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_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一
    晚清以来，中与西的应拒去取一直是困扰学术界一个重要问题。至20世纪初，由于庚子国变及科举废除，传统文化遭受强烈冲击而日渐衰落，西方学术(包括从属于西方的日本学术)则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部分士人在文化学术上的自信心随之开始全面崩溃，崇西趋新成为其共同选择，并逐渐演变为一股强劲的欧化潮流，继之而起的便是如火如荼的留学热潮。其间，以留日生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群体通过报刊、学会等新式传媒，迅速掌握文化领域的主流话语，广泛传播由日本转口的现代西学，但皆“‘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酿成“裨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1](P258-259)等诸多弊病。同时，崇西趋新的欧化思潮也沉重打击了国人的文化自尊，与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形成强烈反差。上述现象引起了梁启超、章太炎等一批趋新学者的焦虑与思考。他们从不同角度反省传统，回应西学，既对国人醉心欧风美雨、鄙薄传统学术文化的风气表示担忧与激愤，又较为明晰地表达出一种以保持民族特性、重塑学术自尊为己责的文化自觉。
    1902年间，梁启超首先对教育界中浓厚的欧化色彩提出批评，认为其“舍翻译之外无学问”，且“未尝有自主之思想，自主之能力”，如此“则有之不如其无”，要求更定教育宗旨，养成固有的民族特性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2](P265)稍后，他又警示将来“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而“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告诫国人须担负研究本国学问的责任，否则“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恐“其得不偿失”，且“于学界一无影响”。同时，还抱定学术复兴的理想，期望将来“能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1](P217-218、215-216)1903年，南社成员余其锵提出文明进化过程中“去旧而迎新”的方式，一为“去之取之自己者，则能吸入而融化之，而活用之”，一为“与之去之自人者，则奴隶而已”，其中唯有前者才能“厉其固有使足与世界相竞”。[3](第1卷下册，P489)邓实慨叹一些忧时之士以为“中国之学必不足以强中国”，转而“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4](P59)主张“罗列古今五洲万国之学术于吾前，以吾为主观，以他人为客观，而研究之，而取舍之”。[5](P177)1905年，黄节在《国粹学报》第一期的序言中斥责醉心欧化者“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3](第2卷上册，P45)王国维亦对西学输入持审慎的态度，尝言“西洋之思想之不能骤输入我中国，亦自然之势”，“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6](P115)1906年初，《大公报》载文揭露国人的多种奴隶性，其一即“学士文人袭新学之皮相者，崇拜泰西”，指出今后“若不改良性质以蕲渐进于独立之自治，则奴隶之奴隶固属可忧，非奴隶而奴隶者，更属可惧”，强调“非自立无以生存，欲图自立，则必先去奴隶之性”。[7]1908年，留美归国人士郑豪深感“学术贵独立，不能恒赖于人”，遂发起创办广东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奖进学人发明本国医学，成为谋求“学术自立之先锋队”。[8](P151)1910年，章太炎就如何对待中西学术的问题作出了较为理性的回应与说明，指出中西学术犹如“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于口”，既要一体同视，又“不可委心远西”。[9](P98)批评国人“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的学说，不论精粗美丑，一概不采”，呼吁打破迷信，对中西学说“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10](P40、49)至于如何输入西学，他一方面揭示日本学习欧洲仅停留于模仿阶段，好似“总是在送信的地位，没有在写信的地位”，另一方面希望中国能引入学理的基础上转进一层，各项学问“都到写信的地位，那个求学施教的事，才得圆满”。[10](P7-8)
