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编译社与近代日本在华舆论操纵活动

许金生

发布时间：2014-6-22

    摘要：针对“五四”运动前后出现的“排日”浪潮，日本驻华北军司令部在陆军省、外务省和日本企业的大力支持下，1920年2月在天津成立通信社——天津编译社，作为军方操纵舆论的秘密机关。根据军方制定的经营方针，编译社每天向当地及北京等处报社提供大量有利于日本的新闻稿，通过私下提供赞助等手段使其刊登，试图以此操纵舆论为日本侵略政策辩护，平息中国民众的“排日”情绪。天津编译社的活动是近代日军对华宣传战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华北驻屯军/宣传战/舆论操纵/通讯社/近代中日关系

    20世纪初期，是中国政治舞台风云变幻剧烈之时，也是世界列强在华争夺霸权钩心斗角愈发激烈之际；而从近代中国新闻发展史来看，亦是近代中国报纸空前活跃发达之季。对于民智渐开的国人来说，报刊所发挥的宣传作用正在日益彰显。列强们对于舆论这一无形的武器，都十分看重，无不想方设法以各种形式来操纵中国的舆论工具，混淆是非，造谣惑众，挑拨离间，为自身的利益代言，为本国的侵略政策辩护。近代日本政府在此方面虽然落后于西方列强，但至迟在甲午战争之际就开始了有组织的舆论操纵活动①，并且渐趋常态化。
    在此方面日本外务省活动最早最频繁②，军方则紧随其后。对于日本军方在华实施的舆论操纵活动，已有论文以20世纪20年代前后为中心，考察日军在天津实施的宣传战。③“五四”运动前，天津地位特殊，是中国北方的新闻中心。④因此，这一选题对解析近代日本在我国北方展开的宣传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过，对于近代日本在天津的舆论操纵活动，可能是受史料稀缺的制约，国内相关专题研究并未给予充分关注。⑤另外，即使是上述相关研究，着力论述的也只是日军资助出版天津英文报纸China Advertiser(中文名《公闻报》)的背景和过程，对于日军建立的另一个报纸操纵机关——天津编译社的考察则集中在其任务和成果介绍上，留下诸多疑问。
    尽管都是日军用来进行宣传战的工具，China Advertiser只是一份英文报纸，天津编译社才是其大力扶持用以操纵相关报纸的专业机构，两者的功能和受众等大有不同。天津编译社是如何成立的？直接导致其出笼的背景是什么？有何经营方针和任务？日军是如何通过它操纵相关报刊的？受操纵的报刊与日方是什么关系？操纵的结果如何？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准备借助日本方面保存下来的原始档案，围绕以上问题展开探讨，从一个侧面揭开近代日本军方在我国进行宣传战的内幕，同时，希望藉此为相关新闻史的研究添砖加瓦。
    编译社成立的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旧的世界体系瓦解，新的世界秩序即将形成，在进行战争的同时，各国以及各种政治势力利用舆论工具，抢夺舆论阵地，开展宣传战。此间，由于发生辰丸事件，更由于日本趁机强占青岛，并且提出“二十一条”，激起中国人民的义愤，社会舆论逐渐出现“排日”指向。面对此形势，日本政府不仅不反省，反而归咎于欧美，认为是欧美利用中国的舆论工具煽动所致。
    日本自1901年起在京津地区长期驻兵，称“华北驻屯军”(又称“天津驻屯军”等，以下简称“驻屯军”)。该驻军在负责保护日本在华相关“权益”的同时，也承担收集各种情报、研究时局变化的重任。中国的舆论动向自然也是其重点关注的对象。至迟从1905年开始，驻屯军参谋部就翻译大量中国报刊文章，定期向陆军省报告。作为日军在华第一线机关，驻屯军对华各种形势的变化，反应尤其敏感迅速。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金谷范三1918年6月出任驻屯军司令时，正值中国“排日”情绪高涨之际，了解“排日”的起因和采取对策成为其主要课题。经过频繁跟中国朝野人士交往，收集各方面信息，他认为“中国一般民众的对日感情，与在华英美人的离间中伤互为因果，令人甚为忧虑”。而“离间中伤”的工具正是媒体。“研究其方策的结果，相信逆用阻碍亲善的原动力，即怀柔、操纵新闻记者是捷径。”
