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人基督教史初探（1819-1949）

张钟鑫

发布日期：2010年8月30日

摘要：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基督教宣教工作随之展开。1949年以前，新加坡华人基督教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梳理可以发现，影响新加坡华人基督教发展的主要因素,分别来自中国、西方差会和新加坡华人社会三个方面。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基督教

一、   研究现状和意义

近代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研究论题。它既涉及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又牵涉东南亚各国基督宗教史，还与教会宣教史、中国基督教史都有密切关联。这种复杂的跨域性，使国内学者对这一研究鲜有问津。[1]然而，正是这种复杂的跨域性，反使该研究的重要价值得以突显。一方面，东南亚各国均属多民族国家，基督宗教在东南亚各国的跨民族、跨文化性将更趋明显。拓展该研究，将为学界分析华侨华人的文化与族群认同提供更为崭新的视角。另一方面，近代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是贯通西方宣教史和中国教会史的关键环节，不可或缺。深入这一研究，不仅可以从中发现许多重要的关联性问题[2]，也有助于学界更为全面地考察整个教会宣教网络的流布，把握中国基督教史的历史脉络。

新加坡华人基督教[3]作为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的一部分，必然具有同等重要的研究意义。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于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的研究，多以马来西亚砂拉越和实兆远为研究对象，有关新加坡华人基督教的研究却仍付阙如。这方面的专门性研究成果，仅见陈达华的《基督教在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传播与发展（1900-1940）》[4]一文。文章虽对新加坡华人基督教历史和本土化等问题都作了论述，但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仍待进一步发掘。至于新加坡华人基督教史，国内外学术界至今仍未见专论。有鉴于此，笔者将根据赴新加坡实地调研所搜集的相关资料，勾勒1819至1949年[5]新加坡华人基督教发展史的轮廓，望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二、      新加坡华人基督教的历史脉络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太平洋与印度洋航运要道———马六甲海峡的出入口，南面有新加坡海峡与印尼隔海相望，北与马来西亚相隔柔佛海峡，以长堤相连，向来有“世界十字路口”的美誉。据新加坡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新加坡总人口326.32万，其中华人250.54万，占76.8%。基督教信徒占总人口14.6%，约47.6万，其中有41.3万为华人，占到86.8%。[6]华人基督教在新加坡基督教中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1949年以前的新加坡华人基督教史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四个阶段。

（一）   酝酿（1819年-1842年）

1819年新加坡开埠，基督教宣教工作也随即展开。至1842年，伦敦会、英国圣公会、英国长老会、美部会和美国长老会都曾派遣传教士到新加坡传教。虽然，差会在东南亚工作的最终目标，是为将来在中国宣教做必要的准备。但在新加坡，这一时期的宣教工作却基本上是为了满足在新加坡居住的欧美人的需要。其中，圣公会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新加坡的英国人中，长老会更关注的是新加坡的苏格兰人。[7]而最早在新加坡华人中展开宣教工作的是伦敦会。伦敦＊该论文为“福建省高校服务海西建设重点项目”“华侨华人文化与海西建设互动研究”的研究成果。作者简介：张钟鑫，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生。会传教士米尔顿（Samuel Milton）在1820年11月20日的一封信中提到：他建了一所临时性的房子，和华人佣人、华人老师、华人校长住在一起，并在华人、马来人和学校中布道。他还全力学习汉语和马来语，并且已经勉强能读马来文和教导马来学生。[8]此后，共有8位伦敦会传教士负责华人工作[9]。1834年7月20日，美部会传教士帝礼仕（Ira Tracey）也抵达新加坡。他与后来的狄金森（James T.Dickinson）、何伯（M.B.Hope）一起在华人中传教。与此同时，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斯夸尔（Edward B.Squire）也开始在华人中工作。尽管传教士们建立学校，分发圣经和小册子，却收效甚微。单从华人改信基督教的人数来看，这些早期的努力所得近乎为零。[10]

（二）   萌芽（1842年-1880年）

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差会的工作重心随之由东南亚北移中国。到1847年，几乎所有在新加坡工作的外国传教士都被遣往中国。然而，这一时期新加坡华人基督教的发展并没有因此而停顿，反而在艰苦酝酿中生根发芽。这首先要归功于伦敦会的传教士纪魄礼（Ben－jamin Keasberry）。当传教士们纷纷离开新加坡时，他选择留下来。在新加坡传教38年，他建教堂，办学校，翻译圣经，出版书籍，全身心投入到向马来人传福音的工作中，然而“最有持久性果效的工作却是在华人教会中展开”[11]。1862年，他和华人基督徒陈诗武在武吉知马筹建了一座礼拜堂，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新加坡最古老的华文教会———荣耀堂长老会（The Glory Presbyterian Church）。1847年，新加坡大约只有十个华人信徒[12]。而荣耀堂在成立后20年时间里，就有82个人受洗[13]。在这最困难的时期，有此成果实属不易。

