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1866-1934)与桑原骘藏(1870-1931)同为日本京都大学文科最早的教授，在日本被尊为以中国古代史为主的“东洋学”的泰斗，但都不屑于“为学问而学问”，而颇有意于“致用”，对超出他们专业范围的中国现实问题(包括中日关系)，有浓厚兴趣加以观察，并凭借其学问作出判断、发表见解，故在中国爆发武昌起义后，他们围绕辛亥革命乃至其后的民国社会、现实中的中日关系，有不少议论。这些评论，面向日本社会各方面，较之于二人的学术论著，在当时有更广泛的读者群，至今在日本的“东洋史”研究者中仍广为所知，且不乏共鸣者。但在我国近代史学界，却是知之者不多。值此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梳理并剖析一下这两位实时观察辛亥革命、民国社会的日本历史学家的相关议论，或许仍有意义。

    一、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与议论

    (一)对辛亥革命和中国革命派态度冷漠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与日本有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在武昌起义之前，包括孙中山、黄兴在内的革命党人以日本作为重要的活动之地，同时还有一些日本友人积极支持乃至参与革命党人的活动。但是，据笔者所见，内藤湖南与桑原骘藏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却从未专门谈及中国的革命运动。

    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那时不注意中国的现实情况，从他们后来的议论当中，可知其对于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重要事件和相关人物的言行、甲午战争后清朝统治集团与民间社会的变化等等，都有相当具体的了解，且就在1910年5月，桑原骘藏在《艺文》杂志上发表了他的首篇谈论现实中国问题的文章《清国的京师大学堂》，而内藤湖南则在1911年5月发表了题为《清国的立宪政治》的演讲(6月又将其发表于大阪的报纸上)，其中将清朝实行预备立宪的“根柢”归结于“害怕舆论的风气”、“黄宗羲所作《明夷待访录》之民主思想”、“该国习惯的平等主义”、“尤其是曾国藩等实行之官民平等思想”，并不重视立宪派的影响，更不强调革命派的活动①。因此，似可认为，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内藤湖南与桑原骘藏实际上都是漠视中国的革命运动的。

    对于武昌起义的爆发，曾长期做过新闻记者的内藤湖南，较之于一直是学者的桑原骘藏，表现出更高的敏感性，仅时隔6天，即10月17日，他就开始在《大阪朝日新闻》上连续撰文，谈论“革命军的将来”。从文章内容看，他对于革命军的主张及革命的性质并不关心，而是聚焦于与战事相关的各种具体情况，诸如武昌战略位置的重要性、革命军与官军的实力对比、黄河铁路桥能否破坏以阻止官军南下、革命军能否掌握水上交通之主动权、战争所需资金从何而来、袁世凯与吴禄贞谁更适合作为官军统帅，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内藤湖南作出的预测：“如果革命党的运动有余地持续半年，则北京政府的命运将更加危险，说不定由此最终会成为支那之一大事”②。在11月中旬发表的《支那时局的发展》中，他又指出中国的“事变”“急转直下”，“都是朝着有利于革命军发展”，“最可惊之事，是武昌、汉阳的革命军尽管在军事上不太成功，只打出叛旗，就已对全国发生非常大的影响”，“时局转瞬即变，简直叫人想起法国革命之时”，“就支那这种感觉迟钝之国来说……出乎任何人的意料”。即便如此，他对革命运动、革命派及投入革命的其他中国社会力量还是不感兴趣，而热衷于对比日本倒幕运动时的德川幕府与此时清廷的处境，推测中国温和派(康、梁及袁世凯)与极端派(革命党)对待清廷的态度孰占上风，分析列强中哪些国家会因中国社会动荡而受到很大影响，为日本政府筹划对即将退出政治舞台的清廷所要采取的方策，同时，还对日本当政者突出强调他在辛亥革命中发现的“千载一时”的“机会”：“内外蒙古各部、西藏等将不归服新立国的共和政府”，“他们第一不喜归服汉人，是显而易见的，或许更不会认同共和政府这种没有受命于天之天子的国家，外蒙古之类即使接受俄罗斯保护，也不会服从新的共和国，西藏的达赖喇嘛等肯定反倒希望得便于俄罗斯或英吉利。这样一来，因为内蒙古也有与日本关系很深的王族，故予以了结也就提上了日程。而新的共和国或许对这些塞外领土全无眷恋，且将这些麻烦之物分离出去，对支那经济反倒是有益的。”“无论如何，面对如此机会，必须步步抢占先机，在各种不满发生之前下手了结。”③从11月24日至12月8日，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举行的“周五演讲”上，以“清朝的过去与现在”为题，连续演讲3次，在1912年5月又将演讲内容结集，改题《清朝衰亡论》出版。在此书的结论中，他明言：“不管怎样，革命主义、革命思想的成功是没有疑问的。”④

    内藤湖南并不讳言他对辛亥革命并无“同情”、“赞成”之意，即使颇为自己较早断言革命成功而自得，也指明“仅仅是从预测事件之自然过程而言”⑤，即纯属从客观观察得出判断。从上文可以看出，他观察“自然过程”，焦点置于当时中国各派之间力的关系，而对本为“事件”主角的革命派，则只是作为多角中的一角，最低限度地提及，而无意作稍为深入的考察和分析。这说明，他并没有改变对中国的革命派一贯冷漠的态度。内藤湖南的态度当然是有缘由的，后面将略作分析。至于他急切要求日本当政者趁中国的动荡向内蒙古下手，正显露出这位号称“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著名学者对中国的真实情感。

    如果说内藤湖南在武昌起义爆发后，虽然高度关注革命的进程，推测中国政局的变幻，但对中国的革命运动、革命派依旧冷漠的话，那么，桑原骘藏则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表现他的冷漠，即：对辛亥革命进程本身视而不见，对中国的革命派也无意了解，而只挑选革命中的一些用语、现象做考证文章，以展现他的学术功力。

