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早期中日交涉的原始记载

           ——中岛雄《往复文书目录》研究述略(下)

孔祥吉村 田雄二郎

原文出处：《福建论坛》2009年 5期

发布时间：2010年3月20

摘要：《往复文书目录》是日本外务省所存原始档册，由该国驻北京公使馆书记宫中岛雄编成，其内容包括1874至1899年总理衙门与日本公使馆彼此通讯的目录。本文阐述了该档册编写缘起，揭示其史料价值在于：它提供了早期中日交涉的具体细节，澄清了晚清中日关系史上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引申了对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讨论，并指出利用该项档案应注意的问题。作者认为，中岛雄是一个善于观察现实、记录历史的有心入。在北京任职期间，他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写作了许多见闻与著作，编录了大量原始文件。中岛雄收集写作的目的，可以说完全是为当时的日本政府制定侵略中国政策提供参考的。而现在这些档案，却成了研究中日关系史的重要的第一手史料。

关键词：中岛雄；总理衙门；日本公使馆；蔡钧 

三、利用《往复文信目录}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往复文信目录》的记事特点是，每项记事，只有时间和标题，或扼要提示，而没有具体内容，因此，在阅读利用这些档案史料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应该十分注意：

其一，不要轻易放过任何一项简单记载。应仔细琢磨该档的每一项记事，因为每项简略记载背后，几乎都包含有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和恢宏的历史场景。而要搞清楚这些历史事件内容，必须利用原始档案或其它可靠史料，来探求《往来文信目录》该项记载的含意，还原历史之真迹。

即试以上海道蔡钧为例。近年来，我们用了较多时间，研究上海道蔡钧其人。而在《往复文信目录》的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岛雄有一则特别引入注目的记载。其文称：    第二百二十一号，十一月二十九日，清历十月十六日发信，不收复信，为函请俾蔡道仍留江海关原任事。[1]此处所谓“蔡道”，即指上海道蔡钧。清季上海道，全称为苏松太兵备道，以其职务还包括监督江海关，故又称江海关道，是全国有名的繁难街要之缺。因此，清廷所派去担任上海道的官员，一般说宋均为精明强干，通达外情者。蔡钧长期在上海处理公务，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正式接任上海道，到任后又经历了戊戌变法等重大事件。其间百度维新，新政迭颁，中外矛盾尖锐，社会动荡激烈，是上海近代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因此，蔡钧乃上海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史料欠缺，对蔡钧其人及其行事，缺乏深入探讨。

中岛雄的上述记载，之所以引入注目，是因为自从19世纪70年代，中日建交之后的20多年来，上海道屡次更迭，日本政府对中国这样一个道员级别的官员任命，从来没有表示过任何赞成或者是反对态度。唯独在蔡钧被免去上海道之后，向总理衙门发去一个为蔡钧求情之照会。这个照会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上海与日本关系密切，因此，日本很注意上海道的人选；二是蔡钧在担任上海道期间，同日本关系不同寻常。但是，仅仅从《往复文信目录》寥寥数字的记载中，是很难解开这个历史之谜的。只有披阅这个时期的清宫历史档册，方可以找到答案。

据清档记载，戊戌春夏之交，东邻日本以及上海、江浙沿海发生严重米荒，而蔡钧却乘机发财。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御史曾宗彦上书弹劾称：江南道监察御史臣曾宗彦跪奏，为监司贪  浊昏庸，迭次几酿大变，请旨严惩以警官邪而维大局，恭折仰祈圣鉴事。上海自通商以来，交涉之繁，甲于各口，非得公明廉干之员资其坐镇，岂能忠于所事，保全大局。以臣所闻，苏松太仓兵备道蔡钧，身为监司，贪浊昏庸，迭次几酿大变，殊足骇焉。上海居南北转运之衡，近数十年来，各省民食半资挹注，乃自去秋涉夏，岁称中稔，而各省米价腾贵，小民生计极艰，即以江浙素推产米之区，亦复不免。推原其故，人人皆知。始于日本奇荒，内米外漏。夫米石出口，例禁甚严，纵有奸商，岂能飞渡。而蔡钧持其操纵由己，私遣其司账黄姓，迭次偷贩华米出口，售与东洋，以牟重利，每次约以数十万石计：迨中道被人窥破．始行停止，然出口者已不可胜计。以致沿海沿江各省无所仰食，饥民抢米毁署之案，层见迭出，虽以江宁省垣重地，亦且几酿大变。蔡钧见物议沸腾，始恐事机败露，急遣其司账黄姓，远扬他避，以为异日卸罪之地，欲盖弥彰，道路以目。[2]

