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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С.米亚斯尼科夫院士谈俄藏清代文献
应中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教授的邀请，俄罗斯科学院院士В.С.米亚斯尼科夫先生于2004年4月21－26日对清史编纂委员会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在访问期间，В.С.米亚斯尼科夫院士与编译组负责人于沛教授及其他工作人员就俄藏清代档案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进行了座谈。
于沛：清朝是中国的一个断代，它的历史与中国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的历史都不同，因为这是在世界资本主义扩张及资本主义市场开始形成背景下的历史。清王朝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发生了非常频繁的、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我们纂修清史要具有世界眼光，要在宽阔的世界历史的背景中去认识它，这样才能对清朝历史有个完整、正确的认识，才能克服以往研究清史过程中出现的缺陷，才能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中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就是适应这一需要成立的。作为清史纂修的辅助工程，编译组的主要工作是提供纂修清史所需的外文文献档案。
与其他语种的文献档案相比，俄文文献资料是我们掌握得最多的外文档案。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近邻，中俄边界绵延几千公里，从清末开始，中国学者就开始致力于对邻国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俄、中苏关系在一段时期内也曾经是中国学者研究的重点。第二个原因是，二十世纪中期以后，中俄在政治、经济以及学术上有着重要的联系，在学术上，特别是在世界史方面，中国学者得到过苏联学者的很多帮助，如苏联教授培养了中国的第一批世界史学者。
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俄文资料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关于中俄、中苏关系史的学术著作；沙皇时期俄国来华人员的笔记、回忆录；俄罗斯档案馆自己整理的文件汇编；西方学者研究中俄关系史的著作等。在纂修清史过程中如何利用这几方面的俄文资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要任务，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俄国学者的帮助。请您谈谈如何更好的利用俄文档案。
В.С.米亚斯尼科夫：首先感谢你们邀请我到这里与专家学者们见面。清史纂修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正是在清朝时期，中国历史成为世界近代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清代中国与世界有着广泛的联系，这是一个复杂的时期，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俄国汉学在清朝时期开始发展，在这近二百年间，学者们主要致力于研究清代中国，因此俄罗斯一半以上的汉学著作是清史研究方面的。俄国汉学的奠基人俾丘林的著作，如研究清朝内部状况的《清朝国内与道德状况》，至今仍不失为重要的史料。到达中国的俄国人留下许多笔记，我曾经发表了康斯坦丁·斯卡奇科夫的日记《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的北京》。斯卡奇科夫是传教团成员，但不是神职人员，他每天读《京报》，和人们交谈，记下了当时北京对天平天国运动的看法。像这样的资料还有很多没有发表。
现在仍然有许多俄罗斯学者在研究清史问题，如多罗宁教授、伊帕托娃博士、萨莫依洛夫教授等。不久前出版的满语专家莉莉娅·卡列洛娃编辑的英语版《满文语法》，从现代语言学角度来解释满语语法，是第一部帮助欧洲汉学家研究满文史料的著作。70年代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是研究清史的经典著作。多罗宁博士的《17－18世纪清朝历史文献学》也是一部很好的著作，由圣彼得堡大学出版。著名清史专家费什蒙的著作《神话与现实：13－18世纪的中国在欧洲》主要介绍欧洲汉学家对于中国的看法。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编的多卷本《东方史》第三卷，研究16－18世纪中世纪与近代之交的东方，其中有很大的篇幅谈到清代中国。聂克林斯卡娅的《清朝服饰（17－20世纪初）》一书是典型的专题探究。北京传教团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关于这个问题下面会谈到。另外，中俄关系的研究占有很大比例，我们正在编辑《俄中关系》文件集汇编。我认为，如果不正确理解清代的俄中关系，两国就无法在今天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也不可能在未来开展更好的合作。