    至民国初期，随着留学欧美热潮的兴起，国内尤其是留学界中崇洋轻华的风气愈演愈烈。1914年，任鸿隽呼吁建立学界，认为“物物而学之，于他人之学，必不能尽。尽之，犹终身为人奴隶，安能独立发达，成所谓独立学界耶？是故吾人今日之从事科学者，当不特学其学，而学其为学之术，术得而学在是矣”。[11](P11)针对国内学术杂志的极度匮乏，他叹息为“当今学者之羞”，鼓励国人“将蕲是志为吾中国具有学界之标识”，以至“他日者，学术昌明，研究精进，安知不与他国之学术杂志同占学界上之要位”。[11](P41)1915年5月，钱崇澍一方面批评留学界内的裨贩风气，指出中国“以研究之乏人，遂湮没而不彰，此吾回国留学生之耻”，且对西学“不知自用吾有，食之不化，巨细不遗而尽移之以为我国之教材，不亦谬耶”？另一方面表彰《博物学杂志》“始注重调查全国博物区系”，若能“积而广之，非持供教科之材料而已，实开学者独立研究之门”。[12](P605-606)不唯如此，胡适又结合留学期间的观察所得和切身体验，强调今日“第一急务，在于为中国造新文明”，留学则是“吾国之大耻”，为“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因此应以振兴本国高等教育为长久之计，“俾固有之文明，得有所积聚而保存，而输入之文明，亦有所依归而同化”，然后“吾国文明乃可急起直追，有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之一日”。[13](P3、23)他首先抱持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表示“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即“死瞑目矣”。[13](P24)其次有感于域外汉学的蓬勃发展，认为国人的研究成果尽管“无余力及于国外”，但此学“终须吾国人为之”。[14](P612)蔡元培详细陈述了欧洲学界在研究中国地质、地理、宗教、风俗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叹“疱人不治疱，尸祝越俎而代之，使吾人而尚自命为世界之分子者，宁得不自愧”，遂呼吁国人“亟谋所以自尽其责任之道”。[15](P73)
    自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传统文化遭受彻底批判，西化思潮则伴随着民主与科学的呼声而愈发高涨，甚至出现全盘西化的过激言论。1918年，梁漱溟即指责北大教职员“皆深味乎欧化，而无味乎东方文化，由是倡为东方学者，尚未有闻”。[16](P43)1919年，留美学生张世骏致函蔡元培，指出北大师生若一味拘泥于西方的陈旧讲义，则“欲求吾国学术之独立，思想之发达，殆若缘木而求鱼”。[17](P161)与之相应，蔡元培也批评北大等校在欧化风潮的席卷下“大有完全弃旧之概”，致使“中学退在装饰品的地位”，所提倡的西学仅是“贩卖的状况，没有注意到研究”，指出中西交流“决不当尽归于同化，而贵在各能发达其特性”，期望中国尤其是留学生“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15](P367、165)换言之，“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且须输出我国固有文明，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世界学术之林”。[15](P212、238)在强调自立意识的同时，他坚持以“欲与欧美抗衡”为办学的重要目标，仿效德国改革校制，鼓励北大师生“苟能急起直追，何尝不可与为平行之发展”，甚或“能与彼国之柏林大学相颉颃”。[15](P205、192)
    清末民初，由于旧学已去而新学未立，少数学人激发起文化中断的危机感，开始极力倡导新式教育的自主性，及本国文化在社会重建中的独特价值和主导位置。他们多属过渡时代中的传统学人，接触西学时日尚短且相对肤浅，故有关学术独立的观点较为零散和模糊，主要体现为一种回应中西文化融合的自觉意识，未能产生大的社会反响。
    二
    自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大批归国留学生投身和主导教育、学术等领域，国内高等教育发展迅速，科研水平不断提升，新的学术体系也开始确立起来。受此影响，加之国民政府添设研究院所、增拨教育经费等政策的鼓励和引导，知识界内以研究高深学问、提高科研水准为目标的学术独立意识和本土化观念日益强烈，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共同的信念与追求。为发展本国高深学术，部分学者继续对教育界的欧化风气作出反省。胡适主张大学应从“浅薄的‘传播’事业，回到一种‘提高’的研究工夫”，批评北大“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至今还不曾脱离‘裨贩’的阶级”，号召“早早脱离裨贩学术的时代而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13](P59、69)蒋梦麟认为各校在欧化习气的浸染下，“竟像一种不中不西的杂货店”，以致“画虎类犬”，[18](P77)不足以养成学风和人才。30年代初，蒋廷黻也揭示国内高等教育和科研一味仿效英美，“不是在这里为中国造人材，反在这里为英美法造人材”，进而提出“绝不可迷信一个大学之大或一系之好，在乎课程之多”，“在乎新辟知识疆域之大小”。[19](P9、11)浦江清则“对于摩登主义恶感日深”，曾提议创办《逆流》杂志，以“逆欧化之潮流”，“建设民族独立文化”。[20](P61)