    1912年1月，桑原骘藏发表了他的唯一一篇以辛亥革命为主题的文章《支那之革命》，该文只笼统地说了一句武昌起义后的革命战争是1911年东洋的大事件，而对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制度、追求民主共和、渴望争得国际平等地位这样一些反映中国社会变化的重大问题，却一概不予理会，其所论问题，涉及革命军自称黄帝子孙是否于史有据，运用黄帝纪元是否可靠，满族入关时的屠杀较之于女真人对于北宋、蒙古人对于南宋的屠杀行为是否更为残忍，文字狱屡见于中国古代历史、而清朝则相当严酷，强制辫发、胡服在中国古代女真、蒙古人统治下早有所见，清朝处理权力关系实际上很注意满汉均衡、这种状况在清末才起大的变化，革命党虽大力鼓吹排满兴汉，但中国人在古代屈从于外族统治压迫的现象并不少见，等等⑥。关于辫发问题，桑原骘藏还意犹未尽，于是在1913年2月又发表文章，更具体地考察中国人辫发的历史过程。

    那么，是否由于桑原骘藏身为中国古代史研究者，只对中国古代有学术兴趣，因而一心追寻与辛亥革命有关联的中国古代史迹呢？看来不是这样。

    1913年8月，桑原骘藏发表了他为纪念明治天皇去世一周年而写的《从东洋史上所见明治时代的发展》一文，指出中国在受到甲午战败的沉重打击后觉醒、变法自强之语风靡朝野，颇为赞赏中国实行革新，制度、文物、学术、教育等皆从日本输入；又强调中国在日俄战争后的革新相当引人注目，肯定清政府展开预备立宪、发出满汉平等的上谕、普及学校教育、编练新军⑦。而几乎同样的内容，又见于1913年10月桑原骘藏发表的《黄祸论》一文中⑧。这就说明，桑原骘藏决非对中国社会现状不感兴趣的冬烘学究，而是相当关注、了解中国在甲午战争后所发生的各种变化的，且明确将“变法自强”及清末“新政”，当作中国“觉醒”的表现，不吝予以称赞与肯定。但是，唯独对中国在同一时期展开、且以日本作为最重要的海外基地、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的辛亥革命运动，他却有选择地忽略了，全然不提。从桑原骘藏的言论中，人们能够深深感受到他对辛亥革命的冷漠。

    (二)态度冷漠之根源：不认同有悖于日本意志的中国社会变革

    内藤湖南与桑原骘藏都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成长起来的近代型学者，对于中国乃至亚洲其它国家的历史与现状，也以知识渊博著称，何以都对埋葬君主专制的中国辛亥革命如此冷漠？这是发人深思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于近代中华民族的自主变革都持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认定中国社会变革只有朝着当时日本主流社会或者像他们这些“真正从事支那研究”之人所认可的方向推展，才是合理的，但是辛亥革命却偏离了这个方向，与他们的“信念”相悖，故不能为他们所认同。

    自鸦片战争以来，日本一直高度关注中国的状况，看到中国面对西方侵略扩张一直积贫积弱、不断沉沦，加剧了危机感，而努力避免重蹈覆辙，也就成为促使日本展开明治维新的一个重要动因。在明治维新之后，中日两国的落差日益增大，经过甲午战争，彼此的国际地位也从根本上发生了逆转。日俄战争后，日本又提升了其在世界列强中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日本人蔑视中国为老朽民族，认定中国面对近代潮流无力改变自身命运；同时又自我膨胀，以为日本富有活力，迅速进步、强大，理当成为亚洲的“盟主”，中国等国只有靠日本来促成变革、发展。而在20世纪初日本的“东洋学”草创阶段，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等对这样的观念，也是深信不疑的，他们观察、评判现实中国问题，都是被这样的观念所支配。

    1.从桑原骘藏来看

    他在《从东洋史上所见明治时代的发展》一文中，概述了日本在明治天皇在位期间提升国际地位的种种表现，除了为日本变朝鲜为其殖民地、成为“东亚之霸国”、“世界之一等国”而表示由衷喜悦之外，还特别强调此间日本实现了“文化输出”，“促使亚洲人觉醒”。所谓“文化输出”，是专就影响中国而言的，在桑原骘藏笔下，“因循姑息之支那”受了甲午战争的大打击后才开始觉醒，所以一切革新都以日本为榜样，由此开始了输入日本制度、文物、学术、教育等的过程，即使输入西洋文化，也更愿意经由日本。而所谓“促进亚洲觉醒”，也主要是就中国而言的，桑原骘藏称：日俄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惊叹日本国力之强大，更自觉地以变法自强为急务，预备立宪等举措都是受到日本影响而推行的，并且直接间接受到日本的辅助。显然，在桑原骘藏看来，中国在甲午战争之后的变化，都是日本在明治时代“发展”的副产品，他愿意肯定甲午战争后中国追求“变法自强”和清末“新政”中的各种举措，无非是由于他认为这些变化都可归功于日本的“促进”，都是以日本为“榜样”的。桑原骘藏的这些言论，片面地理解、解释了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变化，反映出他对日本影响的盲目自信和对中国自主变革的无视。

    辛亥革命运动原本是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桑原骘藏对此也很清楚，但是，辛亥革命追求民主共和的取向、推翻君主专制的目标与结局，却是与当时日本天皇制国家意识形态的观念相悖的，谈不上以日本为“榜样”。桑原骘藏身为日本的“帝国大学”教授，相当自觉地与天皇制国家意识形态保持一致，高调赞颂“忠君爱国”为日本显著的“国民性”和在明治时代获得“发展”的精神动力⑨，因而决不可能认同背离了日本这种“榜样”的辛亥革命。他有选择地忽略辛亥革命及中国的革命派，根子就在这里。

    由于受上述观念支配，桑原骘藏甚至不愿将对当时中国政治进程发生重大影响的辛亥革命运动作为一个需要正面对待的课题，所以，他对辛亥革命、中国的革命派从没有作过具体论述。但从后来一些只言片语中，还是可以看出他无视中国自主变革的观念从未改变。他在写于1928年的一篇评论中说：“在支那有地位、有知识，可充当一般民众领导者的官绅(官吏及士人)阶级腐败堕落，他们既无精神，也无真心。这种腐败堕落是几百、千年来之积弊传习，无望一朝一夕改变……立宪也罢，共和也罢，政体是死的，将其活用的是人。没有最要紧的人，任何政体都是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的。”⑩而在写于1927年的另一篇评论中，他又引用了1913年4月在上海的英文报纸China Press上的“酷评”：“中国国民的95%不知共和为何物，剩下的5%(打着共和的招牌，实则)是以自己一身利益为目的之辈。”(11)桑原骘藏的意思很清楚，即：中国根本就没有进行共和革命所必需的内在条件，因此这样的革命是不值得认真对待的。

