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渡“新知”的特殊津梁

——清末射策新学选本初探

孙青

发布时间：2014-2-24

    摘要：晚清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科举引入西学内容开始，渐次出现大量帮助考生应考的新学选本。这类选本将早前教会及洋务机关在本土逐渐建立起来的“新学”重行剪裁。选择策问、章奏、论述范文等内容，以文摘、书目、类书、政书、名人录、编年体史书，甚至辞书等体裁进行编选，以便读者应付考试，客观上成了短期内将“新知”从“专才”引向广大正途士人的特殊津梁。新思潮推进下的科举改革反过来影响了新知识的再创制。本文从梳理清末新学射策的几种具体场合来厘清士人需求之产生，并在此基础上考察选本在不同阶段的具体形态及生产动因、编纂翻刻与流通使用的情形，并进一步讨论它们由此呈现新知的特殊方式，以期为探讨辛亥前十年本土展开革命、启蒙等一系列话语的具体语境及本土“现代性”产生等问题提供新的基础。  

    关键词：科举改制/新学选本/近代知识生产/书籍流通

    一、引言
    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贵州学政严修奏请设立经济特科，建议朝廷在变通书院添设学堂之余，能破常格以专科召举普天下熟谙新学的英俊，不拘已仕未仕，一经录用，皆比于正途出身擢拔升迁，不得畸轻畸重。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1898年1月27日)总理衙门会同礼部核议后拟定了具体章程，并提议加设针对“各学堂高等生监”的经济岁举作为常科，于乡会试另立一榜。①此议立即获得了光绪皇帝的批准。在随后的“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代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拟废八股之折，在附片中复议此事，附议浙江巡抚廖寿丰的主张，强调经济特科应与岁举有所区别，当侧重选拔通“古今掌故内政外交公法律例之通才”，而非“工匠”之材。至于各科专才，只需饬下各督抚“速立学堂教授，然后选用为教习”，不必非要“擢以任官”。②五月十二日(6月30日)，康有为又授意门人梁启超代宋伯鲁拟奏，要求将经济岁举并入正科。其称，当今人才缺乏，皆缘中、西两学不能会通之故，“由科举出身者，于西学辄无所闻知；由学堂出身者，于中学亦茫然不解”。经济岁举仅为官办新式学堂及某些书院学生提供了一条登进之途，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天下读书人“非偏于此即偏于彼，徒相水火，难成通才”的问题。若能将正科与经济岁举合并，皆试策论，则能“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庶体用并举，人多通才”。③
    清廷内外这些围绕开设经济科、举的讨论，从总体看来似无重大分歧，实际侧重点却各有不同。总理衙门关心的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老问题，即如何为自咸丰十一年(1861)以来，在京及各省官办洋务学堂的学生们谋求“正途”出身。而严修、廖寿丰及康、梁等人却意不在此。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为破格拔擢所谓“通才”④铺路，又因要与洋务“专才”竞争，更强调其会通“中、西”两学之诉求，进而要求将新学全面注入“正途”科考，这就开启了将“新学”正式引向广大正途士子之端。
    此前三十多年，自京师同文馆创立之初，包括恭亲王奕在内的洋务官员就开始设法为各学堂学生们谋求“正途”出身，却举步维艰。学生们经过考校淘汰，能够被择优送入各相关衙门，从事与洋务有关工作者并不多。至于一些在民间书院修习新学者，除了通过考课赚取膏火作为立身之资外，惟引颈盼望于偏重时务的国家优拔考试。但这条荣途却极为狭窄，于是，想要谋进的学生只能转而寄希望于肄业后获得参加普通乡试的资格，加入所谓“正途”。在清廷正式废八股之前，天下读书人中沿“正途”而进的人数要远超学堂书院学生。至1905年废科举时，各省合计举、贡人数不下万人，生员不下数十万人。⑤到19世纪末，政府学堂虽已教授新学三十多年，知识却始终集中于少数康、梁所谓“工匠之材”的洋务专才身上，而无法引起全国数十万生员的兴趣。因此，独重八股制艺楷法的科举制度在“学堂出身”者与广大正途生员间造成了知识的鸿沟。
    这道鸿沟在1902年终于开始弥合了。自光绪壬寅(1902)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各省乡试起到废科举前的最后一科会试光绪甲辰(1904)科止，全国乡、会各试均废除八股文体，将中国政治史事论与各国政治艺学策提到重要的第一、二场，爰使“数百万之老举人、老秀才，一旦尽失其登进之路”⑥，而必须依赖政府为其广筹出路。“正途”中生员未入学堂而年力尚壮者则不得不掉过头来研习新学。一时间新、旧之门户顿化，中、西之界限皆泯，全都拜赐于科举这根指挥棒。
    化解新旧门户的动力虽得自于科举内容的逐步变化，而具体向素习帖括之学的广大“正途”士子在短期内迅速引渡所谓“新知”的，却另有特殊津梁。这就是晚清逐步出现的大量新学选本。其所以为“选”本，实际上乃是因为它的目标十分明确，即为读书人射策参考之用。所不同者，唯所射之策究竟是洋务学堂的课艺策论，还是加试经古场的策问，抑或是清末科举改制后天下考生共同面对的乡会场中之“政治艺学策”。
    同治十年(1871)，院试正场之前的经古场添设了算术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又添试时务，新学与时务策论在科举考试中开始占有一席之地。虽是可供选择的支流，然此涓涓细流亦可由于某些学政的重视而在第一级考试中受到瞩目。1898年朝廷应严修之议颁下设经济特科及岁举的谕旨，后来虽因戊戌政变而受挫，但在谕旨颁发前后，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各地闻风有所行动的书商着实不少。到1902年科举改制切实施行时，上海等口岸城市的书坊早就已将滞销的《文料触机》换成了《时务通考》等畅销新书，新学选本遂铺天盖地成为书商牟利、士人干禄的枕中鸿宝。
    清末数十年间出现的大量新学选本，因为其帮助射策的目标而受科举政策变化影响极大，其编选宗旨、分类准则皆围绕科举改制的标杆而动。而客观上，广大正途士人由于考期紧迫或地处僻远等种种原因，往往不能像早前的学堂出身者那样通过读西书西报来获得新知。众多新学选本除了帮助射策而外，事实上成了向广大正途士人引渡新知的特殊津梁。
    对于知识史而言，清末出现的这种现象十分值得讨论，因为它构成了中国近代知识创制图景中十分重要的一环。这批射策选本将早前教会及洋务机关通过办报译书、学堂教授而在本土逐渐建立起来的所谓“西学”，以策问、章奏、论述范文等体裁重新加以呈现，以便读者应付考试。这种剪裁知识的特殊方式，对清末举国数十万正途士人产生的影响值得认真估计，其本身亦是构成清末知识流通、消费与再生产诸环节的重要内容。
    不过，这类选本虽然为数极多，却绝大多数是在清末科举改革数年间为考生“临场调查”而造的急就章，因此鱼龙混杂，佳作善本极少，故向为学者所轻。近年来，这类选本逐渐引起中外学界的关注。只是学者们最初往往立足于“中国百科全书的兴起”之类带有普遍主义色彩的设问来考虑问题，难免稍离本土历史语境。⑦最新研究亦开始尝试梳理选本内部的知识来源系统与编纂架构，并以此为进路讨论其中所体现的知识认知，成果渐渐丰硕。⑧不过却仍较少有将它们置于清末科举改制的社会背景之下，详细厘清其在清末知识流通、消费与再生产中之本来角色者。窃以为，清理这些问题或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始于晚清的中国现代知识创制活动。学界以往讨论与此相关的诸如“西学东渐”、本土学术与普世文明之对接、多元现代性等问题时往往陷入普遍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二元对峙中⑨，从新知识创制自身的各个环节入手进行史学考察，或能为走出上述理论困境找到可资探求的方向。
