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_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城市作为人类的聚居中心，经济、政治乃其主要功能所在。然人类休闲的本能诉求决定了文化娱乐亦是城市的应有之义。因此，关注城市大众文化娱乐空间①的历史流变，不仅是对城市发展变迁的长时段审视，亦是对人类自身生存状态与生活质量的理性关照。“城市是以人为主体，以空间利用为特点，以聚集经济效益和人类社会进步为目的的一个集约人口、集约经济、集约科学文化的空间地域系统。”②鲍尔断言，“城市空间的发展不仅是一种生态过程，还是经济过程和文化过程”③，而且这一过程常呈现出一定的时间递进关系。帕克则把城市看作一个有机体，认为“城市过程如同一切生物为生存而适应或改变环境的生态过程”④。城市最初就是通过各种物质的高度积聚形成的，作为一个集散中心，人类的物质需求不断得到满足和丰富，从而产生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加注重文化积聚功能，大众文化娱乐空间随之产生并迅速兴盛。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大众文化娱乐空间作为城市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跟随城市的发展变迁而聚散更张。
    近代汉口的大众文化娱乐空间就是如此，跟随城市的铺陈而展演，大致经历了由聚到散、散而再聚的演变历程。
    一、第一次聚集：汉口城市发轫与大众文化娱乐的后湖时代
    近代汉口大众文化娱乐空间的初兴是城市发轫和工商业繁华的直接结果。从汉口滥觞到开埠以前，后湖一直是大众文化娱乐空间的聚集地。明清时期，汉口作为新兴商业市镇迅速兴起并达到鼎盛。商人的集中、物资的集散和贸易的频繁为人们在汉口的生活带来了更多活力，谋生机会的增多和经济观念的转变使得人们的休闲方式大大增加。后湖地区凭借其优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娱乐项目和紧邻市廛的地理优势，受到人们的青睐，成为汉口民众娱乐中心，此为汉口大众文化娱乐空间的第一次集聚。
    (一)汉口发轫、工商业繁华与后湖兴起
    城区的形成促进了后湖的发展。汉口和后湖的形成都要追溯到明成化年间汉水⑤的改道。“成化初，忽于排沙口下、郭师口上直通一道，约长十里，汉口迳从此下，而路道遂淤”⑥，原先的汉阳一分为二形成南北两岸，汉水之南成为汉阳，北岸一侧就是今日的汉口。汉口因水而兴，迅速成为华中地区的水上中转码头。它凭借得天独厚的水路运输优势，商业价值不断彰显，开始吸引几乎遍及全国各省的商人前来牟利。汉口市区也沿汉水而下持续扩大，“其地形如棉帚，上直而下广”⑦，这一上直下广的扫帚形市区，在沿汉江的长堤街、汉正街一线。
    与此同时，原先的襄河故道“淤积日高，襄水不能灌注，河遂湮塞矣”⑧，使得毗邻的后湖演化成水陆相间的郊野，布满农舍棚户、农田菜地、湖塘荒坡。明崇祯八年，为了防御水患，官府在汉口镇后面修了一道长堤⑨。由于堤内人烟稠密，寸土寸金，人们陆续选择堤外地势较高之处，以土、石或筑墩，或围垸，与水争地，盖房造屋，寺庙庵观、会馆公所与茶楼酒肆，点缀于民居之间，一年比一年热闹⑩。由是，在汉口从一片满滩芦花的泽国向商业巨镇的转变中，后湖亦步亦趋，从一个郊野荒坡发展为休闲胜地。
    商业的繁荣刺激了后湖的兴盛。汉口形成后，因地处江汉交汇之点，水道纵横、交通便捷，成为“商船四集，货物纷华，风景繁庶”(11)的华中重镇。汉口明末清初“与河南朱仙镇、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并列，为天下四大镇之一”(12)。到康熙年间，其重要的经济地位和繁荣的商业活动更使它在“天下四聚”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13)
    汉口商业的繁荣带来了人口的聚集，物质生活的满足催生了更高的精神需求，促进了娱乐空间的发展。后湖紧邻繁华商肆，其兴盛是汉口经济功能发挥的产物，也是适应汉口民众提高生活质量和丰富休闲娱乐生活内在需求的必然结果。至清代中期，后湖这片毗邻汉口市区的广袤土地，不仅成为农户的家园，也成为商家牟利之所，更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二)后湖成为明清汉口大众的“销金窝”与狂欢地
