公使馆的外交官竟然无意中帮了德国人的大忙，甚至可以说充当了德国人的帮凶。
    据德国驻圣彼得堡公使拉度林说，中国公使馆的一位外交官极机密地告诉他：根据他的意见，德国如果不运用“一点武力”就想让中国政府割让一个军事基地是不容易得到解决的。德国外交官如果仅仅依靠中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报告，结果只会不痛不痒地处理，而不会发生作用。这位中国外交官还向拉度林表示：“他本人怕热心主张这件事，因为他不愿被妄言者目为汉奸。”(18)而这个所谓的“中国同僚”就是此时担任中国公使馆参赞的德国人金楷理。关键时刻，金楷理站到了自己的祖国一边。
    寻求突破：交涉与交换
    中国外交官的奇怪言论无疑启发了德国人，而德国外交官及军事将领其实早就对中国政府无故拖延不耐烦。德国公使绅珂及在中国传教的德国主教安治泰屡次急切建议德国政府利用教案对中国动手，他们表示，如果德国政府迟迟不敢使用武力的话，德国在中国威信将受到严重损害，德国教会在那些传教士的威逼下甚至有可能重新回到法国人的保护怀抱。(19)至此，德国政府与总理衙门的柔性交涉基本中断，德国人在寻找新办法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1896年6月13日，李鸿章在参加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后离开俄国，顺访德国。德国对李鸿章到来寄予很大期待，给予隆重欢迎。抵达德国的第二天，德皇威廉二世接见李鸿章。6月27日，李鸿章如愿拜会德国老资格政治家俾斯麦，相谈甚欢。7月4日，结束对德国的访问，转赴荷兰。
    中国政府委派李鸿章顺访德国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争取德国同意，调整海关税率，增加中国政府财政收入。而德国政府更是期待李鸿章的来访，能够满足德国的要求，促动中国政府割让一个海军基地给德国。双方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勇的外交角力。
    李鸿章的谈判对手是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他们二人在李鸿章访问德国的最初几天里有过两次政治性的长谈，每次都达数小时；谈话内容非常广泛，全面涉及中德邦交，如怎样根据最近东亚发生的事情来调整邦交问题。
    或许是在圣彼得堡时听了俄国人先入为主的介绍，李鸿章对德国参与三国干涉还辽的事情表示了适度的感谢，他所保留的意见是，德国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初，更多的是同情日本而不太同情中国，所以采取一种消极态度。其次，在三国干涉还辽过程中，俄国本来想做到无偿归还，而德国却提出要中国向日本支付三千万两“赎辽费”。
    对于李鸿章的这些不满，马沙尔进行了辩解。关于前者，即德国在战争之初的消极态度，马沙尔认为主要应归咎于英国最先采取一个绝对漠视的政策，虽然英国在东亚拥有最大利益；至于后者，马沙尔认为，这显然是俄国人的一种外交手段，只是期望中国更多地感激俄国。事实上，如果没有德国的参与，日本决不会在辽东问题上让步。
    李鸿章的真实目的并不是追究德国政府的责任，他只是在利用这种道义上的指责为其谈判服务。他向马沙尔指出，他可以相信马沙尔的解释，即三千万两赎辽费并不是德国单方面的主张，但是，这三千万两赔款，在中国已经必须支付二亿两赔款之后，对中国来说实在是一个不堪忍受的负担。中国海关大部分税收已经被中国政府前后在俄、法、英、德等国筹措的借款所吸收，而且还须继续借款以弥补大量支出。如果列强不许中国增加关税，中国必定在财政上破产。到现在为止，中国对一切国家只征收最低的税率，即从价百分之五。但这方面的条约诺言是三十多年前在刺刀威吓下从中国勒索而来的。再者，按当时的汇兑率，一金镑合银三两，而现在已接近六两。既然因银价下降，当时规定的税则金价实际上已降低一半，现在中国要求按照银价下落以提高税率，也就是说，税率加倍，是完全合理的。李鸿章终于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对于李鸿章提出增加税率的要求，马沙尔并不急于同意。他指出，银价的低落对德国出口商也是一个严重损失。如果中国想提出一个足以大大恶化德国出口商地位的新条约，这样的条约必将遭到德国议会的拒绝。不过，马沙尔对此也留有余地地表示：他不愿就这件事立刻说“否”。因为如果中国政府真正要德国作一个如关税加倍这样的重要让步，那么接着的问题就是中国将为此提供些什么？马沙尔快接近问题的实质了。