    本文拟从梳理清末应答策论的几种场合来厘清士人射策需求之产生，在此基础上讨论这类新学射策选本在不同阶段的生产动因、销售情况、使用场合以及编纂翻刻与流通使用的情形，并考察它们由此而来剪裁新知的特殊方式，以期能对当时这一将“新知”迅速引向广大正途士人的特殊“津梁”稍事勾勒。
    二、科举改革与新学选本需求的产生
    清末自19世纪70年代后期就有新学选本存世，如《策学总纂大成》(1877)、《策学渊萃》(1878)、《西学考略》(1883)、《西事类编》(1884)、《洋务丛钞》(1884)、《西学略述》(1886)、《增广时务新策汇编》(1888)、《西学辑存六种》(1889)、《策府统宗》(1889)等，内容常与洋务相关，为数亦不多。这一阶段流行的“策学之纂”中影响较大者主要有两种，为光绪四年(1878)刻本《策学渊萃》及蔡寿祺撰清光绪三年(1877)刻本《策学总纂大成》⑩，编例及内容皆属传统类书性质。
    自1889年刘昌龄《策府统宗》刊行后，1890-1895年间又有《时事新论》、《洋务新论》(一名《分类洋务经济时事论》)与《新增广广策府统宗》等存世，内容虽更有针对性，数量则增长有限。
    从现存选本来看，1895年后种类似有显著增加。如1895年、1896年间便有《时事新编》(1895)、《洋务新论》(1895)、《格致古微》(1896)、《格致精华录》(1896)、《各国富强策》(1896)、《泰西时务通考新策大成》初编、一编、二编(1896)、《西学富强丛书》(1896)、洋务自强新论(1896)等。自1897年后这类选本开始突然大量流行起来，名目编例亦发生过几次显著的变化，后文将详及，暂不赘述。
    清末这类选本的出现与流行并非偶然，除作为参考书籍供洋务人员或关心时务的少数士大夫使用之外，其更重要的动力则来自科场。
    清代科场沿用明制行搜检之法，原则上是严禁怀挟夹带入场的。不过嘉、道以后法令的实际执行渐渐松弛，到了同、光年间乡场虽仍有搜检官，却不过是走过场而已。据末科探花商衍鎏记述，到了清末，乡试已任士子随意带书入场。(11)1902年参加浙江乡试的骆憬甫在回忆当年的贡院经历时亦形象地描述过具体情形：“学子们的大考篮个个装满了书，相当的重。有些人是带竹笥箱的，底下装了四个铁轮盘，吊了索儿牵着拖。”(12)而张之洞在其著名的《劝学篇》中称科举增添时务内容不会造成考官的困扰，其重要理由亦是“近年来上海编纂中外政学、艺学之书，不下二十种。闱中例准调书，据书考校，何难之有？”(13)
    显然，清末不少地方的乡场从考生到考官都可以带书入场，这就不难理解清末策学选本的针对性了。它们作为图书市场的一种供应，其在种类、数量及内容上的发展是伴随着清末科举的几次变化而发生的。因此，有必要先梳理清末科举内容的上述变化，两者对应，方得窥见图书需求产生的趋势。
    清代科举考试的内容中例有策问，只是向来居于乡会试的第三场，包括经史、时务、政治等方面的五道策问题。不过，策问场在清代科举考试中实际处于极为次要的位置(14)，而晚清科举改革就是从策问的内容、场次这些环节着手，分步将新学、时务等内容纳入正途考试的。
    (一)1895年后的生、童经古场
    首先改革的是科举中的第一级考试——生、童的岁、科考试。
    清代生、童第一级考试三年两考，其中有一年是岁考，另一年科考。由县试、府试而院试，依次递进。院试的考官是朝廷选派的学政。各省学政除了以科考来考当年通过县、府试的童生，决定其是否有资格进学成为生员以外，也另以岁、科两考考察在籍生员，根据等级决定其升降去留及是否有资格进一步参加乡试。
    清代的童试正场之前例有经古场，经古场属于附加场，不强制考生报考，听凭自愿，不过通过经古场的童生多半都能进学。生员们的岁、科两考前也有经古场，合考各府、州、县的廪、增、附生，性质相类，是否参加亦由考生自愿决定，能取录者在随后的岁、科考中大半取在一等。
    同治十年(1867)，经古场在经解、史论、诗赋(赋也称为古学)、性理、孝经论之外添设算术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又添设时务，令生、童各认一门报考。此外，当学政案临属下某地，在未开考前出各项经、古题目，无论生、童皆可选一门或几门来作，评定后随时随地发榜。这种类似于“摸底考”的考试如果在就近书院举行，就被称为“观风”，意为观察各地文化风俗。(15)
    “经古场”在第一级考试中属于含隐性加分因素的附加试，侧重怎样的内容，对某地士风会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如果某地学政较为趋新，就会在上述各类经古场做文章，着力鼓励考生参加，仔细拟定经古试题，以此来推行新学。如光绪戊戌年(1898)，王同愈简放湖北学政，他所亲拟的院试岁、科两考的经古试题就分为：经学、史学、算学、律学、掌故、性理、格致、词章数门。下表仅举其为荆州、宜昌两府所拟史学、律学、掌故、格致四门的试题，简列如下：
    
    　　　
    从上面所列的题目来看，所涉知识面宽泛，有些还比较专业，如讨论苏格兰金融法则及“空气压力”与“地心摄力”的区别等。生、童若想参加经古场选考这些门类的话，就需要有一定的相关知识，甚至需要现成的范文来作参考。
    此外，面对骤添的“时务”内容，无论是学生还是阅卷者一时间都有些难以适应。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1895年8月13日)，新任江西学政黄吉裳考试南昌府属生员经古场。(17)因为本年朝廷要求经古场添试时务，黄积极响应此项政策，便在本场的“古学”中加了时务、天文、地舆的内容，其各门考题具体为：
    时务：两洋缓急策
    天文：众星共北辰论
    地舆：庐阜彭蠡说
    算学：问天元一借根方合解西术代法
    经解：君子不谅恶乎执解；三寿作朋解；藻火粉米解；牛棘解；郯子来朝论
    诗赋：李郭同舟赋，以众宾望之以为神仙为韵；赋得三顾频烦天下计，得烦字五言八韵
    古文：班固议和匈奴论；杨震论
    骈文：明三保太监下西洋论(18)
    与三年后王同愈在湖北经古场出的各种同类题目相比，江西初次添加的“古学”新题并不算太专业。时务题“两洋缓急策”需要一些时政知识与见解，地舆题“庐阜彭蠡说”考的乃是江西本地地理，天文题“众星共北辰论”则以论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出题，应是希望考生能用“天学”知识来对经典作出新的义解。从今天看来，这样的命题竟是直接以西学对话传统政治秩序的核心宇宙观，显得十分尖锐。不过就当时而言，这种注经式的知识论述方式却仍属于考生所熟悉的传统学问体系。因此，黄吉裳的考题中并没有出现什么陌生的概念、范畴，如1898年王同愈考题中的“银行钞票”、“苏格兰律例”、“动力”、“空气压力”、“地心摄力”之类。
    不过，结果却很是令人失望。1895年江西初次添加新内容的经古考试，在张榜时只取了诗赋二十余名，经解数名，算学二名参加覆试，而时务、天文、地舆等新添的各门则“未取一人”。原因是“大抵作者难，识者亦不易”，也就是说连阅卷者都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来应付这样的考题，由于“风气未开，都人士之究心时务雅擅天文、地舆者实寡二而少双”，因此“宜有题而无文也”。并且这位黄宗师也必须考虑到两年后的丁酉乡试，所以录取者仍多为“工小楷善词藻者”。(19)
    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为了增加进学的机会，阅卷者为了应付经古考试新添的内容，最方便快捷的办法自然是翻阅一些针对性强的参考书，方能迅速解决考试“有题而无文”的尴尬。于是，1895年以后各省生、童经古场的这类需求就成了刺激射策新学选本产生的一种动力。
    如1897年张元胪编辑《中西时务策学纂要》“搜罗各书院以及各考试中试策论说等凡有关于中西时务者汇集成编”，由焕文书局石印出版。张氏在序言中明确提到编书的动因乃是由于“乡会试第三场”及“学使者至科试则有策问”，但是本国人“工文章而兼究时务者尤少，故一旦对策问及中西时务，鲜有不束手者矣”。则此书的定位显然是为新学射策甚至临场调查之用，其来源是书院出身者们做好的策问答卷，而目标读者是广大正途生员。(20)
