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雅妹，又名金韵梅，浙江宁波人，近代中国第一个女留学生。1881年留学美国，1888年归国从医，1907年始在天津主持北洋女医学堂及女医局，后长期服务于国内医学界，1934年在北京去世。有关金雅妹的生平事迹，近代留学史及医学史著述中多有提及，以孙石月的《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介绍较为详细，但多偏重于金雅妹在医学领域的活动与贡献。笔者检索《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发现有关金雅妹的十余篇报道。这些报道多出现在1904-1917年间，以金雅妹在美国的演讲及专访文章为主。本文据此作一介绍，或可帮助我们对金雅妹的生平事迹有更多的了解。

    一

    金雅妹3岁多时成为孤儿，由在宁波的美国医药传教士麦加缔(McCarthy)夫妇收养，后随麦加缔至日本，在日本生活了14年。1881年，17岁的金雅妹至纽约医院附设的女子医学院留学，1885年以优秀成绩毕业。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当年该学院的毕业典礼于5月29日晚举行。在典礼仪式上，医学院院长Robert Haydock为毕业生颁发了证书，并举行了医师执业宣誓。金雅妹为该学院第17届毕业生，同届11人除金雅妹外均为美国学生。由于金雅妹来自中国，又曾在日本长期生活，按照该报的说法，纽约的中国领事和日本领事也出席了这场毕业典礼[1]。在报道中金雅妹的名字拼作Kin Yamei，又作May King，后者或许是金雅妹在美留学期间曾经使用的英文名，但在该报此后的报道中，则再未出现过。

    金雅妹毕业后，曾在费城和华盛顿（另有报道称是在纽约）完成了三年研究生学习，于1888年获医生头衔。此后，金雅妹先后在中国华南、日本以及夏威夷行医10年。由于健康原因，她后来又返回美国，一度居住在南加利福尼亚[2]。

    这一时期，金雅妹在美国大约生活了6年时间，期间还曾到欧洲旅行。据孙石月的《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介绍，1894年金雅妹与一位名叫达·席尔瓦的西班牙籍的葡萄牙音乐家和语言学家结婚，1904年离异[3]。金雅妹的欧洲旅行应与其婚姻有关。

    约在1905年，金雅妹又回到中国，之后开始在天津主持北洋女医学堂和女医局。《纽约时报》称，在女医学堂筹办期间，作为金雅妹的朋友，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Roosevelt)曾写信给直隶总督袁世凯，为金雅妹提供过帮助[4]。

    从《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可见金雅妹在国内从事女子医学教育和医疗活动的一些情况。1911年，金雅妹以“老亲稚子尚留居美国”为由（其小儿子当时在美国读书，麦加缔夫人则居住在新泽西州），请假赴美探亲[5]，于1月23日抵达美国。在居美期间，金雅妹向人介绍：天津的女医学堂有许多热心的中国女学生，急切地期望学习医学。她们多数人都想成为医生，但由于人体解剖在中国未得到允许，目前还不能进行完整的医学教育。由于缺乏医学卫生知识，中国的婴儿死亡率高达50%，到北洋女医局寻求帮助的妇女，都曾失去其一半以上的子女。因此，训练女护士是中国最迫切的需要。金雅妹还表示她将到欧洲寻求帮助，希望在英格兰招募一批热心的女性，到中国从事与英格兰和其他地方“社区护士”[6]一样的工作。当年4月《美国护理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Nursing)第11卷第7期也对金雅妹本次在美国的访问作了简略介绍，并称金雅妹是“最卓越和最能干的女医学工作者之一”[7]。

    这次随同金雅妹赴美的，还有一位名为Hsui Lan Pai的天津女医学堂的毕业生，将在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医学[8]。查1910年女医学堂头班简易科毕业学生清册，有名白秀兰者，“年二十三岁，顺天府大兴县人，由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入堂，宣统二年十一月毕业”，大致可判定这位女学生即白秀兰[9]。1912年2月《美国护理杂志》第12卷第5期也提到白秀兰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情形。