    在汉口成为一个“万家灯火彻宵明”的商业都市之时，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改变了汉口的物质基础，给汉口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无限生机。“无论社会上层还是下层，仕宦富贾还是普通百姓，身处这种浓厚的商业氛围中，其日常生活方式自然深受影响”(14)，人们更加追求悠闲的生活做派，娱乐业随之兴盛。最先带动后湖娱乐业发展的是商人群体，后湖被他们视为踏春、闲步、郊游、聚会的最佳地点。商人作为汉口最重要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的行为方式成为传统基层社会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非官方导向力量，在商人这一庞大群体的推动下，后湖成为汉口民众最钟情的文化娱乐场所，风靡一时，风光无限。
    1.欣赏美景
    后湖景色四季不同，情致各异。后湖民居间点缀着风格各异的寺庙庵观、会馆公所与茶楼酒肆，还有潇湘八景吸引着无数游人：晴野黄花、平原积雪、麦陇摇风、菊屏映月、疏柳晓烟、断霞归马、襄河帆影、茶社歌声，美不胜收(15)。后湖的风景“以看新绿为第一”，人们在此欣赏“几抹远山轻染黛，千条新柳嫩含烟”的初春美景，流连忘返，“踏尽斜阳未肯归”(16)。平时也可在此体味“散步人来远市阛，一回心境得宽闲。眼光直到天穷处，夕照黄陂数点山”(17)的闲适。
    2.喝茶会友
    后湖茶肆林立，大量行商孤旅、平民百姓抬脚走进后湖，在这儿赏景、品茗、宴饮、猜拳行令，暂时忘却生计烦累、路途之劳顿(18)。“夏汛初看几近添，平湖万顷镜中天”(19)说的是在后湖茶肆纳凉的乐趣。“一枕清凉消午梦，自烹活水试新茶”(20)道出文人墨客在此吟诗雅集、以茶入诗的风雅。后湖茶肆还可以听曲，“沿湖茶肆夹花庄，终岁笙歌拟教坊”(21)，“茶香烟雾袅灯光，为恋清歌不散场。四座无言丝肉脆，望湖泉外月如霜”(22)，歌伎在此清唱，音清而雅，余音绕梁。士女也在此嬉游，“结伴闲步，倦即歇坐茶寮，呼烟唤茗，不以为嫌也”(23)，适情写意。范锴与友人“每于夕阳斜下，则相约白楼瀹茗，以遣客愁，故有句云：几年同作江湖客，一半茶寮笑咏来”(24)，一半时间投掷后湖白楼喝茶，虽略显夸张，却展现出时人对后湖茶寮的青睐。
    3.观看表演
    后湖令汉口民众趋之若鹜，所谓“晴日游人擦背肩”(25)，这与其丰富的娱乐项目密不可分。后湖的娱乐活动可谓百戏杂陈，玩武术的、演杂技的、演木偶戏和清唱的，还有耍魔术、玩猴戏的，以及卖狗皮膏药的，都汇集于此，招徕生意(26)。人们可以看戏，所谓“芦棚试演梁山调，纱幔轻遮木偶场”，还可边看边享用小吃，其间“更有下茶诸果品，提篮闲汉似穿梭”，让人乐不思蜀。后湖地还有各种街头表演引人驻足，“走索车坛尽女娃，十人到有九人麻”、“猴子狗熊顽棍棒，雀儿老鼠打秋千”、“打拳人聚夕阳天”(27)。在二三月还可以观看放风筝，所谓“二三月内喜天晴，草色青青画不成。一碗粗茶嗑瓜子，布棚厂下看风筝”(28)，乐趣无穷。人们在后湖有丝竹盈耳、美人顾盼，还有马戏杂技，雅俗共赏，的确心旷神怡。难怪时人感叹，后湖成为汉口民众的“销金窝”，多少光阴、多少金钱，都可消遣进去。
    后湖成为汉口大众文化娱乐的第一次聚集地并非偶然。明清时期，汉口因水而兴，后湖紧邻汉口市廛中心，其文娱空间集聚是汉口工商业繁华与城市发展的衍生物。可以说良好的区位优势、自然风光、流畅的城市发展轨迹，加之汉市商人群体和普通百姓的精神娱乐需求共同催生了后湖这一狂欢之地。
    二、由聚而散：汉口城市化展开与大众文化娱乐空间的离散时代
    自被迫开埠至民国初年，汉口大众文娱空间呈现出无中心的离散发展状态。1861年汉口开埠，西方元素不断植入，继而张之洞督鄂，主动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在内外因素交互作用下，汉口步入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快车道，城市化进程加快是重要主题。“城市化作为一个动态的历史进程，总是在时间和空间的交集中进行的。这一空间并非由城墙所界定的地理空间，也不是为行政管理权力所覆盖的地理空间，而是与城市形成和演化密切相关的一个人文生态系统，一个在地理空间上覆盖城市内外的特定区域”(29)。文化娱乐空间的分布随着城市化步伐发生改变。城市的集聚与扩散以及城市居民的高异质性和高流动性使城市成为一定区域的不同层次、不同流派、不同地域文化的中心和综合体(30)。随着城市化的展开，汉口城市空间不断拓展，居民异质性增强，大众文化空间的聚集失去根基，随之步入离散时代。
    (一)汉口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与大众文化娱乐空间的异动
    1861年开埠以后，汉口的商业中心由沿河(31)地带的汉正街、黄陂街向沿江租界区发生位移，形成多个新的商业中心。人流随着商机走，文娱场所又扎根于人群密集处，由此，远离城市中心的后湖逐渐失去聚心力而丧失了文娱中心的地位。同时，西方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也深深影响了当时汉口市民文化，人们娱乐休闲方式的选择更加多元，娱乐场所也随之多样化，功能划分更加明确。汉口文化娱乐进入全新的探索和转轨时期，呈离散分布状态。
