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历史上烈性传染病袭来之时，被传染者本来就是最不幸之人，雪上加霜的是统治者和权势集团又将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转移到他们的身上，所有被视为可能传染疾病之人遭遇的是被蔑视、驱逐，并犹如罪犯一样被关押和监禁。这也是自15世纪以来威尼斯率先采取，后又被欧洲诸国效仿的强制性检疫(quarantine)为当今西方学术界反省和批评之处。①1831-1832年、1848-1849年、1853年和1866年，至少有四次霍乱袭击了欧陆。当时，除城市无产者、自由知识分子和女权主义发动的罢工、**和武装起事外，各地还爆发了众多因强制性隔离检疫而引发的霍乱骚动(cholera riots)，致使当局不得不考虑采取一些较为柔性、较少激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烈性传染病预防措施。在防疫措施方面，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是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当霍乱、黄热病、鼠疫等烈性传染病再次爆发，西欧各国的市政当局渐以医学观察和监视(inspection and medical surveillance)取代了自15世纪以来采取的阻断交通、封锁疫区、逐屋检疫、设立传染病船等强制性隔离措施。②逮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除了专制的沙皇俄国之外，这种强制性检疫隔离措施只在檀香山、旧金山等有色人种街区和作为殖民地的中国香港、印度、非洲等地实施，这也是因为在那个时代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殖民统治者眼里，“不洁”、“放荡”、“异端”的有色人种和东方民族从来都被定义为必须要隔绝的疾病传染之源。③
    问题在于，目前对20世纪以来半殖民地中国采取的这种强制性检疫、防疫的研究，多忽略了在此过程中列强的干预和胁迫，以及俄、日殖民医学(colonial medicine)、帝国医学(imperial medicine)的身体政治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列强实施的检疫、防疫措施视为正面意义的“现代”和“先进”；而将地方社会和普通民众的自主检疫、防疫，斥为负面意义的“传统”和“落后”。④这种简单的判定尤其体现在对1910-1911年冬春之际东三省肺鼠疫事件的诠释和解读中。近年来一些最新的研究，也未加审视地认为由官方委以防疫重任的西医成功地控制了此次疫情，⑤这一事件也被视为西方医学在近代中国的凯旋进军，或中国卫生现代化历程中颇具“进步”意义的体现。实际上，这种观点最早见于当时西人的报道。1911年4月1日，当鼠疫在东三省还未完全灭绝之时，在上海出版的《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 Herald)上刊登的一篇3月10日发自中国奉天的通讯称：“这是华人历史上第一次采用西方的方法去和鼠疫战斗，如果考虑到他们的处境，是可以对之大加赞扬的。可以感觉到，人民已汲取了可怕的教训，更加相信能够拯救其生命的方法。”⑥此外，同月出版的在华教会最重要的刊物《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也称应当赞扬中国人第一次采用西医的方式与鼠疫斗争。⑦同年10月《东方杂志》翻译了一篇外文报刊上关于此次检疫、防疫的文章，也是大谈中医束手，西医奏功，以及中国官府为担心俄日干涉而被迫采取强制性隔离措施。不过，结尾部分译者附了一段自己的评论，意思是外国各报评论此事，不过出于当时西医之口，他本人虽不反对文中所述西医学术之精，救世之切，但如果要说此次疫症的平息全出于西医之力，则犹未敢深信。作为不治之症的肺鼠疫，不仅华医毫无见地，即使是西医也并不是具有充足的经验。译者进一步指出：“盖我国此次防疫，不惜巨资，延聘西医，事事听其指挥，而外来之药物，不复利市三倍，故外人之业医药者，无不满意耳。”⑧
    笔者认为，如果说历史研究在于尽可能接近历史真相，那么就应该倾听历史的多重声音，自然不应忽略当时国人对这一事件的认知。与之相应，还应该引起注意的是2006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的著名历史学术期刊《过去与现在》(Past & Present)上刊登的以色列学者马克·盖姆萨(Mark Gamsa)以《1910-1911年满洲肺鼠疫流行》(The Epidemic of Pneumonic Plague in Manchuria 1910-1911)为题的一篇文章，作者尖锐地批评了以往研究将这种强制性检疫视为“进步”的迷思(myths)。⑨如果说历史学的基本研究规范是“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就应一视同仁地通过比较各自占有的资料，判定谁的推论更为可信和恰当。就那些认为近代检疫是“进步”的文章而言，只要看看页下的注释，不难发现研究者较多使用的是官方在疫情平息后编纂的《疫事报告书》，或一些由知识精英撰写的新闻报道，甚至还有新中国成立之后卫生防疫部门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研究者多没有进一步比对、参照其时来自疫病现场且现在收藏相当丰富的档案、记事、报道和其他回忆资料。作为对比，盖姆萨则占有了相当丰富的资料，除利用中文、法文、俄文及英文资料之外，他还开掘了当年在疫情最为严重、死亡人数最多的傅家甸主持防疫的俄国卜大夫(Budberg-Boenning-hausen)尘封多年的德文回忆录。卜大夫于1907年与当地一位华人女性结婚，他是肺鼠疫蔓延期间在哈尔滨唯一能说汉语且与华人有较多接触的外国医生。他的回忆录详细描述了俄国殖民当局和中国官府采取的强制检疫措施的粗暴和野蛮，以及对来自圣彼得堡的主持哈尔滨俄国东清铁路附属区防疫的另一位俄国医生将华人苦力视为最危险传染源的“科学”认知的质疑。⑩
    从中国本地学者的角度来看，盖姆萨的研究似有可再讨论或再研究的问题：首先，如何评估肺鼠疫蔓延期间地方社会以自救、自助和自保为中心的自主检疫与防疫。盖姆萨虽对强制性检疫有很多质疑，但对当年那些由强制性检疫措施的主持者、鼓吹者们刻意建构出来的关于普通民众和地方社会愚昧落后、冥顽不灵的形象，并没有太多论及。其次，如何“同情式地理解”中国官府对地方社会的排斥和打压，这也是由于盖姆萨虽指出俄、日殖民当局的蛮横，却没有进一步区分同样采取这种强制性检疫、防疫措施的中国官府的不同之处。毕竟，其时中国名义上虽拥有东三省的主权，但南满以大连为中心，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北满以哈尔滨为中心，是俄国的势力范围。相关研究都曾指出，其时俄、日试图以防疫之名而乘机派兵干涉，给中国政府施加了许多政治和军事压力。(11)何以这些年来对此问题一直缺乏必要的学术反思和批判能力？盖姆萨毫不客气地指出，关于将“进步”视为此次检疫基本预设的研究，目前只体现在当时俄国和中国的一些相关研究中，在西方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够这样面对读者，因为这种观念“在英语世界早已灰飞烟灭(extinct)”。