    2.从内藤湖南来看

    在把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变革归功于日本的“促进”、认定中国应以日本为“榜样”这一点上，他与桑原骘藏的观念是完全一致的，他说：“大体上说来，支那改革论之端绪是被日本的勃兴刺激出来的，这是最初的理想”，“以日本为标准谋划的改革乃是根本主义”(12)。他在一篇回顾近代日本人研究中国的历程的文章中还写道：甲午战争后，一方面是中国以日本为榜样进行变革，另一方面，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也更加注意如何以日本人的能力对中国改革发挥作用、如何在中国改革中从政治上着手除弊，“多数日本人大体上是着眼于稳健的改革方针考虑问题的”。“但是，在从支那来日本的留学生中，反倒是有越来越多的人主张以非常手段在支那发动革命，尤其是在北清事变(指八国联军之役——引者)以后，这种势头强化，日本呈现出支那革命党培养场的状态……稳健的改革意见毋宁说只限于日本的学者及有识政治家当中。好歹此时支那留学生，无论是进行稳健的改革，还是实行革命手段，都感到自身的知识不足，而愿意倾听日本人的意见。但是，其中抱定革命主义之人，多与日本的无识浪人来往，结果轻蔑日本人的意见，视之为较自己头脑迟钝之人，对于在日本真正从事支那研究者的意见，也不当回事。在这种时候，支那发生了第一次革命，清朝很快倒台了。在那以后，支那政治状况混乱，进入了最适合支那人中玩弄权谋伎俩而不顾长远国计之辈跳梁的时期。”(13)内藤湖南虽不像桑原骘藏那样有浓厚的天皇制意识形态色彩，但对于中国的革命派不接受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日本真正从事支那研究者”所持“稳健的改革方针”，坚持展开革命运动，乃至最终推翻清王朝，却相当直白地表示了强烈不满。

    清史本是内藤湖南从事中国研究的侧重点之一，因此，对清朝最终被辛亥革命运动推翻、民国建立，他没有像桑原骘藏那样，仅因为对辛亥革命的冷漠、反感就拒绝进行研究。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他除了发表不少评论、结集出版前述之《清朝衰亡论》外，在1914年3月，1924年又先后出版了有关中国国家政权更迭及民国社会状况的研究论著《支那论》、《新支那论》。从这些论著中，人们可以进一步看清他对辛亥革命的态度、看法及其由来。

    首先，强调由日本指引中国社会变革是历史的必然。“支那的革新要施以日本的力量，不是源于一时情况的问题，这可以说是源于东洋文化发展、历史关系的理所当然的归宿。”“日本在今天正在成为东洋文化的中心”，“已成为超过支那之出色强国”，“通过五六十年来的努力，已积累了西洋文化、尤其是其运作经济机关所应有的训练，将其变为最适宜于东洋的形式”，且能对东洋文化进行有益的取舍，固其根本，在社会经济方面，也有英美所不具备的“对支那经济组织从基础上进行改造”的能力，因而有所谓“日本人对于支那改造的使命”(14)。如此说来，像辛亥革命那样离开日本指引的变革，就与历史发展趋势不合，自然就不能认同了。

    其次，将清朝在武昌起义之后覆灭这一超出日本预料的重大变化，尽量归之于“大势之推移、自然的过程”，证明“此为几百年的趋势，在今天则到了无论如何也要一变的时机了”(15)，内藤湖南的《清朝衰亡论》，从“兵力上的变迁”、“财政经济上的变迁”、“思想上的变迁”几个方面，来说明清朝衰亡的因由。关于兵力，他指出：在清朝镇压白莲教大起义过程中，八旗、绿营的腐朽和乡勇力量的凸显对清朝兵力盛衰推移有重大关系；而后来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过程中湘、淮军的崛起，西式兵器与操练的运用、新式军事人才的培养，又使军队为之一变，这成为后来发动反清起义的新军的起源；而甲午战争后清朝编练新军注重提高官兵素质，派出留学生在日本等国学习军事，实际上造成了革命的基础；学习军事而有革命思想的留学生回国，与对清朝有离心倾向的新军结合，就导致了武昌起义后的局面。他强调：“清朝二百余年间，其政策自然养成革命思想，是自作自受……谁也不能怪的。”(16)关于财政经济，他认为：清朝从乾隆末年道光末年，财政负担不断增大而田赋收入却未增长，同时物价上涨、银贵钱贱；后又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军费增加，开征厘金税；在清末新政中，新旧制度重叠使财政不堪重负，同时清朝皇室也像历史上常见的一样，在覆灭之前据有巨大的财富。“在今日，如不对税制、币制进行全面整理，对财政的方式从根本上进行大改革，纵令朝廷此次以兵力压服了革命党，现在的朝廷也会因财政而走不了多远。”(17)关于思想，他写道：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华夷观”逐步打破，而有清以来不绝如缕的排满思想，也在甲午战争后趁清政府受到削弱而再度勃兴，并与革命党从外国学问中吸收的进步思想结合，使清朝在思想上受到打击(18)。后来，在《支那论》中，内藤湖南对清朝覆灭的原因又作了重要的补充：“清朝末年，导致清朝覆亡的主义，一是利权回收论，一是中央集权论。利权回收论高涨起来，自不量力，也不讲求适当的经营方法，将铁道、矿山及其它所有权利收归本国，在此点上伤害了外国的感情，导致困难关系。”“西太后末年以来，致力于将权力进一步收归中央，到最后宣统帝时，即醇亲王摄政时，又决定夺取所有臣僚的权力，只集中到近亲宗室手里，而在这类人之外，就没有在政治上负责的人了。结果，浑然不知的幼帝就只能退位了。”(19)平心而论，从清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内藤湖南在清朝刚刚覆灭之时，对于其衰亡过程所作描述及相关原因分析，确有一些灼见(当然也有谬误)，但问题在于，他只聚焦于清朝统治本身，且把清朝覆灭作为一个自然而然的归结，而对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运动和革命派所起的作用及其意义，根本不作为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即使从纯粹的史学研究来说，其盲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特定立场对历史学家的眼光发生巨大影响的一个很好的实例。