    1915年，金雅妹在又一次赴美期间，也向《纽约时报》介绍过天津女医学堂的情形。她说：“中国妇女不愿接受男医生，所以我们正在天津的学校里培养女医生。我们在妇女与儿童疾患的护理和治疗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我们的工作仅仅只是开始。”根据报道中的说法，当时女医局还有另两名女医生以及20名护士。除了照料从很远地方赶来的妇女与儿童患者，医院还从事护士培训，其中不少人后来到美国学习医学。根据报道，金雅妹这次在美国约停留一年时间，主要在美国东部度过，包括访问那里的医院。另外还在一些地方举办讲座，介绍她在中国的工作[10]。

    《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多次提到金雅妹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女子医学院的中国人，称其为“一个典型的中国进步女性，对那些在她看来有益进步的所有国外事物都持以开放态度”[11]，“她最大的兴趣始终是本国的卫生事业、国民健康、生命保障和营养问题。她是帝国北洋女子医学校和医院的领导者，从这里向贫民区派出社区护士指导人们正确的生活方式和保持健康的方法，作为中国北方妇女医疗事业的领袖，天津的育婴所、寡妇之家、女童避难所都在她的监管下”[12]。对她从事的妇女医疗事业和医学教育活动，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二

    金雅妹与美国各界有广泛的交往。在居留美国期间，金雅妹经常受邀到各地发表演说，向美国社会介绍中国的人民与文化，十分受听众的欢迎。1904年10月，第13届世界和平大会（Universal Peace Congress，1889年由欧美民间和平主义者发起，在欧美各国轮流召开）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美国贸易和运输委员会在纽约为与会欧洲代表举行招待会。在纽约市长和欧洲和平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奥地利女男爵苏特纳(von Suttner)发言后，大会主席介绍了来自中国的金雅妹。据称，这是金雅妹第一次出现在纽约的公众面前，她的讲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当日晚上，金雅妹在美国伦理文化学会(The Ethical Culture Society)的聚会上发表演说。金雅妹在讲演中表示，中国虽然没有同样名称的学会组织，但“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伦理文化社会”。第二天晚上，在另一个场合，金雅妹再次向人们展示了她的讲演魅力。金雅妹在演说中称，儒家哲学教导中国人过和平而简单的生活，相对平均地占有财富，“两千年来，中国人始终是和平的守护者，和平是中国人的天性”。针对当时西方的“黄祸”论，金雅妹反驳说，西方国家对“黄祸”的恐惧毫无根据，鸦片贸易和外国人在中国的各种特权表明，所谓的“黄祸”远不能与“白灾”(white disaster)相比[13]。

    金雅妹对美国社会各阶层有很深的了解，讲演能力出众，观点独特，语言机智，面对不同的场合和听众，都能选择恰当的演说内容和方式。《纽约时报》称：“金雅妹医生这位优雅娇小的中国女性，以其为自己人民辩护的演说，一直使美国听众倾倒”。1905年2月17日晚，金雅妹在纽约向一批主要是社会主义者的美国听众发表题为“什么是亚洲人民的立场”的演讲。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听众不断喝彩和提问，“她以一种使每个人感到愉悦的方式予以回答，并且丝毫不必耽误时间来准备答案”。金雅妹在演讲中否认中国人呆滞麻木的说法，她说：“如果你能够与一个中国男子交流，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宗教的梦想家，一个关心地球之外事情的梦想家，这是东方人根本的性格。”与西方人的好战相比，中国人是和平的，“最激烈的战斗是与自我的战斗，最伟大的胜利是自我的克制。”听众提问说：“你们有社会民主党吗？”金雅妹的回答是：“没有，我们在公元前200年尝试过。它被证明是失败的，所以我们采纳了儒家主义。”[14]

    1911年在美期间，金雅妹称，她急切地希望把一个真实和准确的中国传达给美国人民。“这里很多人明显并不了解，与他们一样，我们也是人，有同样的观念，同样的不足和同样的优长之处。……我的旅行不是让我更出名，而是让我的国家更好地被了解。”“你们美国人把我的国家看作是一个奇异的地方，充满了古怪以及古怪的人”，但事实上，“中国人与你们一样”。金雅妹介绍了当时国内进行的改革运动，表示“我想让世界了解，中国至少已经非常认真地开始了改革运动，尽管这一过程中还有很多不可避免的失误，但必定会成功。”“我们能够且必须靠自己完成改革。我们对这个伟大世界的诉求是，在改革的进程中，我们应该是自由的而不是被攫取”[15]。