1853年，圣公会的柯苏菲（Sophia Cooke）到新加坡接管华人女子学校（Chinese Girls School）。她帮助华人女子学校的学生嫁给华人基督徒，以寻求将来的出路。据统计，有200个学生最终嫁给华人基督徒[14]。当时在新加坡的华人男性移民中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福音工作，于是她还到华人男性中传福音，并组织华人聚会。

1856年，长老会的费塞牧师（Rev. ThomasMckenzie）和华人基督徒陈诗武先后抵达新加坡。费塞一开始就注意到向新加坡的亚洲人传福音的重要性，并在陈诗武的帮助下，开始在华人中传教。陈诗武则在圣公会的帮助下，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华人教会。此后三年里，共有11个华人改信基督教。这一年，旨在向新加坡的亚洲人传福音的圣安德烈宣教部也宣告成立。1872年，龚威亨牧师（Rev.William Henry Gomes）到新加坡接管圣安德烈宣教部。宣教部对亚洲人的工作得以恢复。1872年到1890年，共有356人受洗。

纪魄礼、柯苏菲、费塞、陈诗武和龚威亨等人的不懈努力，不仅帮助新加坡华人基督教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并且为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   丰收（1881年—1942年）

19世纪后半叶，新加坡华人数量激增。1824年，华人人口只有3317人。1881年，数量增加到86766人。1901年，这个数字几乎翻了一番，达到164041人。而到1931年，华人人数已猛增至418640人，占新加坡总人口数的77.8%。[15]相较于前面60余年，新加坡华人基督教可谓有了长足的发展。长老会、圣公会和卫理公会是推动这一发展最主要的三大宗派。

1881年11月，英国长老会派阁约翰牧师（J.A.B.Cook）到新加坡。此时，荣耀堂会友人数已减至39人。[16]阁约翰的到来扭转了这一颓势，并将长老会在华人中的工作带入新的阶段。到1883年，长老会华人会友就新组织了惹兰拉爹（Jalan Lateh）聚会、竹脚教会（Tek-kha Church）和芳林菜市聚会，它们就是现在的伯特利长老会、新加坡生命堂和长老会禧年堂。到了1901年，新加坡已有七间长老宗教会。1881年到1900年，长老会有500个初信的信徒受洗，这是过去20年的6倍。由于华人移民的流动性强，到1905年，信徒人数为506人[17]。而到1925年阁约翰离开时，新加坡已有13间教会，700个会友。

1885年2月，卫理公会的多本牧师（Rev.J.Thoburn）和阿尔汉牧师（Rev.William Oldham）抵达新加坡，从此开始了卫理公会在新加坡的宣教工作。卫理公会在新加坡华人中的工作是从创办教会学校开始的。1886年，阿尔汉在新加坡的厦门街租了一所房屋，卫理公会的第一所学校英华学校诞生。在此后的辗转重建中，英华学校不断发展，这之中得到华人社会的大量捐款。[18]此后，教育成为卫理公会宣教的一大特色。这时关注华人宣教工作的，还有贝苏菲（Sophia Blackmore）和魏时(B.F.West)。贝苏菲于1888年创办了直落亚逸女子学校（Telok Ayer Chinese Girl's School），也就是现在的花菲卫理女子学校（Fairfield Methodist Girls'School）。[19]而魏时则在1889年开诊所治病传教，一年之内就有12个华人受洗。此后，卫理公会的宣教工作稳步发展。1900年，华文教会会友人数为71人，慕道友33人。而到了1939年，会友人数则已达到689人，慕道友516。

圣公会的圣安德烈宣教部成立以来就致力于向亚洲人传教。他们在讲广东话、潮州话、福建话、福州话等各种方言的华人中传福音。1902年，圣彼得堂只有讲福建话的礼拜，而到了1929年，已经增加了广东话、福州话和莆田话。同时，在裕廊（Ju－rong）的圣约翰堂有潮州话的聚会，在惹兰勿刹（Jalan Besar）的真光堂则有莆田话的聚会。[20]据新加坡圣公会第一任会督傅谷生回忆，1912年，每周日都有大约500个华人参加圣公会的礼拜。[21]而从1902年到1934年，在圣安德烈宣教部共有3015人受洗，其中有许多都是华人。