    不过，经古试的动力仍然十分有限。因为生、重可以不必选择经古场而直接进入正场考四书五经文，经古场只是一种选择。史学、掌故、律学、格致、算学作为经古场的一门，更是选择中的选择，除非有心为之，不然尽可以避过不论。诚如李伯元《文明小史》所描写的那样：小题圣手孟传义老夫子的朋友在宽他心时说：“现在又不是拿八股全然废去，不过经古一场，诗赋之外，准人家带着报考时务掌故之类。你不去投卷，他也不来勉强你。”(21)
    历史的事实也确如小说家的描写，王同愈于光绪戊戌九月十八日(1898年11月1日)试荆州合署生员岁考经古场时，考生只有314名，而二十日的岁考正场则有1014名参加。(22)也就是说，荆州合署生员只有不到1/3的人参加了正场前的经古考试。
    九月十九日(1898年11月2日)试荆州八属文童经古场时，实到1800名，而九月廿八日(1898年11月11日)试文童正场时，共有3492名考童参加。(23)也就是说即使是采取宁滥勿缺态度来参加考试的童生，也只有45%的人选考了经古。
    (二)1897年开经济特科与废八股之议及其影响
    1897年严修奏设经济特科并得到广泛响应，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1898年1月27日)，上谕诏示开设经济特科，分为特科、岁举二途。特科不限年资，岁举允诺自庚子正科起一体校试。(24)各府州县奉知此项谕旨后，迅速行动起来。积极如湖南巡抚陈宝箴者，立即会同本省学政徐仁铸饬令属下各县赶紧厘正书院，添设学堂。浏阳县令黎筑云，即于当年三月出牌示，定于县试正场后的三月十五日(1898年4月5日)“另场开考”经济时务科，“分经学、史学、时务、算学、舆地五门。听其自认专门、兼习。凡愿与考者，先期至礼房报名，听候局试。”(25)
    1898年，光绪皇帝批准将经济岁科并归正科，于五六月间先后发出谕旨，要求总署转咨各地方巡抚并各省学政，饬令地方即行一律改试策论，不用候至下届。(26)此举后因戊戌政变而受挫，废八股改重策论之议直到1902年方得以实现。而经济特科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重新诏举，真正施行则延至二十九年癸卯(1903)，最后结果也因朝廷在启用该科出身者时敷衍了事，“视康、乾时词科优遇迥不如矣”(27)而令参选者大失所望。
    但是当1898年该项谕旨迅速传至各府州县时，人们并没有预计到后来的一切。大家嗅到的只是日益浓重的科举内容将有重大转变的空气。敏锐如各地书商早就已在积极延聘人手，开印各种射策书报以应变化了，闻此确旨更是加速行动。如《经济萃报》即“广辑中西各报，照经济特科六门分类纂录”，每七日一册，每册约三十余页，用“杭连纸”印刷，零售每册洋一角二分，订阅全年取洋四元，定于六月出刊。(28)
    从1897年4月15日《申报》刊登的《新著中东战纪本末续编》广告来看，书商们的市场针对性相当强，即乡、会及岁、科试场。称“今礼部议准乡会试策问，岁科试经古，皆兼时务题目，此二编(《中东战纪本末》、《中东战纪本末续编》)与《泰西新史揽要》、《时事新论》、《文学兴国策》同为考据所必需”。不单《续编》是为了因应这个市场的需求而编，甚至还有促销手段：“凡连《战纪》初续编、《文学策》同购者每套二圆，专购《文学兴国策》二角，《时事新论》六角。”(29)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盯住流通环节的书报编印及捆绑促销活动，实际上亦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塑造着广大正途生员对于“时务”、“新知”的最初知识视野。这倒并非完全出自书斋知识生产者自身的主动设计，而处处隐现着书商与市场的身影。
    书商既认定了市场，一时之间各种射策选本亦应时而生。因清末各阶段的这类助考书数量庞大，体例驳杂，为说明情况只能选列而无法穷举。下表根据内容来源及编纂体例的典型性，以时间为序，选取几种光绪甲午至戊戌前后出版者，以示其例：
    
    　　　
    (三)1901年科举改以策论取士并废除八股程式
    历史的潮流风云诡谲，戊戌政变时期一度搁浅的科举改制之举终因庚子剧创而重新为当政者所施行。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1901年8月29日)，清廷终下谕旨进行科举改革：
    着自明年为始，嗣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考官评卷，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全重一场。生、童岁科两考，仍先试经古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正场试“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考试试差、庶吉士散馆，均用论一篇、策一道。进士朝考论疏，殿试策问，均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以上一切考试，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39)
    从1901年废八股重策论到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废除，终清一朝实际各按上述新政策开过两届会试、两届乡试。两次会试为：光绪癸卯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1903)、光绪甲辰恩科会试(1904)。两次乡试为：光绪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1902)、光绪癸卯恩科乡试(1903)。也就是说改革后的1902-1904年间每年都有乡、会试，其中1902年有一届乡试，1903年有一届恩科乡试和一届会试，1904年有一届恩科会试。1905年以后还有一些安置年老生员的考试，但目的已非为国选材了。
    科举改制虽然只延续了短短数年，但因几乎年年皆有乡、会试及相应的院试(包括生、童的岁、科两考)，因此催生了大量的科举策论试题。与此相应，为考生射策、考官幕僚评卷而准备的新学选本较之戊戌前后亦更迅猛地发展起来。这一阶段所编选的选本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根据乡会试头两场中国政治史事论和各国政治艺学考的名目来命名及分类，如《五洲政治艺学丛编》(1902)、《中外政学策论汇》(1902)、《各国政艺通考》(1903)、《各国政治艺学简要录》(1903)、《中外政艺通考》(1903)皆是；并且往往编了半部立即发售，只因生员考官需索既急，书贾牟利当又只争朝夕。下表选取了该时期编例较为典型的一些选本，考列于下：
    
    　　　
    　　　
    (四)产生需求的其他场合
    清末新学选本随着科举改革的动向而变，其编选最主要的动力来自上述几种主要的射策场合。
    除此之外，与清末铨选制度改革相呼应的一些变革也催生了类似的需求。比如课吏内容改变后，各省督抚出题、各下级官吏应考也需要用到这类选本。李伯元《文明小史》曾在“太史维新喜膺总教中丞课吏妙选真才”一回中生动地描述过这样的情景：山东抚台姬筱山招本省学堂的总教习王太史去商量课吏的事情。孰料这位所谓“熟知时务”的王总教出题“是要从本子上誊下来的，凭空要他出题目，就着实为难”，因此急得“汗有黄豆大，一颗一颗从颈脖子上挂到那硬胎海虎领里去了”。好容易凑出两个题目，抚台看了也是“莫测高深”，只是关照“日后考毕，还要请费心评定甲乙。这是新章课吏，关系他们的前程，务要秘密才好。”而前来应考州县官员知道后急如热锅蚂蚁，四处钻营答卷，急**。(53)
    1898年4月8日《湘报》刊出的《改定湖南课吏馆章程》与小说中所描写的情形恰相呼应，规定了详细的读新书做札记的细则。该章程规定课吏馆分为学校、农工、工程、刑名、缉捕、交涉六课。馆中设“书藏一所”，所有分课各类之书有古籍有时务、有总论有专书、有图有表有书目，一一咸备；并且要求学员对读过的书做笔记点识，每日呈交查核，并作札记记录阅读中的疑问每日交给“问治堂批答”。(54)