曾宗彦(1850——1912)字成焘，又字君玉，号幼沧，福建闽县人。曾氏在担任御史期间，思想敏锐，同情新政。他指出，上海与江浙之缺米，“始于日本奇荒，内米外漏”；而且揭出是蔡钧“私遣其司账黄姓，迭次偷贩华米出口，售与东洋，以牟重利，每次约以数十万石计；迨中道被人窥破，始行停止，然出口者已不可胜计。”曾宗彦的奏章弹劾的所列举的数字，可能会有出入，但是，蔡钧向日本贩米应该不会是空穴宋风。而且，对于同样一件事情，御史潘庆澜亦上书弹劾。潘氏之奏片称：本年四、五月间，青黄不接之时，内地及东洋各处灾歉，该道派人各处采买米谷，私贩出洋售卖，为数四、五万包，获利至一二十万。其时流民遍野，办赈者苦于无米，上海市中米每包价至八金。金陵一带，几于断市，五月十三、四日，省城大街，饥民乱抢，几酿大变。[3]

清季御史有风闻上奏之权，但是，曾宗彦与潘庆澜奏章所称是否属实，则需要查证。于是，清廷下令著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江苏巡抚德寿，分头派人去查证蔡钧到底有没有把大量粮米卖予日本，而自己从中牟利。结果，德寿与刘坤一分别于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与十一月初八日上奏朝廷，异口同声地声称，御史们所参蔡钧惟利是图，渔利殃民，卖米出洋一事，所参各节，并无实据，应无庸置议。[4]

现在看来，两江总督刘坤一奏折所称，并不一定与史实相符，因为蔡钧曾经长期在刘坤一手下任事，多年处理上海一带洋务案件，深得刘坤一赏识。刘坤一曾多次向清廷保举蔡钧。据清档记载：两江总督刘坤一曾于光绪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保举候补道蔡钧，办理洋务出色，请备简用事。该折于六月十一日奉砾批，著照所请。[5]

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刘坤一再度上书，特保道员蔡钧，胆识过人，办理洋务得体．前以海关道记名备用．请择机录用。[6]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二日，刘坤一得知上海道刘麒祥因病出缺后，迫不及待地致电清廷称：为苏松太道刘麒祥病缺，已委候补道蔡钧署理事。昨接上海厅县电禀，苏松太道刘麒祥因病出缺，当以员缺紧要，不可一日无员，近来交涉还款任重，必须精明谙达，方能胜任。查有候补道蔡钧，现在沪料理租船之案，该道办事稳练，体用兼资，已会委署理，今即任事，以专责成而资助理。仍照案俟其报到日，恭折驰奏，合先电开。坤，东。[7]

刘麒样刚刚病故，刘坤一便第一时间保举蔡钧接替，反映出刘坤一、蔡钧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抑不特此，戊戌春夏上海及沿海出现米荒之后，蔡钧在江汉流域大量贩米，曾依靠刘坤一的声  势，向湖广总督张之洞疏通门路。此事在张之洞所存电报底稿中，亦有踪迹可寻。据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图书馆藏《张之洞未刊电稿》记载：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六日刘坤一致电张之洞称：江宁刘制台来电：上海米乏来源，人心惶惶，…汉口存米尚多，现已在彼定购两万石，…请饬关征税放行。五月初六日发，初七日至。[8]

