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界打开中国：17世纪两部荷兰戏剧中的明朝之亡

古柏

发布时间：2013-10-24

    摘要：本文以“开放”(openness)一词(及其反义词)在17世纪明亡记录中反复出现的不同形式为中心，考察了17世纪荷兰的“公共”观念。通过广泛阅读有关明朝崩溃的各种文本——耶稣会士的记载、荷兰东印度公司旅行日志、报纸中的新闻报道、Johan Blaeu制作的地图集，尤其是发表于1667年的两种剧作，显示在17世纪知识生产的各个领域中都特别凸显“公共”或“开放”这个概念：地理学著作将羽翼渐丰的荷兰描绘成一个向海洋开放的国家(与封闭陆疆的中国相反)，神学论著强调与上帝的公开交流(与沉浸于迷信中的中国相反)，而经济论著强调开放的贸易(与中华帝国抱守财富相反)。通过研究这些文献，揭示出中国在欧洲构建“开放”的自我形象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指出通过强调“开放”，荷兰文献记录是如何阻止了“新闻”传播的其他可能形式的。其中最典型的是有关明朝灭亡的中文记录中所使用的流言、杂录、野史和戏剧等文学形式。   

     关键词：东方主义/17世纪/荷兰/中国/戏剧

    1644年，统治了近三百年的大明王朝结束了。它的末代皇帝崇祯(1628—1644)自杀身亡，据说他逃出皇宫后门，吊死在煤山的一棵梨树上。很快，君死国亡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帝国，忠于明朝的士人都震惊了，他们纷纷退出了公共活动，有的出家为僧，有的甚至自尽殉国。然后，明朝灭亡的消息不仅影响了中国国内，很快日本就听到了噩耗。连遥远的欧洲不久也惊闻了明朝的悲惨覆灭和皇帝的自尽。1650年7月22日，一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回到荷兰，崇祯皇帝自杀的消息也随之漂洋过海，水手们证实了“天才的中国的种种灾难”。①正如一位学者概括的那样，明朝的灭亡应该被看成近代世界早期的第一个全球性的新闻事件。②
    而且，明朝灭亡的话题还不仅仅以新闻的形式在传播(当时“新闻”本身还是一个新的、尚未明确定义的概念)，有关传言还迅速引发了帝国覆灭场景的舞台重现。帝国的覆灭既提供了轰动性的内容，也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伟大的中国文明怎么会毁在一个北方的满洲蛮夷部落的手里?围绕帝国覆灭的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在中国，孔尚任(1648—1718)在《桃花扇》里把明朝的灭亡归咎于晚明江南的腐朽文化与党争；在日本，著名剧作家近松門左衛門(1653—1725)利用明朝的灭亡创作了一部充满“反历史”的愿望的木偶剧《国性爺合戦》，它把这位著名的海盗塑造成了一个日本英雄，并且以他的战略才能最终挽救了明朝。
    在这场全球性的新闻与文学的互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位17世纪的荷兰作家创作的两部戏剧。1666年，明朝灭亡大约二十年之后，Joost van den Vondel(1587—1679)和Johannes Antonides van der Goes(1647—1684)发现，两人在过去几个月中都在处理同一个戏剧素材——明朝统治的最后一夜。那么，他们对“中国统治的终结”的舞台改编，能够告诉我们哪些有关荷兰人对一个正在急剧变化的世界里的政治权力的想象呢?对于荷兰的戏剧、出版文化同更大的知识传播网络之间刚刚开始的互动，当地舞台上对大明帝国的演绎又能说明什么呢?究竟，这些有关明朝灭亡的戏剧，是怎样把这两个对象——帝国政治权力的性质和这种权力与全球性新闻、知识传播方式的关联——联系起来的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首先介绍van der Goes和Vondel用于创作的一些资料；接着将证明，两位作者都暗示中国是一个需要向世界开放的帝国。在van der Goes那里，这种开放主要是商业上的；而在Vondel那里，这种开放具有宗教的、甚至认识论上的意义。本文的结论是：打开一个“封闭的”、有待融入世界的中国，这一主题迄今仍持续影响着西方理解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各种模式。
    一、17世纪变动中的世界
    在Vondel和van de Goes创作有关中国覆灭的戏剧时，世界正处于急剧变动之中。一方面，与此前的托勒密式的全球想象相比，空间上世界在迅速地扩大；另一方面，作为可以真正被探索和了解的空间，世界正同样迅速地缩小。简单对比如下两幅世界地图，就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在一幅15世纪中期以托勒密《地理学》为基础绘制的地图上，世界作为一个空间比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小得多(图1)。③但同时，在知识或探索可及的意义上，这个小世界的边界显然还不为人所知。这幅地图右上角的中国，大体来说还是一块空白区域。相比之下，耶稣会士利玛窦的1602年世界地图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图2)。显然，世界已经比先前任何时候所认为的大得多了。但同时，这个大得多的世界，无论是作为已知的知识对象来说，还是就实地的探索而言，都已不再是遥不可及了。
    

（转引自：《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沪)2013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