由上可知，长老会、卫理公会和圣公会在这一时期的宣教重点，已经从新加坡的欧美人转向亚洲人群。他们的努力也在华人中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华人信徒的人数虽然在华人中仍是微乎其微，但相较于之前已可谓收获颇丰。

（四）   停滞与重建（1942年-1949年）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被日军占领，进入了长达三年的日治时期。日军通过大肃清行动和五千万元奉纳金勒索，对新加坡华人施以残酷压榨。据估计，在2月21日至3月3日的大肃清行动中，共有两万多华人被杀害。[22]尽管日军对基督教的态度比预期要好[23]，但留守新加坡的西方传教士和牧师后来还是被日军拘禁。传统教会中华人基督教的发展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聚会人数大幅减少。1942年6月，圣公会会督威尔逊（Bishop Leonard Wilson）倡议成立了基督教联合会，各个教会的信徒在合一信仰的基础上得以联合起来。虽然1943年初联合会的活动被日军下令禁止，但这一尝试也为后来教会合一的努力提供了依据。

1945年日本投降后，新加坡华人基督教进入重建阶段。日治时期的困难使传统教会开始意识到了，缺乏本土教牧人员而仅依赖西方差会的弊端。为了培训本土的教牧人员，一些教会领袖在拘禁时合议创立一个超宗派的合一神学院。三一神学院在这一宗旨的指引下，在卫理公会、圣公会和长老会的共同努力下，于1948年正式成立。在此之后，三一神学院为新加坡和东南亚各国培养了大量华人圣职人员。

三、      综论

综上所述，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梳理，可以发现影响新加坡华人基督教发展的主要因素分别来自中国、西方差会和新加坡华人社会三个方面。篇幅所限，以下仅对这三方面作简要论述。

（一）   中国方面

从1819年新加坡开埠到20世纪中叶，新加坡华人基督教的发展始终受到中国的巨大影响。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几乎所有传教士都撤离新加坡。新加坡华人基督教还未发展，就经历重大挫折。此后，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诸多近代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使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来到新加坡，促进了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发展。同时，中国基督教事业的发展，也与新加坡华人基督教息息相关。新加坡华人教会中的许多教牧人员，都来自中国教会。例如陈诗武、许亦喜（Khou Lak Sek）、郑聘廷（TaySek Tin）等人。而在众多的华人移民中，也有许多是基督教信徒，他们是促进新加坡华人基督教发展的另一重要力量。1900年前，就有600个华人基督徒移民到新加坡，加入了新加坡长老会。[24]

（二）   西方差会

东南亚华人基督教原是教会对华传教的副产品。教会宣教的重点和目标在中国，而非新加坡，这是早期新加坡华人基督教裹足不前的一大原因。纪魄礼、柯苏菲、费塞、阁约翰等传教士逐渐扭转了这一趋势，开始将精力置于新加坡亚洲人教会，特别是华人教会的发展上。这使新加坡在鸦片战争以后，成为东南亚华人基督教最活跃的中心。在宣教策略方面，西方差会一如既往地建堂布道，创办学校和医院，翻译出版各种书籍刊物。其中，以创办教育事业最为突出。从1819年，米怜（Milne）向莱佛士申请土地创建学校并获得批准开始[25]，各个差会就没有停止过办学的脚步。例如前面提及的圣公会的华人女子学校。后来的卫理公会则将办学作为宣教工作的重点。虽然期间出现过不少争议，但英华学校、直落亚逸女子学校等卫理公会创办的学校，还是极大地促进了华人基督教在新加坡的发展。

（三）   新加坡华人社会

新加坡华人社会对华人基督教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1、欧洲殖民者对亚洲国家的“炮舰外交”（gun-boat diplomacy），无疑给伴随而来基督教穿上了一件不光彩的外衣。[26]华人社会自然不会对福音产生好感。2、华人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冲突，也是阻碍华人基督教发展的主要原因。学界在这方面多有论及，此处不再赘述。3、华人方言众多，不懂方言的传教士很难与华人交流和勾通，传教更是难上加难。4、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流动性强，缺乏稳定性。这是基督教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传播的一大困难。5、新加坡华人秘密会社对华人的控制，也使华人对基督教敬而远之。新加坡私会党就曾针对基督教（天主教）发动大规模的暴乱，导致大量基督徒丧生。[27]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转引自《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