三天后刘坤一再度致电张之洞称：江宁刘制台来电：泥购米两万石，承饬验放，感甚。惟现据蔡道禀，尚有一万石已购定请饬验放。五月初九日发，初十日到。[9]蔡钧通过刘坤一的门路，获得张之洞之许可，由汉口购米三万石，此事应该是千真万确的。可以说，蔡钧戊戌利用上海道职权，大量贩米，是得到刘坤一的支持与包庇的，甚至是合伙共同进行的。再有，戊戌春季，日本公使馆曾经再三向总理衙门照会，请求允许向日本贩运大米。中岛雄记  曰：第三十四号，明治三十一年四月三日，清历三月十三日发信，四月十一日再发信，为函请速饬上海、镇江、芜湖、宁波、福州、厦门各关，暂准内外船装载米谷东渡事。第四十号，四月十一号，清历三月二十一日发信．四月二十五日再行发文，为函称江省偏灾，即行暂准米谷东渡，尚不致有碍民食事。第四十五号，四月二十五日，清历闰三月初五日发文，四月二十八日收复文，为照请暂准米谷东渡事。但是，总理衙门以各省亦遇灾情，拒绝日方要求。中岛雄记曰：第四十一号，四月二十八日，清历闰三月初八日收文，复四月二十五日发文，   为照复产米各省，亦遇灾歉，未能接济事。[10]

显然，总理衙门始终没有同意向日本运米之请求，而蔡钧显然没有听从总理衙门的指令，私下向日本贩米，以解日本国内缺米的燃眉之急。而且，蔡钧后来的举动表明，他在担任上海道期间的确发了大财。他屡次向朝廷捐纳多金，以求封赏。再有，蔡钧于戊戌冬离开上海之后，又向荣禄赠银，得到出使大臣的要缺。

蔡钧向日本贩米一事，对日本戊戌年度过粮荒，无疑起到良好作用，否则日本公使不会郑重其事地向总理衙门致送照会，建议清廷让蔡钧留任上海道。日本公使的上述建议，并未曾发挥任何作用，反而为我们解释扑朔迷离的历史真相，提供了重要线索。

可见，要厘清《往复文信目录》的每一条记载，几乎都需要仔细进行一番史料的发掘与研究。

其二，有关条约签订之记载要参照原始档册。中日两国自同治十年(1871年)签订《修好条规》，建立了外交关系后，双方又曾多次会商，签订专条、条约。这些专条、条约的商定过程，在两国之间有许多往复文书与照会等文件，这些文件在中岛雄编纂的《往复文书目录》中，大多只记载收发信的时间，而缺少内容提要。要厘清这些往复文信的目录及内容，则需要参考其他原始档案史料。譬如，明治八年九月四日(清历光绪元年八月初五日)，至十二月二十四日(清历十一月二十七日)，双方有频繁的文书往还，中岛雄大多只记了时间，而省略了文信的题目。这些文书的主要内容，是有关日本政府派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来华．交涉台湾事件。交涉的结果是双方签订了《中日北京专条》三款。因此，要厘清这些往复文信的题目及具体内容，则需要参酌日本外交史料馆的有关北京专条的专题档案。

再如明治九年(1876年)最后几页，《往复文书目录}亦有记述从五月九日(清历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三日)至三月十九日(清历光绪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中日之间往复文信的时间，没有提要。中岛雄附注称：“以上系朝鲜事件，另有成书，爱不复录。”而在《往复文书目录》的卷二末尾，中岛雄记载，从明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清历光绪十年十月二十四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清历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五日)之间，中日双方频繁往复文信的时间，而不注提要，只是在末尾提到：“以上均系朝鲜事件，另有成书，爰不复录。”[11]

对于上述记载的具体内容，可以在日本外交史料馆的《朝鲜交际鲸》、《朝鲜事务始末拔萃》以及《日清韩交涉事件纪事》等专题档册中找到相应往复文信之原件。[12]