(12)的确，自20世纪80年代“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以来，受后现代、后殖民和性别研究的影响，欧美、日本和中国港台地区的疾病史、卫生史的研究者们更多从身体/政治、医学知识/殖民帝国的研究脉络出发，(13)来探讨欧美、日本列强当年曾在檀香山、旧金山等有色人种街区，以及印度、非洲和中国港台地区等殖民地采取的强制性检疫，并将之称为“身体殖民”(the colonizing body)或“白人医学”(white medicine)。(14)在国内学术界，主要学术期刊迄今为止非但没有刊发一篇对当年强制性检疫、防疫措施的反思性文章，且对域外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包括对国内学者的尖刻批评)也未做出任何积极回应，或在仍然刊发相关文字之时进行一个起码的辩护。实际上，盖姆萨作为中国历史的局外旁观之人，面对英语世界的读者，更多关注于他所处学术社群里的问题，即通过呈现在此次强制性检疫、防疫过程中普通民众的悲剧境遇，彻底解构殖民医学(colonial medicine)、帝国医学(imperial medicine)的“进步”迷思；而对于中国本地学者来说，除讲述历史的苦难和伤痛之外，还有所谓“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的文化重建责任。所以，本文期望在此研究中注意倾听历史的多重声音，加入“受难者与病人”的视角，重新评估列强和官府采取的强制性检疫、防疫措施的实际效用，以及当地社会在疫情爆发后的自救、自助和自保措施的意义，并由此探讨一些相关研究可能需要改进的认识论、方法论问题。
    二、鼠疫的爆发与俄国殖民当局的暴虐检疫
    1910年10月至11月，满洲里、哈尔滨相继爆发了肺鼠疫，随即以几乎百分之百的病死率迅速传播到东北各地、京津、山东、汉口、直至长江浦口的65个县市，至1911年4月，疫情骤然停歇之时，染疫死亡人数超过五万，财产损失一亿元以上，是20世纪以来中国境内危害最大的一次烈性传染病。(15)此次肺鼠疫最先被报道的病例，是1910年9月17日抵达满洲里的两名来自达乌里亚，受雇于俄国铁路的华工。五天之后，当地华工中相继出现被认为是传染死亡之人，随后又出现了更多病例。9月28日，当地的俄国士兵和警察将华人染疫者及与之密切接触之人，驱赶进被临时改作隔离营的一些停在铁路叉道上的货车车厢里。接着，俄国市政当局又派医生和士兵对该地华人进行察验，将300名看上去气色可疑之人用火车强制押送出境，其住所由俄国士兵看守，不准他人居住。11月21日前后，新的传染病例又被发现，25日凌晨四点，俄国士兵突然封锁了华人居住区的各街巷口，除在俄国商会注册的18家华人商铺之外，其他各行业商人近三千余人、妇女四十余人，一律驱赶至火车站，奔走稍迟者，鞭箠立下。满洲里作为20世纪初方兴起的铁路枢纽和商业市镇，中国官府于1906年4月在当地设立铁路交涉局，主要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兼办地方巡警、捕盗、诉讼等事务，并无专业卫生行政机构和防疫人员，防疫事务只能任凭俄国殖民当局强制干预。然而，在俄国商会注册的当地18家中国商铺则立即召开会议，议决“华人窘辱至此，而官不闻问，三千余同胞，非尽死不止，议请俄员派人赴站查看，应用食物由华人设法供给，所费若干，全市均摊。”(16)这也是中国地方社会在此次疫病蔓延过程中最先对自己的同胞展开的救助行动。
    哈尔滨作为俄国东清铁路的中心城市，距满洲里不到一千公里，沿线有海拉尔、札兰屯、齐齐哈尔等铁路枢纽站。尽管俄国士兵和警察在这些站点设立了防疫所，对来往华人旅客进行了严格检疫，并规定华人只能乘坐货车车厢，不能进入俄国人乘坐的客车车厢，(17)但到1910年10月底，各站点还是陆续发现了若干传染病例。11月1日，俄国哈尔滨市政当局在东清铁路公司会议处召开了首次防疫会议，邀集卫生总局各员商讨预防办法。(18)11月8日，哈尔滨发现传染病例。俄国铁路殖民市政当局又召开议员会议，决定拨款5000卢布，先行设立防疫所一处，所有董事会及各医院雇员均为参与人员，并将租界分为八区，每区派遣正医生一人，副医生二人，卫生局役四人，随时调查。(19)11月24日，华人居住的九道街第十号房内发现了一具尸体，俄国铁路殖民市政当局随即派哥萨克骑警将该屋周边居住的268名华人，强行送入调验所查验。(20)此后，又一华工住屋的徐姓苦力因患伤寒病多日，被俄国检疫人员查出，指为瘟疫，并派兵围守该房及左右邻人，不准出入，并有粮米铺送米一人，亦被圈在其内。时人惊呼：“其情状颇蛮悍也”。(21)尤其让当地华人感到惧怕的是，在对华人检疫过程中，“俄医带同防疫队及通事挨户稽查，时有藉端勒索事情，如不遂所欲，即种种苛求，指其室宇不洁，必逼令迁出而后已。现闻各通事已索诈钱文不少，俄医及俄兵亦得分其润云。”(22)
    在满洲里爆发疫情之后，俄国殖民当局设置的隔离病院，由于根本无视“受难者与病人”的基本生命权益，在当地华人社会声名狼藉，人人避之而不及。这些俄国隔离病院就设立在铁道叉路上的货车车厢(瓦罐车)中，平时车门紧锁，周围派有哥萨克士兵荷枪实弹，严格把守，以防被隔离者逃逸。最初，隔离者尚不太多，俄国人每天还能提供药水一剂，饮食亦不缺乏。1910年11月，染疫人数增多，成百上千人被强制隔离，一节狭窄的货车车厢里往往要塞进20多人。俄国人“每日不过给水一次，面包一块。车极窄狭，污秽不堪，无人打扫，以致病上加病，九死一生，昼夜之间，常毙命至十数人之多。”(23)再至11月中旬，当哈尔滨出现疫情之后，该地被作为隔离病院的，同样也是停在铁道叉路上的货车车厢，被称为“莫斯科兵营”。由于疫情不断蔓延，货车车厢不够使用，俄国人又将榨油厂、储存大豆和面粉的仓库当做隔离病院。当时，哈尔滨的全部11位俄国医士，有6人参与防疫，加上来自圣彼得堡的10名医学学生，只能应付当地俄国患者的诊断和治疗。被驱赶至俄国隔离病院的华人，均由没有什么医学知识的哥萨克士兵予以甄别。这些凶蛮的哥萨克士兵的甄别方法十分简单：有病之人，脸色苍白、行走艰难，一眼看出，直接拖入车内；无病之人，则命令将衣服脱尽，用冷水泼湿全身，令走百步，能坚持下来者，方准进入另外的隔离车厢。其时，哈尔滨已届初冬，天寒地冻，夜里的室外温度通常在零下20度，俄方没有充足的取暖设备，导致无病之人生病，有病之人发病，发病之人死亡，当时报纸称“俄国防疫卫生拘获之华人，无论其有疫无疫，甚半死之人，亦掘坑活埋。”(24)
    其时，与俄国东清铁路殖民附属区哈尔滨毗连的中国滨江厅管辖区被称为“道外”，分为东、西傅家区，俗称傅家甸。当傅家甸发现传染病例之后，中国地方官员立即参照俄国方面展开的检疫措施，着手设置隔离病院。至1910年11月22日前后，尽管在傅家甸还只发现了零星病例，官府创办的病院和隔离所已开始了检疫。其时“死亡之人多为来自满洲里的客人，傅家甸各区住户实无时疫之发现。”(25)但此后，染疫人数开始不断增加，28日3人，29日5人，30日达到了8人，官府病院和隔离所很快拥挤不堪、人满为患。至于医生，傅家甸更是匮乏，既没有一位西医，也没有一位稍通西医理论的中医。舆论担心：“哈埠精于西法之日本医生固然有之，无如为数无几，更不知其愿否与华人医治？”(26)于是，滨江厅官员一面只得请俄国医师；一面又向东三省总督府紧急致电，请求迅速调派医生。12月11日，东三省总督府派来两名日籍医生和一名华人医生，(27)然而不到十天，他们就向总督府请调返回奉天，理由是“近日傅家甸防疫办法多不合宜，且商民不肯按照筹定之法办理，故心多不愿。”(28)至12月底，傅家甸官府开设的病院收容病人的数量爆满，原因在于俄国人粗暴和野蛮的检疫措施的全面展开，哈尔滨道里区华人店铺、客栈老板担心如果在自己的院子里发现染疫之人，俄国检疫士兵和警察就会将一院之人扣押，然后全部送至调验所察验，“故咸以瘟疫为极可惧之事，凡稍有疾病之人，决不肯容纳，以防传染。病者只得至傅家甸病院就医，奈傅家甸之病院规模甚小，不能容纳多人，现院中病人已满，病人只得到附近之村调养，其情形甚为可怜。”(29)