我会帮助你们获取必要的资料，但是现在在俄罗斯搜集资料很难，因为从前是国家出版图书，每年有统一的图书出版目录，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无法知道私人出版社出版图书的情况。
上个世纪50年代我来中国时，曾与刘大年教授达成协议，双方合作发表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后来由于两国关系破裂，这项工作没有开展，现在我们单独出版自己的汇编，第一卷已于1969年出版。我们想对班蒂什－卡缅斯基的《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7－1792）》进行增补，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百分之五十的资料。班蒂什－卡缅斯基当时是外交部档案馆馆长，这本书是在完稿一百年后才得以出版的，因为当时出书也很困难。有位19世纪的学者对该书进行了补充，增加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文件，但这部分资料没有出版，我认为再版时应该将这部分内容包括进去。我的导师斯卡奇科夫编写的《俄国汉学目录》于1960年出版，书中目录截止到1958年，我们现在想编第二卷，补充1958年至2000年的目录，包括英语著作目录。关于周边国家研究清史的著作，我曾经研究过耶稣会士，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得到意外的收获。
我现在想谈一下纂修清史的理论问题。齐赫文斯基的《中国近代史》采取通纪的形式，整个清史是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现在存在另外一种关于清朝历史分期的观点。我曾经在科学院世界史丘巴里扬教授的“欧洲与东方研究中心”工作过，我们的新书将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从清初到太平天国是清朝的第一个历史分期，这是传统的中国社会；太平天国起义后，中国社会开始迅速变化，因此太平天国起义是清朝历史的转折阶段，此后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
下面谈谈俄藏清代档案。
在俄罗斯形成了数量浩繁的关于中国的档案。这些档案种类繁多，并且被收藏在不同地方，其中有国家关系方面的档案，有到过中国的旅行家的游记，有外交官的出使报告，还有大量北京传教团留下的档案等等。最近十几年间，不少中国学者在俄罗斯档案馆查阅档案，但总的来讲，中国和西方学者对苏联时期的档案比较感兴趣，而查阅清代档案的仅有一两个人。
俄罗斯的档案馆分国家档案馆、地方档案馆和专门档案馆，其中最主要的是国家档案，有些地方档案馆也属于国家档案馆。
我们不久前进行了政府机关改革，改革波及到档案馆。从前，俄罗斯档案馆受联邦档案局管辖，归总统政局直属。档案局的地位很高，局长由一位副总理担任，相当于部长级。现在形势有所改变，取代联邦档案局的是联邦档案代办局，其地位有所降低，局长降为副部级，受文化部管辖。现任档案局局长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科兹洛夫，他也是历史学家。
这种变化的结果是，档案馆还保留着整理、收藏和利用档案的基本职能，但是国家对档案馆的拨款减少了，档案馆为了维持生存要自筹一部分资金。
档案馆的另一个职能是整理馆藏目录。我和国家档案馆经常打交道，了解他们的情况，他们存在很多问题，如需要增加新的收藏库、添加设备等等。研究清史的俄罗斯学者除了利用《清实录》、《东华录》等中文史料，也利用国内档案。
我们国家的档案馆之所以保存了大量关于清代中国和俄清关系的档案，是由两方面原因决定的。第一，在这一阶段，俄中外交关系开始建立和发展；第二，北京传教团在中国存在了200年。与其他传教团不同，俄国驻华传教团没有象天主教教士那样积极传教，他们只发展了少数中国教徒，而主要精力用于对中国的研究。传教团除了神职人员外，还有学习汉语、满语、藏语等其他语言的学生。他们在中国逗留的期限是10年，10年时间完全可以掌握汉语，所以，在传教团中间涌现出一大批著名汉学家和科学院成员，如闻名世界的俾丘林、瓦西里耶夫、卡法罗夫等人。由于他们是中国通，所以经常参与外交谈判、充当翻译等。传教团留下的资料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对清朝状况的描写，有许多日记，如前面提到的斯卡奇科夫关于太平天国的记述；第二部分涉及到外交关系。