    马沙尔坦率告诉李鸿章，德国在辽东问题上的态度不是孤立的政治行动。他起因于德国将来想在东亚执行，并且也是德国在一切列强中所首先阐明的原则，即维持东亚均势及中国完整。基于这个原则，德国反对日本在中国大陆谋取占领，所以参与干涉还辽。这个原则是德国既定政策，当然首先考虑到德国本身利益，维持这些利益需要东亚均势。不过从中国立场看，中国也需要一个欧洲大国出面保护中国最迫切的利益，而这个欧洲大国无疑只有德国。因为德国特别重视维持并促进对华经济关系，过去的经历充分证明了德国大公无私。但如果作为中德东亚利益的自然代表者及保护者的德国海军没有一个巩固基地，德国的这个政策势必无法长期执行。所以，占有一个军港乃德国所绝对必需。德国必须在中国领海内占有一个拥有宽畅海港且其附近能设立一个储煤站并建筑船坞及要塞的军港。马沙尔格外强调，中国政府必须认清，如果拒绝德国这个要求，因此迫使德国完全以自己的利益为行动准绳，中国并不能因此而改善自己的地位。马沙尔终于明白地重提德国要求了。
    对于德国的要求，中国政府预设底牌似乎只有一个，即中国政府答应了德国的要求，其他国家势必仿效。于是李鸿章仍按照这个预设方案答复马沙尔。这个预设的方案对于德国来说一点都不新鲜，自从德国提出这一要求以来，中国官方的所有解释都是这句话。于是马沙尔反驳道：俄国已利用斡旋辽东问题在中国获取特殊报酬，让其舰队停泊在胶州湾内。
    俄国军舰停泊胶州湾确乎为事实，但这一问题的真实意思似乎也不是德国所想象的那样。李鸿章激动地辩解：俄国对于胶州湾绝对没有任何权力。中国只是把胶州湾暂时供俄国舰队使用几个月。至于俄国利用斡旋辽东问题获取特殊利益，李鸿章表示绝无此事。
    马沙尔闻言表示：恰像俄国一样，德国亦不要求为斡旋辽东问题而获得报酬，现在的问题纯粹是履行一个为促进德国对华贸易及贯彻德国在辽东问题中开始的东亚政策所必需的要求。马沙尔告诫李鸿章：中国政府必须认清，允许德国军港的要求比拒绝该要求致使德国继续执行其迄今为止的东亚政策是否更为有利。
    李鸿章承认，马沙尔的陈述或许是正确的。对于中国来说，出让这样一个基地的坏处，不如保持与德国友好的好处来得大。他还含糊地告诉马沙尔：他个人在北京已经为德国的要求斡旋，且将继续代为斡旋；不过，他也想知道德国是否将更积极地支援中国？
    马沙尔答道：在这方面人民的利益也许比任何书面的协定更有力。当德国通过一个军港的占有，贸易的增加，以及德国资本参加到中国铁路及其他事业中去而使德国人民对维持中国完整产生了进一步利害关系之感的时候，德国显然将努力维持并保护这个利害关系。
    李鸿章表示，用这个理由，他或许将能在中国引起最大效果。他要求马沙尔更清楚地再强调一下这个意思。他表示将以同样的意思报告北京。
    马沙尔答应了李鸿章的请求，不过马沙尔也承认，对于刚刚结束不幸战争的中国来说，要求它放弃一块领土极为困难。因此在让与的方式上，他表示可以再作讨论。如果中国租给德国一个海港，连同为建筑船坞与储煤站所必要的土地，以五十年为期，在这个基础上双方或许能够达成一个谅解。
    李鸿章表示，他也认为这个谅解是可能的，他将尽一切力量使这个谅解能够达成。(20)
    德国自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说服了李鸿章，至少是在中国政府内部打下了一个楔子。其实，对于德国割让或租借一个军事港口的要求，李鸿章并不表示认同，他除了含糊应付马沙尔外，并没有对德国人作出任何实质性承诺。(21)
    锁定胶州湾
    李鸿章的含糊表态激起了德国人的信念，同年8月，德国海军部派遣海军提督蒂尔匹兹到远东担任德国驻华舰队司令。蒂尔匹兹在中国沿海一带进行仔细勘察，认为胶州湾最适宜于建立德国的海军基地。其优点在于，胶州湾有良好的军舰停泊场所，易于设防。并且所费不多，因为胶州湾附近有煤田，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胶州湾的气候适宜于欧洲人。(22)