    第三，批评中国的革命派对本国国情无知，在中国社会没有根基，以作为轻视其作用的理由。内藤湖南在《支那论》中称：“革命党人自身并不了解支那的国民性，故其无限辛苦之效果化为泡影。支那之国民性，是好死不如赖活，兵乱之际，见到桀骜之徒横行，代表良民之父老(虽然用这个词有陈旧之感)便屏息，但事态稍稳，如不得父老欢心，就不能持续统治下去。革命党为其新锐意气左右，不以讨得父老欢心为意……即便最初奋起的动机诚然堂堂正正，但其倏起倏灭的状态，却与李自成、张献忠之类贼寇的下场无异。”(20)以内藤湖南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观察力，他本应了解：武昌起义后，大多数革命党人在所占领的区域内，实际是在尽力寻求与旧势力妥协，谈不上“为其新锐意气左右”，去触犯所谓“父老”的利益。他的上述评论并无事实根据。而对这种缺乏历史学家所应有的求实态度的评论，似乎可以这样来解释：看到不接受所谓“真正从事支那研究”的日本人意见的中国革命党人遭到失败，内藤湖南觉得不出所料，而产生了快意。

    二、对于民国社会的议论

    (一)内藤湖南对民国的“指引”

    民国建立后，身为东洋史家的内藤湖南与桑原骘藏继续密切注视着中国的状况，尤其是明言日本对于中国的改造负有“使命”，且以“真正从事支那研究”之人自诩的内藤湖南，还煞费苦心地“代支那人为支那考虑”(21)，通过所撰《支那论》等，发表“指引”民国的言论。

    内藤湖南的“指引”言论，涉及民国政体、领土、地方制度、财政、政治上的“德义心”、列强的作用等问题，其要点可概述如下：

    就民国政体而言，共和政体取代君主专制政体是大势所趋，即使发生一些反复(如独裁君主又起、袁世凯一类人称帝)，也无法扭转这样的趋势(22)。

    但是，随着政体的变更，中国在领土问题上也要起大的变化，“五族共和”根本无望实现：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大势已然是朝着解体方向的”(23)，蒙古、西藏、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明显是将来的命运(24)，至于东北，“虽然与支那统辖蒙古、西藏那些异民族的情况有所不同，但从兵力、财力来看，作为领土问题，或许最终支那必须割舍……单从支那财政上考虑，割舍满洲也是有利的，以今日之财政，并无足以维持满洲的实力。”(25)“只要将来人民的实力持续发展，则蒙古的土地成了谁的领土，西藏的土地成了谁的领土，满洲成了谁的领土，都不一定妨碍汉人的和平发展。在今天，对从兵力、财政来看不能维持的土地，从政治上割舍，而只图将来经济上的发展，是至当的。”“支那领土问题，从政治上的实力角度来看，今日应该缩小。不应受五族共和那种空想性议论支配，而应考虑实际的实力，哪怕一时失去些领土，也要图谋内部的统一。”(26)

    相应地，“今日有远见的政治家，须及早明白将来二十年左右，支那国防绝对没有必要。现在即使俄国、英国侵略蒙古、西藏，也可以说决无以兵力对抗之力。支那即使完全废除国防，其被侵略的土地也是有限的，决不至于完全危及其独立。这是列国均势所赐。即使有四十个师或五十个师的兵力，其素质也为大方所知，日本或俄国只要下决心将其灭掉，是无论如何抵挡不了的。其它各国决不可能超出日、俄两国涉足支那本部。故没有对外维持兵备的必要。”(27)同时，希望民国统治者做李鸿章那样“清楚其实力的政治家，在任何时候，哪怕以领土缩小作为牺牲，也要以与外国保持和平为主”(28)。

    就民国地方制度而言，由于革命之乱、清朝覆灭，对于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完全破坏，数百年来积累的离心力急剧增强，“如果今天的施政方针依然……要推行专制统一政策，将有动辄使支那土崩瓦解之忧。”(29)应以“承认地方独立”为“根本主义”，“确立各地方的行政、财政基础”(30)。至于基层社会，“清末有远见的冯桂芬其人，就有恢复宗法以完善自治团体组织之论；山东、山西、江西、安徽、福建、广东各省以一族之团体实行割据。虽然强大的宗族也有横暴之弊，但运用适当方法，也能确立自治基础。江苏、浙江那样工商业发达的地方……如果以支那已经发展起来的同业行会组织、农村中的保甲制度为基础，也不是决不可以实行自治制度。”(31)

    就财政而言，中央政府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源，“而要征收某种税如厘金，则厘金及其它契税、有希望新设的通行税、印花税、烟酒税等，可像海关等那样，交由各国人来管理，这也是一种便法。盐税等如果归于外国人之手，可以得到除担保外债以外的收入，以裨益于中央政府财政，是毋庸置疑的。”(32)

    就政治上的“德义心”(这是内藤湖南所造之词，其意当为对政治的责任感和道德感)而言，“在支那这种国家，国民在政治上的德义心由于数百年的恶政，可以说已经麻痹……国民的政治德义如果败坏到使自治行政不能成立，则共和政治也好，立宪政治也好，今日世界公认为最良政治的民主政治，并不适合在支那实行。进而言之，如果与今日的文明国实行同一政治，则国不能治，而只能讲求防遏没有德义心的官吏、人民等所酿成弊害之法，实行德义极低的政治。”(33)

    由于民国状况不容乐观，“还不到将世界列国的意见置之度外、依据独立的本义自由实行其想法的地位。在此之际，监视袁世凯统一的世界列国，从救济支那几亿人民、谋世界和平出发，在支那成为可以实行圆满的共和政治之国以前，有义务进行充分的监视。”(34)八国联军战争之时，“天津一度出现过所谓都统衙门，实行列国联合政治。第二次大的都统政治出现当为时不远……就都统政治而言，只要抛弃国民独立这种体面，对于支那人民就是最幸福的境界。”(35)