我想强调的是，北京传教团同时接受教会和科学院的双重管理，科学院与传教团的关系十分密切，它在一开始就为传教团制订了详细的科研计划。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是收藏有关清史档案最丰富的国家级别的档案馆。俄罗斯的档案工作人员总是说，在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可以找到你需要的一切，因为该档案馆的前身是帝俄外交部。班蒂什-卡缅斯基的《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一书，就是利用该馆的馆藏资料写成的。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的档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帝俄外交部档案，已被单独分离出去，现在保存的主要是17世纪到18世纪初的档案。那里有俄中关系档，还有蒙古档。蒙古在俄清关系中起过重要作用，第一批俄国来华使团是经过蒙古人的领地来到北京的，他们得到过蒙古人的帮助，因此，蒙古档值得重视。这两个全宗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利用。我们在出版《俄中关系（17-20世纪）》系列文件集时利用了这部分档案。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出版了《18世纪俄中关系》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但不准备继续出版第三卷，因为我的一位老师有一本书叫做《伊兹勃兰·特义杰斯中国旅行记》，书中利用了18世纪最后10年的档案。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还有一些个人档。在俄国有这样的传统，一些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和有钱人喜欢收藏古代资料，如他们生活在19世纪，但是却对16、17、18世纪的资料特别感兴趣。许多个人档，包括书信、笔记等都涉及清代中国的情况。我曾经在《远东问题》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格里洛夫医生北京来信》。格里洛夫是北京传教团的一名医生，他在写给一个大商人的信中描述了自己在中国的情况。书信数量不是很多，只有12封。很有意思的是，信中谈到，格里洛夫曾经从北京到山东泰山旅行，当他爬到山顶看到壮观的景象之后，激动之余，竟开始朗诵起普希金的诗。那时普希金还在世，他已经开始写关于中国的诗。
另一个对研究清史非常有帮助的收藏国家档案的档案馆是俄罗斯国家档案馆，档案馆分为莫斯科和彼得堡两部分。在莫斯科的档案馆叫十月革命档案馆，我在那里工作过，那里收藏有关于中国的档案，但是基本没有清代档案，因为馆藏档案的时间比较晚。在彼得堡的俄罗斯国家档案馆收藏着丰富的关于清朝的档案。为什么？因为彼得堡曾经是俄国首都、帝俄外交部和清政府驻俄国大使馆所在地。当然，有许多档案已被移至外交部档案馆，但是那里仍有许多关于中国使团在彼得堡的中文和满文档案。很不幸，原来这个档案馆坐落在涅瓦河沿岸的一座很好的大楼里，那里曾经是宗教事务管理局和枢密院所在地，现在政府决定把大楼收回，档案馆被迫要关闭、搬迁，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现任彼得堡市长曾经是副总理，分管档案事务，她很同情历史学家们，已经为档案馆选定了一座曾经是银行的大楼。银行大楼可以作为档案人员的工作室和阅览室，但保存档案需要特别的仓库，现在正在建新楼，建楼以及档案的整理、打包和上架最少要五年时间。
托木斯克、伊尔库次克、乌兰乌得、赤塔、哈巴罗夫斯克和海参崴等城市的地方档案十分重要。它们大多数是边境城市，因此它们的档案馆中存有很多关于俄清边界关系的档案。
在地方档案馆中，应该对伊尔库次克档案馆特别关注，因为那里曾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西伯利亚总督衙门所在地，北京传教团的许多书信是以它的名义发出的。
此外，还有小城市恰克图，那里收藏着一些报纸，如“恰克图报”，报道俄清贸易、清朝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其他消息。
顺便谈一下报纸资料。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许多关于19世纪俄国对华政策的文章。我曾经很好奇：他们从哪里得到了关于中国的信息？后来我到过英国牛津大学，看到了19世纪50年代的“泰晤士报”，原来史料来自于参加过克里木战争的英国船长们发表的材料。那时俄国与英国处于敌对状态，这些材料肯定对俄国没有什么好的评价，很遗憾，这些资料被我们的经典作家利用了。历史学家对报纸资料应该批判的对待。