    曾任德国驻天津领事及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回国休假时，应德国海军司令克诺尔要求，当面谈了胶州湾的状况，并归纳出七大优点：1、它的位置便于控制整个的中国北部，而不仅便于控制山东；2、它适宜于修筑船坞和码头，因为它离扬子江并不远；3、它有能够开发的富饶的腹地，有煤，有铁，还有其他足资开采的矿产；4、交通路线已有一部分，另一部分也易于修筑。胶州堪为一条到达北京的铁路的良好终点；5、它的居民的体力和智力都是全中国最优秀的；6、气候完全适宜于欧洲人居住；7、港内挖泥挖到足够的深度，也没有困难，因为土地到处都含有软土；只要黄河中大量泥沙土被带至北直隶湾内，此处就无须顾虑新泥沙的淤积。德璀琳的结论是：“胶州湾极值得德国争取”。
    作为多年的中国政府雇员，在德国政府看来，德璀琳无疑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通”。所以他的意见也就很容易被重视。至于德国人一直迟迟不敢动手的原因，也即马沙尔曾当面指责李鸿章将胶州湾交给俄国军舰使用的问题，德璀琳也向克诺尔作了解释。他认为，今冬俄国人也许曾经得到胶州湾作为它的海军过冬港，另外因为它的船只时常出入该港，所以会装得好像它就是该湾的主人，但至于说该湾已经割让给俄国，则尚谈不到。德璀琳表示，他曾经得到权威人士最可靠的相反保证。所以，德璀琳依然建议德国政府应该毫不犹豫地取得胶州湾。
    至于国际方面，德璀琳认为，一旦德国取得胶州湾，英国方面将不会有什么为难；因为英德在华利益是一致的，英国将欢迎德国增加其在华北的势力并反对俄国势力。相反地，俄国势难同意胶州湾的割让，至少在中国没有割让给它同样好的停泊处，如大连湾之前。鉴于此，德璀琳建议，德国驻北京公使应继续努力以取得胶州湾及其附近地区的割让为目的；但如果遇到强烈的抵抗时，就不应该反对使用租借土地的方式，这个租借应该包括船坞、码头及商务企业所需用的土地，并应要求开放胶州湾。
    根据德璀琳的意见，因为德国对中国和对自己最有利的，就是避免一切足以进一步动摇目前中国不稳定状态的行动，所以不应过分坚持中国直接割让土地，放弃领土主权；相反，德国必须努力使中国政府产生一个德国正在支持它的印象。这就需要组织德国的企业和资金大量到中国投资。(23)
    在此前后，德璀琳在与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的会晤中，也曾竭力劝说德国政府放弃攫取中国领土之意，而只作“道义的取得”，例如铁路特权等。德璀琳提出的理由是：设防这样一个占领区域，将使德国作出极大牺牲，并且以保卫它去对付其他列强。无论如何，就是对付日本，也是困难的。再者，以强硬手段取得领土只能在牺牲德国威信前提下实现，德国一向所标榜的大公无私，势将在中国和列强之中发生疑问。(24)
    德璀琳的分析和建议对于德国政府后来的决策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设法获取胶州湾的步骤由此加速。按照德璀琳的建议以及德国政府内定方案，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用和平的办法将胶州湾割让给德国。其次，采取土地租借方式。最下策方是动用武力占领，造成既成事实，然后迫使中国政府接受。德国之所以按照这一程序行事，主要地还是不想因此破坏中德之间的关系，更不想由此严重影响两国之间日益增长着的贸易往来。然而，中国政府的拖延战术不仅惹恼了德国政府中一些强硬派，甚至使中国政府在一线交涉的外交官感到为难和难堪，从而导致这些外交官帮助德国设法制服自己的政府。这真是中国官僚体制的悲哀。
    11月18日，经常对拉度林表示“很尊重德国，并愿德国势力在中国发展”的中国公使许景澄特派公使馆参事金楷理往访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拉度林，并“极机密地通知”拉度林说：德璀琳“只作道义的取得”的建议并不可取，因为“中国人绝对不会懂得这种思想方法，道义取得的观念对于他们是绝对陌生的，只有武力才是他们唯一能懂的语言。”(25)如果德国不干脆地取得它所希望或需要的，中国人只会把它当做是一种软弱的表示，而决不会认为是崇高的大公无私的证据。中国人总是只依照他们的利益而行动，他们可以对德国公司照样作许多许诺，并给予特权；但一旦当他们觉得这是违反他们的利益，或另一个列强对他们提供更有利的条件时，他们立刻背信食言，甚至于毫不以为是不好。