    1.城市中心的位移改变了娱乐空间的分布
    城市的空间形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输工具和交通条件(32)。1861年汉口开埠后，随着列强纷设租界，原本被商民视为水急浪高的长江滨江地带，因为海关设置、轮船开通，遂由人烟稀少的荒凉地带逐渐变成汉口的闹市区(33)。沿江租界蕴藏更大的商机，吸引了原来沿河的工商业者。“后来老城区也由沿河今汉正街、花楼街一带向六渡桥、歆生路、后城马路一带推进，形成多个商业中心。”汉口的城市空间布局和发展走向发生改变，城市布局沿汉水、长江岸线向外呈自由的扇状发展，“从过去的沿河发展、溯河而上伸向内陆的内贸型城市，转向沿江延伸、通江达海的外贸型城市”(34)。
    因为租界有国际贸易，外商和外资大量涌入，呈现更多的商机，人群纷纷向新的城市经济贸易中心聚集，以谋取生存空间与发财机会，经营大宗商品的汉口八大行(35)也纷纷向租界靠拢。于是，为商民提供生活服务的休闲娱乐空间也跟随人流转移。此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原文娱中心——后湖逐渐远离闹市区和城市中心，虽然其也在不断的改造开发，并最终形成新市区，但其繁华程度远无法与新的商业中心媲美。在改造过程中，后湖曾经的美景也渐渐销声匿迹，其大众娱乐聚集地的位置最终衰落。
    2.外来文化的冲击催生了新的娱乐空间
    汉口开埠以后加快了城市现代化的步伐。城市现代性表明了通常作为现代文化主要特征的相应的跨文化传播(36)。汉口作为近代崛起的一个新型城市，“外国商品和传教士的进入，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文明模式，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城市社会生活”(37)，故汉口自然成为“内地中西文化交流十分发达和冲突十分尖锐的地方”(38)。开埠后的汉口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迈向现代化转型的轨道，中西文化在此碰撞、冲突和交融。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外界传入的各种社会力量和影响同本地的同类物相互交融(39)。汉口大众文化娱乐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发生改变，呈现出多元化特点，中西杂糅，新旧并举。为了满足人们多样化的娱乐需求，新的娱乐空间相继涌现。
    (二)大众文化娱乐空间呈无中心离散分布状态
    自开埠以后到民国初年，新旧中西各种文化元素在汉口发生共融，各种异质化文化娱乐活动也各放光彩。各种文化娱乐空间分散在城市的不同地区，吸引不同人群，各自为政。
    1.新式娱乐场所
    来自遥远国度的人们所从事的光怪陆离的娱乐活动方式让汉口本地人颇感新奇，激发了市民娱乐的兴趣，吸引着求新逐异的人们。跑马场、俱乐部、影剧院等新的娱乐场所诞生，它们主要分布在租界和城郊，部分也在华界找到了立足地。跑马场的惊险刺激吸引了众多民众前往。每逢赛马之日，成千上万的市民有的出于好奇，有的出于侥幸发财心理，纷纷前往观看，通常都是人声鼎沸，人头攒动，“分道扬镳各自由，此风原是创西欧”、“络绎香车去马场，春秋两赛竞华商”(40)。俱乐部不仅能娱乐休闲，还是社交的主要场地，许多富商巨贾把它作为市内的主要娱乐场所，“夥颐宫室却沈沈，日侣相将乐事寻。看报打波随意便，夜阑微醉好谈心”(41)，流连忘返，乐此不疲。作为近代科学技术和表演艺术结合物的电影，以奇趣妙境和独特魅力从租界传播到华界，吸引汉口人的视线，影剧院遂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一个新选择(42)。
    2.传统娱乐场所
    本土传统娱乐场所在这一时期依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茶园、会馆、街头等活动场所，仍然是汉口民众闲暇消遣的主要去处。茶馆顺应时代需求，把生意重点放到上演地方戏上，卖茶则退居其次，转变为节目更加丰富的剧场，可以称为“茶馆戏园”(43)。茶园最初主要在六渡桥附近的土垱，此处商贾云集，特别是黄陂人在此集聚，半夜三更常在此演出黄孝花鼓戏，所谓“俗人偏自爱风情，浪语油腔最喜听。土垱约看花鼓戏，开场总在两三更”(44)。1900年前后，茶园开始在下游的沙口、水口等地盛行；1902年，茶园在租界区打开了空间，各国租界开设了一批又一批唱花鼓戏的茶园。