    于是他主动“实验性地”宴请《京津泰晤士报》中文部《大公报》《益世报》《天津日日新闻》《时闻报》等报社记者或负责人。通过如此多次往来，他觉得效果明显，“天津中国舆论机关稍许缓和态度，显示出亲日倾向”。据此经验，他认为“作为能够取得日华亲善之结果的方法之一，就是继续怀柔并且操纵天津的中国新闻记者”。于是在1919年3月写下《有关操纵天津中国新闻记者的意见》⑥，上呈陆军大臣田中义一，在说明以上情况后，要求增加“机密费”，用来怀柔天津的中国记者，操纵舆论。
    对于这样做的理由，他的解释是中国报纸在引导社会舆论方面作用巨大。因为“一般民众知识尚低。现在的读者处于这样的状态：没有适当批判咀嚼报刊报道论说的能力，只是麻木相信它们”。因此“愈发深深痛切感受到报纸给予国家社会善恶之影响”。中国记者容易利用则是第二个理由。因为他们“眼界狭窄，无见识和抱负”“迎合俗论”，在排日问题上人云亦云，“由于日本当局没有任何可说明其讹传的机关，英美人等更加肆意施展离间日华之策”。因此，日本当局应该占领这一阵地，充分怀柔利用记者。至于选择天津，是因为“天津是中国屈指可数的贸易港，而且中国朝野显赫人士多数居住于此”。“天津是中国具有特别重要价值的都市，相信这样做十分有意义。”
    有关操纵方法，金谷的设想是在天津成立一个多家报社记者参加的亲日“记者团”，以此为活动平台接近和笼络记者，给一些报社提供赞助以便操纵。对于活动经费，金谷希望1920年度能获得两万日元⑦，其中五千日元用于对付年内突发事件，其他用于操纵京津《时报》中文部、《大公报》、《益世报》、《天津日日新闻》、《时闻报》五报社，每报社预计三千日元。驻屯军每个月都有用来进行秘密情报谋略活动的固定开支，曰“机密费”。操纵记者则属于新设项目，过去的开销中无此列项，靠现有的“机密费”“根本无法达到目的”，3月正是陆军省决定下一年度经费之时，因此他向陆军省“请求紧急批准”。
    陆军省4月答复同意该年度增加五千日元用于“操纵中国新闻记者”。当时驻屯军的“机密费”每月约三千日元⑧，即使是关东军每月在整个东北地区的“机密费”也就五千日元⑨。如此看来，陆军省还是大力支持这一工作的。但这一数额与实际需要相差甚远，显然影响到了操纵计划的实施。
    几乎就在同时，“五四”运动爆发，抵制日货浪潮席卷全国。针对这一形势，日军参谋本部于6月10日向政府呈交报告《需要迅速平息排斥日货》⑩，认为此次运动有英美人的煽动和支持，其特点是组织性强，而且具有政治色彩，中国政府虽镇压多次但收效甚微，如果日本政府放任不管会十分危险，将使日本“帝国权威和势力失坠，更使英美人徒占渔人之利。走错一步最终难保不步俄国之覆辙”。因此，必须出兵胁迫中国政府加强镇压，并且对华展开宣传战。报告认为“通过操纵报刊、唤起舆论及实行怀柔政策在此时此刻更能使人自觉到日华共存的重要”。
    不过，如何进行宣传战，参谋本部并没有拿出具体方案。面对愈发剧烈的“排日”形势，金谷更期望实施其计划，7月20日再次上书陆军省，提出了解决操纵经费不足的方法，即“官民一致操纵中国报纸”。其报告说：“有关操纵中国报纸之事正在着实进行准备工作，研究种种方法，但是，排日运动激烈，仅靠军方的力量和经费难以充分应对时局的变化，如果放任下去则帝国将蒙受巨大打击。因此希望与总领事(?)协商，说服当地有实力的各家公司，官民步调一致操纵中国报纸，致力于缓和排日运动。”(11)
    由此可知，金谷是想借力于日本外交部门和民间企业。报告的“总领事”后面有问号，可能是具体跟哪一级外交部门商洽还未确定。至于正在做什么准备、打算说服哪些日资公司、如何一致操纵，报告没有提及。此时的“排日”形势与年初相比已经大变，不可能公开成立亲日“记者团”。因此，其活动应该就是筹办舆论操纵机关。
    不过，金谷未能遂愿就在7月底被调回参谋本部，其继任者南次郎则继续推动了这一工作。1919年底“操纵”之事有了实质进展，驻屯军与日本驻北京公使小幡酉吉、驻天津总领事船津辰一郎就如何操纵天津报纸达成协议。协议认为需要对报纸进行操纵，“在天津进行报纸操纵的主旨”是，“使有影响的中国报纸及日本人经营的英文报纸不登载对日本不利的报道，同时积极明确我国的立场，并且进行必要的宣传”。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与对我国具有好意的若干报纸结为密切关系最为有效”。协议决定选择天津的《大公报》、《时闻报》、《天津日日新闻》、《民强报》、《通俗白话报》、中一通信、北方通信及英文报纸China Advertiser作为操纵对象。“为了实现以上主旨，需要成立操纵机关”。此机关便是“天津编译社”。
