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时代的中国本部概念

陈波

内容提要：1585年欧洲文献中出现族性地理概念China proper(中国本部)；因华夷秩序观的影响，江户时代日语文献中一直没有族性地理思想；同期日文中称呼中国时“支那”的用法增多，且意义逐渐转变，至明治维新，受西方文献的影响，始有支那本部等译法，日本学者逐渐展布相关概念和分类体系，对以前所持的华夷秩序观进行转换，继续建构日本中心主义的同时，对中国诸部重新分类，并逐渐突出“支那本部”即为“支那”的观念。这为日本扩张主义者利用，成为其分裂中国的指导观念。“支那本部”概念与中国历史和现实不符，所以中国学者或批判、改造或抛弃这一概念。

关 键 词：支那本部 族性地理分类体系 华夷秩序 代表性 中国观

   关于“中国本部”概念缘起，早在1939年顾颉刚就推测这一概念来自日本，而西方则是受到日本的影响而沿用之。①马戎最近在触及顾颉刚的这一猜测时，亦无法明确其来龙去脉，只得将始作俑者的问题悬搁起来，着重强调其对中国历史和现实造成的负面影响；②其实维基百科“中国本部”条早在2009年就提出英国人威廉·温特博特姆(William Winterbotham)在1795年介绍清“帝国”时早已使用过。③不过维基百科的大众式梳理也错谬甚多。张殿清、郑朝红根据维基百科的观点，认定1795年是这一概念首次出现的时间，并追溯该概念的前史，即欧洲对中国版图的误解过程④。若只涉及该概念的版图意涵，这个问题变得复杂起来。葛兆光谈到宋辽之际版图的划分，而林岗更直截了当地提出中国古地图呈现出本部中国和周边中国两种类型的交错⑤。如果是这样，美国学者何汉理(Harry Harding)所论即中国本部概念是西方地理学者受到中国传统的本部与藩属所作区隔的影响而提出⑥，就可以坐实。问题是近来中国/华裔学者所说的中国本部和西方学者若干世纪以来一直着眼的“中国本部”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许倬云、王晴佳所说的文化上的本部⑦和周锡瑞所说的血缘族性上的本部⑧，是两种有着根本分异的取向和归宗。西学的“中国本部”概念基于欧洲的民族—国家观念，其核心是民族本部，所以始作俑者不应该归为中国学者，中国学者也不应该不加批判地使用这一概念。

   现在可以明确的是早在1585年门多萨的西班牙文著作《大中华王国最著礼俗风物史记》就提出本部中国(la propia China)概念⑨，这在欧洲的本部概念史中是最早的；我们若要理解这个概念，不能在中国文献中去寻找根源；相反，欧洲的民族—国家思想之历史圜局才是该概念的土壤。这个思想肇始于15世纪末，17世纪后大盛；欧洲作者用这个思想去认识世界的其他地方，区隔各地既有的各种类型的内外关系，把它们转换为民族—国家图式。在这个过程中，本部概念起着关键的作用：它指的是某个民族的本部。识别民族，为其本部划界就成为关键操作。至于转换以后，各地的本部和非本部之间的关系将呈现怎样的走向，则依据各地既有的关系格局和具体的时局而有不同。欧洲的中国本部概念经过17世纪的铺垫，于1740年成型⑩，到1795年时已经得以广泛运用。

我们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来考虑并试图解决顾颉刚和马戎未能解决的议题：为什么日本学术会进入到我们分析中国本部概念的视野之中？在欧洲之后，日本学术在它的推延中起着怎样的作用？不少人在1922年之前都使用这一概念；顾颉刚、傅斯年、钱穆、岑仲勉和马戎等学者为何要批判它呢？

   从“中国”到“支那”：17至19世纪中期日本对华称谓的变化

   历史上日本作者之称呼中国(11)，从数量上说，有个从使用“中国”者占主导到使用“支那”者占主导的转变过程；这意味着在转变前后，两种称呼都有人用，只是人数多寡不同；随之而来的是使用时的态度起了根本的转变。

   在儒家的天下观中，中国即是天下的中心，周以四夷。江户时代以还，日本学者中的中国崇拜论者对称呼中国为中国并没有困难，但力图建立日本自主性而疑华甚至排华的学者则无法接受，称中国为支那就成为他们的选项之一。因此，在17世纪时，日本学界对中国的称呼就呈现出结构性特征：一端是中国崇拜论者使用的“中国”“中华”等称呼，另一端是日本民族主义学者的日本“主体性选择”(12)，扬日本抑中国，把日本称为“中国”和“中华”。

   前者在儒家的华夷之辨谱系中尊崇中国，就意味着日本为夷狄(13)，所以占主导地位的是崇尚中国的称呼，尚有如“唐土”“唐国”等，较少使用“支那”。中文“支那”是对古梵语称呼中国为Cina的译音，隋时达摩笈多翻译佛典始用；此后直至清代，尽管各种译法并行，如艾儒略(1582-1649)所用“知纳”；但使用“支那”的次数渐多，尤其宋代以后；(14)其中，宋代古籍以佛典如《高僧传》等中出现“支那”用法最多。在江户时代，有学者少量地沿用支那这个词来称中国，与后世学界称呼中国古代为支那一样，都带着崇敬的语气，因为他们赞赏、佩服中国的文明成就，尊崇中国，以之为文明中心，如林罗山(1583-1657)、熊泽蕃山(1619-1691)、太宰春台(1680-1747)等。(15)

   后者的主张若要成立，若要日本为天下中心，建立“日式华夷秩序”(16)，则不能称中国为中国或中华，而须另外称之；一向被视为夷狄的满洲入主中原(17)，正好给他们改换称呼以新的理由，诸如“夷狄”“西戎”“异朝”“异国”“殊庭”和“支那”(18)等称呼层出。以日本为中心，把日本称为“中国”“中华”和“中朝”，而将中国称为“外国”“外朝”，彻底颠倒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始于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1669年)。在谈到日本祭祀的神社众多而中国只祭祀七庙时，他辩护说：“祭祀社稷宗庙如七庙者，外朝之礼也；中朝又有中朝之礼。”“中朝为中国之谓也。”(19)文中的外朝即指清廷，而中朝、中国皆是指日本。

   受兰学影响的学者(20)则借欧洲地理知识推进这一变中为支、以日本为中心的进程，如杉田玄白(1733-1817)借艾儒略之见，云：“夫地者一大球，万国布居于此。居之处皆中也，无国可为中土，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21)。他如前野良泽(1723-1803)、大槻玄泽(1757-1827)皆持类似见地。(22)随着17世纪中晚期日本“国学”的兴起，这一称呼结构呈现出历时的变化，即中国崇拜论者不断受到挑战，而“支那”越来越多地成为挑战者称呼中国时的选项(23)。

   根据佐藤三郎的研究，日本学者称呼支那时的态度转变始于文化、文政和天保时期(1804-1843)；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等事件，进一步触发不少日本人带着“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更多地使用“支那”，而1862年日本千岁丸船访问上海之后，记录者频繁使用该词，不仅“对中国人抱有怜悯之情，有时还可一窥由此衍生出来的蔑视之意”(24)。

   支那本部思想在华夷秩序与族性地理分类体系并行中萌芽

   华夷分类体系是以文化或礼仪为标准，而非血缘族性；不管称谁为中国和中华，都不会出现族性本部这一概念。当我们考察日文地理著作时就会发现，以族性为标准的地理分类体系在18世纪时并不明显，到19世纪才逐渐铺展开，而支那本部的观念已经隐伏其间。

   日本地理学从天下观的华夷秩序到欧洲地理分类系统的转换过程比较漫长，其间两个体系并行共存，延续一个多世纪。1712年新井白石(1657-1725)编译欧洲地理著作而写成的《采览异言》(1713年初版)算是较早的典型。该书在编排体例上采欧洲地理分类系统，材料也主要来自欧洲地理著作，但在具体的叙述中保留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尤其是朝贡体系的术语。如他按照欧洲中心视角来编排亚洲各国的顺序，把支那置于较后的位置，且居于日本之前，不像明治时代的舆地著作一开始就把日本置于亚洲之首，支那次之的排列顺序；更为重要的是，他不认为“支那”是番名“チイナ”的音译，而是以既用的支那与之对应。这么说的理由在于他在每一地名欧文条目之后，凡能关联的，皆写出中国古有的名字。这与他在叙述“支那”条时采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这一做法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也与明治时代以后把“支那”看成是China的音译的逻辑根本不同。

   新井白石明确地以支那指大明；书中还多处涉及“中国”，如“卧亚”条说：“今据《和国人说》，去此水行三千七百余里，其去中国，准彼里法，当可一万八九千里耳”；他称“榜葛剌”之“阴阳、医卜、百工技艺，大类中国”；“暹罗”条：“永乐初，其国止称暹罗国，遣使表贡”(25)，显然是从中国视角出发的；考证多用《元史》、郑和《诸番道里图》和《瀛涯胜览》等，典型地混合两种地理分类体系，但以华夷秩序为主导和内核，以欧洲地理分类系统作为形式而已。

   1789年长久保赤水著《唐土历代州郡沿革地图》，第十三图为“亚细亚小东洋图”，标出经纬度，北回归线(夏至日长线)、北亚墨利加等，并注述以西把尼亚(西班牙)大臣阁竜、墨瓦兰等的航海事迹。图中不承认大清之态度明显，如标台湾岛文字：“国姓爷居此”；又将朝鲜、明国、安南三国并列，叙述其幅员大小，并与日本比较，如说：“明国二直十三省，幅员方六百里，日本之五倍也”。对大明国单用黄色，而长城以北、辽东以东如玉门关、建州女直、靺鞨诸处，则为浅灰色，且于东北混同江外标以“满洲”和“大清本国”字样。后者来源于1676年闵明我所说的辽东为康熙皇帝的本部王国(26)。它在图中的作用在于区隔大清与大明。其时大明早已不存在，所以这种区隔是想象性的和观念性的，已经隐含后世区隔支那本部与满洲的做法；换句话说，这里的大明即等于后世所说的支那本部。并非不重要的是，尽管各图皆标有欧洲地图的经纬度，但以华夷秩序注之，如第二图注“倭”云：“《山海经》曰：唐尧时通五服，地方千里也。要荒二服，在五岳之外。中国唯甸侯绥三服耳。”把中国限定于内三服，五岳之外不为中国，隐有中国本部的意涵；但显然这里的内三服并不等同于“中国本部”，因为其中的绥服是“安服王者之政教”(《书·禹贡》孔传)者之区域，而不是以族性来界定的地域；(27)无论如何，这个华夷秩序显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又如第八图注“倭奴国”云：“光武中元二年正月，倭奴国王遣使奉献。”第九图注“倭人”云：“魏时有三十国通好，自谓太伯之后。”(28)应该说，整个地图的灵魂仍然是华夷秩序，以中国为中心的，但受到欧洲地理学的影响。