    三、商会的自主救助与中医的救治
    1910年11月10日前后，当俄国哈尔滨市政当局开始部署强制性检疫时，傅家甸警察局长柳德臣以“疫病盛行，往来行人皆在客栈居住，惟恐传染”为由，与商会议事会讨论防疫办法。会议议决先成立卫生局，以资防卫，并“晓谕住户，清理街院，扫除屋内，已重卫生。”(30)11月15日，滨江厅最高地方长官，西北兵道于驷兴前往傅家甸，邀集在俄国道里的中国商会、董事会中的中俄医士，以及傅家甸自治会、商务会、三江闽粤会馆人员讨论防疫办法，同意立即开办防疫卫生局，地点暂借商会，每日会议一次，研究防疫办法。每日到会之人，有地方官，俄国医士，商会、学界和报界人士，“苟有所见者，即可对众说明，以设法办理云”。(31)11月18日，中国官方颁布防疫章程，内容大致有：第一，在商会院内设防疫事务所一处，为办理一切事务及会议之处；第二，在八道街租赁楼房二十五间，作为养病院，以备染疫患者前往疗治；第三，指派卫生医士等分赴各区，各带巡警及商会所派之书记一名，不时挨户查验，若遇有罹染瘟疫者，即送养病院治疗。(32)此外，当局还设立了检验所，议决遇有染疫者随即抬入治疗，以防传染；并加派巡警，认真察查，严惩不讲个人卫生、随意在房屋周围乱扔垃圾者。与此同时，地方官宣布由于开办了防疫卫生局，他们每日参加会议，随时调查患病之人，只得“暂时停办一切公牍”。(33)
    与满洲里的中国商人一样，自诩负有造福桑梓之责的当地商会，也积极参与到对“受难者与病人”的医疗救助和慈善接济之中。他们不仅为官府防疫措施提供了财政支持，还对受到俄国强制检疫粗暴对待的华人乡亲进行救助。当地自办防疫以来，聘请医师、修建病院、购买药品等，需要投入大量经费。官府没有相应的财政拨款，只能依靠官员个人捐赠和商会的资助。1910年11月24日前后，滨江关道先后两次拨给滨江商会2500卢布，其余经费则议定由商会提供。(34)由于傅家甸是20世纪初才发展起来的小市镇，商人多经营小型油坊、面粉、皮货、饮食服务业，商会经费并不宽裕。当年8月，松花江水猛涨，官府曾紧急动员商民在沿江一带筑堤防御，议定虽不向商民支付工资，但每日饭食和防洪物资的花费则由各商家先行垫付。然而，在水退后很久，官府拖欠各商家之款迟迟没有偿还，致使垫款者颇多亏累。(35)当此次疫情爆发之后，该地防疫会经费也议定先由商会负责“每月约需万余卢布”的款项。(36)至12月10日前后，商会设立隔离所和养病院，用款七千多卢布。其后，奉天派来的日本医生建议在傅家甸改设消毒所及临时检疫所，需购买防疫药物，所需款甚多，又议定先由商会设法筹集。(37)11月24日，俄国殖民市政当局将发现华人尸体的周边街区268名华人，强行送入调验所查验之后，又将所有人锁于楼内，不闻不问，幸亏道里华人商会及时施送食物，时人评论道：“济此闭锁华人，否则必悉成枯槁。”(38)另外，商会由于筹措了大量防疫经费，原准备暂时停办收容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人的风雪避寒所，(39)但天气骤然转冷，无家可归之人太多，三江会馆还是发动了捐助，循往例开办了地方慈善救助机构。(40)12月中旬，绅商界选出16人，将傅家甸分为16段，每段以一人率领救急队员二人，挨家挨户进行清查，并出具检查手续。(41)
    12月下旬，当传染病例开始在长春、奉天有零星发现时，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各地就已展开了强制性的检疫、防疫，华人苦力或被集中隔离起来，或干脆就被强行驱逐出境，日本关东厅和总领事还胁迫中国地方官府在其监管之下共同采取行动。(42)与之相应，为了防止日本军警的强行介入，各地商会积极行动起来，成为地方自主检疫、防疫的主角。不同于较为弱小的傅家甸商会，长春、奉天等地商会经济实力相对雄厚，在官府推行的防疫过程中更强调维护自身的权利。长春成立防疫局之后，商务总会捐款七万吊，由于防疫每日需要耗费款项不等，这笔捐款不过维持数日，地方官与商务总协理商议，再请资助十数万吊。(43)至1911年2月，长春一地的防疫开支已超过二百万吊，吉林度支司的禀札称：“罄司库所储，不足供用，况交通既断，税源已竭，值此捐税旺月收款毫无，匝月以来，短收之数，约在四五十万两以上，春季税捐，亦无可望。”(44)于是，长春商会又紧急动员四百余家商铺，“共捐款两千元”。(45)同样也为了防止官方检疫人员滥用职权、殃及无辜，当地商会组织了防疫会，要求上中户均由防疫会及地方团体公举合适的人员进行调查，下等户由官府防疫局调查，商户则由商会派员调查。同时，绅商代表参与官方组织的防疫会议时，发言者质问官方防疫办法未尽善者，以及官办防疫会办事因循敷衍。时人评说：“众论纷纭，意见恒歧，盖无论何人均有切肤之痛故也。”(46)在东三省经济中心的奉天，商会政治影响力更大。1911年1月中旬，奉天官府防疫局成立，商会每月承诺提供1万两银子的经费支持。(47)面对官府的强制性检疫措施，奉天城乡地方自治会、农务会、商务总会及报馆等代表要求自行实施检疫、防疫，得到了锡良总督的批准。奉天总商会派出检疫人员，佩戴自治防疫员证牌，按日轮流协同巡警挨房检查，令居民商人知照查验，并对巡警执法进行监督。此外，商会还招募500名防疫队员，应募者达l万余人，入选之人皆身体强壮，粗通文理并有商家愿意为其担保。防疫队的官员12名、队长40名，均由巡警教练所毕业生派充，分隶八区，“各专责成，以补官力之所不及”。(48)商会还请以地方读书人组成的教育会派员演说防疫事宜和检查之手段，让这些临时招募来的防疫队员了解防护之职责，而不至扰累人民。(49)
    同时，当地商会也积极谋求设立自主的且更能为民众接受的隔离病院。傅家甸主要人口为来自山东、山西和直隶的苦力，多数居民平常有病只找中医诊治，根本没有接触过西医。此时俄国人和官府设立的隔离病院，都是普通民众不了解的西医院，商会想要创办的隔离病院乃是民众熟悉和愿意接受的中医院。1910年11月初，商会四处张贴招聘医士的广告，承诺本埠医士有愿意医治瘟疫者，第一月发给薪水450卢布，以后每日发给15卢布，若传染其病致毙者，给予保险费1万卢布。(50)11月底，当得知俄国哈尔滨市政当局强力胁迫中国官府采取与之同样的强制性检疫措施后，傅家甸华人防疫会召开特别会议，商界代表们一致认为对于华人病人的救治，应“归华人自行办理，无须西医干涉云。”(51)接着，滨江厅商会总理与绅、学界讨论防疫事宜，提议增添医治所三处，添聘医士数名，得到了与会各方代表的赞成，并很快租定房屋，修理完竣。(52)12月中旬，由于染疫患者人数不断增加，商会又特邀绅、商两界代表会商，拟定增添病院十数所，在各个街区聘请医生，以便遇有染疫之人，即行隔离和救治。商会已经意识到肺鼠疫的高度传染性和高度致命性，一改此前华人医院犹如病人家庭，允许病人自备食物和不限制家属探视的做法，而在开办章程中强调了隔离和消毒措施：不准亲属随便出入探视，由商会供给食物。病人住所也须由医士用药水施洒，“以消毒气”。(53)在商会的努力下，傅家甸除了有由两位来自奉天的日本医生主持的被称为旧医院的官办隔离病院，或公医院之外，还设立了以本地传统中医士为主的新医院，或商会自治会办的医院。(54)两相比较，商会自治会医院的病人更多，且还有巡警将查出的染疫病人送入。俄国舆论抨击道：固然人民习惯此事，趋之若鹜，商会医院较前设之官办医院尚觉兴盛；在商会自治会一面，自然为取信于人民。这让俄国人感到“最可虑者，地方官亦不为之过问，如是久之，则官派之医士将成为赘瘤。”(55)