    汉口的会馆、公所亦为同乡、同业提供了休闲娱乐。会馆是异籍人士在客地设立的一种社会组织(45)，各省、各县在汉的同乡会或各行业的同业公会在汉建有会馆，其中山陕会馆就有六七个戏台。“祀神、合乐、义举、公约”是其基本功能，合乐为流寓人士提供了集会和娱乐的空间(46)。风时伏腊，演剧酬神，同乡诉桑梓之情，同行联樽酒之欢(47)，在此尽情享受，寻求放松。
    自古以来，中国城市居民就热衷于街头娱乐(48)。各式各样的娱乐场所往往设在小街陋巷，无论是繁忙的商业区还是拥挤的贫民区，流浪艺人的街头表演随处可见。在汉口的汉正街、六渡桥等人群密集的商民聚居区，街头这一娱乐场所广受欢迎，成为“江湖艺人、杂耍、卖假药、诈骗术士等的聚集地，也成为下层民众的娱乐中心”(49)。这类表演很合大众口味，随时都演，只需在演出后给几个小钱(50)，无论是居民还是外来者，都可驻足观看，是市民找乐子的好去处。
    3.临时性娱乐空间
    不少临时性的市井娱乐空间继续存在，它们往往是在特殊时节搭建的。官府有时为了款待来宾或庆祝节日，会邀请戏班子前来表演，此类表演称为“差戏”，普通民众是享受不到的。民间的嫁娶之日，有钱人家会请戏班子到家里唱戏，敲锣打鼓，好不热闹。有的商店在开业之日，也会在门口搭戏台，请戏班子进行表演以招徕顾客。在特定的节日，如春节、元宵、端午、中秋等，在龙王庙、四官殿等庙宇附近的空地上也会有草台班子演出(51)。这些临时性的娱乐空间虽然形式简陋，布置粗糙，却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蹭戏的机会，可免费欣赏，给城市中下层民众带来欢乐和回忆。
    汉口大众娱乐空间由聚而散是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变迁的自然结果。汉口伴随开埠，将西方元素内化为自身发展的主要动力，推动了城市现代化的进展，城市中心亦沿河向沿江发生位移，“一般情况下，城市中心的迁徙对应着城市整体地域的变化，当城市向某个方向发展时，空间中心也随之位移，具有一定的联动性”(52)，原先坐拥地利的后湖逐渐丧失了大众文娱中心的地位。中西新旧因素交织共融，加之城市不同人群诉求各异，造就了汉口多元文化和异质性娱乐场所的兴盛。进而，自开埠及民国初年，汉口各种大众文娱空间虽齐头并进但无中心，而呈离散分布样态。
    三、散而再聚：汉口城市发展完善与大众娱乐的民众乐园时代
    随着现代市制逐步确立、城市发展完善和1919年汉口民众乐园建成开放，汉口大众文娱空间散而再聚，形成了现代化的中央文娱区(53)。中西城市现代化历程显示，当城市经济功能与空间拓展达到一定的程度，市民综合性的文娱休闲需求达到一定水平，一个现代化的一站式娱乐集大成者即呼之欲出。汉口民众乐园的出现即是近代汉口城市发展完善的一个标志。
    (一)汉口城市发展完善与现代化大众文娱中心的出现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汉口由一个内贸型商业中心发展为一个外贸型的国际商埠，其文化积淀、经济发展、市民休闲文娱需求以及注重精神含量的都市生活方式都逐渐成熟，这为汉口综合性文娱中心——汉口民众乐园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很快形成大众娱乐空间新的聚集。
    1.“天时”：现代化进程的日渐推进
    近代武汉的经济文化中心地位为汉口民众乐园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的区位经济优势与文艺基础。同时，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城市，汉口吸引大量外来人口在此集聚，汇聚了人脉条件，为汉口娱乐业的繁荣储备了庞大的消费群体。随着汉口租界区的日益繁荣，长江上的外贸商品吞吐频繁；加之张之洞督鄂成就初现，尤其是京汉铁路通车，使得汉口“完成了从汉江时代的船码头向国际性港口城市的历史性跨越”(54)，成为19世纪、20世纪之交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都会，并凭借其中国内地水陆中转码头和商品集散中心的交通与商贸地位成就了“东洋芝加哥”(55)的辉煌。至此，汉口度过了面对开埠冲击的震荡期，城市现代化进程走上有序轨道，城市物化环境逐步优化，各种文化娱乐形式日臻完善，为汉口民众乐园的产生和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保障。
    2.“地利”：中心聚集的空间分布
    汉口开埠后，租界区的繁荣程度很快超过了老城区。汉口华界的中心城区也从老城厢向租界区扩散和转移，六渡桥和江汉路的商业中心地位逐渐稳固，成为汉口最繁华地带。汉口民众乐园正处于这个地段上，是租界区和老城厢的交界地带，且位于汉口主干道后城马路边，处于近代汉口中心商业区之核心位置。这里“生产资料集中、金融资本集约、服务产业发达、市民数量集聚和游客人数庞大”(56)，为民众乐园提供了充足的客源和完善的配套设施，有利于形成一个城市文化娱乐中心。