   1836年凡足万里(1778-1852)以儒学精神编译西文著作，纂成《穷理通》；他所参考的欧洲学者所著地理志皆出自1810年代(29)。其“地球”篇虽不涉及人文地理，但内中称中国为清朝和支那国，并把支那国加之于广东、南京、北京等之前，而达旦(鞑靼)、台湾屿、图别都(西藏)、朝鲜则别提(30)，显然是欧洲的地理观念体系。支那本部的概念已经隐然含于其间。

   1861年箕作省吾(1821-1847)编译的《坤舆图识补》出版。在分类上该书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将亚细亚列为第一卷，把“皇国”日本置于亚细亚诸国之首，并在日本史纪年框架中叙述各地的历史，是一部典型的日本中心主义著作。他把中国称为汉土和支那，即十八省，虽未提及支那本部，但十八省正是欧洲所称的支那本部。他又以支那鞑靼(含萨哈连一部、朝鲜、满洲、蒙古、喀尔喀)和台湾等属之；把图伯特归入独立鞑靼，并以和田作为其组成部分，仅在谈到西藏阿里时说支那帝派有军队驻扎，以保卫边境；涉及各国所属诸部时，皆以“属国”、诸部“归伏”等呼之，强调军事和战争在改变版图中的作用；已经述及人种及其性格。(31)在一定意义上说，《坤舆图识补》依旧带着华夷秩序的框架。其“属国”和“归伏”等概念既带着欧洲的“依附”意涵，也有着东亚传统的理解。

   上述四书皆受到欧洲地理著作的影响，新井白石深受中国著作影响，最不可能提出本部概念；畏久保赤水著作的灵魂不离华夷秩序，其“大清本国”来自西方，用于区隔大明与大清，机械性附加的痕迹明显；凡足万里和箕作省吾对中国的分类基本上是袭用欧洲的地理分类系统，虽弱化欧洲著作中的族性表述，但“支那本部”的意指已隐伏其间。不过，他们都没有族性、一族一邦的提法，亦未涉及某族本部概念；并非不重要的是，华夷观是抑制提出族性本部概念的重要因素。

   “支那本部”：明治初期泛起的新概念

   进入明治时期(1668-1912)后日文中广泛地以蔑视语气使用“支那”来称中国，不再局限于官僚、学者，而是扩展到一般社会公众；只有极少数如中村正直(1832-1891)在《支那不可侮论》(1875)中带着尊敬之意使用这个称呼(32)。

   明治时期学者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着力割裂它跟此前数个世纪中使用的带有尊称意味的支那的关系，转而建构其跟欧美使用的China的关联。早在1863年曾漂流美国并加入美国籍的彦藏出版《漂流记》，称呼中国时已经系统地以支那为英文China的译名(33)；1867年美国传教士平文所著《和英語林集成》，其1872年再版本中，“CHIINA，チイナ，支那”条只有一个内容：China(34)；明治初年的小学教科书和新闻报道中亦是如此，在汉字“支那”旁边注上“チヤイナ”(China的日语发音)和“シナ”(支那的日语发音)等(35)。要明白チヤイナ为何，需要查考字典。英和双语字典在这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1873年柴田昌吉、子安峻编的《英和字汇》中的China条，译文是“支那、清国、唐国”(36)，把最具有尊称感的“唐国”排在最末，“支那”就应该是最没有尊称感的；跟马礼逊的《字典》(1815-1823)、罗布存德《英华字典》(1866-1869)和津田仙等的《英华和译字典》把该词中译为“中国”“中华”“华夏”等相比，日译文的取向非常明显；而井波他次郎编译《新撰英和字典》，直接将“唐国”去掉，保留“清国、支那”(37)；只有极少数字典将“唐国”置于译文之首，将“支那”置于末尾，如《浅解英和辞林》。(38)无论怎样，这些英和对译，是要找到能跟英文China对应的本地概念，差别只在于要不要保留、在何种程度上保留本文化中带有尊称感的那些用语。

   日文中尚有许多对中国的称呼没有与英文对应；而和英对译，则进一步将日文的所有相关概念都转换为英文China，从而将这些概念所带有的华夷秩序痕迹，彻底清除掉。这一项工作是由前述美国传教士平文(Janqes Curtis Hepburn)所著《和英語林集成》来完成的；该著1872年再版，增加新出内容；其“Shina，シナ，支那”条明确为China，并且注明它跟Kara(唐)、Morokoshi(唐土)、Kando(汉土)三者等同；其“Tōdo，タウド，唐土”条实际上是进一步拓展这一做法，将日文中的另一个“唐土”概念转接到英文China那里；作者对其他项的解释，更进一步推进这个转接工作：其“Kan，カン，漢”条，还将日文中相关的其他概念都提出来，尽行转接到英文China那里，如“和汉”(Wa-kan,Japan and China.)。(39)此后1886年版改名《改订增补和英英和语林集成》；1894年版除上述内容外，明确カンド(汉土，Kando)条跟China相接，增加タウザン(唐山，Tōzan)、シンチウ(清朝，Shinchō)等，都转接到China，如清朝是指China的满洲朝代，カラクニ(唐国，Kara-kuni)译指China或Corea，一般指外国。相应的，以前曾用来专指中国的概念如“异国”，则去除其与中国的关联，通指外国或不同的国家。(40)

   1880年高田义甫在《清国地理小志》中说：清国自称中国或中华，欧人呼曰支那(41)。1882年岸田吟香在《清国地志》中则说“外人”称清国为シナ于即支那。(42)1889年坪内逍遥在《上古史》中介绍支那时说：“古代的时候把这里称为Sines或者Seres之地，到了中古的时候称为Cathay之地。”(43)日本古代何曾如此称呼？这明显是从欧美书中抄来。1899年矢津昌永在《万国地理》中说：“支那是世界的第一大帝国。现今的国名即清，西洋人称其为China。”(44)

   1883年史学家重野安绎为金子弥兵卫《支那总说》所撰序文中指出当时日本学界不复以古代佛典中的尊称支那为据，而是“通日支那，从海外各国之所称也”。该书采用17世纪欧人的说法，以“支那”一名为“秦”的讹音，而不是佛典中具有尊称感的“支那”。隔绝这个词跟历史上有尊称感的“支那”的关系而以之接续到西洋China概念和译音，原因何在？金子弥兵卫作过说明：他不取“中华”“中国”而取“支那”，正是要去掉前者包含的华夷秩序观。(45)

至于对本部(proper)一词的理解，在1873年英和字典《附音插图英和字汇》中作“自己的、天生的、固有的、适宜的、合式的、相当的、特别的”。(46)1879年《英华和译字典》直接将one's own译为“本，自己的”，他如proper name(本名)，aproper owner(本主)等(47)；1894年出现“自身”意涵，(48)稍后其“特有的、特质的”(49)意涵得到强调，全面逼近西方三个世纪前的理解，为理解“支那本部”概念厘定一个方向。

   明治时代日本学者翻译西方著作骤多，欧洲的本部概念顿时出现在知识界面前，成为理解中国的重要概念工具。华夷观一时失据，有关中国“本部”的各种表述纷然杂陈。只有极少数涉及中国的著作依旧采用原有的分类体系，如重野安绎、河田罴合著《支那疆域沿革略说》(1896)，起于九州之制，讫于清之一统，几乎是诸省—边疆—朝贡体系，却欧洲分类系统而不受，也没有所谓的本部一类的提法。如欧洲地理著作早在1600年就提出“鞑靼自身”、1694年提出鞑靼本部概念，用以理解蒙古诸部的关系；(50)但该著叙述到蒙古时则说：蒙古分为四大部：漠南内蒙古、漠北外蒙古、漠西厄鲁特、青海蒙古，没有本部蒙古一说。(51)

   明治时期学者将来自西方地理学传统的China proper译为“支那本国”，如松山栋庵(1837-1919)于1870年编译美国诸种地理和历史著作而成的《地学事始·初编》说：西藏在支那本国之西。(52)

   译为“支那本部”，如1874年翻译出版之《万国地志略》：支那领支那本部、西藏、支那鞑靼、天山北路、满洲、蒙古等；(53)这是后世日本学界采用最多的译法；或译“本部支那”，使用者较少，如1887年《支那地志》说支那全国分为“本部支那、满洲、蒙古、伊犁、西藏五部”(54)；此外，后世也使用过“支那本土”，如那珂通世说“支那帝国……东南一大部，支那本土也”；(55)或说南支那位于“支那本土的南部”。(56)至于这些译法和英文之间的对应，要找到编译者所译的原文已经困难，不过1902年山上万次郎著《最近地理学教科书》，在“支那本部”下明确标出英文China Proper。(57)

   日本学者在著述中还使用“清国本部”，如1888年出版的《禹域通纂》中即使用“清国本部”与“支那本部”大量互用，指与满洲、内外蒙古、西藏等相对的部分。(58)而1894年的《清国本部舆地图》，实际就是支那本部地图。(59)