中岛雄从北京返回东京之后，分外忙碌。他在去世之前数年，将自己在北京公使馆任内所经手的档案文献，进行了编排整理，使其眉目清晰，以便利用。中岛雄自己曾有说明：“追新闻家派报事者，其易知之事，舍尔让之；其难知之事，取而任之，前后二十有三年矣。底稿存于使馆，衮然成帙，外部档房盖亦存其迭次清本富(档)。”[13]这就是说，中岛雄整理的既包括外务省所保存的清本档，又参照中岛雄自己在北京日本公使馆时参照的档册。中岛雄整理清晰的重要档册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关于琉球之交涉记录一《球案复命书》原本三本，中岛雄对此有按语称：此书第一册和第二册是明治十四年总务部门中田敬义君所编纂，夫户特命全权公使亲自加以校订，并且予以注释，誊写清楚．携带归国。此书第三册系余编纂原本，并将前述二册一并誊写清楚，穴户特命全权公使题名为球案复命书，合并存放于北京公使馆。这三本书是公使馆同清国总理衙门往复文信，交涉事件经常参考的文献。明治三十三年我携带回国。之后，义和拳骚乱，藏在清国公使馆的一切公开或秘密的书类文献均被烧毁挣尽。现将此书原本三册．仍旧按原样装订成册，存于北京公使馆，以供参照。明治四十一年十二月前公使馆一等书记宫中岛雄于东京外务省谨释(印)[14]，《球案复命书》将中日两国关于琉球之交涉原始文件尽收其中。

其二，关于朝鲜问题之交涉档册，计有《明治十二年代理公使朝鲜事务始末拔萃》一本；《朝鲜交际鲸》一本，(该)书系明治十五年随行梗本全权公使的渡边书记生携带之文书，其中有条约类纂、拔萃等内容；《黑田办理大臣使鲜始末拔萃》。

其三，关于马关议和的原始文件及约章，其中包括《马关条约》的中英文等不同文种版本、《露独佛三国干涉要概》，即俄国、德国、法国三国干涉还辽的原始文件等。应该说明的是，《马关条约》签署前后的文件，在《往复文信目录》中并没有登记，因为这段时间驻北京日本公使馆已经关闭，因此，中岛雄做此项记载。

其四，不要忽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历史篇章。近代中日关系史上，除了侵略战争带来的炮火硝烟、战争灾难之外，也还有两国友好交流的篇章，而这些篇章如果不是中岛雄的记载，也许早已被人们忘却了。

《往复文信目录》中，明治二十一年(1884年)中国曾经向日本赠送珍贵动物“四不像”。    “四不像”的学名为麋鹿，清朝时称“四不像”。由于麋鹿的外表长得非常特殊，其犄角似鹿，面部似马，蹄子似牛，尾巴似驴，但由整体看来，麋鹿可谓“似鹿非鹿，似马非马，似牛非牛，似驴非驴”，故有“四不像”之称。“四不像”曾生活栖息在我国的沼泽低洼地区。后来，由于自然条件变化，“四不像”渐渐在田野灭绝，仅存的为数不多的“四不像”放养在京师以南的皇家园林南海子内。

据坊间之报刊称，庚子年京师大乱，八国联军进入京师，大肆抢掠，“四不像”从此在中国销声匿迹，而在欧洲的动物园中却有保留。1985年在世界保护自然国际组织的协助下，英国乌邦寺庄园赠给中国的第一批“四不像”于8月24日空运到北京，饲养在“四不像”祖先世代居住的地方——“南海子”麋鹿苑。从此，“四不像”又在中国大地繁殖生息。