    3.“人和”：市民娱乐的强烈需求
    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为”(57)。城市经济功能的充分发挥提升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人们更加注重人际交往与精神愉悦，对休闲生活的需求日益高涨。“商业的迅速发展。其明显结果就是导致民众的群体价值准则与行为方式与传统悖离开。人们注意交往，注意信息，追求变动，慕异喜新。不单在生意场上仰慕新潮，在休闲娱乐和生活方式上也赶时髦，看戏、听书、品茶、观艺不再是官绅学士的专利，普通商民也习已为之。”(58)在工作辛劳之余，人们自然有消闲之需以缓解身心疲惫，所谓“看他汲汲争名客，笑尔纷纷逐利人。以财以势以权力，无年无月无晨昏”(59)，休闲娱乐能帮助人们减轻都市生活的倦怠感。武汉市民的动态性、参与性与猎奇性的游乐活动需求呼唤一个娱乐中心的出现。
    (二)汉口民众乐园成为近代汉口大众娱乐的代名词(60)
    1919年建成开放的汉口民众乐园以其一站式、集成式的娱乐模式和大众化的亲和娱乐理念引起广泛关注，曾“邀请各界入场参观，是日到者二千余人，武汉各官厅均派代表莅席”(61)。正式开业后，民众乐园百戏竞呈，百业俱兴，凭借种类繁多的休闲项目和层出不穷的新花样持续吸引人们前往，对汉口乃至武汉市的文化娱乐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最终完成文化娱乐空间的再次集聚。
    1.“百戏纷呈”：游乐文化形式的多元化
    汉口民众乐园建立的初衷就是一个娱乐、商业功能兼备，能游、能看的综合性游乐场。它的游乐文化形式是多元的，“不仅融合了中西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也体现了本土地域文化的多元性”(62)，“艺术越来越走出了少数人的樊笼而进入大众的日常生活”(63)。所谓“百戏纷陈新市场”(64)，汉口民众乐园的娱乐项目充分显示了当时市民的游乐喜好、外来时尚和地域色彩。
    从开幕起，汉口民众乐园的娱乐项目就让人应接不暇。“有营业场、动物园、陈列所、剧场、书场、中西餐室、弹子房各种游戏场，各国奇巧机器、动物亭台、花木无所不备”(65)，每种游戏场的演出内容极为丰富。其中，营业场商店林立，商品琳琅满目，有百货布匹、化妆用品、工艺美术、书画古玩，还有理发店、照相馆。动物园不仅搜罗全国各地的飞禽走兽，如广西金花大蟒、广东梅花雪豹等，更有来自国外的珍禽异兽，如印度的象皮鸟、非洲金钱大豹等(66)。在陈列室可以参观文物和动植物标本。剧场有三个，上演京剧、汉剧、话剧、楚剧，还播放电影和进行魔术表演。书场有两个，表演各种曲艺，种类繁多，有大鼓、快书、苏滩、双簧、荡调小曲等数十种之多。在之后的发展中，民众乐园又陆续修建了趣园、溜冰场、雍和厅、图书室、哈哈亭、大舞台等，并不断的更换节目，抛出新花样，在春节、端午节等特殊纪念日还进行大型游艺表演，燃放焰火。不愧时人评价，“民众乐园，是汉口最伟大的游艺乐园，同时也是个有悠久历史性的游艺场所，它的园内，所包括平、汉、楚、评、话剧、苏滩、清唱、电影、大鼓、武术、魔术、相声、口技、动物等，应有尽有，蔚为大观，使参观者，大有乐而忘返之慨”(67)。
    2.雅俗共赏：游乐文化趣味的多层次
    汉口民众乐园是个平民消费场所。人们花费不多，购买一张门票，便可在其间从早玩到晚，所以游客包罗社会各个阶层。为满足不同人群多种文化需求和心理倾向，汉口民众乐园的演出节日层次丰富，雅俗共赏。
    汉口民众乐园里的表演有阳春白雪的高雅艺术。京剧大家梅兰芳和程砚秋都曾在此登台亮相，享誉国际的邓肯舞蹈团也在此给汉市民众留下了美好的艺术享受(68)，各种经典话剧也时常在此上演，汉口民众乐园还举行过多场美术展览会(69)。这里更多的是下里巴人的游乐项目，更加世俗化和贴近大众的生活。本土剧楚剧和汉剧在此发扬光大，大鼓、苏滩、双簧、快书、杂技、国术等民间艺术也经久不衰。
    作为近代汉口文化娱乐中心，民众乐园真正实现了“民众俱乐”、“与民同乐”(70)。市民在这里感受平等，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可以在此寻找自身所看重的价值，追求愉悦与满足，人们对此处的钟情确定了汉口民众乐园的辐射力和文化娱乐中心地位。
    天时、地利、人和不仅催熟近代汉口日趋完善的经贸、交通等城市功能，成就了汉口“东洋芝加哥”的美誉，而且也衍生出了一个文化娱乐英雄——汉口民众乐园。它在半个多世纪的离散后，再次形成汉口大众文化娱乐空间的聚集。更有甚者，民众乐园超越了文娱中心的意义，而成为近代汉口城市标记与集体想象之所在。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民众乐园是武汉三镇人民娱乐的首选，逛民众乐园是感知汉口的最好方式，市井坊间耳熟能详的民谣——“紧走慢走，一天走不出汉口；左玩右玩，玩不够民众乐园”、“玩在新市场，吃进生基巷”充分映射出汉口民众乐园成为汉口大众娱乐的代名词和市民想象的共同体。汉口民众乐园成为城市之魂的一部分，代表“城市所具有的文化传承、文化积淀和文化品味”(71)，展现汉口的独特个性魅力。