    因此，除了科考天下士子而外，新章课吏的“师生”双方也常通过阅读经过特殊剪裁的选本来了解新学内容。其作为向洋务学堂以外的广大普通士人及官绅引渡新知之重要津梁，于此亦可见一斑。
    实际上即使新学堂的学生中，也有大量因正途谋进受阻而暂时投考学堂，专事射策以考取等级赚取膏火奖金作为生计者。(55)因此，这些正途受阻的生员，在科举改革之前亦已经开始为生计而通过上述选本速成式地获得新知了。
    三、清末新学选本
    (一)编者、刻印与发售
    清末新学选本的骤然流行确与图书市场的相应需求密切相关，不过其编纂者的初衷与身份却更为复杂。
    李孝悌持续研究过其谓之“百科全书家”们的身份，认为大致可分成四类：(1)外交官与上层士绅，(2)维新派，(3)留日学生，(4)新型文人。(56)诚如李氏所论，早期有一类重要的编者为正途受阻转投洋务的使团随行人员，如求是斋主人、李凤仪、钱丰(参见表二、表三及相关注释)及李文详述的马建忠、钱恂皆是。另有新式报刊编撰者，如《湘学报》主编胡兆鸾、《万国公报》主笔沈毓桂、汇报馆教士比国赫师慎等。还有新学堂的师生如广方言馆学生应祖锡、南洋公学教习项思勋等。因此剪裁与重塑新知的基本路径是从这些人而及于普天下广大正途士人，这一点大致无疑。
    不过，引渡新知的过程更与清末图书市场的需求相交织。编选者中还有极重要的一类人为以往的研究所忽略，这便是书商。如文盛堂主人晏海澜、鸿宝书局主人何良栋、求志斋主人、资敬书屋、广益书室主人、山东书业德书坊“坊友”李守常、中西译书会主人、杭州图书公司主人等等。他们的编选虽亦有严肃认真费时费力的鸿篇巨制，然多数则为应时的急就章。内容重复，剪裁编选方式应需求而随时变动，盗印翻刻泛滥，因而极少引起史家的重视。不过，清末数十年间大量流通于图书市场，并能进入广大考生考篮与竹笥箱的，却主要是这类选本。
    科举内容的逐步改变昭示着图书市场的需求将相应发生变化。嗅觉敏锐的书商自然最先做出了反应。湖南是得维新风气之先的地区，学政院试重视时务，即使正场四书五经文也希望考生能从时务上立意，当地的书商便以此为招徕生意的广告词，谓：“院试匪遥，时务书急宜购阅。”(57)除了刻印售卖助考的新学选本、时务书籍而外，有远大目标的书商还以招股的形式自行延聘人手编印选本。
    受朝廷开设经济特科的刺激，1898年上海经济书局禀准京师大学堂，自筹资本纹银3000两，延聘中西书院掌教、《万国公报》主笔沈毓桂及“各省闳儒”主持辑成《经济通考》一书，于农历五月开始四处招股。此书仿照当年谕准开设之经济特科的初例，“以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为六总纲，以廿四史九通为经，以新译各国时务诸书为纬，并兼取时人文集、杂著及中外旬日报，以期支干本末，互相发明”，自称与流行的“或偏畸新法或专搜策料”的《时务通考》、《西政富强丛书》等“立意迥然不同”。经济书局更是声称：“业经本局主人禀请寄京城大学堂，蒙批准专利二十五年，并禀准苏松道府县立案出示永禁翻刻。”实际上，经济书局本身的创办与招股编选《经济通考》是同时进行的。它除了自筹巨款于本年六月二十六日(1898年8月13日)开局创办外，还专为《经济通考》的编印发行集股本1000份，以6两为率。先付3两给票，余下的3两等到出书之时再收。此书分装6函，门售趸发，定价洋12元。而书局承诺给编者的润笔也颇为丰厚，为1篇6元。并且书局自备石印机器，专印《经济通考》一书。(58)上海经济书局投入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希望以策划一套新学选本来带动一个书局。这无疑显示了在当时的上海书商看来，科举改制将给图书市场带来巨大的商机，而书业风向也将发生重大转变。
    这样的招股编书形式当时并不少见，如长沙广益书会(59)编选《经济策论汇纂》，分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致、考工6门共94卷，股票在学院前天妃宫侧陈家井广益书会内发售，同时销售各种时务书籍。(60)
    根据1898年7月6日《湘报》的广告，《皇朝经世文新编》时价每部钱3700文，《日本书目志并有论说》每部钱1500文，《湖南时务学堂初集》每部钱100文，《中西学门径书七种》每部钱450文。而同日长沙的米价是上等白米155斤价3700文。也就是说1部《皇朝经世文新编》相当于155斤上等白米的价格，1部《湖南时务学堂初集》约等于4斤多上等白米的价格。按照当时1个银圆兑钱935文来算，经济书局的《经济通考》定售价12元，在湖南可以换470斤上等白米。(61)
    根据周振鹤教授所编《晚清营业书目》及笔者所阅情况补充，上海等地于清末刊印发售这类选本的书商至少超过60家(笔者所见远非全貌，因此只能粗略估计)，如：上海飞鸿阁、上海纬文阁、上海十万卷楼、上海申昌书局(申昌书画室)、上海宝善斋书庄、宁波汲绠书庄、上海醉六堂、上海嘉惠书林、上海理文轩、上海蒋春记、上海文会书社、上海经香阁、上海著易堂、上海兰陵社、上海古香阁、上海文通书庄、上海千顷堂、上海藻文书局、上海扫叶山房、上海炼石印局、上海六艺书庄、上海萃文斋、上海久敬斋、上海同文新译书局、上海广学会、上海仁余书庄、上海壬林记书庄、上海源记书庄、上海华兴书局、上海文宝琳记、上海支那新书局、上海文富楼、上海美华宾记、上海南洋官书局、上海富强斋、上海书局、上海博济书局、上海广益书室、上海汉读楼、上海鸿宝书局(鸿宝斋)、上海鸿文书局、上海文瑞楼、上海文盛堂、上海中西译书会、上海经济书局、图书集成局、焕文书局、上海东山石印书局、上海江左书林、上洋书局、上洋自强斋、复古斋、申江袖海山房、梧冈精舍、长白吏隐仙馆、杭州编译局、介记书庄、经世文社、可寿斋、点石斋、求是斋、深柳读书堂、积山书局、山东东郡书业德、香港宜今室、长沙广益书会、长沙淑记新学书局、长沙经济书局、长沙艺学书局、湖南实学书局等。其中，山东书业德书坊与上海等地的同行颇有区别，他们本以刻印传统经籍之雄厚实力而著称，新学书籍并非所长，却亦于1902年自行编印发行《时务策论备要》等新学射策选本。这表明清末科举改革风潮下的图书需求变化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市场供应，连传统类型书贾亦莫能外。
    (二)编纂特点
    晚清几个阶段所编选的射策选本有一些共性的特点。首先从外观上看就是开本小，就笔者所见，绝大多数都是13cm×10.7cm的小开本，便于携带，字体极小。其次则是编选的原则根据科举几次改革内容而变。如1895年左右为了应付院试经古场而编的那些选本常常以洋务、时务名之，按照通考的形式来编纂，或者索性选编以格致书院为主的各学堂课艺答卷。到1898年诏开经济特科时，编选的选本又常以“经济”为名，不管是条目型类书还是策论选都按照经济特科开设的六个门类来分目。1902年之后则根据科举头两场试中国政治史论与各国政治艺学策，而以“政艺”名之，分类也据此两分。
    光绪壬寅年(1902)春，上海鸿文书局编印的《万国政治丛考》，其序言显示了这类射策选本的一些共同出发点：
    我皇太后、皇上……于十月十六日特颁明谕，永废八股，乡会各场一律改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特是，以向所研精八股之人而骤欲其纵谈万禝，横议五洲，虽其中未始无博通古今之士，不难出向所学以应上求，而在乡曲迂墟见闻未广，使无汇集大成之书以资观览，何以藉通晓而便讨究。同人有鉴于此，因殚数人之力，需数月之久，博采东西新译诸书不下数百十种，提要钩元，旁搜曲证，掇其菁英，去其糠秕，融会贯通，以成一书，名曰《万国政学丛考》……兹同人亟欲问世，以餍读者，先以政治丛考付诸石印，艺学丛考俟脱稿后即行续刊。(62)
    序言显示了清末射策新学选本的几个共同特点：
    (1)编印选本的目的性很强，即为了让科举改制后，僻处乡曲的人也能迅速找到应对科考变化的办法。除了科考在即人们没有足够时间去细究原著外，当时内地的读书人购书不易，要遍览各种西学书报译本十分困难，这一点早已为许多学者所描述。(63)因此这些选本摘抄新学书报并分门别类，有的甚至索性以考题策问的形式来呈现新知，自然大大方便了旨在射策的读书人。
    (2)编选的时间很急，并且因为市场需求量大，不忍错过商机，因此不等下编编完就先出上编。这在1901年后新学选本大量出现的阶段是常见的事情。
