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_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一　牛津博士麻翁之发现
    2008年年底在北京读易洞书房举办宋育仁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展，惜乏资料，后蒙广州四书斋主热忱邮来《泰西各国采风记》光绪丙申年五月袖海山房石印本，因见一手材料而获新知不少，如宋由京师出使欧洲所作感事诗《浮海至巴黎纪程百韵》、宋与牛津麻博士讨论通行字典等掌故，书中提到的麻博士却一直不知何人。
    与近代使臣出洋考察游记相比，宋育仁《采风记》详载欧洲所见风土志，因立足中西对比更显参鉴价值。在书中采风记第二·学校篇后有一附文《与英国麻博士议修各国通行字典说例》，此为当时学人所未发，且出自一个晚清学者的著作中颇富新意，文中麻博士无详细介绍有待钩沉。
    二　何以断定牛津麻博士为麦克斯·穆勒
    2010年初夏，经清史所研究生谢建东帮助，赴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查阅李源澄所编《论学》民国期刊，其中在特大号发现有吕洪年《宋育仁先生事略》一文，叙述翔实，语词恳切，写到宋与麻博士讨论处有一小字，注明“即严复译之穆勒”，方知麻翁为穆勒尊称，穆与麻因音译不同而别。吕洪年祖籍仁寿，1911年生于成都，精通经文，涵泳书林，为民国年间之人，所记可信。但严复所译书的著者约翰穆勒却为英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没有语言文字学研究，不会和宋育仁有通行字典的讨论，1873年就已去世，在宋出洋前已为古人，不可能与之来往，故再寻英国学者同名穆勒之士，麦克斯·穆勒即进入资料视野。麦在西洋学界具有多方面的学术开创，如神话学、宗教学、语言学等著述丰厚，有西方宗教学之父称誉。在《同文解字序》里宋育仁详记去牛津拜访之事，符合此翁特点的当属牛津麦克斯·穆勒。另则宋育仁采风记·第二学校中提到某日招赴东方学会，东方学会正是麦克斯·穆勒学术活动的重要场所，此当为麻博士就是英国近世学者麦克斯·穆勒的确证。
    三　宋育仁与麦克斯·穆勒的学术交往
    通过以下记载，可见麦宋之交的深度与广度，故摘选一些内容以参考。
    (一)《泰西各国采风记·第二学校》光绪丙申年五月袖海山房石印本(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
    ……至伦敦闻有麻翁者，为博古学士，能识埃及文。访之，出所携石刻相示，渠亦不能读其文，但言埃及字，凡三类：有模绘法，如画虎示虎；有定实法，如画妃别于王；有从音法，贤异于权之类，此三体者，古人混用焉，今惟用音，令人易晓。因询以西土文字，凡几变。麻举二字相示，一画蛇形，三变而成字，又三变而成希腊文，又一变而成罗马文，又一变而成今字，即二十六字母中之F。埃及石刻据麻称为开辟四千年前古文，以时按之，则夏末商初时也。其文有三体，于古先所传六书为象形象意象声，而无指事转注假借，指事原与象形一类，而义更隐微，疑埃及古文亦有此体，而西人说字不能通其意，随混入模绘一类，转注假借以体兼用，即在四体之中，亦所应有，特西土未及知耳……
    按：宋育仁到伦敦后携带石刻访求麻翁，麻翁讲解埃及文字源流的经过。
    ……索逊者，英主之先，为日耳曼之族，千年前入主英国，故其文字行于英伦三岛，索逊文又来自印度，故从梵典旁行，以音乐为主，乃悟麻所云，古文八变。而至今文者，盖缘埃及文，有从音一类，参以梵典拼音之法，以字母就方音，有一种语言，即别成一种文字，文凡八变，括二十六字母而言，声音则迁地而变，故各国自为字典，而字母皆同，习其语即通其文……
    按：宋育仁顿悟麻翁所云古文八变，对其同文字典构想的启示。
    ……道光末英人黎雅各来中国传教，同治中曾译孝经论语周易诗礼记，携归国。今黎尚存，年七十余，在英叩以传中学，生徒答言西国无所用，习中文者甚稀。一日招赴东方学会，列坐十余人，无识中文者，惟黎以西语译屈原传……①
    按：宋育仁受邀参加麻翁加入的东方学会其他学术活动，参与黎雅各演讲辨析，可谓历历在目。
    (二)《古篆沿革隶古写经序(续前)》