    四、结　语
    在城市发展变迁的潮汐里，近代汉口大众文化娱乐空间亦一波三折，历经了由聚而散、散而再聚的演变轨迹。大众文化娱乐中心与城市发展呈现出互为表里、相生相促的联动效应，凸现出文化空间对于城市有机体的不可或缺的价值。“场所的形成与其占据空间的社会价值密切联系”(72)，可以说，“文化空间乃度量城市的另一种尺度”(73)。
    大众文化娱乐空间的成长兴旺离不开城市主人——城市居民的精神诉求与日常追捧。文娱空间经久不衰，历久弥新，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城市不只是人类的一种聚居形态，而且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74)而存在。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版图逐步扩大，经济实力逐步增强，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休闲欲求不断强化，便催生了与城市地位和声望相吻合的文化娱乐产业，形成大众文化娱乐空间的聚集，这也符合城市作为更富精神意义的生活方式的旨趣。“城市与人类其他聚落形态的根本差异，并不在于人口、空间与经济规模，而因其始终是一种精神含量更高的生活方式的中心与象征。这既是城市总是吸引大量人口与各种资源，也是城市生活具有永恒魅力与诱惑的根源。”(75)
    近代国人业已认识到文化娱乐乃人之本性。不少学者皆称“娱乐是人类生存的一种要素，也是人类的天性”(76)，它是“发展人类身心、养成团体习惯的一个要件，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一种行为”(77)。因而，“城市作为人居环境必然要支持各类游憩活动，也就必然在物质形态上有所反映，如何更合理地规划和设计城市游憩场所在城市空间重组和拓展中的宏观区位和单体的微观形态，越来越成为城市规划与建设工作的重要课题”(78)。若打着城市化的旗号，一味强化城市的经济功能，忽视文化娱乐空间的构设，必将违背城市作为一种满足人类本能之生活方式的本质。大众文化娱乐空间将超越历史时空，在城市发展各个阶段放射出自己应有的光芒。
    注释：
    ①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空间的研究目前广受关注，相关论著可见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涂文学：《文化汉口》，武汉出版社2006年；傅才武：《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1861～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马树华：《“中心”与“边缘”：青岛的文化空间与城市生活(1898—1937)》，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陈蕴茜：《城市空间重构与现代知识体系的生产》，载《学术月刊》2008年第12期；楼嘉军：《上海城市娱乐研究(1930—1939)》，文汇出版社2008年；胡俊修、钟爱平：《近代综合性文娱中心与都市社会——以汉口民众乐园(1919—1949)为例》，载《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②李铁映：《城市问题是个战略问题》，载《城市规划》1983年第1期。
    ③张鸿雁：《城市·空间·人际》，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1页。
    ④于海：《城市社会学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⑤即汉江，又称襄河、小河。
    ⑥杜宏英：《民国夏口县志校注》，武汉出版社2010年，第16页。
    ⑦范锴：《汉口丛谈》，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4页。
    ⑧杜宏英：《民国夏口县志校注》，第17页。
    ⑨即今长堤街与东堤街。
    ⑩彭心锦：《后湖竹枝词》，载《武汉竹枝词》，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页。