    笔者之所以用较多的篇幅来介绍内藤湖南“指引”民国的言论，就是要展示这位据称是“热爱”中国、中国文化的日本东洋史学者所设想的民国社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社会。用不着做什么分析就可以明了，那不过是一个甘愿被列强分割领土并主宰国政的半殖民地社会，一个各地方“独立”、以宗法制度来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一盘散沙的社会罢了。而在内藤湖南看来，这竟是中国人“最幸福的境界”！由此，人们不难看出他所谓日本肩负的“改造”中国的“使命”，真实内涵究竟是什么。

    (二)内藤湖南、桑原骘藏有关民国社会的议论

    民国建立之后，一方面，社会的基本性质未变，没有真正实现民主共和的目标，经历了从袁世凯专制独裁、复辟帝制到各路军阀混战的十分黑暗的局面，但是另一方面，近代经济、文化教育仍继续在发展，新的社会力量也在成长壮大，特别是从五四运动以后，新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兴起，掀起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新潮流。对民国社会的这种状况，以半殖民地加宗法社会作为民国社会“蓝图”的内藤湖南，与完全无视中华民族自主变革的桑原骘藏，都有强烈的不满，并通过涉华议论发泄出来。

    1.内藤湖南的议论

    内藤湖南对民国社会状况的关注程度很高，在1917年秋冬之间还来中国实地考察，到了青岛、济南、南京，苏州、杭州、上海、汉口、长沙、北京、辽宁等地。他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的政局变化、军阀混战、经济状况、文化教育等多有观察，发表了不少评论。

    关于民国以来的政治，他认为：“比起清朝末年的政治，变得非常恶劣了。清末好歹还是竭力改革政治的时代，也有相应的效果……但现在不是这样……一切事情都比清末退步了……支那施政几乎都是没有根底的……现在想穿了，还是交给外国人为好，但遗憾的是支那现在还没有毅然将此迅速实施的大政治家，到将来大概也不会出现。所以，不妨说支那政治改革是绝对没有希望的。”(36)

    他还写道：在晚清，还有曾国藩等具有杰出天才而不轻易受幕僚左右之人，但现在的黎元洪等头面人物几乎无不被幕僚左右，其他督军大体上也是一样(37)。而留学生出身的政客，不分南北，差不多都对外国尤其是日本有一种怨愤，对本国历史缺乏足够的知识……就连科举时代通过策学积累的浅薄知识都达不到……只是按外来理论发表种种空泛意见，而无人对本国固有之利弊、本国作为世界一国之地位，作出剀切之观察(38)。

    “民政也没有因为革命而有任何改善，人民负担增加了4、5倍，此外在有些地方还不断受到扰乱之害，为土匪跋扈所苦，悲惨状况远过于清末。”(39)

    总之，“支那人实行革命以来过去十多年了……丝毫看不到改善之迹。照现在这样下去，其统一也好，改善也好，何时能够实现，就连支那人自身也不抱希望。支那所谓政治家，就连支那人自身也蔑视为政客，并不期待靠他们改革。”(40)

    关于民国的军队，他认为也不如晚清时期：“几乎可以说中央政府没有治下的军队，都成了各督军及割据各地方的大小军人的私兵。清末有相当势力的地方官刘坤一、张之洞之类，还服从中央政府命令，而现在是几乎没有这种情况了。”“军队的组织，自李鸿章时代募兵以来，经过袁世凯、张之洞等在清末编练新军，其纪律、教育优势还优于俄国军队，但现在各督军以下所率军队，只是多了些新式武器，至于其纪律、教育，则退步到不如发贼时代的湘军。”(41)

    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内藤湖南也不认为较之清末有什么发展，称：经过辛亥革命，在山东、汉口这些地方，过去中国商人的习惯做法被破坏了，不得不按外商的办法办，日本人得以避开中国商人直接到内地收购物资，中国官府与商家都无可奈何(42)。其后，在一战中“没有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中立国只有支那，就连印度也获得了相当的经济利益。支那拥有种种有价值之物，但不经外国人之手就赚不到钱，充分证明现在支那经济上的弱点”(43)。

    至于文化，内藤湖南对新文化运动乃至五四运动颇不以为然，批评“支那人……要么是做外国的学问而完全失去了本国的知识，要么只是按以往支那式的做法利用外国的知识……近来支那人只是逞快于颠覆古已有之的东西如儒教……但古已有之的东西为何能够长期存在？其存在的缘由及与支那社会组织的根柢关系如何？对这些根本问题，无意做进一步研究”(44)。关于教育，内藤湖南认为：“支那进入这8、9年来之革命时期……一直到教育设施，各种事情较之清朝末年，可认为革命以来都是退步的……因革命而受到打击的首推支那的教育。”(45)

    2.桑原骘藏的议论

    桑原骘藏对民国社会状况的议论不像内藤湖南那样涉及多个具体方面，但在只讲民国社会黑暗，一概贬斥中国人乃至中国的进步运动这一点上，较之内藤湖南有过之无不及。

    1929年10月，桑原骘藏发表《关于日支共存共荣》一文，写道：

    “沉睡的狮子过几十年还是睡不醒的狮子，终究不会觉醒。四千余年来的长梦，在今天还没有充分唤醒。诚然，民国是成立了，南京政府也有统一南北的样子，但是从实质上看，支那的国际信用与地位毫无提升，多数国民生活上的不安毫无改善。”(46)这是他对民国社会的基本看法。

    关于持上述看法的原因，桑原骘藏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民国既没有出现伟人的迹象，官绅阶级也无望觉醒，国民党与革命党虽然宣言动听、招牌很新，“但支那人还是支那人，那些党员、官僚、旧军阀，在腐败与堕落的程度上没有什么差别”，至于一般民众，“是地地道道的群氓……要觉醒，认识新时代，理解新思潮，实现支那的更生，终究是不可期待的”。据此，他认定“支那的前途是不容易显出光明的，只能反复叹息长夜漫漫何时旦”(47)。

    为了支持上述看法，桑原骘藏还充分发挥他作为历史学家的特长，竭力搜罗历史陈迹，来论证“文弱”、“保守”、“妥协”、“猜疑”等等是中国人的所谓根深蒂固的“国民性”、“民族性”，即使到了民国也没有真正改变。