然而．现今的人们没有料到．在中岛雄的笔下，却有关于“四不像”的重要记载。《往复文信目录》记曰：第二十五号，(明治二十一年)三月十五日收信，清历(光绪十四年)二月十三日，为函送“四不像”兽事。第二十七号，三月二十七日发信，清历二月初八日，为函谢“四不像”兽，并请以示食法事。第三十一号，三月二十五日收信，清历二月十三日，为函复蓄养“四不像”兽方法事。第五十一号，七月九日发信，清历六月初一日，为函称“四不像”兽已到国，饬动物园饲养事。[15]

由此可证，在光绪十四年二月清政府曾向日本赠送“四不像”，数月之后，这些来自神州大地的珍贵动物开始在日本动物园生活。这些史料反映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感情，由此，我们似乎可以作出下列推测，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四不像”，似乎也应该是总理衙门赠送的，似不可一概地推测为八国联军在北京抢掠所得到的。再如，百日维新前夕，中岛雄在《往复文信目录》记到：第五十号，五月八日，清历闰三月十八日发信，五月十三日收复信，为函称倘拟选派学生教其多士事。第六十二号，五月十三日，清历闰三月二十三日收信，复五月八日发信，为函谢倘拟选派学生教其多士事。[16]

后来，我们在日本外交史料馆留学生专题史料中找到了五月八日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中堂、王爷大人台启：迳启者，兹因赔款完清，威海撤兵在即，我国政府拟向贵国倍敦友谊，而昭同洲之谊。闻贵国政府前设专科，又将武备参酌情形，变通旧制，藉悉需才孔亟，但造就之端，自训迪始。贵国倘拟选派学生，我国自应支其经费，教其多士。此意本大臣奉政府命，转达贵王大臣矣。即希见复为望。专此。顺颂，时祉。矢野文雄。名另具。五月初八日。[17]

总理衙门大臣很快答复矢野文雄公使。其复函称：矢野大人台启：迳复者，昨准函称，兹闻前设专科，又将武备参酌情形，变通旧制，但造就之端，自训迪始，倘拟选派学生，我国自应支其经费，教其多士等语，查中日同洲，最敦友谊，(当)此需才之日，允宜训迪多方。来函所称，询属推诚相待，厚爱邻交，情意拳拳，殊深感荷。现在本衙门甫开东文馆，规模粗立，一切尚待讲求，统俟酌妥办法，再行函告。相应先行函谢贵大臣，即希转达贵国政府可也。此复，顺颂，时祉。名另具，闰三月二十三日。[18]

矢野文雄在担任日本驻京公使期间，与一般驻京公使不同，他人虽在政坛，却不乏学者风范，与康有为、黄遵宪等维新派人士多有交往，且对他们的变法活动表示支持。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自(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德人发炮据胶州，掳去提督章高元，朝廷托俄使言和，德使甚桀黠，翁常熟及张樵野日与议和未就，日人参谋本部神尾、宇都宫来觅鄂督张之洞，请助联英拒德。时经割台后未知日情，朝士亦多猜疑日本，恭邸更主倚俄，乃却日本之请。吾走告常熟，明日本之可信，且与日使议，请将偿款再摊十年，并减息，日使矢野君极有意，而吾政府终不信是议，乃为御史杨深秀草疏，请联英日。[19]

康有为又记曰：时与日本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大会于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又草请派近支王公游历折，请开局译日本书折，请派游学日本折，皆由杨漪川上之，奉旨允行。[20]

据此可见，矢野文雄给总理衙门五月初八日之信件，是经过同康有为等人商议后而写的。康有为还专门为此草拟了“请议游学日本章程片”。总理衙门于戊戌五月十四日讨论康有为请议游学日本章程之建议时提到：查本年闰三月间，准日本使臣矢野文雄函称：该国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藉悉中国需才孔亟，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该国自应支付其经费。又准该使臣来署面称：中国如派肄业学生，陆续前往日本学堂学习，人数约以二百人为限。经臣备函致谢，并告以东文学堂甫经设立，俟酌妥办法，再行函告。该使臣亦称：须预筹章程。[21]