    (11)陈锋：《明清时期汉口的发展历程》，载《武汉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页。
    (12)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再续汉口丛谈》，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页。
    (13)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中华书局1957年，第193页。
    (14)汤黎：《人口、空间与汉口的城市发展(1460—193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42页。
    (15)涂文学、刘庆平：《图说武汉城市史》，武汉出版社2010年，第442页。
    (16)范锴：《汉口丛谈》，第66页。
    (17)叶调元：《汉口竹枝词》，载《武汉竹枝词》，第63页。
    (18)张岩：《近代前夜汉口商人的文化生活(1800—1840)——以〈汉口丛谈〉为中心的考察》，载《武汉现代化进程研究》，第41页。
    (19)叶调元：《汉口竹枝词》，载《武汉竹枝词》，第67页。
    (20)范锴：《汉口丛谈》，第363页。
    (21)叶调元：《汉口竹枝词》，载《武汉竹枝词》，第64页。
    (22)叶调元：《汉口竹枝词》，载《武汉竹枝词》，第65页。
    (23)范锴：《汉口丛谈》，第132页。
    (24)范锴：《汉口丛谈》，第61页。
    (25)叶调元：《汉口竹枝词》，载《武汉竹枝词》，第63页。
    (26)皮明庥、吴勇：《汉口五百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10页。
    (27)叶调元：《汉口竹枝词》，载《武汉竹枝词》，第66页。
    (28)叶调元：《汉口竹枝词》，载《武汉竹枝词》，第63页。
    (29)戴一峰：《城市史研究的两种视野：内向性与外向性》，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10期。
    (30)张鸿雁：《城市·空间·人际》，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31)指汉江。
    (32)范登堡：《城市发展阶段说》，载《城市化与城市社会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第95页。
    (33)任放：《竹枝词所见清末民初汉口城市空间与功能的扩张》，载《10世纪以来长江中游区域环境、经济与社会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07页。
    (34)涂文学：《文化汉口》，第113页。
    (35)根据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的解释，八大行指银钱、典当、铜铅、油蜡、绸缎布匹、杂货、药材、纸张八大商业行帮。参见涂文学：《文化汉口》，第49页。
    (36)本·哈莫：《方法论：文化、城市和可读性》，载《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9页。
    (37)王笛：《大众文化与城市公共空间的重构——清末民初的成都城市改良》，载《都市文化中的现代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65页。
    (38)田子渝、黄文华：《湖北通史·民国卷》，第122页。
    (39)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3页。
    (40)罗汉：《汉口竹枝词》，载《武汉竹枝词》，第202、203页。
    (41)罗汉：《汉口竹枝词》，载《武汉竹枝词》，第217页。
    (42)王国华：《武汉旅游发展的近代化进程》，载《武汉现代化进程研究》，第224页。
    (43)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29页。
    (44)叶调元：《汉口竹枝词》，载《武汉竹枝词》，第99页。
    (45)王日根：《明清时代会馆的演进》，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
    (46)王日根：《会馆是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社会组织》，载《寻根》2007年第6期。