    金雅妹是基督教徒，同时又是儒家文化的信仰者，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对她有深刻的影响，这一点在其女性观中有明显的体现。在美国，金雅妹多次就东西方女性问题发表意见。1905年她面对美国听众称：“在你们看来，女性与男人的同等竞争，才是真正在工作。这是你们妇女解放的结果。”“但经过许多世纪，我们的结论是，女性的职责是呆在家中照顾家庭。”有听众就中国妇女的选举权提问，金雅妹表示中国妇女没有选举权，但又向听众讲了一个怕老婆的故事，巧妙地回答了问题[16]。在1913年旅美期间，金雅妹曾就《中国妇女目前的状况》[17]发表演说，并回答了《纽约时报》记者关于中国妇女参政运动的问题。当被问到东西方女性的差异时，她回答称：“女人就是女人，全世界都如此。”她说，日本女性比中国女性更乐于自我牺牲，更能自我约束，而中国女性对自我的关照多于日本女性，在这方面与美国女性更接近。“东方女性含蓄，倾向于自我思考，而西方女性则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民国成立之初，部分参加了革命的女性一度采取激烈的手段争取妇女参政权，当记者提到这一问题时，金雅妹回答说：“她们并非中国妇女参政者的代表，你可以掰着手指数出中国妇女参政者中的好战分子。妇女参政运动在中国声势很大，但你们听到的并不多，因为中国女性在默默地为此理想而努力，暴力方式与中国女性的天性相违背。”她解释说：“中国出现一些愚蠢的好战的女权运动者，原因是她们误解了共和政府的宗旨。革命之后中国出现了社会动荡，压迫了中国人三个世纪的满洲王朝的倒台使不少人迷惑，共和国建立后，他们感到就如同以往满洲牢笼里的小鸟终于获得了自由。他们认为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做任何事，其中一些人无视法律和社会秩序。正是在这样一个短暂的对共和制的误解期间，中国少数女权主义者使用了暴力的方式。”金雅妹还表示，共和革命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也改变了中国男性和女性的观念，女性在婚姻上已经不再受父母的限制，“为爱而结婚此后将会在全中国实现[18]。从这些言谈中，可以看到金雅妹在女性伦理问题上的立场。

    金雅妹还向美国社会介绍中国的农耕文明。在1917年《纽约时报》刊登的长篇专访中，金雅妹称：“在加拿大、美国或墨西哥所有已知及很多未知的谷类和蔬菜类制品，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在中国的北部种植着大麦、小麦、荞麦和玉米。不同海拔地区的各种土壤与气候类型，都可以在中国发现——从低于海平面的高热湿地，到超出雪线的永久性冰冻区，在多样的气候下，满足人类生存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生产出来。”金雅妹还描述了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精耕细作：“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贫瘠的荒地，一些地方是如此肥沃，被精心照料和巧妙耕种，一年中定期种植着三到四种作物。”金雅妹表示，美国人可以教中国人使用机器，而中国人可以帮助美国实现高效的耕作。根据这篇报道，金雅妹当时还接受了美国农业部的委托，回中国就大豆食物进行细致研究，并将研究结果提交给美国政府[19]。

    三

    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金雅妹在美国和欧洲还被公认为对远东政治有深入的了解。在美期间，金雅妹常就远东国际政治形势发表演说，其主题是揭露日本侵华阴谋，呼吁美国支持和帮助中国，以抵御日本的侵略。1904年11月12日，金雅妹在纽约向美国的政治教育联盟(the League for Political Education)发表题为“一个中国女性对东方战争的看法”的演讲。在演说中，金雅妹分析了远东战争（指日俄战争）的形势。她指出，日本的武士阶层应为日本不断增长的军国主义倾向负责。从表面上看，俄国人是东方的侵略者，但俄国人进入中国，最终只能被同化，变成了中国的一部分。“我们同化了鞑靼人和蒙古人，直到他们比我们更像中国人。我们对犹太人的吸纳是这个世界上的奇迹，给我们足够的几十年，我们将能够塑造野蛮的俄罗斯人。”“日本作为东方世界的年轻国家，认为必须采取西方式的战争手段，来恐吓东方人民。后者的温和并不意味着无能，而是出于其对暴力的保留态度。”日本宣称这场战争是防御性的，“但利他主义是日本在这场战争中真正的动机吗？如果是为了保卫东亚，为什么日本要在1894年与中国进行战争？”她在讲演中呼吁美国向中国展示她的善意，帮助中国[20]。金雅妹认为日本而非俄国是中国的最大威胁，与日俄战争期间国内舆论对日本普遍的好感相比，确有其独特过人之处。