    (3)编书因为是急就章，难免有所谓“鲁鱼帝虎”的翻印错讹。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书商都像前面所述上海经济书局那样，特为招股以自行编印，更多的小书商采取的是翻刻、盗版等手段。早在1890年同文书局就苦于《策府统宗》不断被翻刻盗印，而公开登报申明。(64)由于盗印翻刻得十分仓促，常常导致翻印错讹。如1897年积山书局所印的《中西时务类考》，在1898年被上海书局以《中西时务精华》的名字翻刻，1901年上海广益书室又以《分类时务精华》的书名翻印三次。有意思的是，戊戌本盗印的是丁酉本，而辛丑本盗印的又是戊戌本。几次翻刻只是将作序人的名字换一下，将序言里面提到的编者名字更动，其他一切照抄。就是这个序言，两个盗版在翻刻时也因为仓促而认错原版的草书，因而错讹百出，歧义丛生。(65)
    此外还有冒名伪作牟利的情形。1898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听说省城书坊在售卖时务学堂课艺大字刻本，买来读后发现“除字句讹舛不计外，其中荒谬可怪之语不一而足”，如真是时务学堂的学生所作，就该严加贬斥，绝无刊行之理。于是他“持诘学堂绅董及管堂委绅”，绅董们答称市卖的这种课艺实是冒名伪作，书中所收大多不是该学堂学生的亲笔，并将中学教习叶觉迈的籍贯广东东莞误为广东南海，西学教习王史的籍贯福建龙溪误为上海县。陈宝箴为此札饬学堂总理黄遵宪查办。(66)黄追缴了雕版，并报官府备案。可是不久却又看到“府正街叔记新学书局”在翻刻此书，只得登报禁止，强调“此后遇有刊刻本学堂课艺书籍，必须呈由本学堂鉴别其伪，核准批示，方许翻刻，不得复有假冒等弊。倘敢故违，一经查出，定将该书坊封闭严究，以示惩戒。”(67)然而，这种情况屡禁不止，不久黄遵宪又不得不再次出告示禁刻。(68)
    (三)流通与使用
    前文粗略罗列的书商名单虽远非完全，据此却亦能窥见新学选本的编印地多为沿海口岸城市如上海、香港、宁波，或得风气之先的一些省会城市如杭州、济南、长沙等。刊行书籍的最主要流通渠道有二。
    其一是使用出版者间固有的协作网络，以销售、代(寄)售的方式，直接在本地流通。如上海鸿宝斋在湖南、湖北、芜湖都有分庄，它们出的《洋务时事汇编》、《洋务备考》便在这些分庄及其他一些书坊发兑。(69)广学会纂印的《中东战纪本末续编》曾在上海本地的申报馆及东西邻申昌书画室、格致书室、北京路美华书馆、四马路大吉楼、庙园五凤楼出售。(70)又如1897年胡兆鸾编刻于长沙的《西学通考》曾在当地红牌楼青莲纸局寄售。(71)亦有异地代售情况，如长沙藩正街的实学书局曾兼售沪局时务算学各种书籍。(72)
    其二便是乡会试场。早在清末科举改革之前，传教士译印机构如广学会便在乡会试场外赠书，以此作为传播策略。(73)其1892年的年报中曾明确指出：“通过向聚集在帝国各主要科场的士人的指导，我们将触动不计其数的我们的追随者的心田。在一个省城的乡试科场上可以接触到一百个县的领袖们。”(74)广学会曾在1888年乡试时分发了2000册附有插图的《格物探源》，其中北京500册，沈阳500册，杭州250册，济南250册，还送了10000份《自西徂东》给南京传教士，由他们分给当地考生。(75)1892年会试时，它又在北京分发了35000册《中西四大政》。(76)传教士李佳白遇到有功名的人，常向他们赠送书籍。广学会赠送的书籍大多在书旁附注“考试时务揣摩秘籍”，还经常以“考试必读”字样为招揽，称“凡熟读是书者，作为时务策论，隶事运典，信而有征”。(77)
    于是，乡会试场便成了内地士子接触新知的重要场合。到1902年科举改制，情况更有所发展。是年全国有10个省份(78)同时补行因庚子之变而停考的乡试(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上海开明书店主持人夏颂莱便于七月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随行携了不少书籍去售卖。据他记载，文编类共带去9种书，销出282部，其中仅《策论新选》一书便卖了100余部之多，皆因“科场使然耳”。(79)1903年因为京师贡院被烧，癸卯会试借闱河南，开封成了各省公车聚集之地。这一年会试应到6000来人，其中误名不到者300余人，因此当时开封总共聚集了五千六七百余名举人。(80)开明书店的另一位股东王维泰即携书赴汴售卖。据王维泰记载，开封向无售卖新学书籍的书店，只是从1902年秋始有上海人来此开设时中书社，专卖“场屋书，间带新书”(即各种科场新旧射策书籍)而“颇有顾问者”。(81)这显然是因为1902年科举改制后的第一次顺天乡试亦借闱在此，素为天下之望的“北闱”使书商们嗅到了商机。山西举人刘大鹏亦参加了1903年开封会试，他观察到当地“时务等书，汗牛充栋，凡应试者均在书肆购买，故书商高抬其价，此皆名利之心”。(82)
    生产于口岸及省会城市的所谓“新知”以科场选本这种特殊的方式影响广大内地生员，这种情况都是在短暂的两年间突然发展起来的。
    广大正途生员骤然面对新的考试内容，急于选择考场参考书却又难觅门径。据夏颂莱回忆，他原是迫于长辈压力不得已赴试，因此售卖新书时不愿表明“考先生”的身份。可是后来发现，自己的科场经历竟对卖书很有帮助，许多内地顾客对新学摸不着头脑，却又欲选择于科考实用的新书，十分相信来自上海的考场经验。于是夏便改变策略，以上海考生身份售书，效果极好。据夏的观察，内地士人选择新书有一些奇怪的原则，一只问版式不问内容，二要价格便宜书册多，三要译笔晓畅易懂而不问观点是否正确，四看科场内是否实用。总之，是以性价比高，科场内实用为要，对书的具体内容并不加甄别。(83)
    据王维泰在开封的观察，他的顾客们对新书的了解层次不同“其间程度相去，正如七级浮屠”。其中大多数人必问《通鉴辑览》、《经世文编》，或《子史精华》、《四书味根》、《五经备旨》，因“未脱八股词章窠臼”，王以为属“最下乘”。有些人会买《朔方备乘》、《航海图经》及《泰西新史》、《政治艺学全书》等，王认为他们属“渐有新旧过渡思想，临文时能解调查者，为中下乘”。还有些人不仅为考试准备，也希望一旦登进后能继续了解新学，这些“讲求公法，详考路矿，采访学制，搜讨兵政、东西各书籍者”为“中乘”。至于那些能够“考察理化各科、工商诸业、殖民政策、建国主义者”，他们本就了解“新学”，只是以科场为发挥地，并不在乎得失，才能称为“上乘”。若有留心民约、社会、立宪、国法等问题，并且学有门径的“更上乘”和“无上上乘”者，王认为那才是“能造世界之英雄”，只不过千中无一，极难遇到。(84)
    开明书店的书商以对书籍的了解来衡鉴士人，实际上倒体现了清末“新学”书籍流通的范围。它们生产于口岸及省会城市，先为新式学堂书院学生所接触。后者与一些书商及媒体知识人等再以射策选本的方式重新编纂“新知”，并在科考年份在科场内外销给广大内地生员。“考先生”们以实用为指归的需求反过来又影响了书籍与知识的供应甚至创制。
    当然，清末对这类选本感兴趣并不仅是考场内外的“考先生”。如张之洞就曾通过赵凤昌购《原富》、《西史纲目》等书，还让幕僚张曾畴托汪康年在上海代买《西学通考》和《万国分类时务大成》。(85)戊戌年间湖南学政江标曾以“拟西学通考凡例”为岁科试题，《湘学新报》主编陈为镒的答卷被收入《沅湘通艺录》中。这表明新学射策选本的使用范围并不仅止于考场，而已成为一种特殊的知识载体。
    (四)引渡新知的特殊津梁
    晚清的新学选本随着科举内容变化而逐步出现与流行，并在清末蔚为大观。由于其自身编选宗旨与主体读者群的原因，这类选本呈现知识的方式与洋务时期的西学书报有很大区别，后者的目标读者是究心洋务者、学堂学生或维新士人。
    从表2、表3所列举的一些例子来看，这类选本有几种主要内容来源：(1)西学译本与报章文字；(2)洋务谕旨及章奏议论；(3)学堂策问答卷；(4)使臣游记；(5)一些传统经史典籍中与所谓“实学”、“时务”原则相通的内容。这些东西大致构成了20世纪初广大正途士人所骤然面对之“新学”的主体内容。
    选本以文摘或论文汇编、书目、类书、政书、名人录、编年体史书，甚至辞书体等各种体裁来组织编选上述内容。分目原则大多根据知识门类或实际操作领域“以事分类”，也有按照国别来分的情况，大概都是为了方便“临场调查”；亦有按照文体来分的文章汇编，方便作文；还有索性完全不分类只分卷者，情况多样。总体而言，按内容分者多，根据作者立场观点分者少。具体情况随着科举内容的几次阶段性变化而动，亦存在着明显的特征及差别。