    如此看来，似乎桑原骘藏是非常强调中国人受制于传统负面因素而不能自主实现进步。但是，1919年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与所谓“文弱”、“保守”、“妥协”都不沾边，作为运动先锋的青年学生既不是旧官绅、又不是“群氓”，然而，由于运动的直接促因是反对日本侵华，桑原骘藏照样予以否定，贬斥为“学生之妄动”，且对于“美国的芮恩施公使和杜威博士等颇以善意来解释，视为接受新教育的支那学生爱国精神的表现，认为将来的支那会因这些学生所显示的爱国精神而兴盛”，明确提出反论，称：“南宋时代的大学生，唱不负责任的空论为难当路大臣，而当局的怯懦又越发助长他们，举天下化为学生世界，这种状况与民国以来的情况有相仿之处……对于近时支那学生的妄动，是像杜威博士那样解释为新觉醒的支那青年的爱国精神的表现，还是解释为支那自古以来常有的学生(处士)横议之一例、从而是充满浅虑与盲目的团体行动之一例？哪一种是恰当的解释？这还是一个疑问。”(48)

    1927年，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高涨，对此，桑原骘藏拒不承认是中华民族觉醒、中国社会进步力量成长的体现，而是归结为苏俄的影响和列强对华采取的所谓“迎合政策”、“宽容主义”所致；同时，毫不掩饰其敌视态度，攻击这场运动追求自主实现政治上、经济上国权的恢复是“太骄傲不逊了”，他诅咒：“高调唱过头了，下一个瞬间就会由失败、颠覆相伴。”(49)

    内藤湖南与桑原骘藏的上述议论似可这样来概括：一方面，抓住民国社会的种种黑暗，来证明有悖于日本意志的辛亥革命无助于中国的觉醒与变革；另一方面，又基于维护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秩序的特定立场，对民国社会新起的进步潮流、革命运动表现出难以抑制的敌视与偏见。

    3.两人的共同主张：强化列强对于中国的控制

    在内藤湖南与桑原骘藏看来，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国并没有走上他们所希望的轨道、实现他们所设想的那种“觉醒”与“改革”。同时他们也认定，靠中国人自身是不可能走到那一步的。于是，他们都形成了强化列强对中国控制的主张。

    前面已经说到，内藤湖南在1914年出版的《支那论》的“自叙”中，就已经提出民国不久当会出现类似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列强在天津实行的所谓“都统政治”，并且认为这会给中国人带来“幸福”。后来，随着他对民国社会状况的悲观、不满与日加深，也就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发出将中国交给外国人“管理”的论调，这些论调在题为“支那之国际管理论”的文章中有扼要的论述。

    文中声称：将中国交给外国人“管理”，根本原因在于：“支那乃世界最古老国家……由于数千年来其周围几乎没有可与之竞争、将其磨砺之别的国家存在，也就像旷野中的独木自在地成长，充分发展，即使没有受到外部之害，由于树木本身的生命周期，也会在内部出现空虚……支那作为长期孤立的国家，因其内部滋生的弊端，而逐渐趋于老衰，而从老衰恢复过来，靠树木自身的活力来做到，是难乎其难的。救济它，必须以外部之力去其腐败、或切除其寄生之木才行。”

    关于让外国人“管理”中国的具体设想，文中称：“现今支那是不统一状态，如果中央政府下定决心在军务中任用外国人，当能很快完成统一……在行政上，不仅有关收入的财政利用外国人，在支出方面也利用之，就会取得更完整的成效，不出数年，支那的行政机关将达致整然有序。”“财政之外，法院、警察也是必要的，在支那这样的国家，这些政务要取得完全的成效是决不可望的……归外国人管理才安全。”(在《如何谋支那之存立》一文中，还有“经济机关、银行及公司之类，还是由外国人来运作最好”的说法。)

    至于实现外国人“管理”中国的做法，内藤湖南说：“各种政务都归于外国人之手，是自然的过程，只是现在由外国人公然提出这样的主张，支那的职业政治家会加以反对，而外国人不公开提出主张，在不知不觉中转移管理权，则支那人也会权当看不见而坦然度过数十年，安享其利益……然后将外国人具有的公德心培植于新生的支那多数人民当中，在此基础上，支那的根本革新就会实现。”(50)

    很显然，如果内藤湖南的上述论调化为现实，那么，中国就不是什么半殖民地，而沦为地地道道的列强主宰下的殖民地了。但问题是，这些议论只能证明内藤湖南错误地忽视了中华民族反抗殖民统治、争取独立解放的意志与力量，完全违反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从而在他对中国的研究中留下了抹不掉的污点。

    桑原骘藏与内藤湖南没有什么不同。他在面对中国国民革命运动高涨的时候，强烈质疑中国是否有能力建立华盛顿会议上达成的九国条约中所说的“有力而基础巩固的政府”，说这是个“疑问”，并声称：“既然是疑问，不就有了对支那时时进行共同管理的问题吗？……必须首先使支那人充分认识到随心所欲使用暴力决不是达到目的的捷径，而促使他们守规矩、服秩序、走安全的大道，是头等大事。”(51)这位一贯以为自己深通中国历史、能够准确判断中国社会走向，为此自鸣得意的日本学者，如果活到中国赢得抗战胜利乃至新中国成立，当会为其当年的议论而羞愧难当。

    三、维护日本侵华权益的议论

    众所周知，甲午战争后，中日关系变为日本凶暴压迫中国的关系，而在日俄战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又进一步成为压迫中国的主要外国之一。对于这种不平等的中日关系，身为日本的“帝国大学”教授的内藤湖南与桑原骘藏，都视为理所当然，并相当积极地维护日本侵华权益。这在他们的涉华议论中也突出地表现出来。

    作为在明治维新中成长起来的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与内藤湖南都深知领土主权完整是近代国家的基本标志、近代日本面对西方列强恢复主权来之不易。但是，他们又都继承了福泽谕吉1885年在《脱亚论》中提出的错误主张，毫不犹豫地支持日本仿效西方列强压迫中国等周边国家，并为日本能够做到这一点而自豪，全然不承认其侵略性质。