    在批判欧化风气的同时，学人们又呼吁重塑文化自尊，明确表达了学术独立的信念。梁启超充分肯定本国文化的价值及国人的研究能力，主张“当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面仍万不可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1](P259)他认为“一独立国家，其学问皆有独立之可能与必要”，就发展过程而言，“例须经过若干时期始能完成”，中国作为后进国，势必“经过模仿裨贩之一时期”，但“决不以此为满足，自今以往，应渐脱离裨贩时期，入于独立时期”。[21](P6-7)蔡元培指出“贩运传译，固然是文化的助力，但真正的文化是要自己创造的”，且须“本着古礼‘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公式，也应该有点发明，与世界各国相交换”。[15](P285、414)傅斯年则提出“中国须有‘世界式’的学者”，即能和欧美学者“有同等的学力”，彼此“通达情意毫无阻碍”，且“为竞争的发明”，以“立于同等的地位”。[22]1923年，柯劭忞、辜鸿铭等感叹“中国兴学以来，数十年的光阴，大半花掉在‘保存国粹’和‘贩卖洋货’两种工作上面”，于是发起成立东方学会，志在“努力脱离过渡的时期，赶上创造的领域去”。[23](P216)罗家伦强调移植西学仅是“‘过渡时代’的现象”，若“一国的文化——立国的精神——不从学术独立着手，是没有根底的”，且“永久是向他人借贷，而不能自起炉灶”，遂号召为达成学术独立这一“正当的企望(Aspirations)”[24](P52-54)而努力奋斗。黄攻素也表示中国现时若“不急起直追，则将来在知识界之国际地位，恐无并驾齐驱之希望”，要求政府推行创设国立科学院等奖进政策，“以跻吾国于科学界之平等地位”。[25](P200)
    自30年代起，由于日本侵华活动的加剧，举国上下挽救国难、复兴民族的呼声迅速高涨，学术独立随之成为知识界的普遍追求。孙楷第指出战时百业凋敝，“若乃一线未斩唯在学术”。[26](P409)陈寅恪认为学术独立“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为谋求“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27](P363、284-285)蔡元培也承认“民族的生存，是以学术做基础”，鼓励青年以学理研究“挽救我们垂危的局面，恢复我们固有的光荣”。[15](P567)张君劢表示“文化之试金石，视其学术界对于外来侵略者有无对抗力”，国人既要“放开眼界以吸收世界之长”，又得“立于全体创新之基础上，以发挥吾民族之特长”，尤须“急起直追，不独求他人所已达者而已焉，并当有以胜过他人”。[28](P5、38-39)翁文灏亦强调科学家除专职工作外，还应努力“在世界科学界中取得应有的信用及地位”。[29](P8)1934年，《教育杂志》“复刊号”在封面“大学丛书”的书目广告前，更明确提出了“促进我国的学术独立”的口号。在此基础上，知识界又对如何实现学术独立的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其一，主张国化教科书。1923年，舒新城批评教育界趋于“纯粹的外国化”，中等以上学校几乎完全以外国教科书为本位，如此“学术提高，容或有之，至于独立，则适得其反”。[30](P5-6)30年代，蔡元培指出以外文课本教学固然是落后国家“得到现代的知识所用的苦法子”，但“是不得已的过渡办法”，应“使之中国化”(Nationalized)，应以统一专业名词、编辑中文教科书等方式纠正这一“畸形的现象”。[15](P502-503)任鸿隽指出高中以上学校理科的外国教本使用率均在80%以上，“于中国的科学教育前途有极大的障碍”，呼吁“理科课程的中国化，非先有理科的中国教本不为功”。[31](P6)李长之则认为学术独立“并不是与外国人对敌的意思，也不是不出洋”，而是对于国内地方性材料“本国学者要渐渐有能力去运用，去探讨”，故中国专家编写教本的意义“有着中国民族对学术探讨的觉醒，是学术独立的先声”。[32](P25)