可见，矢野文雄希望帮助中国派留学生之愿望是真诚的，尽管日本政府内部有人反对，矢野的允诺后来并未全部兑现。但是，矢野五月八日的信函迥非一般公函，其意义非同小可。此后不久，留学建议得到张之洞等封疆大吏的热烈响应，且顺利成行。当我们在100多年后，展阅晚清留日学生运动色彩斑斓、风云激荡的历史画卷时，回首整个运动的来龙去脉，可以得出结论：正是矢野的这封信，开启了轰轰烈烈的留日学生运动洪流的闸门，而留日学生所带回来的新思想、新知识，又敲响了清王朝灭亡的丧钟。

余论

《往复文书目录》所包含内容十分丰富，不但对晚清中日关系史研究有直接帮助，对外交史以及地方史研究也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对于天津、上海、苏州、福州、厦门、广州、汉口、香港、澳门等沿海、沿江地区的地方史研究，同样具有参考价值。中岛雄的《往复文书目录》，还记载了19世纪最后25年在中日两国之间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同时也记述了日本来华人员的活动，因此，对于日本学者也有十分重要的利用价值，尤其是对于研究明治时期外交史及日本同中国关系史，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晚近以来，日本出版了许多与中国有关的日本人物传记，如东亚同文会编纂的《对支回忆录》下卷，以及《东亚先觉烈士传》等著作，即收录了形形色色的来华人物传记。其中有政坛要员、军事指挥官、外交人员、僧侣、新闻记者、文人学士以及为数众多的侦探。这些五花八门的人物传记，大多是依据口耳相传的回忆录资料写成的，并不十分准确。如本文前面所引用的有关中岛雄本人的传记，所记时日就颇有出入。因此，要写出准确无误的明治中后期来华的日本人传记，有不少人物可以参考中岛雄的《往复文书目录》。因为上述人员中，有不少需要在总理衙门办理中国旅行之证明文件，因而留下可靠记载。比如，日本学者宫岛大八，曾宋中国钻研汉文化，颇有心得。对于宫岛大八的来华时间、停留时间等《往复文信目录》有比较准确的记载：第二十八号，(明治二十年)五月十三日发信，清历(光绪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为函请宫岛大八护照事。第二十九号，五月十五日收信，清历四月二十三日，为函送宫岛大八护照事。第四十五号，九月十四日发信，清历七月二十七日，为函缴宫岛大八护照事。[22]

据此可以确定，宫岛大八于光绪十三年四月曾来到中国。当时张裕钊正作为山长，执教于莲池书院。张氏字方侯、廉聊，号濂亭，湖北武昌东沟镇人，道光年间举人，曾官内阁中书，他长于书法，独步一时。宫岛大八慕名来到莲池书院，诚心请教于张氏门下。宫岛大八此次来华共计4个月，颇得真传，回国后还亲自创办了“善邻书院”，在日本列岛传播汉字书法艺术，文脉流传，影响深远。据报载，1984年夏，日本宫岛大八的后裔“善邻书院”院长宫岛吉亮，率众渡海来华，与中国书协在北京首次联合兴办“张裕钊、宫岛咏士师弟书展”。此次展出颇有影响，日本书法代表团还专程到张裕钊故乡鄂州。1986年，中日书法界在河北保定合建了“张裕钊、宫岛大八师生纪念碑”，显示了中日两国书法学者之间渊源流长的友情。而中岛雄的记载则提供了宫岛大八来华的准确记录，与坊间有关记载多有不同。

再如，井上陈政，即梢原陈政，乃中日关系史上的颇为知名之人物，长期在中国活动，精通汉文，写有《禹城通纂》，与中岛雄关系颇称密切。对于槽原陈政何时来华、有何活动，在《往来文书目录》中亦可找到线索。据中岛雄记载：第四十二号，明治十六年(1883年)十一月八日发信，清历十月初九日，为函请井上陈政护照事。第四十三号，十一月十日收信，清历十月十一日，为函送井上陈政护照事。[23]