    根据多年来对中国事务的了解，金楷理还告诉拉度林：俄国人掌握了对付中国人的唯一正确方法。首先，俄国人从中国人手中取得帕米尔，从而显示其力量。接着，俄国人又用怀柔的方法，将日本占领的辽东半岛退还给中国。现在俄国人又取得了穿越满洲全境的铁路，这就等于征服了中国的整个东北，实际上是将日本人退还给中国的东西，原封不动拿到了自己手里。俄国人表示了他们能够随意支配及处理一切的能力，这反而折服了中国人。金楷理据此表示，如果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在中国取得任何东西的德国还要顾及中国，则德国在远东的威信将只会下降，中国决不会因此而感激。金楷理向德国政府提出的忠告是：要在中国取得一个巩固的、并受人尊敬的地位，只有一个办法：干脆地攘夺一个合适的海口据为己有。
    金楷理明白建议先发制人占领这样一个海港作为储煤站与海军基地，然后迫使中国政府加以租赁，随便付些租费。只有用这样的方法，德国才能在中国得到俄、法或英同样的地位。在中国人的眼里，德国驻北京公使一年前在提出取得问题时的那种温和的方式，决不足以达到目的。金楷理坦率表示，他以“德人资格”对拉度林所说的这些话，“完全与他中国官员的职务相符合”，这样的占领不仅于德国有利，“而且对中国本身也有利，因为中国所遇到其他列强的贪得无厌将因德国海军力量的存在，远东均势的维持而得到保障。”为求做到这点，故必须有一个船只能自由停泊和自由行动的海港，而且德国商业能从这个海港得到保护。金楷理对拉度林表示，他今天所说的这些意思，中国公使许景澄完全明白，但是许景澄“没有勇气照这个意思在北京方面去做”。
    金楷理此行是否获得了许景澄的授权，他的这番言辞是否能够代表许景澄？我们还没有更直接的材料可以证明。(26)不过，金楷理的谈话和种种暗示，明显使拉度林觉得他是受到许景澄的委托或特派，肯定能代表许景澄的意思，至少是部分意思。于是，根据这一情报得出的必然结论只能是：德国“只有不顾一切来保护德国商业利益的方法才是惟一正确的方法”。所以，德皇威廉二世看到这里情不自禁地表示：“好，所以要前进。”(27)
    至此，德国“不顾一切”夺取胶州湾作为海军基地的战略目标更加明晰，剩下的就是机遇，就是时机，以及中国政府如何应对。
    胶州湾事件改变了甲午战后中国历史进程，特别是德国人用暴力取得，太让中国政府觉得没有面子，因而中国在德国军队占领后进行艰难交涉，希望德国顾及两国关系大局撤退军队从容交涉。但是德国政府并不愿意这样做，而是按照既定方针先斩后奏，占住再说，逼迫中国政府逐一让步。中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接受德国政府要挟，将胶州湾作为一个比较纯粹的商业事务去处理。无奈，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日本政府一直对德国参与“三国干涉还辽”心存嫉恨，眼见胶州湾成为德国的军事基地，日本人如何能静心看到底？于是，因胶州湾事件引发的外交危机全面爆发，刚刚好转的中国政治又进入一个多事之秋。
    注释：
    ①《外交大臣马沙尔男爵致海军大臣何尔门、海军副提督参事克莱孟脱草稿》(1895年3月11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87页。
    ②③④《海军大臣何尔门、海军副提督致外交大臣马沙尔男爵公文》(1895年4月17日)；《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致外交大臣马沙尔男爵电》(1895年9月1日)；《外交大臣马沙尔男爵上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电》(1895年9月2日)；《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一)，第89—92页；第93—94页；第95页。
    ⑤何伦洛熙，《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译作“何亨洛”。
    ⑥⑦⑨《外交副大臣罗登汉男爵的记录》(1895年9月9日)；《外交副大臣罗登汉男爵致驻北京公使绅珂男爵》(1895年9月15日)；《外交大臣马沙尔男爵致驻圣彼得堡大使拉度林公爵》(1895年10月25日)；《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一)，第96—97页；第97页；第99页。
    ⑧[美]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405页。