    (47)朱务本：《汉口的会馆、公所》，载《汉口五百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4页。
    (48)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第41页。
    (49)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第53页。
    (50)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85页。
    (51)据被誉为“武汉活字典”的文史专家徐明庭先生2009年11月8日在武汉市图书馆的口述整理。
    (52)刘剀：《晚清汉口城市发展与空间形态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第190页。
    (53)中央娱乐区是一个与中央商务区和中央商业区相对应的概念，主要是指城市居民进行娱乐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是一个公共娱乐设施相对集中而紧凑的地区或地段。参见李德华：《城市规划原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年，第146页。
    (54)涂文学：《文化汉口》，第105页。
    (55)水野幸吉：《汉口——中央支那事情》，上海昌明公司光绪三十四年(1908)，第1页。
    (56)楼嘉军：《上海城市娱乐区布局结构及特点研究》，载《旅游科学》2007年第5期。
    (57)托马斯·古德尔、杰弗瑞·戈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58)王国华：《武汉旅游发展的近代化历程》，载《武汉现代化进程研究》，第230页。
    (59)孙南溪：《题汉口镇》，载《武汉日报》1948年5月23日。
    (60)从1919年到1949年汉口民众乐园数易其名，先后被称为“汉口新市场”、“中央人民俱乐部”、“血花世界”、“汉口特别市民众俱乐部”、“兴记新市场”、“明记新市场”、“民众乐园”。参见胡俊修、钟爱平：《近代综合性文娱中心与都市社会——以汉口民众乐园(1919—1949)为例》，载《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61)《新市场参观续记》，载《汉口新闻报》1919年5月28日。
    (62)周向频、胡月：《近代上海市游乐场的发展变迁及内因探析》，载《城市规划学刊》2008年第3期。
    (63)姜华：《大众文化理论的后现代转向》，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9页。
    (64)吴炳焱：《新汉口竹枝词十二首》，载《武汉竹枝词》，第295页。
    (65)《新市场开幕广告》，载《汉口新闻报》1919年5月29日。
    (66)《民众乐园动物园竣工》，载《罗宾汉报》1947年4月29日。
    (67)《民众乐园明春新贡献》，载《罗宾汉报》1948年2月1日。
    (68)《邓肯舞蹈团开始表演》，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8日。
    (69)《美展会昨开幕》，载《武汉日报》1935年6月6日。
    (70)《民众俱乐部昨日正式开幕盛况各界共到三百余人》，载《汉口中山日报》1926年6月6日。
    (71)马敏：《让城市文化史研究更富活力》，载《史学月刊》2008年第5期。
    (72)段兆雯、王兴中：《城市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的空间结构研究》，载《世界地理研究》2006年第9期。
    (73)马树华：《“中心”与“边缘”：青岛的文化空间与城市生活(1898—1937)》，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页。
    (74)路易·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载《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4页。
    (75)刘士林：《城市兴衰的文化阐释》，载《学术界》2010年第2期。
    (76)吴燮臣：《妇女与娱乐》，载《妇女杂志》1924年第10卷第1期，第77页。
    (77)董家迪：《娱乐之社会学的观察》，载《史地社会论文摘要月刊》1935年第2卷第1期，第21页。
    (78)薛莹：《欢娱与城市——古代和中世纪西方城市游憩场所的历史演变》，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