    协议决定编译社设于日本租界民房内，“注意不得暴露与日本官方的关系”，主要工作，一是向中国报纸及通讯社提供特殊消息及材料。具体是：(1)收集和编辑宣传材料；(2)翻译日文报道；(3)誊写并且发送通讯稿。二是以檄文宣言等形式进行必要的宣传。(12)
    这样，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筹备，在驻屯军两任司令，尤其是金谷范三的强力推动下，一个在华专门用来进行宣传战的军方特殊机构终于告成。
    编译社的概况与操纵活动
    根据以上协议，1920年2月“编译社作为中国驻屯军的机关”在天津日本租界花园街(同年11月迁至石山街协昌里)开张。司令部翻译中岛比多吉任“主干”(即负责人)，同时聘请黎元洪秘书刘钟秀等担任编辑兼翻译。负责编辑和翻译等的人员开始时7人，最多时10余人，多为日本人，“以军方关系者构成中坚”，如会计出纳、誊写员等均为军方雇员。
    军方为编译社制定的方针是：“操纵中国报纸，谋求扑灭排日报道，同时登载对日本有利的新闻，促进亲日倾向，以期我国对华政策的圆满进行。”
    编译社承担的具体宣传任务是：“(1)阐明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态度，并且为其立场辩护。(2)日本出兵西伯利亚的真正意义，解释日军的态度。(3)宣传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危险性和俄国共产社会的惨状。(4)揭露和防止俄国过激派政府的世界阴谋，对日本、中国的阴谋。(5)详细报道华盛顿会议真相，阐明日本的态度。(6)介绍印度的现状与民族复兴运动的真相。(7)揭露列强在中国的野心与英美排日活动。(8)说明日本近年在中国政策，尤其是直奉战争上的绝对不干涉主义、严正中立的态度。(9)日本官方和民间尽力于华北旱灾救济事业的实况报道。(10)说明间岛事件的真相。”以上(1)(2)(5)(8)(10)都在为日本的侵略政策和行为辩护，(3)(4)意在丑化苏联和社会主义，(7)旨在将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矛头转向英美。总之，所有的宣传，就像天津总领事吉田茂(1922.3-1925.10在任)所言，是“一心致力于对抗排日运动的宣传”(13)。
    编译社主要通过给相关报社提供新闻稿来达到以上目的。其稿件内容主要取自日本国内外报纸、书刊中适合用来宣传的材料，在此基础上再结合从驻屯军和天津总领事馆那里获得的情报编写。新闻稿分为“号外”和“普通号”两种。重要的宣传稿和长篇连载的报道归入“号外”，普通的短篇新闻则归入“普通号”。
    对于保密工作和宣传手法，编译社极其重视。因为读者一旦知道这些新闻稿的来源，其宣传效果必定适得其反。这样，“有关宣传手法，极其隐蔽秘密进行至关重要。因此，在与相关报社联系时，是由编译社主干与报社经营者秘密协调，新闻稿是作为相关报社自己采访到的新闻登载”，“特别注意不使读者嗅到气味，感到是日本的宣传文章”。
    如事先协议的那样，《天津日日新闻》、《大公报》、《时闻报》、《民强报》、《通俗白话报》、中一通信、北方通信及China Advertiser成为其供稿对象。以上报纸和通讯社与日方大多有一些关系。据总领事船津1920年5月报告可知，《天津日日新闻》表面上为华人经营，实归日本总领事馆领导，“一向接受总领事馆的补助，被视为日本的机关报”，“是天津有力的中文报纸之一”。《大公报》当时“是当地最老的报纸，地盘坚固，总是持公平态度，深得世人信任”。其经营者王郅隆正面临经营困难。经过工作，据说王郅隆答应采用“特别希望登载的新闻”。《时闻报》虽是中国人经营，但印刷机是驻屯军提供的，“约定无论由我方提供的新闻稿如何都大胆登载，是有力的中文报纸，属于将来应该利用的主要报纸”。《民强报》是1918年办的一家小报，“对日本有好意，提供的新闻稿全部登载”。《通俗白话报》也是1918年办的，“在总领事的指导下，给予补助”(14)。China Advertiser 1914年由日本人创办，一度停刊后1919年10月起由驻屯军资助重新开业，“在英文报界有相当的权威”。北方通信社是由华人经营，每天给中国的报纸发送一两次通讯。中一通信社则背景不明。以上两社都接受日方的资助。