    需要说明的是，官办隔离病院的粗暴口碑，迫使商会不得不自办医院，且民众更愿意前往就诊，这在当时的东三省是一个普遍现象。长春作为随东清铁路、南满铁路开通之后，在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一个铁路枢纽城市，只有中医没有西医。当列强和中国官府的强制性检疫展开之后，官办疫病院由北洋调来的医官主持。该病院对于送来检验之人，先让饮小米粥一碗，嗣将衣服脱去，将其放入屋中冻冰之浴池浸浴二十分钟，再另换该院预备之薄棉袄，就诊于医士。受诊之人处于被冻得战栗难忍之际，形容即与往昔大异，凡被验之人十有七八即谓染疫。报道称：“省城之人心汹涌，议论鼎沸，佥云人即不死于疫，亦必死于冻。”(56)再由于受过西医训练的医官清楚地知道肺鼠疫的传染至烈，以为传染者必不免于死，诊治亦无救，遂莫肯轻于检验，但令看护人授之以药，同样也有报道称：“郡城绅商因之啧有烦言，群不满意于西医。”(57)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是，在绅商们的强烈要求之下，长春地方官只得同意商会自行开办中医疫症病院，悉聘中医善针法者充任，凡消毒卫生用具药品亦已备置，一如西医院之法，以便中西医术两相比较，且解决中医针法能否治愈鼠疫，一靖浮言。(58)在给东三省总督府的禀报中，长春地方官称：“诊疫所原定医官，专用西法，因人民习惯于中医，繁多隔阂，复又加派中医，任由病人自择，随症施治，以顺舆情。”(59)1911年2月15日前后，防疫局官员又与当地中医将1894年广州腺鼠疫爆发时中医的疗疫方剂，及在此次长春疫病蔓延过程中被认为有效的药品，悉数购备，分别用水熬成药汁，送交当地的美国医生化验。地方官认为：“试以微菌果能僵毙，药料果有何等之性质，冀以解决中药疗效问题。”(60)在奉天，官办防疫所的隔离病院条件极为简陋，房屋没有暖炉，所有病人卧于地，铺以石灰，原有衣服被褥既不准用，以防毒患；再加上饮食不足，雇佣夫役，亦不留意必要的护理，致使很多被隔离之人往往因苦生愁，因愁生病。医官们怕被传染，不认真医治病人，仅以药水淋洒，传出“死亡相继，厥状甚惨”的恐怖流言。(61)1911年2月初，商会先在北门外杨家店内设置病院一处，聘鸿济、宝和堂医生轮流诊治。后因救治病人太多，商会又在小东门设立一间商务病院，专门收容来自商家病人。(62)
    毋庸否认的是，其时确有不少当地中医迷信巫术，误以为萝卜、白菜、石膏、银花、猫溺、獭肝、火灸、针灸，可以治愈肺鼠疫。再由于各地受过西医细菌学训练的医士寥寥无几，大批一线的检疫、防疫人员只能由中医充当。最初，很多中医不清楚肺鼠疫的高度传染性和高度致命性，与病人接触时没有采取必要的防护，染疫身亡者不在少数。在整个疫病蔓延过程中，长春共有31位注册中医士，染疫身亡者有17人。傅家甸中医9人，染疫身亡者4人。(63)此外，奉天商会医院里的两位来自天津的中医士，也在诊治病人后染疫身亡。地方官派员调查，认为该医院一切办法多不合现代防疫学知识，决定“当由督宪札饬民政司及劝业道转饬该会将病院裁撤”。(64)不过，随着疫情蔓延，不少地方的中医士们知道了肺鼠疫的高度传染性和高度致命性，格外小心谨慎。有些中医在救治过程中吸纳了来自西方的细菌学知识，采取了相应的防护措施，从而避免了救治过程中与病患的接触传染。在吉林城乡行医的中医曹廷杰，在疫情过后撰写了《防疫刍言》一书指出：此次东三省疫症，经中西各大医家考察，“中西通认为肺瘟”，并认为需要中西新旧，博采兼收。该书的《临时防治篇》一节，在西医细菌学意义上强调了“微生物之为害”，详细介绍了当时西医的消毒、隔离之法。(65)还需要说明的是，在那个抗菌素、磺胺消炎药尚未发现的年代，俄国、日本和中国官办隔离病院的病死率几乎是百分之百，自然不能指望中医能够救活更多的患者。其时西医对肺鼠疫的防范，最有效的方法虽被认为是接种哈金斯(Haffkines)疫苗，但在疫情大肆蔓延之际，疫苗提取困难，价格昂贵，实难普及，故一些对于受难者、病人进行施治的西医，不过“先用石灰洒在面部，再用冰水喷之”。(66)而正是那些多少了解一些西医细菌学理论，并注意个人防护的中医开出的各种秘方及火灸、针灸的治疗，尽管无法治愈肺鼠疫病患，却可让那些垂死之人的心灵得到一定程度的抚慰，并有可能治愈一些被误认为肺鼠疫的其他病症患者。如有报道就称某中医颇精医理，“自疫症发现以来，已治愈多人。”(67)
    四、列强的施压及检疫背后的商业竞争
    俄国、日本采取的强制性检疫措施，与中国“民胞物與”的传统伦理极不相容，中国东三省地方官员最初对之消极抵制，也是为了不太多侵犯“受难者与病人”的一些基本生命权益。如早在哈尔滨发现首个传染病例之后，俄国方面就向傅家甸中国官府频频施压，要求采取同样的强制性检疫、防疫措施，否则，哥萨克骑兵和巡警将强行进入中国辖区，致使当地气氛极为紧张和对立。(68)滨江关道于驷兴不希望因检疫而引发外交冲突，多次试图说服商会、自治会接受俄国方面的通牒。然而，每次防疫会议的结果都是“自治商务人员以傅家甸为中国内地，争执甚坚，不肯稍事退让，即于道亦无如何。”(69)接着，奉天当局紧急派往该地的官员在与俄国东清公司会谈时，也“以界内防疫牵累太多，焚毁房屋，禁绝行人，甚至冻死街衢，亦指为染疫，累及邻右，办法未妥，殊为文明国家之累，请即取消。”(70)再至1910年11月底，当哈尔滨、傅家甸死亡病例开始增多，长春、奉天、营口、大连等地陆续发现传染病例，日本紧随俄国之后向中国地方官府施压，准备强行派士兵和警察进入中国辖区，以阻止疫情向南满铁路中心城市，如大连、旅顺等地蔓延，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军队调动。(71)12月中旬，外务部给滨江关道发来专电，痛斥他们督饬不力，人民讲究卫生程度不足，并称将派某道员带十名医生和20名巡警前往哈尔滨。(72)与此同时，东三省政坛纷纷传言，总督锡良见外务部将派员，恐担失察处分，除严饬于道切责办理不力，加派官员担任哈尔滨防疫专员之外，还向北京中央政府“乞退甚力”。(73)这些事态都意味着此时的检疫、防疫，对中国方面来说，已不是单纯的公共卫生事务和东三省地方行政事务，而是外务部直接插手处理的一个外交事件。
    以往的相关研究论述了很多关于列强的直接施压，却没有提及被外务部派往哈尔滨的总医官伍连德个人的不得已。伍连德祖籍广东，出生于当时为英属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的槟榔屿，就读于剑桥大学的意曼纽学院(Emmanuel College)，后获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作为传染病预防专家，伍连德有在欧陆著名大学、研究机构留学和进修的完整经历。1908年，伍连德来到中国，被任命为当时中国官府唯一培养西医的天津陆军医院学堂副监督，第二年赴伦敦、柏林等地考察，考察结束后升任该学堂的帮办。1910年12月20日，他接到时任外务部右亟的施肇基紧急电召，翌日即从天津赶往北京与施肇基见面。施肇基即通知伍连德将被派往哈尔滨，全面负责该地的检疫、防疫事务。让伍连德感受最深的是施肇基谈及东北疫情的严重性时，最大的担心是俄、日的乘机干涉。施肇基相信，除非中国采取严厉的防疫措施制止疫情蔓延，否则，俄、日将采取行动。(74)
    接下来让伍连德耿耿于怀的经历，是他的华人面孔和肤色，以及因中国政府官员的身份而受到的歧视和冷遇。伍连德抵达哈尔滨后不久，紧急拜谒了俄、日、英、美、法驻哈尔滨的领事。尽管是英国海外属民，又持有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英国领事不但没有对伍连德显现出任何友好和信任，反而当着他的面数落和嘲笑中国官员处理防疫事务的能力。法国副领事最感兴趣的也不是如何实施检疫的方法，而俄国和日本领事对防疫表现出浓厚的政治意向。唯一愿意提供帮助的只有毕业于哈佛大学，两年前才来到哈尔滨的美国领事顾临(Roger S. Greene)。1911年1月2日，曾在法国军队担任过上校外科医生，时任北洋水师医学堂的教授梅尼(Mesny)抵达哈尔滨。伍连德立即到其下榻的旅店拜访，但二人的会面也很快陷入了僵局。当时梅尼曾对伍连德挥舞着双手，大声训斥道：“你，你这个中国佬，怎么敢取笑我和顶撞你的前辈？”(75)几乎同一天，有俄国背景的《远东报》发表社评，要求“部派专员持强力之法，以靖疫患。”(76)所有这些都让伍连德颇为沮丧，为了赢得外国同行的尊重，他必须在此次检疫过程中表现得态度强硬。(77)