    其二，移植欧美学术体制和教育理念的同时，强化教育主权和自立意识。陈寅恪指出，“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27](P361)1928年，罗家伦将清华学校正式改建为国立大学，明确提出学术独立的办学方针，即“站在中国的立场”，以“扶助我们科学教育的独立，把科学的根苗移植在清华园里”，乃至“整个的中国的土壤上”。[21](P9-10)张伯苓认为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土货化’”，且“土货化必须从学术之独立入手”，以“知中国”、“服务中国”[33](P38-39)为宗旨。庄泽宣主张高等教育中国化，要求汲取各国学术优长时，更应“从本国实例找，从本国需要找，而归终则在中国教育家之自为研究与试验”。[34](P1+++++++-2)吴有训也表示“大学主要工作的一种，自然是求学术的独立”，并对学术独立的含义作出解释，即某一学科既培养专门学生，又“成就有意义的研究，结果为国际同行所公认”，则“可以称为独立”，其中后者“是决定一个学科是否独立的关键”。[35](P34)在执教清华大学理学院时，他立志“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欲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国家学术之独立”。[36](P143)
    其三，揭露留学政策的弊病及社会盲目崇信留学生、重学位空名等不良风气，要求妥善处理留学与学术独立的矛盾关系。傅斯年在留英期间就“冀本国学术他年可以独立，一湔今日就学国外之耻”。[17](P317-318)胡先骕强调一独立国家的教育自应独立，不可永远唯他人马首是瞻，故“留学政策，实为治标方法”。[37](P16-17、19)余家菊亦认为留学“本是治标的办法，于一国之学术独立、教育独立相去很远”，为“一时之计而非永远之法”。舒新城提出留学的目的“在于提高学术以谋教育独立”，但国人误将“留学与学问混而为一”，于是“把‘学术独立’的希望亦无形消灭”，[30](P3、5、8-9)遂主张“打破以受教育替代研究学术的观念，以研求学术以改进本国文化为留学的唯一目的”。[38](P272-273)罗宝珊指出留学虽出于时代需求，但绝非“零贩碎卖，依人过活，永远追在人家背后，永远模仿永远学习，永远留学”，须“要有效的模仿，系统的介绍，要消化，要据为我有”，最终“迈向自我创造开展之途”。[39](P15)姚薇元揭示国内高等教育标榜的学术独立“只是一个幌子”，大学或研究院仍是“留洋预备学校”，现今唯有尽量限制留学数量，改为发展大学研究院所，“引导高深研究，俾本国学术渐达独立地位”。[40](P13)
    其四，倡导学术研究本土化。张伯苓批评学术界“恒以西洋历史和西洋社会为背景”，大学也“几以解决西洋问题为目标”，今后均“不宜为中国应永久仰给于洋货”，“非有土产的科学不为功”。[33](P38)史学方面，沈兼士斥责学界对东方学“不但无人整理之，研究之，并保存而亦不能”，更“不能发挥光大，于世界学术界中争一立脚地”，强调“整理东方学以贡献于世界，实为中国人今日一种责无旁贷之任务”。[41](P362)陈垣对域外汉学的崛起与本国史学的边缘化深以为耻，号召“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42](P8)傅斯年亦表示学术发展“甚赖国际间之合作、影响与竞胜”，为了“文史学之光大，固应存战胜外国人之心，而努力赴之”，[43](第5卷，P469)即在新材料的挖掘与整理、新方法的运用中提升研究水准，最终使“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43](第3卷，P12)社会科学方面，郭沫若提出研究中国社会非“外人的能力所易办到”，因而“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纸”。[44](P259)蒋廷黻也认为中国社会研究“是一片大处女地”，要求学者“勇往直前，来开辟这个新大陆”，以免“永为荒地”。[19](P8、12)吴文藻呼吁学术界合力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培育“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从而使民族学和社会学“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最终实现“彻底中国化”。[45](P341)自然科学方面，竺可桢痛惜我国边疆地质、气象研究等多“劳外国教会之代谋亦大可耻”，指出“欲与欧美并驾齐驱，一方面固须有稳固而充量之经费，一方面须造成科学研究之空气”。[46](P13、26、28)医学界人士则倡导医学革命，“目的在全盘承受近代文明国在医药卫生学上已有的收获和所用的科学方法，并从而发挥光大之”，在国际领域“早日取得平等的地位”。[47]
    20至30年代，随着西学的全面引进及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逐步建立，知识界的主体意识愈益强烈，既对欧化风气作出反省，又明确提出实现学术独立的多种途径，包括掌握高等教育主导权、调整留学政策、国化教科书、学术研究本土化等。同时，在民族主义情绪的激荡下，学术独立与民族建国、文化复兴的时代话语紧密结合，获得了学人们的一致认同与广泛关注。