    作为采用新闻稿的回报，编译社对《时文报》《天津日日新报》和《民强报》是免费提供新闻纸，纸张由天津的三井物产赠送和王子制纸公司低价提供。每月具体作价是《时文报》245日元，《天津日日新报》345日元，《民强报》230日元。对《时闻报》则提供了5821个活字和一台机器(1300多日元)。给通讯社每月提供的是活动经费，北方通信社为200两金子。中一通信社为400两(其中50两是天津日本商业会议所提供的)。
    编译社的开支分运营费和“操纵费”两部分。从创立至1920年10月，驻屯军共支出两万九千多日元。其中日常运营费平均每月105日元，银369两。报社通讯社的操纵费，920日元用于购买新闻纸张赠与相关报社，200两用于补助北方通信社。以上每月支出合计日元1025元，银569两。(15)1921年全年总开支为23640日元，月均1970日元。1922年1月至9月总开支17550日元，月均1950日元。
    从成立到1922年9月，编译社两年零八个月的总开支达61430日元。这里面还没有算入天津总领事馆从1921年4月开始每月提供的200日元。(16)以上年均费用，几乎相等于驻屯军一年的“机密费”总和。当然，这些费用并非都来自军方。占总开支大半的新闻纸费用，基本上来自上述两家日资公司。动员日本民间企业参与进来是金谷当初的设想，从资金来源看，编译社确实是“官民一致操纵中国报纸”的产物。
    编译社创立后，南次郎希望总领事馆多提供材料用作通讯稿，同时也表示愿意与外务省合作进行这一“事业”，甚至可以把编译社逐渐移交给外务省。因为“今后由外务省将在各地的对华宣传机关统一起来，宣传效果将更大”(17)。
    早在编译社成立前，日本外务省就在上海成立了东方通讯社(18)，利用它发布对日有利的新闻稿，企图操纵舆论。1920年，东方通信社在天津设立分社，由天津总领事馆领导，对当地报纸实施舆论操纵。对于南次郎的建议，天津总领事船津欣然同意在东方通信社对外不变的前提下与编译社合并，他认为两社的目的相同，合并起来由中岛统一经营后，可以充分发挥各种资源，提高宣传效果。为此领事馆还每月资助编译社约两百日元。
    1920年10月外务省指示总领事馆与驻屯军共同出资经营编译社，扩大“事业”范围。驻屯军与总领事馆为此商定了“编译社事业扩张方案”(19)。其具体内容是：(1)工作时间原来是下午3点至晚上7点，现提前到下午1点开始，以适应工作量扩大需要。(2)主要采用外务省提供的材料散发给报社和通讯社。(3)编译社自己获得的情报需向驻屯军和总领事馆报告。(4)收购《大公报》。(5)费用方面，《大公报》的所有经营费由总领事馆负担，编译社的经营费用由总领事馆和驻屯军各负担一半。
    有关第(4)、(5)条，应该只是停留在纸上，未能实施。从10月以前驻屯军和领事馆的报告看，接受各种形状赞助的报社中没有《大公报》，说明它未接受赞助。另外，从1920年各报采用编译社新闻稿的数量看，《大公报》也是各社中最少的，不过十分之一左右(见表1)，这说明该报不是来稿照登，而是经过筛选，与编译社保持着距离。1921年后，《大公报》仍然是这样，如1921年3月编译社提供给各报的新闻稿为152份，该报仅采用11份，而其他报社基本上都在50份以上。1923年也是如此(见表2)。如果确实被日方收购控制，采用的稿件数量不可能不出现明显变化。
    1922年末，陆军省准备紧缩军费，由此影响到了对驻屯军“机密费”的预算。驻屯军决定从1923年4月开始停止资助编译社。总领事吉田茂得知此消息后曾上书外务大臣要求提供资金将此工作继续下去。其列举的主要理由是，编译社“经过数年的经验积累，与中文报纸之间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现在完全放弃不胜遗憾”。编译社的中岛“数年以来在中国政客间建立了地位，可谓通晓中国政情。并且一定能取得相当的成果。尤其是眼下政局至明年会至极混乱”，“此际更加痛感到此种机关存续的必要”。