   译为“十八省”。1879年津田仙等翻译的《英华和译字典》，把“China”条下的“China proper”译为“十八省”，日文ジフハツセイ(jū-hassei)。(60)这一用法不太为人注意，但在日文中并不少见。如青山正夫把支那分为支那本部、支那鞑靼和西藏三部后说，与其他两部相比，人口最多且土地肥沃的即十八省。(61)1894年《支那通览》直接说“本部十八省”，同年的《内外怀中节用》“支那地理案内”题下则用“支那十八省”。(62)津田仙等所译字典应当是以1866年罗布存德的《英华字典》为蓝本翻译的，后者的China proper条即译为“十八省”。(63)由此可知，日文文献中若提及十八省，即是指支那本部。例如，早在1875年神奈垣鲁文即已经用十八省或二京十八省来称呼本部。(64)1880年山县有朋在序陆军文库编《邻邦兵备略》时说：“如支那十八省，幅员人口皆十倍于我。”(65)十倍于日本的部分，正是所谓的支那本部，(66)而不是整个支那的面积，因为整个支那是日本国土面积的三十四倍。(67)以此之故，当我们打开间宫喜十郎的“清十八省之图”(68)时，我们打开的实际上是支那本部之图。“十八省”是日文中最为隐蔽的对支那本部的表述。

   译为“正中国”，极为罕见。它出现于1884年井上哲次郎修订出版的罗布存德所著《英华字典》中：“The Chinese Empire consists of China proper，Mongolia，Manchooria and Tiber.大清国天下合正中国、蒙古、满洲并西藏而成。”该著原本没有这条内容；应该是井上哲次郎加入的；但它出现于字典中的“consist”条下(69)，跟中国并无直接关系，极少为人所知，可见其译法所受之限制。此外，原著把China proper译为十八省，井上哲次郎并没有采纳，而与津田仙等区别开。

   有的中文著作引用日文文献时出现“支那本邦”的用法；这来自1838年古贺侗庵的《海防臆测》。他说西洋夷虏“侵削五大洲，渐逼支那本邦，其可畏恶为何如也”(70)，这里的“本邦”是指日本，与“支那”并列。

根据上述对明治时代日文文献的梳理，我们得到这个等式：

   十八省=正中国=清国本部=支那本部/本部支那=支那本土=支那本国=China proper。

   这不简单是放大否定尊称中国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引入一个全新的分类系统，并在这个新分类系统中继续推进箕作省吾等的日本中心主义地理学的工作。

   “本部”与“疆域”：明治时代的中国区域划分法

   明治时代日本学界从欧洲地理著作中接受支那概念，在其组成部分上有多种歧义性看法。一种观点为七分论，如松山栋庵编译的《地学事始·初编》认为它分为“七国”：支那帝国本支那本国、支那土留喜须丹、蒙古、满洲、高丽、西藏、青海等“七国”的总称(71)；1894年佐藤敬吉编《支那朝鲜兵要地理案内》亦采七分说：支那本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青海、新疆和西藏。本部复分为十八省。(72)二者的关键性差别即在于后者把蒙古分为内外两部，填补高丽的缺失。

   其次为六分论。如《万国地志略》认为该邦分为六部，即支那本部(含琼州、台湾二岛)、西藏、支那鞑靼、天山北路、满洲、蒙古等。(73)1876年近藤圭造的《舆地志略》亦认为由六部组成，除支那本部外，另外五部是满洲、内扎萨克诸蒙古部落(即内蒙古)、喀尔喀四部落(即外蒙古)、西域新疆(又称伊犁)和西藏(分为前后藏二区)。(74)1882年高田义甫《清国地理小志》袭用近藤圭造之说(75)。1902年泷本镫三的《中等地理教科书》作支那本部、满洲、蒙古、新疆、西藏和青海六部。(76)

   第三为五分论。如1887年参谋本部管西局所编《支那地志》说支那全国分为五大部：本部支那、满洲、蒙古、伊犁和西藏。(77)1894年松元谦堂《支那地理》同此。

   第四为四分论。松山栋庵说组成支那帝国的“七国”中，支那土留喜须丹、蒙古、满洲及青海又总称鞑靼，(78)则支那帝国就可看成是由鞑靼、高丽、西藏、支那本国四部分组成。1883年，金子弥兵卫《支那总说》把“全土分为四大部，曰本部，曰满洲，曰蒙古，曰西藏”。模仿欧洲人所著书，卷一列本部疆域一十八省及其四至；卷七列满洲疆域，卷八列蒙古疆域(含漠南内蒙古、漠北外蒙古、青海蒙古)、西藏疆域(含卫、藏、喀木、阿里)，卷九述清朝一统支那全部略史。(79)此时新疆尚未建省，当无变化，但金子弥兵卫已经将新疆归入到蒙古疆域，称漠西尼鲁特蒙古，取消前述诸家所列支那之一部的新疆或伊犁。

   第五为三分论。若按《地学事始·初编》的看法，满洲与蒙古合称鞑靼的话，金子弥兵卫所说四分法即可转换为三分法，即支那由本部、鞑靼和西藏三部分组成。1874年冲正修《支那地志略》、1876年近藤圭造《兵要万国地理小志》、1877年刘潮《万国地志要略》、1888年青山正夫(80)都把支那全国地域分为三部分，其一支那本部，其二支那鞑靼，其三西藏，其他诸如朝鲜蒙古满洲等为属国，(81)而近藤圭造则注明支那鞑靼包括满洲、朝鲜、蒙古和新疆，西藏包括前后藏。(82)

   内田正雄认为支那由本部、属地和“朝贡国”三部分组成，属地包括满洲、蒙古和伊犁等，“朝贡国”如西藏、琉球和朝鲜等。这个分类跟当时其他分类法的不同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中国的华夷秩序分类体系。(83)这在明治初期是较为少见的。1877年须川贤久的《万国地理志》认为支那国分三部：支那本部(十八省)、属地和西藏；属地则云满洲、蒙古、伊犁和朝鲜等，总称为支那鞑靼。(84)西藏不归入到属地之中。若西藏归入属地范畴，则支那即两分矣。1894年三分法呈现出另一种样式。北门堂版《朝鲜支那地理历史摘要》说支那“全国分为三大部分：支那本部、支那北部和支那西部”。支那北部分为满洲和蒙古二洲，西部分为东土耳其斯旦和西藏二部。(85)北部和西部不过是方位划分，所以这里的关键仍然是本部与北部—西部的两分。

   三分法的难题在于支那鞑靼(Chinese Tartary)。这个欧洲概念出现于清朝代明而立之后，至迟在1760年就已经出现(86)。1861年箕作省吾认为支那鞑靼包括朝鲜、满洲、蒙古、喀尔喀和萨哈连岛五部。(87)这是欧洲对鞑靼的典型想象。1874年《万国地志略》却仅把天山南路当做支那鞑靼。(88)西方族性地理学概念的内在冲突在日文译著中同样呈现出来。当1880年代日本学者们彻底抛弃支那鞑靼这个概念后，三分法便不成立了。

   另外，1888年《禹域通纂》基于中国的政体和治理关系而提出一内阁三部政府说，三部政府即支那本部、满洲和理藩院。支那本部设八部(包括吏、户、礼、兵、刑、工等五部)，满洲亦设有五部管理东三省，理藩院管理内外蒙古西藏部。(89)这一来引出的问题便是如何理解朝贡体系：直到设立总理衙门之前，礼工二部负责接待上述本部以外诸部及此外地方的来使；这是中国的天下观体系，但西方的族性地理分类体系与此无法契合。

   最后是二分论。二分论早在1874年内田正雄的《舆地志略》中就出现过，他提到“现今支那是由其本部及塞外的许多地方合起来的”。(90)1894年松元谦堂《支那地理》在实际叙述中使用“塞外属地”这一概念：他说塞外属地皆“野蛮人”居住，分为满洲、蒙古、伊犁和西藏四国。这实际上把支那分为本部—塞外属地两部分。(91)同年山中峰雄在《支那通览》中明确说：历史上和行政上支那帝国分为本部和属部(又分内藩和外藩)两部分，后者包括满洲、蒙古、伊犁和西藏四部。(92)1899年矢津昌永在《万国地理》中发展上述思想，直接把清国分为本部和外藩两部分，清国政府管理权所及的是本部，复将之分为南清(南支那)、中清(中央支那)和北清(北支那)三部分(此前北门堂版《朝鲜支那地理历史摘要》已经把支那本部分为中央和南北三部(93))。清国两分的设想在满洲上出现问题。一方面他说满洲东三省乃清朝基业之地，与十八省放在一起；但在叙述中仍以满洲为藩部，区别于十八省。藩部还包括蒙古(又分为内蒙古和外蒙古两部)、新疆(又称东土耳其斯坦)和西藏(图伊特チベツト)。(94)二分法还以内部—外部二分的范畴出现，如1894年11月参谋本部编纂课编《清国陆军纪要》，在八旗全表中即首先列出“内部十八省”，然后才是东三省和新疆，不及西藏和蒙古。(95)

   二分法为日本军部所注意。1894年山口米吉所编之军事信息要览《国民必携怀中博览》，采二分法，列出支那本部和属地的面积与人口。(96)

   1876年近藤圭造在《兵要万国地理小志》中采三分法，在同年的《舆地志略》中却采六分法；1874年内田正雄在同一部著作中既提出支那三分法，也明显带有二分的意见。同一个学者对中国疆域有不同的区分法，这让我们看到，诸种分法之间实际上是可以变通的。松山栋庵支那七国构成中国论中的高丽(朝鲜)很快被划出去，这一点到1880年代已经为日本学界普遍采纳；五分法可以看作是去掉松山栋庵“七国”论中的高丽和青海而得到，也可以看作是合并《万国地志略》中的支那鞑靼和蒙古，或合并近藤圭造和佐藤敬吉所说的内外蒙古为一得到。总之，五分法是七分法和六分法的变体。另外，1900年辻武雄曾对六分法、四分法和二分法的关系作过说明：“其国因山川形势，便宜施政，统分为本部、满洲、蒙古、伊犁、西藏、青海六部，更分为二十二直省及三外藩。”他所说的直省包括十八省、新疆和满洲即东三省，三外藩是蒙古、西藏和青海。(97)换句话说，六部可以化约为四部，即直省和三外藩；而四部更可以化约为直省和外藩两部。他的转换法为后世日本不少地理学著作所采纳，如1902年山上万次郎著《最近地理学教科书》(外国之部上)就完全采纳他的这个说法。(98)