    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在桑原骘藏眼里，都是日本在明治时代获得“发展”的重要体现：“以甲午战争为界，日本的位置上升，相反，支那的位置降低。马关条约修正了两国的条约，支那对日本给予了与欧美各国同样的待遇，即缔结了不对等条约。作为第三方的欧美各国也逐步给予日本以高于支那的待遇。过去几千年间作为东亚大国的支那，由此让位于日本。从东洋史上来看，这是罕有的大事变。”“日俄战争后，即使英国以外的列强，也再不能无视日本的实力，在东亚有领土的大强国都要与日本通好，以图各自的殖民地或领土的安全……在现在及将来作为列强活动舞台的太平洋方面，日本的发言权最受尊重。”至于这两次战争对中国的巨大损害，桑原骘藏全然不提，只一味强调其对中国社会变革所起的推动作用(52)。后来，在面对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浪潮时，桑原骘藏竟声称：“日本对支那毫无侵略。台湾的割让是理所当然的，不是问题。除了台湾，支那人用作攻击日本的靶子的山东、旅大，都不是日本从支那获得的。列国的利权多是在口舌之间直接从支那获得，唯有日本是付出了巨大生命、金钱，从俄国、德国那里转让或继承了事实上已为支那所放弃的土地与利权，不容支那人特别说三道四。”(53)

    内藤湖南与桑原骘藏一样，对日本挑起的甲午战争只讲其刺激中国变革的作用，认为中国“如果因甲午战争而受到大的惩创是好事”(54)，甚至还称这场战争促进了中国人“亲日的风气”；讲到日本发动日俄战争，则声称当时中国人对日本有“唇亡齿寒之想”。看到甲午战争后日本势力逐步深入中国内地，八国联军之役、日俄战争后日本在华贸易圈扩大，经过辛亥革命的动荡、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商人得以打破中国商人团体的壁垒，他颇为欣喜(55)。而对日本盘踞东北南部，他所强调的是“日本使满洲在经济上实现了重大进步发展”(56)，且声称：由于日本“开发”了东北南部，为此“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世界各国予以承认，就形成了所谓特权”，对这样的特权，中国不能拒绝(57)，最后甚至还要求中国将东北“割舍”。

    近代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的浪潮，是与日本侵华的强度成正比的。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流露出独霸中国的野心，战后依然严重损害中国权益的形势下，中国反抗日本的浪潮更是此伏彼起。内藤湖南在1917年来华期间，“所到之处，都看到支那人何等郁愤难抑，随着战争结束而有宣泄之势……一有机会排日论就会勃兴”(58)。桑原骘藏在1929年10月发表的文章中又指出：“最大的问题，是排日风气与排日思想弥漫于支那全国的事实。”(59)但是，认为日本对华侵略扩张天经地义的桑原骘藏与内藤湖南，根本不可能从日本侵华政策上找原因，而是诬枉中国人无理“排日”。

    在桑原骘藏笔下，中国人不断“排日”，有内因与外因：

    内因是“嫉妒心强、猜疑心强的支那人，对日本的发展不断有恶感”，加上中日是邻国、是同种，故“支那人对日本的嫉妒与猜疑就更厉害”；此外，“支那人喜欢雷同附和，一犬吠虚，万犬传实，不知事件原因，不明真相，一被煽动，立即闹腾”；而中国官府又沿袭了对不驯之人妥协的传统，不予制止(60)。在经历多次“排日”后，中国的国民仍“不知反省”，“不知自身本事多大……也不知对手本事多大，故在对手面前为所欲为，旁若无人”(61)。

    外因主要在于美国的态度：“在各国与中国之间围绕既得权益发生纷争时，美国常常采取超然态度，而且在各国应该维护共同的权益、协同对抗中国时，美国反倒对协同运动掣肘，加以阻碍，甚至愿意成为支那的消极友军。”此外，英国因放弃了日英同盟，难与日本合作，不得已采取迎合中国人以缓和其反感的政策，日本对华态度失之软弱，也是原因(62)。

    内藤湖南也认定中国人的“排日”是由于具有所谓“妒忌日本进步之卑劣的根性”(63)，且“忘记了以日本为标准进行改革是根本主义”，“以靠近美国来排斥日本”(64)，他与桑原骘藏有所不同的是，还看到中国商人从经济上抵制日本对华经济扩张，也是所谓“排日”的重要内因。(65)关于外因，内藤湖南除了同样认为美国起了作用之外，对日本影响的说法，与桑原骘藏有所不同：从消极方面，批评驻华领事等日本人由于风俗习惯不同，对中国人在言语上、行为上不够检点，激起中国人不满(66)；在积极的意义上，则肯定日本肩负着改造中国的“大使命”，日本在华无孔不入的经济活动，不仅“蚕食支那经济根柢，由此使支那经济习惯发生变化”，而且“足以充当破坏支那过去的政治组织、引向新的民众的政治的原动力”，由此，必然激发所谓“排日运动”(67)。

    既然桑原骘藏、内藤湖南都认定日本侵华有理，而把中国人民的正义反抗敌视为所谓“排日”，那么，他们在日本对策上的主张就可想而知了。

    1919年，面对中国“五四”运动爆发，桑原骘藏敦促日本政府对中国实行什么“以直报怨”，认为对中国“亲善”是多余的(68)。1927年，面对坚决反帝的中国国民革命，他埋怨“各国的对支外交只知施以慈母之爱，而忘记运用严父之威”，而在得知日本田中内阁1927年5月借口南京事件出兵山东之后，他就表示“衷心欢迎”，并且还不满足，要求“在弄清南京事件真相的同时，马上出兵南方，追究国民政府的责任。”此外，他还主张与列强共同强化对中国的压迫，“万一不幸与各国都不能协调，不得已，日本单独也要遂行上述方针。”(69)

    内藤湖南在面对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华的运动时，政策主张与桑原骘藏完全一致，只是他不像桑原骘藏那样怒气冲冲，而是竭力为日本以武力压迫中国乃至发动侵华战争制造“合理”的根据。据他说，日本对华动武是有必要的，这就好比为开辟田地需有沟渠，如在开掘沟渠的过程中遇到“大岩石”阻碍，就需要施用大斧乃至使用炸药，但目的是开辟田地而不是破坏土地。而日本近代每次对华动武之后，随之而来的都是“经济上的更大关系”(70)。他还为从事对华扩张的日本人打气：“自古开发殖民地、对世界进步作出贡献的国民，都是冒大险且付出巨大牺牲的，天必对此等人民给予相当的报酬。”(71)