    伍连德的日常用语是英语、法语和德语，只能大致听懂一点广东话，他也不会说中国官话和东北地方方言。由于在中国生活时间不长，他也无法适应当时的中国官场文化，与当地官员关系很不融洽。在他抵达哈尔滨的第二天，他拜访了滨江关道于驷兴。在他的回忆录中讲述了他对这位最高地方官留下的印象。他称此人拥有举人头衔，操一口带有浓厚吴地口音的官话，是一位典型的传统文人。伍连德认为于驷兴虽态度诚恳，但不通英文、俄文，根本无法与俄国人直接交谈，自然不能有效处理相关的交涉事务。给伍连德留下最糟糕印象的是滨江厅同知，时任傅家甸防疫会会长的章绍株。伍连德称他穿着随意，满脸疲惫，即使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都含含糊糊，不着边际，显而易见是一个吸食鸦片的烟鬼，应该毫不犹豫地将之立即解职。章大概看出了伍连德的不满，赶紧召来了附近的警长柳德臣。尽管这二人反复说明已为平息疫情做了该做的一切，如果伍博士有什么建议，他们将尽量考虑，一定照办。伍连德则根本不相信，心想“很明显不能期待从这两位对疫情危险性一无所知的人那里得到更多的帮助。正是这些人的无知，才使得疫情向更远的南边扩张。”(78)实际上，在当时中国的官场，会面不准时、吸食鸦片、说话不着边际，司空见惯，并不一定能够准确反映出官员行政执法能力的高下。然而，正是在中国官员行政能力受到洋人奚落和嘲笑，甚至作为英国海外属民的身份也不能幸免的特定场景之下，伍连德倍感压力。于是，在他采取强制性防疫措施时完全撇开了中国当地官员，更多依靠从长春抽调来的1160名士兵、临时招募的600名警察，以及不到10名来自天津、上海的医生和医学院学生，而非此前在当地检疫、防疫中起主导作用的商会和自治会。当时有报道称：自伍氏抵达哈尔滨之后，很快就成立了防疫局，“绅商不能置喙，伍医士采取‘急进主义’”。(79)至于伍连德依靠的这些力量，是否比此前当地商会、自治会的检疫人员更为可靠，一些资料的细节提供了问题的答案：1911年2月中旬，伍连德致电外务部，称从长春调来的兵队“不守规则，至为可虑”。(80)再如防疫局招募的救急队，原为保护人民生命起见，以期赶急医治，寓意良善。“讵所招集皆无知识之人，每遇病者，况昧却救急之本意，以野蛮性质视病人如罪人。甚至，不容着衣穿履，并有绑缚送至病院，种种怪象，令人闻而发指。”(81)
    此外，对于强制性检疫、防疫措施的有效性，似乎还应进行更为审慎的评估。1910年初冬，傅家甸进行人口调查时，有两万五千余人。再至1911年1月，当防疫局进行医学调查时，居民只有一万五千余人。(82)这些减少人口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是在疫情爆发之后，由于惊恐于俄国人采取的强制性检疫措施而顺着南满铁路，或乘车或步行逃回家乡的。记录在案的染疫死亡人数为4951人，占傅家甸其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83)并多是来自山东、山西、直隶的苦力。原因在于当地居民对强制性检疫早已惊恐万分，人人自危，根本不敢收留这些外乡人。当这些人被强行驱逐、流离失所之后，其中一些人难免冻死、饿死在寒冷的街头、荒原和野地里。1911年1月，《远东报》报道称：“近日死于疫症者，虽有一二百人，然其中多因各客栈，不敢取留，因此冻饿而毙。”(84)另一份中国人办的《吉长日报》也称，据各商界报告，每日死亡之多，“因冻饿致命者，实居多数，染疫死者不过十二三而已”。(85)此外，一些办事人员乘机贪污，谎报了疫死人数。报道称，傅家甸自办防疫以来，每掩埋尸体1具，官费6卢布，每日死于疫症者150～160人，人们纷纷传言这是由于以少报多之弊，一些掩埋工人将尸体由街外拉至街内，“以便又得一份工资”。(86)甚至，巡警局长也每日虚报死亡人数三五十名，“即可多由棺木中领出钱二三百元”。(87)所以，该地真正死于疫病传染之人，恐怕不是当年官方统计的数目，或伍连德认定的每天数十人，最多一天乃至183人之多。(88)当然，这一推断在官方档案中也可得到证实。如1911年3月22日，即在东三省肺鼠疫尚未完全平息之时，一位现场官员董遇春写给东三省总督府的秘密报告中称：在此次检疫过程中，很多行政执法人员大谬不然，以为身历创政，必邀异数之荣。如守关检疫、入户搜疫、驻站查验，俱以强迫为主义，以故往往冲突斗殴致讼，怯懦者含冤受之。病院医生则不谙诊术，凡遇病者，不问是否染疫，已未气绝，即令埋葬，谓恐传染。甚至炭薰酒醉，昏迷不醒，亦视同染疫，诚有甚于草菅人命也。本月间，各关亡册，仅十余人，或七八人不等，率皆流离失所路毙之尸，乃竟注以疑似时疫之语。董遇春当时给出“其医理盲昧，更可知矣”的评论。(89)
    还应引起注意的是，随着疫情逐渐减轻，当地华人社会开始意识到强制性检疫措施并不如俄国、日本殖民当局鼓吹得那样义正词严，背后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东三省作为东亚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日本、俄国等外来资本对华商和中国官办企业进行打压和排斥。如为防止疫病通过铁路进一步向京畿地区传播，清廷被迫下令停开属于邮传部的京奉铁路的所有客车，不得不承受因设备闲置和大量商民滞留而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然与之有竞争关系的俄国东清、日本南满铁路却照常赢利运营。深感“何独停京奉铁路之车，实为不平”的邮传部，(90)以及东三省总督锡良多次咨请外务部照会各国驻华公使，力争早日复行开驶，结果都遭到拒绝。(91)营口作为辽东半岛最重要的通商口岸，汇聚了大量本土商人、油坊和商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占据了大连，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通过修筑四洮铁路和“不等距离等价运费”政策，不断强化大连的国际贸易港地位，致使有更多本土商业的营口港务每况愈下。在疫情蔓延过程中，当地中国官府除聘请留学日本的著名鼠疫专家郭某担任防疫局长之外，还聘请了3名日本军医和2名医师，采取了严格的按户检查、隔离病患，以及驱逐和禁锢游民的政策，使得当地日本报纸也认为中国官府向来敷衍了事，唯独此次防疫“尤可称卓然，前此之所无也。”(92)这种严格的检疫也给作为当地支柱性经济产业的大豆榨油和出口，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有报道称：当时交通隔断、大豆运输停顿、各油坊无豆可榨，“故资本微末者，倒闭不少”。(93)当疫情逐渐平息之后，日本当局仍胁迫中国官方继续港口检疫。1911年3月18日，日本驻营口领事太田照会营口道，要求来自疫病之地的辽河牛糟船一律在港留验七日。3月23日，营口道与当地华人总商会商议后，致函日本领事，质问来自上游运送大豆的船舶，需要三四天到达营口，加上留验三天，即已是七天，何须还要另外留验七日？3月28日，天合栈、裕丰栈、复兴栈、长顺福等三十家客栈商会致函地方当局，禀称此时日本大连港的检疫早已停止，营口还坚持检疫，“彼宽此严，行之以久，其气象被其暗夺，将来商务上受其影响，犹大而甚也。”(94)再至4月17日，鉴于疫情基本平息，各地渐次开放了交通和停止了检疫，营口的防疫却仍未弛禁，以致阻绝交通，窒碍商务，营口总商会愤怒致函地方官：“各商诚多困穷，危险之机，亟宜从速振兴，以安市面。”(95)