    日俄战争后，英、美等国出现了日本热。在这样的情境下，金雅妹仍然不懈地揭露日本的侵略阴谋，宣传中国的立场，争取美国人士对中国的支持。1911年金雅妹在美表示：中国是美国在远东最好的朋友，日本对美国有很深的厌恶，对菲律宾怀有野心，会成为东亚的恃强凌弱者。“即将逼近的危险是，我们将会倒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侵占中国，“毫无疑问是日本的目标。”她说，日本试图控制东亚的所有事务，中国在日俄战争后欢迎日本人，中国学校雇佣了数以千计的日本人，日本被看作是我们最坚定和最有力的朋友，但事实上犯了大错。日本用对待朝鲜的方式来对待中国。日本的教育完全是政治性的，中国留日学生学到的不是有用的艺术和科学，而是日本的政治观念。日本向中国留学生灌输对政府的敌意情绪，目的是制造中国的内乱，从而趁机在中国获得优势地位[21]。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以对德国宣战为借口出兵山东。1915年金雅妹在旅美期间，曾在旧金山发表演讲揭露日本对华侵略政策，并因此受到了日方的警告，被要求要保持中立，但金雅妹并没有退却。当年11月27日，金雅妹在纽约发表了题为《中国与战争》的演说。她指出，日本的意图是占领拥有肥沃土地与众多人口的中国，以便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可以与西方列强相抗衡。金雅妹认为，日本向西方列强看齐，为了满足其全民武装的需要，把目光转向中国，试图通过控制中国获得财力上的支持。日本阻止中国与西方接触，把西方文明的简写本输入中国。自己尚且缺乏教师的日本，为中国留学生开办专门教育，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半年内就可以获得医学、电气、铁路工程博士学位，但根本不具备应有的工作能力。金雅妹还称，中国在与鸦片进行斗争，而日本却把吗啡带到朝鲜，把毒品注射器运进中国，把社会毒瘤带到中国，等等[22]。

    金雅妹在日本生活了14年时间，对日本有深刻的了解，她承认日本的进步。但在她看来，中国人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不需要日本的干预。对日本侵华阴谋的警惕和揭露，表明她为祖国辩护的爱国立场。

    不过，从金雅妹对留日学生的评价中，还是多少可以感受到她在政治上的保守立场。1915年金雅妹在美期间，袁世凯正试图恢复帝制。金雅妹在回答听众有关中国由共和政体变为君主政体的问题时表示：“许多人认为，中国民众教育水准的低下，对共和政治事务的陌生，以至于还没有为履行其公民权利作好准备”，“我们只能有一个立宪的君主政体，在这个政府之下，人民事实上有着共和政体下同样的自由”[23]。金雅妹在天津从事的妇女医疗事业和医学教育活动，曾得到袁世凯的帮助，袁世凯死后，又一度担任过袁家的私人医生[24]。与袁世凯的密切关系，应该是她为袁世凯帝制复辟行为进行辩护的一个原因，但这一观点同样流露出她相对保守的政治态度。

    《纽约时报》描述说，金雅妹身高不到5英尺，体重不足100磅，从不穿西式服装，总是身着鲜艳的中国式丝绸长袍，发鬓上插一朵鲜花，可以讲中、英、日、法四种语言。《纽约时报》称她是“当今世界最杰出的女性之一。她在自己选择的职业上取得了奇迹，是本民族进步运动的一位领袖。”[25]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位女性留学生，金雅妹值得人们为之骄傲。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