下面谈谈专门档案。首先是帝俄外交部档案馆，它分为两部分，帝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和苏联时期的档案馆，分别坐落在莫斯科不同地点，属于外交司管辖。我们在两个档案馆都工作过，因为正在整理19世纪和20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帝俄外交部档案馆的档案在数量上是最丰富的，那里有俄国来华使团的档案，这个全宗叫做“中国科”，还有俄国驻华传教团活动的档案，其中包括关于清朝社会状况的报告。此外，还收藏着所有俄清之间的条约、协议。我们已经完成《俄中外交条约汇编》，包括从《尼布楚条约》到1916年间俄中两国的条约和协议。我本来想这次带来作为礼物送给你们，但是没有来得及，大概1-2个月后可以出版。这部汇编的特点是收录了条约的汉文、满文文本。除了条约外，还包括相关的整套文件，如议定书等。这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汇编。
日本学者柳泽明曾在帝俄档案馆工作了一年，发表了一些18世纪俄中关系方面的文章。我想说明的是，不只是俄国学者，外国学者也来查阅档案，从事相关问题的研究。
在圣彼得堡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档案馆——海军档案馆。不久前，档案馆副馆长刚刚完成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是“海军船长报告”。这些船长曾经经过亚洲各港口，从伊斯坦布尔一直到上海，他们的旅行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当时俄中关系比较正常。虽然他们不是专家，但是他们关于清帝国的观点比较新颖，并且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所见所闻的记述，在他们出发前，海军总部曾发给他们训令，像科学院发给北京传教团指令那样，指明他们到达哪个国家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等等。因此，那里有许多关于清朝内部状况的档案。
在圣彼得堡还有教会档案馆，当时由教会对北京传教团进行管理，这也是专门档案。但是，到那里查阅资料很困难。不过，彼得堡大学已经连续五年举行每年一次的题为“东正教在远东”的学术研讨会。会议由彼得堡大学与彼得堡神学院共同举办，会议报告公开出版。部分报告从不同角度研究北京传教团史，经常会提供新的资料。教会的一部分档案在莫斯科，分布在不同地方，主要在外交部档案馆。
彼得堡在清朝时期一直是俄国的首都。我想提醒清史专家们注意东方学所圣彼得堡分所手稿部，那里收藏着20余万份手稿，是无价之宝。手稿部收藏着18、19世纪的俄国汉学家、满学家等学者们搜集的资料。我的导师斯卡奇科夫在撰写《俄国汉学史略》时，主要利用了这部分资料。东方学所圣彼得堡分所与中国的大学和机构一直进行着积极合作。现在的所长是很优秀的汉学家波波娃，她懂汉语，并且经常到中国来。那里保存着俾丘林翻译的《资治通鉴纲目》手稿。上个世纪30年代，在我们的老师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领导下，就开始整理出版这部分手稿，这是一项很大的工作。现在我们想继续这项工作，但是人手不够。
我向你们公布一个重大的国家机密。我们的驻华使馆要在北京建立或者已经开始建设北京传教团博物馆，因为使馆的位置正好在从前北京传教团的驻所。东方学所圣彼得堡分所手稿部保存着各届传教团团长的画像，我们现在将画像复制后挂在使馆里。第一届传教团团长伊拉里昂葬在中国，但是现在不知道墓地在哪里。
还有一个重要藏点——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就是你们所知道的列宁图书馆。很遗憾，现在这个建筑正在修复，因此手稿部基本上关闭了。其中有一个康斯坦丁·安得列诺维奇·斯卡奇科夫部。斯卡奇科夫是传教士团团员，后来任领事，在中国呆了20年。我们只刊布了他的关于太平天国的日记，但这只是藏品中很小的一部分。例如他曾搜集关于天文学的资料，研究清代人掌握的天文学知识是怎样的。他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曾经发表中文文章，并准备写一本书，但是没有完成。他还关注清朝农业方面的资料，是继俾丘林之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第一人。斯卡奇科夫部的资料非常丰富，需要整理许多年。除了斯卡奇科夫部，还有其他藏品部。希望国家图书馆手稿部能够尽快开放。
于沛：谢谢院士。俄罗斯收藏的清代档案非常丰富，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各个档案馆的特点及其沿革勾勒得非常清楚，对档案整理的进展、已经出版的和即将出版的著作都进行了介绍，使我们在很短的时间获得了十分系统的、完整的、有价值的信息。再次表示感谢。
清史编纂工作需要十年左右，我们提供外文文献档案的工作相应也要十年。整理俄文文献档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相信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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