    五、结论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完全否定西医在1910-1911年东三省肺鼠疫蔓延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非一味反对在烈性传染病突然袭来之时采取必要的隔离防护措施，而是期望在此研究中注意倾听历史的多重声音，加入“受难者与病人”的视角，松动和修正此前关于西方“进步”、中国“落后”的简单二元对立观点，以及列强和官府采取的强制性检疫、防疫措施是成功扑灭此次疫情的关键之观念。因为这一迷思(myth)，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列强对中国当地社会的自助、自救和自保的强烈打压和排斥，也是以完全忽略“受难者与病人”基本生命权益为前提的。毕竟，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由俄、日铁路殖民市政当局率先展开，中国官府不得不随之采取的这种强制性检疫、防疫，不是没有能力和资金将隔离病院设在条件较好的场所，并提供较为充分的食物、衣服、供暖设备，而是这种强制性检疫的逻辑是“寓仁术于暴行中者”、(96)“杀少数以卫多数”，(97)以及所谓“文明国办法”。再加上在现代细菌学、生物学意义上，肺鼠疫被视为不治之症，那些不幸罹患肺鼠疫的病人一开始就被认定是必死无疑，致使俄、日殖民市政当局和中国官府不愿意投入更多的财力物力，医官也不愿意对“受难者和病人”实行更为人道的隔离和救助，因此时人有说：“此种苦况，殆非身受不知。”(98)
    由于事关日、俄殖民医学、帝国医学的身体政治，那些“受难者和病人”在列强和官府采取的强制性检疫、防疫过程中，不只经历了一场天灾，还经历了人祸的双重灾难：一方面是肺鼠疫的流行使许多人失去了亲人或流离失所；另一方面则是以检疫、防疫为名而对受难者实施的粗暴与野蛮的对待，致使民众无不认为“中国数千年并无此等虐政”。(99)甚至，在场西方新闻记者也尖锐地批评道：“大多数执法者像野蛮人一样(barbarous)，常常不问原因，也不区分必要和非必要，无辜的民众就像应受到惩罚的罪犯，饱受折磨和处于焦虑之中，而这些又都被冠以‘为了公众的福祉！’”(100)至于那些强制性检疫、防疫措施是否有效地扑灭了疫情，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总体上来看，俄、日铁路殖民市政当局将其辖区内为数并不很多的华人全都“赶尽隔绝”的检疫、防疫措施，确可保证在其铁路附属地、租界内的侨民们和驻军不被进一步传染。然而，对于管辖地域更为广袤、人口更为众多的中国官府来说，这种强制性检疫、防疫，虽然可以找到和隔离相当数量的被传染者，以及与之密切接触者，并在统计数据和政绩报表上或可认为有效地阻断了疫病继续传播的渠道，但由于手段、措施的粗暴和野蛮，造成了社会的极度紧张和恐惧，人人想方设法予以逃避，大量患病之人及与患者密切接触者或被家人、室友和街坊邻里隐瞒、藏匿，或自行逃离，要不就干脆被弃置街头或驱逐于荒野，以至造成患者仍未被及时隔离的状况，从而也导致了疫情进一步蔓延和死亡人数的增加。所以，当时没有多少华人认为这种强制性检疫措施“卓有成效”或“迅速扑灭疫情”，而是相信“疫症之骤歇，尚必有其他之原因”。(101)
    要想在研究中倾听历史的多重声音，加入“受难者与病人”的视角，那么在认识论方面还需要加强对官方文书及权势者记载的历史文献进行批判性的解读和辨识。因为迄今为止，那些关于20世纪以来强制性检疫、防疫措施“卓有成效”，从而“迅速扑灭疫情”的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高度依赖官方事后颁发的《疫事报告书》，而各种民间声音均被忽略。作为极有益的一个学术提醒，早在1956年4月，严中平先生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撰文指出封建官方文书中不乏作伪、粉饰、歪曲和掩盖的行为，是所有旧文献中最不可轻信的。严中平告诫研究者一定要具体分析文书作者与此历史事件的利害关系，以及当时作者所处的客观条件。(102)如果套用今天的学术话语来说，就是研究者要对“文本”、“话语”、“知识”的生产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做到胸中有数，并尽可能多地比对、参照各种文字资料，而不可太依赖和轻信官方文书及权势者的记载。
    重视研究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传统。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撰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之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时，就曾说过：“我要把头埋到水平线下，多过活些受难的生活，多领略些受难的人生。”(103)范文澜曾呼吁新时代的研究者们更应关注被压迫、被剥削、被统治阶级，“即生产关系里受苦受难的一面”。(104)不幸的是，在接下来那个特殊年代里，马克思的这一研究方法被高度意识形态化，沦为现实政治斗争的工具，在学术研究方面乏善可陈。而同样也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一批受马克思影响的英国年轻历史学家们宣称：“历史不是纸上的文字，不仅仅是事件的罗列。历史是普通人民或者说我们的人民的汗水、鲜血、眼泪和他们的胜利。”(105)至1952年，以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中心取向的《过去与现在》在牛津大学创刊，以希尔顿(Hilton)、霍布斯鲍姆(Hobsbawm)和汤普森(Thompson)为代表的一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大力提倡研究普通人的历史(common people)、下层阶级的历史(lower classes)、日常生活的历史(everyday life)和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 or From the Bottom Up)(106)，他们的观念深刻影响了今天世界学术界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性别研究、非西方世界研究、属民研究、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边缘文化的研究。(107)与之相应，反映在疾病、医疗和卫生史的研究中，用牛津大学教授、近代社会史的著名学者保罗·斯莱克(Paul Slack)的话说，欧洲大陆、美国学者有着与英国学者不同的研究取向——前者多关注意识形态的建构，讨论医学作为国家统治工具，如何控制社会和对病人进行定义；后者则多从受难者、病人的角度，讨论相关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互动。(108)当代历史研究者也应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这一传统发扬光大，具体到疾病、卫生史研究之中，研究者更应珍惜、尊重那些因生活环境恶劣而更易罹患疾病的普通民众及穷苦阶级的个体生命，并尽可能开掘在灾难突然袭来之时患难与共、邻里相扶的互助行为，以及其中体现的仍未泯灭的闪光人性和中国历史源远流长的文化精神。