    余以甲午之岁，从使泰西获交英博士麻翁年七十矣，为言五洲同文，时会将至，因共商榷，以为千载一时。余言：主音之字，口耳相传，百里而差，千里而异。主形之文，目之所识，心理原同，终古相符，环球一致。麻翁匙其言，因出说文部首五百四十字相质，颇疑篆文繁复。说：每迂回不能久识不忘，相悦以解。乃为举释古篆异形数字，则大惊喜，重以此业相望……[1]
    按：宋育仁与麻翁讨论五洲同文，举出并解释古篆异形文字，麻翁惊喜并激励宋完成此作。
    (三)《同文解字序》
    ……昔年随使英伦，交日本留学书记生望月小太郎，介绍牛津大学博士麻公，年七十矣，素有文学重名，因与讨论文字，相与甚欢。为言主音之字，百里而差，立形之文，五洲可共识，拼音以附语言，百年而一变，据形以范音义，终古而不移。博士深匙其言，且曰五洲同文乃学界必至知期，西文自印度传来，至今已八变。其源不可得而悉，举字母第六字为道其故。余深叹博士之言，中国人士罕有其比。博士因问中国文字源流，出说文部首五百四十字相质，云曰十年前得之于中国使馆，不能尽识，视如埃及古文，资博古考订而已。既别寓，书相闻，乃申论拟撰同文字书义例，以贻博士。书在采风记中。博士覆书，深表同情。时余与曾公孙广铨同为参赞，曾闻其得识麻博士，大惊喜，为言惠敏，在使间，闻其名愿见而未得，今愿为译往。乃再访博士于牛津，言论向晡未巳，博士讶余博辩，猝问年几何矣，曾公孙代为答曰，其年虽少，然治此学已十余年，既成书若干卷也。博士乃手出平日所著拟撰同文发例一编为赠，且言助公成此大业也，余手加额谢，属曾为译华文未果……[2]
    按：此段为宋育仁和麻翁相识来往的具体记载，弥足珍贵。先是日本学者望月小太郎引荐，故有五洲同文的讨论，并出说文部首五百四十字与宋探讨，宋始有同文字书拟写开端。后有与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铨同访牛津麻翁，讨论到下午五点还没聊完，麻翁极为赞赏宋育仁的博学善辩，视之年轻有为，后赠书同文发例给宋参考，宋以手加额重礼还谢。
    ……庚子之岁，有人自新坡来，为言博士传语：十年前与中国参赞某议与同文之业，别后不相闻，未知此书之成否？闻言悲感，如古今隔世，嗟乎，欧有君子，可以忽其言乎，又深为学界忧，不敢不黾励从事。今朝廷奋兴学校，与天下更始，将以广同文之治，诚千载之一时，会承乏董理南菁学务，乃发奋移暇，编辑此书……[2]
    按：庚子年(公元1900年)，麻翁托人带话给宋育仁，问询同文之书完成与否，托言之人不详，此年麻翁也在牛津仙逝，未能看到宋的回应。宋感喟麻翁之挂念厚望，此时正在高等文科第一学校(即江阴南菁书院)任职，有余暇而发奋编辑完成，有京师大学堂刊本，后在国学月刊连载。
    ……忆距今十年前，时方宴安，忽弃承明，自请从使绝域，乃得与博士相遇，良非偶然，圣道不湮，斯文未丧，用是祗惧，夙夜怀思，维夫议礼与考文，在下无敢作而同文之符，将启同伦之应，契于异域之心，抑亦旧史官之贵也……[2]
    按：宋育仁感叹与麻翁相遇并非偶然因缘，一直怀思麻翁厚望，“作同文之符，启同伦之应”正是契合异国友人的心态写照，同时也出自旧学史官的高贵职责。
    (四)《说文部首笺正序》
    ……往年使欧与英博士麻翁发同文之业，语在同文解字序例中，书成，未敢遽出，知此者稀，擬联同文学会相与讲习……[3]
    按：宋育仁《说文部首笺正》完稿出版，文中再次提到未忘与麻博士同文解字之论。
    四　宋育仁与麦克斯·穆勒字学对话之评价
    出洋之前宋育仁学术根基源于文风浓郁的巴蜀，其从才子之乡的四川富顺县经时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选拔进入成都尊经书院学习，师承晚清学术名家王闿运，深为湘绮先生欣赏，提调钱徐山比为宋玉再世。尊经书院的传统教育使宋育仁具备了扎实的治学基础，同时他与廖平、吴之英等近代蜀中新锐名儒皆为学友，后入京师考中进士，再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麦克斯·穆勒为英籍德国语言学家，师承德国比较语言学之父博普的学术思维，早期作品《比较神话学》即体现宏大精微的视野，并跟随谢林、布尔奴夫等著名学者从事研究多年，麦后来进入牛津大学致力研究东方之学，对世界语言的观察非常广博。