   可以说，对中国的各种区分法，其核心是要调整所谓本部和其他诸部的关系。

   上文枚举日本编译者和作者对中国的诸种分类法；它们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书写者们不清楚中国诸部之间的关系放到新的分类体系中究竟应该怎么理解，尤其是琉球、高丽、青海、满洲、蒙古诸部和新疆；满洲和新疆的地位在外藩和直省之间变动，而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无论日文作者把中国分为多少部，西藏自始至终都是其稳定的组成部分，尽管有的作者在西藏的具体组成部分上稍有歧义。

   族性地理学分类：强调“支那本部”的隐喻

   是否具有代表性是国家合法性的基石。在华夷秩序中，夷亦可以入据中心为华，因此以中心作为整体，代表四方本没有问题(99)，所谓天下共主，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但在新的地理分类体系中，支那本部能代表整个支那吗？在日本学者根据欧美观点而作的各种分类中，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支那本部仅是支那之一部，不能代表支那，也不能代表蒙古、满洲或西藏；反之，它们也不能代表支那：支那是由它们构成的总体。

   不过明治早期日本学界有一种倾向，即取消作为诸部总体的支那概念，转而把它界定为支那本部，如石黒厚在编译的《舆地新编》(1874)中称之为支那，在正文中涉及南京、北京、广东、高丽、满洲、蒙古、伊犁和西藏等与“支那”而非“支那本部”的关系。(100)次年，福田敬业译《地球说略》，是明治时期地理学译著中极少以“中国”来称呼中国的；其“大中国”亦称中国，已然是与蒙古、满洲、朝鲜、西藏等并列而为大清国的十八省部分，尽管没用本部概念，实质没有两样，并彻底瓦解“中国”的宇宙观意义为族性本部。(101)1880年高田义甫亦采这一策略，称支那即清国，也即十八省，别无高丽、满洲、蒙古、伊犁和西藏诸部一说。(102)这一观念在1884年吉冈平助的《支那舆地全图新镌》中得以用地图的直观方式表达：清国即支那即十八省(其中福建省含台湾岛)。(103)在历史学中这一观念也得到运用，如1889年坪内逍遥《上古史》的支那部分即叙述支那本部的地理和历史。(104)时代愈往后，这种支那即支那本部的观念在日文著作中出现的频率愈大。如1894年杉山米吉编《内外怀中节用》即以“支那地理案内”为题，下文直接提“支那十八省”并列出诸省名(不含奉天、吉林二府)，其高山有北岭和南岭，其大河有黄河与扬子江。(105)这里的支那就是此前诸家所说的支那本部。此外，尽管矢津昌永把清国两分，但在叙述中“清国”常仅指其本部。无论怎样，到这一步，其潜在意涵就展露无遗：满洲、蒙古、伊犁(新疆)和西藏诸部不属清国或支那。那它们又谁属？

   当日本学者接受欧美地理学分类系统时，一开始只接受其地域分类，对另一半即族性地域观则跟进得比较迟滞，接受得较为缓慢。明治时代日本学界的另一个倾向便是逐步把诸部界定为族性之部，首当其冲的就是支那本部。1874年冲正修和内田正雄把万里长城以内作为支那本部十八省，并说成是尧舜以来的“汉土”。这就已经蕴含族性地域观的意思，尽管不明确。(106)而以尊敬口吻使用“支那”的中村敬宇在《支那不可侮论》中，亦强调鞑靼异族王朝统治支那，造成其软弱，若去除鞑靼统治，支那会很快成为世界强国，其立论之前提和潜意显然是支那族-支那国论。(107)明治16年至20年(1883-1887)(108)田口卯吉著《支那开化小史》，一开篇即谈支那的地势。在欧洲地理系统中，地理必然涉及居住其中的族。所以田口氏根据庄子所说确定出其间所居的诸氏族，他们所尊之王天皇氏、地皇氏和人皇氏等的相继出现，九州的分划等，(109)不知不觉中将支那史放在支那本部的地理范围之内。1889年坪内逍遥在《上古史》中将地理学和历史学关联起来，其叙述的支那史也仅是支那本部的历史。(110)类似地，若支那即支那本部，则支那人即汉人。1894年松本谦堂《支那地理》在分省人口统计中列出台湾省的支那人有三百万，土番不详。(111)这里的支那人即汉人，显然不包括土番。

   人种观是将支那之人族性化最便捷的途径。1887年《支那地志》把支那全国分为五部分，其中本部支那有本部支那种，人口355112000人，不包括帝国内的蛮子种、蒙古种、唐古特种、噶什喀尔种、几尔几斯种和东干种等。(112)而支那人种西来说的影响较突出。1889年坪内逍遥的《上古史》和1893年山本赖辅的《新体支那史》都采用其时欧洲学者提出的支那人种西来说(113)，其潜在而不容置疑的观念，即支那本部为汉人本部。

   在翻译英文中的China时，1880年代有字典编纂者会在“支那、清国、唐国”之末附上“汉国”一义，(114)这便跟“the Chinese language”条的日译文“汉语”相呼应。(115)这是一族—一国观的一种体现形式。

   在《和英语林集成》把China与支那互译后，一个后果就是日文中的相关概念也都要跟欧美文献中塑造的Chinese(汉人)挂上钩，且不说日文中与“汉”相关的用法如“汉语”“汉字”“汉人”“汉医”“汉家”和“汉音”等皆以Chinese来理解，如“汉语”(Kan-go，the Chinese language)、“汉字”(Kan-ji，Chinese characters.)、“汉音”(Kan-on，the name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used by the Confucianists)等；又如“Kampō，カンパウ，漢方”(Chinese system of medicine)，(116)他如タウガワ(唐画，Tōgwa)是汉人图画(A Chinese picture)；カラウタ(唐歌，Kara-uta)是汉人诗歌；カラコ(唐子，Karako)本是指穿古代中国服饰的男子或木偶，英译却是汉人男孩(a Chinese boy)；タウイン(唐音，Tōin)指的是汉文的近世发音；カンガク(汉学，Kangaku)便是对汉人的研究；其鄙视的态度莫如这一条体现得最明显：タウジン(唐人，Tōjin)，指的是Chinaman，用于鄙视性地称呼所有外国人。(117)

   到这一步，日本的支那概念就被纳入到欧美著作自16世纪以来塑造的单一民族—国家式范畴当中，并带上明治时代的日本特色。

   对作为支那本部的支那进行实质填充，是建构族性支那最实在的路径。1897年志贺重昂在《地理学》中谈到研究支那地理之方针时，与杉山米吉一样，仅以黄河水系和扬子江水系作为研究的纲领，讨论两水系的历史，不涉及其他区域，其他水系。他说其面积总起来是日本国面积的九倍，与欧罗巴列国的合计面积相等。(118)这种二水系中国论在日本扩张主义者石原莞尔那里体现得最明显。(119)

   此外，自田口卯吉著《支那开化小史》后，(120)青山正夫(1888-1889年)(121)、坪内逍遥(1889年)(122)、市村瓒次郎和泷川龟太郎(1892年)(123)等完全抛弃既有的支那史学研究传统，转从西方史学的写法，以欧洲族性地理分类系统入史而著支那史。这造成的重大学术研究后果之一，是史学研究开始放弃当地的时空观念体系，转而研究根据欧洲族性地理学划分出来的支那的历史，支那史便成为支那人的历史，从而使支那史也族性化。(124)

   前野良泽(1723-1803)曾说：上古以来，中国族替无数，代有不同；(125)吉田松阴(1830-1859)亦说历史上中华之人“一变为蒙古，再变为满洲”(126)。一当支那本部和其他诸部被族化，“中华观”丧失，此变之途阻绝，诸部就更不可能互相代表。这不单是地理分类系统的问题，还是深刻的认识论问题。当清季民初部分激进的中国学者如刘师培等接受并使用支那本部即支那这一理念时，他们已然将诸部排除于中国之外。即便主张支那由诸部组成的学者，他们在谈中国史时，仍然以本部的历史来代替。换句话说，天下观被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取代以后，中国观念出现大问题。有人以为这是大清一统诸部给中国观带来的难题。非也。明代的时候就没有诸部共存吗？须知云贵川、辽东等地的异族仍然是大明的一部分，乌斯藏僧侣依旧前往朝廷朝贡或任职，亦有蒙古奇源部阿拉坦汗朝贡。可见问题不是一统天下是否可行，而是中国的天下观和华夷秩序被民族—国家化，使一统天下、诸部共存的合法性遭到质疑。

   根据科勒莉雅所说的民族—国家的理想型(127)，经这一转换，清朝以后中国那些“本部”之外的部分，就将面临一个与本部缺乏清晰而合适关系的局面，条件具备时注定要产生分离运动(128)。这迫使中国诸民族的另一脉络基于共同的命运和相互交往的历史，趋向建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来应对之。

   “支那本部”概念与近代日本的对华扩张

   上述族性地理学分类体系的政治意义在日本扩张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那里得到体现。(129)日本学者关注地理，其实带着军事眼光，而日本军部更是花大力关注和研究支那地理，如1880年陆军步兵中佐六位勋四等山口素臣为高田义甫《清国地理小志》撰序，强调地理对兵家之重要。(130)该书出版后日本军队广为阅读。1887年由陆军十一等出仕下村修介等执笔编纂署名参谋本部管西局编《支那地志》，由参谋本部出版。这部著作共分15卷，对支那诸部的介绍至为详尽；支那五分说就是该书提出的。(131)

   从战争的角度来看，若支那由本部和藩部组成，在军事上必须同时准备应对二者，所以日本军部著作特别关注清国军队在诸部的配置，如1880年陆军文库编《邻邦兵备略》涉及八旗兵驻防地惠远城和惠宁城，移驻防守有索伦队、锡伯队、察哈尔队和尼鲁特队；驻天山南路和伊犁即天山北路的则有八旗和绿营兵。在统计全国兵力时，除八旗、绿营和勇兵外，另加蒙古兵(100782人)。1882年该书第二版纳入在西藏的驻军加以考虑。(132)