    以上，本文分三个部分梳理和评析了内藤湖南、桑原骘藏在中国爆发武昌起义后的涉华议论。笔者深有感触的是：可以将三个部分的议论贯穿起来的，是渗入这两位日本学者骨髓的帝国主义时代的日本中心主义和蔑视中国的意识。这决定了他们漠视乃至否定中国辛亥革命的态度，导致他们片面认识民国社会、错误判断其走向，并使他们成为日本侵华的辩护士乃至鼓吹者。他们的议论提供了很好的例证，说明不管多么出色的学者，一旦为错误的立场左右，其认识也会变得十分荒谬。

    在日本战败投降之后，日本学界曾严厉批评这两位学者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正当化，这是很正确的看法。最近，岩波书店出版的丛书《“帝国”日本的学知》，将“东洋学”列入其中，也是恰当的定位。但在进入21世纪以后，有些日本学者声称中国革命的价值已经“相对化”了，居然要重新从内藤湖南的《支那论》、《新支那论》之类书中去挖掘所谓“学术价值”。个中消息，发人深思。

    注释：

    ①该文发表于1911年6月25日《大阪朝日新闻》，后收入内藤湖南的《支那论》，此书1914年由东京的文会堂书店出版，引文见该书附录第287页。

    ②内藤湖南：《支那论》附录，第307页。

    ③《支那论》附录，第308～328页。

    ④内藤湖南：《清朝衰亡论》，京都帝国大学以文会1912年，第122页。

    ⑤《支那论》附录，第329页。

    ⑥该文刊载于1912年1月1日、2日之《大阪朝日新闻》。

    ⑦《太阳》杂志第19卷第11号。

    ⑧3卷第11号。

    ⑨见《从东洋史上所见明治时代的发展》。

    ⑩《应答支那论三则》，载于1928年8月《外交时报》第48卷第4号。

    (11)《身为国际间娇儿之支那》，载于1927年10月《外交时报》第46卷第7号。

    (12)《支那动乱鄙见》，载于1917年7月1日《外交时报》第304号。

    (13)《支那研究的变迁》，载于1924年1月1日《木堂杂志》第1号。

    (14)内藤湖南：《新支那论》，日本东京博文堂1924年，第58、62、65、66、85页。

    (15)《清朝衰亡论》，第122页。

    (16)《清朝衰亡论》，第21～40页。

    (17)《清朝衰亡论》，第61～79页。

    (18)《清朝衰亡论》，第85～91页。内藤湖南还谈到了晚清尊孔思潮兴起、诸子学和佛教研究趋热的问题。

    (19)《支那论》，第202、43～44页。

    (20)《支那论》之“自叙”，第11～12页。

    (21)《支那论》之“自叙”，第3页。

    (22)《支那论》，第53～54页。

    (23)《支那论》，第80页。

    (24)《支那论》，第94页。

    (25)《支那论》，第98、99页。

    (26)《支那论》，第101～102页。

    (27)《支那论》，第175页。

    (28)《支那论》，第174页。

    (29)《支那论》，第205页。

    (30)《支那论》，第173、174页。

    (31)《支那论》，第176～177页。

    (32)《支那论》，第178～179页。

    (33)《支那论》，第209～210页。

    (34)《支那论》，第236～238页。

    (35)《支那论》之“自叙”，第9页。

    (36)《支那的现状》，载于1918年5月4、7、9日《神户新闻》。

    (37)《支那动乱鄙见》，载于1917年7月1日《外交时报》第304号。

    (38)《对支那的悲观与对我国国论的悲观》，载于1918年4月15日《外交时报》第323号。

    (39)《支那之政治复活》，载于1919年3月1日《中外》第3卷第3号。

    (40)《支那研究的变迁》，载于1924年1月1日《木堂杂志》第1号。

    (41)《支那之政治复活》，载于1919年3月1日《中外》第3卷第3号。

    (42)《支那的现状》，载于1918年5月6、7、9日《神户新闻》。

    (43)《应如何谋支那之存立》，载于1917年10月《青年之日本》第11号。

    (44)《支那研究的变迁》，载于1924年1月1日《木堂杂志》第1号。

    (45)《外国人在支那的教育设施》，载于1920年1月《工业之大日本》第17卷第1号。

    (46)见1929年10月《外交时报》第52卷第1号。

    (47)《应答支那论三则》，载于1928年8月《外交时报》第48卷第4号。

    (48)《支那猥谈》，载于1926年1月《外交时报》第43卷第1号。

    (49)《作为国际间娇儿的支那》，1927年10月《外交时报》第46卷第7号。

    (50)《支那之国际管理论》，载于1920年12月《表现》第1卷第2号。《如何谋支那之存立》，载于1917年10月《青年之日本》第11号。

    (51)见《作为国际间娇儿的支那》。

    (52)《从东洋史上所见明治时代的发展》，载1913年8月《新日本》第3卷第11号。

    (53)见《支那猥谈》。

    (54)《新支那论》，第5页。

    (55)《支那的排日论》，载于1919年8月1日《外交时报》第354号。

    (56)见《支那的排日论》。

    (57)《何谓支那》，载于1922年1月《工业之大日本》第19卷第1号。

    (58)见《支那的排日论》。

    (59)见《关于日支共存共荣》。

    (60)见《对支政策管见》。

    (61)见《关于日支共存共荣》。

    (62)见《作为国际间娇儿的支那》。

    (63)《所见不当的排日》，载于1919年5月28日《大阪朝日新闻》。

    (64)见《支那动乱鄙见》。

    (65)见《支那的排日论》。

    (66)见《支那的排日论》。

    (67)《新支那论》，第57、67～68页。

    (68)见《对支政策管见》。

    (69)见《作为国际间娇儿的支那》。

    (70)《新支那论》，第77～78页。

    (71)见《何谓支那》。

      （转引自：《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