井上再次来华时，名字已改为槽原陈政，此次来华目的，则是到中国各处游历探访。中岛雄于明治三十年(1897年)记载：第六十九号，五月十四日，清历四月十三日发文，五月十七日收复信，为照请栖原一等通译官护照事。三天后，总理衙门送来了梢原之护照。中岛雄记曰：第七十四号，五月十七日，清历四月十六日收信，复五月十四日发文，为函送梢原一等通译官护照事。

但是，槽原并非一般宋华学习，而是负有特殊使命，于是，公使馆再度致书总理衙门称：第七十五号，五月十八日，清历四月十七日发信，五月二十一日收复信，为函请槽原一等通译官护照内，填写湖南及内地字样，并缴原照三张事。 第七十七号，五月十九日，清历四月十八日发信，五月二十一日收复信，为函送槽原一等通译官，拟前往之内地名单事(此地名单亦请照写)。第八十号，五月二十一日，清历四月二十日收信，复五月十八日、九等日发信，为函送槽原一等通译官护照事。

随后，总理衙门又致书日公使馆称：第八十九号，六月十九日，清历五月二十日收文，复六月二十四日发复文，为照称游历、传教洋人经过地方，必须将执照呈验各等事宜事。[24]槽原陈政刚刚20岁出头，即来华求学侦察，且收获丰厚，堪称年轻有为，颇受日本当局重视。他于光绪二十一年在李鸿章赴马关议和时，跟随日本外务大臣参加在春帆楼的谈判，又伴随全权办理大臣赴烟台办理换约事宜，因“孜孜勉力”，“颇著励劳”，得到勋六等旭日章及“赐金五百丹”奖励。[25]庚子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槽原陈政死于北京的东交民巷。诸如此类的线索，对于日本学者研究明治时期的外交史及其相关人物，无疑有重要参考作用。

中岛雄是一个善于观察现实、记录历史的有心人。他长期担任的职务，是一名日本驻北京公使馆的书记官。在北京任职期间，他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写作了许多见闻与著作，编录了大量原始文件。中岛雄收集、写作的目的，可以说完全是为当时的日本政府制定侵略中国政策提供参考的。而现在这些档案，却成了研究中日关系史的重要第一手史料。

注释：

    [1]中岛雄编纂；《往复文信目录》，卷6。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光绪二十四年职官类。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光绪二十四年职官类。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朝录副奏折档，胶卷号05-5307-035。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朝录副奏折档，胶卷号05-5307-035。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朝录副奏折档，胶卷号05-5307-035。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朝电报档，综合收电档。胶卷号015-0075。

    [8]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藏：《张之洞未刊电稿》，各处来电本，(光绪二十四年)。

    [9]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藏：《张之洞未刊电稿》，各处来电本，(光绪二十四年)。

    [10]中岛雄编纂：《往复文信目录》，卷6。

    [11)中岛雄编纂：《往复文信目录》，卷2。

    [12]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原在清公使馆书记宫中岛雄引缎清韩两国有关书类》1-1-2，57第1卷。

    [13]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原在清公使馆书记宫中岛雄引蹬清韩两国有关书类》《随使述作存稿》，1-1-2，57。第2卷，最后一页附言。

    [14]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原在清公使馆书记宫中岛雄引缱清韩两国有关书类》，1-1-2，57，第2卷。

    [15]中岛雄编纂：《往复文信目录》，卷3。

    [16]中岛雄编纂：《往复文信目录》，卷6。

    [17]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陆军部之一，第3-10-5。

    [18]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陆军部之一，第3-10-5。

    [19]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38页。

    [20]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144页。

    [21)祥吉编著』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209页。

    [22]中岛雄编纂：《往复文信目录》，卷3。

    [23]中岛雄编纂：《往复文信目录》，卷2。

    [24]中岛雄编纂：《往复文信目录》，卷5。

    [25]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日清战役行赏一件》，本省员、各厅官吏、雇外国人之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