   但出于实际战斗的需要，则往往只考虑本部的军力，尤其是清国水师(或曰海军与江军)和八旗、绿营和乡勇陆军。水师只限于长江和沿海；八旗和绿营则只限于驻防的地区，而驻防地区过远而战斗时鞭长莫及的，如西藏，则极少考虑。如1885年田虎之助编纂的《兵要语集：清国通话》即清国语手册，详于军事部分，对清国的组成，只列出十八省和满洲二省(吉林和盛京)。(133)1894年11月参谋本部编纂课编《清国陆军纪要》，绿营兵只涉及十八省，八旗和勇练军则涉及内部十八省、东三省和新疆。(134)

   明治时期日本扩张主义者的一个学术策划是在“支那本部”之外，提出“满洲本部”概念。这是1894年7月长谷川雄太郎和七里恭三郎在所编《清国军备总览》中提出用来称呼东三省的，以说明具有重要地位的满洲龙兴之旧地；南与朝鲜、北与俄罗斯领地接壤(135)。这成为后来日本军部和扩张主义者策划满洲国独立的思想来源之一。

   面对支那的诸组成部分，早在1823年，经世家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已经提出征服满洲、震动支那的策略，1854年吉田松阴亦有类似的思想。(136)这为后世所继承和发展。1887年小川又次在《清国征讨策案》从军事斗争的角度提出具体的针对措施：“若要达到对敌战争之目的而缔结条约，应将自山海关之西长城以南之直隶、山西两省、河南省之黄河北岸、山东全省、江苏省之黄河故道、宝应湖、镇江府、太湖、浙江省之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东北之地，以及第三项所列地区划归为本邦版图；将东三省及内兴安岭以东、长城以北之地分与清朝，令其在满洲独立；在支那本部，则迎明末后裔建立王国，割与扬子江以南之地，以为我之保护国，以镇抚民心；扬子江以北、黄河以南，另立一王国，以为我属；于西藏、青海、天山南路，立达赖喇嘛；于内外蒙古、甘肃省之准噶尔，选其酋长或人杰，使其为我可监视各部之长。如是分割十八省，在满洲立一国，区划西藏、蒙古，平均其力，唇齿相依，形成进步之计划。”(137)这一策案“在甲午战争前的日本陆军中很有影响”。(138)“其后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个方案进行。”(139)

   这一思想绵延至大正(1912-1926)、昭和20年前(1926-1945)的情况，已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但稍微检视其在关键事件中发挥的作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知支那本部概念的政治意义。1914年内藤湖南《支那论》谈到支那最近的局势从君主制转变到共和制，发生走马灯似的急剧变化，其领土趋势将走向解体；其立论基础即在于明治时代日本学界沿袭欧美的族性地理学概念对中国进行的族性地理划分。他认为蒙古人和西藏人服从的是满洲的天子，所以满洲垮台，异族共主的格局便解体；新成立的共和国是支那政权，与蒙藏等无关，它们和新疆一样将从中国分离出去，满洲虽然与“支那统辖的蒙古、西藏那些异民族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因支那本部的兵力、财力仅能统治支那，不足以维持这些区域，所以支那割舍它们为佳。甚至支那本部因有俄国和英国的存在，而没有对外维持兵备的必要。“只要将来人民的实力持续发展，则蒙古的土地成了谁的领土，西藏的土地成了谁的领土，满洲成了谁的领土，都不一定妨碍汉人的和平发展。”(140)他从“支那学家”瞬间转变为煽动对华扩张的“国策学者”，与其日本中心主义分不开。(141)

   取满蒙已然成为日本军部取华北之先期步骤。(142)辛亥革命后日本民间的“玄洋社”“黑龙会”等，声援革命党以诱导其出让满蒙权益，日本陆军则与大陆浪人相契合，提供资金、武器支持满蒙独立，借以瓜分中国。(143)1916年黑龙会内田良平在《对支私案》中明确说：“把支那本部置于共和政体之下，让国民党人，或者国民党派系的德才兼备的人物担任执政的职务。更进一步把满洲、蒙古、西藏三地分割出去，并交给宣统帝统治，成为日本、英国、俄国的保护国，而且还要限制英国和俄国的部分权利。本提案的概要就是要在实际上确立帝国作为保护国的统辖权。”(144)

   1921年英美日等列强为瓜分中国利益，在华盛顿会议上提议区别对待中国本土和历史上其宗主权所及之地，日本更是鼓吹“支那疆域仅限于长城以内十八省”。消息传回国，梁启超即在天津发表演说，指出这是日本攫取满蒙的阴谋。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教授矢野仁一随后就在《外交时报》《东亚》《东亚经济研究》等报刊上针对性地抛出系列论文如“满蒙藏非支那本来之领土论”等，提出“支那≠清”“支那=支那本部”“支那=汉民族之领域”“支那如果希望完成新国家组织，就要抛弃满、蒙、藏等支那力所不及，又本非其领土的边疆地区”(145)。

   1927年时为日本陆军大学教官的石原莞尔把东北和中国本土分离开来，主张日本应以武力占领和统治东北，其理由是：“满蒙非汉民族之领土，比起支那，满蒙与我国关系更为密切。呼吁汉族自决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满蒙是满洲人及蒙古人之领土；满洲人、蒙古人更接近我们大和民族，而不是汉民族。现在的住民虽以汉人种最多，但其经济上的关系比起支那本部，与遥远的我国更接近。”(146)他后来所有关于支那本部的想法，如支那本部即汉民族之地、满洲即满洲民族之地，分离支那人跟满洲的关系而建构日本民族与满洲的关联等，都跟把满蒙从中国分裂出去这一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147)而类似思想早在明治时代的日本学界就已经成型。无独有偶，同年4月田中义一组阁两个月后，便提出“对支政策纲领”，明确将满蒙与支那本部区别开，使之成为日本的“新领土”。(148)

   “九一八”事变后，橘朴认为这是有利于东北诸省与支那本部的循环的动乱绝缘、杜绝国民党势力侵入、阻塞从中部支那渐次北上的红色农民军侵入的机会，实际是想把中国东北从中国版图中分裂开来。(149)同年9月30日日本内阁正式制定“关于解决满洲事变的方针”，规定建立独立政权，由日本在幕后指导并操纵，使其主动靠拢，“从政治上把满蒙同支那本部分开”(150)。12月23日，日本政府发布《省部协定第一案》，决定“先使满蒙成为从支那本土政府中分离独立出来的政府统辖的地域，然后逐渐引导其成为帝国的保护国”，分割本部与满洲最终成为日本的国策。(151)

   1932年1月初日军入侵锦州后，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联合制定“支那问题处理方针要纲”，关东军据此推出《满蒙问题处理方针要纲》，明确表示要“将满蒙从支那本部政权分离出来”。(152)随后，日本政府全权代表松冈洋佑在日内瓦对国联调查团答辩时说：“满洲是支那的领土，但满洲完全不能同支那领土一样看待。满洲的主权和本土的主权在内容上完全不同。”(153)(同样是根据欧美主权观的李顿调查团稍后在提交给国联的报告中则认为满洲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在东三省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并为世界各国所公认。(154))

   1940年12月日本出版《征战中支》，书后附东亚简图，图中将台湾、大连、朝鲜与日本本土标成同一种颜色，而“支那本部”已经不包括满洲、内外蒙古、青海、宁夏、新疆和西康等省；(155)这基本体现日本军部分割满蒙的计划，并预示进一步的分裂目标。

   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日本扩张中的一个指导思想是：为裂解中国诸部，把支那本部等同于支那；随着侵华的进程，进一步把所谓的本部裂解，使之愈来愈小。这跟江户时代的中国崇拜论者所称呼中国者之差距，何止天壤之别矣。

   中国学者对支那本部概念的接受、改造与批评

   1895年清廷在甲午战败后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国人顿时警醒，随后“师夷长技”，前往东邻求学者日众。留日学生和日文著作的中译者将日本学者改造过后的欧洲地理分类体系带到中国(156)，其中从日本引进，或是由日本教科书改编而成的历史教科书影响甚大，如那珂通世、桑原骘藏、市村瓒次郎等人有关中国史的著述都被作为中国历史教科书使用。(157)1901年梁启超把“支那本部”改为“中国本部”：“中国史所辖之地域，可分为五大部：一中国本部，二新疆，三青海、西藏，四蒙古，五满洲。”(158)这一译法从此定型。对这一新分类体系，中国学者或加以改造，或完全接受其支那本部观。改造者如梁启超、杨度(159)、孙中山、留日旗人穆都哩、乌泽声等，基本的思路是突破欧洲的汉民族—国家框架，倡导中华民族—中国路径，并扭转日本中心主义。正是在他们的著述中，我们可以具体地找到欧洲有关中国的族性地理学表述经日文编译再转回中国并经历改造的路程。

   清末一批激进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如刘思复(1884-1915)(160)、熊成基(1887-1910)、刘师培等皆完全接受“支那本部”即中国这一概念，并以这一新概念为言行之准的；至于1932年有郑孝胥者为刚建立的伪满洲国寻找合法性，更是肆意撕裂中国“本部”和满洲之间的关系，(161)与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同一鼻孔出气。一些对西方民族—国家话语无知的学者如柯象峰，把“中国本部”当作学术分析概念和分析单位，推进对它的构建。(162)1939年，抗战正烈，顾颉刚先生振臂一呼，使国人对“中国本部”的政治意义猛然醒悟，大部分作者此后放弃使用这个概念。

   早在1934年《禹贡》发刊词中顾颉刚与谭其骧就批评说：“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叫起来了。”(163)

   1939年，他指出本部概念与中国历史事实不符，不仅与战国以前的历史不符，而且与战国以后历朝历代的历史事实皆不符；即便说它是用来指清朝的十八省，也说不通，因为清朝十八省内的土地就有许多不算在“本部”之内；而有些在清朝算作“本部”的到民国建省后就不算作“本部”。所以“中国的历代政府从不曾规定某一部分地方叫作‘本部’，中国的各个地理学家也不曾设想把某一部分国土定为‘本部’”(164)。他断定，“这个名词是外国人凭空造出的!是不可捉摸的，是没有客观实体相符合的”。“一说到‘本部’，就使人立刻感到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都不是中国的领土了，于是中国人不妨放弃，帝国主义者自然可以放手侵略了。”他明确指出日本侵略者以这个概念为幌子分裂和灭亡中国的实质(165)。他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跟梁启超、傅斯年等的思路一致。他的事实充分，观点鲜明，大义凛然，难怪傅斯年说他“立意甚为正大。”(166)