    1895年前后，科举第一级考试的加试经古场中添设时务内容，有些地方的学政甚至将门类细化到律学、掌故、格致等，供考生选报。这一阶段新学选本的编选虽较前有显著增加，其体例仍与之前的洋务选本类似，针对经古新内容的特征不明显。分类上依事分类，按照洋务具体行政内容或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划分的较多，不过已有在这个框架下添加“西学”分目者。内容或为知识条目类编或为论文、文摘类编。书名喜用“洋务”、“时务”“富强”等，此与经古新内容当有一定关系。
    1897年至戊戌前后，清廷议设经济科、举。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新编印的助考射策书籍。喜用“经济”为书名，分类上出现以经济特科之六科科目为标准的划分方式，分类方式开始驳杂，往往以事分类与以体裁分类原则在一种书中并存。内容体裁上除知识条目与议论章奏公文外出现了大量的策问问答体汇编。
    1902年废八股重策论到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科举新内容不断增加。这一阶段新学射策选本剧增，多以“政治”、“艺学”、“各国”、“西学”为书名。分类上各种体例皆有，出现不少按照知识门类划分的选本，另有书目汇编、编年体史书、条目型辞书、西学丛书等各种实用的体裁。内容上除此前常见的章奏报刊议论、使臣日记外，新式学堂的课艺成为主要传抄转载的内容，另有书商专门组织编纂的条目型辞书、通考等。
    上述情况显示，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新知识新思潮的传播与科场需求紧密结合，其生产、流通、消费等过程无一不与清末思想史、知识史的一些具体变化互为因果，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甚至，新思潮推进下的科举改革反过来影响了新知识的再创制。
    清末射策选本数量庞杂，体例不一，风行时间也仅为晚清的30年，极盛期只有短短的5年。很快就因废科举、设立大学制度及现代学科体系的引入而退出人们的视野，因此鲜为学界所重视。然而其编选、裁剪、呈现新知的特殊方式，对晚清普通士人的影响，实际上不可低估。从19世纪60年代官办学堂教授新学培育“专才”起，到30年后“新学”走入普天下士人牵入考场的竹笥箱，知识的引渡是以射策选本这种十分具体而特殊的形式来实现的。它们不仅为我们考察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间的思想史过渡留下了极为具象的连接点，亦不断提醒我们，中国本土“近代性”的产生是发生在某些极为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下的。不对这些环节做详细考察，将无以了解辛亥革命前十年本土展开革命、启蒙等一系列话语的具体语境。
    注释：
    ①参见《贵州学政严修奏请设经济专科折》、《总理衙门遵议开设经济特科折》，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册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1—66页。
    ②康有为：《经济特科以得通才为主片》，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4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3页；《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1898.4.6)浙江巡抚廖寿丰折》、《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1898.7.13)总理各国事务奕劻等折》，《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册下，第67—73页。
    ③梁启超：《请将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饬各省生童岁科试迅即遵旨改试策论折(代宋伯鲁拟)》，《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306页。
    ④康有为戊戌前后直接或间接出奏建言都喜用“通才”一词，这种提法已经成了康党的某种自我描绘，对于这一点当时朝中大臣，甚至连光绪帝自己都是清楚的，因而此处的讨论自更有其具体的政治含义。参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75页。
    ⑤《壬子政务处奏定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六条》，《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5488—5490页。
    ⑥梁启超：《新政诏书恭跋》，《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1—22页。
    ⑦钟少华：《人类知识的新工具——中日近代百科全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陈平原、米列娜主编：《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李孝悌：《建立新事业：晚清的百科全书家》、《建立新事业：晚清的百科全书家(续)》，《东吴学术》2012年第2、3期。
    ⑧较早的论述有，周振鹤：《问策与对策》，《读书》1993年第3期；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章清：《晚清西学“汇编”与本土回应》，《复旦学报》2009年第6期；章清：《“策问”与科举体制下对“西学”的接引——以〈中外策问大观〉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总第58期，2007年；刘龙心：《从科举到学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总第58期，2007年；Benjamin A Elman(2000)，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Amelung, Iwo(unpublished), The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Knowledge during the Late Qing。
    ⑨许纪霖：《普世文明，还是中国价值？——近十年中国的历史主义思潮》，《开放时代》2010年第5期。
    ⑩1889年刊行的刘昌龄《策府统宗》之“‘本局主人’序”称：“策学之纂由来旧矣，近日盛行，推《渊萃》、《大成》二书为最”，“刘序”又自称“丁丑春德化蔡君梅庵有策学大成之辑。阅十年，友人或以翻刻多伪，虑滋贻误。”这里所指“二书”便是《策学渊萃》和《策学总纂大成》。参见刘昌龄等编《策府统宗》，鸿文书局清光绪己丑(1889)仲春石印本。又，笔者所见几处收藏单位所藏《策府统宗》皆为鸿文书局1889年石印本，不过据《申报》广告，似乎此书是由上海的同文书局刻板，为此还引出过盗刻纠纷。因此“序”所署的“本局主人”似应为同文书局创办人徐润兄弟。参见《同文书局石印书籍》，《申报》，1889年4月10日，第3张第1版；《策府统宗申明》，《申报》，1890年3月19日，附张第1版。
    (11)参见商衍鎏著，商志覃校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其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12)参见骆憬甫著《浮生手记——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纪实(1886-195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13)张之洞：《劝学篇·变科举第八》，《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册下，第56页。