    三
    至40年代尤其是抗战结束后，知识界满怀强国复兴的憧憬，学术独立的呼声随之再次高涨。1942年，吴学周指出今后若“仍欲循英美之故辙，随其自然演进，则吾恐我国之科学研究与农工建设，将永无赶上西洋诸国之日”，因而为“迎头赶上先进国家而自有贡献，则舍科学研究工作之提倡外，其道莫由”。[48]1944年3月，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建议政府“学术自立，关系国家前途，欲求中国学术独立，不可不努力充实国内各研究机关及大学之设备，以求建立本国科学研究基础”，同时还“应确定其目的不仅为中国，亦为人类共同之智慧与幸福着想”，并“凭此态度与世界科学家合作”。[49]贺麟强调抗战胜利后“必应是学术的建国”，即“必定要在世界文化学术上取得一等国的地位”。[50](P21)冯友兰提出中国若要跻身世界强国，“最基本底一件，是我们必须做到在世界各国中，知识上底独立，学术上的自主”。[51](P271)罗忠恕认为“第一等强国，在学术上，亦应有其超越的贡献”，换言之国人“得有创造新文化的决心”，在世界文化中“显出我们充分的创造力”。[52](P10)欧阳湘也表示“学术独立与否，对于一个国家，所关至巨”，“一个国家在学术方面如果不能屹然独立，而要乞灵于人，那它的前途是不会光明的，它在国际上的地位是不会优越的”，由此批评学术界进步缓慢，不能自辟蹊径，“真可算得一大耻辱”。[53](P11)
    经过长期讨论与宣传，诸多学人已深刻认识到科学研究“绝不仅仅是追随欧美，随波逐流，所能了事的”，而是“一方面要迎头赶上水准，一面要有企划的独立地科学研究的方向”。[54](P51)具体而言，即“向着学术独立这条路上走去”，实现学术研究的本土化，“有独立发展的数学、物理、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地理学、天文学、气象学等”。[55](P247)与之相应，国民政府也将学术独立列为重要的强国手段。蒋介石强调“中国要立国于现代国际社会，必须完成各种的建设，求取学术文化的向上”，鼓励全国青年“必须有迎头赶上的决心”。[56]在此基础上，知识界提出了构建全国学术中心的设想。冯友兰呼吁“替国家定下知识学术独立自主的百年大计”，尤须“树立几个学术中心”，将现有几所卓有成绩的大学扩充为“大大学”。[51](P271)1947年10月，胡适主张为“在十年之中建立起中国学术独立的基础”，高等教育“应该有一个自觉的十年计划”，即“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构成“第一流的学术中心”和“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57](P23)
    胡适的相关言论一经发表，便迅速引起学界的激烈讨论与争议。论者在普遍赞成学术独立的前提下，首先批评政府在留学政策上的放任态度，及留学镀金、社会过于倚重留学生的风气，并基于外汇紧张、经费拮据、人才流失等因素的考虑，要求建立留学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合理关系。陈东原指出留学国外以求高深学术的状况“如永不改进，中国学术便永远不能独立，永远落在人家的后面，这是最令惭愧，最令人痛心的”。[58]金克木认为“留学政策是企求学术独立的一个步骤，两者在一个时期内是并行不悖的”，并且必须“相辅而行”。[59](P8)王遵明则提出“只就今日大学与留学的后先轻重而论，当然前者宜先宜重，后者宜后宜轻”。[60]中山等七所大学研究所同学会联名发文，承认“建设国内的研究院与留学政策其实是并行不悖的”，但走学术独立的道路，“根本就在建设国内大学的研究院”。[61](P20)欧阳湘也提出一方面实行“精选少送”的留学政策，严格限制留学资格，提高留学水准；另一方面以节省的经费“充实研究的设备，提高研究的标准，作一个较久的打算”。[53](P12)
    其次，知识界又对学术独立所倚托的环境问题展开讨论。中山等七所大学研究所同学会认为学术独立的实现“首须有合理的研究制度，完善的研究设备”，然后还得“使研究人员的生活，能有切实的保障”。[61](P20)《世纪评论》社论指出“仅从设备待遇上着眼还是不够”，须“建立学术发展的环境——国内需要和平，研究需要自由，社会对学术应有相当重视”。[62](P4)朱声绂强调唯有学术自由后，“学术独立才能得到发挥其建设性作用之保障”，学术界在争取学术独立之时，对其社会任务当有所认识，即要与“人民的生活发生关系，由学术的昌明更促进社会合乎理性的发展与人民生活的日臻健全”。[63](P8)