    注释：
    ①Brian Pullan, "Plague and Perceptions of the Poor in Early Modern Italy," in Terence Ranger and Paul Slack(eds.), Epidemics and Ideas: Essays on the Historical Perception of Pestil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01-120.
    ②John V. Pickstone, "Dearth, Dirt and Fever Epidemics: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British 'Public Health', 1780-1850," Richard J. Evans, "Epidemics and Revolutions: Cholera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in Terence Ranger and Paul Slack(eds.), Epidemics and Ideas: Essays on the Historical Perception of Pestilence, pp. 128-130, 159-169; Baldwin Peter, Contagion and the State in Europe, 1830-1930,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95, 152-160.
    ③Elizabeth Sinn,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East Asian Historical Monograph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59-166; Carol Benedict,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40-147；胡成：《东华故事与香港历史的书写》，载《读书》2003年第6期；胡成：《检疫、种族与租界政治——1910年上海鼠疫病例发现后的华洋冲突》，载《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胡成：《“不卫生”的华人印象：中外之间的不同讲述：以上海公共卫生事业为中心》，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6期(2007年6月)，第1～44页。
    ④代表性著作请参见曹树基：《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焦润明：《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
    ⑤参见高唏：《德贞：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陶飞亚：《传教士中医观的变迁》，载《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
    ⑥"The Plagu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1911, p. 23.
    ⑦The Chinese Recorder, 1911, No. 4, p. 245.
    ⑧《扑灭中国北方之瘟疫》，载《东方杂志》第8卷第8号(1911年10月16日)。
    ⑨Mark Gamsa, "The Epidemic of Pneumonic Plague in Manchuria 1910-1911," Past & Present, No. 190, 2006, pp. 148-185.
    ⑩同上，p.183.
    (11)参见Carl F. Nathan,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0-1911," Th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飯島涉《ぺストと近代中國——衛生の“制度化”と社會變容》研文出版社、2000年；Sean Hisang-Lin LEI, "Sovereignty and the Microscope: Constitution 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ease and Containing the Manchuria Plague," 7th East Asian STS Conference, Kobe University, 2007；胡成：《东北肺鼠疫蔓延期间的主权之争(1910.11-1911.4)》，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8年第3期，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231页；吴俊莹：《从东三省鼠疫问题看清末的内政与外交(1910-1911)》，载《“国史馆”馆刊》(台湾)第20期(2009年7月)，第41～69页。
    (12)同注⑨，p.171。
    (13)Judith Walzer Leavitt, "Medicine in Context: A Review Essay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5, No. 5, pp. 1471-1484.
    (14)David Arnold, Colonizing Body: State Medicine and Epidemic Disease in Nineteenth-Century Ind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Marilyn Chase, Myron J. Echenberg, Black death, White Medicine: Bubonic Plague and the Politics of Public Health in Colonial Senegal, 1914-1945, Portsmouth, NH: Heinemann; Oxford: James Currey, 2002.
    (15)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W. Heffer & Sons LTD, Cambridge, 1959, p. 33; Wu Lien-Teh, "A Short History of the Manchurian Plague Prevention Service," in Wu Lien-Teh(ed.), Manchurian Plague Prevention Service, Memorial Volume 1912-1932, National Quarntine Service, 1934, p. 1.