当这来自不同学术渊源的人物出现对话，将是一次极有机缘的东西方语言学融合。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宋育仁以英法意比四国参赞随公使龚照瑗出使欧洲，迅即对英国学界产生浓厚访求兴趣，此时的宋公尚无学术等身的著作，仅入英之前有《时务论》曾呈献两朝帝师户部尚书翁同龢，见翁日记光绪二十年甲午二十日(1894年2月25日)“……宋芸子编修育仁来，伊充英法参赞，即日往上海，随龚君展轮矣，以所作《时务论》数万言见示。此人亦奇杰，惟改制度、用术数、恐能言而不能行耳……”翁非常欣赏宋的识见，评价宋为奇杰，潜力不凡。这时的宋育仁不到40岁，而麦克斯·穆勒有70余岁，且已是享有盛誉的知名学者，由其所编撰的《东方圣书》可见其对东方学的巨大关注和深度研究，当一位来自东方的清朝翰林院进士造访他并讨论古文字学，也正是麻翁非常乐意为之的。宋育仁和麦克斯·穆勒的具体对话交流在成都国学月刊中有较多记载，通过宋育仁的多处记载受麻翁启发，可见西洋牛津之学对宋育仁文字研究的触动。在此之前中西学者关于文字学的对话尚未见著记述，从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626年出版《西儒耳目资》到传教士门泽尔(Mentzel)《字汇》等研究都为推动西方人学习汉字提供了巨大帮助。据《图说汉学史》记载，文字学汉学研究因多未细研说文训诂小学之书，故进展不大。1826年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发表如何编纂中西文字典论文，1831年帕兹尔(Pauthier)出版《汉字西传考》主张汉字西传到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地才产生楔形文字，和200年来西方人认为汉字源于埃及文传入有别，此后瑞帕(M. Raper)、顾格尼斯(M. de Guignes)、莫瑞逊(Morrison)、麦都思(Medhurst)、卫三畏(S. W. Williams)、保莱提(M. P. Poletti)等西方学者都对汉字有深入研究，其中保莱提在1881年完成有中英字典学编纂即《华英字录》，这是麦宋对话前后的中西文字汉学交流的概况，反映了当时的学术成果，反观中国学界相应的研究却不多见。而麦克斯·穆勒没到过东方国家，所交游人物中东方学者也少有记载，宋育仁或为与麦有深入交流并有成果留存的唯一清朝学者。宋在《采风记》中详细附录和麻翁研究通行字典的心得，可见他非常重视此段学术对话，麻翁也非常认可宋的字学观点，之后宋也多有说文研究新发明，成为晚清民国说文学著名人物。
    为何宋育仁会对通行字典有如此浓厚的关注？见其后来的序言较多阐释，在当时学界可谓具有深远的开山意义，晚年归蜀后在成都主持《国学月刊》仍不断有研究之作，见1922年第2期《古篆沿革隶古写经序(续前)》、1922年第4期到1923年第6期《同文解字》连载。宋的说文著述影响启发当时许多学人，在台湾学者程克雅《晚清四川经学家的三礼学研究——以宋育仁、吴之英、张慎仪为中心》文中写到“宋育仁与刘师培共事，后来刘师培倡文例和词例研究，又撰《伦理学讲义》，尝自言在川时受到影响”，说明刘师培入蜀受有启发，推论与宋有关。2006年《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现当代卷》得以出版，其中第九卷载有宋育仁《说文部首笺正》，篇后注明据1924年成都刻本影印，这正是宋育仁学术日见精深，已具个人学问气象之作。
    宋育仁与麦克斯·穆勒的亲密同事汉学名家理雅各也多有交往，见采风记·第二学校记载，并常去参与东方学会活动和演讲辨析，感受当地学术沙龙交流氛围和魅力。彼时宋置身英国学界虽短，由于不断结识名家，虚心请教，视野得以极大延伸拓展。
    晚清学术界文字学偏重传统考证方式仍为多数学者之为，19世纪末的世界语境出现麦宋字学之论，先导意义不可磨灭，通过宋育仁的记录也保留了麦克斯·穆勒对东方语言学的思考见解，而这段牛津教授和清朝翰林的学术因缘也于今夏的一次偶然翻读才发现。
    注释：
    ①参见《泰西各国采风记》(采风记·第二学校)。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