    此外，诸多学人还对“学术独立”的实质及发展方向加以阐释和补充说明，使这一表面上不言自明、实际比较复杂的概念更为明晰化。胡适强调“学术独立”并非晚清“汉家自有学术，何必远法欧美”一类的守旧思想，也“决不想中国今后的学术可以脱离现代世界的学术而自己寻出一条孤立的途径”，而是在学术上迎头赶上，不依附外人，达到世界各国通行的学术标准。同时又列举了学术独立的四个条件，简言之即由本国大学履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建立设备师资较为完善的机构以供研究，辅助国家社会解决各项科学事宜，学人及研究机构与他国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57](P23)《世纪评论》社论指出学术独立就是“使中国学术有新的创作、新的发现、新的贡献，而在世界上占一重要地位”。[62](P3)樊德芬将其表述为“一方面是在治学上能站在自己的脚跟不倚赖外国的挟持，一方面是自己有一中心目标，对准这个目标，以学术的努力来建设一个新中国”。[64]陈旭麓解释学术独立是“比较的涵义”，非为海禁未开前的自尊自大、封闭性的遗世独立，而是目睹西方先进的学术文化“为我们所远不及”，并“由不及而有争取独立的思想”。且如胡适所列四个条件“确是平易近理，没有什么好高骛远的地方”。[65](P4)齐思和认为所谓学术独立者，即“要由接受的地位而争取领导地位”。[66](P155)
    在原则上赞同上述解释的同时，部分学人又对“学术独立”的表述方式持有异议，批评其中夹杂的国家主义色彩，主张避免孤立化的倾向。《世纪评论》社论表示对学术独立一词“不敢苟同”，指出任何国家和学者的研究成绩都是“全世界学术界的公产，谈不到什么独立与不独立”，并批判德国希特勒所标榜的学术独立是“学术自杀最有效的方法”，[62](P3)中国应坚决抵制这种文化和学术上的极端国家主义倾向。翁文灏认为中国科学落后，且“科学无国界”，故“不能独立，只能进步”。[67](P22)金克木阐释独立“只是平等，并非孤立，独立的国家学术仍然是世界整个学术界的一环”。[59](P7-8)李书田提出学术独立一语“易误解为学术孤立”，学术研究“万不可孤立自尊，这是反潮流的”，要求“协力从事国际学术合作”。[68]朱声绂强调争取学术独立“决非学术上的闭关主义”，若“单从国家的立场看是不够的”，还“应以促进国际合作为任务之一”。[63](P7-8)陈序经也承认一味强调独立可能“会变为孤立，而成为闭门造车的流弊”，因而不如改称“争取学术并立”，换言之“所要争取的是想与欧美的学术并驾齐驱，或是进一步的去驾而上之，并非独立”，且胡适所列四个条件“无一不与现代世界的学术先进的国家，有了关系，而所谓‘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更不允许我们去谈学术‘独立’了”。[69](P7)
    40年代后期，关于学术独立的讨论无疑更为具体与深化。这既与抗战以来学术界涌现一批高水平的学术成果有关，又是对战后如何有效分配稀缺资源以推进学术发展这一问题的现实思考。尤为重要的是，为避免歧义和误解，知识界又对学术独立的实际涵义作出说明和修正，一方面要求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上摆脱依附西方的现状，争取中西学术间的平等对话，另一方面须抵制极端的国家主义及孤立化倾向，以开放的态度从事国际学术合作。然而，随着内战时局的日渐紧迫，这场颇具历史意义的学术论争至1948年上半年已悄然而止。
    总而言之，清末民国时期，知识界对学术独立的认知与探讨呈现一个逐步深化、明晰和理性的过程。虽然其在各时期侧重点和影响力有所不同，但依然存在着一个较为紧密的承接关系，讨论范围也从国学、东方学等领域延伸至包括人文、社会、自然、应用科学的整个学术文化，成为现代中国学术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容。就倡导者而言，最初为少数过渡时代中的传统学者，后扩大为数目众多的、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新知识分子，涉及教职人员、海内外青年学生、政府官员及部分社会人士等。这既是中国系统引入西学并重建本国学术的自然产物，又是新知识界基于学术自尊和爱国情操，而作出的一种群体性的必然的文化选择。同时，学术独立观念还与外部生态环境密切相应。一方面，诸如欧化风潮的流弊，高等教育、学术研究、体制建设、人才积累的长足进步，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及民主建国、文化复兴的时代话语，均在不同程度上激发了学术独立观念的萌发与深化。另一方面，政治腐恶、社会动荡、世俗和功利化的风气，又在客观上阻碍并打断了学术渐入正轨的趋势。尤其至上世纪40年代后期，学术的恢复工作进展缓慢，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状况。知识界由此陷于理想与现实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心态与悲观情绪中，无力提出系统化、切合实际的施行方案，学术独立的构想终不免沦为一种空泛的理论诉求，发展前景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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