   无独有偶，1934年吴世昌批判日本扩张主义者通过操弄“满洲”与“支那”关系来侵略中国的实质，并论及西方的族性地理分类系统跟中国体系之间的鸿沟，尤其前者对后者的裂解潜力。他的讨论并不限于满洲，他还提醒国人注意西方分类中的Tibet跟China也有类似的性质，所以力主恢复中国概念体系，可谓卓见。(167)

   欧美的族性地理学之所以不适合中国，在雍正帝从华夷秩序观中引出的一番话中更能体现出来。当时吕留良等力图以夷夏之防将满洲作为东夷与中国分开，雍正帝斥责他们在“天下一家、万物一体”之时，“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他说，“满洲”好比是籍贯，本就是中国的一部分。(168)“此疆彼界”换在族性地理学的范畴中，即此族彼族之地耳。

   此外，1948年岑仲勉在《“回回”一词之语原》(169)、1952年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170)中对“本部”概念皆有批评。

   揆诸史实，日文中支那本部概念的出现，首先依赖于江户时代以还日语文献中支那用法的结构性存在，以及在1860年代后的大量使用；日文作者将历史上具有尊称感的“支那”转接到欧美的China，其间与大多数作者转换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在明治时代以前日本地理学界已经受到欧洲族性地理学的影响。在后者与华夷秩序观并行存在于日文文献的过程中，支那本部概念已经萌芽；进入明治时代后，这一概念因学界大量译介欧美地理学而骤然登场；地理学界基本上放弃华夷秩序观，转而引入欧美的族性地理学分类系统，在继续建构日本中心主义的同时，重新分划中国疆域，出现多种歧义但是本质一致的划分法。它们的重点是要根据欧美概念范式，调整所谓中国本部和非本部的关系，并使各部族性化，其理念是走向欧美的单一民族—国家模式，对中国的既有关系体系尤其是其版图造成大量的问题；日本学界推动和利用这一欧洲分类体系甚力，以至于中国学人一度误以为日本学界为其始作俑者。日本扩张主义者利用这一认知图式，试图通过一系列手段一步步将满蒙等从中国版图内分裂出去，发动一系列侵华事件；对他们所称的支那本部，出于征战的和政治的目的，也更进一步分解为北支、中支和南支等若干小的部分；而这一走向，正体现这一欧洲族性地理学分类体系的目标和特质在于不断分解。

   中国学者对这一概念，或完全接受，或加以改造，或加以抨击，指出其与中国历史和现实不相符合，并放弃使用之，以免造成国家的分裂。这成为重大的知识活动。若放在长时段基础上，则可看到：远源的欧洲族性地理学提出针对中国的民族—国家裂解图式所产生的长远影响，在后世日本的满蒙非中国论者和“新清史”家等不同的发掘者那里有大致相似的表达，而这些不同的后世发掘者互相影响也完全是可能的。兹举一例。1933年，东京帝国大学的矢野仁一以英文发表《满洲的历史背景》，此时日本学界的支那分类已经跟西学的分类高度接近。他在族性地理学框架中，意图反驳西方学者杨华特(C.Walter Young)(171)和国联李顿调查团的报告等把满洲视为支那(China)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矢野仁一配合当时由日本军部扶持的“满洲帝国”，娴熟地使用“支那帝国”(the Chinese empire)，将其分为满洲和支那本部(China proper)等部，提出帝国由满洲王朝统治，所以应称满洲帝国，而支那是其一部分；他认为，历史上不是支那逐渐影响满洲，而是满蒙部落在满洲南部一角抵抗和驱逐支那影响；清代的满洲是满洲朝廷的一部分，而不是支那的一部分。(172)后世西方汉学或中国研究的部分学者从族性地理学视角分割满蒙与China的观点，与此多么神似。傅斯年等著《东北史纲》，针锋相对这一系观点而展开，不用“满洲”而用“东北”，以详尽的史实证明当地原本中国的郡县，(173)与两百年前雍正帝所持的观点高度一致。

   最后我们应该谈一谈日本本部。欧洲学者以日本为帝国，早在1577年即已开始。(174)若日本是帝国，则有其本部自是题中之义。以军事暴力征服的区域，即在帝国本部之外。日本在1870年代凭借武力入侵而吞并琉球，甲午战后更逐步侵占朝鲜半岛、中国台湾和大连等地。我们目前所知，英文中最早使用Japan Proper(日本本部)概念是在西历纪元1888年。当时界定的日本本部由三部分组成：本州、四国和九州三大岛，不包括北海道岛(Yezo)。(175)四年后，就有学者把北海道纳入到日本本部之中。(176)到1911年，井原仪已然接受这一概念，并对其大加扩展，除上述部分外，尚包括佐渡、对马、淡路、隐岐、琉球列岛、千岛列岛、澎湖群岛、小笠原群岛等，但朝鲜、台湾、南桦太(即萨哈连岛南部)等不在其中。(177)另外，1926年时，日本政府把本部称为“内地”，与桦太和朝鲜相对。(178)不过，日本国内一般是把四大岛称为日本本部，又称“全国”，与井原仪所列的大部分地方无涉。(179)以上，我们可简略看到把日本近世的扩张过程框入欧美族性地理学概念的轨迹。

   明治时代日本学者对欧美的China proper概念的挖掘和使用，用功甚勤；但部分日本学者对“中国”概念的拓展则较不为人注意。除把日本称为“中国”和“中华”外，有的更是将“中国”称呼用于理解欧洲：如堀越爱国等所译《近世西史纲纪》中所收第六图即“欧罗巴的中国及鲁西亚的西部之图”。(180)此处的“中国”当指中部之意，是“中国”概念的诸多含义之一。

本文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在写作过程中仰赖诸多师友的襄助，感谢他们的知识与思想惠予和襄助。

注释：

①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益世报》1939年1月1日。

②马戎：《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③http://zh.wikipedia.org/wiki/中国本土；http://en.wikipedia.org/wiki/China_proper.

④张殿清、郑朝红：《西方汉学著作对中国版图的误解与曲解》，《吉林大学学报》2014年5期。王中忱对此亦稍有涉及，参见王中忱：《民族意识与学术生产——试论〈禹贡〉派学人的“疆域”史观与日本的“满蒙”言说》，《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10期。

⑤葛兆光：《宅兹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4-59页；林岗：《从古地图看中国的疆域及其观念》，《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⑥Harding,Harry,"The Concept of 'Greater China',Themes,Variations and Reserv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No.136,Special Issue,Greater China,Dec.,1993,pp.660-686.

⑦许倬云：《我者与他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26、39-43页；Wang,Q.Edward,"History,Space,and Ethnicity:The Chinese Worldview,"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l.10,No.2,1999.

⑧Esherick,Joseph W."How thc Qing Became China," Joseph Esherick,Hasan Kayali and Eric Van Young,eds.Empire to Nation,Lanham,Md.,Rowan & Littlefield,2006,pp.229-259,esp.pp.232-233.

⑨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76页；Mendoza,Juan Gonzlez de,1585,Historia de las cosas más notables,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Rome,p.402.本文视“本部中国”和“中国本部”为同一。

⑩Hase,Johann Matthias,1740,Regni Sinae vel Sinae propriae mappa et descriptio geographica,Nürnberg.

(11)这跟日本近代及以前的中国观紧密相连。目前学界有三部坚实的著作值得参考，首推杨栋梁主编《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六卷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该著之详实、全面，侧重思想观念之变动，本文受益良多。其次为史桂芳《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与中日关系》(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侧重外交与政治经济，再次为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张学锋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侧重思想类型的分析。另外，王屏宏阔地在中日之间长时段的交往和相互关系中探讨日本人中国观的四个阶段和正在发生的转变，值得参考；参见王屏：《论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日本学刊》2003年第2期；赵苗对明治时期变革当中的中国观亦有论述，参氏著：《日本明治时期之中国观》，《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他如王明星(1998)、徐静波(2001)、牛建科(2007)、安善花(2008)、徐志成、刘宁(2008)、邢丽雅(2011)、祁建民(2014)等对日本学者的中国观皆有涉及，兹不一一赘评。

(12)刘岳兵指出主体性选择首先是把中国客体化，进而从历史上和文化上分裂文化中国和现实中国。参见刘岳兵：《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3卷(1840-1895)，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7-88页。

(13)有关中日华夷观的转变，参见盛邦和：《中日华夷史观及其演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14)中文有关“支那”的论述较多，此处主要参见张星娘：《“支那”名号考》，收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50-453页；彭海：《汉语佛经中华夏国称的两大音系——震旦与脂那》，《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汤洪、李诚：《1700年“支那”语源研究综述》2012年第4期；计翔翔、赵欣：《支那起源新论》，《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9期；艾儒略：《职方外纪校释》，谢方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2-33页。

(15)张翔：《日本文化与东、西方文化——江户时代至当代日本比较文化研究述评》，《复旦学报》1990年第6期；赵德宇、向卿、郭丽：《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2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16)宋志勇、田庆立：《日本近现代对华关系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10-18页。

(17)这在当时称为“华夷变态”。有关三种“华夷变态观”的细致研究，参见周颂伦：《华夷变态三形态》，《东北师大学报》2014年第4期。

(18)赵德宇、向卿、郭丽：《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77、139-140、79、137、208、210、173-175页。

(19)山鹿高興：《中朝事實》，东京：乃木希典，1908年，上卷自序第1、8、5-22页；下卷第98页。

(20)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可参见翟新：《明治维新前日本的科学传播及其思想意义》，《日本问题》1990年第4期。

(21)杉田玄白：《狂医之言》。转引自杨栋梁：《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1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页。

(22)Joshua A.Fogel,"The Sino-Japanese Controversy over Shina as a Toponym for China," in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Essays o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ed.,Joshua A.Fogel,Armork,NY:M.E.Sharpe,1995,p.69.吴光辉：《日本的中国形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9页。

(23)吴光辉：《日本的中国形象》，第70-74、78-82页；参见佐藤三郎氏对日文著作中称呼中国时用名的统计研究，佐藤三郎氏：《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徐静波、李建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26页。

(24)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第26-34页。

(25)新井白石：《采覧异言》下卷，东京：白石社，明治14年(1881)(1713初版)，第23-24、7、12、15页。

(26)Navarrete,Domingo Fernndez,Tratados Historicos,Politicos,Ethicos,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Madrid:Iuan Garcia ,1676,p.1,p.5,p.9,p.125,p.21.该著英译本1704年面世。A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Some Now First Printed from Original Manuscripts,London,1704,p.2,p.5.