    (14)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0页。
    (15)关于清代科举之经古试相关内容，可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其有关著作》，第3—10、29页。
    (16)王同愈光绪戊戌日记，见顾廷龙编《王同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291页。
    (17)《章贡双流》，《申报》，1895年8月21日，第1张第2版。
    (18)《江右试事》，《申报》，1895年8月25日，第2张第1版。
    (19)《西江考政》，《申报》，1895年9月2日，第5张第1版。
    (20)张元胪编：《中西时务策学纂要》，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仲夏焕文书局石印本，“序”。
    (21)李伯元著，韩秋白点校：《文明小史》，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88页。
    (22)参见《王同愈集》，第281—283页。
    (23)参见《王同愈集》，第281、284页。
    (24)《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4026页。
    (25)《浏阳县黎筑云大令县考牌示并二场时务题》，《湘报》总第32号，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华书局2006年影印本上册，第253页。
    (26)参见陈元晖，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76—78页。
    (27)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其有关著作》，第176页；夔笙(况周颐)：《天春楼脞语·记经济特科》(上、中、下)及《特科备列补记》，连载于1926年5月5—8日《申报》“自由谈”。
    (28)《〈经济萃报〉广告》，《湘报》总第98号，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一日，影印本下册，第900页。
    (29)零售《战纪》正编售价一圆五角，《续编》售价七角，《文学兴国策》售价二角，合计二圆四角，因此成套买优惠四角。《新著中东战纪本末续编每部七角》(广告)，《申报》，1897年4月15日，第1张第1版。
    (30)又名《分类洋务经济时事论》，1895年翻刻本名《洋务经济新学论》，都为同一种书。又有1901年翻刻本，参见表3第2行。
    (31)李长福序称其为“长白仲部郎”。
    (32)晚清以“求是斋”为室名者颇多，如丁绍基、慕寿祺等人皆是。本书编者自序称，“庚寅岁随薛叔耘星使出游英法意比等国”，其似应为1890年薛福成使团随行人员。参见求是斋主人《时务经世文编初集》及《二刻》。
    (33)江标序称，“李君弱冠即登贤书……先贾于外洋，继随使节游历各国，得保荣衔，于是益留心经世之学”，因此李凤仪应为洋务出身的使团随行人员。参见江标《时务分类兴国策序》，李凤仪辑：《时务分类兴国策》。
    (34)此书在晚清颇流行，版本不止一个。就笔者所见有清光绪丁酉(1897)夏五长沙初刻本，清光绪戊戌(1898)正月上海重印本和清光绪辛丑(1901)冬月上海书局石印本。
    (35)胡兆鸾，字律孙，长沙人，廪生，为《湘学报》“时务(原名掌故)类”编撰。参见汤志钧《湘学报编撰题名》，《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46—748页。
    (36)此书胡兆鸾序实为岳麓书院学生长沙人郭志正(字体吾，号直夫)代笔。参见郭志正《西学通考叙》，郭志正撰，杨树达编：《郭明经遗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123页。
    (37)张宝贤序称编者为“余友晏君文盛堂主人”，应为上海文盛堂主人书商南昌晏志清(海澜)，此人另编有浩瀚巨编《西学三通》。书正文第一页署“江右庐山老人编辑”，参见晏志清编《中西时务格致新编》，上海书局清光绪二十四年石印本。
    (38)此书序言及《申报》广告皆称应祖锡(韩卿)为编辑者，但书内正文前署“余姚邵友濂(筱村)纂定，永康应祖锡(韩卿)、句章徐毓洙(笑僊)校正”。参见《新辑经济通考续集出书广告》，《申报》，1903年3月29日，第2张第2版；邵友濂纂定：《洋务经济通考》，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鸿宝斋石印本。
    (39)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40)赵惟熙，字芝珊，江西南丰人，光绪己丑科(1889年)进士，翰林院编修，辛亥后署甘肃省都督兼民政长。1900年编此书目时任贵州学政。参见车吉心编《民国轶事》第10卷，泰山出版社2004年版，第4515页。
    (41)此书是1894年《分类洋务经济时事论》(光绪甲午仲秋长白吏隐仙馆石印本，又名《洋务新论》)的翻印本。删去原书“江苏候补道皖北李长福”序及原书第5、6两卷议论文并两个附录。1901年本目录页照抄1894年本，仅删去5、6两卷目名，录至第4卷，但实际上则是将剩余4卷内容拆成6卷，因此内容的分卷与其书目录页不合。1901年本另增加《国朝洋务新论》2卷17篇文章及李提摩太著《新政策》附后。有脱字讹字，如将1894年《论士宜兼习养民新学》篇名讹印成“论士宜兼习养民新法”，将《纪西国送信章程始末》篇名脱字成“纪西国送信程始末”等。
    (42)又名《中外政艺策府统宗》(印于封面)，《新辑各国政治艺学策》(印于扉页)。“分类各国艺学策”书名印于目录页及每页的页边，因本书四明陈文洙序亦称“颜曰艺学策”，故表3用此书名。清末此类选本使用书名往往十分随意，或与其经常多次翻刻盗印有关。参见陈文洙《序》，《分类各国艺学策》，清光绪辛丑年(1901)仲冬月上海中西译书会编印。
    (43)又名《新学类纂》。
    (44)又名《新辑政治策论汇编》。
    (45)王缙翰序称编者为“鸿宝斋主人”，张謇序称“滃州何君”，应为上海鸿宝书局主人滃州人何良栋。考何氏另编有《皇朝经世文四编》(1902)。此编慈溪陈邦瑞序称编者为“鸿宝斋主人”，后列何良栋自序署“滃州何良栋撰并序”。参校两书可知张謇所言“滃州何君”即何良栋。除上述两种选本外，何氏还编有《泰西艺学通考》及《五洲政艺丛编》等，亦由鸿宝书局分别于1901与1902年刊行。王缙翰：《新辑政治策论汇编序》，张謇：《中外政治策论汇编序》，见何良栋辑《中外政治策论汇编》，清光绪辛丑年(1901)鸿宝书局石印本；陈邦瑞：《序言》，何良栋《序》，见何良栋辑《皇朝经世文四编》，收入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76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何良栋辑：《泰西艺学通考》，清光绪辛丑年(1901)鸿宝书局石印本；何良栋辑：《五洲政艺丛编》，清光绪壬寅年(1902)鸿宝书局石印本。
    (46)又名《各国政治艺学分类全书》。
    (47)王登庸序称李为“坊友”，应为山东书业德书坊编纂人员。参见李守常辑《时务策论备要》，光绪壬寅(1902)书业德刻本。
    (48)书业德，山东聊城书坊。创设于清初康熙间，到1931年前后才衰落下去。其刻印的书包括经史子集各个方面，最盛时书板多达上千种，除聊城总店以外，还在济南、太原、祁县、中遥等地设分店。书业德还从江浙川闽等省购进大量书页，自行装订，加盖书业德印章销售，多这数百种，称为“南书”，自刻的书则称“府书”。引自瞿勉良编著《中国古籍版刻辞典》，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85页。本书封面有“书业德梓”字样，应为自刻本“府书”，参见李守常辑《时务策论备要》，光绪壬寅(1902)书业德刻本。