    不过，外务省也在紧缩开支，更重要的是此时抵货运动已经退潮，“排日”舆论大为缓和，这使耗费巨资经营编译社的意义受到怀疑。在此情况下外务省没有接受吉田的建议。从1923年3月吉田给外务省的电文可以推断，编译社是该月关闭的。(20)从此，编译社从天津的舆论舞台上销声匿迹。
    尽管编译社关闭了，驻屯军和天津总领事馆并未停止舆论操纵活动。例如驻屯军1923年每月仍有“报纸操纵费”这项固定支出(21)，说明军方还在继续操纵China Advertiser这类报纸。
    操纵活动的“成果”
    对于编译社操纵中文报纸的情况，驻屯军每月都上报陆军省。据此类报告可知，编译社以“号外”和“普通号”发出的新闻稿数量巨大，从1920年2月至1923年3月(缺1922年10、11月)总数为5235份，而被采用登载于相关报纸者累计达12382份。(22)
    具体而言，1920年2月到12月底，编译社共提供新闻稿2210份，平均每月200份。登载于各报的累计4906份。表1是1920年4月每天的统计。该表显示编译社几乎每天都发出新闻稿，并且每天基本保持在10份以上，最多时一天达23份。被采用状况也不错，除一天零记录外，其他时间每天都有报刊刊登，各报登载的新闻稿加在一起日均20份以上。1921年编译社提供新闻稿1619份，月均135份，登载于各报的合计4752份。1922年编译社月均提供新闻稿115份。1923年则月均为70多份(见表2)。
    
    根据以上事实可知，无论是提供的稿件还是被采用的，1920年数量最多，以后均逐年下降。尽管如此，从总的状况来看，作为一项日常性工作，这几年无论是编译社提供的还是实际被采用的新闻稿，数量都十分可观。
    从接受编译社新闻稿的报社等数量看，驻屯军当初选定的是六家报社和两家通信社，但《通俗白话报》、中一通信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北方通信则是从4月才开始断断续续采用的。不过，后来也有一些报纸加入进来，即《济南日报》(1920年4月加入)、《北京顺天时报》(1920年5月加入)、《新民报》(1920年10月加入)、《太平洋报》(1921年11月加入)、《北方时报》(1922年8月加入)。以上报纸基本上都是日本人经营，接受日本外务省津贴，因此，参与进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它们的加入使编译社的影响由天津扩大到北京和济南，大大拓展了地域范围。
    尽管前后接受操纵的报纸不少，但是，除了《大公报》和《北京顺天时报》规模比较大，在中国民众中有一定市场外，其他报刊规模很小，读者十分有限，经营也不佳，《民强报》与《新民报》分别在1921年9月和12月停刊，《太平洋报》也在次年10月关停。这样，自始自终采用编译社新闻稿的只有《时闻报》、《天津日日新闻》、《大公报》。
    再看采用新闻稿的情况，各报大有差别，并且都是有选择地采用。以1920年4月为例，编译社共提供新闻稿314份，每天基本上都在10份以上，最多时一天24份。如果报纸的篇幅有限，如此数量的稿件足以填满各个主要版面。从实际情况看，这个月采用最多的是《民强报》，共219份，用得最少的是《大公报》，仅34份，与总量相比可谓微乎其微。从1920年一年的实施结果看，这种情况也基本相同，编译社提供的2210份稿件，《民强报》用得最多，达1476份，其次为《天津日日新闻》为1275份，《时闻报》也采用了一半以上的稿件，而《大公报》仅采用了173份。《大公报》曾被寄予厚望，日方甚至想收购它成为机关报。不过，其上述“表现”一定让日方十分失望。《大公报》采取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可能是经营者想为陷于困境的报社多留一个出路，只是象征性地采用一些新闻稿。这种敷衍一直持续到编译社关门(见表2)。
    
    对于编译社在“一心致力于对抗排日运动的宣传”上所发挥的效果，船津1920年5月给外务省的报告说：“作为天津的对华宣传机关具有相当的效果。”同年6月，他又在《天津的新闻操纵现状》这一报告中说：“虽然无法具体断定，但排日报纸正在注意我方操纵的新闻报道却是不争的事实，仅从这一点就可判断操纵的效果已经显现。今后随着排日热的冷却，可以预见发行的份数会增加，宣传的效果也更大。”(23)