    (16)《哀哉满洲里罹疫之华人》，载《申报》1910年12月18日；《满洲里防疫之严》，载《远东报》1910年11月25日。
    (17)《东清铁路各站设防疫分所》，载《远东报》1910年11月8日。
    (18)《会议防疫办法》、《预防瘟疫之布置》，载《远东报》1910年11月2日、3日。
    (19)《董事会议设防疫局》、《俄报谕传傅家甸防疫现象》，载《远东报》1910年11月10日、11日。
    (20)《报告时疫情形二则》，载《远东报》1910年11月29日。
    (21)《满洲里哈尔滨防疫记》，载《东方杂志》第12期(1911年2月12日)。
    (22)《北方鼠疫记》，载《时报》1911年1月18日。
    (23)《满洲里哈尔滨防疫记》，载《东方杂志》第11期(1910年12月16日)。
    (24)《浮言之宜禁》，载《远东报》1910年12月17日。
    (25)《傅家甸并无瘟疫发生》，载《远东报》1910年11月29日。
    (26)《续述报纸与防疫》，载《远东报》1910年12月3日。
    (27)《锡督派日医到哈防疫纪事》，载《远东报》1910年12月11日。
    (28)《日医华医皆请回奉》，载《远东报》1910年12月17日。
    (29)《傅家甸病院有人满之患》，载《远东报》1910年12月23日。
    (30)《成立卫生局》、《滨江警局筹议防疫之办法》，载《远东报》1910年11月11日、13日。
    (31)《华人议定防疫办法》、《傅家甸防疫之计画》，载《远东报》1910年11月16日。
    (32)《傅家甸防疫详志》，载《远东报》1910年11月19日。
    (33)《傅家甸成立卫生局近闻》、《地方官防疫之殷》、《傅家甸防疫会之报告》、《官场慎重防疫之一斑》、《滨江防疫之效力》，载《远东报》1910年11月19日～11月22日、11月27日。
    (34)《华官防疫之办法》、《于观察注重防疫办法》、《于关道之注意防疫》，载《远东报》1910年11月26日、29日。
    (35)《防水款项无着》，载《远东报》1910年9月4日。
    (36)《傅家甸防疫会议裁减冗费》，载《远东报》1910年12月17日。
    (37)《防疫会用款之调查》，载《远东报》1910年12月12日；同上。
    (38)《防疫耶？灭吾人种耶？》、《哀哉满洲里罹疫之华人》，载《申报》1910年2月14日、12月18日；《北方鼠疫记》，载《时报》1911年1月19日；同注(21)。
    (39)《风雪庇寒所缓办原因》，载《远东报》1910年11月19日。
    (40)《捐助庇寒所经费者》，载《远东报》1910年12月4日。
    (41)《滨江商会会议防疫事宜》，载《远东报》1910年12月26日。
    (42)参见Carl F. Nathan,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0-1931," Th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30-32；胡成：《东北肺鼠疫蔓延期间的主权之争(1910.11-1911.4)》；吴俊莹：《从东三省鼠疫问题看清末的内政与外交(1910-1911)》。
    (43)《防疫经费仍求商会极力赞助》，载《远东报》1911年3月4日。
    (44)《吉林度支司徐司使呈抚帅防疫意见书》，载《吉长日报》1911年2月28日。
    (45)同上；《防疫经费有着落》、《商户投资于防疫事业之踊跃》，载《盛京时报》1911年2月17日、3月5日。
    (46)《东省疫证警告》，载《吉长日报》1911年2月15日。
    (47)同注⑥，pp. 192-193.
    (48)《防疫之慎重》、《搜疫队应募之踊跃》、《防疫队改期挑选之原因》，载《盛京时报》1911年2月9日、28日，3月2日。
    (49)《教育会会员之演说防疫》，载《远东报》1911年3月5日。
    (50)《医治瘟疫者之薪金》，载《远东报》1910年11月13日。
    (51)《防疫会特开会议原因》，载《远东报》1910年11月29日。
    (52)《傅家甸添设瘟疫医治所》，载《远东报》1910年12月1日。
    (53)同注(41)。
    (54)《傅家甸防疫之近闻》，载《远东报》1910年12月1日。
    (55)《新旧医院之比较》、《公私医院之并立》，载《远东报》1911年1月6日。
    (56)《所谓卫生何在》，载《远东报》1912年3月8日。
    (57)《疫症病院成立》，载《吉长日报》1911年2月15日。
    (58)同上。
    (59)《吉林民政司奉宪批筹办吉林省防疫情形并成立防疫局呈札移文(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宣统三年正月六日)》，长春：吉林省档案馆藏，索卷号J029-01-1232。
    (60)《东省疫证警告》，载《吉长日报》1911年2月16日。
    (61)《防疫所果有缺点欤》，载《盛京时报》1911年1月26日。
    (62)《商会设立病院》，载《盛京时报》1911年2月11日；同注⑥，p.191.
    (63)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p. 39.
    (64)《裁撤商立病院》，载《盛京时报》1911年3月4日。
    (65)曹廷杰：《例言》，载《防疫刍言》宣统三年闰六月(1911年8月)，长春：吉林印局馆排印。
    (66)同注(22)。
    (67)《竟有如是之中医乎》，载《盛京时报》1911年2月23日。
    (68)《俄报条陈防疫之言》，载《远东报》1910年11月29日。
    (69)《预防瘟疫之会议》、《自治商务会为防疫之争执》、《防疫会特开会议原因》、《于道之对于防疫问题》，载《远东报》1910年11月14日、19日、29日，12月2日。
    (70)同注(21)和(22)。
    (71)关于俄国、日本调动军队，准备进行干预的相关研究，参见注(11)。
    (72)《申斥于道防疫不力(一)》，载《远东报》1911年1月3日。
    (73)同上；《专电—初三日亥刻北京专电》，载《时报》1911年2月4日。
    (74)同注(63)，pp. 279-280.
    (75)同注(63)，pp. 15-18.
    (76)《敬告部派督派有防疫专责者》，载《远东报》1911年1月4日。
    (77)在哈尔滨的美国领事观察到，其时俄国和中国的负责医官，都曾在共同的欧洲导师那里学习，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中国大夫与俄国人有更多共同之处，甚至包括双方的语言。参见Carl F. Nathan,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0-1931, 1967, p.20.
    (78)同注(63)，pp. 4-8.
    (79)《傅家甸办理防疫者之情形》，载《远东报》1911年2月16日。
    (80)《军人不遵查验之危险》，载《盛京时报》1911年2月14日；《北方防疫汇纪》，载《申报》1911年1月19日。
    (81)《救急队似催命符》，载《远东报》1911年1月5日。
    (82)《傅家甸居民少》、《傅家甸近日户口调查》，载《远东报》1911年1月24日、2月16日。
    (83)《满洲鼠疫毙命之统计》，载《盛京时报》1911年7月9日。
    (84)《傅家甸人论瘟疫如此》，载《远东报》1911年1月22日。
    (85)《哈埠防疫纪事》，载《吉长日报》1911年1月4日。
    (86)《傅家甸之谣传如此》，载《远东报》1911年1月21日。
    (87)《办理防疫官员肥己》，载《远东报》1911年2月15日。
    (88)同注(63)，p.24.
    (89)《赵尔巽等为卫生所归并警察局事之札文及地方防疫信函(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载《赵尔巽档案全宗》，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第182页。
    (90)《专电—初十日亥刻北京专电》，载《时报》1911年2月9日。
    (91)《念二日亥刻北京专电》、《疫病与满洲火车》、《专电—初九日亥刻北京专电》、《专电—十九日亥刻北京专电》，载《时报》1911年1月23日，2月4日、9日、18日。
    (92)《日报赞扬营口防疫》，载《泰东日报》1911年2月14日。
    (93)《商家倒闭之多》、《大豆价涨》、《油坊尚未开榨原因》，载《盛京时报》1911年2月17日、18日、23日。
    (94)《营口防疫档(宣统三年二月)》、《营口总商会》，营口市档案馆藏，索卷号153-2-298。
    (95)同上。
    (96)《防疫赘言》，载《盛京时报》1911年1月27日。
    (97)《敬告部派督派有防疫专责者》，载《远东报》1911年1月4日。
    (98)同注⑧。
    (99)《警告奉天之防疫者》，载《远东报》1911年1月24日。
    (100)"Mukden," The North China Herald, 1911, p. 353.
    (101)同注⑧。
    (102)《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工作的初步总结》，载经君健(编)：《严中平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103)郭沫若：《到宜兴去》、《水平线下》，载《沫若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6页。
    (104)范文澜：《谁是历史的主人》、《再谈谁是历史的主人》，载《范文澜全集》第10卷，郑州：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165页。
    (105)参见Saville, John(ed.), Democracy and the labour movement；essays in honor of Dona Torr,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54, p.8；[美]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陈海宏、刘文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页。
    (106)Harvey J. Kaye, 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1995, p. 5-6.
    (107)Geoff Eley, A Crooked Line, From Cultur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2005.
    (108)Terence Ranger and Paul Slack, Epidemics and Ideas: Essays on the Historical Perception of Pestilence, 1992, p.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