    ⑩(12)(15)《驻圣彼得堡大使拉度林公爵上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公文》(1895年10月29日)；《驻北京公使绅珂男爵致外部电》(1895年10月29日)；《驻北京公使绅珂男爵上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电》(1895年12月15日)；《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一)，第100—101页；第102页；第105页。
    (11)(14)《翁同龢日记》(五)，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844页；第2858页。
    (13)绅珂11月30日致德国外部电说：“倘使我们先占领而后谈判，则其成功当更为可靠。”见《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一)，第103页。
    (16)《许文肃公遗稿》卷十，第22页。
    (17)(18)(19)《外交大臣马沙尔男爵致驻北京公使绅珂男爵电》(1896年2月1日)；《驻圣彼得堡大使拉度林公爵上德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电》(1896年2月15日)；《外交部参事克莱孟脱的记录》(1896年3月18日)；《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一)，第105—106页；第106页；第108页。
    (20)(22)《外交大臣马沙尔男爵的记录》(1896年6月19日)；《驻北京公使海靖男爵上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公文》(1896年8月22日)；《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一)，第109—115页；第116—117页。
    (21)[英]菲利普·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1894-1900)》，胡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79—180页。
    (23)(24)《海军司令克诺尔的记录》(1896年11月9日)；《驻圣彼得堡大使拉度林公爵上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公文》(1896年11月19日)；《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一)，第118—119页；第121页。
    (25)按照德皇威廉二世在此处的批注，德璀琳在向德国方面陈述“道义的取得”的同时并不彻底排斥武力的获取，德璀琳在谒见德皇的时候就曾明确无误地这样表示过。参见《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一)，第123页。
    (26)德国首相何伦洛熙1896年11月23日写给威廉二世的报告中提及拉度林当天有两个报告送给他，据称是“根据该处中国公使关于目前情况的极机密的情报”，拉度林11月21日的电报据说是根据许景澄的电话归纳的，主要涉及阻止德国特使李培脱上校来华为中国皇帝递赠黑鹰勋章，以为在中国对德国尚没有任何具体的友好行动之前就赠给中国皇帝一个勋章，将被对方认为是一种不可了解的逢迎或软弱，“不顾一切地占领一个合适的海港——对此俄皇也不反对——倒似对华人是很自然的，甚至他们还将认为这是德国对他们的一种保护，足以抵消其他列强对中国的过份的监督。”见《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一)，第124页。
    (27)《驻圣彼得堡大使拉度林公爵上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公文》(1896年11月19日)，《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一)，第121—123页。

（转引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沪)2013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