    编译社在1922年11月编写的《宣传机关编译社概况》中对自身的总结性评价是，其新闻稿都“以缜密的准备和巧妙的意匠编辑”，“登载于此等各报纸上的宣传文章，均作为中国人自发性意见而被普遍相信”。“近来中国人对日感情正出现逐渐缓和的倾向，像《益世报》、《京津泰晤士报》那种英美系统的排日报纸，已经不如以前受欢迎。虽然有其他原因，但编译社的宣传也确实发挥了部分作用。”“过去散见于相关各报纸的排日报道被一扫而光，现在都正以亲日报道填补。”(24)
    以上评价实属自吹自擂。首先，受编译社操纵的报纸数量少影响范围小。据研究，“五四”运动前后天津出现的中外文报刊达90多种(25)，读者的选择余地很大，而受编译社操纵的不过数家，除了一两家以外都是小报，即使是《大公报》这一段时间也正处于经营最糟糕的时候，影响力跟以往不可同日而语。(26)加上其采用的新闻稿也极其有限，编译社难以通过它影响社会舆论。再者，从编译社发送的新闻稿数量和被采用数量来看，显然是连年下降，并且与其相关的报社不仅没能增加发行量，反而纷纷倒闭。这说明登载其新闻稿的报纸在读者中没有市场。出现这种状况，无疑是日方当事人对“排日”运动的起因、对中国报社以及读者的认识出现严重的误判所致。
    尽管如此，编译社毕竟在如此短时间内向社会发送了如此巨量的新闻稿，并且被一些报纸大量刊登。所谓谎言重复千遍也会成为真理，这种以极强的隐蔽形式学中国人的口气编写的“新闻”，造成的社会影响还是不容小觑的，应该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驻屯军预期的效果。
    结语
    20世纪初正处于日本对华宣传战变换手法之时，以往日本官方主要靠通过日本人直接在华办报操控舆论，但其弊端很明显，报纸经营者的身份容易引起中国人反感，结果是适得其反。日本外务省和军方对此弊端都有认识，于是看上了通讯社这一20世纪初叶才被介绍到中国的新式传播手段，转而通过办通讯社给相关报纸供稿而操纵舆论。这种躲在幕后借中国人的口说话的操纵方法欺骗性很强，获得的效果远甚于亲自办报。
    天津编译社正是这一变化的产物，而驻屯军高层的强力策划推动则是其出笼的直接动因。在国外操纵舆论为本国利益服务，通常属于外交机关的责职，军方插手未免有越职之嫌。驻屯军当初也有此认识，正如《宣传机关编译社概况》在说明该机构性质时所说，编译社“事业的性质上当然属于外交机关的任务”。驻屯军之所以急切地插手“外交机关的任务”，金谷司令之所以再三上书呼吁，积极筹划，完全是急于干预中国内政，保护日本在华利益。如前所述，参谋本部和金谷都做好了两手打算，一是宣传战，一是武力干涉。出兵事关重大，受制因素很多，而展开宣传战却是进行干预的捷径。这正是军方成立编译社的直接背景。
    从以上事实还可以看到，日本军方的操纵活动，受到了日本民间企业的支持，如果没有它们慷慨解囊，军方的活动很难启动，更难维持下去。因此，编译社也可视为近代日本以军方为主导，外交机构、民间企业紧密配合，三位一体“官民一致”对华进行宣传战的典型之例。
    注释：
    ①[日]大谷正：《“新聞操縦”から“対外宣伝”へ——明治·大正期の外務省対中国宣伝活動の变遷》，《メデイア史研究》メデイア史研究会1996年編，第72页。
    ②有关近代日本外务省的活动，请参见[日]大谷正《近代日本の対外宣伝》，研文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および朝鮮における日本外務省の‘新聞操縦’-1-1894年-1913年”《専修法学論集》，1992年版第55、56号。冯悦：《日本在华官方报：英文〈华北正报〉(1919-1930)研究》，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
    ③[日]森田貴子：《日本陸軍の中国における新聞操縦》，《東京大学日本史学研究室紀要》，東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文学部日本史学研究室2004年編印。
    ④(25)马艺主编：《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80、80页。