(27)本文认为日文中的“支那本部”概念来自英文China proper，不来自中国古籍中的“汉地”“中土”和“中原”等；后者与China proper(“中国本部”)之间是否具有内在联系，需专文讨论两造之宇宙观/世界观、明中期以后的历史进程和具体出现的语境方可以得出答案。因不在本文议题之内，故略而不及。

(28)長久保赤水：《唐土歷代州郡沿革地図》，宽政1年(1789)。无出版项。

(29)上井正民：《日本近代地学思想史》，张弛、何往译，北京：地质出版社，1990年，第25页。

(30)帆足万里：《帆足万里全集》上卷，日出町：帆足记念図书馆：大正15(1836)年，第68-69、124-126、129页。

(31)箕作省吾：《坤舆图识补》，美作夢霞樓，弘化2年(1861)，卷1，第1-7、12-13、23、33页；卷2，第2、6页。

(32)中村正直述：《敬宇中村先生演說集》，木平讓編，东京：松井忠兵衛，：1888年，第23-31页；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第31-34页。

(33)《彦藏漂流记》，收石井研堂編：《異国漂流奇譚集》，东京：福永书店，1927年，第525-595页，尤其第563、568、572页。

(34)J.C.平文(ヘボン)编译：《和英語林集成》，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72年，第46页。

(35)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第30-31页。

(36)柴田昌吉、子安峻编：《英和字汇：附音插図》，横浜：日就社，明治6年(1873)，第150页。他如市川義夫編訳《英和和英字彙大全》，如雲閣，明治18-19年(1885-1886)，第82页。

(37)井波他次郎編訳：《新撰英和字典》，金沢：雲根堂，明治19年(1886)，第118页。

(38)出版者不详：《浅觧英和辞林》，东京藏田氏，明治4年(1871)，第101页。

(39)平文編譯：《和英語林集成》，第168、542、209、213、333页。

(40)J.C.平文(ヘボン)：《和英英和語林集成》，东京：丸善商社，明治27年(1894)，第260、266、664、414、571、267、198页。

(41)高田義甫：《清国地理小誌》上卷，同盟合梓，明治13年(1880)，第1页。

(42)岸田吟香：《清国地誌》卷1，东京：岸田吟香，明治15年(1882)，第1页。

(43)坪内逍遥：《上古史》，东京：东京專门学校，明治22年(1889)，第21页。

(44)矢津昌永：《萬國地理》，大日本中學會，明治31年(1899)，第30页。

(45)金子弥兵衛：《支那総說》卷1，东京：中近堂，明治16年(1883)，第1-2页；序第3页。

(46)柴田昌吉、子安峻編：《英和字彙：附音插図》，横浜：日就社，明治6年(1873)，第891页。

(47)津田仙[ほか]訳：《英華和訳字典》(Ⅱ)，东京：山内輹，1881年，第722-723页。

(48)イ一ストレ一キ等：《英和故事熟語辞林》，东京：三省堂，1894年，第830页。

(49)和田垣謙三：《新英和辞典》，东京：大倉書店，明治34年(1901)，第677页。

(50)Mornay,Philippe de.Fovvre bookes,London:Iohn Windey,1600,p.475.Moréri,Louis,The great historical,geographical and poetical dictionary,London:Henry Rhodes,1694,p.TAR.

(51)重野安繹、河田羆：《支那疆域沿革図：付·略說》，东京：富山房，明治29年(1896)，第114页。

(52)松山棟菴訳述：《地学事始·初編》(上)，东京：尚古堂，明治3年(1870)，第12页。

(53)グリウリンヘルド：《万国地誌略》卷之3，菅野虎太訳，东京：養賢堂，明治7年(1874)，第37页。

(54)参谋本部管西局編：《支那地誌》卷1，东京：参谋本部，明治20年(1887)，第3页。

(55)那珂通世編：《支那通史》，东京：中央堂，1890年，第1页。

(56)参谋本部：《南支那兵要地誌軍用資源概說》，东京：参谋本部，1933年，第1页。

(57)山上万次郎：《最近地理学教科書》(外国の部上)，东京：大日本図書，明治35年(1902)，第31页。

(58)大蔵省：《禹域通纂》，东京：大蔵省，明治21年(1888)，第3、9、19、40、63、78、123、221、245页。

(59)中田貞矩編：《清国本部輿地図》，大阪：中村芳松，明治27年(1894)。

(60)日文原文如此。津田仙[ほか]訳：《英華和訳字典》(1)，东京：山内輹，1879年，第574页。

(61)青山正夫：《支那文明史略》卷之1，大阪：文海堂，明治21-22年(1888-1889)，第2-3页。

(62)山中峰雄：《支那通覧》，东京：八尾書店，明治27年(1894)，第9-10页；杉山米吉編：《内外懷中節用》，东京：杉山米吉，明治27年(1894)，第183页。

(63)Lobscheid,Wilhelm,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Hongkong:The "Daily Press" Office,1866,p.374.

(64)神奈垣魯文鈔輯：《現今支那事情》，东京：和泉屋吉兵衛等，1875年，第1、18-19页。

(65)陸軍文庫編：《隣邦兵備略》，东京：参謀本部，明治13年(1880)，序言。

(66)那珂通世編：《支那通史》，第1页。

(67)辻武雄：《新編東亞三国地誌》卷上，东京：普及舎，明治33年(1900)，第13页。

(68)間宮喜十郎編：《十八史略字解》，沼津：擁万堂，明治10年(1877)，第11页。

(69)Lobscheid,Wilhelm,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Revised and enlarged by Bungakushi Tetsujiro Inouye,Tokio:J.Fujimoto,1884,p.303.

(70)古賀侗庵：《海防臆測》卷之下，东京：日高誠実，明治13年(1880)，第21页。

(71)松山棟菴訳述，《地学事始·初編》(上)，9页。支那土留喜须丹当即Chinese Turkestan。

(72)佐藤敬吉編：《支那朝鮮兵要地理案内》，东京：杉山書店，明治17年(1894)，第3页。

(73)グリウリンヘルド：《万国地誌略》卷之3，第37、67-69页。

(74)近藤圭造編：《輿地誌略：支那国志》卷1，东京：阪上半七，明治10年(1877)，第19页。

(75)高田義甫：《清国地理小誌》上卷，第1页。

(76)滝本镫三：《中等地理教科书》卷2，普及含，明治35年(1902)，第2页。

(77)参谋本部管西局編：《支那地志》卷1，第2-3页。

(78)松山棟菴訳述：《地学事始·初編》(上)，第9页。

(79)金子弥兵衛：《支那総說》卷1，第2-3页。

(80)青山正夫：《支那文明史略》卷之1，第2页。

(81)沖正修：《支那地誌略》卷之1，东京：敬業堂，明治7年(1874)，第1页。劉潮編：《万国地誌要略》卷之1，东京：甘泉堂，明治10年(1877)，第18、41、51页。

(82)近藤圭造：《兵要万国地理小誌》，东京：阪上半七，明治9年(1876)，第8页。

(83)内田正雄：《輿地誌略》卷2“亞细亞洲”，甲府：温故堂，明治7年(1874)，第2-3页。

(84)須川賢久：《万国地理誌》，东京：須川賢久，明治10年(1877)，第15页。

(85)《朝鮮支那地理歷史摘要》，二宫村：北門堂，明治27年(1894)9月，第12页。

(86)Marchant,John,1760,A new Complete English dicitionary,London,p.CHI.

(87)箕作省吾：《坤舆图识补》，卷1，第2-4页。

(88)グリウリンヘルド：《万国地志略》卷之3，第36-37页。

(89)大蔵省：《禹域通纂》，第3-4页。

(90)内田正雄：《輿地誌略》卷2“亞细亞洲”，第1页。

(91)松本謙堂：《支那地理》，大阪：積善館，明治27年(1894)8月，第4、69页。

(92)山中峰雄：《支那通覧》，第9-10页。

(93)《朝鮮支那地理歷史摘要》，二宮村：北門堂，明治27年(1894)9月，第12页。

(94)矢津昌永：《萬國地理》，第36-51页。

(95)参謀本部編纂課編：《清国陸軍紀要》，东京：博聞社，明治27年(1894)，第4-7页。

(96)山口米吉編：《国民必携懷中博覽》，东京：益世馆，明治27年(1894)，第173页。

(97)辻武雄：《新編東亞三国地誌》卷上，第14-15页。

(98)山上万次郎：《最近地理学教科書》(外国の部上)，第20页。

(99)傅佛国(Joshua A.Fogel)在1995年就涉及到这个议题。参见Joshua A.Fogel,"The Sino-Japanese Controversy over Shina as a Toponym for China," in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Essays o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ed.Joshua A.Fogel,Armonk,NY:M.E.Sharpe,1995,p.67.