    (49)又称《万国政治艺学丛考》。
    (50)项思勋字玉书，元和人，曾于1897年起任上海南洋公学教习。
    (51)笔者仅见1903年版本，为第2版，初版时间不详。英文书名为Handy Cyclopedia，英文扉页编者仅署李提摩太名字，中文内页署“英国唐兰孟编辑”，《广学会书目》亦称“英国唐兰孟编辑”。又，“唐兰孟”疑与编辑The Handy Cyclopedia Of Things Worth Knowing(1911)的Joseph Triemens有关，无确证，待考。
    (52)仅就笔者所见此书有两种版本，一种有明治28年石川利之书并跋，列张序后；另一种有明治28年达甫王学熙书并跋附于全书末尾。两跋文字完全一致。按年份标注法，后一种似为翻刻本。另有未见的实藤惠秀所提“上海书局”发行本，宁夏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藏“蜀东善成堂”1904年石印本4册及铅印《中西各国名人言行》合订本等。参见[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71页。
    (53)李伯元：《文明小史》，第153页。
    (54)《改定湖南课吏馆章程》，《湘报》总第29号，清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八日(1898年4月8日)，影印本上册，第228页。
    (55)参见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
    (56)李氏在每一类下详述1至2人，第1类述马建忠与钱恂，第2类述陈寿彭，第4类述邹弢。李氏由人及书的分析方法颇能有效深入选本内部与具体内容，讨论其编纂方式的异同及原因；亦注意到编者间的亲谊、交友、籍贯等社会关系，颇收见微知著之效。不过，由于李氏未能摆脱普遍主义问题意识，如百科全书式知识类型的萌生，因而过分拘泥于“百科全书家”之定位，故其论虽能置于全球化叙事中，却未免稍背离本土实际历史脉络。因而未能据选本流行不同阶段之具体背景来分析情况之变化，复忽视了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类身影——书商。参见李孝悌《建立新事业：晚清的百科全书家》、《建立新事业：晚清的百科全书家(续)》，《东吴学术》2012年第2、3期。此文初稿刊于郑起东、史建云主编《晚清以降的经济与社会》(《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集刊》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57)《本馆新刻(到)各种时务书》，《湘报》总第106号，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1898年7月8日)，影印本下册，第991页。
    (58)《上海经济书局禀准京师大学堂新辑〈经济通考〉招股启》，《湘报》总第154号，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1898年9月14日)，影印本下册，第1513—1514页。
    (59)此是长沙广益书会，而非1900年创办、于上海的广益书室(广益书局前身)。
    (60)《〈经济策论汇纂〉广告》，《湘报》总第123号，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1898年8月9日)，影印本下册，第1192页。
    (61)《本馆新刻(到)各种时务书》、《商务行情长沙五月十七日日用各物时价表》，《湘报》总第106号，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1898年7月6日)，影印本下册，第967—968页。
    (62)上海鸿文书局同人编：《万国政治丛考》，上海鸿文书局1902年石印本，“序”。
    (63)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收入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161页。
    (64)《策府统宗申明》，《申报》，1890年3月19日，附张第1张。
    (65)参见《中西时务类考》，光绪丁酉积山书局石印本；《中西时务精华》，光绪戊戌上海书局石印本；《分类时务精华》，光绪辛丑上海广益书室三次石印本。
    (66)《本省新闻宪札照登》，《湘报》总第130号，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1898年8月17日)，影印本下册，第1264—1265页。
    (67)《学堂告示》，《湘报》总第107号，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1898年7月9日)，影印本下册，第998页。
    (68)《盐宪黄为尊饬再行示禁事示》，《本省新闻宪札照登》，《湘报》总第130号，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1898年8月17日)，影印本下册，第1265页。
    (69)《新出石印洋务时事汇编》(广告)，《申报》，1898年12月1日，附张第2版。
    (70)《新著中东战纪本末续编每部七角》(广告)，《申报》，1897年4月15日，第1张第1版。
    (71)《新刻西学通考》(广告)，《湘报》总第19号，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七日(1898年3月28日)，影印本上册，第152页。
    (72)《湖南实学书局》(广告)，《湘报》总第31号，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1898年4月11日)，影印本上册，第248页。
    (73)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4)《同文书会年报(第五号)》，《出版史料》1989年第1期，第35页。
    (75)《同文书会年报(第一号)》，《出版史料》1988年第2期，第26页。
    (76)《同文书会年报(第一号)》，《出版史料》1988年第2期，第33页。
    (77)唐才常：《日人实心保华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2—197页。
    (78)广东、广西、甘肃、云南、贵州等五省在辛丑年未停乡试，因此不补，河南因顺天乡试借闱而推迟至当年十月。
    (79)公奴：《金陵卖书记》，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91页。
    (80)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页。
    (81)王维泰：《汴梁卖书记》，参见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附录”，第330—331页。
    (82)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第121页。
    (83)公奴：《金陵卖书记》，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3册，第384—402页。
    (84)王维泰：《汴梁卖书记》，参见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附录”，第330—331页。
    (85)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51页。

（转引自：《近代史研究》(京)2013年5期）