    ⑤例如，有关天津编译社，马艺主编《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基本没有相关论述，“附录3天津的通讯社”也未列入。日方的操纵活动涉及《大公报》，方汉奇等著的《〈大公报〉百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也没有提及此事。
    ⑥[日]“機密費增額ノ件”陸軍省軍事課，1919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亚洲历史资料中心：C03022477800。
    ⑦这一数额在现在看来微不足道，但必须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来判断。当时普通日本人的月薪为数十日元。例如1909年岐阜县小学教师的月薪大多在20日元以下，这样来看就属于巨额了。
    ⑧例如，驻屯军1923年4、7月的机密费分别为三千日元。[日]“機密費受払の件”支那駐屯軍司令官鈴木一馬，1923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亚洲历史资料中心：C03022613000。
    ⑨例如，关东军1919年第一期4月至6月的机密费为15000日元。[日]“機密費使用に関する件”陸軍省軍事課，1919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亚洲历史资料中心：C03022479700。
    ⑩[日]“支那ニ於テ日本商品同盟排斥一件”参謀本部，1919年。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亚洲历史资料中心：B11090279200。
    (11)[日]“官民一致して支那新聞操縦の件”支那駐屯軍司令官金谷範三，1919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亚洲历史资料中心：C03022462700。
    (12)(14)(17)(23)[日]“天津編訳社”1920年。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亚洲历史资料中心：B03040803400。
    (13)(16)(20)(24)[日]“天津編訳社”1921-1924年。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亚洲历史资料中心：B03040803600。
    (15)(19)[日]“天津編訳社/2編訳社事業拡張案”1920年。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亚洲历史资料中心：B03040803500。
    (18)详见[日]大谷正《“新聞操縦”から“対外宣伝”へ——明治·大正期の外務省対中国宣伝活動の変遷》，《メデイア史研究》メデイア史研究会編，1996年。
    (21)[日]“新聞操縦費収支の件”1924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亚洲历史资料中心：C03022665200。
    (22)[日]“天津編訳社”1921-1924年。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亚洲历史资料中心：B03040803600；“記事転載統計表の件”1923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亚洲历史资料中心：C03022621600、C03022621700、C03022621800、C03022621900。
    (26)参见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转引自：《江海学刊》(南京)2013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