(100)石黒厚訳述：《輿地新編》文之卷，名古屋：栗田，明治7年(1874)，第16-21页。

(101)リチャ一ド·クオ一タ一マン·ウェ一著，福田敬業訳，《地球說略訳解》卷1“亞细亞大洲図说”；东京：江藤喜兵衛，明治8年(1875)，第16页。

(102)高田義甫：《清国地理小誌》上卷，第1-4页。

(103)吉岡平助：《支那輿地全圖：新鐫》，大阪：吉岡平助，明治17年(1884)。

(104)坪内逍遥：《上古史》，第20-25页。

(105)杉山米吉編：《内外懷中節用》，东京：杉山米吉，明治27年(1894)，第183页。

(106)沖正修：《支那地誌略》卷之1，第1页。

(107)中村正直述：《敬宇中村先生演說集》，第23-31页；亦参见薄培林的分析：《东西文明碰撞中的明治日本文人——中村敬宇的中国观与汉学观》，《唐都学刊》2009年第6期。

(108)王道凤：《田口卯吉的文明史学》，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第18页。

(109)田口卯吉：《支那開化小史》，东京：経済雜誌社，明治20年(1887)，第1-3页。

(110)坪内逍遥：《上古史》。

(111)松本謙堂：《支那地理》，大阪：積善館，明治27年(1894)，第13-16页。

(112)参谋本部管西局編：《支那地志》卷1，第3页。

(113)坪内逍遥：《上古史》，21页。山本賴輔編：《新体支那史：中等教育》，东京：精英堂，明治26年(1893)，第1-2页。

(114)小笠原長次郎編：《英和双訳大辞彙：附音插画》，大阪：英文館，明治21年(1888)，第157页。

(115)市川義夫編訳：《英和和英字彙大全》，横浜：如雲閣，明治18-19年(1886)，第82页。

(116)平文編譯：《和英語林集成》，第333页。

(117)J.C.平文(ヘボン)：《和英英和語林集成》，东京：丸善商社，明治27(1894)年，第262-263、665、267、267、666、261、667页。

(118)志賀重昂：《地理学》，东京：东京專門学校，明治30年(1897)，第115-125页。

(119)角田順編：《石原莞爾資料·国防論策篇》，东京：原書房，1984年，付図“石原構想概見図”。

(120)田口卯吉：《支那開化小史》，1-3页。

(121)青山正夫：《支那文明史略》卷之1，第2页。

(122)坪内逍遥：《上古史》。

(123)市村瓚次郎、淹川亀太郎纂著：《支那史》，东京：吉川半七，第1891-1892年。

(124)另外，1894年后日本政府放弃“支那史”，将中国纳入东洋史学体系；见王屏：《论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日本学刊》2003年第2期。

(125)Joshua A.Fogel,"The Sino-Japanese Controversy over Shina as a Toponym for China," in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Essays o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ed.Joshua A.Fogel,Armonk,NY:M.E.Sharpe,1995,p.69.

(126)刘岳兵：《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3卷(1840-1895)，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第71页。

(127)Navari,Cornelia."The origins of the Nation-state," in Leonard Tivey ed.Nation-state,The Formation of Modern Politics,Oxford[England],Martin Robertson.1981.

(128)Mungello,D.E.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1500-1800,Rowman & Littlefield Pub Inc.,2009,p.5.

(129)有关西学与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内在联系，参见冯玮：《论日本“西学”和殖民扩张主义的内在联系——对从“脱亚入欧”到“脱欧入亚”的历史考察》，《日本学刊》2000年第6期。

(130)高田義甫：《清国地理小誌》上卷，序。

(131)参谋本部管西局編：《支那地志》(卷第1-6)，东京：参谋本部，明治20年(1887)。

(132)陸軍文庫編：《隣邦兵備略》，明治13年(1880)，第34-36、117页；明治15年(1882)，第50-59页。

(133)田渋虎之助編：《兵要語集：清国通話》，东京：有則軒，明治18年(1885)，第10-11页。

(134)参謀本部編纂課編：《清国陸軍紀要》，东京：博聞社，明治27年(1894)11月。

(135)長谷川雄太郎、七里恭三郎編：《清国军备総覽》，东京：日清協会，明治27年(1894)7月，第72页。

(136)宋成有：《日本朝野的“满蒙情结”与中韩联合抗战》，《当代韩国》2008年第3期。

(137)米庆余主编：《日本百年外交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0页；宋志勇、田庆立：《日本近现代对华关系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54页；亦见米庆余：《现代日本“大东亚”战略的缘起》，《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7期；关捷：《甲午战争前日本的战备及其战略计划——兼驳“甲午战争突发论”》，《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138)刘岳兵：《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3卷(1840-1895)，第309页。

(139)宋志勇、田庆立：《日本近现代对华关系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55页。

(140)内藤虎次郎：《支那論》，东京：文会堂書店，大正3年(1914)，第80、94、98-99、175、101页。

(141)杨栋梁对此有详细分析，参见杨栋梁：《民国初期内藤湖南的“支那论”辨析》，《南开学报》2012年第1期；尤其杨栋梁：《在学识与良知之间：国策学者内藤湖南的“支那论”》，《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结语部分；亦参见李少军：《武昌起义后内藤湖南、桑原骘藏之涉华议论评析》，《武汉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142)臧运祜：《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38页。

(143)叶碧苓：《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史学界对日本“满蒙论”之驳斥》，《“国史馆”学术集刊》，2007年第11期。亦参见王美平、宋志勇：《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4卷(1895-1945)，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4-231页。

(144)内田良平：《8对支私案》，「JACAR(アジア歷史资料センタ一)Ref.B03030272300、支那政见雜纂第二卷(1-1-2-77_002)(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引例形式从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夕一之规定；文献链接：http://www.jacar.go.jp/DAS/meta/image_B03030272300?IS_STYLE=default&IS_KIND=SimpleSummary&IS_TAG_S1=InfoD&IS_KEY_S1=対支私案IS_LGC_S32=&IS_TAG_S32=&。

(145)矢野仁一：《近代支那論》，京都：弘文堂書房，1923年27页；亦参史桂芳《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与中日关系》(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第171页；叶碧苓：《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史学界对日本“满蒙论”之驳斥》，《“国史馆”学术集刊》2007年第11期。

(146)角田順编：《石原莞爾資料·戦争史論》，东京：原書房，1980年，第427页。

(147)角田順編：《石原莞爾資料·国防論策篇》，尤其第47、79、93、109、115、196页。

(148)周颂伦：《近代日本的“满蒙危机”意识——由所谓近代国家体系论楔入》，莽景石编：《南开日本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

(149)橘樸：《回顾と展望》，《満州评论》第2卷第1号。

(150)参武寅：《日本的“满洲国”方案与欧美列强》，《日本研究》1990年第4期。

(151)冯玮：《从“满蒙领有论”到“大东亚共荣圈”——对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再认识》，《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

(152)王希亮：《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决策层侵华国策的趋同》，《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

(153)草柳大蔵：《突録満鉄調査部》(下)，东京：朝日新聞社，1979年，第60页。

(154)Chinese Delegation to the League of Nations,Extracts from the Lytton report,Geneva:Press Bureau,1932,pp.20-24.

(155)名取洋之助編：《中支を征く》，东京：中支從軍記念写真帖刊行会东京支部，昭和15年(1940)。

(156)中国通西文的学者如邹代钧(1854-1908)、郭嵩焘等早在19世纪中后期即关注到欧美的地理学，他们是否接受欧美地理学对中国组成部分的分类，以及他们的欧洲地理学知识跟从日文著作转介而来的欧洲地理学知识之间的关系，尚有待探讨。可参见邹振环：《19世纪西方地理学译著与中国地理学思想从传统到近代的转换》，《四川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中国大量聘请的日本教习在这当中所起的作用则有待研究，参汪向荣：《日本教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第68-72、117-18页。

(157)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0-71页；李孝迁：《清季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译介初探》，《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西洋史教科书多从日文翻译，从西文翻译者晚于此；参见李孝迁：《清季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初探》，《东南学术》2003年第6期；通过这两个渠道而来的知识之间的关系，尚待探索。

(158)梁启超：《中国史叙沦》，《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6，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

(159)刘晴波主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4页。

(160)郑佩刚：《刘思复之暗杀活动》，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志辑》(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24页。

(161)田海林、方艳华：《“九一八”事变前后关于东北历史归属之争》，《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162)柯象峰：《中国贫穷问题》，南京：正中书局，1935年，第150、154-155页。

(163)顾颉刚、谭其骧：《发刊词》，《禹贡》1934年1卷1期。

(164)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益世报》1939年1月1日。

(165)顾颉刚：《续论“中华民国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1939年5月8日《边疆周刊》第20期。

(166)傅斯年致朱家骅、杭立武(1939年7月7日)档号：III：1197；收《民族社会学通讯》2012年第122期。

(167)吴世昌：《地域正名》，收吴世昌：《罗音室学术论著》(卷1)，北京：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第496-505页；原载1934年10月26日《大公报》之《史地周刊》。

(168)雍正：《大义觉迷录》，收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6，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1-3页。

(169)岑仲勉：《“回回”一词之语原》，《史语所集刊》第12本，1948年。

(170)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20页。

(171)Young,C.Walter,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Manchuria:A Digest and Analysis of Treaties,Agreements,and Negotiations Concerning the Three Eastern Provinces of China,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9.

(172)Yano,Niichi,"Historical Backgrounds of Manchuria:Manchuria was not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a," Supplement to International Gleanings from Japan,No.18,June 15,1933,pp.1-15.

(173)叶碧苓：《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史学界对日本“满蒙论”之驳斥》，《“国史馆”学术集刊》2007年第11期；陈建樾：《傅斯年的民族观及其在〈东北史纲〉中的运用》(下)，《满族研究》2012年第3期；罗杨：《傅斯年的东北研究》，《文化学刊》2014年第4期。

(174)Anghiera,Pietro Martire,The history of travayle in the VVest and East Indies,1577,p.255,p.257.

(175)"Old Satsuma," The Decorator and Furnisher,Vol.13,No.2,Nov.,1888,p.45.

(176)"Nows and News," The Auk,Vol.9,No.1,Jan.,1892,p.75.

(177)井原儀：《最新日本地理資料》，东京：大同館，明治44年(1911)，第6-7页。

(178)大蔵省：《大日本外国貿易年表》，东京：大蔵省，大正2年(1926)。

(179)オ一ム社編：《全国大発電所一覽》，东京：オ一ム社，昭和4年(1929)，“全國電氣事業諸統計表[Statistical tables of electrical enterprises in Japan proper]”。

(180)ホリコシ等：《近世西史綱紀》卷1，堀越愛国、保田久成訳，东京：东京师范学校，明治4年(1877)。

（转引自《学术月刊》(沪)2016年第2016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